必须承认，保罗·戈拉兹德的自杀让村长等拉博里的上层领导松了口气。不过，警察局长的立场就挺微妙了。
保罗在巴黎住院时，是妻子彩子把案件告诉给他的，就在警察闯进地下室后不久。虽然这让警察措手不及，但独守家中的妻子打电话给丈夫报告也很正常，没道理去责备毫不知情的她。
哪怕只是偶然，少年失踪的悬案也得到了解决。杜邦夫人的上吊尸体和被水泥填埋的失踪案受害人——过去的黑历史，似乎想拿这条大新闻给自己当挡箭牌。因此，保罗之死也是众人喜闻乐见的事情。
前一天，三月九日，保罗带着妻子彩子·戈拉兹德去巴黎两日一夜游，却突然患上了原因不明的急性肠胃炎，只得在当地接受住院治疗。他此次来巴黎，主要是为了在普莱易音乐厅欣赏巴黎管弦乐队（其前身“巴黎音乐院管弦乐队”在一九六七年解散，不久前重新改组为“巴黎管弦乐队”）。由于严重的腹泻和呕吐，他错过了难得的演奏会。
案件发生的几天后，大量棺材被悄悄从戈拉兹德宅搬了出来，被安葬在教堂墓园的角落里。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日，上午十点多的时候，保罗·戈拉兹德从医院的三楼病房跳窗自杀。事件发生在拉博里警察局准备行动（把他作为重要知情人控制起来）的时候。没有遗书。
除了肃清事件的牺牲者，其中还有保罗的前妻安东尼娅·戈拉兹德。然而，不会有墓碑去记录他们的名字。所谓家丑不可外扬。躲避责任和爱隐瞒的毛病早已渗入共同体，不可能在十年二十年内改过来。他们仍按照以前的方式秘密处理事情。
保罗·戈拉兹德为何要犯罪？又是怎么实施如此大胆的犯罪的呢？如今本人已经死亡，我们无从知道真相。
先不说二十四年前的肃清事件，现在有一个在伦敦被火化的安东尼娅·戈拉兹德，还有一个被水泥埋在戈拉兹德宅地下室的安东尼娅·戈拉兹德。两具遗体的谜题完全没有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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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地下室发现的棺材，墓碑上记载的死亡日期是一九五一年三月二日——好巧不巧，跟奥古斯特·弗鲁瓦萨尔的死亡日期一模一样。一九五一年正好跟一九六八年一样，一月一日都是从星期一开始的，但和闰年一九六八年不同，这一年的三月二日不是星期六，而是星期五。
恐惧与兴奋令身体颤抖不止，警察们神色紧张地相互点了点头。
另一方面，教堂的戈拉兹德家墓碑显示：安东尼娅·戈拉兹德死于一九五一年三月三日，星期六。伦敦的车祸发生在周末的自驾旅行中，所以这个时间没有问题。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就是盲点。当权者的明哲保身与小心翼翼让这一禁忌维持了整整二十四年，却让没有阳光的地下得到了治外法权的保护，催生出了开满淫靡之花的恶魔乐园。
同一个人，不可能存在两具死亡日期相差一天的遗体，但不管怎样，都无法改变受害人、施害人均已死亡的事实。所幸的是，世人都在关注横跨十七年的少年绑架杀人案。因此，咱们就无须让事情变得复杂化，这样也没什么好处。保罗·戈拉兹德引发的少年绑架杀人案，震撼程度可谓空前绝后。现在回过头去看，会发现案件全发生于保罗·戈拉兹德留在拉博里的短暂时间内。然而，大家一直忽略了这个事实，不仅是因为戈拉兹德家在拉博里的威望，其实也是因为发生在十七年前的两起案件，被当成了奥古斯特·弗鲁瓦萨尔犯下的罪行。
他们嘴上这样嘟哝，脑海里却有种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感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迎来终焉的一九四五年，保罗·戈拉兹德才十九岁，正在巴黎大学求学。后来，祖父埃德蒙·戈拉兹德、母亲露易丝·戈拉兹德于一九四六年、一九四八年相继过世，但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底他才回到拉博里。当时保罗二十五岁，刚和第一任妻子安东尼娅结婚不久。
“不会吧！”
与战前不同，地主无法光靠收租来维持生活了。保罗·戈拉兹德也决定在村公所上班，但这里毕竟是个小村子，哪有正好合适的工作。戈拉兹德的当家不可能在窗口为村民办理琐粹的手续。实际上，他的工作好像是陪村长马蒂厄先生聊天。
斯蒂芬和杰克都死了。而且，遗体在戈拉兹德宅！
一九五一年三月三日，保罗·戈拉兹德在伦敦郊外发生车祸，同乘的妻子安东尼娅当场身亡。此外，奥古斯特·弗鲁瓦萨尔的溺水事故发生在车祸的前一天，三月二日。而被水泥埋在戈拉兹德地下室的另一位安东尼娅，死亡日期也是这一天。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巧合意义非凡。
案件仿佛再现了十七年前的噩梦——所有人都如此认为。可当时的犯人奥古斯特·弗鲁瓦萨尔已经死亡。再怎么说这里也是个小村子，十七年内可能出现两个残忍的杀人狂吗？说不定两人只是接连离家出走了而已，搜查队始终找不到答案。
但更为关键的事实是，保罗在这场车祸中脊髓严重受伤，后遗症是生殖功能障碍。当然，没人泄露过这条私人信息，可我们不难想象本人所受的打击。保罗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在巴黎的精神病院度过了十七年的漫长岁月。
两人都是拉博里的少年，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五岁。村子不大，许多警察都见过他们。在过去的几周里，新的少年失踪案令拉博里村民陷入了难以言说的恐惧，而这两人正是警察拼命搜索的当事人。
他能穿过这条漫长的隧道，可以归功于为他治疗的心理医生彩子。彩子是位美丽的心理医生，父亲是日本人，母亲是法国人，现年二十七岁。而把她介绍给保罗的，是保罗的朋友兼律师萨姆森·菲利普。看来他介绍对了。
“杰克·马尔索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四日生一九六八年二月七日卒”
当走投无路的病人遇上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精神科医生，而且是年轻的女心理医生时，病情就会迅速地好转——人即使失去了生殖功能，也不会失去爱欲。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老年人和其他大众都用行动验证了这一真理，而保罗的复活更是重新证实了这个想当然的事实。
“斯蒂芬·贝尔川一九五一年七月十九日生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九日卒”
深深信赖着彩子的保罗，随后娶她为妻，再次回到了拉博里。时间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底。此时，保罗已经是四十二岁的中年人了。他收获了年轻聪明的伴侣，还重新回到了村公所，可他并没有满足于这份安稳的幸福，又一次把魔爪伸向了年轻的少年。
但旁边的另外两块墓碑，让他们隐隐约约的疑惑变成了不容动摇的肯定。
检查过被水泥填埋的四名少年后，证实棺材里的遗体确实是墓碑上标注的本人，而且，所有人都是被勒死的。犯罪细节并不清楚，受害人身上没有任何损伤算是唯一的救赎。
然而，亨利·纳尔瓦和皮埃尔·兰斯的遗体被埋在了戈拉兹德宅？难道说……不，怎么可能！
在犯人死亡的情况下，警方已然没有了继续搜查的意义。这让领导们再舒心不过了。受害人的遗体由各自的家属进行埋葬，再从保罗·戈拉兹德的遗产中拨点儿应得的补偿费给他们，这样就能把事情给压下去了。
弗鲁瓦萨尔在拉博里开了家自行车店，同时也是一名运动员，活跃在法国各地的自行车赛上。他的姐姐是法国前田径代表选手杰奎琳·皮尔斯，令拉博里骄傲的著名选手，其弟弟竟然是残忍的杀人犯，此事对村子造成的巨大阴影无法用语言来概括。从那以后，英雄杰奎琳再也没踏上过故土。
剩下的课题，就是如何为奥古斯特·弗鲁瓦萨尔平反了，他不仅被污蔑为少年绑架杀人犯，还有可能遭遇了谋杀，只是被伪装成了事故而已。马蒂厄村长似乎在暗中商讨此事的对策。他们计划把他住在美国的姐姐杰奎琳·皮尔斯邀请到拉博里，与村民重叙旧谊，以作为对她的道歉和补偿。
犯人叫奥古斯特·弗鲁瓦萨尔，当年二十九岁。他在河边的土坝上骑行时不慎跌落河中，溺水身亡后，人们在他家里发现了失踪少年的头发和衣服。
警察局的观点等于是全村人的意见。由保罗·戈拉兹德引发的一连串杀人案就这样落下了帷幕，留下了诸多的疑团。
他们都是十七年前失踪的少年，最后沦为了残忍变态的饵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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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兰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八日生一九五一年二月三日卒”
另一方面，黛芬·杜邦的上吊案本是一切事情的导火索，搜查工作却始终一筹莫展。
“亨利·纳瓦尔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生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三日卒”
越搜查，反而越混乱。案件的最大问题是：假如这是他杀，根本就没有可疑的犯人。
被这一声叫唤引来的警察们，在旁边的棺材前发现了更难以置信的墓碑名。
从解剖结果来看，死亡时间估计在三月十日的上午七点至八点间。正是彩子·戈拉兹德回家发现尸体的不久前。胃内空空如也，体内没有检测到酒精和毒药，别说施暴，手脚连捆绑的痕迹也没有。受害人进行了梳妆打扮，由此看来，案件应该发生在当天正常起床后，吃早餐以前。
二十三岁英年早逝的当家夫人——不过，她好像在伦敦郊外遭遇车祸，并在英国被火化了，现在不是被埋在拉博里教堂的戈拉兹德家的墓地里吗？
受害人的身体和衣服上都没有打斗的痕迹，犯人很可能是她熟悉的人。房子里没有东西失窃，且如果犯人是盗贼，即使被受害人看到了脸，也只要当场解决就可以了，何必大费周章把人吊在天花板上。再者，外人也不知道阁楼里有没有绳子。
“安东尼娅·戈拉兹德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生一九五一年三月二日卒”
彩子说自己回家时，大门确实上了锁。前一天晚上，她就打电话告诉杜邦夫人自己早上回来，所以很纳闷怎么锁上了。但是也不必特意按铃叫管家过来，她便用自己的钥匙打开了门。
因为那块墓碑上，竟写着安东尼娅·戈拉兹德的名字——她是保罗·戈拉兹德十七年前去世的第一任妻子。
戈拉兹德宅还有一扇与后院相通的便门，可警察已确认这扇门也是锁着的。如果彩子不是犯人，就意味着犯人是在行凶以后，把门锁好了再离开的戈拉兹德宅。
也难怪他会发出诧异的声音。
那么，犯人哪儿来的门钥匙呢？受害人的衣服口袋里，仍装着她随身携带的钥匙串。备用钥匙当然也有，但是在书房的抽屉里原封未动。如此一来，犯人肯定原本就有门钥匙。警察做出这样的判断也合情合理。
“喂，这是什么情况？”
可他们很快就会知道，这其实是死胡同的入口。因为符合条件的人寥寥无几，而且每一个都不可能是犯人。
然而，有位警察正兴致盎然地观察墓碑时，发现其中一副棺材上不仅盖着豪华的织布，上面还放了个黄金十字架。
首先是当家保罗·戈拉兹德，案件发生的前一天（星期六），他和妻子彩子一同待在巴黎。而且，九号的晚上到十号的早晨，他还因为急病住进了当地的医院。当然，期间有多名医生、护士在照顾他，片刻都不可能溜出病房。这样还怎么讨论他的动机。他绝不可能犯下此次案件。
虽说是棺材，其实只是简单的手工木箱，勉强看得出对死者的哀悼之意。棺盖上放着木制的十字架，每副棺材前都立有简单的墓碑，记录了死者的姓名和过世日期。
其次是第一目击者彩子·戈拉兹德，先抛开她的动机，从物理角度来讲，她不可能犯下这起案件。毕竟她身材娇小，身高一米五五，体重四十二公斤，难以把身高一米七二、七十多公斤的受害人吊在螺旋楼梯的空洞里。不，她光是把绳子挂上天花板的铁钩，就已经很困难了。
处理完现场的遗体后，只要等鉴定科过来就行，期间也没什么事情可做。留在现场的警察便又环视了一遍地下室。他们突然生出了好奇心。这里原本是地下贮藏室，除了煞风景的板墙，再没有其他装饰了。而地下室的一角，居然整齐地摆放着二十多副棺材。
不仅如此，从时间上看，也很难说彩子是犯人。案发当天，她乘坐早班车从巴黎出发，于七点四十七分抵达拉博里站，且车站人员和多名乘客也有目击到她。丈夫紧急住院，她只是回来拿钱和换洗的衣服而已，身上就带了一只手提包，看起来表情僵硬。
因为地下室里接连发现了难以置信的东西。戈拉兹德宅的地下室里沉睡着许多村民。法国刚从纳粹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时，他们便死在了那场名为“肃清”的动乱之中——即便是战后出生的警察，也都知道这件事情。
最后看到她的人是一家面包店的老板娘，店铺位置离戈拉兹德宅较近。据说两人有正面打招呼，时间是七点五十五分。就算快步赶往戈拉兹德宅，也需要七八分钟，因此彩子称自己八点后到家的证言没有可疑之处。
无论如何，警察必须判断出这是他杀还是自杀。若是他杀，就得立刻展开搜查。虽然他们重新打起了精神，可随即出现的大骚动却把这股干劲儿给浇灭了。
彩子于八点零八分打电话报警，警察在十一分钟后赶到，也就是八点十九分。不管彩子怎么努力，也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受害人吊在螺旋空洞里。
一名警察剪断了绷直的绳子，另外三人轻轻把上吊者抱了下来。他们先让人躺在地板的垫子上。尽管心肺已停止活动，但身体仍有余温，说明刚死不久，如果再早一点儿发现，得救的可能性很大。这令警察感到遗憾万分。
那么，最后一个有门钥匙的人——让-路易·莱斯库尔呢？
不管怎样，他们开始检查上吊者的身份。跟预想的一样，绳索紧紧缠绕在脖子上，邋遢的脸庞虽已变形，但无疑就是戈拉兹德家的女王——黛芬·杜邦。
让-路易现年四十六岁。和受害人一样，很早以前就在戈拉兹德家服务。他被前当家埃德蒙·戈拉兹德相中，深受其信赖，即使到了保罗这代，在当家缺席的十七年间，家中的事务管理也都交给了他。虽然想不到有什么动机，但他确实具备犯罪的身体条件，自然受到了警察的关注。
用斧头劈开门后，警察们一齐涌入地下室。这里既没有隔断也没有家具，有的只是宽敞的空间。除了中央有个螺旋楼梯的空洞，便再无与外界的联系了。扯一下绳子，电灯瞬间点亮，看来二十四年间这里没有被完全尘封，却也没有频繁使用的痕迹。
毕竟让-路易身材高大，身高一米九五，而且，平日的体力劳动还让他练出了一身肌肉。抱着受害人的身体，把她推出螺旋楼梯的扶手应当是小菜一碟。
通往地下室的楼梯被上锁的厚重门扉给堵住了，任何人都进不去。警察对此清楚得很，可现在人命关天。最终，在得到戈拉兹德夫人的同意、用无线电取得警察局局长的许可后，现场的警察决定破坏门扉，直接闯进地下室，采取这一行动也算是合情合理。
然而，他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他到这把年纪仍然未婚独居，案发当天，天还没亮他就带着三个同伴去河边钓鱼了。戈拉兹德夫妇提前定好了巴黎之行，若非如此，忠心耿耿的佣人似乎也无法尽情放松了。据说让-路易早就制定了此次计划。
戈拉兹德宅是座老建筑，天花板很高，地下室也修得特别深。就算从上往下望，警察也看不清下面的情况。他们也犹豫过，要不要把绳子直接拉到楼上来。可如果上吊者还没彻底断气，这样做反而会害死人。
钓友于早上四点半在让-路易家集合，吃完早餐，众人开始准备三明治便当和咖啡。五点驾车离开拉博里，在下午三点返程前一直是集体行动。在犯罪时间上午七点到八点间，他确实跟其他同伴在当地一起钓鱼，不在场证明没有问题。
接到报警后，警察飞速赶往戈拉兹德宅，他们做的第一件事，自然是解救上吊者。虽然无法确定，但从发型、服装来看，上吊者极有可能是杜邦夫人，何况家里还找不到她的人影。案件发生的状况和时间尚不明确，人说不定还有一口气，警察理应争分夺秒才对，可事情却没这么简单。
这下进死胡同了。
如果这发生在普通的房间里，或者她的身体停留在螺旋空洞的上方，警察们也不至于闯进地下室。如此一来，保罗·戈拉兹德的恶魔行径肯定仍被掩藏在隐秘的面纱之下。从结果来看，黛芬·杜邦的缢死也等于掐住了儿子的脖子。
可疑的犯人一个都没有，搜查根本无从入手。随着时间流逝，搜查官对他杀产生的怀疑也会逐渐消散。仔细一想，虽然黛芬·杜邦被揶揄为戈拉兹德宅的女王，可她终归是个管家。真的有人会去杀害这样一个老女人吗？
这场骚动的开端，是因为黛芬·杜邦的身体被吊在了螺旋楼梯的空洞里，而且脚正好悬在地下室的地板上方。
警察的观点逐渐偏向自杀，也是顺理成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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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在全村人的意见下，黑暗的历史被深深封印在了戈拉兹德宅的地下，如今它又重见天日——且最令人惊讶的是，震撼拉博里的恐怖犯罪同时也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
对于虔诚的天主教徒而言，自杀即犯下重罪，黛芬·杜邦不可能违背教堂的教诲。退一万步讲，就算她要自杀，也有许多更稳妥的方法——随着他杀论陷入僵局，这些常识性的质疑也逐渐消失了。
这等人物的离奇死亡，在小村庄里已经算大事儿一件，可事情还不止如此。这起怪异的上吊案破除了戈拉兹德宅二十四年来的牢固封印，打开了潘多拉之盒。
天主教徒也有杀人犯，自杀同理。况且自杀的方法也不分什么稳不稳妥。她个子高，加把劲儿就能够到天花板的铁钩，也能把绳子挂在铁钩上，还能在缠好脖子后翻越楼梯的扶手——这实行起来完全没有问题呀！没有挣扎的痕迹，手和脖子上也没有杀人案中常见的防卫性擦伤，这些都是自杀的有力证明。
案发当天是星期日，女佣们下午才来上班。她先报了警，但是害怕得不敢待在现场。在警察赶来之前，似乎一直在屋子前瑟瑟发抖。实际上，死者黛芬·杜邦并非简单的管家。她是前当家埃德蒙·戈拉兹德的情人，据说也是现当家保罗·戈拉兹德的亲生母亲。保罗曾因意外车祸患上了精神疾病，被迫接受长期疗养，在当家缺席的日子里，她独自一人守住了戈拉兹德宅。由于女佣的低贱身份，直到最后也没人把她当作戈拉兹德家的一员，但村民们一致认为，她称得上戈拉兹德家的真正主人。
而彩子·戈拉兹德的描述，更加坐实了自杀论。
前一天是三月九号，星期六，她与丈夫保罗待在巴黎。二人原本计划在巴黎的酒店里度过周末。没想到，保罗在当地突然患上急病，被紧急送往医院。无奈之下，她只身坐上次日清晨的首班车赶回家中，准备拿些换洗的衣服和现金，结果却看到了出乎意料的画面。
根据她的供述，丈夫保罗似乎是个极端的秘密主义者。考虑到他所做过的事，倒也能够理解，但没想到的是，他从未向妻子彩子坦白过戈拉兹德家的隐情。包括管家黛芬·杜邦是保罗的亲生母亲，也是彩子从道恩医生那儿听说的。米歇尔·道恩是戈拉兹德家的主治医生，现年五十二岁。就如道恩承认的那样，保罗似乎从没把杜邦夫人当作过母亲。
发现者是这个家的女主人，戈拉兹德夫人。她是个年轻的少奶奶，半年前才与现当家保罗·戈拉兹德结婚，是保罗的第二任妻子。
离开巴黎的前一天——三月八日晚上，彩子听到了丈夫与杜邦夫人的奇妙对话。当时她半夜突然醒来，下楼找热饮喝，却听见厨房里传来了说话声。彩子停下脚步仔细聆听，其中一人明显是杜邦夫人的声音，她在恳求对方收手。而另一人的声音很是模糊。
她扎好了头发，还化了妆，身上穿着标志性的黑色衣服。这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我们无法立刻断定，但从外表来看，并没有抵抗挣扎的痕迹。
但在这个时间点，除了自己，家里只有丈夫保罗和杜邦夫人了。即使平常装作互不相识，他们也是亲生母子，肯定也有想说知心话的时候。在避人耳目的深夜厨房里，两人正在进行亲子交流吧。彩子悄悄折回了卧室，可事后回忆起来，杜邦夫人或许想在最后关头劝儿子改过自新吧？
死者叫黛芬·杜邦，五十九岁，是侍奉了戈拉兹德家四十多年的住宿管家。
结果，彩子·戈拉兹德的这段证言成了决定性的证据。黛芬·杜邦肯定知道有新的尸体被接连搬进了戈拉兹德宅的地下室里。不，她本来就是戈拉兹德宅的主人，怎么可能不知道。如此想来，便能理解她为何故意选那种方法自杀了。
蜘蛛丝——熟悉日本文学的人如果看到这幅画面，心里定会生出这样的感想吧。释迦牟尼向极乐世界的莲池投下一根长长的蜘蛛丝，而蜘蛛抓着它坠入了底下的地狱。从三楼俯瞰螺旋楼梯，其实还真有点儿像。
为了不让儿子的罪孽继续加深，母亲只得献出自己的性命。要慰藉牺牲者的灵魂，她只有让自己的身体悬挂在地下室上方，才能保证警察会进入地下室。可以说，黛芬·杜邦的儿子确实明白了她的意图吧。
绳子的顶端悬挂在空洞的顶部——阁楼天花板中央的铁钩上。绳子全长约十五米。长度调节得非常精准，尸体的脚刚好悬在地下室的地板上方。
起初，拉博里村满是对杀人犯的愤怒和对当局不作为的斥责，可随着事件的降温，伤感与感慨却逐渐扩散开来。女王之死令戈拉兹德家的历史落下了帷幕。
女性的脖子上缠绕着登山绳。不是新买的，似乎一直收纳在戈拉兹德宅的三层阁楼里。
戈拉兹德家的财产今后会流向何处？这是人们关心的下一个问题。实际上，与彩子再婚后不久，保罗·戈拉兹德就把正式遗书交给了律师萨姆森·菲利普。根据遗书，现金、存款、所有的动产都留给妻子彩子，并赋予她戈拉兹德宅的终身居住权。此外，手下的田地全部无偿分给佃农们。而彩子逝后，就用水泥填埋戈拉兹德宅的地下室，然后拆除整座建筑。结尾他写道，希望把空地开发成公园，由村子来管理。
圆筒状的空洞构成了螺旋楼梯的中心，从天花板直通地下室，而在里面发现上吊的女性尸体，是在三月十日的早晨八点多。
从中我们可隐约窥见这位千古罪人的复杂原貌：他对罪行的隐瞒与赎罪，以及对一无所知的新婚妻子的爱意。
因为是三百多年前的老建筑，所以家里没有电梯。上下楼当然靠的是楼梯，而贯穿房屋中心的螺旋楼梯正是戈拉兹德宅的一大亮点，木制踏板擦得锃亮，木扶手同样富有光泽，如盘绕的蟒蛇般描绘出优雅的曲线。
可不知为什么，这位黑发黑眼睛的美丽遗孀放弃了一切继承权。彩子说没有继续留在村里的理由了。她似乎心意已决，等张罗完丈夫与婆婆的葬礼，就永远地离开拉博里。
案件发生时，只有三个人住在戈拉兹德宅：现任当家保罗·戈拉兹德夫妇，以及管家杜邦夫人。与偌大的房屋相比，虽然略显寂寥，但白天有几名佣人来上班。从这坚固的构造来看，很难说他们比村里其他人家更无防备。
这位继承了东方血统的年轻少夫人一出现，村里就悄悄流传着“她是为钱而来”的声音——谣言似乎出自邮政局局长戈达尔夫妇和食品店老板德尔博斯夫妇。而彩子用行动证明，爱说三道四的小人都是口说无凭。
戈拉兹德宅是座三层建筑（包括阁楼），下面有间地下室，挖掘得很深。它原本被用作贮藏室，但似乎早已失去了这一用途。人们一直以为，这间地下室在二十四年前被当时的戈拉兹德当家——埃德蒙·戈拉兹德给封锁了。自那以后，应该没人再进过地下室，不料本次案件却揭发了这个谎言。
三月中旬的一天，保罗·戈拉兹德的葬礼在拉博里教堂悄然举行。
戈拉兹德宅坐落在小山丘上，是座用石头砌成的坚固宅邸，离村子中心有点儿远。那粗犷而封闭的外观使人联想起要塞或监狱，可人们对它避而远之的原因，并不在于它的外观。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维希政府垮台，在随后的混乱时期里，村中发生了一连串的悲惨事件，令人们在二十四年后的今天仍把这座宅邸视如忌讳，连官员也是一样的态度。
参加弥撒时，这位戴黑面纱、穿黑丧服的遗孀神情凝重，始终毅然地昂着头。其他出席的村民只有主治医生道恩、常年侍奉戈拉兹德家的让-路易·莱斯库尔。村长马蒂厄夫妇并未到场。
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经济形势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不少法国地主相继转让土地，渐渐失去了往日的权势。戈拉兹德家也不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时间过去了二十五年，大地主的势力已今非昔比，但戈拉兹德家依然是拉博里的特殊存在，而这其中有某些非同寻常的原因。
莱斯库尔像钢板一样面无表情。旁边的道恩则一反常态，表情严肃地瞪视着天空，他把戴了多年的名牌无框眼镜换成了最新流行的银框眼镜。值得关注的是，保罗的朋友兼律师萨姆森·菲利普专程从巴黎赶来，对遗孀频频表示出关心。
戈拉兹德家曾经是统治拉博里村的大地主。由于法国大革命，原本一手遮天的地主封建制度被统统作废，但这并不等于所有农民都升级成了自耕农。多数贫农并没有自己的土地，依然是地主手下的佃农。戈拉兹德家在拉博里拥有广阔的土地，事实上，有少数农民一直处于他们的管理下。
微弱的阳光穿过云层，唯独教堂的钟声响彻四方。
在法国北部的小村庄拉博里，历史悠久的戈拉兹德家发生了一起惊天动地的案件。
村民日夜仰望的那座黑暗石馆，离拆除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日，星期日。
而这，便是拉博里村的昔日霸者——戈拉兹德家的终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