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留下遗言，要把死后的终生养老金分给杜邦夫人和让-路易。这笔金额足以过上平凡的生活，但让-路易似乎并不想虚度余生。等解决好戈拉兹德家剩余的业务后，他说要移居到芃休去。
“你们以后打算和让-路易一起经营酒店吗？”
“让-路易曾经救过我一命。”
吉吉露出了有点儿得意的微笑。
吉吉点点头，静静地开始了讲述。
“这是卢克做的。除了做菜，他也擅长做甜品。本来是想让您带到火车上吃的。”
表情虽然克制，但从中能看出她坚定的意志。
这段时间都没吃过蛋糕，我不禁发出了愉快的声音。
“我在拉博里长大。生于农民家庭，父母兄弟都是平平凡凡的法国人。所以，如果没有那场战争，我肯定就在这村子里度过一生了。
“谢谢。看起来很好吃呢。”
“然而战争开始了，法国败给了德国，德军连这种小村庄也没放过。您可能无法想象，当时真的很悲惨。不管他们如何嚣张，我们法国人也只能默不作声地看着。其中也有人投身于地下运动，可大多数人还是害怕告密，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我也讨厌纳粹，但德军里面有个叫戴德利的人。”
宽敞的厨房里，充满了现泡咖啡的醇香和吉吉散发的活力。我们刚在佣人专用的餐桌旁坐下，吉吉就打开了自己带来的硬纸盒，里面塞满了色彩鲜艳的小蛋糕。
戴德利？难道吉吉跟德军……
吉吉拦住了我，熟练地泡起了咖啡。
“戴德利彬彬有礼，比我身边的法国男人纯真多了。初次遇见他的时候，我才十九岁。我没有被特权迷昏了头脑，跟其他内奸不一样，我只是单纯地爱他。我的亲朋好友们，也没有一个讨厌戴德利的。然而，当法国解放、德国人被赶走后，大家就立刻责怪起我来。说我是德国人的妓女……我们本打算等战争结束后就结婚的。”
“我来泡吧，太太您坐下。”
“当时的事情，我在书上也看过。”
案件发生后，女佣们就没有来上班了。只有让-路易露面，忙着料理剩余的业务。我不想见到任何人。有让-路易买来的午餐肉、奶酪、面包、水果就够了。
听到我的话，吉吉皱起了眉头。
我领着她走进厨房。
“跟德国人有来往的女性被拖到公众面前剃光头，您见过这样的照片吧？没错。那就是当时的我了。没有一个人来帮我。男的女的都指着我的脑袋嘲笑我。也是我自作自受吧。但那样还不算完。您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吗？在我哭着走回家的时候，竟有七八名年轻男子在半路上埋伏着等我……他们是戈拉兹德家的下人，其中也有我眼熟的人。
“要一起喝咖啡吗？”
“当时，为了给被纳粹处刑的儿子们报仇，埃德蒙·戈拉兹德老爷命令手下的男丁找出内奸。村里杀气腾腾。除了埃德蒙老爷，也有其他村民在抵抗运动中失去了丈夫、儿子，因此没有人出面阻止。确实有人加入了纳粹，尝到了甜头。但有的人只是跟德国人关系好而已，却被他们杀来解恨。”
吉吉又杵了一会儿，但进屋之后，她立马睁大了眼睛环顾四周，一脸稀奇的样子，似乎是第一次进来。
她语气激动，仿佛已经忘记了我的存在。
这里如今变成了停车场，以前是花坛吗？
“那群人把我拽到了戈拉兹德宅前。您刚才看到了吧？他们把我推进庭院深处的亭子里，准备轮奸我。完事后只要杀了我再扔进地下室就行了。毕竟里面堆满了其他被私刑处死的尸体。无论是警察、军人还是村公所，大家都假装视而不见。”
“我最后一次来这儿，是在一九四四年的秋天，当时法国刚刚解放，这一片是座庭院，那边有个亭子。”
也许是当时的恐惧再度来袭，吉吉表情扭曲，她捂住丰满的胸脯，痛苦地吸了口气。
我打开了大门，可下车后的吉吉只是愣愣地凝视着门前的广场。
我都不忍去问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这里冷。咱们进去吧。”
“但就在此时，让-路易来救我了。他也是戈拉兹德家佃农的儿子。虽然是他们的同伙，却跟那群畜生有着天壤之别。让-路易举起猎枪，说‘快停下！不然我开枪了！’”
三月的法国北部依然寒冷。吉吉穿着和眼睛颜色一样的浅绿大衣，与前阵子在芃休的“乐卡克”见面时相比，看起来年轻了不少。
“你因此而得救了？”
那样的事件过去才没多久，她脸上却挂着无忧无虑的温柔微笑。
我不禁松了口气。
“让-路易告诉我，您今天要离开拉博里了。”
吉吉缓缓地点了点头。然而，她瞪大的双眼依然充满了紧张。
是吉吉。
她用干涩的声音继续讲道：
车上的人似乎看到了我。我从包里掏出钥匙时，驾驶座的门打开了，一名胖乎乎的中年女性从里面探出头来。
“但试图制服我的两个人仍旧没有住手，他们被子弹近距离射中了脑袋。剩下的人见状后四散而逃——那种人都该死！”
从教堂墓园回到戈拉兹德宅后，发现大门口停着一辆陌生的白色小车。
漫长的沉默降临了。
*
恶灵的笑声回荡在寂静的房子里。气氛安静得毛骨悚然，以至于我产生了这样的错觉。
我用力握住了剪刀。
逼着我和让-路易杀人的恶灵，就栖息在这座房子里。连原本天真烂漫的吉吉也露出了疯狂的眼神，一股寒意涌上心头。
妈妈！
“你有这样的想法，也是情有可原。”
母亲的声音在耳畔响起。
我好不容易才挤出了这句话。
之后会给你寄照片的，敬请期待。
“不好意思，是我激动了……”
母亲没有被邀请到戈拉兹德宅。一位和父亲很像的俊男邀她去英国兜风，她只是高兴得忘乎所以了而已。对方杀死她用来当妻子的替身，并伪装成一起车祸。然而，她并不知道自己是因此被选中的……
吉吉突然清醒了过来，连忙向我道歉。
我一直以为母亲是在戈拉兹德宅遇害的，但有一处细节令我发现这是个严重的误会。那便是前妻安东尼娅·戈拉兹德随身携带的珍珠十字架项链。纤细柔软的珍珠一直完好无损，理由只有一个：在那场车祸中身亡的女性并不是安东尼娅，而是我的母亲尼科尔。
她是在后悔不小心激动地说出了真心话吗？
这封信都快被我读烂了，一字一句早已刻在心底。此时，母亲的声音在头脑深处响起，她在向我诉说。
“没事儿。我既不是地主，也不是你的雇主，你不必道歉。”
法国北部的拉博里村里，好像有座跟中世纪城堡一样的老房子，今天，我竟然收到了城堡主人的邀请。
听到我的话，吉吉露出了拘谨的笑容。
但是此刻，最后给我力量的并非他的话语。
微笑的深处，可隐约窥见那个与敌国士兵坠入爱河的天真少女的影子。
我再次想起了让-路易的指示。
吉吉又缓缓地讲述了起来：
*
“让-路易开枪打死了手无寸铁的同伴，其实应该被杀掉的。即使幸免于同伴间的私刑，他也定会被警察抓走。那样一来，判他死刑也理所应当。不过，埃德蒙老爷救下了他。让-路易是杜邦夫人的亲戚，可能也有这个因素吧，但埃德蒙老爷是个公正的人，他说用暴力侵犯女性的人死有余辜，禁止一切报复行为。然后，让-路易被雇用为戈拉兹德家的男佣。如此这般，警察也就无法插手了。在当时，戈拉兹德家的权力之大是今天无法想象的。
剪刀放进厨房的抽屉里，床单和枕套放进洗衣房的篮子里就行了。要洗的东西装在洗衣篮里很正常。何况，警察也不可能搜查那种地方。
“只是，我也说不清这样到底好不好……自那以后，让-路易就成了戈拉兹德家的奴隶。薪水当然不差，他很感激埃德蒙老爷，但却失去了自由。在埃德蒙老爷去世、保罗先生成为当家后，情况依然没有变化。与举止大胆、宽宏大量的埃德蒙老爷不同，保罗先生是个绅士，内心认为男佣跟虫子没什么两样。虽然没有追究杀人的罪行，但是让-路易一直被人抓着把柄，在戈拉兹德宅里关到了这把岁数。”
确定杜邦夫人的身体悬挂在空中后，就把床单收起来，再把另一处绳结也摘掉。当然，别忘了回收用完的枕套。
吉吉的声音再次激动起来。
关键在于，您右手使用剪刀时，左手得牢牢抓住床单的打结部分，如此便能防止绳结掉进地下室。
让-路易憎恨保罗——在话题转向微妙的方向前，我最好把它拉回来。
*
“那你后来怎么样了呢？”
剪断扶手上的绳结后，吊床瞬间崩塌，杜邦夫人的身体失去了支撑。裹住全身的枕套上方，有两处被粗绳绑在了楼梯的扶手上。她的身体会穿过圆筒状的枕套，垂直坠入下方的地狱吧。
我漫不经心地转移话题，吉吉的表情这才柔和了下来。
我从包里拿出剪刀。
“让-路易推荐我在芃休找工作，说自己的发小卢克在那边。卢克跟他一个年纪，两人关系一直不错。”
然而，现在没空犹豫了。时间会分出胜负。
“然后你喜欢上了卢克？”
让-路易的说明简单明了。而此时此刻，它化为不可动摇的现实呈现在了眼前。我的身体颤抖不止。
吉吉点了点头。
*
“我能有现在，都要感谢让-路易。如果没有他，就算当时我没被杀死，我也不觉得自己能活下去。所以，哪怕……”吉吉眼眸低垂，“哪怕他真的杀死了杜邦夫人，我们也站在他那边。”
如此，她将迎来三月十日星期日的早晨。
她的话语如刀刃般刺向了我。
我会让杜邦夫人在这样的状态下度过一晚，就是可怜了点儿。期间，她吃的晚餐会被消化掉，胃内变得空空如也。失禁了也没什么，毕竟上吊的人都免不了失禁。
“可那是……”
如此一来，无论是把杜邦夫人的身体搬上螺旋楼梯，还是用绳子缠住她的脖子，抑或是把她放在亚麻吊床上，一切都变得轻而易举。当然，明眼人都知道，身材娇小的您做不了这些……
自杀吧？我把话咽了回去。
对手因突然的袭击而手忙脚乱，趁她反击前，我再抓住双层枕套的外围部分，用力往下拉。这下从头部到膝盖，几乎全身都被筒状布套给裹住了，她的下半身也会失去自由。
这时候应该说什么才好？
枕套长一百五十厘米，宽六十厘米，很适合用来包住杜邦夫人的身体。话虽如此，一口气罩下去还是长了些，我会事先折短一半。把双层枕套从头上罩下去，她的上半身便会瞬间失去自由。
吉吉静静地拉开椅子，站起身来。
我们先聊些无关紧要的话题，趁杜邦夫人去厨房泡茶的时候，迅速绕到她身后。此时，我手上正拿着亚麻枕套。没错，就是绣有保罗先生首字母“P”的定制品。
“让-路易和去世的安东尼娅太太彼此相爱。保罗先生对她很好，但她明白丈夫并非真心爱着自己。我不知道保罗先生有没有发现两人的关系。但这十七年来，让-路易一直怀疑那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是自己的错。”
你们俩在巴黎，女佣们也回家了，没有任何人干扰。如果我过来，她一定会跟平时一样打扮得干净整洁。盘发加浓妆，再穿上黑色的工作服。和早上起床没什么区别。
吉吉从胸前的口袋里取出一张照片，默默地递给了我。
三月九日，星期六晚上九点。我会找个借口，去戈拉兹德宅见杜邦夫人。
照片上有四名幸福的男女。卢克和吉吉苗条而年轻，差点看不出是本人。让-路易眼神锐利，面容精悍，身边站着一位笑靥如花的可爱女性，想必她就是安东尼娅吧。
*
那瘦得可怜的身躯既像我的母亲尼科尔，也有些像我。
没错，我只要按下最后的开关就行了。此前的准备，都由让-路易一手包办。
“保罗先生回到拉博里后，我不知道这座房子里发生了什么。但得知您是让-路易的同伴后，我们心里特别踏实。幸好新的戈拉兹德夫人跟以前的太太一样。我来这里，就是想对您说这句话。”
让-路易的话语在我脑海里苏醒。
吉吉的手温暖而柔软。
*
我应该再也不会见到她了吧。
最后只要找个时间，按下死刑的开关即可。怎么样？不觉得实际上非常简单吗？
走出大门，头顶上是暌违已久的晴空。风依旧吹个不停，吉吉的小型旧雷诺摇摇晃晃地驶下山丘。
螺旋楼梯空洞的直径约一米，而床单的长宽将近三米，必然会弯垂成袋子状。把人搬到床单上后，临时的亚麻吊床就算大功告成，虽然会有点儿倾斜吧。
下方的拉博里村安静而祥和，从这个高度放眼望去，村民比虫子还小，根本看不清他们的生活。今天也是我最后一次站在这里了。
接着，把两对角一对一对地绑在螺旋楼梯的扶手上，稍微隔开点儿距离。为防止绳结松开，把两个角在立柱和扶手的交叉处牢牢打结。
我吁了一口气。
首先，把定制的特大号床单对折，四角对整齐。
*
*
下午一点半，让-路易差不多要来接我了。
顺利“收工”的让-路易在挂断电话后锁好了大门，悄悄离开了戈拉兹德宅。此刻，他大概在远离拉博里的地方，身边有一群目击证人吧。
行李都已整理完毕，放在了门厅里。我要带回巴黎的，只有衣物和少许随身物品。从明天开始，我不再需要过去。
即使有什么阻碍了计划的执行，被杜邦夫人接了电话，我也无须慌张。到时候，只要淡定地告诉她保罗住院的消息就行。而且，也不用担心警察事后调查戈拉兹德宅的通话记录，因为通话记录看不出接电话的人是谁，反而证明前一天的晚上十点，杜邦夫人还活着。让-路易如是主张。
最后，我再一次窥视螺旋之底。
晚上十点准时打电话，这也是我们事先决定好的。
潘多拉之盒被打开了，恶灵和怨念四处飞散，冥府已是空空如也，只有潮湿的、充满灰尘的地下空气从里面升起。
声音一如既往的沉着。
回到巴黎，有萨姆森在等我。
“我也顺利完成了工作。”
知性、开朗又温柔的大叔——萨姆森·菲利普既是保罗的朋友兼律师，也是我母亲尼科尔的表弟。
“我这边一切顺利。保罗住院了。”
五年前，在日本大学毕业后，父亲信守以前的承诺同意我去法国留学。当时他已再婚，我有了年幼的弟弟和妹妹。再婚对象并不是那个大学里的事务员，而是个差点错过婚期的千金小姐，更适合叫她姐姐。抚养我的奶奶也离开了人世。可以说，我离开日本的理由越来越充分了。
听筒里传来了低沉的声音。
抵达巴黎后，我决定先去投靠萨姆森·菲利普。萨姆森单身，一个人住在舒适的公寓里，徒步就能走到事务所。尽管我的外公外婆尚在人世，但外公早已辞去外交官的工作，在故乡波尔多过着退休生活。客房原本为萨姆森隐居在波尔多的母亲准备，这下立刻变成了我的房间。
“我是让-路易。”
不过，我会投靠萨姆森，不单是因为对异国他乡的独居生活感到不安，更因为我母亲尼科尔在失踪前不久，还在萨姆森·菲利普的法律事务所当秘书。
我的声音止不住地颤抖。
感觉有好事即将发生。法国北部的拉博里村里，好像有座跟中世纪城堡一样的老房子，今天，我竟然收到了城堡主人的邀请。那个人似乎喜欢我！之后会给你寄照片的，敬请期待。
“喂？”
母亲寄来的最后一封信，日期是一九五一年三月二日，星期五。这是我保管至今的宝物，没有给任何人看过。而离她最近的萨姆森，能否解开字面的意义呢？我果然没有猜错。
前一天晚上十点，我准时从巴黎酒店打电话给戈拉兹德宅。
读完信后，萨姆森仰天愕然了片刻。
一切都跟商量好的一样。
“保罗·戈拉兹德！”
枕套上端——杜邦夫人的头部有一根登山绳笔直地向上伸去。绳子被挂在天花板的铁钩上，长度经过了精心的测量，应该在她脖子上捆得牢牢的。
苍白的嘴唇颤抖不止。
这团可怜的东西被放在临时做成的亚麻吊床上，在螺旋的空洞里摇摇晃晃。
既是表姐又是秘书的女性突然失踪，萨姆森自然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用尽一切办法去搜寻她的踪迹，当时，他认为这并非意外事故也是有原因的。
衰老的躯体在这样的状态下度过了一整夜，应该没力气大喊大叫了。白色物体似乎知道有人进屋，发出了含糊不清的呻吟。确实是杜邦夫人的声音——可笑的是，她拼死的呼喊只能让我确定那团白色物体真的是杜邦夫人。
三月二日星期五的早上，母亲向萨姆森申请上午回家，说是有急事。
高档的亚麻制品如水丝滑，又强韧如钢。枕套仿佛为杜邦夫人的三围量身打造一般，紧紧裹住了脂肪层丰厚的肉块，毫无动弹的余地。
“尼科尔兴高采烈的，看起来就很激动。她和你父亲结婚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总之是个热情且有行动力的女性。我只好认为，她又遇到了喜欢的男人。”
白色的亚麻布我不可能看错。那是我们结婚时，保罗在巴黎百货店定制的枕套。戈拉兹德宅的特大号专用枕套，长一百五十厘米，宽六十厘米，为两侧均有开口的筒状枕套。只要从头部套进去，就不用捆绑手脚了。
萨姆森的直觉对了。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日，星期日，这一天我终生难忘。早上我独自从巴黎回到戈拉兹德宅，在螺旋楼梯的空洞里，我看到的不是平常那个面色苍白、穿着朴素黑衣的她。螺旋的中央，刚好在地上层的高度，杜邦夫人变成了无力的木偶人，全身被纯白的亚麻布裹得严严实实。
然而，恋爱不一定是安全的。几周过后，萨姆森和身在波尔多的双亲一直没有收到尼科尔的联络，这才令他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杜邦夫人的脸总让我想起日本的能面——幸好，我没有看到临终时她那张毫无表情、充满怨念的脸。
那天早晨，在萨姆森上班前，母亲肯定在事务所里接到了保罗的邀请电话。她欢天喜地地从事务所早退，坐上了火车，打算在拉博里度过周末——这是当时我和萨姆森的结论。
即便不是正式的家人，她也最有资格沉睡在戈拉兹德家的墓地里。而我的建议竟意外获得了赞同。尽管我是罪犯的妻子，可连掘墓人都待我十分亲切。哪怕遭到村民的憎恨、埋怨，戈拉兹德家也依然是村子的中心。我再次深深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母亲所住的公寓里，也有居民亲眼看到她花枝招展地拎着小箱子出了门。
杜邦夫人死后，我与教堂进行了沟通，让她以戈拉兹德家一员的身份下葬。
“但说实在的，当时我压根儿想不到保罗·戈拉兹德会看上尼科尔。他是个绅士，知道尼科尔是我的表姐，所以才对她那么亲切。不过，尼科尔比我和保罗大五岁。当年的保罗要追哪个女人都不在话下，大可不必选我的事务员当情人啊。”
*
据萨姆森说，保罗和母亲在十多天前第一次见面。那天，保罗有急事来到了萨姆森的事务所。不仅如此，保罗还认为妻子安东尼娅不忠诚，委托萨姆森调查谁是情人。
等到很久以后，我才长大成人，在现实中离母亲的失踪之谜越来越近。
在拉博里，保罗夫妇与尼科尔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想到三月三日星期六发生的那起车祸，前一天晚上肯定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比如，尼科尔在戈拉兹德宅惨遭杀害——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也是理所当然。
我决定什么都不告诉父亲。从知道他有情人的那天起，我们之间就有了一堵看不见的玻璃墙。即使告诉他，也指望不了有什么进展，我能依靠的只有自己。总有一天，我会亲自揪出那个男人，把母亲找出来。
当然，现在我知道真相了。那天，母亲没有去拉博里。她是出发去了法国北部的加来，那里有海港，以便在星期六的早晨与横渡多佛尔海峡的保罗会合。我们误解了母亲的信，犯下了极大的错误。
三个多月后，也就是六月，父亲收到了母亲父母的消息：尼科尔突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但就算知道了这件事儿，父亲也无能为力。
当时的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为证实假设而立即展开了调查。没过多久，萨姆森委托的调查事务所便发来了报告，内容是关于战争末期发生在拉博里的内奸肃清事件，以及围绕戈拉兹德宅神秘地下墓穴的“传言”。
这是母亲的最后一封信。日期是一九五一年三月二日，星期五。从此以后，再没有人告诉我母亲的情况了。
我的母亲尼科尔早已化为尸骨，被关在了戈拉兹德宅幽深的地下室，对此我们深信不疑。
感觉有好事即将发生。法国北部的拉博里村里，好像有座跟中世纪城堡一样的老房子，今天，我竟然收到了城堡主人的邀请。那个人似乎喜欢我！之后会给你寄照片的，敬请期待。
然而，关键人物保罗·戈拉兹德因车祸后遗症而患上了精神障碍，至今一直被囚禁在巴黎的精神病院里，似乎没有恢复的希望。另一方面，在当家离开的期间，拉博里的戈拉兹德宅仍由佣人管理得井然有序，显然没有第三者插足的余地。难道就没有打破现状的方法了？幸好，我在日本的大学学过心理学。在法国拿到心理医生的资格，然后在萨姆森的介绍下接近保罗——哪怕得多花点儿时间，这也是最稳妥的做法吧？冥思苦想后，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十五年后，第一次见到保罗·戈拉兹德时，我瞬间想起了母亲的话。容貌标致冷峻，沉稳的语气能使人感受到他的知性与素质，绅士的举止则证明了他良好的教养——这一切，都是我父亲梅村洋平所具备的。
萨姆森大概在责怪自己没能拯救尼科尔吧。从烦冗的手续到寻找住宿，他帮我搞定了一切事情。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爱上彼此也无可厚非。
我还记得，“跟爸爸一模一样的男人”这句话令我莫名地感到不安。
*
母亲给我寄来这样的信件，是在一九五一年的二月底。
在我坐上一等车的包厢前，让-路易一直帮我拎着行李。午后的拉博里站冷冷清清，也没人来盘问千古罪人的妻子为何远行。
今天我在事务所遇到了一个男人，跟年轻时的爸爸一模一样。
火车开动的一刹那，我们无意中隔窗相望。
尽管婚姻生活破裂了，但对母亲来说，父亲始终是她理想中的男性吧。
让-路易·莱斯库尔，我的共犯——那天早晨以后，我们再也没聊起过案件。恐怕今后，我们也不会谈起那桩案件的真相。
她的信总是以这句话结尾。
火车抵达巴黎北站后，我会在接站的人潮中找到萨姆森·菲利普，把脸埋进他厚实的胸膛里。前来接我的萨姆森，声音温暖而深情。但我知道，今后等待我的，并不是与他相伴的幸福生活。
你要照顾好爸爸呀。
去年，我告诉萨姆森自己决定同保罗结婚。他用一反常态的激烈语气表示反对。
母亲抛弃了丈夫和日本，却没有抛弃女儿。分别之后，我们一直靠书信联系。她每天会寄来自己的近况，我能学会法语读写几乎拜此所赐。
“不管是不是真正的夫妻生活，结婚就是结婚，和单纯的做朋友不同。你不应该把结婚当作策略，因为那是对神圣上帝的誓约啊。”
照顾神经质的外国妻子令父亲筋疲力尽，他渴望有个人听他用日语抱怨、治愈疲惫的身心，而这也没什么好责备的。我勉强体验了一把异国的婚姻生活，能够理解父母的感受。
萨姆森是个正直、有常识的人。无论情况如何，他都不会允许杀人。
我了解到父亲有个日本情人，也是在那之后不久。对方是父亲任教大学的事务员，和父亲公然在外过夜。他们离婚后，我和父亲的母亲，也就是奶奶住在一起。那名女性虽然没来过家中，但我又一次被父亲背叛了。
“求你了，彩子！千万不要有亲手复仇的念头。你的任务只是搜查，后面的事情我们再仔细考虑。”
当时，父亲是T大学的教授，前途一片光明。在正式离婚前，两人间似乎发生过不少争执，而那时候日本人也不容易出国。父母渐渐地不再见面，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婚姻生活。
面对不情愿的萨姆森，我答应他自己绝不会莽撞，并得到了他的帮助。
我在小学四年级的夏天，收到了母亲再也不会回到日本的消息，那是她婚后第一次回娘家。见到面目全非的女儿，惊愕的父母或许动用了强权吧。一九五〇年，我满九岁了。
而违背诺言的我，没资格幻想安稳的未来。
母亲对我是发自内心的喜爱，我从未怀疑过这一点。我们母女俩紧紧依偎在欧式床（这在当时的日本家庭很罕见）上，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夜晚。她教我学法语，不停地跟我说法国的事情，以此来勉强维持精神上的平衡。
忽然间，我想起了与保罗最后的对话。
战争结束后，母亲与父亲再次团聚，可她彻底成了个面黄肌瘦、患有轻度神经质的沉默女人。她能努力熬过战后的艰苦生活，全因为对年幼的女儿和丈夫的忍耐与奉献。
“亲爱的，你听了别太吃惊。出大事了。今天早上我一回到拉博里，就发现杜邦夫人上吊了。对，在螺旋楼梯的正中央。绳子挂在天花板的铁钩上，身体悬在地下室的底部——没错，是我报的警。刚才警察弄破了门，闯进了地下室。”
战火越演越烈，我和母亲转移到了父亲的老家信州，寄居在亲戚家的独间里。虽说是独间，却跟杂物间没什么两样。做饭、洗澡、上厕所时，都得去借用主屋。尽管不用担心挨饿和空袭，心里却忐忑极了。
保罗在医院的电话前沉默了。也难怪。
即便如此，有父亲在旁边的时候也差不到哪儿去。一九四四年，征兵令还是来了。可靠的丈夫一旦出征，母亲在异国他乡就真的无依无靠了。
不过，他说出的话语却意外的冷静。
法国早早败给了德国纳粹，于一九四〇年建立了傀儡政权维希政府，对当时的日本来说也算是轴心国，但拥有外交官特权的父母早已回国。日本成天叫嚷“英美鬼子”，可大半国民其实连英语和法语都分不清，年轻的法国女性在这里难以生存。
“那杜邦夫人死了？”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开始了，国民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愈发严峻。平时吃的面包、奶酪想都别想，连大米、肉类、鸡蛋等普通食材也变得难以入手。
“不知道……警察就是去地下室调查这件事的。”
我这个女儿出生后，母亲的幸福时光持续了多久呢？在我的记忆里，她闷闷不乐的时候似乎更多。
“让-路易在吗？”
父亲充满了男人味，有一头黑色直发和一双坚定的黑色杏眼，而母亲脸颊消瘦、嘴唇单薄，腼腆的微笑有点儿虚幻缥缈。看到双亲的新婚照片，就知道我确实是这两人的孩子。
“不在。我准备联系他的。我到这里的时候，屋内一个人都没有。”
然而在一九四〇年，两人不顾一切地闪婚了，因为尼科尔怀孕了。在法国留过学的洋平当年二十八岁，但尼科尔还是个十九岁的如花少女。
我似乎听到了一声深深的叹息。
梅村家是书香门第，也是资产家，与尼科尔家相比也毫不逊色，但当时的跨国婚姻仍被世人以异样的眼光看待，世界局势也很紧张。双方的父母自然会反对这门亲事了。
“这样啊……一切都结束了。”
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日本正值战争色彩浓厚的昭和十四年。尼科尔的外交官父亲去国外赴任，她便随父母一同来到日本，在这里她结识了一名日本青年，两人坠入爱河。对方是专攻法国文学的T大学助教梅村洋平，也就是我的父亲。
他接下来的话语更是出乎我的意料。
我把带来的花束轻轻地放在了石头上。这是母亲生前最爱的深红色玫瑰——我跪在地上，表示默哀。被火化成白灰、以安东尼娅·戈拉兹德的名义沉睡在这里的女性，正是我寻找已久的母亲，尼科尔。梅村·尼科尔，这曾经是她的名字。
“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但亲爱的，希望你相信我，我是爱你的。”
我可能是最后一次来这儿了。
保罗最后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即使这个问题怎么也想不出答案，我也在反复琢磨。
在戈拉兹德家的墓地中，有一块墓碑格外的美丽醒目。那是十七年前死于意外车祸的安东尼娅·戈拉兹德—保罗前妻的墓碑。几天前，丈夫保罗·戈拉兹德也被一同葬在了这里。
火车渐渐减速，驶入巴黎北站。
墓园中央有一排气派的墓碑威压四方，这正是戈拉兹德家的墓地。许多坟墓前都供奉着孱弱的时令花卉，可唯独这里，仿佛有一片拒绝所有生命的单调小宇宙。
我在法国已经没有任何要做的事情了。
上午十点，教堂后方的墓园鸦雀无声。
待火车完全停稳后，我缓缓站起身来。
我离开拉博里的日子终于到了。比我想象中的早了许多，而且，结局也比我想象中的残酷许多……梅村彩子——一直以来，这才是我登记在日本户籍上的本名。虽然只是形式上的婚姻，可现在丈夫保罗·戈拉兹德去世了，彩子·戈拉兹德这个名字已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