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
“不过，就算现在回来，体育界也被某些大人物给控制了。哪怕过去取得再多的成绩，没有政治实力也是白搭。”
“不，杰奎琳就算回到法国，也不会回拉博里。我听说，她对出生的故乡没什么好感。”
“毕竟夫妻俩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八成能当上田径联合会的会员。”
戈达尔先生最后下了结论。
“不打算回法国了？”
可就在这时候，德尔博斯夫人疑惑道：“果然是因为那起事件吧？”
戈达尔先生回答得小心翼翼。
“是啊，杰奎琳的弟弟……”
“听说和帕德里克在美国当教练。”
雷诺夫人再次开口。
雷诺夫人的自言自语，被德尔博斯先生的大嗓门给盖住了。
马蒂厄夫妇的表情变得有点儿阴沉，看来不是什么愉快的话题。
“对了，杰奎琳·皮尔斯现在在做什么呢？”
“杰奎琳·皮尔斯的弟弟怎么了？”
雷诺小声制止，但似乎没传入夫人耳中。
我装作天真无知的样子，询问身旁的雷诺先生。
“伊冯娜！”
“唉，有时就是会发生些不幸的事情，不光在拉博里，在哪里都一样。不愉快的事情最好早点儿忘记。”
保罗仍保持着礼貌的微笑，可内心做何感想呢？我这下理解了，他为何要赶在闲言碎语传入妻子耳中之前把那件事情告诉我。
雷诺先生板着脸，但夫人似乎没听见他的回复。
我想起刚到拉博里时，从保罗那儿听说的肃清事件。牺牲者们被当成可憎的内奸，如今依然被水泥埋在戈拉兹德宅邸的地下。村民则假装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
“说起来，当时拉博里闹得也挺厉害的。感觉就像发生在昨天。”
意味深长的眼神与无声的警告。它们避开了我和保罗，像无线电波一样在空中飞来飞去。
雷诺夫人“唱”道，眼睛没有看向任何一个人。恐怕很长时间以来，她在家里和社交圈都是这么做的。
这是一种孤寡老人特有的语气，听着像唱歌一样。空气瞬间凝固了。
男人们假装没有听到，把红酒一饮而尽，而戈达尔夫人在跟保罗说话。她醉得很快，手亲热地搭在保罗肩上。只见保罗一脸为难。
“一九四四年真的发生了好多不愉快的事情啊。”此前沉默寡言的雷诺夫人插嘴道，“战争时期，德军甚至杀到这种小村庄里恣意妄为。好不容易赶走了德国佬，法国人又开始自相残杀了……和平的拉博里，竟发生过那么血腥的事件。”
而道恩医生在对面盯着他们，脸上露出一丝冷笑。
科尔蒂纳丹佩佐是位于意大利北部的山间避暑地。听说阿尔卑斯的景色优美，可我没去过。我这才知道一九四四年，冬奥会本要在科尔蒂纳丹佩佐举办的。
这就是拉博里的社交界。我要好好记住。
戈达尔先生接着说道。
*
“那一年，科尔蒂纳丹佩佐的冬奥会也取消了。唉，也是没办法。”
趁着餐后上白兰地和雪茄的时候，众人从餐厅转移到了客厅。
谈起往事，马蒂厄先生非常感慨。
与巴黎的公寓相比，这里的客厅宽敞得难以想象。到处摆放着舒适的沙发，大家待在自己喜欢的地方，三两成群。
“因为一九四四年是战火最激烈的时候嘛，杰奎琳运气太差了。”
“你和保罗在哪儿认识的？”
保罗没有说谎。我们俩对体育没什么兴趣。
室内的暖气有点儿热过头了。我站在窗边吹风时，道恩医生走了过来。
这么一说，我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奥运会停办的事儿了。我好像在哪听过杰奎琳·皮尔斯的名字，却是头一次知道她出生在拉博里。她嫁给了帕德里克·皮尔斯，此人是法国的代表性田径选手，也是代表性运动员。大众曾期盼夫妻二人共同夺金。在当年，估计是法国家喻户晓的著名选手吧。
看来他在等我落单的时刻。我自然求之不得。精致的山羊胡、银框眼镜下狡黠的眼神，都给人以大城市的印象。这么一位绅士打扮的单身汉，应该不愁没女人。
“说起奥运会，杰奎琳·皮尔斯真的好可惜啊。要是一九四四年的伦敦奥运会没有停办，说不定拉博里的第一位奖牌获得者就出现了。”
“我以前是心理医生。本打算找家医院入职的，刚好先生的律师要给他找一位专属医师。我就去应聘，然后就被录用了。”
大家一直聊着无关紧要的话题，可马蒂厄夫人的一句无心之言却彻底改变了餐桌上的气氛。
“原来如此。”
“不说性不性感，反正他是个天才的滑雪运动员，这毫无疑问吧？”
道恩医生点点头。
“真是的，说性感干吗。”
“这下解开了一道谜题。因为我一直好奇保罗是如何摆脱车祸后的绝境的。原来是遇到了一位迷人的医师，才恢复得这么快。”
“而且，基利比塞勒更性感。”
我有意维持住脸上僵硬的表情。
趁此机会，餐桌上又热闹了起来。
我可不想被人当作靠美色来笼络患者的女人。
“哎，基利跟其他人不同。一定能夺冠。咱们可以赌一把。”
“克服身心创伤，没有一般人想的那么容易。我先生表面看上去精力充沛，可现在的状态也不算完全康复，还需要小心护理。”
“没错，有实力的人不一定获胜。这点挺恐怖的。”
我说的是实话。
“是叫托尼·塞勒吧？不过，高山项目要是有一处失误，就会没命啊。”
然而，这位医生究竟了解多少呢？
马蒂厄先生赶紧接话道。
“你说得对。但他都跟你结婚了，应该没什么好担心的吧？说到身心护理，还有哪种疗法比新婚妻子更有效？”
“当然了。澳大利亚人做得到的事，法国人肯定做得到啊。”
可说完陈腐的客套话后，道恩医生的表情突然严肃了起来。
他看起来只晓得喝酒，其实意外地会察言观色。
“保罗走路拖着腿呢。本人好像在尽力隐瞒……那也是车祸的后遗症吧？”
道恩医生突然发出了快活的声音，仿佛要赶走这股尴尬：“基利真能拿到三连冠吗？”
他忽然就直击核心。
莫名尴尬的气氛，大概所有人都想起了保罗的腿吧。即使平时走路不碍事，走雪路还是相当困难的。
“对。好像是一场很严重的车祸，副驾驶座上的前妻当场死亡。听说上半身惨不忍睹，脖子都差点儿断了。我先生能保住性命，简直是个奇迹。”
半晌都没人吭声。
为了不暴露激动的情绪，我用词小心翼翼。
保罗回答得非常谨慎。
“道恩医生知道那起车祸的原因吗？”
“不，我俩都不擅长运动。尤其在这种寒冷时节，比起四处走动，我们更爱在家度过。”
“嗯。车祸之后，我在巴黎的医院见过保罗一面。”
戈达尔先生抛出这个话题，似乎是想得到男士们的应和。没想到妻子却发起了反攻，他只得把话题往保罗身上引：“戈拉兹德先生怎么想呀？用奥运会来代替蜜月旅行不是挺好的吗？”
道恩医生点了点头。
戈达尔夫人逮住了机会，说得特别起劲。还瞥了坐在远处的丈夫一眼。
“保罗性格谨慎，不可能胡乱驾驶。但和靠右行驶的地区不同，英国是靠左行驶的。恐怕这就是造成失误的原因吧。”
“当然想看呀。不管怎样，他将是第一个高山滑雪项目三连冠的法国人。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就算买不到门票，光是感受现场的气氛也挺有意义了吧？但吉尔这个人啊，无论我如何劝说，他都没这个打算。”
这次轮到我点头了。
德尔博斯夫人没理会丈夫，直接向戈达尔夫人搭话。
“听保罗说，他在林间的机动车道上开车时，有兔子还是松鼠突然冲了出来。他急着想要躲开，可车速太快，来不及转方向盘，于是车子猛地撞向了道路左侧的大树。
“可电视和现场还是完全不同的，特别是让-克劳德·基利。珍妮，你难道不想看看吗？”
“这种情况下，司机往往会立刻护住自己的身体。这不是出于理性，而是出于动物的本能，因此也无可奈何。结果右侧的副驾驶座被撞烂，同乘的夫人当场身亡，只有左侧驾驶席上的他得救了。”
话题始终不痛不痒，丝毫没触及那起车祸和保罗后来的病情。唉，这也难怪。
“如此说来，我丈夫出车祸，不是因为回避越过中心线的对面车辆喽？”我刚问出口，“噢？保罗这么跟你说的？”道恩医生忧虑地皱起了眉头。
德尔博斯先生补充道。
“若是如此，那他一直在为死去的夫人自责啊。他可能觉得死的应该是自己，妻子却代替自己牺牲了。难怪会出现精神问题。为了逃避这种痛苦，他逐渐把那起车祸当成了一种不可抗力？他不愿承认就因为一只兔子或松鼠，自己出现了驾驶失误。可如果是对面的车辆突然冲了过来，那大部分就错在对方了。应该是一种自我暗示吧。
“不光住宿贵，也很难买到想看的门票。”
“但戈拉兹德夫人，仔细一想，这就是心理治疗的专业领域吧。我犯糊涂了。门外汉不该多管闲事。”
雷诺回答前先咳了一声。
医生态度夸张地向我道歉。
“哎，那种活动只能在电视上看。就算去了赛场，除了冷还是冷，因为看不清选手。”
“没有，我觉得你说得对。”我表示了赞同，“自己没有受致命伤——这令我先生产生了深深的罪恶感。其实，他心理的创伤比身体的创伤更严重。随着身体的痊愈，内心的伤痕却越来越深。这种情况不仅限于我先生，在那些遭遇严重事故、只有自己幸存下来的人里面很常见。”
餐桌的座位是事先排好的。我夹在雷诺先生与坐上席的主人马蒂厄先生之间。保罗的座位在我对面，坐在马蒂厄夫人与戈达尔夫人中间。我们受到了真真正正的主宾待遇。
道恩医生似乎对我的反应很满意，深深地点了点头。
他看了看左右两侧。
我试着深入话题。
全员就座，刚喝完祝贺新年的香槟，戈达尔先生便伺机开口了。
“可是，现场没有目击者吧？”
“今年又到了奥运年。虽然办夏奥会的墨西哥远了点儿，但是冬奥会在法国呢。大家会去格勒诺布尔吗？”
“我也不太清楚，好像没有。因为报警者是事后偶然路过现场的客车司机。”
*
“车祸好像发生在伦敦的郊外吧？我先生被直接送进了医院，那夫人的遗体是怎么处理的呢？”
当然我已经做好了冒险的心理准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是什么都不做，那我跑来拉博里还有何意义。
我小心翼翼地推进对话，应该不用担心被怀疑吧。
到头来，有点儿用处的只有道恩医生，他是来客中唯一的单身汉，用餐时也不怎么说话，默默地喝了一杯又一杯红酒。那挖苦而知性的容貌，令我莫名地想到了萨姆森。
“很不幸，车祸发生在保罗与夫人去伦敦单独游玩的时候。他自己开车，乘船渡过了多佛尔海峡，所以两人在当地没有一个熟人。而且遗体的状态相当可怕，只得在英国火化后，再把骨灰带回法国。
男性阵容倒还好，可浓妆艳抹的夫人们对新来的年轻女性露出了明显的戒备表情。她们都涂着深棕色的眼影，沉重的耳环在耳垂上摇晃，仿佛事先商量好了似的。德尔博斯夫人穿着胸口大开的银灰色长裙。戈达尔夫人也一样，大冬天的还穿着金丝半袖衫，两条粗壮的手臂露在外面，像极了老后发福的女演员碧姬·芭铎——我不指望能与她们进行什么有意义的交流。
“与有许多天主教徒的法国不同，火葬在英国已经普及开来。英格兰教会从前就比梵蒂冈先进。不过，去世的夫人是天主教徒。她不仅死于非命，连肉体也要被烧毁，实在太惨了。可遗憾的是，死者没有发言权。”
戈达尔先生长得像香颂歌手夏尔·阿兹纳武尔，而德尔博斯先生则神似演员尚·嘉宾。二者的相同之处是那长长的人中。
他像个科学家一样，说得云淡风轻。
戈达尔夫妇与德尔博斯夫妇看上去才四十来岁，都是些掌握了一定钱权的人，浑身洋溢着这一类人群所特有的自信，在餐桌上掌握话语主导权的也是他们。
看样子，道恩医生对前戈拉兹德夫人没什么特别的想法。
雷诺夫妇是对矮小瘦削的老夫妻，与牛高马大的马蒂厄夫妇形成了对比。戴着高度近视眼镜、长着络腮胡的丈夫一脸穷酸相，依偎在身旁的妻子则像蔫掉的堇菜。唯有开口时的咳嗽声，勉强留住了前教育者的威严。
“好可怜……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努力装出亲切的样子伸出了手。
我是想说得淡然自若点，可会不会表现得太明显了？
“那就麻烦您了。”
“哦，你果然很好奇？”
恐怕谁都会被其言谈所蒙骗吧。
道恩医生警惕了起来。
他那张端正如演员的脸庞露出了知性的微笑。
他的好奇心被洒脱豪爽的外表掩藏得严严实实，而此刻却暴露无遗。
就在我不知作何回应时，“夫人，您一定要教教她如何在拉博里寻乐。”保罗从一旁出手相助，“如果她因为无聊而提出要回巴黎，那我可就为难了。”
“戈拉兹德夫人，你不必担心。现在的保罗被你迷得神魂颠倒。我可以保证，只是……”
光是听她滔滔不绝的开场，我的心情就十分沉重。从前我就特别害怕这类聊天。实际上，拉博里比我想象中的更为偏僻，而马蒂厄夫人苗条的样子，就算放到五十年前我也想象不出来。
在他视线的前方，坐在长沙发上的保罗正被两只母猫夹在中间。
言行夸张的马蒂厄夫人跟丈夫一样，是个体型庞大的老妇人。她把白丝斑驳的头发扎了起来，沉重的身躯包裹在古旧的黑色连衣裙里。
“与其好奇已经过去的事儿，你还是担心一下现在的危机吧？”
“哇，好漂亮的裙子。年轻人穿什么都合适，真叫人羡慕。不过，腰围这么小，估计我三十年前也穿不下。话说回来，你还喜欢拉博里吗？这么偏僻的地方，有让你大吃一惊吗？”
德尔博斯夫人庞大的身躯挤扁了保罗的肩膀，就算他想往旁边挪动，另一边也紧贴着戈达尔夫人的膝盖。
马蒂厄先生有着一张红扑扑的脸蛋和一头白发，是位体态文雅的绅士，嗓音浑厚。胖乎乎的大手完全包住了我的手。可谓典型的法国乡村绅士吧。
光是远远看着，就有一股脂粉的香气蹿入鼻腔。可保罗只是礼貌地回应着娇声滴滴的夫人们。
马蒂厄夫妇在宽敞的门廊迎接我们。
我又环视了一圈客厅。
“嗨，戈拉兹德夫人！欢迎来到拉博里。咱们特别欢迎年轻妇女的加入。聚会上全是老年人，气氛热烈不起来呀。”
在角落的沙发上，雷诺先生正与马蒂厄夫人进行秘密谈话。两人面对面，表情严肃地窃窃私语着。
这群面孔虽然没有什么吸引力，可我不能忘记他们是宝贵的信息源。重要的是，得让所有人对我产生好感。必须牢记在心。
戈达尔先生和德尔博斯先生似乎并不在意老婆们的谄媚姿态，也许每次都是这样吧。再加上马蒂厄先生，这三人叼着雪茄，围着圆桌发出阵阵豪爽的笑声。
除了我们，受邀的还有退休的前中学校长雷诺夫妇、邮政局局长戈达尔夫妇、经营食品店的德尔博斯夫妇及戈拉兹德家的主治医生——道恩医生。保罗说得对，这跟巴黎的社交界相去甚远。除了我，没有一个年轻女人。
落单的雷诺夫人独自坐在沙发上，刚才就在迷迷糊糊地打盹了。
马蒂厄宅位于村子的尽头，从村公所往南走十分钟就到了。庄重的宅邸很符合村长的身份，四周的宽阔庭院打理得干净、整洁。尽管谈不上讲究，但素净的内装与家具足以使人感受到马蒂厄家的财力。
“正统派帅哥——戈拉兹德先生已回归战线，看来我要退居二线了。不过，这正合我的心意。”道恩医生咧嘴一笑，“怎么样？下次来我诊所细聊事情的后续吧？关于巴黎，我也有许多想问你的。”
最后，他选中了中规中矩的苔绿色长裙。真不愧是保罗，从结果来说，这个选择好像没错。我似乎成功扮演了一位不谙世事的年轻妻子。
他的笑容意味深长。
我刚拿出珍藏的金丝织裙，保罗就笑着摇了摇头。
*
“这件还是别了吧。你会抢尽风头的。”
保罗在英国发生了惨重的车祸，不仅同乘的第一任妻子去世，他自己的身心也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这些都是事实。他绝没有装病。
然而，像村长夫妇那样的长辈，对服装的喜好肯定也很保守，于是保罗帮我挑选衣服。
然而，他身体的创伤和心灵的创伤，究竟哪个更严重？真相只有本人才清楚。结束了手术、复检、服药等物理治疗，车祸的后遗症也大体稳定下来后，保罗的精神状况仍未恢复正常。
被他这么说，感觉还不赖。
一年前，在保罗所住的巴黎精神病院的特需病房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他。我被介绍为年轻有为的心理医生，介绍人则是保罗的朋友兼律师——萨姆森·菲利普。恐怕保罗已是无暇顾及，他老实地听从了朋友的劝告。
“你年轻而美丽，这样大伙儿就很满意了。你只管微笑就好。”
自那天起，我便以心理医生的身份定期同保罗见面，耐心地听他倾诉，慢慢打开了他的心扉。
“就算如此，所有的出席者还是会对我品头论足呀，都等着看戈拉兹德家娶了个什么样的媳妇呢。要是让我和你分开坐，我该跟隔壁的人说什么才好？”
作为心理医生，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保罗心病的原因，绝不是对亡妻的思念或罪恶感。
“你没把这里当成巴黎吧？拉博里没有你想象中的社交界，只是村中权贵的聚会而已。”
当时令他痛不欲生的，是无尽的悔恨与泥淖般的绝望。他在后悔自己的方向盘操作和一瞬间的驾驶失误，并对自己的身体和今后的人生产生了绝望感。
听到我的诉苦，保罗直接笑了出来。
从结果来看，保罗成功地振作了起来。一群知名精神科医生没能做到的事情，一个心理医生却做到了。至少对保罗来说，我是比任何人都要优秀的心理医生。最强有力的证据便是：在摆脱了无穷无尽的忧郁情绪后，他希望娶我为妻。
“亲爱的，我好担心啊。你看，拉博里的大人物都会齐聚一堂吧？我完全不懂这种场合要怎么做才合适。”
不过，还是停止自吹自擂吧。
昨天傍晚，我忙着为晚宴做准备，根本静不下心来。
我有过高尚的使命感，可我尽职尽责并非因为良心。我接近保罗，是有着明确的目的的。
马蒂厄先生在拉博里村当了三十年村长，似乎出生于富裕家庭（虽然比不上戈拉兹德家）。而马蒂厄夫妇每年举办的跨年聚会，是拉博里社交界——前提是能这么说——的主要活动之一，我也借此机会正式加入了社交圈。
即使我赢得了保罗的爱意与信赖，那也不是靠爱的力量，而是拜我的本事和计算所赐。
我和保罗在村长马蒂厄夫妇家迎来了一九六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