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现在呢？”穿西服的老人打断了朱爷爷的话，望了望窗外。
“接下来，市政府一下子拿出六万元加强儿童保健工作，又出资在复兴门外建起了这座建筑面积三万五千平方米、在全国首屈一指的儿童医院，你知道这座医院有多少张病床？七百五十张，比波士顿儿童医院还多三百五十张！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把计划内传染病疫苗的免费接种推广到全国，我们控制住了曾经在旧中国为患极深的麻疹大流行，我们彻底消灭了天花、回归热，我们把流行性腮病毒肺炎的病死率由20%下降到10%，把儿童中毒性痢疾的死亡率从30%降到5%，把中毒性消化不良的病死率由20%下降到1%！我们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大幅提升了病毒性脑炎的治愈率，与此同时，我们在儿童白血病防治、遗传免疫研究方面获得了一项项领先国际的辉煌成就，无论是太平洋上的豪情还是黄浦江畔的理想，在新中国，我们一点点地将它们变成了现实——”
窗外黑漆漆的，朱爷爷站起身，走到窗边，望着夜色，静静地伫立了很久很久，才慢慢地说：“就像小儿高烧一样，一切症状都像，惊厥、抽搐、谵妄……但这些都是暂时的，会过去的，一定会过去的，退烧后的孩子会比以前更加健康、更加茁壮，更加具备对病毒的免疫力。”
朱爷爷静了一静，继续说：“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以后，市政府的一位领导同志找到我，非常礼貌和客气地跟我商量一件事，就是给全市的孩子注射传染病疫苗，并进一步推广到全国。我很高兴，具体的宣传、组织和实施办法商量妥当以后，我突然想起价格的事，便委婉地提出，能否由政府出资报销疫苗的一半价格，我想新政府面临着百废俱兴的局面，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能报销一半就很不错了，可那个同志对我说；‘市政府已经决定，所有儿童传染病的疫苗一律免费注射’——你知道我听到这句话时的心情吗？！我到现在都想不起来那天我是怎么走回家去的，一路上我跌跌撞撞的，看见每个蹦蹦跳跳的孩子，我都在想，好了，好了，这个国家终于拿自己的未来当回事儿了，这个国家终于有希望了……
“我不否定你对秩序和理性终有一天会恢复正常的信心——但是你自己呢？”穿西服的老人说，“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的命运，过去或许只是载沉载浮，可在这场浩劫中，就像他们说的，将‘永世不得翻身’？”
穿西服的老人轻轻地咳了两声，掩饰着喉咙里的水音。
“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朱爷爷低声念完这两句诗，转过身，望着穿西服的老人，平静地说：“老刘，我们这一代人，国破家亡、妻离子散，什么没经过，什么没见过？一把年纪，不说参透悟透了什么吧，我也终于到了可以从容地面对命运加诸一切苦难的岁数，这两年，越是艰难困苦，我就越想起小时候在蓉阳学堂里一遍遍朗读过的《论语》，两千年前，孔夫子好像早已经预见到了后世知识分子的一切苦难，才留下了那么傲然挺拔、荡气回肠的一句话。”
“可那个国难当头的岁月，再有理想和抱负，也只能被卢沟桥上的炮火炸成一地瓦砾。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你绝想不到我们那八年经常面对的疾病是什么，是饥饿引起的浮肿！有一次我给一个几天拉不出屎来、憋得痛苦不堪的孩子治病，泻药、灌肠都不起作用，最后万不得已，我只能用手将堵住孩子肛门的硬物抠了出来，竟是一些杂粮壳、花生皮之类凝聚成沙石一般的硬物……抗战胜利了，我以为这个已经被贫穷和战乱折磨得体无完肤的国家总算有盼头了，但国民政府并没有把多少精力用在儿童保健和疾病防治上，我亲眼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被天花、白喉、痢疾、斑疹伤寒等夺去生命，那些在欧美已经根本不会要命的疾病，在我的祖国却横行肆虐。有一段时间恰好是传染病流行季，我去向市政府申请低价从上海采购一批国产疫苗，给风险地区的孩子们接种，结果被告知，全市的此类疫苗只允许打美国货，每针五美元，概不讲价。你知道我素来是个多么温和的人，可那一刻，我气得浑身发抖，孩子，每一个孩子，那可都是国家的未来啊，可他们呢？他们只想着捞钱，想方设法填满自己的口袋，唯独没有谁在乎这个国家的未来！”
“哪一句？”
“回到北京以后，我和两个朋友一起创办了一家儿科诊所，从六张病床、十三个员工为起点，一点点地把事业做大。从一开始我们就下定决心，一定要不分贵贱，一视同仁。我们私下里给全院医生约定：只要看见患儿骨瘦如柴，家长衣衫褴褛，就在处方笺上写一个‘Free’，病家就可以免费取药及接受输液注射、抢救治疗。有些同行嘲笑我们做赔本的生意，可是从学医那天开始，我就坚定不移地认为，行医不是生意，永远不是，谁把治病救人当成一桩生意，那他根本就不配穿上白大褂！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船在上海靠岸，我一上岸就被上海的同仁找去，他们希望我能够把我在国外所学加以推介，我想这是责无旁贷的事情，可是与其坐而论道，不如在实践中教学，于是我到当地一家儿科诊所参加义诊活动。然而整整一周，我应诊的那些孩子大多患的都是些什么病呢？因为高烧后没钱买药或误服土方而造成的脑瘫，因为卫生条件太差而患上的寄生虫病，因为小伤口没有及时消毒而感染导致的截肢，因为营养不良造成的嘴角糜烂、坏血病，还有缺乏维生素A导致的失明……他们的‘病根’与其说是疾病，还不如说是愚昧和贫穷……在黄浦江畔，望着波光粼粼的江水，我突然有所醒悟，你知道，入海口处的黄色江水和蔚蓝色海水有时显得泾渭分明，我想，一个医生能够攻克疑难杂症，固然是无上的荣耀，可是既然身在入海口的这一边，心中就还应该有另一种关怀，那就是如何把医疗工作服务于普罗大众，让每个穷人都能看得起病。
是不是就在那次谈话的第二天傍晚，朱爷爷再一次把小提琴放在左肩上，拉起了一首非常优美动人的乐曲。那不是儿歌，而是一首周芸从未听过的曲子，哀伤、婉转，却又悲愤、无奈，最终在激昂和高亢中化为一片波光粼粼的浩渺……
“一九三三年，我离开美国，东渡大西洋，先后去了法国的巴斯德研究院、丹麦的血清学研究所和英国的伯明翰儿童医院，又在伦敦参加了第三届国际儿科会议，然后从马赛坐船回国。航行在太平洋上的那段日子，每天望着蔚蓝色的波涛，我的心中很不平静。我想，回国以后，我要把最先进的儿科医学技术和器械引进到国内，我要建立一所亚洲乃至世界顶级的儿童医院，我要攻克更多的医学难题，为国争光……
周芸出院后，几十年间，她的耳畔总回响着那首曲子的旋律，她想找到它，想再一次听到它，却再也没有找到过和听到过。直到后来张艺谋的电影《归来》上映，她跟同事一起去看，陆焉识为唤醒妻子弹起钢琴，琴声一响，周芸就哭了，这就是朱爷爷演奏过的那首曲子，她等不到电影结束就冲出放映厅用手机查询，原来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一部老电影的主题歌——《渔光曲》。
过了很久很久，朱爷爷轻轻地搬动椅子，往穿西服的老人身边挪了挪，低声说道：“老刘，我们快四十年没见了吧，还记得当年我们决心选定儿科作为一生事业的原因吗？‘观一国之强弱，首推少儿，少儿弱则国弱，少儿强则国强’。出洋留学后，你对中国的局势日益绝望，最终留在了美国，而我还是选择了回国，医者不以国别为念，可我就是放不下祖国，放不下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站在‘欧罗巴’号客轮的甲板上，望着你在码头挥手向我告别的情景，好像就发生在昨天……
云儿飘在海空，
周芸透过床栏，偷偷地望向他们：穿西服的老爷爷流露出无比痛楚的神情，反倒是朱爷爷，一双眼睛里，目光是那样的安详，仿佛刚刚听到的一切不过是从肩膀抖落的雪花。
鱼儿藏在水中。
病房里陷入沉寂。
早晨太阳里晒渔网，
“可是你应该在更优秀的平台上做出更大的贡献，而不是待在这个曾经把你关在传染病房楼的地窨子里、让你睡在紧挨阴凉潮湿地面的木板上、给一把笤帚让你打扫厕所、恢复自由后又继续通过各种方式把你踩在脚下的地方——你已经七十多岁了，我的老同学！”
迎面吹过来大海风……
“当住院医有什么不好的，我都多少年没有像现在这样和一群最需要我的小患者整天待在一起了。”
不知道朱爷爷用小提琴拉起这首曲子时，是不是依稀看到了站在黄浦江畔遥望入海口的那个青年颀长的背影。
“你留在这里又能做些什么呢？继续当你的住院医吗？”
周芸痊愈后，上学，参加工作，平平淡淡地生活着，她不止一次地想到北京去看看朱爷爷，想让朱爷爷看见她健康成长的样子，可是一忙起来就耽搁了。她安慰自己，朱爷爷一定救治过许许多多生病的孩子，他肯定早已忘了那个曾经在苦难的岁月里，坐在病床上听他拉小提琴的小姑娘，那又有什么要紧呢，等她也成了一名儿科医生后就明白了，一个医生，最大的期盼，也许正是不要跟自己昔日救治好的患者“再见”……
“不，我不能离开。我走了，这些孩子怎么办？”朱爷爷摇摇头说，“如果我要留在美国工作，四十年前我就留下了。”
可她从来没有忘记过朱爷爷，朱爷爷对待小患者那种全心全意的付出和爱，一直深深影响着她，使她在艰苦绝伦的急诊工作中，永远充满热情，哪怕是累到不行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对小患者发过脾气，说过重话，永远是那么温柔，那么体贴。
“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老人？！”穿西服的老人气愤得咳了好几下，才低声说，“波士顿儿童医院的老朋友们让我问候你，他们说，欢迎你去那边工作。”
直到媛媛爸去南方支援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在归途为了救人遇难，从庆功会的颁奖和表彰的名单上消失，她才对曾经坚定不移的理想和信念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假如胜利的永远是他们，那么我们奋斗的目的又是什么？精神上的巨大痛苦使她饱受煎熬，在极度的苦闷和彷徨中，她悄悄买了一张前往北京的火车票，去北京儿童医院找朱爷爷了。
“那倒没有，但‘飞机’是坐过几回的。”
不用算时间也可以知道，朱爷爷恐怕早已去世，但她想知道他到底是谁，他有没有挺过那场浩劫……
“听说你也挨过打？”穿西服的老人问。
来到北京儿童医院，她找到院办，讲述自己四十年前曾经在这里治病的经历，打听医院历史上可曾有一位这样的老医生。工作人员经过查询，告诉她，姓朱的医生是有的，但和她说的都对不上，“而且，不可能有七十多岁的住院医生。”
就在出院前不久的一个晚上，朱爷爷一边哄小病友们睡觉，一边跟一位专程前来拜望他的老朋友轻声细语地交谈起来。由于那位朋友穿着那时很少见的西服，所以给躺在附近病床上假寐的周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是更令她永志不忘的，是两位老人在那盏绿色灯罩的老式台灯的照耀下，一番推心置腹的促膝长谈，时隔多年，她已经不可能清晰回忆起他们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但也许是四十年来时常品嚼那一番话中况味的缘故，她依然能记得其中的大部分言辞。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行政人员，或者其他非业务科室的工作人员，被调来临时照顾住院的孩子们呢？麻烦您再给查查。”
对周芸而言，朱爷爷最大的恩情是通过仔细观察她的病情，怀疑她得的并不是风湿性心脏病，而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四十年前，医学界对系统性红斑狼疮这个病远没有现在认识得这样清楚，加上风湿性心脏病与系统性红斑狼疮在体征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当时采用的针对风湿性心脏病的治疗方法对红斑狼疮也有一定疗效，因此造成了长时间的误诊。多亏朱爷爷经验丰富，发现我只要发烧，双侧面颊就会出现典型的蝶状红斑，因此提示上级医生从这一角度重新诊断，最终确诊我患的确实是系统性红斑狼疮，通过足量的激素治疗，我的病情迅速有了好转。”
查完，依然没有。
“医院的门诊楼和住院楼过去是通着的，但那年月怕有人从门诊楼冲击住院楼，威胁住院患儿的安全，就把两个楼之间的通道用一堵砖墙封上了，这样一来，住院患儿需要用到大型医疗器械做检查时，就必须下楼，绕过住院楼南边的小桃园去门诊楼。那段路说起来并不算远，但有的孩子病得很重，走路都困难，再赶上刮风下雪，稍微着凉就会加重病情。朱爷爷不知道从哪儿搞来了一辆小拉车，在车后斗的两边安上两排小木板，再用钢条支起拱形的骨架子，外面包上透明的塑料布，让需要检查的孩子坐在里面，然后拉着到门诊楼做检查。一次又一次，那么大的风，那么大的雪，他犯着肠胃病，两只手紧紧地抓住两根车杆，把高大的身躯佝偻得像虾米一样，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在风雪里，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也从来没有摔过我们一次……”
她失望极了，无奈地在医院里游走着，像一棵松了根的草随风飘拂。这座亚洲最大的儿童医院，现在已经成为国家儿童医学中心，无论急救中心还是门诊楼，都是十几层的高楼大厦，医院的软硬件设施先进得令人咋舌，看上去可以应对任何复杂的状况。尽管如此，站在门诊一层大厅的分诊台前，前来就诊的患儿依然多到让周芸目瞪口呆，她原以为平州市儿童医院的就诊量已经够大的了，但这里才真算得上万头攒动。望着那些在诊室和病房里忙碌不停的同行，她在心里默默地向他们致敬。
不过，细心的周芸发现，朱爷爷的身体不是很好，每天中午只能吃一些水煮白菜，他有严重的肠胃病，尤其到了寒冷的日子，经常难受得直不起腰来。即便如此，那个胳膊上套红箍的男人还是命令他每天负责带病房里的孩子们去门诊楼做检查，然后再把他们带回病房。
她专门去了一趟住院楼，那里还保存着过去的样子，微微翘起的飞檐、纹饰古朴的栏板，站在昔日那条从这里通往门诊楼的小路上，想起大雪纷飞中那位拉车老人的背影，她不禁热泪盈眶。
“有时我觉得，其实朱爷爷不是医生，只是跟我们一起住院、一起生活、一起玩耍的‘大朋友’。”
朱爷爷，你到底是谁？你到底在哪里？
病房里的小朋友们都可喜欢朱爷爷了，别看他七十多岁了，可是每天都第一个来到病房，最后一个离开。他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永远是笑眯眯的，从来不会因为小朋友们哭闹而露出一点儿厌烦或冷漠的表情，他会耐心地给小患者们喂药、给他们把屎把尿从来不嫌脏、做叩诊或触摸孩子的身体前都先在温水里或暖气上温手，遇到有人因为难受或想家哭鼻子，他就讲故事、做手工、变小魔术哄他们开心。他还拉得一手特别好的小提琴，有时，吃过晚饭，当一缕暮色挂上窗棂的时候，小病友们就聚在一起，有的倚在病床上，有的搬来白色的木头小板凳坐成一排，听朱爷爷拉小提琴，有《我爱北京天安门》《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还有《劳动最光荣》《小松树》什么的，偶尔他关好病房的门窗，还会拉一些国外的儿歌，都特别好听。为了让不便下楼运动的小患者们加强锻炼，朱爷爷还发明了“拉火车”“拖板凳”“小青蛙过马路”等很多好玩的游戏，病房里经常伴随着模仿火车汽笛的呜呜声，响起一片嫩藕般清脆的笑声，那里面就有一个笑逐颜开的小周芸。
直到天上升起一轮明月，她才明白，自己此行注定无功而返，双腿酸软得像在水里煮过一样。她想在附近找个旅馆睡一觉，明天一早再回平州，但找来找去，所有的旅馆都是客满，里面住满了带孩子前来就医的外地家长，就连医院南边的南礼士路公园里也都睡满了患儿家属，他们捡块儿平地，铺上铺盖就能席地而眠，周芸踮着脚尖都走不进去。无奈之下，她从西门又回到医院，找了个可以靠的大理石，闭上眼睛眯了一宿。
他就是朱爷爷，这个“朱”字是一个住院的小朋友给他画像时，写在画纸旁边，周芸看到后记住的。
夜里下起了小雨，她把外套在脑袋上一遮，迷迷糊糊地接着睡，第二天一早，她被挂号的家长纷至沓来的脚步声吵醒，揉着依然发酸的腿和膝盖站了起来，披上湿漉漉的外套，打算离去，无意中回头看了一眼——
“那个笑容我永远不会忘记，后来想起，觉得那个笑容特别开心，而且有点儿童真，仿佛是在说：喂，小朋友们，我总算回到你们中间啦！”
她惊呆了！
但这位“住院医”却是一位年过七旬、白发苍苍，瘦削的脸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的老人。他来到病房的那天，跟在他身后的一个胳膊上套着红箍的男人气势汹汹地对他教训了一番才离开，老人就那么静静地听着，等男人走后，老人转过身望着病房里的小朋友们，脸上绽开了无比慈祥的笑容。
找了整整一天——不，找了整整四十年的朱爷爷就站在她的面前！
住院大夫也叫“住院医”，是医生职称中最低的一档，主要工作包括收治病人、记录病程、在主治医师及其他上级医师的指导下开医嘱、进行某些临床操作等，一般由医学院刚刚毕业参加工作的青年医生担任。
还是颀长的身影，还是瘦削的面容，交叉的双手拿着一本书，凝视着她的目光那样慈祥，仿佛认出了她就是四十年前的那个梳着两只羊角辫的小姑娘，那个坐在自己拉着的小车里一起风里来雪里去的小朋友……
有一天，病房里突然来了一位住院大夫。
安放着朱爷爷半身铜像的大理石基座上，写着一行字：
终于，有医生来给她看病了：经过检查，再次确诊为风湿性心脏病，由于她有心力衰竭、肺部湿啰音、肝脏肿大和缺氧等症状和体征，病情十分严重，经过内科专家会诊，给她应用了洋地黄制剂、吸氧、利尿剂、抗生素等药物和治疗方法，在她发烧时也不规则地应用过肾上腺皮质激素，但她还是病恹恹的没有好转。
中国现代儿科学奠基人——诸福棠[2]
来到北京儿童医院，她很快被收治住院，这倒不是因为一向人满为患的医院突然大幅扩充了床位，而是时势混乱导致医院运转失常，就医者大量减少，很多床位空了出来。但与此同时，医护力量严重不足，有那么几天，她待在病房里根本无人问津，只好跟许多住院的小伙伴一起，扒着窗户看楼下那一地用墨汁写满大字的花花绿绿的纸张随风飞扬。严冬将至，她频频发烧，身体日益虚弱，就连呼吸都越来越沉重，望着窗外光秃秃的一排树木，她幼小的心灵竟第一次感受到了行将凋零的悲凉。
周芸扑倒在朱爷爷的铜像前，放声大哭。
那一年，周芸才五岁，是个梳着两只羊角辫的小姑娘，因为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她脸色苍白、嘴唇发紫，连走路都费劲，在平州和省会城市辗转求医，却不见起色，被爸妈带到北京儿童医院求医。“我爸爸妈妈带我上北京，其实跟现在很多绝症患儿的父母的想法一样，去北京看病，就算治不好，也不留遗憾了。”
那一刻，她又变成了那个小小的、病弱的，依偎在他怀里哭泣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