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以为，”我开口说道，“她跟卢克有暧昧，哈伦钥匙插进门里的时候他们正在床上。不过照理说他们应该在主卧室才对，不是吗？果真如此，卢克怎么没去另外那间浴室呢？”
“嗯？”
“除非他们起初只是画家和模特，接着事情一件件发生，最后忘了情。”
“我也没想到。”
“或者她对在丈夫和自己的床上跟别人犯下奸情有所顾忌。不过话说回来，她确实不知道尸体怎么会跑到那间浴室的。卢克的公寓塞了一整个储藏室的毒品，而且她经常神色恍惚，看着就像那种时不时服用情绪调整药物的女人，所以答案就呼之欲出了。”
“功劳是谁的就归谁嘛。”她对着玛克辛招手又要了一轮酒，“有几件事我没完全搞清楚，伯尼。你怎么知道她丈夫到家时，琼·纽金特是被下了药不省人事？换了我可不会想到这个。”
“卢克真是个人渣。”
“哦，对。”
“想来他应该是没上过吉恩·赫肖尔特人道主义奖[3] 那张名单，”我说，“可他人不在，没法为自己辩护了。这事说起来可不比恋尸癖好多少，不过也许开头不是那样。也许他给她灌了迷幻药，于是他们开始亲吻，然后她便脱下衣服，于是他们就，呃，搂在一起，然后药力发作，她陷入昏迷。”
“还记得吧，伯尼，拉菲兹腾空一跳弓着背把它那套古怪招数全都使出来，然后你就灵光乍现。”
“难道他不知道可以停下来吗？我猜他以为她是个英国人。相信我，伯尼，那人是条害虫。看他是怎么反咬多尔·库珀的。她把马丁的卡寄放在他家，可他却拿着卡走了。”
我看着她。
“拿卡的人是我，卡洛琳。卢克在楼上被枪杀时，装满卡片的公文包还在他的床底下。”
“功不在我，伯尼，在拉菲兹。”
“哦，是这样，”她说，“这么说你是条害虫。”
“至少听起来很像唠叨，”我说，“而且也奏效了，所以功劳算你的。”
“也许吧。”
“那不叫唠叨，伯尼。那是关心你的朋友给你的忠告。”
“还有件事我也很纳闷。手枪。他们难道就没办法找到吗？”
“没错，而且话说回来那钱原先有段时间还属于我。”我耸耸肩，“我就知道扯进这个案子没好处，所以当初才会拼命推托。可是雷那样催逼外加你那样唠叨，我有别的路可走吗？”
“想从下水道里找回来？你可知道有多少把枪被扔进了下水道？”
“那钱原本是他的。”
“很多，是吗？”
“多尔可偷了人家的棒球卡收藏哪，我们怎么可以坐视这种行为躲过惩罚呢？其实说穿了，他们还真是躲过了惩罚。两人都没花一毛钱。多尔昂首阔步地走出那里，而纽金特用来收买雷的钱自有保险公司付账。”
“这样说吧，”我说，“如果纽约的下水道真藏了鳄鱼的话，其中半数都有武装。想把手枪处理掉？只要扔进下水道，就跟把针藏在了干草堆里一样。”
“他可是杀了个人哪，伯尼。”
“我永远不会把针藏在草堆里，”她说，“谁都会想到要先到那里去找。伯尼，他怎么不把枪留给卢克？我知道他的胳膊穿不过洞口，不过他总可以把枪扔在浴缸里吧？”
“一副扑克里最多就那么几张大鬼。昨晚我们走的时候，纽金特终于想起他的确是把珠宝从他老婆的梳妆台移到了书桌里。他的记忆自动填补了空白，是因为没有其他可能的解释。可怜的人。”
“看来会像自杀。”
“为什么要把那八千三百五十美元放回去？”
“对。”
我点点头。“多少人把上锁抽屉的钥匙就放在旁边没上锁的抽屉里，说来你会大吃一惊。不过，其实也有道理。否则放在哪里呢？通常我是不会找钥匙的，因为那种锁实在太好开了，不过那天晚上我无意间看到了它，心想如果纽金特非说那抽屉他开不了的话会更具戏剧性，可以制造他偷藏东西的假象。结果呢，连他自己也吃了一惊：他还真的藏了。”
“除非根本就不像，”我说，“你仔细看就会发现。就算他想了办法去掉自己的指纹，请问他怎么才能把卢克的指纹弄上去？而且，他们如果在卢克身上进行石蜡测试的话，他手上可找不到硝酸盐粒子，看不出他开过枪。”
“你偷了那把钥匙，对吧？”
“哦。”
“大约凌晨四点。两个纽金特都没有动静。我以年轻的罗登巴尔医生的身份登堂入室，口袋里塞了个听诊器。就这么一次，我是去送货而不是拿货，如果被逮个正着亏可真是吃大了，不过我知道应该要布置现场。”
“我不知道那是哪一种枪，所以也没法断定枪身能不能穿过洞口。可如果我刚开枪打了个人，他又倒在我没法清楚看到的地方，而且我也无法确定他是死是活，就算能过去，我也不会把上膛的枪扔给他。”
“两种人我都不信任，伯尼。你是怎么混进去的，三更半夜行动的吗？”
“嗯，这主意确实不怎么样，”她说，“唉，好吧。酒喝完该走了，伯尼。”
“一分不少，”我说，“我对天发誓我这辈子干过的最愚蠢的买卖就是这桩。那地方我进去三次。第一次我拿了些钱跟珠宝又把珠宝放回去。第二次我把钱留下拿回珠宝。前天晚上我最后一回进门把钱摆回原处，连珠宝也一起放进抽屉。这简直就和你不能把基督徒跟食人族放上同一条船的算术题一样搞得人头昏脑涨。”
“这么早？”
“是你第一次上那儿时从纽金特的书桌里拿走的数目，对吧？”
“有约。”
“可不是。”我酸溜溜地说。
“哦？我认识吗？”
“这数字挺耳熟。”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她语带防卫，“只是喝杯酒聊聊天。”
“对。”
“波顿·斯托普嘉德说起他追多尔时就是这样的。”我看着她，“是我认识的人，对吧？是谁，卡洛琳？”
“八千三百五。”
“我前几天晚上才认识的人。”
“先是八千三百五。纽金特手头的现金就这么多。等保险公司理赔纽金特夫妇的珠宝以后，会有更多进账。我估计雷还可以再捞上两千或两千五。”
“不会是多尔吧，”我说，“不可能。”
“他拿到了多少？”
“天哪，当然不是。马丁会杀了我的。”
“雷的遣词造句可不一样。照他说，为了确保调查工作不扩散，总得花钱打点众人。想确保这点他只要闭口不言、不送报告就行，所以也没什么好打点的。雷所谓的分享就是把钱分一分，放到不同的口袋里。”
“你这么一说，他好像还真迷上她了，她还偷了他的棒球卡呢。嗯，他是剧院的赞助人，说不定会对她的事业产生慈父般的兴趣。”
“哈伦·纽金特付钱封他的嘴？”
“或者干爹式的兴趣，伯尼。总之，她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你也能想得到，”我说，“雷的直觉有时候还真灵，这我可得夸他一句。他有预感我可以澄清真相，他可以从中获利。这两件他都说中了。你在那里看到我澄清真相，你离开后他领到了他的那份。”
“不会是耐心女士。是琼·纽金特吗？你打算干什么，穿上小丑衣服请她帮你画像？”
她啜了口酒，问我其他人走后发生了什么。
“你真刻薄，伯尼。”
“埃德娜·圣文森抑郁症，”我说，“这我听过，可还是第一次真正遇到。我看耐心女士和我是要分道扬镳了。不过话说回来，有她在场也无妨。椅子还够。”
“呃——”
“这还只是冰山的一角，伯尼。众所周知，女人原本就带着诗一样的多愁善感。这还有个名称呢。”
“事实上，”她说，“是罗莉·斯托普嘉德。”
“罗莉·斯托普嘉德。”
“他们全都这么郁郁寡欢，尤其是女人。好在她们大都住在地下室的公寓，否则不知会有多少跳楼事件。说来她们还真的总是自杀。”
“你不觉得她挺好的吗？”
“不然还有谁会唱俳句？”
“很好，不过——”
“哦对。要搞清谁是谁还真不容易。伯尼，你总该记得耐心女士是诗人吧。”
“不过她结婚了。你打算说这个，对吧？”
“他叫远距安打王。”
“差不多。”
她皱皱眉。“这不是贝比·鲁斯吗？”
“你没看到她抛给我的眼神，伯尼。”
“另外也有点炫耀的成分在里面，而且我觉得这可以让她高兴些。她是个好女人，只是整天都很沮丧。她是会出来一两秒钟、和着《弗蒙特月光》的曲子唱唱俳句，可是之后她又缩了回去，沉入哀怨的泥淖。”
“嗯，没错。”
“是撒谎，伯尼。只要过了七岁，你就再没权利说你撒的是小谎。”
“而且你也没听到下楼时她跟我说了什么。‘打电话给我。’她说。”
“省得还要从头再讲一遍，”我说，“说来我还欠她一个解释——那么多次食言、还撒了小谎。”
“于是你就打给她了。”
“我不明白她去那儿干什么，伯尼。我一直在想怎么会是她偷了棒球卡或者一枪打死卢卡斯·桑坦格罗，结果我还真想出了几个好理由。你为什么要让雷把她找去？”
“嗯，长远地说，我很可能会弄得以心碎收场，不过人有心脏为的就是这个，而我的那颗已经开始习惯了。她还真好，不是吗？漂亮、精明，又有趣。”
“踩着抑扬格的步伐吗？”我摇摇头。“我帮她买了杯咖啡，”我说，“然后送她上了出租车。”
“想想这些优点全浪费到波顿·斯托普嘉德身上，真可惜。”
“昨晚我独自回家，”她说，“因为我觉得你跟耐心女士或许想趁着黑夜悄悄溜掉。”
“我就是这样想的，”她说，“和他竞争我稳操胜券。”
“不用担心。”我说。
[1] 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1923—1963），美国诗人，特德·休斯之妻，其作品以对极端和痛苦心态的处理而著名。一九六三年自杀。
“最近你工作量大增，伯尼，”她说，“我开始担心你了。”
[2] 安妮·塞克斯顿（Anne Sexton，1928—1974），美国诗人，一九六七年获普利策诗歌奖。一九七四年自杀。
第二天我跟人约好共进午餐，所以下午关上店门去了饶舌酒鬼之后才有机会坐下来跟卡洛琳谈话。我打烊的时间晚了点——我有个顾客是忠实的G.T.亨特收藏者，愿他的族人日益增加——我到那里时她已经在喝威士忌苏打了。我请玛克辛拿杯啤酒给我，卡洛琳说看到我想喝酒她就放心了。
[3] 吉恩·赫肖尔特人道主义奖（Jean Hersholt Humanitarian Award），奥斯卡的奖项之一，授予“为电影事业带来信誉而做出人道主义努力的电影事业人士”，规定每届只有一名获奖者，而且只有完全够条件者才能评上，曾有几次因为没有合适的人选而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