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24日，人民陪审团确认了检察官对哈里的起诉符合法律，并正式控告哈里犯有绑架罪和双重杀人罪。当洛特在电话里把陪审团的决定告诉我的时候，我在电话里就怒骂了起来：“你是学法律的，你能不能跟我解释一下，他们这些无知的决定，有什么证据？”洛特的回答很简单：他们的决定是基于警方提供的调查资料。作为哈里的辩护方，在哈里正式被起诉之后，我们就有权查阅警方的这些资料了。那天上午，我和洛特一起研究警方的材料，气氛十分紧张，尤其是他一边挨个儿翻看，一边不停地说：“哦，妈呀，这可不好，这真是一点也不好。”每当他这么说，我就会马上接茬儿：“说这不好那不好有什么用，只要你好不就行了，对不对？”可是，他就只会装出一副茫然不知所措的表情，让我对他作为律师的才能越来越不敢抱什么期望。
2008年的春天，在我成为美国文学界新宠差不多一年后，发生了一件我想深埋于记忆深处的事情：我发现我的大学老师哈里·戈贝尔，这位在全国备受尊重的作家，在他34岁的时候和一位15岁的少女有过一段非同寻常的关系。故事发生在1975年的夏天。
警方的材料包括一些照片、证词、报告、专业检测结果和审问笔录。其中一些照片是在1975年拍摄的，上面有德波拉住的地方，然后是她横躺在厨房的地板上，倒在血泊中，最后是在树林里发现血迹、头发和衣服碎布的那个地方。然后，我们跨过33年的时光来到鹅弯，在那个警察挖出来的大坑深处，可以看到有一具像胎儿一般躺着的骸骨。其中一部分骨头上还连着几块皮肤的碎片，头颅顶上还零星留着稀疏的毛发。她穿着一条已经快被腐蚀一半的红裙，在旁边就是那个皮包。我突然感到一阵恶心。
最后，我气愤地挂了电话。我感到很孤独，于是一个人来到了哈里的书房里，把录音机打开，他的声音传了出来。我需要一些新的线索，一个可以改变整个调查进程的确凿证据，我需要某种启示来帮我完成这个令人头晕的拼图，可是，现在我只能找到哈里、底稿和去世的小姑娘这三个碎片。就在我思考分析的时候，我的体内突然涌起了一种很久没有过的奇怪感觉：我想写作，我想把我现在经历的，把我现在所想的写下来。很快，各种想法就开始在我的大脑中翻腾。现在，我已经不再是想要写作，而是需要写作了。这种感觉已经有一年半没有到来了，就像一座突然苏醒的火山，正准备进入喷发的状态。我飞快地拿出了我的笔记本电脑。在考虑了一会儿怎么开头之后，我写下了我下一本书的头几行字：
“这是诺拉？”我问道。
“一堆女人？什么意思，一堆女人？你应该喜欢的是一个女人，然后和她结婚，可以吗？你是想对我说，你不会忠诚于一个女人吗？你是一个性爱狂吗，马可？你想不想去看看心理医生，让人给你做些心理治疗呢？”
“是她，就是在这个包里装着戈贝尔的底稿。里面只有底稿，没有别的东西。检察官说，要是一个小姑娘离家出走的话，不会什么都不带的。”对尸体的剖析报告显示，在她的头颅部分有一个很大的裂口。诺拉曾经受过重击，从而造成了枕骨的裂痕。法医推测，杀人凶手用的是很重的棍棒，或者是类似的物品。比如说棒球棒或者是警棍。
“你是要问我是不是同性恋吗？不是！就算我是，也不是什么病。我喜欢一堆女人，妈妈。”
我们之后又看了不少证词，包括园林工人的、哈里的，还有一份是由塔玛拉·奎因亲手签了字的。她在证词中对加洛伍德说，当年她就发现哈里情迷于诺拉。她本来有一份证据，后来却人间蒸发了。结果，没有一个人相信她说的那些话。
“就是那种对女人过敏的病。”
“她的供词是可信的？”我担心地问道。
“什么？什么病？”
“对于陪审团的成员来说，是的。”洛特推测道，“我们没有可以进行反驳的东西，哈里自己都在接受审问的时候承认和诺拉有过一段情。”
“你不是得了什么病吧？就算你得病了，你的妈妈还是一样爱你。”
“好吧，那么在这份材料里，还有没有对哈里稍微有利的东西？”
我听到她对我的父亲讲：“他说不是，这就意味着是。”然后她悄悄地问我：
洛特突然想到了什么，他开始翻起了文件，然后给了我一大沓用粘条粘在一起的纸。
“没有，完全没有！”
“这就是那份所谓的底稿。”他对我说。
“都是借口，就这么简单！你的下一本书？这次是一本关于什么的书呢？关于变态性故事的书？我已经不了解你了，马可……我的马可小宝贝，我要问你：你是不是喜欢上这个哈里了？他把你变成同性恋了吧？”
这沓纸的封面是空白的，没有标题，显然，哈里是后来才想到的书名。而在封面中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有一行用蓝色墨水手写的字：
“最近一段时间，我没有遇上我喜欢的人，妈妈。我要写书，还要参加巡回签售，然后是下一本书……”
永别了，亲爱的诺拉
“不准狡辩！谁教你狡辩的？这也是你从这个天杀的戈贝尔那里学来的吧。你为什么不想想怎么给我们带回家一个好姑娘呢？嗯？嗯？你回答不上来了吧？”
洛特和我长篇大论地解释起来。他认为用这份底稿来作为控告哈里的主要证据是检察官所犯的重大错误，我们应该做一次笔迹鉴定，结果马上就会揭晓。他确认他们肯定会还哈里一个清白，所有这些调查材料的论据也都会被推翻。
“你才52岁，妈妈，我们还有的是时间呢。”
“这是我辩护的最大砝码。”他得意扬扬地对我说，“要是运气足够好的话，我们甚至可以不用让哈里经受审判。”
“从来就没有‘神奇小子’？从来就没有‘神奇小子’？（她呼唤着我的父亲）尼尔森，快点来这里，快点！马可说他从来就不是什么‘神奇小子’。（我听到我的父亲在后面支支吾吾地嘀咕着什么）你听到了吗？你的爸爸也和我说的一样，你在高中的时候，可是‘神奇小子’啊！我昨天遇到了你原来的校长。他说，他对你有很美好的回忆……我想他都要哭了，他说的时候是那么心潮澎湃。然后他对我说：‘嘿，戈德曼夫人，我都不能想象你的儿子现在遇到了多大的麻烦。’你看到了吧，这多么让人伤心啊！就连你以前的校长都问了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呢？为什么你宁愿去救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师，都不愿意去找一个女人呢？你已经30岁了，但你居然还没有结婚！你想让我们到死都看不到你的婚礼吗？”
“可是，如果检测结果证明这个笔迹就是哈里的，那该怎么办？”我问道。洛特带着奇怪的表情看了看我：“为什么就一定是呢？”
“妈妈……从来就没有什么‘神奇小子’。”
“我必须告诉你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哈里曾经跟我说过，他和诺拉到洛克兰的那一天，她让他叫她‘亲爱的诺拉’。”
“你说得对，如果没有这个家伙，你会成为一个更伟大的戈德曼。自从你在大学里遇到这个家伙以后，你就变了。你可是‘神奇小子’，马可。你还记得吗？就连超市那位矮小的收银员郎夫人到现在都还问我：‘神奇小子’现在怎么样了？”
洛特突然不说话了。他对我说：“你必须明白，不管怎么说，如果他是写下这些文字的人……”还没把话说完，他就收拾起东西，然后拽着我走上了前往州立监狱的路。他已经无法自我控制了。
“没有哈里，就根本不可能有伟大的戈德曼，妈妈。”
刚刚走进监狱的会客室，洛特就将底稿举到了哈里的鼻子跟前，然后喊道：“她让你叫她‘亲爱的诺拉’？”
“这里的人都在谈论你。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都不是些什么好话。在我们这个社区里，大家都琢磨着，你为什么还会和这个哈里搅在一起？”
“是的。”哈里回答完后低下了头。
“冷静点，妈妈，冷静。”
“你看到上面都写了什么？就在你这本该死的东西的封面上！你还有什么要和我说的吗，浑蛋？”
“天哪！马可，你是要为这个该死的罪犯而牺牲自己的性命吗？”
“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不是我写的。我没有杀她！我没有杀诺拉！天哪，你们都知道的，你们都应该知道，我不是杀害这个小姑娘的凶手。”
我整个晚上都在想这个问题，却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在晚上九点的钟声敲响之后，我接到了母亲的电话。显然，她已经从电视上看到了关于那场火灾的报道。
洛特冷静了一点，坐了下来。
我完全被警方的这个发现打乱了阵脚。“亲爱的诺拉”这几个字和哈里所说的一模一样，我还录了音。
“我们知道，哈里。”他说道，“但是，所有的这些巧合实在是太棘手了。诺拉的离家出走，这行字……为了替你辩护，我要面对的陪审团将会是一群在参加审判之前就已经想判你死刑的好市民。”
“我们将拿去做一个笔迹检测，希望从中获得更多的信息。”
哈里的脸色很难看。他站起来，在铁栏杆围着的房间里面转来转去。
“这几个字，你们打算怎么处理？”我问道。
“全美国人民都站在了我的对立面，估计不久之后，大家都想要我的命了。就算现在还没到那种程度……但他们把那些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词用在了我的身上：恋童癖、性变态、精神病。他们会玷污我的名声，焚烧我写的书。但是你们必须知道，我在这里再重申一遍：我并不是杀人狂徒，诺拉是我唯一爱过的女人，不幸的是，她只有15岁。爱情，妈的，可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的！”
我突然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亲爱的诺拉”，这不就是诺拉在洛克兰的时候让哈里这么叫她的吗？我努力保持着冷静。
“但是，我们在这里讲的可是一位只有15岁的少女！”洛特又发起了火。哈里面带怒色，转过头来对着我。
“上面写着：永别了，亲爱的诺拉。”
“你也是这么觉得的吗，马库斯？”
他叹了口气，还是屈服了。
“哈里，让我感到难过的是，你从来没有和我说过这些……我们已经作为朋友相处十年了，你从来没有说过诺拉。我还以为我们是很亲近的人。”
“哦，别跟我胡说八道了，警长！你已经跟我透露了太多的信息，但或许还远远不够：你不能总是在情况对你有利的时候，才把你自己藏在要保守调查秘密的幌子后面。”
“但是上帝啊，你让我如何启齿？‘啊，我亲爱的马库斯，事实上，我从来没和你说起过，1975年5月，在我到欧若拉的时候，我爱上了一位15岁的少女，一位改变了我整个人生的少女，但是在三个月之后她失踪了，就在一个夏末的夜晚，而我再也没能从此走出来……’”
“我不能对你说，这是机密。”
他一脚将一张凳子踢飞到了墙上。
“几个字？写着什么？”
“哈里，”洛特说，“如果不是你写的这些字，我就相信你。那你觉得会是谁写的呢？”
“在底稿上写着几个字。”
“不知道。”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谁知道你和诺拉的事情？塔玛拉·奎因说，她一直都对你们的感情有所怀疑。”
“戈贝尔杀害了那位小姑娘，然后把底稿和她葬在了一起。也许是出于悔恨。这是一本关于他们爱情的书，他们的爱杀死了她。”
“我不知道，也许诺拉和她的一些朋友说过我们之间的事情。”
“那你的设想是什么呢？”
“你是否觉得有人会知道你们之间的事？”洛特追问道。
在那一瞬间，我在犹豫要不要告诉他我了解到的关于哈里和诺拉之间的事情，他们曾经约好一起在“海滨汽车旅馆”见面，然后一起私奔。但是，当时我决定还是什么都不说，生怕会给哈里带来什么不利。我只是问了问加洛伍德：
突然一下子安静下来，哈里露出了那种让我看了心疼的痛苦表情。
“是谁告诉你她当时带了那份底稿的？谁又告诉你她曾经拿过那份底稿？这只是戈贝尔的托词，是他在底稿和诺拉的尸体一起被发现后，为了摆脱嫌疑而做出的解释。”
“快说吧。”洛特催促哈里继续说下去，“我确信你还有一些事情没跟我说。你如果还藏着一些事情不说的话，让我怎么帮你辩护呢？”
“然后呢，她就带着底稿跳到窗子外面去了？”
“曾经……曾经有过一些匿名信。”
“是的。”
“什么匿名信？”
“你指的就是哈里吧。”
“在诺拉失踪后，我开始收到一些匿名信。我每次外出回家的时候，都会在大门的门框上发现匿名信。当时，我吓得够呛。这意味着可能有人跟踪我，并等待我外出的时候才到我家里来投信。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实在是怕得要命，于是每收到一封信，就给警察打一次电话。我告诉他们，似乎看到了鬼鬼祟祟的人，于是一支巡逻队就赶了过来，这让我安心了许多。当然，我不能对他们说出真正令我感到害怕的原因。”
“假如她认识谋杀她的人，那就能解释这一切了。也许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某种关系；也许，他经常到她的窗前来，那天也不例外，他可能让她跟着他；也许就只是为了出门散散步。”
“但是，是谁给你写的这些信呢？”洛特问道，“谁知道你和诺拉之间的事情？”
“那是什么呢？如果这是一次绑架，又为什么没有打斗的痕迹？为什么她要把那个装着底稿的包带走？”
“我完全没概念，这事大概持续了六个月，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因为这不是一次离家出走。”加洛伍德对我说。
“你还保留着这些信吗？”
“如果这是一次离家出走的话，你怎么解释她为何什么都没带走？衣服和钱都没带。”
“是的。在我家的书房里有一本《百科全书》，在里面夹着。我认为警察还没有找到，因为还没有人跟我提起过。”
“是的。”
在回到鹅弯后，我马上开始寻找他说的那本《百科全书》。在这本书中，我发现了一个装着十几页纸的牛皮纸袋，都是一些已经泛黄了的信纸。每一张的上面都用打印机打出了相同的内容：
“我和凯尔甘先生谈过，他是一个老实人，还带我看了诺拉的房间，我猜你也已经看过了吧……”
我知道你对这位15岁的少女做了什么，
“可以这么讲吧。不得不说，自从有人威胁你让你闭嘴的时候开始，你的可信赖程度飞速提升了。”
很快，全城的人都会知道。
“我的调查？怎么，你现在开始感兴趣了？”
有人知道哈里和诺拉之间的事，有人在33年间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
“是一个不想让你知道关于诺拉真相的人。你的调查进行得怎么样了？”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我试着询问了所有可能认识诺拉的人。厄恩·平卡斯又一次帮了我的大忙。他先在图书馆的档案里找到了1975年欧若拉高中的年鉴，然后又通过电话簿和因特网为我搞出了一份联系人名单，上面列出了大部分还住在附近大区内的诺拉同学的联络方式。但是这并没有带来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这些人到现在都差不多50岁了，他们只是和我聊了聊儿时的回忆，却似乎不太在乎案件的进展。后来，我发现名单上有一个我似曾相识的名字：南希·海特薇，就是那个在哈里和诺拉去洛克兰幽会的时候，帮诺拉“打马虎眼”的人。
“所有人。我的意思是，整个白天我都在问别人问题，这可能是任何人。你是怎么想的，你觉不觉得是有人不想让我知道更多的情况？”
平卡斯说，南希·海特薇开了一家缝纫店，就在通往马萨诸塞州的第一大道和城外不远处一个工业区的交界处。我第一次到这个地方去是在2008年6月26日星期四。这家店格外别致，店的门面色彩斑斓，就在一家五金店和快餐店的中间。里面唯一我能看到的人就是一位50岁出头的女士，留着灰白的短发。她就坐在书桌前，戴着眼镜。在她和我打过招呼后，我问她：“你是南希·海特薇吗？”
“道恩警长跟我说过。有谁知道你在调查这个案件？”
“我就是。”她站起身回答，“我们认识吗？你的脸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要描述他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我说，“那个人蒙着脸，我只看到一个侧影。然后，我就收到了那张写着同样内容的字条：快回你的家，戈德曼。这已经是第三回了。”
“我的名字叫马库斯·戈德曼。我是……”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同意了。我们一起回到鹅弯的家中，我找了两瓶酒，和他一块儿在露台上喝了起来。我对他讲述了前一天晚上，从格兰德沙滩回来的时候，我是怎么遇到那个纵火者的。
“一名作家。”她打断了我的话，“我现在想起来了，大家都说你问了很多关于诺拉的问题。”
“你要喝啤酒吗，警长？”
她露出了小心的神色，却立刻接着说道：“我想，你来这里的目的不是为了缝缝补补什么的吧。”
“你说得没错。”
“当然不是。我确实对诺拉·凯尔甘之死很感兴趣。”
“因为，那天是你把我赶出办公室的。”
“这关我什么事？”
“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为什么不跟我说你收到了匿名信这件事？”
“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在你们都只有15岁的时候，你应该很了解诺拉。”
“完全不是这回事。这次针对的人是我。”
“谁告诉你这些的？”
“完全不是。我只是不想让局势恶化。我们很清楚，青少年被谋杀的案件总能在人群中引起非同寻常的反响。我可以向你保证，每当电视上谈及这个死去的小姑娘的时候，毫无疑问都会有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父亲想去把戈贝尔干掉。”
“哈里·戈贝尔。”
“你是想对我说，你在担心我的生命安全？”
她马上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走到门边。我以为她是要请我离开，但是她把窗前的牌子翻到了“停止营业”那一面，并且把门关了起来。然后她就朝我走了过来，问我：“要不要喝杯咖啡，戈德曼先生？”
“我接到了道恩警长的电话，他跟我说了星期五晚上发生的火灾。他很焦急，说老实话，我很理解他。我也不希望事情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我们就这样在她店铺后面的房间里待了一个多小时。她正是哈里和我说起的南希，那个诺拉儿时的朋友。她后来也没有结婚，所以一直保留了她的姓氏。
“这不重要。快告诉我，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的？要知道，今天可是星期天啊。”
“你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欧若拉？”我问她。
“那你在做运动的时候都听些什么？”
“从来没有。我对这座城市的感情很深，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我不听音乐，警长。”
“网络，网络真是一样神奇的东西。”
“迷你卡带机？”他露出了不屑的神色，“你知不知道苹果公司已经在全世界展开了一场革命，我们现在可以在一个硬盘上存下数不清的音乐，而这种东西就叫iPod。”
她点了点头。
我从口袋里拿出录音机，摁下了停止播放键。
“那你具体想知道什么，戈德曼先生？”
“我在努力保持身体状态。”
“请叫我马库斯。我想听一听关于诺拉的故事。”
“你看起来状态不错。”他看了看我赤裸的上身对我说，然后将他满是汗的手往裤子上擦了擦。
她笑了。
回到鹅弯以后，我去沙滩上练拳击。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在这里待了没多久，我就碰到了从屋子那边走过来的加洛伍德警长。因为耳朵上戴着耳机，所以直到他拍我肩膀的时候，我才反应过来。
“诺拉和我当年是同班同学。自从她到欧若拉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我们住的地方离得很近，都在特雷斯大道上，她经常到我家来。因为她说我有一个正常的家庭。”
车库里，音乐碟上的最后一首曲子也播完了，诺拉的父亲急忙又过去从头开始播放。我也不想再继续打扰他了，于是在和他道别之后就离开了，在经过他身边的时候，我拍了一张哈雷-戴维森摩托车的照片。
“正常？你想说的是？”
一个个问题在我的脑海中出现：为什么诺拉逃走的时候，钱和衣服都没带？为什么她只带了那份底稿？
“我想，你应该已经见过凯尔甘先生了……”
“是的。”
“是的。”
“戈德曼先生，我真的已经弄不清楚了。30年前，警察就问过我这个问题，几天前又重新问了一次。但是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少。衣服、钱。你看，她的存钱罐还放在架子上，还是满满当当的。（他拿起了架子最上层放着的一个饼干盒对我说）看，里面还有120美元！120美元，如果她要离家出走的话，为什么还把钱留在这里？警察还说，她的包里还放着那本该死的书，是这样吗？”
“他是一位很古板的人。很难想象他能有诺拉这么一个女儿：聪明、温柔、善良，还总是带着微笑。”
“那么，如果这是她的包，是她把它带走的。而如果是她把它带走的，那就应该是她自己去了什么地方，不是吗？凯尔甘先生，我知道这只是一种联想，但是，你不觉得诺拉是自己逃走的吗？”
“你对凯尔甘牧师的介绍让我感到有些奇怪，海特薇小姐。我几天前见过他，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慈祥的父亲。”
我突然有了一种想法：
“他可能会给人这种感觉，至少在公共场合。他好像在亚拉巴马创造过什么奇迹，于是便被叫来重振濒临废弃的圣雅各教区。果不其然，在他接手之后不久，圣雅各教堂里每个星期都会坐满了人。但是除此之外，在凯尔甘家里真正发生的事情，真的很难说……”
“是的，他们还让我去辨认过。那个包是我送给她的15岁生日礼物。有一天，我们一起到蒙特贝利去，她就是在那里看到的这个包。我还记得那家店，就在主干道上。第二天，我就回去把它买了下来。我还在一家皮具店请人把她的名字刻在了上面。”
“你想说什么？”
“警察发现她带着一个皮包，那个上面刻着她名字的包。”
“诺拉曾经被打。”
“我不能这么对你说，因为我什么都没有听到。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出，这里完全没有打斗的痕迹。”
“什么？”
“你觉得，那天晚上是有人闯进了她的房间，然后将她掳了出去？”
南希·海特薇和我提到的这件事，根据我的估算大约发生在1975年7月7日星期一，应该就是在哈里主动不接近诺拉的那段时间。
“所有的东西都没动过。这个空空的房间就是我当年来找她的时候看到的样子。窗子大大地开着，微风轻轻地卷起窗帘。”
1975年7月7日 星期一
“那么，这个房间的现状跟她失踪时候的样子没有什么区别吧？”
这是暑假里的一天，天气好极了。南希来诺拉家，约她一起去沙滩。当她们一起走在特雷斯大道上的时候，诺拉突然问道：
“是我的，但是她也会用。在她失踪的那个夏天，她经常拿过去用，她说她有很重要的东西要打出来，她还经常把打印机带出去。我跟她说可以开车带她去，但她从来不要我这样做。她喜欢抱着打印机，自己走路出去。”
“南希，你认为我是一个坏女孩吗？”
“这是她的吗？”我问道。
“坏女孩？完全没有啊，这是哪门子的事呀！为什么你要这么问我？”
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还放了一台雷明顿打字机。
“因为，家里人说我是一个坏女孩。”
“这些纸都是她在蒙特贝利的一家文具店里买的。”他看到我对房间很感兴趣，就又解释道，“她很喜欢这些东西，总是把它拿在手边，写一些她想记下的东西，或是用来给别人留个信。这些纸跟她形影不离，她总是会在家里预存好几摞备用。”
“什么？为什么要对你这么说啊？”
不过，他还是依稀记得那年夏天，当诺拉的暑假刚开始的时候，她总是显得很忧愁。他当时还以为这是她进入青春期的原因。我接着请求去看一下他女儿的房间。他就好像博物馆里的向导一样一路紧跟着我，并嘱咐我说：“千万别碰任何东西。”自从她失踪以来，他就没有动过这个房间里面的东西。所有的一切都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一张床，放着洋娃娃的架子，一个小书架，一张上面胡乱放着各种笔的书桌，一把长铁尺和一些泛黄的纸页。这些都是信纸，就是那种她给哈里写信用的纸。
“这不重要了。我们要到哪儿去游泳啊？”
“没有，我不知道。我根本不相信。这是另外一个我经常问自己但同样找不到答案的问题。”
“到格兰德沙滩去。快告诉我，诺拉，为什么要对你这么说？”
“在你女儿失踪的那个夏天，你没有发现她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吗？”
“也许这就是事实吧。”诺拉回答道，“也许是因为我们在亚拉巴马时发生的事情。”
“叫声？没有任何叫声。当时在这幢房子里面，我没有听到什么叫声。怎么会在别的地方反而听到了呢？那天，我整个下午都在车库里。七点钟过后，我开始准备晚餐，于是到她的房间里去找她，让她来帮帮我，但是她已经不在那里了。我一开始还在想她可能是去散步了，虽然她并不会经常这么做。我等了一会儿，然后由于很着急，就到街区里转了一圈。我在人行道上还没走几步，就撞见了一群邻居。他们都说，在河溪路边发现了一位浑身是血的年轻姑娘，到处都是警车，整个地区都被封锁了。我马上跑到最近的一个邻居家，给警察局打了电话，告诉他们，那个姑娘可能是诺拉……她的房间就在一楼，戈德曼先生。30多年来，我一直问自己，我的女儿到底怎么样了。我也经常对自己说，假如我还有其他孩子的话，我会让他们睡在阁楼里。但是，我没有其他孩子了。”
“在亚拉巴马的时候？在那边发生什么了？”
“一些邻居说，当时听到了一些叫声。”
“这不重要。”
“什么都没有。”
“我看你不是很开心，诺拉。”
“我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你女儿失踪的那一天，你没有听到什么吗？”
“我很难过。”
他撇了撇嘴：“你想知道什么事情，戈德曼先生？你来这里应该是想要问我一些问题吧？”
“难过？现在可是假期！我们在假期的时候怎么能难过呢？”
“我们对任何事情都无法做到确信无疑，凯尔甘先生。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人的存在才会如此复杂。”
“这事很复杂，南希。”
“你怎能如此确定？”
“你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如果你遇到麻烦了，你应该和我说说。”
我对他说：“哈里·戈贝尔没有杀害诺拉。”
“我爱上了一个不爱我的人。”
凯尔甘牧师失去了平静，他吐出最后几个字时带着的怒气，简直让我不敢相信是从这样一位外表孱弱的人的嘴里面迸出来的。他安静了一会儿，然后绕着圈踱起了步子，好像怒气还是难以平复。而巨大的音乐声也一直在空气中回荡。
“谁？”
“我知道。”他大声道，“我知道，这么说，那个戈贝尔只是用所谓‘社会阶层差异造成的隔阂’代替了‘变态情感遇到的阻碍’，这样他的故事也就披上了合理合法的外衣，然后他就能卖几百万册？他把和我的女儿——我的小诺拉之间发生的淫乱故事写成了书，所有的美国人都读过，并且竟然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一直对它拍手叫好！”
“我不想说这件事。”
“实话实说，我觉得你的女儿爱着哈里，哈里也爱着她。这本书讲述的是两个人出身于不同社会阶层而不能相爱的故事。”
“是科迪吗？那个对你有意思的二年级学生？我知道你肯定喜欢他！和一个二年级的家伙交往感觉怎么样？不过，这是个傻帽，一个大傻帽！你知道的，并不是说只要能进入篮球队的就一定是帅小伙儿。上个星期六，你就是和他出去的？”
“并不是所有的人我都认识，戈德曼先生。而且你也知道，我过着相对封闭的生活。那件事是真的吗？哈里·戈贝尔和诺拉？他真的为她写了一本书？这本书意味着什么，戈德曼先生？”
“不是。”
“一点点？”我有些惊讶，“但是你们在同一个城市里住了30多年。”
“那是谁？快告诉我吧。你们是不是上床了？你已经和一个男生上床了？”
“没有，了解一点点吧。我遇到过他几次。”
“没有！你脑子有问题吗？我还要留给我生命中的那个男人呢！”
“那哈里·戈贝尔呢？你很了解他吗？”
“但是，你上星期是和谁出去的？”
“离家出走？她为什么要离家出走？”他反问道。
“是一个年纪更大的人。但是这不重要。总而言之，他永远不会爱我的。没有人会爱上我的。”
“为什么要走呢？”我问道，“你的意思是说，她想要离家出走？”
她们来到了格兰德沙滩。这个沙滩并不是很美丽，但从来也不会空无一人。特别是巨大的潮汐每一次都会带着海浪往后退却三米，于是在巨大凹陷的礁石之间就留下了一个天然的阳光泳池。她们喜欢懒洋洋地躺在上面，里面的水比海里的水更暖和。这个时候，沙滩上没有其他人，她们不需要藏起来换泳衣，南希突然发现诺拉的胸口有一些瘀青。
大卫·凯尔甘然后给我讲述了那些年在欧若拉幸福无忧的日子。他说，这是他一生最美的时光。他还记得那些夏日的夜晚，他准许诺拉在挑棚下一整个晚上“挑灯夜读”的场景，他多么希望那些夏夜永远都不会结束。他还跟我说起他的女儿会把在“克拉克之家”每星期六挣到的钱攒下来，然后她想用这笔钱去加利福尼亚追寻她的明星梦。而他每次去“克拉克之家”的时候也会很骄傲，因为他总会听到客人们还有奎因夫人对她都是那么满意。在她失踪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会问自己，她是不是去了加利福尼亚。
“诺拉！太可怕了！你怎么了？”
“很多年以来，这里一直风平浪静。但在诺拉失踪后，一切都改变了。好吧，或许只有一件事情改变了：那就是我不再相信上帝了。如果上帝真的存在，孩子们是不会失踪的。从此，我开始为所欲为，但是没人敢赶我走。渐渐地，这个教区就重新分崩离析了。15年前，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欧若拉教区和蒙特贝利教区合并。他们把教堂的房子也卖了，现在，教徒们每个星期日都去蒙特贝利。在诺拉失踪之后，我虽然是六年后才正式辞退职务的，但是在这期间，我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履行我的职责了。教会还是一直给我发放年金，而且他们几乎没要什么钱就把这幢房子转让给我了。”
诺拉捂住了她的胸部。
“那个教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别看！”
“现在整个世界都快要变成麦当劳了，戈德曼先生。”
“但是我看到了！上面有一些瘀青……”
“我曾经路过你的教堂。”我说道，“现在已经变成麦当劳了。”
“这没什么。”
他站起身来，给我拿出了一本相册。他给我看了诺拉小时候的照片，还有他的妻子——路易莎。他们一家人看起来很幸福。他在完全不了解我的情况下，和我说了这么多心里话，令我感到很惊讶。我相信，他其实只是想借这个机会再回忆一下他女儿的事情。他跟我说，他们是1969年的秋天从亚拉巴马州的杰克逊市来到这里的，那里的教区虽然在扩张，但是来自大海的召唤似乎更有吸引力。当时，欧若拉教区在寻找一个新的牧师，他就这样去了。来新罕布什尔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把诺拉抚养长大。那个时候，国内乱作一团：除了各种政治纠纷，还有种族之间的分离以及越南战争。特别是1967年在圣康坦发生的种族骚乱以及在纽瓦克和底特律黑人街区发生的动乱，让他们决定开始寻找一个远离一切纷争的避世之所。那一年，当他的小汽车拖着沉重的旅行挂车来到蒙特贝利满是睡莲的大池塘边上的时候，他正准备冲下斜坡开往欧若拉，远远地就看到了这个美丽而又安静的小城。那一瞬间，大卫·凯尔甘对自己的选择感到惊喜万分。然而，又有谁能想到，六年后，他的女儿就是在这里失踪的呢？
“这还没什么！这到底是什么？”
“是的，我的妻子很久以前就去世了……”
“星期六妈妈打的。”
“你一个人住在这里？”
“什么？别和我开玩笑……”
“谢谢，是当年我在蒙特贝利一家修车行里淘到的。当时修车的人说这个机器对他已经没有用了，于是他象征性地收了我五美元。这就是我女儿失踪的时候我在做的事情：我当时就是在修那辆不能再用的摩托车。”
“是真的，就是她对我说的，我是一个坏女孩。”
“是辆不错的车。”
“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我在修那辆摩托车，就是你看到的哈雷。”
“这就是事实！为什么没有人相信我！”
“当时你在车库里干什么，当天？”
南希不敢继续追问下去，于是岔开了话题。她们沐浴之后，一起去了海特薇家。南希赶快到她母亲的浴室找来了一些药膏，帮诺拉敷到红肿的乳房上。
“不会，如果这能帮助家长，让大家更加谨慎的话。你知道吗？我女儿失踪的那天，她就在她的房间里，而我就在车库里，开着音乐。我什么都没有听到。她房间的窗子是开着的，她就是这样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我没看好我的女儿。为家长们写一本书吧，戈德曼先生。父母们都想看好他们的孩子。”
“诺拉，”她说，“你母亲的事情……我想你应该找人说一说。到学校去，要不就找护士桑德夫人吧……”
他耸了耸肩。
“忘了这件事吧，南希。求你了……”
“我已经不知道我是否还能写作了。能写出好书，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的出版商让我写一本关于这桩案件的书。他说这能重振我的事业，你会反对我写一本有关诺拉的书吗？”
当回想起她和诺拉在一起的最后一个夏天时，她的眼里闪现了泪光。
“你在写一本书？”
“在亚拉巴马发生了什么？”我问道。
“当然，先生。”
“我不知道，我一直都不知道。诺拉也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谢谢，你是第一个表示慰问的人，戈德曼先生。最近两个星期，整个城里的人都在谈论我的女儿。所有的人都跑去看报纸，了解最新的情况。但是没有一个人来这里问问我的近况。除了记者，唯一会敲我门的人就是那些来抱怨噪声的人。在哀悼中的父亲总有点听音乐的权利吧，不是吗？”
“这和他们离开那边有关系吗？”
他露出了很温暖的笑容。
“我不知道，我希望我能够帮到你，但是我不知道。”
“我为你女儿的事情感到十分难过，先生。”
“还有关于爱情带来的痛苦，你知道那是因为谁吗？”
“请不要叫我牧师，我已经不是了。”
“不知道。”南希答道。
“我其实也不太清楚，牧师。我想知道在诺拉身上发生的事情。”
我怀疑和哈里有关，同时我也想搞明白她是否知道这件事。
“你为什么来这里，戈德曼先生？”在带着好奇的眼神审视了我一番之后，他这么问我，“是为了写书吗？”
“那你知道她当时去见谁了吗？”我问道，“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当时你们两个为了去约会，都帮对方撒了谎。”
我本以为自己的来访会遭到冷遇，我想，凯尔甘牧师最近在饱受记者们的“围攻”之后，肯定会希望能有一点自己的清静空间。但是他让我感到很热情。我虽然来过欧若拉很多次，但是从来没有见过他。他显然也不知道我和哈里之间的关系，我也就没有向他提起。他为我俩冲了两杯冰茶，然后我们就一起坐到了客厅里。他没有取下脸上戴的防护眼镜，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再回到他的摩托车旁边，而那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也一直在空气中回响。我试着想象出33年前这个男人的模样，那时，他还是圣雅各教堂里活力四射的牧师。
她笑了。
他带我进了车库，这个地方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手工作坊，中间放了一辆收藏版的哈雷-戴维森摩托车。角落里，一台接着音响的老式电唱机放着典型的爵士乐。
“我可以看出来，你知道的不少……我们第一次这么做的时候，是想到康科德去玩一天。对我们来说，去康科德就像是一次历险，到那边总能做很多事情。我们觉得自己已经是大姑娘了。后来，我们又第二次这么做了，不过，我是为了单独去和我当时的男友在船上约会，而她呢……你知道的，当年我一直怀疑她是去见一个比她年长的男人。她对我透露过一点。”
“不行，我从来不会关掉音乐的声音，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到客厅说话。”
“所以，你知道她和哈里·戈贝尔的事情……”
“不，我是作家。你能把音乐关了，或者把音量调低一些吗？”
她立刻不假思索地说道：“我的天，没有。”
“你是警察吗？”
“什么没有？你刚才不是说，诺拉可能去见一个比她年长的男人吗？”
“我叫马库斯·戈德曼。你应该不认识我，但是我现在正在调查诺拉的死因。”
气氛突然陷入了尴尬的平静中，我意识到，南希肯定掌握着一个她不想和其他人分享的信息。
我似乎只有把手放在嘴巴两旁做成喇叭的样子才能让他听到我在说什么。
“这个男人是谁？”我问道，“不是哈里·戈贝尔吧，嗯？海特薇小姐，我知道你不了解我，我就突然这么出现，还要让你重新挖掘你记忆深处的东西。如果我有更多时间的话，我肯定会做得更妥当的。但是时间非常紧迫：哈里·戈贝尔此刻就蹲在监狱里面，而我肯定他没有杀死诺拉。所以，如果你知道什么东西能帮到我的话，你一定得跟我说。”
“有什么事吗？”在大到不能忍受的音乐声中，他大声问道。
“关于哈里我一无所知。”她对我说，“诺拉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他，和大多数人一样，我是十天前才从电视里知道的……但是她跟我说过一个男人。是的，我知道她和一位比她年长很多的男人有过一段恋情。但是，这个人不是哈里·戈贝尔。”
我来到这里的时候，从屋子里传出了巨大的音乐声。我敲了几次门，但是都没有回应。最后，一位路过的人对我说：“如果你要找的是凯尔甘牧师，那就别在这儿瞎忙活了，他应该在车库里。”于是我就去敲了车库的门，音乐声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在敲了很长时间之后，门终于开了，我看到，在我面前站了一位小老头，看起来很弱小，头发和皮肤都发灰了，身上穿着在车库里工作时的套衫，眼睛上还戴着防护眼镜。这就是85岁的大卫·凯尔甘。
这个消息让我震惊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2008年6月22日，星期天，我第一次见到了大卫·凯尔甘牧师。那天是新英格兰地区独有的夏日阴霾天，海浪卷起的大雾很厚，停在树梢和房顶上久久不愿离去。凯尔甘家住在特雷斯大道245号，一个美丽的社区里。似乎从他们来到欧若拉的那天起，房子就没有变过。墙的颜色还是一样，周围被灌木丛环绕着。旁边新栽下的蔷薇花已经长得郁郁葱葱，房前的樱花树在十年前枯萎后又换上了一棵同种的新树。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我问道。
“那好，这就是第23条建议。马库斯，你永远都只能写虚构的故事，其他方式只会给你带来烦恼。”
“我已经记不得整个故事的细节了，因为时间太久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1975年的夏天，当哈里·戈贝尔搬来这里的时候，诺拉曾经和一位40多岁的男人有过一段恋情。”
“23。”
“40多岁？那你记得他的名字吗？”
“作家们的特权，马库斯，就是你可以通过你写的书来和你周边的人算清总账。只是不要把他们的姓名说出来就好了。永远不要提他们的名字，要不然就会招来官司和麻烦。这是我给你的第几条建议了？”
“我差不多都快忘记了。是一个叫艾力雅哈·斯腾的人，他可能是新罕布什尔最富有的人之一。”
“这是什么意思？”
“艾力雅哈·斯腾？”
“所有的人，一位朋友，一位家庭主妇，一位银行的柜台员工。但是请注意，不是这些人本身激发你的灵感，而是他们的行为，他们做事的方法会让你联想到你小说中的某一个人物会做的事情。那些说他们不用从任何人身上获得灵感的作家都是在骗人，但他们那么说也是有理由的，因为这样能让他们少很多麻烦。”
“是的，她对我说她曾经在他的面前赤裸着身体，任由他摆布。那个时候，她要到他在康科德的家里去。斯腾先生派了他的亲信来接她，那是一个很奇怪的家伙，叫卢塞·卡勒。他来欧若拉接她，然后把她带到斯腾先生的家里。我知道这件事，是因为我亲眼看到了。”
“那些人物呢？你的人物都是从什么人身上得到的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