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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鹰(上) 第三章 退回社会你能干什么

警察带过来一个二十一二岁的小姑娘,指着那个暗红色小箱子问她:“箱子是你的吗?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齐林表情无奈地张了张嘴,又没说出什么来,只好向宁志投去求助的目光。宁志白了我一眼。我也觉得自己有些过分,曾几何时自己居然会酸溜溜地讽刺挖苦别人,怎么看都不像一个战士,倒像个怨妇。

那小姑娘扭头看了我们几个一眼,又扫了一眼我们面前的屏幕,眼神再次落在我们身上。我和宁志不约而同地交换了一个眼神。按常理,遇到这种情况一般人都会紧张,可这个小姑娘异常镇静,眼神中没有丝毫慌乱,好像早就知道自己要来这里,而且是事先计划好的。

我对齐林一个立正说:“是。”

“问你呢,里面装的是什么?”警察追问着。

齐林咂了下嘴说:“咱先别逗了,咱是干吗来的?”

小姑娘收回目光,脸上出现了迟到的惊讶表情,说:“是,是我的,里面没什么啊,是狗粮。”

宁志笑着拉开架势说:“你找练呢?”

缉毒犬还挣着绳子要往箱子上扑,带它的警察伸腿把缉毒犬拨开,掩饰着脸上的尴尬说:“打开。”

“不是,因为那狗的制服跟你现在的一样,上面写着‘缉毒’呢。我看这狗岁数不小,搞不好是你师兄也不一定。”我有意无意地挖苦着宁志。

箱子里的确都是还未拆包的狗粮。我觉得有些不对,但又说不出是哪里不对,见那警察要动手拆包,忙上前一步说:“等等。”

宁志说:“你怎么知道,你闻过了?”

小警察看了我一眼,想了想站了起来。我用脚把那个箱子踢到一边,一直看着那小姑娘的眼睛。她起初有些不服,跟我对视了几秒,低下头说:“真的是狗粮,到底怎么了吗?不然,你们可以打开检查啊。”

我说:“肯定不是易燃易爆的。”

经过训练的警犬不会对任何外来的食物感兴趣,这点常识我是有的。我眼睛始终盯着她,对小警察说:“你拆开拿几颗给我。”

宁志说:“你猜是什么?”

小警察拆开包装抓了一把放在我摊开的手掌上,我送到宁志嘴边说:“来,尝尝。”

一条警犬对着一个暗红色的小皮箱吱吱呜呜叫个不停,最后索性两只前爪全部扒了上去。牵着它的警察顿时紧张起来,将那个包拿了下来。看着倒是有点意思,我说:“我倒要看看这狗能搜出什么来。”牵那警犬的年轻小警察看了我一眼,表情显得很不服气。

宁志二话没说拿过一颗闻了闻,又舔了一下,真丢进嘴里咂摸了几下,才说:“应该是狗粮。”

按照指令,警犬们开始挨个嗅着传送带上缓缓吐出的行李,摇头摆尾还伸着舌头,怎么看都觉得它们是在对你笑,这种工作态度让我觉得这很不靠谱。

“喂!”小警察突然喊了一嗓子。只见三条警犬都疯了一样扑到皮箱边上,埋头大吃特吃狗粮。而我一直死盯着的人脸上,居然露出一丝难以觉察的笑容,那种笑容我再熟悉不过,那是亡命徒得逞后的笑。我一把掐住她猛地一搂,在她失去重心的瞬间狠狠地将人摔在了地上。

我们坐在行李传送台后巨大的监视屏前,守候着这个身上背着四条边防武警的命,估计还会再加上我们其中一条命的姑娘。身边蹲坐着我们的三个同行:三条个头不大、不知道是什么品种的警犬。

如果说从前我还有些怜香惜玉的话,那么自从平凉那件事以后,我已不会对任何可能会给我或我的战友造成伤害的人有丝毫手软,不论对方是耄耋之年的老人,还是如花似玉的姑娘。

这次车内彻底安静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说:这次行动,我们三个,有一个人回不来是正常的。

宁志也扑了过来,揪着头发在她后脑上顶了一膝盖,那小姑娘哼都没哼一声就晕了过去。我转身朝那个皮箱跑去,飞起一脚将正在吃狗粮的一条警犬踢飞。一个警察冲我喝道:“干什么?”就想上来拦我。宁志抬腿一脚把那警察踹得窝在地上一动不动,不等我再踢第二只警犬,那些警犬都冲我们龇起牙,瞪着血红的眼睛,喉咙里发着低低的吼声。

“一点五?”

宁志说:“狗粮有毒,狗吃了会疯。”

宁志冷冷看着我说:“我升官呗。”说完转过头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分外刺耳。我狠狠在他肚子上来了一拳,刺耳的笑声戛然而止。宁志忍着疼挺起腰,缓了缓说:“别闹,我说真的,上面说人员伤亡率不能超过一点五个。”

齐林抄着一把椅子冲了过来。缉毒犬通常比较温驯,没有攻击人时咬喉咙或手腕的功夫,但特殊的毒素使它们发了疯,有两条冲过来贴着地面就朝齐林的脚脖子咬去。齐林脚下没了退路,索性将手中的椅子往地上一蹾,挡住疯狗的来路,身体在两只手的支撑下腾空而起,躲过了第一次的袭击。我就势将撞在椅子腿上的另一条疯狗一脚踢飞。剩下一条朝宁志扑去,宁志摸出手铐当作铁鞭狠狠朝疯狗的鼻子一抽,那狗甩了甩头,原地晃了晃倒在地上,鼻子里涌出的血糊了满地。之前被宁志踹了一脚的小警察当时就哭出了声,捂着肚子,用膝盖当脚爬了过来,抱着狗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车内再没人说话,我觉得气氛被我内心的疙瘩搞得有些别扭,于是开玩笑地说:“那我活着回来有什么好处?”

宁志说:“行不行?三个人连三条狗都制不住?”

宁志说:“活着。”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另外两条警犬的主人才回过神来,冲过来抱起自己的狗,不停地叫着狗的名字,带着哭声越叫越凄惨。我想上前劝慰两句,又觉得实在多余。宁志走到被他抽死的那条警犬的主人身边,拍了拍那年轻小警察的肩膀,想说点什么,喉头动了动,还是咽了回去。

我做了一个深呼吸,给宁志挤出一个微笑说:“提要求吧。”

终究还得做事,宁志对那警察说:“麻烦你把人找个地方先控制起来,完事带回去。”然后又对齐林说:“你在这儿盯监控,我和秦川去外面。”

冷静地想想,此刻我就是一个配合公安部门围歼逃犯的普通战士。我只是接受不了因自己的无能,才从特案组探员到一个普通战士的变化。

齐林可能并不想窝在屋里看监控,看着宁志想说什么,见我在一旁斜眼看他,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就是不论我怎么安慰自己,不论徐卫东怎么为我开脱,在上一个任务中,我的确失败得很惨。既然失败,就一定要为此付出代价。

我正要出门,一个警察放下自己的狗猛地冲过来,一把揪住我的衣领,另一只手攥着拳头拉开了架势正对着我的面门。宁志正要上前阻拦,我伸手将他拦住。如果臭揍我一顿,能少许弥补他痛失爱犬的伤痛,就让他揍吧。他的眼里喷射着愤怒的火焰,似乎随时能将我化为一团灰烬,但转眼间,那团火焰就被他眼里的泪水熄灭了,嘴唇颤抖着半天没有说出一个字,也没有挥出早已对准了我的拳头,最终还是放开了我。宁志想了想说:“这样吧,那个女的你来看,我自己去外面。”

宁志手搭上我的肩膀,叹了口气说:“和以前的任务一样,面对的都是穷凶极恶之徒,我们的价值是铲除这些人。我不知道这次是害你还是帮你,无论如何,我只希望咱俩能并肩作战,至于谁领导并不重要。”

我说:“这还用我看?”

我觉得好冷、好饿,孤独如同一头猛兽在阴暗处觊觎着我的血肉。

宁志凑近我耳朵低声说:“我怕她被这几位给活撕了,这狗对他们来说,比媳妇亲。”

这种从九天到深渊、从炽热到寒冷的转换,像极了小时候的一个噩梦,梦中我和母亲被陌生的人群冲散,我想大声哭泣,却怎么也发不出声,明明周围好像全是熟悉的脸孔,可那些脸孔只是冷漠地看着我。

我向机场民警借了一间办公室,屋子里间有个库房,装着老式的防盗门。我用一杯水把那小姑娘泼醒,故意在防盗门上找了一根不高不低的横栏,将她反手铐住。她站也不是,蹲也不是,索性叉着腿,屁股抵在防盗门上,看起来十分不雅。

交还了电话,我又盯着宁志看了一会儿,说:“我没问题了,您尽管吩咐。”说这话时,心里和鼻子都在发酸。我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事,而且远在我想象之外。我像是在特案组高速运转的离心力下被甩开的一颗可有可无的螺丝钉一般,被抛弃在空中,不知道将要落向何方——这一切就发生在我热血澎湃地想要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之后。

她随身的包里除了一张身份证和一张飞往上海的机票外,连包纸巾都没有。行李箱中除了那几包狗粮外,就是几件皱巴巴的旧衣服。我更加确定她此行的目的不是飞上海,而是在机场用毒狗粮制造混乱。如果她的行动跟我们的目标人物刘亚男有关的话,八成就是刘亚男的侦察兵。

徐卫东迟疑了一下。“嗯,这个案子由宁志领导,有什么话回来再说。”他好像还想说些什么,沉默了一下又说:“先这样吧。”一下挂了机。

我想起她被带进监控室时打量我们时的神情,以及得逞后露出的那丝笑容,如果我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刘亚男应该已经得到风声跑了。我正想是不是有必要提醒宁志这一点时,宁志推开门与齐林一起走了进来。

我只好硬着头皮说:“是我,秦川。”

宁志翻看着桌上的物件,正要说话,就被齐林用胳膊肘悄悄捣了捣。他的这个动作很小,却没能逃过我的眼睛。我假装没看到,等着看宁志要说什么。齐林的小动作让宁志愣了一下,看似把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拿着那姑娘的身份证有些心不在焉,突然将那证件往桌上一丢,嘴里骂了句,扭头走到门口对我使了个眼色,我起身随他出去。他关门的时候对齐林说:“你审吧。”

我拨通了徐卫东的内线电话,响了两声对方接通,是我熟悉的低沉声音:“嗯,说。”一时间我哑了,徐卫东的语气不耐烦起来:“说话。”

3

看到那部手机,我傻了。这种军线手机只有领导级别的人才有,我见过徐卫东有一部,而此时宁志居然也配备了一部。我突然觉得自己像是一个置身于某件事之外的傻子,具体发生了什么,所有的人,包括邻居家的那条狗都明白,只有我还蒙在鼓里。

我跟在宁志身后出了候机楼,他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停了下来,摸出烟丢给我一支。我们各自点着烟,我见他还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想起今天他的种种表现,料定他必然有些话想对我说,不知是什么话如此难以启齿。刚才应该是下定了决心,可现在看到我,他又有些犹豫。

“跪安。”宁志没理我这茬,异常严肃地看着我说,“没什么好解释的,命令是咱们上级直接下达给我的,至于为什么不是老徐,我想这不是我们该问的。你还有问题吗?”他看了下手表,又看看我,像是在做什么决定,最后从口袋里摸出一部军线手机丢给我:“要不?你自己给老徐打个电话?”

我说:“有什么话直说吧,咱俩要是也这样,就没劲了。”

我嘴角一抽,像看叛徒一样看着宁志说:“首长吉祥。”

宁志狠狠地抽了几口烟,冲我晃了晃他的断指说:“平凉那趟,后来的一些事你应该不知道。”

齐林有些尴尬,回头看看我,见我没有丝毫好脸,于是说:“你们上级知道,这次行动由宁志负责,一些问题,还是他给你解释比较好。”

我看着他,示意他继续。

我笑笑说:“我不归你们管。”

宁志说:“洪古漏网,任务就是失败的,而失败就意味着所有的牺牲都是白费,这是现实。”

齐林“嗯”了一声算是回应。

我强按住心里的慌乱,说:“我懂,也服,你说事。”宁志这么说已经算给我留足了脸面,郑勇和孙强的牺牲就是我的责任。想到这里我心里刀割似的疼,只能咬着牙忍着不让自己情绪失控。

我冷笑了一声:“你刚说什么部?”我翻了下那纸命令,其实我早看清楚了那上面的红戳是公安部的,我故意问齐林:“公安部?你是公安部的?”

“老徐因为这件事肯定受了牵连,我们自然也不会没事……嗯……”他这后半句说得吞吞吐吐。我继续压抑着自己悲伤外加委屈的情绪,抽了口烟说:“你直说吧,再这样我真跟你急了。”我隐约意识到些什么,此时我宁愿自己揣测也不愿从他口中听到。事情到了这一步,我只想早点接到判决,死也死个踏踏实实。

不等宁志说话,齐林抢着说:“这次行动我们三个只向部里一位领导负责,对其他人全部保密,另外此次行动由宁志领导。”我看了一眼开车的司机。齐林忙说:“我们的司机都是聋子、哑巴。”

他像是横下了心一般,将抽剩的半支烟往地上一摔说:“老徐那边具体背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我已被特案组甩了,现在配合他们干这个。”他用下巴指了指候机楼的出口。我知道他指的“他们”就是齐林。

我说:“要不要跟老徐打声招呼?”

“缉毒警?”我替他补充。

我心里更加不悦,潜意识里我已经默认自己是徐卫东的兵,只接受他一个人的调遣。我心甘情愿为徐卫东下达的任务指令拼命,这莫名其妙地来一个我还不知道见没见过的领导,就这么给我下命令,这在情理上也不合适。

他极不情愿地点点头。我明白了,这是降级留用。看宁志的这份不乐意,那我肯定比他不堪得多。该来的总要来,我说:“现在该说我了。”

宁志说:“他可能不知道这事,我接到的是总部另一个领导的命令。”

“我听说……上面是要把你退回去。”他咬着嘴唇,话说一句停一下,低着头两只手在身上几个口袋外乱摸,“也许……退回学校,也许……退回社会。”

“三十二了?完全看不出来,确实牛。”我对齐林一副严阵以待的样子很是不屑,于是看着照片里的人满不在乎地说。又看了眼宁志说:“这上面没老徐的命令啊?”

我摸出烟递给他。他接烟的时候还是没抬起头来。我帮他点烟时,拿着打火机的手背上一热。是一滴水,准确地说,是宁志的眼泪。他也看到了自己的那滴眼泪,慌乱中想用他颤抖的手去擦拭我的手背,手里的烟头却碰到了我的手。看着他捧着我的手又拍又吹,像一个做错了事后拼命想弥补的孩子。“宁志,我没事。”我扬起头,不想让眼泪流出来。

“嗯,手上四条人命,全是边防武警。”齐林坐在副驾头也没回地说,“她叫刘亚男,32岁,籍贯杭州,学历高中,自幼父母离异,她判给了父亲。父女俩一直在中俄口岸做服装生意。去年,她父亲在俄罗斯死于车祸。她改行开始做棉花生意,在新疆产棉区收购棉花销售到内地。具体什么时候跟贩毒组织勾结上还不清楚。只知道她利用正当的棉花生意做掩饰,帮俄罗斯贩毒组织跟金三角一带的组织牵线搭桥。一旦这个毒品网络在内地架构成熟,中国将成为毒品重灾区。除此之外,她旗下的公司还帮境外一些非法组织洗钱。”

“我……我求老徐,想再和你一起执行一次任务,什么任务都行。”宁志哭了出来,始终不愿抬起头让我看到他的脸,“本来……本来老徐今天就要你去,和你谈……谈,我说……”他终于再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了。

没等我再问,齐林将一张盖着红戳的纸竖在我的眼前说:“紧急调动,去机场找个人,目标人物下午六点飞乌鲁木齐,找到后直接拿下。”说完不由分说又递过来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女人让人眼前豁然一亮,拍照的背景应该是某家酒店的大堂,她穿着身套裙,姿态优雅地坐在沙发上,气质既高雅,模样又清纯漂亮,约莫二十二三岁的样子,像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我说:“这也太可惜了。”

见他这个样子,我明白自己的未来正在向我最不愿意的方向发展。我吸了吸鼻子,故作轻松地说:“不管我以后去了哪里,咱不都是好兄弟吗?你好好的,没任务的时候,来找我喝喝酒。”拍着他的肩膀又说:“我看我在这里你们也不方便,你也为难,我懂你的意思,你还有正事,先去忙你的,我先走。”

我心中顿时有些不悦。大家都是平级,我没在的时候你们鬼鬼祟祟地谈话,见我来就不吭声,现在突然告诉我有新任务,搞得我像个外人。我看着副驾上的齐林心想:老子和宁志出生入死的时候,你不知道在哪儿转筋,这会儿神秘兮兮地装什么孙子。

宁志点了点头,依然低着头说:“这次任务回去后,我一定在报告里把你写得漂漂亮亮的,我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和你一起执行任务的机会,我一定尽我的全力。如果这次不行,我就等,总有我上去的一天,不论你那时候在干什么,我都一定会把你揪回来。”

宁志说:“不知道,人家手里有命令。”

我说:“嗯,你就想祸害我,见不得我过太平日子。”

车子并没有朝总部方向走,而是一路向东上了机场高速。我问道:“这是去哪儿?”

宁志破涕为笑,终于抬起头,抹了把眼泪说:“嗯,都是一起出来的,我太平不了,你也甭想。”

我只当他是派来接宁志出院的,也没多问,拉开车门与宁志坐到后座上。

我在他的胸口狠狠地捶了一拳。他龇着牙回了我一拳。

我跟在他们后面出了住院部大楼。齐林小跑了两步,将停在住院部门口的一辆轿车后备厢打开,接过宁志的行李与吉他一并小心码放好,就坐到副驾上,车内等候的司机随后发动了车子。

“我走了,你自己小心。”我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转身出了机场,一直到上了出租车,我都不敢再回一次头。

齐林中等身材,白白净净的脸,动作很利索,提起吉他就往外走,路过的时候微笑着冲我点了点头。

在离总部大楼还有两三公里的时候,我叫司机停了车。下了车,坐在马路边围着草坪的铁栏杆上,看着路上熙熙攘攘的人流和车流发呆。巨大的失落和茫然笼罩着我,我像是一个一直匆忙赶路的苦行僧,突然失去了继续前行的力量;又像是一个被世界抛弃的孤儿,无依无靠。我苦笑着告诉自己,我自由了,从此不再背负比旁人更多的责任,也不再那么单纯、黑白分明地生活了。只是,这自由来得太过生硬,快得让我手足无措。

我冲他点点头,朝宁志投去疑惑的一瞥。宁志清了清嗓子说:“来不及了,边走边聊吧。”说着提起打好的包,对齐林说:“你帮我拿着我的吉他。”

“起来起来,这是坐人的地方吗?你瞧那小栏杆儿细的,能撑得住你这大小伙子吗?人人都这么没素质,这北京还叫首都吗?”

他眼里明显亮了一下,站了起来,对着我立正站好说:“你好,我叫齐林。”

我有点发蒙,抬头才看见一个戴着红袖箍的老太太居高临下地正在冲我训话。她身后还站着一个戴着红袖标的保安,正斜眼看着我。

宁志对他说:“这就是秦川。”

我四下看了看,忙站起身来说:“不好意思。”

第二天我去接宁志出院的时候,他的病房里多了一个人,正和他聊着什么。见到我进来,他们的谈话戛然而止,看上去极不自然。这让我对此人的第一印象很不好。或许我只是不太习惯一个陌生人和一个与我出生入死的战友聊一些不愿意我听到的话题吧。

老太太不依不饶地指着地上的几个烟头嚷嚷:“地上的烟头是你扔的吧?”

我和宁志第一次出现了分歧。我认为需要激情和热血去迎接未来的挑战,宁志却认为要泰然处之。我终于没忍住,嘲笑他因为一次任务就变得消极。他并没有生气,冲我微微一笑。反倒让我不知说什么好。

“啊?”我看着地上,想不起自己刚才是不是抽过烟,“我不记得了。”

宁志说:“出去抽根烟。”

“跟这儿臭贫什么啊?”老太太身后站着的保安发话了,斜瞪着我说,“是不是你扔的你不知道?这么大个子这点事敢做不敢认?”

护士问:“你没吃药呢,干吗去?”

我像是被打开了身体里的什么开关,一下绷紧了后背,迅速收拢涣散的目光,死死盯向他的眼睛。那保安眼中露出一丝胆怯,退了一步的同时手向腰间摸去。要不是及时发现他腰间只别着一根橡胶警棍的话,我就要出手将他制住了。这是无数次对抗训练的结果。

宁志站起身。“放心,不抽。”然后冲我摆摆手说,“咱出去走走。”

正在这时,不远处有汽车在鸣笛。幸好这么一声将我惊醒,我陡然回过神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忙松开紧握的双拳,对那保安摊开双手以证明自己没有敌意。我从口袋里摸出自己的烟,又从地上捡起一个烟头对比了一下,发现并不是一个牌子,于是拿到他们面前说:“你看,和我的烟不一样,不是我抽的。”

护士白了我一眼,甩着体温计说:“你别勾着他抽烟啊。”

那保安也有点泄气,又不甘似的正色说:“身份证。”

我问:“他真的不烧?”

“我没有。”

宁志从腋下摸出体温计递过去,护士看了看说:“烧完全退了,等下把药吃了。”说着将一个药盒放到床头柜上。

保安又说:“暂住证。”

我正要说话,一个护士推开门对宁志说:“体温计给我。”

我说:“我什么证件也没带。”

起初我以为是他心理有了创伤,所以变得这般多愁善感。他好像也明白我的困惑,再次弹完一首在我看来毫无旋律的曲子后,轻叹口气,才放下吉他,面对着我,目光悠远而深邃,又不乏真诚地说:“小川,我知道你担心我,我真的没事,而且从来没有这么透彻过,反而你自己才更值得担心。”

保安拽着老太太退到一边,拿出对讲机不知低声说着什么。就听见刚才那汽车笛声又响了两声,我这才注意到马路边不知何时停了一辆黑色的车,车窗已经降下,徐卫东坐在后座上看着我。保安看了眼徐卫东的车,走过去挥舞手臂比画着说:“这是停车的地儿吗?这是长安街!”徐卫东车上的警报器猛然响了两声,那保安一惊,愣在了那里。

他看都懒得看我一眼,说:“说了,你也不懂。”

徐卫东冲我甩了下头,我赶紧跨过隔离带几步过去拉开车门,徐卫东朝里挪了挪,我低头钻进车内。本以为他会呵斥我几句,不料他上下打量了我一下,扑哧一声乐了,笑得前所未有的夸张。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等他笑够了,又板起脸来,对着我叹了口气,摇摇头,那样子像是对我失望至极。

我想了想,还是决定问问:“你,没事吧?”

怎能不让他失望呢?我在社会上就像一个弱智,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我竟然什么都没做就搞得那保安如临大敌。

休养的这些天,宁志添了些新的毛病。比如在冬日午后,让护士帮他泡一杯茶,坐在病房的床前怀抱着吉他,轻轻地抚弄琴弦。他拨弄得很轻,若不是凑近根本听不到声音,若不是仔细看他,根本不知道他每到此时都会闭着眼。意到浓时,他总会轻叹一声,睁开眼,目光透过窗户,望向辽远的天际。

跟在徐卫东身后进了他的办公室,他脱了外套挂在衣架上,搓了搓脸问道:“看这样子,都知道了?”

二、他从前没事喜欢摆弄吉他,少了一个指头,弹吉他的功夫居然一点没落下,不过风格完全变了,变得神神道道的。

“嗯。”为了确定宁志的传达没有误,我又补充,“退回社会呗。”

一、他在平凉一战中牺牲了右手无名指,只剩下九个指头;

徐卫东坐到会客区的沙发上,对我说:“坐吧。”

待命的这段时间,我有空就去医院陪宁志,还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作“九指琴魔”。原因有二:

我站着没动,看着他,只觉得特别愧疚。我小声说:“给你添的麻烦很大吧。”

从徐卫东办公室复命出来的当天下午,我就去了医院看望宁志。他的气色明显好了很多,不再像那晚废弃矿场中失魂落魄的样子。我本想向他询问有关洪古的事,但想起徐卫东说这个任务已经结束,况且我不确定宁志的“内伤”到底有多严重,就忍住了。

他一边泡茶一边说:“那和你没关系,你呢?什么想法?”

2

我忍住内心的憋屈,低头说:“服从组织分配。”

出了总部的大门,我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不觉走到了一条胡同里,狭窄的道路两边净是各种小店。想起郑勇特爱吃煎饼馃子,我们还说过什么时候休假一起去趟天津,去尝尝最正宗的。我走到一个煎饼摊前,要了一套煎饼,咬到嘴里的那一刻,再次泪流满面。

“屁话!”徐卫东停下手中的事瞪着我说,“就你这样的到社会上,不就是社会的负担吗?你告诉我你能干什么?连个巡逻的保安和老太太你都应付不了。”

整个追悼会很简短,领导介绍完郑勇的生平后,全场默哀。从头到尾徐卫东都没有说过一句话,紧锁着眉头。末了,他朝郑勇的遗像敬了个很长的军礼,然后低着头离开了。

“那当初还不是你把我选出来的。”我低声嘟囔着。

次日,特案组内部专门为郑勇举行了追悼会。宁志还在医院,到场的人只有我和徐卫东,还有几个不认识的领导。

“放屁!”徐卫东喝了一声,站起身指着我的鼻子说,“我选你出来是干吗的?是我眼瞎还是你心瞎?我是选你出来当包的吗?天塌下来了吗?服从组织分配,组织让你去吃屎,你去不去?”

徐卫东说:“这个任务已经结束,也是成功的,这次行动,对该团伙的打击是致命的。另外,洪古的线索太少,不值得耗费太多精力,特案组的人力应该用到更关键的任务上去。你回去待命,顺便抽空去看看宁志。”

我被他爆发的样子搞得有点蒙,随口说:“组织怎么可能让我去吃屎?”

我点点头,说:“洪古跑了,只有宁志和他打过照面,我想继续一追到底。”

徐卫东牙齿咬得咯吱直响,狠狠地瞪了我半天说:“你怎么知道……”他拿手指点着我,想说什么又像是生生憋了回去,忍了忍气:“别说我,连宁志都想方设法为你扭转局势,当大家都为你努力的时候,你自己却先放弃了。还服从组织分配,你在我跟前唱什么高调?”他调节了一下情绪,许久,才恢复了过去那种低沉的语气说:“我看跟你说也是白搭,我最后问你一次,你什么想法?”

徐卫东说:“我的任务就是在两难时做出决定,而你的任务是照我说的去做。不该考虑的问题,你不用想。”

我硬着头皮说:“我想留下来。”

徐卫东的话几乎字字戳到我的心里。在这之前我的确真切地思考过,并得出这些结论。这些道理仅靠我自己想通是没用的,我需要别人来证实我的这些想法的正确,更需要上级的肯定和鼓励。现在他的一席话将我心里所有的顾虑全部消除,一股暖流从心里涌出,湿润了我的眼睛。“我是不是给你丢脸了?是不是让你为难了?”

徐卫东说:“任何岗位吗?”

徐卫东说:“责任你有,但是仅靠你的内疚和自责是担不起的。要么你继续这么自责下去,要么总结战友牺牲的经验教训投入将来的任务中去战斗。郑勇的牺牲大家都很痛心,但是我们应该把它变成一种力量,而不是累赘,你应该明白这里面的道理,希望你还能做到。”

我着实愣住了。我真没仔细想过这个可能,再说我如果答应,是不是会被调去某个单位当警卫,每天执勤站岗?

我沉默了好久,说:“我没有把我的搭档全部带回来,郑勇的牺牲我有很大的责任。”

徐卫东说:“你有什么问题就直接问。”

他似乎看出我的疑惑,递给我一支烟,看着我点燃,语重心长地说:“还有很多任务等着你去执行,没有任何一个人,尤其是那些和你并肩作战并牺牲的战友,会愿意看到你一跟头栽在这里,就再也起不来。你将要面对的敌人也会越来越凶险,但你最大的敌人永远是你自己,为此你可能会穷尽一生的勇气和智慧。”

我本想问问任何岗位的概念是什么,话到嘴边就知道这个问题有些过分。一个饥肠辘辘的乞丐,有什么资格点菜?于是问了一个困惑了我很久的问题:“当时为什么选中我们?我们并不是最优秀的。”

我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个变得陌生的徐卫东,就像是第一次见到他。若不是他低沉的声音和眼神中的锐利,我会怀疑,眼前这人只是长得像徐卫东的另外一个人而已。他是不是话里有话?可仔细回味了一遍那番话之后,又找不到任何挖苦或讽刺我的痕迹。

徐卫东端起茶杯吹了吹浮在水面的茶叶,嘬了两口茶,说:“因为,你们简单。”

“我的总结是,你们在这次任务中勇敢、果断,不怕牺牲。尤其是郑勇,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顿了一顿,接着说,“这次你们吃亏吃在经验上,这也有我的责任在里面,对形势预估不够,希望你能在这次任务中总结经验教训,今后不要再吃同样的亏。”他低头想了想,问:“我的意见就这些了,你还有什么问题?”

我本以为他会说些“我有我的考虑”或者长篇大论一番,没想到只是这么简单的一句。我不确定这个答案我是不是满意,因为我意识到现在的我根本难以将其参透。用句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虽然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还是觉得好厉害啊。

“嗯。”他认真地看完后,说,“你的报告比我了解的情况更加详尽。”见他如此冷静,没有丝毫我所预计的狂风暴雨的影子,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

我无言以对。过了好一阵,只听他说:“让你退伍,你干不干?”

他二话没说打开就看。此时,我像一个交了考卷等待成绩的孩子,屏住呼吸不停地用余光瞟他的脸色。显然,又是徒劳,我还是没有从他的脸色上,猜测出他心思的万分之一。

犹如当头一棒,打得我耳朵里“嗡”的一声。我喃喃地问:“都退伍了,还干什么?”

“我是来复命的。”我把手里的报告递给他。

徐卫东说:“能干的更多。”

徐卫东有些不耐烦地叹了口气,咂了下嘴说:“你要是来复命的,就开始吧。你要是来扯别的,就别浪费我的时间和烟。”

我似乎隐约感觉到了什么,又不敢确定,只好小心地说:“我不太明白。”

我“哦”了一声,才注意到他丢给我的是一包软中华。想仔细抽一口“品品”时,才发现刚才抽得又快又猛,烟已经燃到了过滤嘴。

他看着手里的烟头,缓缓地说:“之前你们只是脱下了军装,现在我要连你的档案都销掉,你还愿不愿意干?”

我木讷地点了一支烟,机械地一口接一口抽着。他抬起眼皮说:“这烟挺贵的,你好歹稍微品品可以吗?”

“愿意!”这次我好像闻到了一丝蕴藏在自己灵魂深处的某种气味,这种气味竟然让我莫名地兴奋起来。

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刚坐下,他就将茶几上一包拆开的香烟丢给我,说:“自己拿。”

徐卫东终于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

我刚要说没事,可转念一想,他这么问一定是另有所指,一时间我百感交集,呆在了那里。他用下巴指了指旁边的沙发说:“坐。”然后拿起面前的一摞文件翻看起来。

最后他让我回去待命。听到这个熟悉的词,我简直是心花怒放——既然是待命,那就是说一定会有新的任务给我,那就是证明我并没有被抛弃。可当我走到他的办公室门口时,他又叫住我说,不是待命,是回去等他消息。一个“待命”,一个“等消息”,对此时的我而言,犹如亲历一次冰火九重天。

他放下茶杯说:“你确定是皮外伤?里边没事吗?”说着,他用大拇指指了指自己的胸口。

1996年在我复杂的心情中就要过去了。大街上张灯结彩,到处是庆祝新年的人们高兴的笑脸。而我像是一个高考完等待发榜分数的学生,又像是产房门口等待妻子生产的丈夫,在焦急、等待、猜测的各种不安情绪中煎熬着。

我说:“都是皮外伤,小意思,我是来复命的。”

新年到来的前一天清晨,我接到了徐卫东要求我火速赶往他的办公室的命令。

徐卫东快速上下打量了我一下,看上去有些吃惊地说:“站那干吗?伤好利索了?”

我知道,决定我命运的时刻来了。

我杵在门口,屏住呼吸等待着暴风骤雨的降临。来之前我已经做好了接受一切处分的心理准备,包括被他踢出特案组,甚至连重返学校都觉得是个奢望。

徐卫东从桌上拿起一沓文件丢给我说:“给你找了个接收单位,待遇不错,你签个字,过两天就能去报到了。”

他依旧声音低沉着说:“进。”推开门,发现他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坐在办公桌后,而是端着茶杯坐在会客区的沙发上,面前的茶几上放着厚厚的几摞文件。

打开文件翻了翻,那是一家国有大型企业。我忐忑地问:“你说的,所谓退了伍能干的更多,就是这个?”

原来他早就知道我来了,而我还像个傻瓜一样在门外踌躇不定。突然听到他的声音,居然觉得有些委屈。整了整手中写好的报告,抬手敲门。

徐卫东把头从茶缸子上抬起来说:“不好吗?多少人削尖了脑袋都进不去。”

勇气还没有攒够,就听到他说:“你就算是在外面补妆,也不用这么久吧。”

我说:“我不需要,就算去了能干什么?跟人谈买卖还是坐在办公室里做企划案?”

隔着一道虚掩的门,能清晰地听到徐卫东翻阅纸张和掀开茶杯喝水的声音。我站在门外,大气也不敢出,积攒着敲门的勇气。

徐卫东说:“不会可以慢慢学。”

我准备了两套说辞来应对徐卫东,但当我走到他虚掩的办公室门口时,我犹豫了,或者说,是胆怯。不管我怎么说,都是多余,检讨只会让我显得虚伪,而照实陈述会显得我无能,无论哪一种结果对我而言都是不能承受的。

“我学了!我学的是怎么闭着眼把一堆零件几秒内组装成枪然后对着靶子把弹夹里的子弹全部射中靶心;我学了全副武装翻山蹚河连着一天一夜连吃饭喝水都不歇脚;我学了没吃没喝只身一人在丛林里活下去;我还学了怎么赤手空拳把围攻的三五个敌人放倒;我学了怎么连着枪毙三个死刑犯还能没事人一样抽烟聊天;我甚至学了怎么用一双空手就把敌人杀死;我也学会了怎么在失去战友后从无止境的痛苦中摆脱出来……”我使劲抹了把脸说,“现在,你让我西装领带地坐在空调房里喝着咖啡考虑怎么为公司多赚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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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卫东静静地看着我,我没有避开他的眼神,与他对视着,办公室里静得出奇。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他拿起文件当着我的面撕了,将碎片丢进垃圾桶说:“跟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