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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摩斯探案集6 黑彼德

我们蹲在灌木丛里,一声不响地等待着一切可能发生的事。刚开始引起我们警觉的是晚归的村民的脚步声和村里传来的说话声,但这些不相干的声音相继消失了。我们的四周一片寂静,只是偶尔传来的远方教堂的钟声告诉我们夜晚的进程,还有细雨落在我们头顶树叶上的簌簌声。

守候的时间又长又乏味,但有一种历险的感觉,就好像猎人在水池旁守候着,准备捕捉来饮水的动物一样。黑暗中悄悄地向我们走来的是什么样的野兽呢?是一头伤人的猛虎,只有和它尖锐的牙齿以及锋利的爪子进行艰苦的搏斗以后才能捕到呢,还是一条躲躲闪闪的豺狼,只对那些懦弱和毫无防备的人才构成威胁呢?

钟声已经敲过了两点半,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突然从大门那里传来一声低沉而尖锐的滴答声,我们全都吃了一惊。有人走上了小道。接着又是很长时间的沉寂,我正开始怀疑那只是一场虚惊,突然从木屋的另一侧传来了悄悄的脚步声,接着又传来了金属的摩擦声和碰撞声。来人正在撬锁。这次或是他的技术有了长进,或是他的工具更好一些,因为忽然听到啪嗒一声,然后是门枢的嘎吱声。有人划亮了一根火柴,紧接着稳定的烛光照亮了屋内。我们透过薄纱窗帘,紧盯着屋内的情景。

夜里十一点多的时候,我们才布置好小小的埋伏。霍普金斯主张让小木屋的门开着,但是福尔摩斯认为那样会引起这位陌生人的怀疑。门上的锁是很简单的那种,只要有一把结实的刀子就可以把它打开。福尔摩斯还建议说,我们应该在屋外而不是在屋里等,应该在屋后窗户下的灌木丛里等。这样,要是来人点灯,我们就能够监视他,看看他深夜悄悄来访到底要干什么。

这位夜间来客是个身体瘦弱的年轻人,黑色的胡须把他惨白的脸衬托得更加苍白。他大概二十出头的样子。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样担惊受怕的人,因为他的牙齿显然在打冷战,他的四肢全在颤抖。他的衣着像个绅士,穿着诺福克式的上衣和灯笼裤,头戴便帽。

“一定有东西被拿走了,架子上这个角落的灰尘比别处要少一些。可能是一本平放着的书,也可能是个小盒子。好了,好了,我没什么事情可做了。华生,我们去这美丽的树林里走走吧,享受几个小时的鸟语花香。霍普金斯,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碰面,看看能不能和昨晚来访的那位先生短兵相接。”

我们看到他惊恐地打量着四周,然后把蜡烛头放在桌上,走到一个角落,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他拿着一个大本子又走了回来,那是架子上排成一排的航海日志中的一本。他倚着桌子,一页一页地飞快地翻阅着,直到翻出他要找的项目。他握紧拳头做了一个愤怒的手势,然后合上本子,放回原处,并且吹熄了蜡烛。他还没有来得及转身走出这间小屋,霍普金斯的手已经抓住了这个人的领子。当他明白是被捕了的时候,我听到他大声叹了一口气。

“没有,我什么也没有动过。”

我们重新点燃了蜡烛。在侦探的看管下他浑身抖个不停,蜷缩起来。他坐在储物箱上,不知所措地看看这个人,又望望那个人。“好了,我的伙计,”斯坦莱·霍普金斯说道,“你是谁?来这儿想干什么?”

“霍普金斯,你从这个架子上拿走过东西吗?”

那人振作了一下精神,强作镇定地看着我们。“我想你们是侦探吧?”他说,“你们以为我和彼德·卡里船长的死有牵连吧?我可以发誓我是清白无辜的。”

谋杀的痕迹已经被清理掉了,但屋里的家具仍然和案发那天夜里的情形一样。整整两个小时,福尔摩斯专心致志地依次检查了每一件物品,不过他脸上的神情表明他的检查收获不大。在耐心检查的时候,他有一次停了一会儿。

霍普金斯说:“这一点我们会弄清楚的。先告诉我们你的名字。”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们如果不在这儿等着他,那就是我们的错了。现在,先让我看看小屋的里面的情形。”

“我叫约翰·霍普莱·内立根。”

“带上更适用的工具第二天晚上再来。”

我看见福尔摩斯和霍普金斯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你在这儿干什么?”

“可能性很大。这个人来的时候,原本以为门是开着的。他试着用一把很小的折刀把门弄开,但是没有能够进去。那么他会怎么办呢?”

“我可以信赖你们吗?”

“你是说这个人还会来吗?”

“不,不行。”

“我认为我们是非常幸运的。”

“那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呢?”

“这不太可能。村里人几乎没有谁敢走到这里来,更不要说偷着进去了。福尔摩斯先生,你怎么看呢?”

“如果你不回答,审讯时可能会对你不利。”

“也许是村里某个好奇的人干的。”我提醒道。

年轻人有些发窘。“好吧,我告诉你们,”他说道,“干吗要隐瞒呢?可是我真不愿意让从前的流言蜚语又重新流传开来。你们听说过道生和内立根公司吗?”我从霍普金斯的脸上看出他从未听说过,但是福尔摩斯却显得兴致盎然。

“这真是太不寻常了。”我们的警长说道,“我可以发誓,昨天晚上这里没有这些痕迹。”

“你是说那两个西部银行家吗?”他说道,“他们亏损了一百万英镑,毁了康沃尔郡一半的家庭,然后内立根失踪了。”

“有人还想要从窗子进去。不管他是谁,反正他失败了,没有进到里面。这个人一定是个倒霉的盗贼。”

“不错。内立根是我父亲。”我们终于得到了一点确切的情况,可是一个避债潜逃的银行家与被自己的鱼叉钉在墙上的彼德·卡里船长之间,依然有很大的距离。我们都全神贯注地听这位年轻人讲下去。

他说得一点儿没错。木头上有刀痕,油漆上被划过的地方露出了白色,而且似乎是刚刚被撬的。福尔摩斯一直在检查窗户。

那件事情主要和我父亲有关,道生当时已经退休了。那时我虽然只有十岁,却能感觉到这件事带来的耻辱和恐惧。人们一直说我父亲把所有的证券偷走了,然后逃跑了。可事实并非如此。我父亲坚信,只要给他一些时间,把证券变成现款,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债权人的钱一分也不会少。逮捕我父亲的传票还没来得及签发,他就坐小游艇动身去了挪威。我还记得在临走前的那天晚上,他向我母亲告别的情景。他给我们留下一张他带走的证券的清单,并且发誓说他会回来澄清他的名声,信任他的人是不会受到连累的。可他从那以后就杳无音讯了,人和游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和我母亲都相信,他和游艇以及他带走的那些证券,全都沉到了海底。但是,我们家有位忠实的朋友,也是一位生意人。他不久前发现,我父亲带走的证券有一部分又重新出现在伦敦市场上。你们能够想象得出我们是多么地惊讶。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追查这些证券的来源,在经历了许多波折和困难之后,最终发现这些证券的最初卖主是彼德·卡里船长,也就是这座木屋的主人。

“有人撬过锁。”他说道。

当然,我对这个人做了一些调查。我查明他掌管过一艘捕鲸船,这只船就在我父亲渡海去挪威的时候,正好从北冰洋返航。那年秋季风暴很多,南方的大风不断吹来。我父亲的游艇很有可能被风吹到北方,在那儿遇见了彼德·卡里船长的船。如果事情真是这样,那么我父亲怎么样了呢?不管怎么说,要是我能从彼德·卡里船长这儿弄清楚这些证券是怎么出现在市场上的,这便可以证明我父亲没有出售这些证券,而且在他拿走它们的时候,也不是想要自己发财。

小木屋可算是最简单的住房,四周是木板墙,房顶也是木头的,靠门有扇窗户,另一扇窗户在尽头的地方。斯坦莱·霍普金斯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弯腰正要开锁,忽然停了下来,脸上露出警觉的表情,有些吃惊。

“我来苏塞克斯想见这位船长,可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可怕的凶杀。我从案情调查报告中看到了关于这间小屋的描述,得知这只船的航海日志还保存在屋里。我突然想到,如果我能够看到1883年8月在‘海上独角兽’号上发生的事,我也许可以解开我父亲失踪之谜。我昨晚想弄到那些航海日志,但是没有能打开门。今晚我又来试了一下,而且成功了,然而我发现航海日志中8月份的那几页被撕掉了。就在这时候,我被你们抓住了。”

黑彼德把自己的家搞得太不像样,当我们走出屋子来到阳光下时,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然后我们沿着一条穿过田野的小路向前走,这条小路是死者生前踩出来的。

“就这些吗?”霍普金斯问道。

斯坦莱·霍普金斯带着我们走进这所房子,并把我们介绍给一位面容憔悴、头发灰白的妇女——被害人的遗孀。她那布满深深皱纹的消瘦的脸庞,红红的眼窝,以及眼睛深处流露出的恐惧的目光,都说明她长年所经受的苦难和虐待。陪着她的是她的女儿,一个面色苍白的金发姑娘。姑娘对我们说,她很高兴她父亲死了,而且她祝福那个把她父亲戳死的人,她的眼睛闪耀着反叛的光芒。

“是的,就是这些。”他说的时候目光游移闪躲。

我们在路边的一个小驿站下了车,匆匆穿过几英里长的一片森林的遗址。这片树林曾经被称为“不可逾越的森林地带”“英国的堡垒”,是曾经抵挡萨克森侵略者达六十年之久的大森林的一部分。森林中大部分的树木已经被砍伐去炼铁,因为这里是英国第一个钢铁厂的厂址。现在,钢铁业已经被吸引到了矿产丰富的英国北部去了,只有荒凉的小树林和坑坑洼洼的地面表明人类过去的功绩。绿色的山坡上有一块空地,上面有一座长而低的石头房屋,从那里延伸出一条小道,弯弯曲曲地穿过田野。靠近大路有一间小屋,小屋的三面被矮树丛围着,屋门和一扇窗户对着我们。这就是谋杀的现场。

“你没有别的要告诉我们吗?”

福尔摩斯对着这位警长摆摆手。“一个星期前这本来是一件很容易的工作,”他说道,“不过现在过去还不至于无功而返。华生,如果你能腾出点时间陪我一起去,我将十分高兴。霍普金斯,你去叫辆四轮马车,我们一刻钟后就可以出发,前往弗雷斯特住宅区了。”

他犹豫了一下。“没有了。”

斯坦莱·霍普金斯高兴地叫了起来。“谢谢你,先生。这真是让我如释重负啊。”

“昨天晚上之前,你没有来过吗?”

福尔摩斯沉思了片刻。“那么,”他最后开口说道,“我想我应该亲自去检查一下。”

“没有。”

“有一把带鞘的刀子,还在刀鞘里。刀子就在死者的脚边,卡里太太证明那是她丈夫的东西。”

“那么你怎么解释这个呢?”霍普金斯举起那本笔记本大声说道。笔记本的第一页上有这个人名字的字母缩写,封面上还有血迹。这个可怜的人一下子垮掉了。他用手捂着脸,全身发抖。“你是从哪里找到的?”他痛苦地说道,“我不知道。我还以为我把它放旅馆里了呢。”

“天啊,这真是件很有意思的案子。那里还有把刀子,是吗?”

“够了!”霍普金斯严厉地说道,“不管你还有什么要说的,你到法庭上去说吧。现在你跟我一起去警察局。福尔摩斯先生,我非常感谢你和你朋友来这儿帮助我,不过现在看来,让你们跑一趟真是没有必要,因为没有你们我也能够成功地解决这个案子。不过尽管这样,我依然非常感激。我们已经在勃兰布莱特旅店为你们订了房间,现在我们可以一道去村里了。”

“没有,先生。屋里所有的东西好像都没有被动过。”

我们第二天早晨回到伦敦时,福尔摩斯问我:“华生,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有没有理由怀疑这是一桩杀人抢劫案呢?”

“我看得出你不是很满意。”

“没有。”

“不,华生,我非常满意。不过我并不欣赏斯坦莱·霍普金斯的方法。我对斯坦莱·霍普金斯感到很失望,我原本希望他能够处理得更好一些。一个侦探总是应该探索一下是否有第二种可能性的,并且提防的确有这种可能性。这是刑事案件调查中的首要原则。”

“我想死者的财产中一定没有找到这些证券吧?”

“那么这件案子的第二种可能性是什么呢?”

“正是这样,福尔摩斯先生。我当时也是这样考虑的,而且我还猜想笔记本肯定是凶手仓皇逃跑中掉下来的,因为它掉在离门口不远的地方。”

“就是我自己一直在调查的线索。也许我们据此什么都得不到,我很难说,但至少我要一直查到底。”

“这当然证明笔记本是在案发之后掉下来的。”

在贝克街有几封信在等着福尔摩斯。他抓起一封拆开,发出了一阵胜利的笑声。

“是在挨着地板的那一面。”

“华生,好极了!第二种可能性有了发展。你有电报纸吗?给我写两封电报:‘莱特克利夫大街,海运公司,萨姆纳。派三个人来,明早十点到。——巴斯尔。’这就是我在那个地方用的名字。另外一封是:‘布立克斯顿,洛德街46号,警长斯坦莱·霍普金斯。请于明早九点半来吃早饭。若不能来,回电。——夏洛克·福尔摩斯。’好了,华生,这起讨厌的案子已经纠缠我整整十天了。我现在终于可以让它从我面前彻底消失。我相信明天我将会听到最后的结果。”

“血迹是在笔记本的上面还是下面?”

斯坦莱·霍普金斯在我们约好的时间准时来了,我们一起坐下来享用赫德森太太准备的丰盛的早餐。这位年轻的警长由于办案成功而兴高采烈。

“是的,先生,那是血迹。我刚才应该说过,我是从地板上捡起来的。”

“你真的认为你的方法是正确的吗?”福尔摩斯问道。

福尔摩斯正在用放大镜仔细检查笔记本的封皮。“这儿有点脏了。”他说道。

“我找不到比这更完满的解决办法了。”

“我们正在交易所调查,但是我想这些南美公司股票拥有者的全部名单全都在南美,肯定要过几个星期之后才能查出这些股票的下落。”

“可是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没有完全了结。”

“我完全赞同你的两个观点,”他说道,“我承认这本在最初调查中没有提到的笔记本使我原来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我原来对这起案子的看法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个笔记本的存在。你有没有想办法调查一下笔记本里提到的那些证券?”

“福尔摩斯先生,你的话让我感到很意外。还有什么没有了结的呢?”

福尔摩斯脸上的表情说明,这一新的事态进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你的结果能够解释所有的疑点吗?”

“我真是太笨了!”他叫道,“正好是你所说的。那么我们只要解开‘J.H.N.’这个名字的缩写就可以了。我已经查过交易所的老报表,发现1883年交易所内外所有经纪人中没有一个人的名字缩写字母与这个一样。可我总觉得这是我手头掌握的最重要的线索。福尔摩斯先生,你得承认有这种可能性,这几个字首是现场的第二个人名字的缩写,换句话说也就是杀人犯的。我还认为,这个记载着大笔证券的笔记本的发现,正好给我们指出了谋杀的动机。”

“当然。我查明这个年轻的内立根是在案发的当天住进勃兰布莱特旅馆的。他去那里的借口是打高尔夫球。他的房间在旅馆的一楼,所以出入非常方便。就在当天晚上,他去了伍德曼李,在小木屋见到了彼德·卡里,他们发生了争吵,他就用鱼叉刺死了他。然后,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惊恐不安,于是逃出了小木屋,匆忙之中遗落了笔记本。这笔记本是他带来询问彼德·卡里那些不同证券时要用的。你可能注意到了,有些证券上打了勾,而绝大多数没有。那些打了勾的证券是在伦敦市场上被追查出来的,剩下的那些据推测仍在彼德·卡里手里。按照内立根自己的说法,他急于找到那些证券,以便还给他父亲的债权人。他逃走之后,有几天不敢靠近那小木屋,但是他最后还是强迫自己回到小木屋,因为他要获得他所需要的信息。事情不是非常简单,也非常明显吗?”

斯坦莱·霍普金斯一面低声责骂着自己,一面用拳头猛击自己的大腿。

福尔摩斯笑着摇了摇头。“霍普金斯,在我看来,里面只有一个漏洞,那就是这一切完全不可能。你有没有试过用鱼叉去刺穿动物的身体?没有?喔,喔,我亲爱的先生,你必须格外注意这些细节。我朋友华生医生可以告诉你,我曾经用了整整一个上午做这个练习。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一只强壮有力、久经训练的胳膊。那致命的一击力道非常大,叉头深深地扎进了木墙。你认为这位贫血的年轻人能够掷出这样凶猛的一击吗?是他与黑彼德深更半夜一起共饮罗姆酒吗?两天前出现在窗帘上的侧影是他吗?不,不,霍普金斯,我们要找的是另一个人,一个比他要强壮有力的人。”

“看看‘C.P.R.’是不是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福尔摩斯说道。

警长的面孔在福尔摩斯讲这番话的时候拉得愈来愈长。他的希望和雄心全部破碎了,不过不经过斗争他是不会轻易放弃他的立场的。

“看起来好像是交易所证券的报表。我想‘J.H.N.’应该是一个经纪人名字的缩写,‘C.P.R.’可能是他的客户。”

“福尔摩斯先生,案发的那天晚上内立根在场,这一点你总不能否认吧?笔记本能够证明这一点。即便你挑出毛病,我的证据依然能够让陪审团满意。再说了,福尔摩斯先生,我已经抓住了我认定的罪犯,而你说的那位可怕的人在什么地方呢?”

“你是怎么看待这些的?”福尔摩斯问道。

“我想他就在楼梯那儿。”福尔摩斯神色庄重地说道,“华生,我觉得你最好把枪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他站起来,把一张写好的纸条放在一张靠墙的桌子上。然后说道:“我们准备好了。”

斯坦莱·霍普金斯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褐色封面的笔记本,本子的外面已经磨损了,里面的纸张也发黄了。笔记本的第一页上写着“J.H.N.”和“1883”。福尔摩斯把笔记本摆在桌上,非常仔细地检查起来,霍普金斯和我则从两侧越过他的肩膀看着。笔记本的第二页上印有“C.P.R.”三个字母,后面几页都是数字。接着出现的标题有“阿根廷”“哥斯达黎加”“圣保罗”等大项,每一项的后面都有几页符号和数字。

门外刚才传来了一阵粗野的说话声,这时赫德森太太开门进来说,有三个人要见巴斯尔船长。

“太好了!还有什么?”

“让他们一个个地进来。”福尔摩斯说道。

“桌子的中间。烟丝袋是用未加工的带毛的海豹皮做的,用一条皮绳可以扎住。烟丝袋翻口的里面有‘P.C.’字样,袋子里有半盎司水手们抽的味道浓烈的烟丝。”

第一个进来的人个子矮小,有着红色的脸颊,长着雪白、蓬松的连鬓胡子,样子有些滑稽。

“放在桌子的什么地方?”

福尔摩斯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叫什么?”他问。

“桌上放着那个烟丝袋。”

“詹姆士·兰卡斯特。”

“即便是这样,它们还是比较重要的。”福尔摩斯说道,“不过,还是先请你讲讲你认为与本案有关的其他物品的情况吧。”

“非常抱歉,兰卡斯特,船上人员已经满了。这里有半个金镑,谢谢你来这里。请到这间屋子里去等几分钟。”

“有,储物箱的上面有个小酒柜,里面摆着白兰地和威士忌。不过这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因为这些细酒瓶都是满的,肯定没有人喝过。”

第二个进来的人细长、干瘦,头发稀疏,两颊深陷,他叫休·帕廷斯,也没有被雇用。他同样得到半个金镑,被命令到一边去等待了。

“不错,”福尔摩斯说,“我想这两个推测都合乎情理。屋里除了罗姆酒之外还有其他的酒吗?”

第三个进来的人长相非常奇特。一张哈巴狗似的凶恶面孔镶在一团蓬松的头发和胡须中,两只毫无畏惧的黑眼睛在一对下垂的浓眉下闪闪发亮。他敬了个礼,像水手一样站在一边,手里转动着他的帽子。

“福尔摩斯先生,我那时没有找你真是太蠢了,可是现在后悔也没有用了。是的,屋里的确有一些东西值得特别注意。其中之一是那把用于谋杀的鱼叉,是从墙上的一个架子上拿下来的。架子上还有两把鱼叉,旁边有一个位置是空着的。鱼叉的木柄上刻着‘SS,海上独角兽号,丹迪港’。由此可以推断,凶手是在愤怒之下抓起手边最近的武器行凶的。考虑到凶杀发生在凌晨两点,而且彼德·卡里还穿着衣服,这说明他与凶手是约好了见面的,桌上的一瓶罗姆酒和两只用过的杯子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叫什么?”福尔摩斯问。

这位年轻警长听到我朋友这番话后,显得有些窘迫。

“帕特里克·凯恩斯。”

“我的好霍普金斯,我办过很多案子,但是还没有碰到过由什么飞行动物作的案。只要罪犯有两条腿,就必定会留下浅浅的脚印、踏过的擦痕以及东西移动过的不明显的痕迹,一个运用科学方法的侦探完全可以看得出来。简直难以想象,在那么一间溅满血迹的屋子竟然会找不到任何一点可以帮助我们的线索。不过,从你的调查中我可以看出,有些东西你没有仔细地检查。”

“叉鱼手吗?”

“先生,我可以向你保证,没有一个脚印。”

“是的,出过二十六次海。”

“你是说你没有发现脚印?”

“我想是在丹迪港吧?”

“先生,我熟悉你的方法,也运用了那些方法。在屋里的东西移动之前,我仔细地检查了屋外的地面和屋里的地板,没有发现任何脚印。”

“是的,先生。”

福尔摩斯先生,你知道我通常是非常冷静的,但我可以告诉你,当我把头探进那小木屋时,我也吓了一大跳。成群的苍蝇嗡嗡地叫个不停,墙壁和地板看上去就像一个屠宰场。他把这小木屋叫作‘船舱’,那也确实像个船舱,因为你在里面会感觉自己就像在一艘船上一样。屋子的一头有一张床铺,一个船上用的储物箱,另外还有地图和图表,一张‘海上独角兽’号的油画,一个架子上还摆放着一排航海日志,一切完全像人们在一个船长的舱里所看到的那样。他本人就在那屋子的正中间,他的面孔带着人在痛苦中死去的那种扭曲的样子,花白的大胡子由于痛苦而往上翘着。一支捕鱼钢叉穿透了他宽阔的胸膛,深深地插进他背后的木墙上。他像是在硬纸板上钉着的一只甲虫。显然他发出了那声痛苦的吼叫就死去了。

“愿意跟一艘探险船出海吗?”

到了星期二那天,彼德·卡里又发了一次极其可怕的脾气。他喝得酩酊大醉,凶暴得像一头吃人的野兽。他在他家的附近转来转去,他的妻子和女儿听到他回来了,早就慌忙溜走了。他在深夜里回到了小木屋。第二天凌晨约在两点钟的时候,他的女儿听到小屋的方向传来吓人的惨叫,因为他女儿总是开着窗户睡觉。他喝醉的时候时常大喊大叫,所以没有人在意。有个女仆早晨七点钟起来时,看到木屋的门开着,但是由于太怕黑彼德了,所以一直到中午才有人敢走过去看看他到底怎么了。人们朝开着的屋门里瞥了一眼,映入他们眼帘的景象把他们吓得面如灰土,急忙跑回村去。不到一小时,我就到了现场,接过了这个案子。

“是的,先生。”

你应该还记得,在出事的前两天,有一位名叫斯雷特的石匠,在凌晨一点钟时从弗雷斯特住宅区走来,路过这个小屋时,他透过树丛朝亮着灯的窗户望了一眼。他发誓说,清楚地看到窗帘上映出一个人头部的侧影,并且说这个人肯定不是他所熟悉的彼德·卡里,因为他熟悉彼德。这个人留着胡子,但他的胡子很短,而且向前翘着,与船长的胡子大不一样。石匠是这样说的,不过他当时已经在酒店里待了两个小时,而且马路与窗户也有一段距离。再说,他说的是星期一的事情,而谋杀是星期三发生的。

“要多少钱?”

福尔摩斯先生,你一定在那份调查报告中了解到,这个人有一间小木屋——你的这位朋友可能还没有听说过这点。他在离家几百码远的地方建了一座小木屋,总把这木屋叫作‘小船舱’,并且每天晚上都睡在里面。这是一个单间小房,长16英尺宽10英尺。钥匙放在他自己的口袋里。他自己铺床,自己收拾屋子,而且决不允许任何人迈进木屋的门槛。屋子的四壁都有小窗户,上面挂着窗帘,窗户从来没有打开过。有一扇窗户正对着马路,晚上里面亮着灯时,人们常相互对它指指点点,猜测黑彼德在里面做什么。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在调查中得到的几点明确的情况就是由这扇窗户得来的。

“每月八镑。”

有一次教区牧师到他家中指责他不良的行为,居然被他痛打一顿,因此他还被传讯。简而言之,福尔摩斯先生,你要想找一个比彼德·卡里更蛮横的人是相当困难的,我听说他当船长的时候性格也是这样的。他这一行的人都叫他黑彼德。给他起这个名字,不仅因为他皮肤黝黑,留着黑色的大胡子,而且还因为他周围的人都惧怕他那令人胆寒的性格。不用说,邻居们没有一个不怕他的,没有一个不对他敬而远之的。而且对于他这样悲惨的下场,我没有听到有谁说过一句惋惜的话。

“可以立刻出海吗?”

这个人有一些非常特殊的地方。在日常生活中,他算得上是一个严格的清教徒,沉默寡言,也比较阴郁。他家里有妻子,一个20岁的女儿和两个女仆。女仆经常更换,因为他家的气氛很压抑,有时简直让人无法忍受。这个人时不时地会喝得烂醉如泥,一醉就成了十足的恶魔。人们都知道,他有时半夜把妻子和女儿赶出屋子,打得她们在院子里四处乱跑,直到全村的人都被她们的尖叫声惊醒。

“一收拾好东西就可以。”

我这儿有份年谱,可以说明死者彼德·卡里船长的一生。他生于1845年,现年50岁,在捕捉海豹和鲸鱼方面可谓不畏艰险,而且非常成功。1883年,他当上了丹迪港的捕海豹船‘海上独角兽’号的船长,一连几次出海都收获颇丰。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884年,他告别了海上生活。在这之后,他旅行了几年,最后在苏塞克斯郡靠近弗雷斯特住宅区的地方,买下了一个叫伍德曼李的小庄园,并在那里住了6年,直到上周遇害。

“带证件来了吗?”

斯坦莱·霍普金斯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

“带了,先生。”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卷有油迹的旧表格来。福尔摩斯接过来看了一眼就还给了他。

“显然是。我之所以说到这一点,是因为要是由我来处理这个案子,我会倾向于把这烟丝袋作为我侦查的起点。不过,既然我朋友华生医生对这起案子一无所知,我也不反对再听一遍这个案子发生的经过。你不妨把主要情况扼要地讲给我们听听。”

“你正是我要找的人,那边的桌上有合同。你签个字,事情就算定了。”

“是的,先生,我们没有找到烟斗。他的确很少抽烟,不过他可能是为朋友们准备的一些烟丝。”

这位水手蹒跚着穿过房间,拿起了笔。“是在这儿签字吗?”

“可是他没有烟斗。”

他一面弯腰去看桌上的东西一面问。福尔摩斯扑到他身上,双手掐住他的脖子。

“先生,那是死者自己的烟丝袋,里面有他名字的缩写字母。烟丝袋是用海豹皮做的——他生前是个捕海豹的老手。”

“这样就行了。”他说。

霍普金斯好像吃了一惊。

我听到金属的撞击声和一声吼叫声,那吼叫声如同被激怒的公牛发出的一般。转眼间福尔摩斯和那个水手在地上滚打在一起。这个人的力气太大了,要不是霍普金斯和我冲过去帮忙,即使福尔摩斯敏捷地给他戴上了手铐,他还是很快会把福尔摩斯制伏的。直到我把冰凉的枪口对准他的太阳穴的时候,他才意识到反抗是徒劳的。我们用绳子绑住他的脚踝,然后才气喘吁吁地站了起来。

“好,好,我刚好已经看过了目前所有的材料,包括那份侦查报告。顺便问一下,你怎样看待在犯罪现场发现的那个烟丝袋?那上面有没有线索呢?”

“非常对不起,霍普金斯,”福尔摩斯说道,“炒鸡蛋恐怕已经凉了。不过,一旦想到你圆满地解决了你的案子,你的早饭一定会吃得更香一些。”

“福尔摩斯先生,要是你能查办这个案子,我真是太高兴了。这个案子本来是我的一次好机会,而我却毫无进展。看在上帝的分上,去那儿帮帮我吧。”

斯坦莱·霍普金斯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福尔摩斯先生,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红着脸,脱口说道,“我感到自己好像从一开始就在闹笑话。我现在明白了我永远不该忘记我是学生,你是老师。即使现在我已经看见了你所做的一切,可我还是不明白你是怎么做的,也不明白它的意义所在。”

“天啊!我一定要查一查这个案子。”

“好了,好了,”福尔摩斯宽厚地说道,“吃一堑,长一智。你这次的教训就是,永远不能忽略第二种可能性。你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个年轻的内立根身上,根本没有想到谋杀彼德·卡里的真正凶手——帕特里克·凯恩斯。”

“没有。”

那位水手沙哑的声音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没有一点儿进展吗?”

“你听我说,先生,”他说道,“你们这样对待我,我一点也不抱怨,但是我希望你们说话要确切。你说我谋杀了彼德·卡里,但我说我杀了彼德·卡里,这可有很大的区别。可能你们不相信我说的话,可能你们认为我只是在编故事。”

“失败,先生,彻底的失败。”

“一点儿也不,”福尔摩斯说道,“你有什么话就尽管说吧。”

“你有什么可汇报的?”

“不用很长时间就能说完的,而且我发誓我说的一切都是真话。我很了解彼德·卡里,当他抽出刀子时,我抓起鱼叉朝他掷了过去,因为我知道不是他死就是我亡。他就是这样死的。你们可以把这说成是谋杀。不管怎么样,让黑彼德的刀子扎进我的心脏,或者是让绞索套住我的脖子,对我来说没有区别。”

“不用了,先生,谢谢。我到这儿来之前已经吃过早饭了。我昨天来伦敦汇报,晚上就没有回去。”

“你怎么到这里来的呢?”福尔摩斯问道。

我们的客人看上去非常机警,三十岁左右的样子,身穿素雅的花呢衣服,但保持着那种穿惯了制服的笔挺的风度。我立刻认出他是斯坦莱·霍普金斯,福尔摩斯对之寄予了厚望的年轻警探。而这位年轻人由于福尔摩斯能够运用科学方法进行侦破,因而对这位著名侦探家怀着学生般的仰慕和尊重。霍普金斯愁容满面,带着黯然的表情坐了下来。

我给你们从头讲吧。让我坐下来,这样讲话方便些。事情发生在1883年的8月。彼德·卡里是‘海上独角兽’号的船长,我是后备叉鱼手。我们正离开北冰洋的大块碎冰往回行驶,是顶风航行,猛烈的南风一直刮了一个星期。我们救起了一只被风吹到北边来的小船。船上只有一个人,而且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海。我们船上的水手们以为他的大船沉没了,他乘这只小船要去挪威海岸。我猜他船上的水手全都淹死了。一句话,我们把这个人救到了船上。他和我们的头儿在舱里谈了很长时间。这个人随身带来的行李只有一只锡制的箱子。据我所知,这个人的名字从来没有人提过,而且他第二天晚上就不见了,好像从来没有上过我们的船一样。传出话来说是,这个人不是自己跳海了,就是被海浪卷到海里去了。只有一个人知道他出了什么事,那个人就是我。因为我亲眼看见,在深夜第二班的时候,船长捆住了他的双脚,把他扔到了船栏杆外边。又走了两天,我们便看见瑟特兰灯塔了。

“因为我觉得这与伍德曼李的疑案多少有些关系。啊,霍普金斯,我昨晚收到了你的电报,一直在恭候你的大驾。进来一起吃早饭吧。”

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我想等着看看会出现什么结果。我们回到苏格兰后,这件事情很容易就被掩饰了过去,也没有人再问。一个陌生人意外地死了,谁也没有必要去打听。彼德·卡里不久就不再出海了,好几年之后我才知道他在哪儿。我猜想他是为了那铁箱子里的东西才干出了杀人的勾当的,而且我以为他现在可以给我一笔钱让我闭嘴。

“绝对不想试!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通过在伦敦遇见过他的一位水手知道了他的下落,于是就想去他那里敲他一笔。第一天晚上他还很通情达理的,准备给我一笔钱,让我一辈子不用再出海。我们说好两天之后把事情办完。我再去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喝得大醉,而且脾气很坏。我们坐下来喝酒,聊着过去的事。他喝得越多,我发现他的脸色越不对。我一眼看见了挂在墙上的鱼叉,我想在我完蛋以前也许用得着它。后来,他对我发起火来,又啐又骂,眼睛露出要杀人的凶光,手里拿着一把大刀。他还没有来得及把刀从鞘里拔出来,我的鱼叉已经刺穿了他。天啊!他那一声惨叫!他的面孔在我眼前模糊起来。我站在那里,浑身都是他身上溅出来的血。我等了一会儿,看到没有任何动静,便又鼓起了勇气。我四处看了看,见到架子上放着那只铁箱子。不管怎么说,我和彼德·卡里都有权利得到这只箱子,于是我就拿着它离开了小屋。愚蠢的是我把烟丝袋落在了桌子上。

“如果你刚才在阿拉迪斯肉店的后面,就会看到天花板的钩子上挂着一头死猪,一位穿着衬衫的绅士正用这件武器狠命地戳它。这个精力旺盛的人就是我。我很高兴我没有花多大力气一下子就把猪刺穿了。你是否也想试一试?”

我现在要告诉你们一件最古怪的事。我刚走出小屋,就听见有人走来。于是我就躲到了灌木丛中。一个人鬼鬼祟祟地走了过来,进了小屋,像撞见了鬼一样喊叫了一声,撒腿就拼命跑,一会儿就不见踪影了。我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我自己则走了十英里,在顿布立吉威尔斯上了火车,来到了伦敦。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

他一面倒咖啡一面低声笑着。

“当我检查那个箱子的时候,我才发现箱子里没有钱,只有一些证券,但我又不敢卖。我没有能把黑彼德控制在自己手中,现在被困在了伦敦,身上一个子儿也没有。我只剩下了我的手艺。我看到雇用叉鱼手的广告,给的报酬又高,所以就去了海运公司,他们把我派到了这儿。这就是全部事实。我再说一遍,法律应该感谢我,因为我帮他们省下了一根麻绳钱。”

“我也懒得猜。”

“你讲得很清楚。”福尔摩斯说着站起身来点上烟斗,“霍普金斯,我看你应该马上把这个囚犯送到安全的地方去。这个房间不适合做牢房,再说帕特里克·凯恩斯先生占的空间也太大了些。”

“是啊,而且现在胃口棒极了。我亲爱的华生,早餐前锻炼一下肯定是大有好处的。不过我敢打赌,你猜不出我是如何锻炼的。”

“福尔摩斯先生,”霍普金斯说,“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你。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清楚你是怎么破的案。”

“肉店?”

“只不过从一开始我就幸运地抓住了正确的线索。如果我早知道有那本笔记本,也很可能像你一样被它引入歧途。但是我所听到的一切都把我往一个方向上引导。那惊人的力气,使用鱼叉的技巧,罗姆酒,装着粗制烟丝的海豹皮烟丝袋——这一切都让人想到一个水手,一个捕过鲸鱼的水手。我相信烟丝袋上名字的缩写字母”P.C.“完全是个巧合,不会是彼德·卡里,因为他几乎不抽烟,木屋里也没有找到烟斗。你是否还记得我问过你,木屋里有没有白兰地和威士忌,你说有。有多少没有出过海的人在有这些酒的时候,还会喝罗姆酒呢?所以我确信凶手是个水手。”

“我跑到一家肉店又跑了回来。”

“你是怎么找到他的呢?”

“天啊,福尔摩斯!”我叫了起来,“你就这样带着那玩意儿在伦敦到处逛来逛去的吗?”

“我亲爱的先生,这就是个极其简单的问题了。假如凶手是水手,那肯定是和他一起在‘海上独角兽’号上待过的人。据我所知,黑彼德从来没有上过其他的任何船只。我给丹迪港打了电报,三天后就弄清了1883年‘海上独角兽’号上全部水手的名字。当我看到名单中有帕特里克·凯恩斯时,我的侦察就几乎接近尾声了。我估计他可能在伦敦,并且希望能离开英国一段时间。于是,我在伦敦东区住了几天,编造出了一个北冰洋探险队,提出极其优厚的条件招募叉鱼手,在巴斯尔船长的手下干活——就有了这结果!”

那是七月的第一个星期。我朋友常常不在我们的住所,所以我知道他手头肯定有什么案子。那几天,有几个长相粗鲁的人来拜访,并询问巴斯尔船长,于是我意识到福尔摩斯一定是隐姓埋名在工作。他有很多的假名,以便不让人知道他那令人生畏的身份。福尔摩斯在伦敦不同的地方最少有五个小住处,可以在这些地方改变自己的身份。他从来没有向我提及他正在办理的案子,我也不习惯追问他。终于有一天,我真正猜出了他的调查目标,不过使用的方式却是非常奇特的。吃早饭以前他就出去了,我坐下来吃饭的时候,他迈着大步回到屋内,戴着帽子,腋下夹着一根像伞一样的有倒刺的短矛。

“太妙了!”霍普金斯叫道,“太妙了!”

在1895年这难忘的一年中,福尔摩斯处理了一系列稀奇古怪、矛盾丛生的案子,其中包括调查红衣主教托斯卡突然死亡案件(这是在教皇陛下特别指示下办理的),以及逮捕那位臭名昭著的养金丝雀的威尔逊(这为伦敦东区除掉了一个祸根)。紧接着这两个案子的是伍德曼李庄园的惨案,也就是彼德·卡里船长之死的离奇案件。但要是不把后面这桩非同寻常的案件算进来的话,那么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破案记录就称不上完整。

“你要尽快释放内立根。”福尔摩斯说道,“我觉得你应该向他道歉。那只小箱子也必须还给他,当然,彼德·卡里卖掉的那些证券是找不回来了。霍普金斯,外面有出租马车,你可以把这个人带走了。如果审判时需要我出庭,我和华生的地址是在挪威的某个地方——详细地址我以后会写信告诉你。”

1895年,不管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身体上,我朋友都处于最佳状态。他那与日俱增的名声,使他要办的案子越来越多。哪怕我只要是暗示一下迈进我们贝克街小小寒舍的某些著名人物,都会被指责为不够谨慎。福尔摩斯像所有伟大的艺术家一样,只为事业而生活。除了霍尔德尼斯公爵一案外,我很少见他为自己无法估量的功绩索取丰厚的报酬。他是如此地清高,或者说是任性,常常拒绝帮助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因为这些人的案子不能引起他的兴趣;而与此同时,为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当事人,他却可以一连用上几个星期的时间,专心致志地研究案情,只要案件离奇动人,能够发挥他的想象力,并考验他的智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