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知道的？”
“我的夙敌——就是那可怕的一帮人，他们的头目此刻正躺在莱辛巴赫瀑布下。你别忘了，他们知道我还活着，也只有他们才知道。他们相信我早晚有一天会回家的。他们一直在监视，而在今天早晨他们看见我回来了。”
“因为我从窗口往外看时，认出了他们派来放哨的人。他叫帕克，以杀人抢劫为生，是个出色的犹太口琴演奏家，但他不足为虑。我一点儿也不在乎他，可我十分担心他背后那个更加难对付的人。他是莫里亚蒂的知心朋友，是伦敦最狡猾、最危险的罪犯，也就是从悬崖上往下扔石块的那个人。华生，今天晚上追我的就是这个人，然而他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们在追他。”
“是谁？”
我朋友的计划逐渐显露出来了。从这个有利的隐蔽所，监视人正在被监视，追踪者正在被追踪。那边窗户上消瘦的影子是诱饵，而我们是猎人。我俩一同默默无语地站在黑暗中，紧盯着在我们面前匆匆来去的人影。福尔摩斯一言不发，一动不动，不过我看得出他正处在高度警觉的状态，他的双眼专注地盯着穿梭的人流。这是一个寒冷又喧嚣的夜晚，风从长长的街道呼啸而过。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大都紧裹着外套和围巾。有一两次我好像看见了刚刚见过的某个人影，我还特别注意到在离我们不远的一幢房子的门道中有两个人好像在避风。我让我的同伴注意这两个人，但是他只是不耐烦地哼了一声，又继续盯着街上。有好几次，他局促不安地挪动脚步，手指飞快地在墙上敲打着。显然，他开始有些担心他的计划不能完全如他所预想的那样成功。最后，接近午夜时分，街上行人渐渐稀少。他抑制不住内心的不安，在屋里来来回回地走动。我正准备对他说点什么，抬头看了看亮着的窗子，又像刚才那样大吃一惊。我一把抓住福尔摩斯的胳膊，朝对面指了指。
“我知道有人在监视。”
“那影子动了！”我叫了起来。
“你认为有人在监视你的房间吗？”
窗帘上的影子已经不是侧面而是背朝着我们。
“亲爱的华生，因为我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希望某些人认为我就在那里，而实际上我在别的地方。”
三年的时间并没有消除他粗暴的脾气，也没有减少他对智力低于他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急躁。
“可这是为什么呢？”
“它当然动了，”他说，“华生，难道我是一个十分可笑的笨蛋，支起个一眼就认得出的假人，希望靠它来骗过几个欧洲最狡猾的家伙吗？我们在这屋里待了两个小时，赫德森太太已经把蜡像的位置换了八次，每一刻钟换一次。她是从前面转动的，这样就不会有人看到她的身影。啊！”他尖叫一声，倒吸了一口气。在昏暗的光线中，我见他往前探着头，全身由于全神贯注而紧张起来。外面的大街上已经空无一人。那两个人可能还蜷缩在门道里，不过我已看不见他们了。万籁俱静，周围一片漆黑，唯一可见的是我们对面明亮的黄色窗帘中央映照着的一个黑色的影子。在一片寂静中，我耳边又响起了只有在忍住极度兴奋时才会发出的那种细微的咝咝声。不一会儿，他把我拉到最黑暗的屋角，一只手捂着我的嘴。他的手在颤抖。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朋友如此激动过。那漆黑的大街仍旧荒凉地、静静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这份功劳应归功于格勒诺布尔的奥斯卡·莫尼埃先生，他花了几天的时间做模型。那是一尊蜡像。其他的是我今天下午去贝克街时自己布置的。”
可是，我忽然发觉了他那超人的感官已经察觉了的东西。一阵轻轻的蹑手蹑脚的声音传进了我的耳朵，不是从贝克街方向，而是从我们藏身的这栋房子后面传来的。一扇门打开又关上了。不一会儿，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这本来不想弄出来的脚步声在这空荡荡的屋子里刺耳地回响着。福尔摩斯靠墙蹲下来，我也和他一样蹲了下来，手里紧握着我的左轮手枪。
“我发誓完全可以说那就是你。”
朦胧中我模模糊糊地看到了一个人的身影，颜色比敞开着的门外的暗黑稍微深一些。他站了一会儿，然后弯下身子，不怀好意地悄悄走进屋来。这凶险的家伙离我们不足三码的距离。我已经准备等他扑过来，这时才忽然想起他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在这里。他从我们身边走过，悄悄地靠近了窗子，轻轻地、无声地把窗户推上去了半英尺。当他跪下来靠着窗口的时候，街上的灯光因为没有了积满灰尘的玻璃的遮挡，清清楚楚地照在他的脸上。他似乎兴奋过头了，两眼像星星一样闪闪发亮，面部不停地抽搐。这是个上了岁数的人，鼻子瘦小突出，额头又高又秃，留着浓密的灰白的络腮胡子。一顶可以折叠的大礼帽推在后脑勺上，解开的外套露出晚礼服的白前襟。他的脸又瘦又黑，布满了凶悍的深深的皱纹。他手里拿着一根估计是手杖的东西，然而当他把它放在地上时，却发出了金属的铿锵声。然后他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大块东西，忙活了一阵，最后咔嗒响了一下，应该是把一根弹簧或者栓子挂上了。他跪在地板上，弯腰把全身力量压在一个杠杆上，接着便是一阵长长的旋转和摩擦的声音，最后又是咔嗒一响。这时他直起腰来，我这才看清楚他手里拿的是一支枪，枪托的形状十分特别。他拉开枪膛，把什么东西放了进去，又啪的一声推上了枪膛。然后他弯下腰，把枪筒架在窗台上。我看见他的长胡子垂在枪托上，闪亮的眼睛对着瞄准器。当他把枪托紧贴右肩时，我听见他发出一声满意的叹息声，看到那个令人惊异的目标——黄色窗帘上的人影清楚地暴露在枪口的前方。他停顿了一会儿，然后扣动扳机。嘎的一声怪响，紧接着是一串清脆的玻璃破碎声。就在这一刹那，福尔摩斯如同猛虎一般向射手的背部扑过去，把他脸朝下摔倒在地上。他立刻爬了起来，用尽全身力气掐住福尔摩斯的喉咙。我用手枪柄对着他的脑袋敲了一下，他倒在地板上。我扑过去把他按住，我的朋友吹了一声刺耳的警笛。人行道上马上响起了一阵跑动的脚步声，两个身着制服的警察和一个便衣侦探从大门冲进屋来。
“我相信我变幻莫测的手法还没有因岁月流逝而枯竭，或者因经常使用而变得过时。”他说，我从他的声音中听出了这位艺术家对自己的创作所感到的兴奋和自豪，“这确实非常像我，是不是？”
“是你吗，雷斯垂德？”
“天啊！”我大声说，“这太妙了。”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我自己把任务接过来了。很高兴见到你回到伦敦，先生。”
“怎么样？”他问。
“我想你需要一点非官方的帮助。一年之间有三起谋杀案不破可不行啊，雷斯垂德。你处理莫利瑟的案子时与平时可不一样——也就是说，你处理得还不错。”
我轻轻地走过去，朝对面那扇熟悉的窗子望去。当视线落到窗户上时，我吃惊地叫了一声。窗帘已经放下来了，屋里灯火通明。明亮的窗帘上映出一个人坐在椅子上的笔直的身影。头部的姿势，宽阔的肩膀，以及那轮廓分明的脸庞，决不会弄错。那张脸转过去一半，造成的效果就像我们的祖父母们喜欢装裱起来的一张剪影。这完全是福尔摩斯本人。我惊奇得连忙把手探了过去，想弄清楚他是不是还站在我的身边。他不出声地笑得全身颤动。
大家都已经站了起来。我们的囚犯在大口喘气，他的左右两边各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警察。这时已经有些闲人开始聚集在街上。福尔摩斯走到窗前关上了窗子，又放下了帘子。雷斯垂德点上了两支蜡烛，警察也打开了他们的提灯，我终于可以仔细地打量这个囚犯了。
“因为从这儿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对面的高楼。亲爱的华生，请你靠窗户近一点，不过千万别把自己暴露了。再看看咱们的老寓所——你那么多传奇般的故事不就是从那儿开始的吗？让我们看看我离开的这三年我是不是彻底失去了让你惊奇的能力。”
对着我们的是一张精力充沛而又阴险毒辣的面孔。这个人长着哲学家的前额和酒色之徒的下颌，好像大善或大恶的禀赋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只要一看到他那冷酷的蓝眼睛，那下垂、讥讽的眼帘，那凶猛、挑衅的鼻子和那咄咄逼人的浓眉，谁都会看出这是造物主最明显的危险信号。他对我们根本看也不看一眼，只是紧盯着福尔摩斯的脸，眼神中交织着仇恨与惊讶。
“可我们来这干吗呢？”
“你这魔鬼！”他不停地嘟哝着，“你这个狡猾的魔鬼！”
“正是。这里是我们老寓所对面的卡姆登公寓。”
“啊，上校！”福尔摩斯一面整理着被弄乱的衣领一面说，“正像老戏中所说的，‘不是冤家不聚头’。自从上次我躺在莱辛巴赫瀑布的岩架上承蒙你关照以来，我就没有再见到过你了。”
“这不是贝克街吗？”我睁大眼睛透过昏暗的窗户往外看。
上校就像精神恍惚的人一样，仍旧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朋友。“你这狡猾的魔鬼！”
“你知道咱们在哪里吗？”他低声问道。
“我还没有向大家介绍你呢。”福尔摩斯说，“先生们，这位是塞巴斯蒂安·莫兰上校，曾在女王陛下的印度陆军中效力，是我们东方帝国所造就的最优秀的射手。上校，你在猎虎方面的成绩依然是举国无双吧？”
屋里一团漆黑，很显然这是一座空屋。光秃秃的地板在我们的脚下发出“吱吱”的响声。我伸手摸到一堵墙，上面糊的纸已经一片片地往下垂着。福尔摩斯用冰凉、细长的手指抓住我的手腕，带我穿过一条长走廊，直到我模模糊糊地看见门上面昏暗的扇形窗才停了下来。在这儿，福尔摩斯突然向右一拐，我们便进了一间正方形的大空屋。屋的四角非常昏暗，只有当中一块地方被远处的街灯照亮着。附近没有街灯，窗子上又积了一层很厚的灰尘，所以我们只能看清彼此的轮廓。福尔摩斯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把嘴凑近我的耳朵。
这个凶恶的老人一声不吭，依然瞪大眼睛看着我的伙伴。看着他那不驯的眼睛和他那倒竖的胡子，你会觉得他就像只老虎。
我本来以为我们要去贝克街，但在卡文狄希广场拐角的地方，福尔摩斯让马车停了下来。我注意到，他下车时向左右两边张望了一下，接着每到一条街的拐角处他都极为细心地提防后面是否有人跟踪。我们走的这条路线无疑是独一无二的。福尔摩斯对伦敦的偏僻小道非常熟悉。这一次他迅速而又自信地穿过一连串我从来都不知道的小巷和马厩。最后我们来到了一条小马路上，马路的两旁都是一些阴暗的旧房子。这条小路把我们带到了曼彻斯特大街，然后到了布兰福德大街。他从这里迅速拐进了一条窄道，穿过一扇木门，进入了一个无人的院子。他用钥匙打开了一座房子的后门，等我们进屋后，他把门关上了。
“我真感到奇怪，我那简单的计策竟然把一位老练的猎手给骗住了。”福尔摩斯说，“这对你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你不是也在一棵树下拴只小山羊，自己带着来福枪藏在树上，等着这只作为诱饵的小山羊把老虎引来吗？这栋空房子就是我的树，你就是我的老虎。你或许还带着几支备用的枪，以防好几只老虎同时出现，或是你自己万一没有瞄准好。而这是不大可能的。他们都是我的备用枪，”他指了指周围的人说道，“这是个非常确切的比喻。”
真的，一切就像过去一样。到了九点半，我发现自己正挨着他坐在一辆双座马车上，我的口袋里装着一把手枪，心中由于去冒险而激动不已。福尔摩斯沉着镇定，一声不吭。街上的路灯光照在他冷峻的脸庞上，我看到他眉头紧锁，薄薄的嘴唇紧闭着，陷入了沉思。我不知道我们在伦敦这个罪犯充斥的黑暗丛林中搜寻什么样的野兽，但从这位狩猎高手的神态来看，我能够确信这是一次非常危险的行动。他那苦行僧般阴沉的脸上不时露出讥讽的笑容，预示着我们搜寻的对象凶多吉少。
莫兰上校一声怒吼向前冲来，但两个警察把他按了回去。他脸上的愤怒之情非常可怕。
“亲爱的华生，工作是解除悲伤最有效的解药，”他说，“今天晚上我给咱俩安排了一件工作。假如我们能成功地完成，那我们就不枉活这一场。”我求他讲得详细些，可是徒劳无用。“天亮前你会耳闻目睹许多事的，”他说，“我们有三年的往事要谈。我们谈到九点半，然后就要开始这场特别的空屋历险。”
“我承认你有一点在我的意料之外，”福尔摩斯说，“我没有预料到你也会利用这栋空房子和这扇便利的前窗。我本来以为你会在街上动手的，那里有我的朋友雷斯垂德和他的随从在等着你。除了这一点外，一切都正如我所料。”
这就是我在四月的那个晚上听到的离奇故事。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那瘦高的身体和亲切的面庞了呢。我不清楚他是怎样知道了我沮丧的消息，以动作代替语言表示了他的慰问。
莫兰上校转过脸看着那位侦探。
“至于我的哥哥迈克罗夫特，我必须把我的秘密告诉他，才能得到我所需要的钱。伦敦事态的发展并没有如我想象得那样顺利，因为在对莫里亚蒂团伙的审理中，两个最危险的成员却成了漏网之鱼，他们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于是，我去西藏旅行了两年，到了拉萨，还常和大喇嘛待在一起消磨时间，以此为乐。你应该读过一个叫西格森的挪威人写得非常出色的考察报告，但是我可以确信你绝想不到你所看到的正是你朋友的消息。然后，我经过波斯，游览了圣地麦加，在喀土穆对哈里发进行了一次简短而有趣的拜访，并把拜访的结果告诉了外交部。回到法国后，我在法国南部蒙彼利埃的一个实验室里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进行煤焦油的衍生物提炼的试验。我满意地结束了这项试验，又听说我的仇人目前只剩下一个在伦敦，我就打算回来。这桩公园路奇案不仅因为案情扑朔迷离吸引了我，而且它似乎给我个人带来了最难得的机会，于是我加快了行程。我立刻赶回伦敦贝克街的自己家中，竟把赫德森太太吓得歇斯底里。我哥哥把我的房间和我的记录照原样保存着。就这样，我亲爱的华生，今天下午两点钟，我就坐在我原来屋里的那把旧椅子上，满心希望能看到我的老朋友华生也坐在对面他常坐的那把椅子上。”
“你们可能有也可能没有逮捕我的正当理由，”他说，“不过至少没有理由让我受这个家伙的嘲弄。如果我现在处于法律的控制之中，那一切都按法律办吧。”
那时候我只有一个可信赖的人——我的哥哥迈克罗夫特。我对你深表歉意，亲爱的华生，可当时最要紧的是让大家以为我死了。你要不是确信我死了，必定写不出一篇那么令人信服，而且是关于我不幸结局的故事。在这三年里，我有好几次提笔想给你写信，可总是害怕你对我的深切关心会使你不够谨慎而泄露秘密。也正由于这个原因，当你今天傍晚碰掉我的书时，我只能避开。因为当时我的处境非常危险，你只要稍稍露出一点惊讶和激动，就可能引起别人注意我的身份而酿成可悲的、无法弥补的后果。
“哦，这话说得还算合乎情理。”雷斯垂德说，“福尔摩斯先生，在我们走之前，你还有别的要讲吗？”
我思考这些并没有花多少时间，华生。我又看到那张冷酷的脸从悬崖顶上往下张望，我明白这预示着另一块石头将要落下来了。我往悬崖下的小道爬去。我不觉得往下爬的时候我是满不在乎的，这可比往上爬要困难上百倍。但是当时我已经没有工夫考虑其中的危险了，因为就在我双手攀住岩架边缘、身体悬挂在空中的时候，又有一块石头呼的一声从我身边滚下去。我爬到一半的地方脚下滑了一下，多亏上帝保佑，我正好掉在了那条小道上，摔得头破血流。我爬起来立马就跑，摸黑在山里走了十英里。一个星期后，我来到了佛罗伦萨。这样一来，我完全确信世界上没有任何人知道我的下落。
福尔摩斯已经把那支威力强大的气枪从地上捡了起来，正仔细地察看它的结构。
最后，当你们一个个得出了不可避免的完全错误的结论之后，便回旅馆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留在那里。本以为我的冒险到此结束了，然而一个非常出乎意料的变故使我意识到还有令人惊异的事情在等着我。一块巨石由上面落下来，轰隆一声从我身边擦过去，砸中下面那条小道，又弹起来掉进深渊。我当时还以为这是一场意外，然而没过多长时间，我抬头望见昏暗的天空中露出一个人头，随即又落下来一块石头，就砸在我躺着的地方，离我的头部不到一英尺。当然，这意味着什么就很清楚了。莫里亚蒂并非独自行动，在他对我下手的时候，还有一个帮手在守望，而我一眼就看出了这个帮手是个非常危险的家伙。他躲在我看不到的地方，亲眼看到了他朋友的死亡和我的脱险。他一直等着，然后绕道上了崖顶，企图实现他朋友未能得逞的阴谋。
“真是一件了不起的稀有武器，”他说，“无声而且威力巨大。我认识这个双目失明的冯·赫德，也就是为莫里亚蒂教授特制这把枪的德国机械师。我知道有这么一把枪已经好几年了，虽然以前没有机会摆弄它。雷斯垂德，我特别把这支枪，还有这些配套的子弹都交给你们保管。”
我站起身，仔细观察身后的悬崖。几个月后我津津有味地读着你那篇生动的描述，你断言那是绝壁。其实你说得并不完全对，悬崖上仍有露在外面的几个窄小的落脚点，并且有一块很像岩架的地方。悬崖非常高，要想爬上去显然是难以实现的；同样，要想沿着那条湿漉漉的窄道出去而不留下脚印也是办不到的。当然，我也可以像在过去某些类似场合做过的那样，把鞋子倒穿，不过在同一方向出现三对脚印，无疑会使人想到这是障眼法。所以，总的看来，最好冒险爬上去。这可不是件令人喜欢的事，华生。瀑布在我的脚下隆隆作响。我不是个富于幻想的人，但我发誓似乎听到了莫里亚蒂教授的声音从深渊中传出来，他朝着我喊叫呢。稍有差池我就会送命，有几次，我手没有抓住草丛或是脚从湿漉漉的岩石缺口中滑了下去，这时我想我完了。但我依然拼命地往上爬，终于爬上一块有几英尺宽的岩架，上面长着柔软的绿苔，我在那儿可以非常舒服地躺下而不被人发现。亲爱的华生，当你和你的随从正在极其同情而又毫无效率地调查我的死亡现场的时候，我就躺在岩架上。
“你可以放心地交给我们保管，福尔摩斯先生，”雷斯垂德说，大家这时都在朝门口走去，“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事情是这样的。就在教授掉下去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想到命运给我安排了一次再好不过的机会。我知道发誓要置我于死地的人不仅仅是莫里亚蒂一个人，至少还有三个人，他们要报复我的念头只会因为他们首领的死而变得更为强烈。这些都是极端危险分子，其中肯定会有一个找到我的。而另外一方面，假如全世界都确信我已经死了，那么这些家伙就会随意行动，很快就会抛头露面，而我早晚就能消灭他们，到那时我就能宣布我仍然存活于世。当时大脑转动起来非常迅速，我相信莫里亚蒂教授还没有摔到莱辛巴赫瀑布的底部之前，我就已经想出了这一切。
“我只想问一下，你准备以什么罪名提出控告？”
“可那些脚印呢？”我叫了起来，“我亲眼看见那条路上有两个人往前走的脚印，而没有一个回来的脚印。”
“什么罪名？当然是企图谋杀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了。”
福尔摩斯边抽烟边讲着这些，而我则听得瞠目结舌。
“这不行，雷斯垂德。我根本不打算在此案中出面。这次出色的逮捕是你的功劳，而且只能是你的功劳。是的，雷斯垂德，我祝贺你！你凭着自己惯有的智勇双全抓住了他。”
“没有，华生，我根本没有掉进去。我给你的便条当然是真的。当我发现那位现在已经魂归西天的莫里亚蒂教授可怕的身影出现在通向安全地带的窄道上时，毫不怀疑我的末日已经到了。在他那双灰色的眼睛里，我觉察到了一个冷酷的意图。于是，我跟他交谈了几句，得到他彬彬有礼的许可，写了封短信，也就是你后来收到的那封信。我把信、烟盒和手杖全都留在了那里，然后沿着那条窄道一直往前走，莫里亚蒂仍紧跟在我后面。走到路的尽头时，我便无路可走了。他并没有掏出武器，而是突然朝我冲过来抱住了我。他明白他的一切都完了，所以急着向我报复。我俩在瀑布的边上扭成一团。我懂一点日本摔跤，过去曾不止一次派上过用场。我从他的双臂中挣脱了出来，他发出一声可怕的尖叫，疯狂地踢了几下，两只手在空中乱抓。尽管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还是无法保持平衡，最终掉进了深渊。我探头看见他掉下去很长一段距离，然后撞在一块岩石上，又弹出去，掉进了水里。”
“抓住了他！福尔摩斯先生，抓住了谁？”
“你压根没有掉进去？”
“就是全体警察一直没有找到的人——塞巴斯蒂安·莫兰上校。是他于上个月30号把一颗开花子弹装在气枪里，对准公园路427号二楼正面的窗口开了一枪，打死了尊敬的罗纳德·阿代尔。这才是他的罪名，雷斯垂德。好了，华生，如果你能够忍受透过破玻璃窗吹进的冷风，不妨到我书房去抽支雪茄，坐上半小时，这样你也可以稍稍休息一下。”
“真像过去一样。我们出发前还有点时间，可以吃点晚饭。好吧，就说说那个峡谷吧。我从峡谷中逃出来并没有什么困难，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我压根没有掉进去。”
我们的老房间多亏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的监督和赫德森太太直接照管，仍然和以前一样。一走进门，我就注意到屋内整洁的确少见，但是原有的标志依然如故。这个角落是做化学试验的地方，摆放着那张被酸液弄脏了桌面的松木桌；那边架子上摆着一排大本的剪贴本和参考书，那是许多伦敦人想烧掉才后快的东西。我环视四周，挂图、提琴盒、烟斗架，甚至连装烟丝的波斯拖鞋都一一出现在眼前。屋里已经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们进来时笑脸相迎的赫德森太太，另一个是在今晚的历险中起了那么大作用样子有点古怪的假人。我朋友的这个做得栩栩如生、上过颜色的蜡像，搁在一个小架子上，披着福尔摩斯的一件旧睡衣，从大街望过去非常逼真。
“随时随地都可以。”
“一切预防措施你都全部遵守了吗，赫德森太太？”福尔摩斯说道。
“那你今天晚上跟我一起去吗？”
“我完全照你的吩咐，是跪着干的，先生。”
“我很想知道，如果现在能听到就更好了。”
“好极了！你完成得非常好！你看到子弹打在什么地方了吗？”
“华生，我感到非常高兴，终于能伸直腰了。”他说，“让一个高个子一连几个小时矮下去一英尺实在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至于如何解释这一切，好了，我亲爱的朋友，要是你愿意和我合作的话——我们目前还有一个晚上艰险的工作，或许最好是等这项工作干完了以后，我再向你讲述全部的事实。”
“看到了，先生。恐怕子弹已经打坏了你那座漂亮的半身像。它恰好穿过头部，然后碰在墙上砸扁了。这是我从地毯上捡到的，给！”
他在我对面坐下来，照老样子若无其事地点燃了一根烟。他身上还裹着书商的那件破旧的长长的外套，剩下的就是桌上的一堆白发和那些旧书。福尔摩斯看起来比以前更加消瘦、机警，然而他那鹰似的脸上带着一丝苍白。我可以看出来他最近的生活不太规律。
福尔摩斯把子弹递给我。“你看，这是一颗铅头左轮手枪子弹，华生。真是巧妙，谁会想到这样的东西是从气枪中打出来的呢，好了，赫德森太太，非常感谢你的帮助。现在，华生，请你在老位子上再坐下来，我有几个问题要跟你讨论一下。”
“我已经没事了。不过说心里话，福尔摩斯，我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天啊！想不到是你——竟然是你——站在我的书房里！”我又抓起他的一只衣袖，摸着袖子里那只精瘦且有力的胳膊，“嗯，不管怎么说，你不是鬼。”我说道，“我亲爱的朋友，见到你我太高兴了。坐下来告诉我，你是如何从那恐怖的峡谷中活着出来的？”
他已经脱掉了那件旧礼服，换上了从蜡像上取下来的灰褐色睡衣，于是又恢复了往日的模样。
“等一等。”他说，“你真觉得现在有精神谈这些事了吗？我多此一举的戏剧性出现给你带来了多大的刺激。”
“这位老猎手居然手还不抖，眼也不花。”他一面检查着蜡像破碎的前额一面笑着说，“对准脑袋后部的正中，正好穿过大脑。他在印度时就是最好的射手，我想伦敦也很少有人能胜过他。你听说过他的名字吗？”
我紧紧抓住他的双臂。“福尔摩斯！”我喊叫道，“真的是你吗？你真的还活着？你竟然从那可怕的深渊里爬了出来？”
“没有，没听说过。”
“亲爱的华生，”那个熟悉的声音说道，“我万分抱歉，实在没有想到你会这样受不住。”
“是啊，是啊，这就叫出名！不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以前也没听过詹姆士·莫里亚蒂教授的名字。他是20世纪的大学者之一。请你把我那本传记索引从架子上拿下来给我。”
我转过头去看了看身后的书橱。等我再回过头来，我看到夏洛克·福尔摩斯正隔着书桌站在那儿朝我微笑。我站起身来吃惊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我好像晕了过去。这是我平生头一回，也是最后一回晕过去。我感到眼前确实有一片灰白的雾在旋转。等到白雾消失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的领口已经被解开了，嘴唇上还留有白兰地的辛辣余味。福尔摩斯手中拿着一个扁酒瓶，正弯腰望着我。
他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大口喷着雪茄烟，懒洋洋地翻看着那本索引。
“先生，说句冒昧的话，我算是你的邻居，在教堂街的拐角处有一家我的小书店。先生，你或许也收藏书吧？这儿有《英国鸟类》《克图拉斯》《圣战》——非常便宜，每一本书都十分便宜。要是再买五本书你就正好可以把书架第二层的空格填满。现在看起来不大整齐，是不是，先生？”
“我收集在M部的这些材料很不错。”他说，“莫里亚蒂这个人无论放在哪里都是出众的。这是投毒犯莫根，这是遗臭万年的梅里丢，还有马修斯——此人在查林十字街的候诊室里把我左边的犬齿打掉了。最后就是咱们今晚见到的这个朋友。”
“你把这点小事看得太重了。”我说，“我能否问一下，你是如何认出我的？”
他把本子递给我，上面写着：
“真是过意不去，先生。我刚才一瘸一拐地在你后面跟着，碰巧看到你走进了这幢房子。于是我想应该进来看看这位心地善良的绅士，告诉他刚才我的态度虽然有点粗暴，不过并没有丝毫的恶意。我还要感谢他替我把书捡起来。”
塞巴斯蒂安·莫兰，上校，无业。曾服役于班加罗尔工兵一团。1840年生于伦敦，系原任英国驻波斯公使奥古斯塔斯·莫兰爵士之子。曾就读于伊顿公学、牛津大学。参加过乔瓦基战役、阿富汗战役，在查拉西阿布（派遣）、舍普尔、喀布尔服过役。著作有《喜马拉雅山西部的大猎物》（1881），《丛林中的三个月》（1884）。住址：管道大街。俱乐部：英印俱乐部，坦克维尔俱乐部，巴格特尔纸牌俱乐部。
我承认我确实没有想到是他。
在这一页的空白处，有福尔摩斯清晰的批注：“伦敦第二号危险人物。”
“你没想到是我吧，先生？”他说话的声音古怪而嘶哑。
“这真令人吃惊，”我把本子递回给他时说道，“这个人的职业竟然是一个光荣的军人呢。”
我在书房里待了还不到5分钟，女仆就进来说有人要见我。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来者不是别人，正是那位古怪的旧书收藏家。他灰白的须发中露出一张轮廓清晰而干瘦的脸，右臂下挟着他那些心爱的图书，至少不下10本。
“没错。”福尔摩斯答道，“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确实干得不错。他一向有钢铁般的意志，在印度还流传着他如何爬进水沟去追一头受伤的吃人猛虎的事。华生，有些树木在长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会突然变成难看的古怪形状。这一点也常常可以在人身上看到。我有个理论，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再现了他历代祖先的发展全过程，而像这样突然变好或者变坏则表明他家族中强大的影响。这个人似乎成了他自己整个家族历史的缩影。”
对公园路427号的实地考察，对于帮我弄清楚我所关心的问题似乎不起作用。这所房子和街道之间只隔着一道不足5英尺的矮墙，墙的上半截是栅栏，因此任何人想进入花园里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那扇窗子却没有人能够得着，因为墙外没有水管或者其他的东西帮助身体灵巧的人爬上去。我比以前更加感到迷惑不解，只好折回肯辛顿。
“这观点倒很有意思。”
我一整天都在琢磨着这些事实，努力想找出一个能够解释得通的结论，从而发现一条最畅通的途径，也就是我那位亡友所说的一切调查的起点。我得承认我没有进展。傍晚，我信步穿过公园，大约在6点钟的时候，来到了公园路与牛津街连接的那一头。人行道上聚集着一群游手好闲的人，他们都抬头望着一扇窗子，也就给我指出了我特意要来瞧瞧的那所房子。一位戴着墨镜的瘦高个儿正在讲述他自己的某种推测，我非常怀疑这个人是个便衣侦探，其余的人都围着听。我尽量凑到了他身边，但是他的话听起来非常荒谬，便有些厌恶地从人群中退了出来。我后退时撞到了身后一个有残疾的老人，把他抱着的几本书碰掉到了地上。记得当我帮他捡起那些书的时候，看到其中有一本书的书名是《树木崇拜的起源》。我当时估计这位老人一定是个穷藏书家，以收集一些鲜为人知的书籍作为职业或者爱好。我一个劲儿地为这意想不到的事件道歉，但是被我不巧碰掉的那几本书在它们的主人眼中显然是弥足珍贵的东西。老人朝我愤怒地吼了一声，然后转身就走掉了。我望着他佝偻的背影和灰白的络腮胡子渐渐消失在人群当中。
好吧，我不坚持。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莫兰上校开始堕落了。他在印度虽然没有弄出什么路人皆知的丑闻来，不过印度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地了。他退伍了，来到伦敦，又弄得名声很坏。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被莫里亚蒂教授挑中了，一度还是他的参谋。莫里亚蒂大把大把地给他钱，只利用他做过一两件普通匪徒承担不了的非常棘手的案子。你可能还模糊记得1887年在洛德的那个斯图尔特太太被害的案子。不记得了？我可以肯定莫兰是主谋，不过又没有证据。这位上校隐蔽得非常巧妙，甚至在莫里亚蒂帮伙被破获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控告他。你记得我那天到你家去看你时，为了防气枪，我不是把百叶窗都关上了吗？你当时肯定觉得我有些疑神疑鬼，可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因为我已经清楚有这么一把不同寻常的枪，而且也清楚在这把枪的后面会有一位世界上第一流的射手。和莫里亚蒂一起在瑞士跟踪我们的就有他。毋庸置疑，就是他给了我在莱辛巴赫悬崖上那极其可怕的五分钟。
对现场的仔细搜查只能使案情变得越发扑朔迷离。第一，找不到理由来解释这位年轻人为什么要从屋里把门插上。这当然不排除是凶手干的，然后凶手从窗子逃走了；然而窗子离地面至少有30英尺，窗下花坛里盛开着番红花。花丛和地面上都没有被踩过的迹象，在房子和街道之间的一块狭长的草地上也没有任何足迹。所以很明显是年轻人自己插上了门。但是他又是怎么被害的呢？任何一个人爬上窗子都会留下一点痕迹的。假如有人能用手枪对准窗子放一枪，而且造成这样的致命伤，那么此人必定是一位神枪手。另外，公园路这条大道上川流不息，离这所房子不到100码的地方就有一个马车站。这儿已经有人被打死了，还有这样一颗像铅头子弹一样射出后就会开花的左轮子弹和它造成的立刻致死的创伤，但在当时竟然谁也没有听到枪声。这些就是公园路疑案的情况。这个案子又由于寻找不出任何动机而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因为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那样，没有人听说年轻的阿代尔有任何仇人，而且屋里的金钱和贵重物品也没被动过。
“你可以想象得到，我在法国的时候注意看报纸，就是为了寻找机会制伏他。只要他在伦敦还逍遥法外，我活在世上也就没什么意义了。他的影子会日日夜夜缠着我，他早晚总会有机会对我下手的。我能怎么办呢？总不能一看见他就朝他开枪，那样我自己就要进法院。向长官求助也毫无用处，他们无法仅仅只根据在他们看来完全是捕风捉影的怀疑就进行干预。所以我无计可施。可是我留心报上的犯罪消息，知道我早晚能抓住他的。后来我看到了罗纳德·阿代尔遇害的消息，知道我的机会终于来了。从我了解的那些情况来看，这不明摆着是莫兰上校干的吗？他先同那年轻人打了牌，然后从俱乐部一直跟他到家，对准敞开的窗子开枪把他打死。这是毋庸置疑的，光凭这些子弹就足以把他送上绞刑架。我马上赶回了伦敦，却被那个放哨的发现了。我知道他会告诉上校注意我的出现。上校不可能不把我的突然出现和他的案子联系到一起，因此万分惊恐。我猜准了他会立刻想办法把我除掉，为此他会把那杀人的武器带来。我在窗户上给他留了一个明显的靶子，还预先通知警方可能需要他们的帮助。顺便提一句，华生，你准确无误地看出了他们待在那个门道里。然后我找到了一个在我看来是万无一失的监视点，根本没有预料到他会选择同一地点来袭击我。现在，亲爱的华生，还有什么别的要我解释的吗？”
在遇害的那天晚上，他从俱乐部回到家时是晚上10点整。他母亲和妹妹到亲戚家串门去了。女仆供述说，听见他走进二楼的前厅，那里通常是他的起居室。她已经在屋里生好了火，因为冒烟，她就打开了窗子。一直到11点20分梅努斯夫人和女儿回来，之前房间里悄然无声。夫人想进她儿子的屋里去道声晚安，却发现房门从里面锁上了。任凭母女二人在房外喊叫、敲打，里面都没有动静。于是找人来把门撞开，只见这位不幸的青年躺在桌子边，脑袋被一颗左轮子弹击碎，样子十分恐怖。但是屋里没发现任何武器。桌子上摆放着两张10镑的钞票和总共17镑10先令的金银币，这些钱被分成了数目不一的几小堆。另外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些数字，还记了俱乐部里几位朋友的名字。据此可以推测，在遇害之前他正在计算打牌的输赢。
“有，”我说，“你还没有说明莫兰上校谋杀罗纳德·阿代尔的动机是什么。”
罗纳德·阿代尔喜欢打牌，而且一打起来就收不住手，但是他下的赌注从不大到有损他贵族身份的地步。他是鲍德温、卡文迪希和巴格特尔三个纸牌俱乐部的会员。就在他遇害的那天晚饭后，他还在卡文迪希俱乐部玩了一盘惠斯特桥牌。当天下午他也在那儿玩牌。同他一起打牌的有莫瑞先生、约翰·哈代爵士和莫兰上校，他们可以作证的确玩的是惠斯特桥牌，每人的牌好坏都相差不大。阿代尔可能输了5英镑，但是不会多于这个数。他有一笔丰厚的财产，因此这样的小输赢对他不会有什么影响。他差不多每天不是在这个俱乐部就是在那个俱乐部玩牌，不过他打得非常谨慎，而且通常是在赢了之后才离开的。证词中还提到在几个星期之前，他与莫兰上校做搭档，一口气赢了戈弗雷·米尔纳和巴尔莫洛勋爵420英镑。调查报告中提到的有关他的近况就是这些。
“啊，亲爱的华生，这一点就只能靠推测了，而在这一方面，就连具有最优秀的逻辑思维的人也有可能会出错。每个人都可以根据现有的证据做出自己的假设，你我的假设可能都是对的。”
这位令人钦佩的罗纳德·阿代尔是当时澳大利亚某殖民地总督梅努斯伯爵的第二个儿子。阿代尔的母亲从澳大利亚回来做白内障手术，与儿子阿代尔以及女儿希尔达一同住在公园路427号。这位年轻人经常在上层社会出入，据大家所知，他并没有仇人，也没有什么恶习。他曾经与卡斯特尔斯的伊迪丝·伍德利小姐订过婚，不过就在几个月前，经过双方的认可，他们解除了婚约，这以后也看不出他有多深的眷恋之情。他总是在一个狭小、保守的圈子里打发自己的时间。选择这样的生活，与他生性冷漠、习惯无变化的刻板生活有着很大的关系。可就在1894年3月30号晚上10点到11点20分之间，死神以最奇特的方式突然降临到了这位悠闲懒散的青年贵族的头上。
“那么，你已经有假设了？”
我整天巡回出诊，脑子里却一直在思考着这件案子，但总也得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宁愿冒着讲述一个陈旧故事的风险，把审讯结束时已经公布过的案情再讲述一遍。
“我认为解释这些事实并不难。从证词中可以得知，莫兰上校和年轻的阿代尔合伙赢了很多钱。不用说，莫兰一定是作弊了——对此我早有耳闻。我相信在阿代尔遇害的那天，他发现了莫兰作弊。他很可能私下和莫兰谈过，还威胁说要揭发他，除非他自动退出俱乐部并保证不再玩牌。按说像阿代尔这样的年轻人不大可能立刻就去揭发一个既有些名望又比他大得多的莫兰，闹出一桩骇人听闻的丑事来。但他很可能像我估计的那样做了。离开这些俱乐部对于莫兰来讲就等于灭顶之灾。于是莫兰就杀了阿代尔，那时阿代尔正在计算自己该退还多少钱，因为他不愿从搭档的作弊中牟利。他锁上门，是为了防止他母亲和妹妹突然进来，并且非要知道他摆弄那些人名和硬币干什么。这样解释得通吗？”
我和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密切交往使我对刑事案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可想而知的。在他失踪之后，我从来没有停止过仔细阅读各种公开发表的疑案。为了满足个人兴趣，我还不止一次地用他的方法来尝试解开这些疑团，可是都不大成功。然而，没有任何一件案子像罗纳德·阿代尔的惨死那样吸引我。当我读到审讯时提出的证据以及据此判决没有查明的某个人或某些人的蓄意谋杀罪时，我比过去更清楚地意识到福尔摩斯的去世给社会带来的损失。我敢肯定，这桩奇案中有几点一定会特别吸引他。而这位欧洲首屈一指的刑事侦探，以他非凡的观察力和敏捷的头脑，很可能弥补警方力量的不足，甚至有可能促使警方提前行动。
“我相信你所说的都是事实。”
1894年的春天，令人钦佩的罗纳德·阿代尔在最不寻常和最莫名其妙的情况下被人谋杀了。这一案件不仅引起了全伦敦人的关注，而且也使得上流社会大为震惊。对于警方在调查此案后所公布的详细案情，大家都已经清楚了。但是当时有许多细节被删去了，因为起诉的理由极其充足，没有必要把所有的真相都公开。直到现在，差不多十年过去了，我才能把这桩奇案中那些遗失的环节补充出来。案子本身很耐人寻味，但是与那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局相比，这点趣味在我看来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在我出生入死的一生中，这个案子的结局是让我感到最为震惊和诧异的。即使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每每想起它仍然感到毛骨悚然，仍能再次体验到高兴、惊愕和怀疑之情。这种心情像突如其来的潮水一般，完全淹没了我的神志。那些关心我并偶尔谈起一个非凡人物的言行片断饶有兴趣的读者，让我对你们说一句话：不要因为我没有向你们倾诉所有的事实而责怪我。如果不是他曾亲口下令禁止我这样做，我会把这当作我的首要义务。而这条禁令上个月3号才刚被取消。
“这还有待审讯时得到证实或驳回。另外，不论出现什么情况，莫兰上校现在是不会给我们添麻烦了。冯·赫德这把了不起的气枪会给苏格兰场71博物馆增色，而福尔摩斯先生又可以自由自在地献身于调查伦敦错综复杂的生活所引起的大量有趣的小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