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可能是‘征服者’号吧？”
“嗯，你说得对，但是没过几天她就嫁给布朗纳先生了。拍这张照片的时候，他正在南美航线上工作，但是他太爱她了，以至于不能忍受长期的分离，于是就到利物浦至伦敦这条航线的船只上工作。”
“不是，上次我听说是‘五朔节’号。吉姆曾经来看过我一次，那是在他违背承诺之前。但是后来他一上岸就喝酒，喝点酒就发疯。唉！在他重新酗酒后，日子就难过了，开始，他不再跟我来往，接着跟莎拉吵架，现在玛丽也不写信了，我们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这是我的职业。”
显然，库欣小姐谈到了一个她感触颇深的话题。像大多数过着独居生活的人一样，开始她有点害羞，后来就侃侃而谈了，她告诉我们很多关于她那个当服务员的妹夫的情况，然后又谈到了她原先几个医学院学生房客身上，关于他们不良行为的问题说了很长时间，还有他们的姓名，工作的医院。福尔摩斯聚精会神听着每件事，不时提出问题。
“你的观察力可真够敏锐的。”
“关于你第二个妹妹莎拉，”他说，“我感到奇怪，既然你们都是未婚女士，为什么不住一起呢？”
“在我手肘边还有一张照片，是你妹妹在利物浦拍的。那个和你妹妹合影的男人，从他穿的制服来看，可能是轮船上的服务员，我看，当时她还没有结婚吧。”
“哎呀！你不知道莎拉的脾气，知道了你就不会感到奇怪了。我来到克里登后，曾经尝试过和她住在一起，直到大约两个月前才不得不分开。我并不想说我妹妹的坏话，可是她老爱管闲事，很难伺候。”
“是的，你说得很对，她们是我的妹妹，莎拉和玛丽。”
“你说她跟你利物浦的亲戚吵过架。”
进屋的时候，我注意到壁炉台上放着一张三位女士的合影照，其中一位必定是你本人，另外两位跟你长得非常像，你们的关系显而易见。
“是的，但是有段时间他们是最好的朋友。唉，她去那儿住原本是想亲近他们，但是现在，她和吉姆·布朗纳没有一句话好讲了。她住这儿的最后六个月里，除了像吉姆一样喝酒发疯，什么话也不说，我想，是吉姆厌烦了她爱管闲事，并和她吵了一架，事情就开始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谢谢你，库欣小姐。”福尔摩斯说着站起来点了点头，“我想，你说过你妹妹莎拉住在瓦林顿的新街是吧？好，再见。就像你所说的，我对你被一件完全无关的事搞得心烦意乱而感到抱歉。”
“我相信，你有两个妹妹。”
我们走出门外，刚好有辆马车经过。福尔摩斯叫住了马车。“到瓦林顿有多远？”他问。
“噢，我已经厌倦问题了！”库欣小姐不耐烦地叫道。
“大约有一英里，先生。”
“有一两个问题……”
“太好了！上车，华生！我们必须趁热打铁。案子虽然简单，但还有一两个和这个案子相关的关键点需要澄清。经过电报局时请停一下，车夫。”
“我也是同样的想法，库欣小姐。”福尔摩斯一边说，一边在她旁边坐了下来，“我想更可能的是——”他顿了下。我感到十分吃惊，只见他一动不动地紧紧地盯着这位女士的侧面，一瞬间，他那急切的脸上呈现出惊讶和满意的神情。当她准备看看是什么让他不说话的时候，福尔摩斯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我仔细打量着她那花白而平滑的头发，整洁的便帽，小巧的金色耳环，平静的容貌，却没看出来是什么让我朋友激动不已。
福尔摩斯发了一封简短的电报，接下来他就一路靠在马车的座椅上，把帽子放在脸上挡住迎面射来的阳光。车夫把车停在一所跟我们刚离开的那所房子很像的住宅前面，我的同伴告诉车夫等着我们。他刚要敲门，门就打开了。一位身穿黑衣、头戴高礼帽、神情庄重的年轻绅士出现在台阶上。
“我深信，先生，”她说，“这件事是一个误会，那个包裹根本就不是寄给我的。我已经对苏格兰场的那位先生说过多次了，但他总是一笑了之。据我所知，在这个世界上我根本没有敌人，怎么可能有人要这样戏弄我呢？”
“库欣小姐在家吗？”福尔摩斯问。
过了一会儿，我和他返回了前厅，那位冷漠的女士仍然在静静地绣着椅套。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她把椅套放到膝上，用她那双直率、探询的蓝眼睛看着我们。
“莎拉·库欣小姐病得很厉害，”他说，“昨天她得了非常严重的脑膜炎。作为她的医疗顾问，我责无旁贷地不允许任何人前来看她。我建议你们十天后再来拜访。”
“我们去火车站的时候，会顺道去看你的。”福尔摩斯回答说。
他戴上手套，关上门，就大步走开了。
“既然这样，我就告辞了，”雷斯垂德说，“我手头还有其他一些小事要办。我想我不需要进一步从库欣小姐那里了解什么了，你可以在警察局找到我。”
“好吧，不见就不见。”福尔摩斯高兴地说。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下库欣小姐。”他说。
“可能她不会也不能告诉你什么。”
“这是我们必须去解决的问题。”福尔摩斯回答道，“对我来说，我要这样入手，假设我的推理是正确的，并且这是一桩双重谋杀案。一只耳朵是女人的，纤巧细致，穿过耳环；另一只是男人的，已经晒黑变色了，也穿过耳环。这两个人可能已经死了，要不我们早就听到他们的遭遇了。今天是星期五，包裹是星期四早晨寄出的，那么，惨案是在星期三或星期二发生的，或者更早。如果这两个人已经被谋杀了，那么，如果不是凶犯把谋杀的消息寄给库欣小姐的，又会是谁呢？我们可以假设，我们要找的就是寄包裹的人，那么，他必须有充分的理由才会把包裹寄给库欣小姐。然而，理由又是什么呢？一定是告诉她，事情已经办完，或者是为了让她痛苦，总之，这样她就应该知道那个人是谁。她知道吗？我对此表示怀疑。如果她知道，为什么要报警呢？她完全可以把它埋掉，没有比这更明智的了，如果她想包庇罪犯的话，她应该这么做。但是，如果她不想，她就会说出他的姓名，这就是我们需要查明的症结所在。”他的话音一直高亢而急速，面无表情地凝视着花园的篱笆，可是现在，他轻快地站起来向屋里走去。
“我没有指望她告诉我什么事，我只是想看看她，不过，我想我已经得到了所需的全部。带我们去一家像样的餐馆，车夫，我们可以先吃午饭，然后再去警察局拜访我们的朋友雷斯垂德。”
“毫无疑问，恶作剧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他说，“但是另外一种说法就更加不可能成立了。我们知道，这个女人在彭奇过了近二十年平静而体面的生活，在这段时间里，她几乎没有出过门，凶犯究竟为什么要把犯罪证据寄给她呢？尤其是，对于这件事她和我们知道得一样少，除非她是个有高超演技的演员。”
我们一起吃了顿令人舒适的快餐，福尔摩斯在餐桌上只谈小提琴。他兴高采烈地谈论他是怎样买到那把至少值五百畿尼的斯特拉瓦里小提琴的，他只花了五十五先令就从托特纳姆宫廷路一个犹太掮客手里买下了。他又谈到帕格尼尼，我们坐在那里边喝酒边听福尔摩斯讲这位杰出人物的奇闻逸事。
听了我同伴的话，看着他那变得严肃和僵硬的脸，我不禁打了一个冷战。这残酷的开端似乎暗示了一种怪异并且说不清的恐惧的阴影，然而，雷斯垂德摇摇头，显得半信半疑。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时间已经不早了，炽热刺眼的阳光变得柔和起来，我们来到警察局，雷斯垂德站正在门口等着我们。“你的电报，福尔摩斯先生。”他说。
“经过推理，这绝对不可能是恶作剧。解剖室里的尸体都注射过防腐剂，这些耳朵上没有这种痕迹，它们是新鲜的，是被一种钝器割下来的，学生是不会这样干的。另外，学医的人一般用石碳酸或蒸馏酒精进行防腐，肯定不会用粗盐。我再重复一遍，这不是什么恶作剧，我们是在调查一起严重的犯罪案件。”
“啊，这就是答案！”他撕开电报扫了一眼，然后揉成一团塞进口袋，说，“这就对了。”
“你能确定吗？”
“你查出什么了？”
“是的，但这实际上不是一个恶作剧。”
“我已经查明一切！”
“是的，我们注意到了。但是，如果这是解剖室的学生们搞的恶作剧，那么，对他们来说寄两个不配对的耳朵是很容易的事。”
“什么？”雷斯垂德惊讶地瞪着他，“你在开玩笑吧？”
“当然，你们都已经看到了，”他最后说，“两只耳朵不是一对。”
“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认真过。这是一起可怕的犯罪，我想我现在已经弄清楚了全部事实。”
他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两只耳朵放在膝盖上仔细检查。雷斯垂德和我就在两旁弯着身子，一会儿看看这可怕的东西，一会儿又看看我们伙伴那急切而沉思的脸。最后，他又把东西放回盒子里，坐在那里冥想了一会儿。
“那么罪犯是谁呢？”
“那么，关于绳子就说这么多吧。”福尔摩斯微笑着说，“现在看看包装纸。牛皮纸，有一股明显的咖啡味，怎么，你没有注意到？我敢肯定你没有。地址的字写得很凌乱：‘克里登十字大街S.库欣小姐收。’是用笔尖很粗的钢笔写的，可能是J牌的，墨水很差。‘克里登’一词本来有个字母‘i’，却被改成‘y’了。包裹是个男人寄的——笔迹显然是男性的——这个人受的教育有限，并且不熟悉克里登镇。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盒子是个黄色的半磅装甘露盒子，除了盒子左下角有两个拇指印外，没有其他明显的痕迹，里面装的是用来保存兽皮或者其他粗制商品的粗盐，那些非常奇怪的东西就埋在这里面。”
福尔摩斯在他的一张名片背面随手写了几个字，然后扔给雷斯垂德。
“结打得很巧妙，我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了。”雷斯垂德自鸣得意地说。
“那就是名字，”他说，“你最快也要到明晚才能拘捕他。对于这个案件，我倒希望你完全不要提起我的名字，我只想和那些有点难度的案件有关系。走吧，华生。”
“重点就在于绳结原封不动。另外，这个绳结打得很特殊。”
我们大步向车站走去，留下了满脸喜悦的雷斯垂德。他仍然在目不转睛地盯着福尔摩斯扔给他的名片。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重要的。”雷斯垂德说。
“这个案子，”那天晚上当我们在贝克街的住所里边抽烟边聊天的时候，夏洛克·福尔摩斯说，“正如你在《血字的研究》和《四签名》中记载的破案过程那样，我们被迫从结果开始推理。我已经写信给雷斯垂德，让他给我们提供我们现在需要的详细情况，而这些情况只有在他抓到罪犯后才能得到。他干这事是很在行的，尽管他完全没有推理能力，但是一旦他知道该干些什么时，就会像一条哈巴狗那样咬住紧紧不放的。的确，正是这种执拗，让他在苏格兰场高高在上。”
“一点儿没错，是根涂过柏油的绳子。毫无疑问，你也注意到了，库欣小姐用剪刀剪断了绳子，这可以从两端的磨损看出来，这很重要。”
“那么，这个案子还没有结束？”我问。
“它涂过柏油。”
“大体上已经结束了。我们已经知道这起令人憎恨的事件的始作俑者了，尽管其中一个受害者的具体情况我们还不清楚。当然，你已经有自己的结论了。”
“绳子非常有趣。”说着他把绳子拿到亮处，闻了闻，“你怎么看这条绳子，雷斯垂德？”
“我想，你怀疑的是利物浦游轮上的服务员吉姆·布郎纳吧？”
那是一间小棚屋，在屋后的小花园里。雷斯垂德进去拿出一个黄色的硬纸盒、一张牛皮纸和一根绳子。在小路尽头有条长凳，我们坐在上面。这时，福尔摩斯仔细察看着雷斯垂德递给他的东西。
“哦！远远不止怀疑。”
“确实是的，先生。我是喜欢清净的人，过着隐居的生活，看见我的名字上报，发现警察来到我家里，对我来说真是件新鲜事。我不想让这些东西在这儿，雷斯垂德先生，如果你想看，请到外面的屋子去。”
“然而，除了些蛛丝马迹，我什么也看不出来。”
“的确如此，夫人，”福尔摩斯用一种安慰的语气说道，“我毫不怀疑，你已经被这件事气得够呛了。”
正相反，对我来说是再清楚不过了，让我大概说一下过程。你记得，我们刚接手这件案子的时候，心里完全没底，但这往往是个有利条件，以免先入为主。我们只是去观察，然后从观察中做出推论。我们最先看到的是什么？一位非常温和可敬的女士，她看起来好像无辜，而且并不想隐瞒什么，接着就是那张告诉我她有两个妹妹的照片。我马上闪过一个念头：那个盒子是要寄给她们其中的一个。我先把这个念头放一边，可以推翻它，也可以肯定它，都由我们自便，然后我们去花园，你记得，我们看到了那个小黄盒子里的非常奇怪的东西。
“问我有什么用？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我对这事一无所知吗？”
绳子是船上修帆工用的那种，在我们检查时还可以闻到有股海水的味道。我注意到绳结是水手通常打的那种；包裹是从一个港口寄出的；那个男人耳朵穿过耳环，而这在水手中比在陆地上工作的人中更普遍。因此我肯定，这场悲剧的全部男演员得从海员中去找寻。
“万一他想问一些问题。”
当我查看包裹上的地址时，我注意到是寄给S.库欣小姐的。现在，姐妹中最大的当然是库欣小姐，尽管她的首字母缩写是‘S’，但它同样也适用于另外两个妹妹中的一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完全从一个新的基础上重新调查，于是我进屋，打算弄清这点。当我正要向库欣小姐保证，这里面一定有误会时，你可能还记得，我突然住了口。事实是，这时我看见了让我颇为吃惊的某种东西，同时又极大地缩小了我们的调查范围。
“为什么要当着我的面，先生？”
华生，作为一个医生，你知道，人体的任何部分都不像耳朵那样截然不同。通常，每个人的耳朵都不相同，你可以找到去年我在《人类学杂志》上发表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两篇短论文。我以专家的角度检查了盒子里的那两只耳朵，并仔细观察了它们的结构特征，当看到库欣小姐的耳朵和我检查过的那个女人的耳朵十分吻合时，你可以想象我是多么惊讶。这件事绝非巧合。它们的耳垂都很短，上部同样弯曲，内耳软骨有着同样的螺旋，从所有特征上看，简直就是一只耳朵。
“我会的，库欣小姐，我只是想当着你的面给我的朋友福尔摩斯先生看一看。”
当然，我马上就意识到这点特别重要，这表明受害者和她有血缘关系，还很有可能是近亲。接着我同她谈起她的家庭，你记得吧，她随即告诉我们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细节。
“它们在外屋，这些可怕的东西！”当雷斯垂德走进去时，她说，“我希望你把它们都拿走。”
第一，她的妹妹叫莎拉，她们的地址不久前还是一样的，所以，就很清楚误会是怎么产生的了，包裹是寄给谁的。接着，我们又听到那个服务员娶了她三妹，并且知道他曾经和莎拉小姐关系暧昧，所以她就到利物浦和布朗纳一家住在一起。但是后来他们吵架后好几个月都不再往来。所以，如果布朗纳要寄包裹给莎拉小姐，毫无疑问他会寄到她原来的地址。
我们在火车上的时候，下了一场倾盆大雨，克里登远不及城里那样酷热。福尔摩斯已经发过电报，所以雷斯垂德正在车站等我们，他依旧是一副精干、衣冠楚楚的侦探派头。走了五分钟后，他带着我们来到库欣小姐住的十字大街。这条街很长，两边是两层楼的砖房，干净而整齐，房前是被踏成白色的石阶，系着围裙的妇女三五成群地在门口说着闲话。走了半条街后，雷斯垂德停下来去敲一扇门，一个年轻女仆开了门，我们被带到前厅，库欣小姐正坐在那里。她是个和蔼的妇女，有一双大大的温和的眼睛，灰色的头发卷落在两鬓，她的膝盖上放着一只没有绣完的椅套，身边放着一个装有各种颜色丝线的篮子。
现在，真相大白。我们已经知道有个服务员，感情丰富，容易冲动——你记得，为了和妻子在一起，他放弃了一个非常优越的职位——而且他有时过度饮酒。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妻子已被谋杀，还有一个男人——假设是个海员——也被人谋杀了。当然，这会立刻让人想到，犯罪的动机就是妒忌。但是，为什么把犯罪的证据寄给莎拉·库欣小姐呢？可能是因为她在利物浦居住期间，曾插手做了一些引起这场悲剧的事。你会注意到这条航线的船只在贝尔法斯特、都柏林和沃特福德等地停靠，因此，假定作案者是布朗纳，他作案后立即上了‘五朔节’号，那么，贝尔法斯特则是他第一个能够寄出那个可怕包裹的码头。
“马上就会有的。请按下铃，叫他们把靴子拿来，再去叫辆马车，我换好衣服，装满烟丝盒子就来。”
在这个阶段，显然第二种可能也是存在的，尽管我认为这根本不大可能发生，可是我想在继续之前把它说明。也许有个失意的恋人杀害了布朗纳夫妇，那只男性的耳朵可能是属于丈夫的。这种说法肯定会有许多人坚决不同意，但仍然是有可能的。所以，我就发了个电报给我在利物浦的警察朋友阿尔加，让他去看看布朗纳太太是否在家，布朗纳是否乘‘五朔节’号离开了。后来，我们就去瓦林顿拜访莎拉小姐去了。
“我正想干点什么事呢。”
首先，我很好奇，想看看这家人的耳朵和她的耳朵到底相似到什么程度。当然，她可能给我们提供十分重要的线索，但我并不抱多大希望。她肯定在前一天已经听说这件案子了，因为克里登已经闹得沸沸扬扬，而且只有她明白这个包裹是寄给谁的，如果她愿意协助司法部门，她可能已经向警方报告了。不管怎样，我们有责任去拜访她，所以我们去了。我们发现，包裹到后，她就病倒了，给她造成了那么大的影响，以致她得了脑膜炎。情况进一步表明，她完全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同样清楚的是，我们不得不过一段时间才能得到她的帮助。
“你怎么看，华生？能不能冒着酷暑陪我到克里登走一趟，万一可以为你的记事本增加些内容呢？”
“然而，实际上我们并没有依靠她的帮助。我已经让阿尔加把答案送到警察局，答案正在那儿等着我们呢。再清楚不过了，布朗纳太太的房子已经关门超过三天了，邻居以为她去南方看亲戚去了。从船运办公室查到，布朗纳已乘‘五朔节’号出航，我估计，船将会在明晚到达泰晤士河。等布朗纳一到，他就会遇到愚笨但却果断的雷斯垂德。我毫不怀疑，到时候我们将会知道一切。”
我认为这个案子会引起你的极大兴趣。我们正在竭力查明真相，但发现很难再继续下去。当然，我们已经打电报询问过贝尔法斯特邮局，但那天交寄的包裹太多，他们无法回想起这个包裹或者寄件人是谁。这是一只半磅装甘露烟草盒子，对我们没有任何用处。对于医学院学生的说法我看倒是最有可能的，如果你能抽出几个小时，我将非常高兴在这里与你见面。我每天不是在家里就是在警察局。
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期望没有落空，两天后，他收到一个大信封，里面装着被好几张大页书写纸包裹着的雷斯垂德侦探的一封短信和好几大页打字稿文件。
“《每日记事》报就写了这么多，”当我读完报纸，福尔摩斯说，现在来说说我们的朋友雷斯垂德吧。今天早晨我收到他一封信，信里说：
“雷斯垂德已经抓住他了。”福尔摩斯说着瞅了我一眼，“或许你会对他说的感兴趣。”
“苏珊·库欣小姐住在克里登十字大街。她成了一场十分古怪令人反感的恶作剧的受害者，除非此事还有其他更为险恶的目的。昨天下午两点，邮递员送去一个用牛皮纸包着的小包裹，里面是一只硬纸盒，装满了粗盐。库欣小姐清空粗盐，惊恐万分地发现里面有两只人的耳朵，显然是刚割下不久的。此包裹是前天早晨从贝尔法斯特邮局寄出的，没有注明寄件人。更加奇怪的是，库欣小姐是一位已经五十岁的未婚女士，过着隐居生活，熟人和通信者很少，平时难得收到邮包。但是几年前，她居住在彭奇时，曾将一所公寓租给三个医学院的年轻学生，后来因为他们吵闹，生活也没有规律，不得不让他们搬走。警方认为，对库欣小姐的这一暴行，可能是这些青年人所为，他们由于怀恨在心，就将解剖室的遗弃物邮寄给她，来恐吓她。另有可能的说法是他们其中的一名来自爱尔兰北部，而据库欣小姐所知，此人来自贝尔法斯特。目前此案正在积极调查中，由我们非常聪明的侦探之一雷斯垂德先生负责。”
亲爱的福尔摩斯：
我拾起他扔给我的报纸，读了他指的那段。标题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包裹》。
为了验证按照我们计划制订好的方案（华生，这个“我们”用得很好，是吧？），我昨天下午六时前往阿尔伯特码头走访了“五朔节”号轮船。该船归利物浦、都柏林、伦敦轮渡公司所有。经询问，我发现这里是有一位名叫吉姆·布朗纳的服务员，因他在航行过程中举止怪异，船长不得不停止他的工作。我下到他的床位那儿，看见他坐在一只大箱子上，两手撑着脑袋，来回摇晃着。他是个强壮的男人，胡子刮得很干净，皮肤黝黑，有几分像曾在假洗衣店事件中帮助过我们的那个奥尔德里奇。他刚一知道我的来意，就跳了起来。我吹响哨子，叫来两名守候在拐角处的水警。但是他好像并不在乎，甘愿束手就擒。我们把他关到牢房里，还把他的箱子也带走了，因为我们以为箱子里会有一些罪证，但是除了一把大多数水手都有的大尖刀之外，我们什么都没得到。但是，我们发现，不再需要其他证据了，因为带到警察局一经审讯，他就招供了。速记员已经全部记录下来了，正是他做的。我们打出了三份，一份我已装入信封。事实证明，不出我所料，此案十分简单，但是我仍感激你在调查中给予我的帮助，谨此致意。
“啊哈！你一定没注意到。把报纸扔给我，在这儿，在金融栏下面，麻烦你大声读一遍。”
您的忠实的G.雷斯垂德
“没有，我没有见到。”
“嗯！调查真的是很简单，”福尔摩斯评论道，但是，我并不认为他第一次邀请我们的时候也是那样想的。然而，让我们看看吉姆·布朗纳自己是怎么说的吧。这是他在沙德维尔警察局向蒙特戈默里检察官所作的供词，已经被逐字记录下来。
“这是十分肤浅的，亲爱的华生。我向你保证，如果不是你前几天表示怀疑，我是不会用这件事来分散你的注意力的。不过，我手头有个需要解决的小问题，这要比我在思维推理方面的小尝试困难得多。你有没有注意到报纸上有一小段，谈到克里登十字大街的库欣小姐收到一个包裹，里面装的东西很奇怪。”
我还有什么好说的？是的，我有很多话要说，我要把所有的都说出来。你们可以把我绞死，或者丢下不管我。我不在乎你们把我嘴塞住。我告诉你们，自从我干了那事后，睡觉时就从来没有合过眼，我想我永远不会再闭上眼睛了，就一直醒着。有时候是他的脸，但更多的是她的脸，不是他就是她，一直在我眼前。他看起来皱着眉，像个黑人，而她脸上总是充满了惊恐的神色。唉，白色的羔羊，当她从一张以前总是对她充满爱意的脸上看到死亡的气息的时候，她一定会大吃一惊。
“完全正确！”我说，“现在你已经解释过了，可是我得承认，我还是和刚才一样感到惊讶。”
但是那是莎拉的错，希望她在一个绝望的人的诅咒下遭殃，让她的血液在血管里烂掉！并不是我要为自己洗清罪名。我知道我又开始喝酒了，酒后就像一头野兽一样，但是，我妻子会原谅我的，如果不是那个女人到了我家，她和我就会像套在滑轮上的绳子那样紧紧地在一起的。因为莎拉·库欣爱我，这是事情的起因。她爱我，直到她知道我爱妻子印在泥土上的脚印超过她的全部肉体和灵魂时，她的全部爱就变成了刻骨的仇恨。
“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错。但是，你又想到比彻上去了。你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的照片，好像在研究他的外貌特征，然后，你的眼睛放松了下，不过你仍然在盯着，满脸的心思。你在回忆比彻的生涯，我很清楚，你一定会回想起南北战争时期比彻代表北方利益的事情，因为我记得，你曾经对于人们对他的粗暴态度表示过强烈不满。对于此事你是如此愤愤不平，所以我知道，看到比彻你一定会想到这些。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你的眼神从照片上移开，我猜测你现在可能想到内战了。我注意到你嘴唇紧闭，眼睛发光，双手紧握，断定你是在回味那场生死较量中双方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但是接着，你的脸色又变得悲哀起来，你摇摇头，你在感慨悲伤、恐怖和无谓的牺牲，你的手伸向身上的旧伤疤，嘴角露出一丝微笑，这表明，你的思想已经被这种十分可笑的解决国际问题的方法占据。在这一点上，我和你的看法一致，那是荒谬的，并且我高兴地发现，我所有的推理都是正确的。”
她们一共姐妹三个。老大是个良家妇女，老二是个恶魔，老三是个天使。我娶玛丽的时候，玛丽二十九岁，我们成家后，日子过得很幸福，在整个利物浦没有哪个女人比得上我的玛丽。后来，我们邀请莎拉过来住一个星期，莎拉三十三岁，从一个星期增加到一个月，顺理成章，她就成了我们的家人。
“你观察得真是细致入微！”我惊呼道。
那时我戒了酒，我们存了一点钱，一切都很美满。上帝啊，谁会想到竟会变成这个样子？谁能想得到呢？
“那么我告诉你，当你扔下报纸后，这个动作引起了我对你的注意。你面无表情地呆坐了半分钟，接着你的眼睛注意到刚刚装裱过的戈登将军的照片上，这样，从你脸上表情的变化我看出你在思考了，但是想得不深。你的眼光又落到放在你书上的那张还没有装裱的亨利·沃德·比彻的照片上，然后，你又望了下墙。你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你在想，把这张照片也装裱下正好可以盖住那墙上的空白，以便和那边戈登的照片相协调。”
我过去常常是回家过周末，有时如果船要等着装货，我可以一次在家里住一个星期，这样我经常见到我的姨姐莎拉。她是个身材纤细的高个女人，皮肤有点黑，动作敏捷，脾气暴躁，总是扬着头显得很傲慢，目光就像从火石上擦出的火花。但是，玛丽在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她，我发誓，我祈求上帝的宽恕。
“是的，想不起来了。”
有时候她似乎喜欢单独和我在一起，或者哄我陪她出去散步，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那种事，直到一天晚上我明白了。我从船上回家，发现妻子出去了，但是莎拉在家。‘玛丽在哪儿？’我问。‘哦，她去付账去了。’我急躁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五分钟不见玛丽你就不高兴了，吉姆？’她说，‘和我在一块儿这么短的时间你就不满意了，这对我来说太不幸了。’‘那好，我的姑娘。’我说着，善意地把手伸向她，她立刻用双手抓紧我的手，她的两手滚烫得好像在发烧。透过她的眼睛我明白了一切，这不需要她说什么，也不需要我说什么。我皱皱眉，把手抽开，她一言不发地在我旁边站了一小会儿，然后她举起手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好一个稳重的老吉姆！’她说着，发出一阵嘲笑的声音跑出了房间。
“你的表情，特别是你的眼睛，或许你连自己是怎么陷入沉思的都想不起来了吧？”
唉，从那以后，莎拉恨透我了，她也真是个记仇的女人。我真傻，还让她继续跟我们住一起，我真是个糊涂的傻瓜。我什么都没跟玛丽说，因为我知道这样会使她伤心的。一切都跟往常一样，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发现玛丽有些变了。以前她是那样天真无邪，而现在她变得古怪多疑，我去过什么地方，我在干什么，我的信是从谁那儿来的，我的口袋里放着什么，以及许多类似的莫名其妙的事，她都要问个一清二楚。她变得越来越古怪，也更加容易生气，我们会为毫无意义的事情吵个不停，我完全被弄糊涂了，莎拉躲着我，却和玛丽形影不离。现在，我知道了，她是怎样去教唆、欺骗、挑拨我的妻子来和我作对的。可是，那时候我却近视得像个瞎子，竟然没看出来。后来我破了戒，又开始喝酒了，但是，我想如果玛丽像以前那样对我，我是不会再喝酒的。她现在有理由讨厌我，我们之间的隔阂也越来越深，这时这个阿雷克·费尔贝恩又插进来，事情就变得更加糟糕了。
“你的意思是你从我的表情上已经看出我的心思了？”
最初，他来我们家是看望莎拉的，但是很快就变成来找我们了。因为他有一套讨人喜欢的办法，无论走到哪儿都会有朋友。他是一个时髦傲慢的、精明的、长着一头鬈发的小伙子，他跑遍了半个世界，见多识广，又健谈。我不否认，他是个有趣的伙伴，他这样一个举止如此斯文的海员，让我想当然地认定他肯定当过高级船务职员，而不是一般的水手。他在我家进进出出一个月，我从来没想到他那温和而机智的风度下藏有恶意。接着终于有些事情让我起了疑心，从那天以后，我就再也不能平静下来。
“你这样就在冤枉你自己了。外貌表情是人们用来表达内在感情的方式，而你的表情是你忠实的仆人。”
那只是件小事。一次我偶然去客厅，当我走进门的时候，我看见妻子脸上露出欢迎的神色，但是等她看清楚是谁时，那表情就不见了，她失望地转身就走开了。这可够我受的了，她可能是把我的脚步声当成是阿雷克·费尔贝恩的了，除了他不会是别人。如果我当时看到他，我会把他给杀了的，因为我一发起脾气来就像个疯子。玛丽从我眼睛里看到了恶魔般的眼神，她马上跑过来双手拉住我的衣袖。
但是我对他的推理仍然不能满意。“你读给我的那个例子中，”我说，“那个人是通过观察他同伴的动作得出结论的。如果我没记错，他被一堆石头绊了一跤，抬头看着星星，等等。可是我一直静静地坐在这儿，这又能给你提供什么线索呢？”
‘别，吉姆，别这样！’她说。‘莎拉在哪儿？’我问。‘在厨房。’她回答。‘莎拉，’我一边说一边走进厨房，‘再也不许这个费尔贝恩进我的家门。’‘为什么？’她问。‘因为这是我的命令。’‘啊呀！’她说，‘要是我的朋友不配进这个屋子，那我也不配啦。’‘你想怎样就怎样，’我说，‘但是，如果费尔贝恩再出现在这儿的话，我就把他的一只耳朵拿来送给你作纪念。’我想她是被我的脸色吓坏了，因为她什么都没有说，当晚就离开了我家。
“你嘴上可能没说出来，亲爱的华生，但是你的眉毛出卖了你。所以，当我见你扔掉报纸陷入沉思的时候，我很高兴有机会可以对此予以观察，最后打断你的思路，以表明我们关系融洽。”
噢，我不知道是否只是这个女人的妖术，还是她以为教唆玛丽去乱搞，就可以让我和妻子作对，总之，她在离我们家两条街的地方租了个房子，并把它给那个水手来住。费尔贝恩经常去那儿，玛丽会绕道去同她姐姐和他一起喝茶。我不知道她多久去一次，但是，有一天，我跟踪她，当我破门而入时，费尔贝恩像只吓破了胆的臭鼬，跳过后花园的墙逃跑了。我对玛丽发誓，如果我发现他们再在一起的话，我就会杀了她。我把她带回家，她不停地哭泣，浑身哆嗦，脸白得像纸一样。我们之间再也没有爱情可言，我看得出来，她恨我，怕我，一想到这个我就会喝酒，她也看不起我。
“噢，哪里！”
莎拉发现她不能在利物浦再住下去了，所以就回去了。据我所知，她到克里登和她姐姐一起住去了。我们家就这样凑合着过下去。后来，上个星期，所有的痛苦和灾难都降临了。
“你记得，”他说，“前不久我给你读过爱伦·坡一篇短文中的一节，里面有个人能把他朋友的未说出口的心思一一推理出来。你当时认为，那只不过是作者一种很巧妙的处理手法，我说我也经常做同样的事，但你表示很怀疑。”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在‘五朔节’号上往返航行了七天，因为一个大木桶松开了，使一个横梁脱了节，所以我们只好返回港口停泊十二个小时。我离开船回家，心想这会给我妻子一个惊喜，还希望她会很高兴能这么快见到我。我这样想着，当我拐进住的那条街道时，一辆马车从旁边驶过，她就在那儿，坐在费尔贝恩身边，两个人谈笑风生。当我站在人行道上看着他们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我。
看到我迷惑的样子，他开怀大笑起来。
我告诉你们，你们要相信我，从那一刻起，我就不能控制自己了。现在回想起来，真像一场昏昏沉沉的噩梦。近来，我喝了太多酒，这两件事把我搞得完全晕头转向了，脑袋里就像有个什么东西在不停地敲打，像码头工人用的榔头。那天上午，似乎整个尼亚加拉瀑布在我耳朵里轰鸣。
“最荒谬的！”我惊呼道，然后突然意识到他已经道出了我内心深处的想法。我直起身子，吃惊地注视着他。“怎么啦，福尔摩斯？”我喊道，“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我悄悄地跟在马车后面跑，手里拿着一根很重的橡木手杖，我告诉你们，我的眼睛都快冒出火来了。但是跑的时候我也变得狡猾了，跟在我能看见他们，但他们看不见我的位置上，他们很快就在火车站停了下来。售票处周围聚了很多人，所以我可以不被发现地接近他们。他们买了去新布莱顿的票，我也买了，我坐在距离他们三节的车厢里。到达后，他们沿着阅兵场行走，我离他们总是不超过一百码，最后，我看见他们租了一条船，准备去划船。因为那天很热，毫无疑问，他们以为在水上要凉快些。
“你是对的，华生，”他说，“它看起来的确是一种最荒谬的解决争议的办法。”
看来他们真是栽到我手里了。那时天气有些薄雾，几百码以外就看不见人了，我也租了一条船，跟在他们后面。我可以隐隐约约地看见他们的小船，但是他们划得跟我差不多一样快，在我赶上他们之前，他们离岸已经有一英里远了。薄雾就像一块窗帘笼罩在我们周围，只有我们三个人在里面。天哪，我怎么能够忘记当他们看清楚划向他们的船里坐的是谁的时候他们的脸啊！她尖叫起来，他像疯子一样咒骂我，用桨戳我，因为他肯定看到了我眼睛里充满的杀气。我躲过船桨，用棍子回敬了他一下，他的脑袋就像鸡蛋一样碎裂了。虽然我已经发了疯，但也许会放过她，可是她却抱住他，向他哭喊，不停地叫着‘阿雷克’。我接着又是一下，她就在他旁边倒下了。当时，我就像一头嗜血成性的野兽，如果莎拉也在场，我保证，她也会是同样的下场。我拔出刀子，然后……唉，好啦！我说得够多了。每当我想到莎拉看到因为她的无事生非而招致这些物证时会有什么感觉，就给我一种强烈的快感。后来，我把两具尸体绑在船上，敲破一块木板，直到船沉下去我才离开。我非常清楚老板会以为他们在雾里迷失了方向，划出海去了。我整理了一下衣服，回到我的船上，神不知鬼不觉。那天晚上，我把寄给莎拉·库欣的包裹准备好，第二天就从贝尔法斯特把它寄出去了。
看到福尔摩斯如此全神贯注以至于不想说话的样子，我把乏味的报纸扔到一边，靠在椅子上陷入了沉思。突然，我同伴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路。
“现在你们已经知道了全部事实。你们可以绞死我，或者随便怎么处置我，可是，你们不能用我已经受到过的惩罚来处罚我了。我不能闭上眼睛，一闭上就会看见那两张脸盯着我……就像当我划过薄雾的时候，他们盯着我的样子。我杀死他们是干脆痛快的，但是他们却是慢慢地杀死我。如果再让我度过那样一个夜晚，在天亮之前，我不是疯掉就是死掉。你们不会把我单独关到一个牢房里吧，先生？可怜我，别这样，希望你们现在对待我就像你们在痛苦日子里受到的对待一样。”
那是十分炎热的八月里的一天，贝克街就像一座烤箱，阳光照在大街对面房子的黄色砖墙上，发出刺眼的光芒。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同样是这些墙，在冬天看着却像从朦胧的雾中看起来那样幽暗。我们的百叶窗半开着，福尔摩斯蜷缩在沙发上，拿着早晨邮差送来的信一看再看。至于我呢，因为曾在印度工作过，所以练就了怕冷不怕热的本领，华氏九十度对我来说也不是问题。但是晨报枯燥无味，议会已经休会，人们都出城去了，我也渴望去新森林空地或者南海海滨，但存款已所剩无几，我只得把假期推迟。至于我的伙伴，乡村或者海边都丝毫不能引起他的兴趣，他喜欢待在五百万人的中心，把他的触角伸到他们中间，敏锐地感应需要侦破的每一个传闻和疑点。虽然他的天赋很高，却不懂得欣赏自然，唯一能让他改变的时候是当他把注意力从城里的恶棍转向乡下的同类时，他才会去乡下。
“这件事有什么意义，华生？”福尔摩斯放下文件，严肃地说，“这一连串的痛苦、暴力、恐惧，究竟是为了什么？一定是有某种原因的，否则，我们的宇宙就是受偶然统治的了，那是不可想象的。那么，是什么目的呢？这是一个人类智力远远无法解答的永远存在的重大问题。”
为了选择几件具有代表性的案件说明我朋友夏洛克·福尔摩斯的非凡才智，我已经尽可能不选那些骇人听闻的案件，从而公平地表现他的天赋。可是，不幸的是，很难把耸人听闻和犯罪截然分开。笔者左右为难，要是牺牲那些对于他的叙述必不可少的细节，就会给人留下虚构的印象，或者就得使用一般而不是精选的案件。说完这番简短的开场白后，我将翻阅我的记录，看看这一连串尽管极其可怕但却十分离奇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