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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所以你就带她一起出国了?”

“我非常不安、充满疑虑,但是那时我已经知道——她会是一个很有趣的伙伴,即使之前不愿意,当时也不会把她单独留下来。”

“是的。”

“所以你对带她一起出国旅行没有感到疑虑和不安?”

“以你妻子的名义?”

“没有阅历的。”

“是的,以我妻子的名义。”

“不是什么?”

“你没有想过她的家人可能会非常焦急?”

“她——让我相信她不是。”

“没有。她说她的假期还有两个礼拜,而她的家人会以为她还待在拉伯洛的姑妈家。她对她的姑妈说自己回家了,而对她的家人说她要继续留下来。因为他们之间从不互相联络,所以没有人会知道她已经不在拉伯洛了。”

“后来怎么又改变看法了?”

“你记得你们离开拉伯洛的日期吗?”

“是的。”

“记得,三月二十八日,那天下午我在曼希尔的大巴站牌下接了她。她通常在那儿乘车回家。”

“那么她要你带她一起去时,你认为她是个天真的、没有阅历的十六岁孩子?”

凯文在这个信息之后刻意停顿了一会儿,以便让大家都意识到它的重要性。罗伯特听着这个短暂的静默,觉得现在比空荡荡的法庭还要安静。

“不,是后来才知道的。”

“于是你就带她去了哥本哈根。你们住在哪儿?”

“你不知道她实际上只有十五岁。”

“红鞋子旅馆。”

罗伯特朝韦恩太太看去,见她用双手捂住了脸。莱斯利·韦恩坐在她旁边,一脸的惊讶和茫然。

“住了多久?”

“她在拉伯洛过了十六岁的生日,”查德威克黑色小胡子下的嘴讥讽地撇了撇,“让我花钱买了一支金色的口红。”

“两个星期。”

“她告诉你她十六岁。”

听众席响起交头接耳声和惊叹声。

“结果发现我们计划同一天离开拉伯洛。她要回家去,因为她的假期结束了——不过她延长了假期,为的是跟我一起到处跑——我正好要去哥本哈根出差。然后她又说她不想回家,问我可不可以带她一起去。我没有同意,我不再觉得她是那个我在米德兰旅馆大厅看到的天真无邪的孩子——到那时,我对她已经多了一些了解了——不过我仍然觉得她年少无知,毕竟她才十六岁。”

“然后呢?”

“是吗?”凯文说,“在拉伯洛的这种情况持续了多久?”

“我们四月十五日回到英国。之前她说她应该在十六号回家,但在回来的路上,她说她其实应该十一号回家的,因此从当时算她应该已经失踪四天了。”

“一个受到细心爱护的姑娘,法官大人。”

“她故意这样误导你的?”

“什么?”法官说。

“是的。”

“是的,她说她在家里多么不快乐,谁都不关心她。她对她的家有一长串的抱怨,不过我并没有太注意。在我看来她就像一套漂亮的瓷器。”

“她有没有说为什么要这样误导你?”

“她和你谈起过她的家人吗?”

“是的。这样的话她没法子再回家了。她说她会写信告诉家里人,说她已经找到工作,并且过得很快乐,要他们不要找她也不用为她担心。”

“是的,她坐我的车,然后我们一起在乡下找了个地方吃饭喝茶,之后到她回到她姑姑家。”

“这会让疼爱她的父母焦虑担心,她对此一点都不感到内疚吗?”

“你是说和你一起出差。”

“是的。她说那个家无聊透顶,简直要让她发疯。”

“是的。她说她正要去看电影,问我愿不愿意一起去。呃,当时我一天的工作也差不多要结束了,而她又是个很可爱的孩子,我便说好的。结果,她第二天又和我碰面,还坐我的车去了乡下。”

罗伯特不由自主地朝韦恩太太看去,随即又迅速移开目光。这对她而言是一种折磨。

“于是你们便认识了。”

“你对此有什么反应?”

“她向我微笑,我也向她微笑,然后又继续看我的文件。我当时很忙。接着她就跟我说话,问我那些是什么文件,诸如此类的。”

“开始时我很生气,这很让我为难。”

“那她是怎么引起你注意的?”

“你为这个女孩担心吗?”

“我甚至都没注意到她。”

“不,并不十分担心。”

“你没有先跟她说话?”

“为什么?”

“一个人。”

“那时我已经知道她很会照顾自己。”

“一个人?”

“你究竟指什么?”

“有一天我到米德兰旅馆大厅喝茶,她——呃——过来跟我说话。当时她也在那儿喝茶。”

“我的意思是:在她营造的处境中,遭遇不幸的可能是任何人,但绝不会是贝蒂·肯恩自己。”

“请告诉法庭你是如何认识她的。”凯文说。

这个名字立刻让听众们意识到他们刚才听到的事,全是关于“这个”贝蒂·肯恩的,“他们的”贝蒂·肯恩。那个他们称之为圣女的姑娘。大家局促不安地在座位上扭动着,吸着气。

法官对这样的陈述表示了谴责,不过听起来有些不情愿。他同时也警告了证人,说他本人并不十分清楚“搭讪”指的是什么,希望证人在回答问题时能用标准的英语。

“然后呢?”

法官立刻对此做出了制止和抗议。无论罗丝·格林和她的同盟者如何不可信,贝蒂·肯恩仍然是不可侵犯的。贝蒂·肯恩这个曾被比作圣女伯纳黛特的女孩,是不能受到这种轻浮语言的侮辱的。

“经过一段嚼烂布条之后——”

“她主动来跟我搭讪的。”

“一段什么?”法官问。

“怎么认识她的?”

“一段长时间的讨论,法官大人。”

“是的。”

“继续,”法官说,“不过请用标准或基本的英语来说明。”

“你在拉伯洛时,遇到过贝蒂·肯恩吗?”

“长时间的讨论之后,我决定最好把她带到我那幢在小河边的别墅。我们只有在夏天度周末或假期时才会过去,其他时间很少用到。”

“是的。”

“你说的‘我们’,是指你和你妻子?”

“今年三月你到过拉伯洛?”

“是的。她很愿意这样,于是我就开车带她去了。”

“是的。”

“那晚你和她是在那里过夜的吗?”

“你会为公司的业务去各个地方。”凯文说。

“是的。”

在证人席上,他说自己为伦敦一家批发公司采买陶器、精致瓷器和各种精美器具。他已婚,目前和妻子住在伊林

“那第二天晚上呢?”

当叫到伯纳德·威廉·查德威克的名字时,听众席上人人都伸长了脖子,响起一片嗡嗡的询问声。这是一个报纸读者们没有听说过的名字。他跟这个案件有什么关系?他出庭要说些什么?

“我在家住的。”

现在,已经证实了格拉迪斯·雷斯在第一次出庭作证时还保有着那块从法兰柴思偷来的手表;出庭之后,她立刻将其归还,并且由于良心受到谴责还附上了一张纸条,凯文可以专心对付贝蒂·肯恩的故事了。罗丝·格林的证词也完全不用担心了,因为警察已经在商量如何处置她。凯文可以放心地将罗丝交给警察。

“回伊林的家。”

一位笔迹鉴定专家证明那两张被呈上法庭的字迹是出自同一人之手。他不仅对此毫不怀疑,还说很少遇到这么简单的工作。这两张纸上的笔迹,不仅字母本身的写法完全相同,而且字母之间的组合方式也很相似,比如DO、AN,还有ON之间的组合方式。陪审团在这个问题上显然已经达成了共识——事实上,任何看过这两份笔迹的人都不会怀疑它们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埃里森出于本能地申辩说专家也会犯错,不过他自己对此似乎也热情不高。接下来凯文推翻了这一抗辩,他传召的指纹专家作证说两份证物上采到的指纹是同一个人的。埃里森则辩称那指纹有可能不是格拉迪斯·雷斯的,不过这只是垂死挣扎,他自己都没有坚持请法院对此再做确认。

“是的。”

检察官结束了举证,凯文则继续论证与格拉迪斯·雷斯有关的事——就像一般家庭主妇的做事原则一样,在开始一天真正的工作之前,先做好一切准备。

“之后呢?”

然而陪审团得到的印象却是:她并不愿意来为别人编造的故事作证。

“之后的一个星期我大部分都在别墅过夜。”

“不是。”

“你妻子没有觉得奇怪吗?”

“不是有人让你这么说的?”

“也没有觉得不能容忍。”

“是的。”

“那么别墅那边的状况是怎么结束的呢?”

“你在调查庭和今天所说的话,都是真的吗?”

“有一天晚上我过去时,发现她已经离开了。”

她花了一些时间思考这个问题,内心显然在斗争着。“不是。”最后她冒险说道。

“你觉得发生了什么事?”

“你不是因为害怕如果不来,有人会对你怎样才来作证的,是吗?”

“呃,在最后一两天她开始厌烦起来——起初的三天她觉得料理家务挺有趣,不过后来就觉得无聊了,而且那边也没什么事可做——所以发现她离开,我想她是对我厌倦了,又找了别的更加有趣的人或事情了。”

“不是。”

“你后来才知道她去了哪儿,以及为什么,是吗?”

“我那位博学的朋友认为,”迈尔斯·埃里森检察官说,“你是被迫来这里作证的。这是真的吗?”

“是的。”

“那么,稍后我会出示证据证明这两份字迹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同时,陪审员也可以比对这两份字迹,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谢谢你。”

“你听说贝蒂·肯恩今天要出庭作证的事?”

“是的。”

“是的。”

“但‘加拿大领地’这几字确实是你写的?”

“知道她要作证说自己被强迫置留在米尔福德镇附近的一幢房子里。”

“没有。”

“是的。”

“你没有写‘我不要它’这几个字吗?”

“这就是那个跟你一起在哥本哈根住了两个星期,随后又跟你回河边别墅的那个女孩?”

“不是,”她说,同时接过那张递过来的纸条,又慌张地掉在地上,仿佛被蜇了一样,“我没有,我从来没有送过表。”

“是的,就是那个女孩。”

“你用大写印刷字体在底部写着:‘加拿大领地。’现在,我手上还有那张刚刚提到的纸条,上面写着:‘我不要它。’这张写有大写印刷字体的纸条是和那块手表一起被送去法兰柴思的。那块手表是罗丝·格林在那儿工作期间遗失的。我认为大写印刷体的‘我不要它’和大写印刷体的‘加拿大领地’字体完全相同,也就是说是出自同一人之手,而那只手是你的。”

“你确定吗?”

“是的。”

“是的。”

“还用大写印刷体在底部写着:‘加拿大领地’?”

“谢谢你。”

“是的。”

凯文坐了下来,伯纳德·查德威克等着迈尔斯·埃里森的询问,这时听众席上传出长长的叹息声。罗伯特想,除了害怕和得意之外,贝蒂·肯恩的脸上还会不会浮现出其他表情。他在她的脸上看见过两次得意和一次害怕——那是她第一次出现在法兰柴思,夏普太太穿过起居室走向她时。但她现在的表情却像刚刚念完一份食用家畜的价格表。一种内在的平静,他想,显然是生理结构的原因。那双分得很开的眼睛、温和的眉毛,以及那张似乎总是像孩子般撅起的小嘴,总是给人一种天真无辜的印象。就是这种生理上的结构,多年来把真正的贝蒂·肯恩完全隐藏起来,甚至连她的亲人也没有觉察。那曾是个完美的伪装,在那层表面之下,她可以为所欲为。就是这张面具,让她看起来跟第一次出现在法兰柴思起居室的那个穿着学生制服的个孩子一样天真、平静;虽然这个面具的主人心里在翻腾着无法言喻的情绪。

“你还在角落签了名。”

“查德威克先生,”迈尔斯·埃里森说,“这是个迟到太久的故事,不是吗?”

“是的。”

“迟到太久?”

那幅画被拿到她眼前,同时凯文对陪审团说:“各位陪审员,这是格拉迪斯·雷斯在学校最后一年时绘制的加拿大地图。法官大人审阅后,会让你们传看。”然后,他转向格拉迪斯,“那是你自己画的吗?”

“是的,过去三个星期来,这案子已经变成了新闻报道和公众议论的中心。想必你已经听说有两个女人被诬陷——当然前提是你的故事是真的。如果,像你说的那样,贝蒂·肯恩那两个星期是和你在一起,而不是像她自己说的那样在那两个女人的房子里,你为什么没有直接到警察局去说明情况?”

“我这儿有一幅加拿大地图——画得非常干净整洁,这是你的一幅参展作品,而且得了奖。右边的角落里有你的签名,在这么优秀的作品上签名你一定很自豪。我想你应该记得。”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

“是的。”

“不知道什么?”

他拿起那张纸条,继续用温和的语气说:“你在我们刚开始提到的那所学校上学时,很擅长画画。你画得很不错,有一幅作品还被选中参加学校的成果展览。”

“我不知道那两个女人被指控,也不知道贝蒂·肯恩说的故事。”

“是的。不是我把那块表送回去的。”

“怎么会这样?”

他没有理会她的话,继续平稳地说:“我弄错了吗?”

“因为我又因公出国了,前两天才听说这个案子。”

然而她又开始感到害怕了。“不,”她说,“不是这样的,我从来没有拿过那块手表。”

“明白了。你听说了这女孩出庭作证,也知道医生对她刚回到家时身体状况的报告。对此你能解释吗?”

“现在,我认为那些恐吓和胁迫,让你真的走上了调查庭,并且真的作伪证支持你朋友不真实的故事,但是回到家后,你又觉得惭愧和羞耻,再也无法继续保留那块手表。于是你把那块手表包装起来,通过邮局寄回法兰柴思,并且留了张纸条说:‘我不要它。’”他停顿了一下,“我得告诉你,格拉迪斯,这才是真正发生的事。”

“不。”

他停了一会儿,但她看起来只是有些不知所措。

“不是你殴打她的?”

“现在我要描述真实的情况,你告诉我事情是不是这样。”他等着她表示同意,但她什么也没说,于是他继续说下去,“有人——也许是你的朋友——从法兰柴思拿了某件东西,我们假设是一块手表。也许她自己并不想要那块表,于是便给了你。开始时你可能并不想接受,但你的朋友习惯于支配别人,你又不愿意拒绝她的礼物。于是你就收下了。现在我指出的是,那位朋友要你在法庭上支持她说的话,而你讨厌说谎,便对她说不。然后她就对你说:‘如果你不按我说的做,我就说是你有一天到法兰柴思来找我的时候把那只表拿走的。’——或类似的恐吓。”

“不是。”

“是的。”她低声说道。

“你说你有一晚上过去时发现她已经离开了。”

“法官,以及你看到的在场的所有人,今天聚集在这里是为了弄清一件事情的真相。法官大人会对那个胁迫你来说假话的人毫不留情。另外,对那些宣誓会说真话但实际上是在撒谎的人,法律也会对其进行严厉的处罚;但如果他们受到威胁而被迫说了假话,那么被处罚的将是那个威胁他的人。你明白了吗?”

“是的。”

这对她而言显然是过去从未听说过的。

“她收拾行李走了?”

“因为如果真是有人胁迫你来的,说如果你不来就会对你不利,他们会因此受到惩罚的。”

“是的,当时看来是这样。”

她看来心怀期待,又不知所措。“我不知道。”她利用自己的无知退到了保护伞后面。

“也就是说,她的随身物品及行李和跟她一起不见了?”

罗伯特看到法官立刻对此做出了反应,而从眼角余光他看到凯文更快,“是有人让你觉得愧疚?”凯文流畅地说完,于是法官便没有出声,“是有人对你说‘照我说的做,否则我就把你的事告诉别人’?”

“是的。”

“是因为有人强迫你来?”

“然而她回到家时,没有带任何随身物品,而且只穿着贴身的裙子,以及鞋子。”

“不,不是。”

“我很久之后才知道。”

“为什么呢?你觉得这是你的义务吗?”

“你是说,当你回到别墅时,发现那里整齐干净、空无一人,而且也没有仓促离开的迹象。”

“是的。”她羞愧地说。

“是的,就是这样。”

“但你还是来了。”他说,但并没有指责她,只是陈述事实。

当玛丽·弗兰西丝·查德威克被召唤上庭作证时,她还没出现,就在法庭里引起了一阵骚动。显然她就是“那个妻子”,这是连法院外面那些最好事的人也没想到会出现的戏剧性场面。

“是的,我不愿意。真的不愿意!”

弗兰西丝·查德威克是个身材高挑、相貌漂亮的女人,天然的金发和那身穿着打扮让她看起来就像模特儿一样,不过已经开始有些发胖,从外表看,她不是个体贴周到的人。

“格拉迪斯,我认为你今天其实并不愿意来这里做出对两个女人不利的证供。”

她说她确实嫁给了刚才出庭的证人,和他住在伊林。他们没有孩子。她目前仍然不时地做些服装界的工作,不是因为需要,而是想多些零花钱,而且也喜欢这类工作。是的,她记得她丈夫去了拉伯洛,然后去了哥本哈根。他比预定的时间晚了一天回家。接下来的那个星期里,她开始怀疑她丈夫在外面有什么事。后来有个朋友告诉她说,她丈夫带着一个客人住在河边的别墅里。怀疑被证实了。

罗伯特一边听凯文开始问话,一边想着,凯文语气中的那种爱抚的腔调简直称得上是下流粗鄙。那种温和绵软、不疾不徐的语调让她感到信任。她听了一会儿,开始放松下来。罗伯特看到那双原本紧紧地抓着证人席前栏杆的骨瘦如柴的小手开始松弛,慢慢地张开回到自然的姿势。凯文正在询问她有关学校的事。惊恐从她的眼中消失了,她平静地回答着。现在,她显然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朋友。

“你和你丈夫就这件事谈过吗?”凯文问。

傀儡伙伴看起来比在米尔福德镇调查庭时还要不快乐。那一排更加令人敬畏的法官袍和假发显然让她浑身哆嗦。警察制服已经够可怕了,但与现在这么严肃而仪式化的气氛相比,那甚至还让人感觉亲切一些。如果在米尔福德镇她像是掉进水里的话,那么在这儿她显然是快淹死了。罗伯特看到凯文上下打量着她,似乎在进行分析和了解,以决定他的策略。尽管迈尔斯·埃里森很有耐心,但她还是被吓得一动不动;在她看来,与假发和法官袍有关的一切都代表着敌意和惩罚。于是凯文采取了讨好和保护性的询问方式。

“没有。那样解决不了问题。她们就像苍蝇一样被他吸引。”

下一个证人是那个被卡利描述成“油画式的石板画”的女孩,她显然特意为在诺顿出庭新买了衣服和帽子——番茄红的衣服,配上一顶缀有深蓝缎带和粉红色玫瑰的紫褐色帽子——看上去更加风尘,更令人讨厌。罗伯特再一次饶有兴趣地注意到,由于她叙述时不断添油加醋,即使在眼前这群情绪化的听众眼里,她故事的可信度仍然大打折扣。他们不喜欢她,虽然对她有先入为主的偏见,但英国人特有的对恶意中伤的不信任使他们此时变得冷静起来。凯文在询问中提到她事实上是被解雇,而不是她自己所说的“发出辞职通知”,法庭里每个人的脸上露出“原来如此!”的表情。凯文需要的只是动摇她证据的可信度,并无其他目的,而且问完便让她离席。下一个上来的,是她可怜的傀儡。

“那么,你做了什么?或者你计划做什么?”

“是的,”凯文还没问完她就插了话,“是的,我肯定就是那时看到围成圆圈的车道的。我知道我看到过,我知道它是什么样子。”她看了凯文一会儿,那神情让罗伯特回忆起初次在法兰柴思见到她时的情景——她认为自己准确地猜出柜子里有箱子时就是这副表情。罗伯特想,如果她知道凯文准备了什么在等着她的话,就不会觉得自己已经胜利了。

“就像我对待苍蝇一样。”

“在陈述中,你说那车是一直开到了房子的门前。如果像你说的那样,天色昏暗,那么汽车肯定开了灯,不是车头灯,就是侧灯;那不仅可以照亮车道,而且还能照亮大部分的庭院。”

“那是怎么样的?”

“是的。”

“拍打它们。”

“肯恩小姐,”他说,“你是乘汽车到达法兰柴思的?”

“于是你去了别墅,打算拍打苍蝇?”

正如凯文预料的那样,迈尔斯·埃里森这时站起来表示抗议。

“是的。”

“谢谢你。”

“你在别墅发现了什么?”

“完全错了。”

“我深夜赶去,希望同时抓到巴尼……”

“那么如果我认为在失踪的那段时间里,你实际上住在哥本哈根的一个旅馆,而不是在法兰柴思的阁楼,我就错了。”

“巴尼是你丈夫?”

“没有,我根本就没出过国。”

“怎么——嗯,是的。”她看到法官的目光,慌忙应道。

“你跟任何人一起住过哥本哈根的旅馆吗?”

“接着呢?”

“没有。”

“门没有锁,于是我便直接进到了起居室。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卧室传来:‘是你吗,巴尼?我独自在这里等你真寂寞啊。’我走进去,看到她躺在床上,身上的睡衣就像十年前电影里荡妇穿的那种。她看起来十分肮脏,头发凌乱,我有些惊讶巴尼居然选了这么个人。她正从身边一个大盒子里取巧克力吃。那个场面,简直就是可怕的三十年代。”

“你没有——比如说——和他一起住在哥本哈根的旅馆?”

“请说重点,查德威克太太。”

“不是。”

“是的,抱歉。呃,我们像通常那样争了几句……”

“这么说他不是你的朋友。”

“通常那样?”

“不。”语调不带任何色彩,漠不关心。

“是的,就是‘你在这里做什么’之类的。委屈的妻子和得意的情人,你知道的。不知怎么的,看到她我气就不打一处来。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以前遇到这种事我从不怎么在乎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自然而然地就大吵了起来。不过这个小荡妇就是让我觉得恶心。所以……”

她突然警觉起来。这让罗伯特想到动物在放松之后,精力突然集中起来时那种细微的改变——姿态上并没有什么变化,身体上也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只是会变得更加僵硬,这就是警觉。

“查德威克太太!”

“你认识一个叫伯纳德·查德威克的男人吗?”

“好了好了,对不起。但你确实让我用我自己的话说的。好吧,后来我再也无法忍受这个——我是说,她把我气坏了。我把她拖下床,使劲掴她的脑袋。可笑的是,她好像很吃惊似的。显然她长这么大从没挨过打。她说:‘你打我!’就是那样。我说:‘从现在起会有很多人打你的,小宝贝。’然后又打了她一下。呃,接下去就是一场战斗了。坦白地说我占上风,机会全在我这边。我比她强壮,而且正在气头上。我把那件愚蠢的睡衣从她身上扒下来,我们扭打着,结果她被自己的一只拖鞋绊倒,跌在地上,张开四肢躺在那儿。我等她站起来,但她没有,我想她是昏过去了。后来我到浴室拿了条湿的冷毛巾,擦了擦她的脸,然后又到厨房煮了点咖啡。那时我已经冷静下来,觉得她冷静下来后也会就此罢休的。我煮好咖啡回到卧室,这才知道她晕倒完全是装的。那个小——那个女孩已经跑了。她完全有时间穿上衣服,所以我觉得她穿上衣服离开了。”

“没有。”她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罗伯特觉得她声音中有一丝不确定。

“然后你也就走了吗?”

“你最近没有去过——比如说——丹麦?比如哥本哈根。”

“我等了一个小时,想巴尼也许会来,就是我丈夫。那女孩的东西扔得到处都是,我把它们都扔进她的衣箱,塞到阁楼下面楼梯旁的柜子里,然后又打开所有的窗户,屋子里到处都是她的气味。巴尼一直没有回来,于是我也走了。我可能刚好跟他错过,他那晚上的确去那儿了。不过几天后我说了我做的事。”

“没有,从未有过。”

“他有什么反应?”

“从没有过?”

“他说她妈妈十年前没好好打她一顿真是太遗憾了。”

“出国?”她对问题的转变有些惊讶,“没有。”

“他不担心那女孩后来会怎么样?”

“如果你的故事是真实的,那么你在埃尔斯伯里向警方作陈述时,根本无法解释你为何能描述自己根本不知道的东西。你出过国吗,肯恩小姐?”

“没有。我倒是有一点,不过他说她家就在埃尔斯伯里附近。她搭个便车就能到家。”

“有一个视力正常的证人就足够了。”法官淡淡地说。

“所以他就理所当然地以为她回家了?”

“两个,法官大人。”

“是的。我说,是不是最好确认一下,她毕竟只是个孩子。”

“我想,”法官说,“你有证人可以证明从那扇窗户可以看到什么吧?”

“他是怎么回答的?”

“它确实跟你描述的一样;但你描述的情景应该是从围墙那边看过来的,而不是从阁楼窗户,但是你一再保证那扇窗户是你唯一可以看到屋外的机会。”

“他说:‘弗兰西丝,亲爱的,那个‘孩子’比变色龙还会保护自己。”

“车道就是我说的那样!”

“所以你就把这事情抛在脑后了?”

“你要我们相信你看东西的方式异于常人吗?难道像爱尔兰人的子弹一样会转弯?还是在镜子里看的?”

“是的。”

“从那扇窗户。”

“但你读到关于法兰柴思事件的报道应该想起来的。”

“怎么看到的?”

“没有。”

“我看到的!”

“为什么没有呢?”

“但是从阁楼的窗户只能看见车道的直行部分。屋顶的边缘把其他部分遮住了。你怎么会知道它后来分岔形成两条道,各形成半个圆,围绕到屋前?”

“首先,我根本不知道那女孩的名字。巴尼叫她丽兹。其次,我完全没有把一个被绑架、被殴打的十五岁女学生,跟巴尼的那个小女人联系起来。我是指,跟那个在我床上吃巧克力的女人联系起来。”

“从阁楼的窗户,看出去就是房子前面的庭院。”

“如果你知道她们是同一个人,你会告诉警方你认识她吗?”

“从哪里?”

“当然。”

“我怎么知道的?我看到的。”

“即使是你殴打了那个女孩,也会毫不犹豫地报案?”

“你怎么知道那车道是这样的?”

“是的。因为如果有机会,我会再打她一顿。”

“是的。”

“我想帮检察官问个问题:你打算跟你丈夫离婚吗?”

“绝不可能。好的,这一点清楚了,现在来想一想你被囚禁在阁楼里时看到的景色。你在向警方陈述时,描述了这个你被囚禁但并不熟悉的地方,其中你提到从铁门到屋子正门的车道是‘先直行一段,然后分岔形成两条道,各形成半个圆,围绕到屋前’。”

“不,当然不。”

“绝不可能。”

“你和他的证词是不是事先串通好的呢?”

“因此你不太可能看见屋外的景色?”

“不是,根本没有必要和他串通。但我根本没打算跟巴尼离婚。他风趣、能养家,对一个丈夫,你还能再要求什么呢?”

“不,那晚甚至还要更暗一些。”

“我不知道。”罗伯特听到凯文在喃喃地说。然后凯文用他平时说话的声音请查德威克太太确认她提到的那个女孩就是刚才出庭作证的女孩,即现在坐在法庭里的女孩。谢过她之后,凯文回到了座位上。

“那么,你逃脱的那晚,也许那天不太暗?”

迈尔斯·埃里森根本就没有提出询问。凯文正准备请他的下一个证人出庭,不过陪审团主席先他一步说话了。

他似乎放弃了那个问题,转向另外一件事。

主席说,陪审团想告诉法官,他们已经得到需要的所有证据了。

“是的,太暗了。”

“麦克德默先生,你要传唤下一个证人是谁?”法官问。

“暗得让你看不清屋外的情形?”

“法官大人,他是哥本哈根那家旅馆的经营者,可以证明在相关的那段时间里,他们住在那家旅馆。”

“是的,相当暗。”她说。

法官征求陪审团主席的意见。

那种好言劝说的语气,让她觉得对方期待的答案是其实不是很暗,她的反应和他预料的一样。

主席和所有陪审员进行了商议。

“肯恩小姐,”凯文拉长了语调、用最温和的语气说,“你说当你抵达法兰柴思时天已经黑了。当时确实很暗吗?”

“不,法官大人,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再请那位证人上庭了——如果您允许的话。”

女孩对自己遭遇的陈述有着她的辩护人所没能达到的效果,她引起了听众席上的一阵情绪骚动。他们不止一次地发出叹息,愤怒地窃窃私语着;虽然没有公开到需要法庭干涉的程度,但足以显示他们同情哪一方。就在这种公众已有定论的气氛中,凯文站起来进行询问。

“如果你们认为目前的证据已经足够做出正确裁决——而我自己也觉得不需要再有进一步的证据来澄清疑点——那么取证就到此为止。你们要听辩方律师的结案陈词吗?”

她再一次像做示范一样陈述了证词,那年少的声音清晰地传到法庭上每一个人的耳中,再一次让他们屏气凝视、一动不动。唯一不同的是法官的脸上没有那种溺爱的神情。是的,从脸上的表情来判断,赛耶法官毫无溺爱之情。罗伯特想这位法官那批判的眼神中有多少是因为对这案子本身的冷淡;又想到如果不是有了那样惊人的证据,凯文·麦克德默又有多少可能性会坐在那儿为两名女人辩护。

“不需要了,法官大人,谢谢。我们已经作出判决了。”

突然,上百个躯体同时转动,法庭里安静下来,将他的神思拉回到了法庭上,贝蒂·肯恩正进行作证前的宣誓。“从未亲吻过书本以外的东西”,这是本·卡利在调查庭上对她的评价。这也是她今天给人的印象。蓝色的外套仍让人联想到年轻和天真,上面装饰着乡间野草、篝营和蓝铃花。边缘卷起的帽子下露出的仍然是孩子所特有的前额和迷人的发际线。罗伯特虽然已经完全知道了她在失踪的那几个星期里做了些什么,但面对她时仍不免感到惊讶。能言善辩是罪犯的天赋之一,但到了现在,他要面对的这种能言善辩已经是老伎俩了,很容易被识破,她的做法实在是很可笑。他第一次觉得自己终于可以揭开隐藏的真相了。

“既然这样,我的总结也显然是多余的了。你们需要退席商议吗?”

罗伯特坐在那里,手伸进衣袋里一遍又一遍地翻弄着那张昨天离开家时克丽丝汀娜塞给他的卡片,同时在默默地排练着稍后要说的话。那卡片是浅蓝色的,上面用金色的字写着:没有一只麻雀会跌落。右上角还画了一张图,是一只有着特大红色胸脯的知更鸟。罗伯特将卡片在指间翻来翻去,心里想着,该如何跟一个人说他的家已经没有了?

“不需要了,法官大人,我们一致通过。”

天气很暖和,在预备程序过程中,拥挤的法庭一直吵吵闹闹的,甚至在迈尔斯·埃里森检察官陈述犯罪事实时也安静不下来。埃里森和凯文·麦克德默是类型完全不同的人,他有着一张苍白优雅的脸,轻微而干涩的嗓音听起来不带任何感情,他采取的是一种平淡而实事求是的态度。由于他讲述的故事观众早已知道并且仔细议论过,已经显得陈旧乏味,于是人们将注意力从他身上移开,热衷于在法庭里辨认他们认识的人或朋友。

注 释

罗伯特觉得至少有一半的米尔福德镇居民想办法挤进了诺顿的法庭。当然还有很多诺顿当地的居民在门外徘徊,沮丧地议论着;他们很愤怒,认为一桩全国关注的案子在“他们的”巡回法院审判,他们应该有权在场见证,而不是被蜂拥而至的米尔福德镇人挡在门外。这些诡计多端、善于欺骗的外乡人,不知用什么方法收买了诺顿的青年帮他们排队,诺顿人可从没想到过这种办法。

伊林(Ealing),英格兰东南部一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