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尔先生，法律的错综复杂完全超过了我的理解力，我想将来也不会改变，但你不会因为被判藐视法庭或者别的什么原因而不再代表我们，是吗？我无法想象没有你的支持，事情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得仔细想想。现在的局面很微妙。”
罗伯特说他不会让自己因任何事情而陷入麻烦。而且目前为止，作为一名律师，他在名誉和道德标准上都无可指摘，因此夏普太太无须为自己和他担心。
“那你打算怎么做呢？”
“如果罗丝的故事没有了格拉迪斯·雷斯的证词，那么整个案子的根本就会被动摇，”他说，“罗丝声称在你们受到指控前就说听到了尖叫声，这是他们最重要的证据。我猜罗丝站上证人台时，你们没有注意格兰特的脸色。凡事过于挑剔在伦敦警察厅肯定会被视为怪物。整个案子都指望那样一个令人讨厌的证人实在是件令人伤心的事。现在我得回去了。我可以借用这个小纸盒和这张写着字的纸条吗？”
“很多。但我并不打算收买。”
“你真是很聪明，想到罗丝不可能把它送回来，”玛丽恩说着把纸条放到小硬纸盒里交给罗伯特，“你应该当侦探。”
夏普太太看着他：“英国法律中有没有关于收买证人的条款？”她问。
“或者算命的。总之是那种可以从马甲上的鸡蛋污渍推断世事的人。再见了。”
“她可以说自己受到了威胁——如果有人提醒她的话。”
罗伯特开车回到米尔福德镇，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个新出现的情况。这也许不能让她们脱离眼前这个窘境，但至少提供了一根救生索。
“但她犯了伪证罪，”夏普太太说，“即使像格拉迪斯·雷斯这样无知，多多少少也应该知道这在英国法庭可不是闹着玩的。”
来到办公室，他发现拉姆斯登正等着他——瘦长、灰发、斜靠在那里，愁容满面。
“所以她可以戴着那只表而不被人注意。是的，我认为就是格拉迪斯把你的表寄回来的。如果星期一的法庭上有一个不是出于自愿的证人，那就是格拉迪斯。而如果格拉迪斯产生了动摇，把你的表寄回来，那我们可能就有了一点希望。”
“我上门来找你，布莱尔先生，因为这事在电话里没法说清楚。”
“不知道。我想不会太久。”
“什么事？”
“很长时间了吗？”
“布莱尔先生，我们在浪费你的钱。你知道这世界上白人的数量是多少吗？”
“这我不清楚，可能是这个郡的另一边吧。不过她在斯塔普农场外面的那个独立农场工作。”
“我不知道。”
“这可以解释很多事情。比如罗丝如何让她到法院去为那个‘尖叫’的故事作证。我是说，如果她接受了那个偷来的手表。你细想一下，罗丝自己戴那只手表的机会很少，因为她工作的斯塔普农场的人肯定常常看到它戴在你的手腕上。所以她很可能将它作为一件贵重礼物去取悦她的朋友。‘我捡到的一个小东西。’那个姓雷斯的女孩是从哪儿来的？”
“我也不知道。但你现在要我做的就是从全世界的白人中把这个女孩找出来。派五千个人去找一年也可能没有结果。当然也可能一个人找一天就发现了。这纯粹是凭运气。”
“是的，你对罗丝的猜测应该是对的。我应该想到的。她不可能把它送回来，只会把它用脚踩碎。你认为她也许把它给了格拉迪斯·雷斯？”
“但这事一开始就是这样的。”
“不，是其他人送来的。这个人害怕了。这是一个还保有起码良知的人。如果罗丝·格林想摆脱这东西，她会毫不迟疑地把它扔进一个池塘。但现在这个人不但不想保留它，又想物归原主。这个人于心有愧，又受到了惊吓。有谁会觉得对你们有愧？格拉迪斯·雷斯？”
“不，不是。刚开始时运气也许还不错。我们去了最有可能的地方——港口、机场、旅游点、著名蜜月旅行点。而且我没有把你的时间和金钱花在旅行上。我在所有的大城镇及大部分乡村都有联络人，我只要告诉他们：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人在你们的旅馆出现过，几小时之后就会收到答案，来自全英国的答案。好，这部分已经进行过了，现在剩下还没找的部分叫做全世界。我不愿意浪费你的钱，布莱尔先生。现在情况就是这样。”
“但她确实这样做了。她把它送回来了。”
“我能将这理解为你准备放弃吗？”
“我认为根本不是她，”罗伯特说，“我无法想象那女孩放弃过任何她得到的东西。”
“我不是这样说的。”
“你觉得她为什么突然间变得如此谨慎小心？”玛丽恩很困惑。
“那你是要我不再请你，因为你失败了。”
她拿出一个小小的、脏兮兮的白色硬纸盒，里面装着她那只浅蓝色搪瓷面的手表，和原来的包装纸——那是一张粉红色的正方形棉纸，上面有个圆形的印章，中间是个橘子图案，周围有“太阳谷，德兰士瓦”的字样。盒子里还有一张从什么地方撕下的纸，用大写字母写着：我不要它。大写字母I上还有小写字母才应该有的一点，写的人显然没受过多少教育。
拉姆斯登先生听到“失败”这个词显然愣了一下。
“不，不是。她通过邮局把它寄回来了。你看！”
“这是把钱往水里扔。这不是一项明智的投资，布莱尔先生，甚至连一场好的赌博都谈不上。”
“你是说你找到了？”
“事实上，我有新的线索，你肯定会有兴趣。”他伸手从衣袋里掏出那个小硬纸盒，“星期一法庭上有个证人叫格拉迪斯·雷斯。她声称她的朋友罗丝·格林确实在警察开始调查之前很久就在法兰柴思听到过尖叫声。她提供了足够的证词，但似乎不是出于自愿。她紧张、态度勉强，而且显然很不喜欢这件事——与她的朋友罗丝恰恰相反，罗丝显然很享受站在证人席上的那一刻。我在本地的一个朋友认为罗丝很可能胁迫她去作证，但当时的情况看来似乎不太可能。然而，今天早上，罗丝从夏普小姐那儿偷去的手表被装在这个盒子寄回去了，还附了一张纸条。罗丝自己肯定不会把表寄回来，她根本就没有良知。她也不会写这么一张纸条，她根本就不会拒绝任何东西。那么结论就很明显了，是格拉迪斯收下了那只表——反正罗丝也不可能戴着那只表招摇而不被发现——这也是罗丝能要挟她作伪证的原因。”
“我很高兴你能来，”玛丽恩故意略过了她母亲的话题，“有件意想不到的事，我的手表回来了。”
他停下来让拉姆斯登发表看法。拉姆斯登点点头，表示他饶有兴趣。
“当初就是这么定的，”夏普太太平静地说，“要不是我，他就会输在巴立·卜吉那匹马上了。顺便问一句，巴立·卜吉怎么样？”
“现在我们去找格拉迪斯谈很可能被指控骚扰证人。我是说，让她在巡回法庭上说出事实是不可能的。我们能做的是在巡回法庭上粉碎她的证词。凯文·麦克德默也许可以凭借强硬的作风和连续的问话做到这一点，但我仍有些怀疑，再说法官有可能在他达到目的之前就制止了他。法官们通常不支持辩护人对证人过于强硬。”
“我们真的应该分到百分之十吗？”玛丽恩疑惑地问。
“是吗？”
“好吧，”夏普太太说，“虽然我的信息不能让他每次都赢一个半身位，不过我当然不否认我很高兴有这笔收入。他是个好孩子。”
“我打算把这张纸条作为证据呈给法庭，再想办法证明那是格拉迪斯·雷斯的字迹。证明了那个被偷的手表曾在她的手上，我们就可以认为罗丝用这个来要挟她作伪证。麦克德默可以向她保证，如果她确实是受到了恐吓而不得已作伪证的话，很可能不会受到惩罚，这样她也许会坦白一切。”
“我想可能是他觉得你们现在需要，而且这样做事情会变得比较微妙。当初指点他时，你们是法兰柴思手头宽裕的夏普家，他会得意地把这钱交给你们。可你们现在是每人以两百英镑保证金保释的人，而且担保人也要为你们支付与此相当的费用；除此之外，接下来还有律师费；因此我想斯坦利觉得不知道怎么把钱交给你们才好。”
“这样的话，你应该需要格拉迪斯·雷斯字迹的样本。”
“他为什么坚持要给我们呢？”她边说边翻弄着那沓钞票，“通常他不是这么——这么——”
“是的，来的路上我就在想着这事。我记得现在的工作是她的第一份职业，因此她离开学校的时间应该不长。也许她以前的学校可以提供，我们至少可以从那里开始找起。如果能光明正大地得到一份她字迹的样本，对我们会相当有利。你能想到什么办法吗？”
当天下午，罗伯特带着那些钱去了法兰柴思，结果他第一次看到玛丽恩眼中含满了泪水。他转述了斯坦利的话——花瓶之类的，所有的事——然后说：“所以他要我帮他跑这一趟。”这时玛丽恩的眼睛涌出了泪水。
“我会帮你拿到的，”拉姆斯登说，那神情就好像没有他办不到的事，“那个叫雷斯的女孩是在这儿上的学吗？”
罗伯特笑着把钱放进口袋，斯坦利便离开了办公室。人类真是永远充满了让人始料不及的惊奇。如果斯坦利得意地在那老太太面前点数那沓钞票，他会觉得理所当然。然而，他竟害羞了。到花瓶里去找钱，只是他讲的一个故事罢了。
“不是，我只听说她从这个郡的另一边来的。”
“不了。你今天反正会去那里，愿意的话替我交给她们。不过要记得得把钱拿回来帮她们存到银行去，否则的话，几年后她们会在花瓶里找到钱，还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放进去的。”
“好的，我会查清楚。她现在在哪儿工作？”
“确实。对了，你为什么不自己把这钱交给夏普母女呢？”
“布拉特农场，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在法兰柴思的后面。”
“如果是全部由女性组成的陪审团就不会。不过我想这不太可能。”
“至于找那个叫肯恩的女孩的事——”
“我非常担心那双眼睛能骗得过陪审员。”
“你在拉伯洛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吗？我知道我无法对你的工作指手画脚，但她确实在拉伯洛待过。”
“好吧，十六岁。她说她也经历过十五岁，她的朋友们也一样，而那双分得很开的眼睛没有一刻能骗得过她。”
“是的，如果是在公共场所的话就很容易找到，但那个假设的X先生可能就住在拉伯洛。这样的话，她可能进入了某个场所。布莱尔先生，毕竟是一个月——或者几乎是一个月——对于任何事件来说这都是个反常的时间。这类失踪通常只会持续一个周末到十天，不会再长。她很可能跟着那个X先生回家了。”
“那女孩现在十六岁了。”
“你觉得事情是这样的？”
“她说她那女孩太好了，因此不像真的。她说没有一个十五岁的女孩能表现得那么好。”
“不，”拉姆斯登慢腾腾地说，“如果要我说实话，布莱尔先生，我们可能在某一个出口错过她了。”
“哦？”罗伯特很惊讶，“为什么？”
“出口？”
“比尔的老婆去过法院，”斯坦利停顿了一会儿后说，“她说她一点儿都不相信那个女孩，哪怕那女孩说一先令有十二便士她都不信。”
“她很可能离开了这个国家，但装扮不同，跟我们手中照片上那天真无邪的样子完全不是一个样子。”
“非常不好。”罗伯特借用了斯坦利的描述。
“怎么不同？”
斯坦利一言不发地看了看他的脸，注意到了他的沮丧。“事情很糟糕，是吗？”他说。
“嗯，我想她护照上的照片应该不是假的，不过她有可能以某人妻子的身份旅行。”
“这样，”罗伯特说着把那堆钞票捋好，又折了一下，“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她们破产了，老太太至少可以靠提供情报赚点钱。”
“是的，当然。有这种可能。”
“赢了一个半身位，简直是大获全胜！”
“这样的话她不能显得太年轻。她如果把头发全部往上梳，再化点妆，看起来便会完全不同。你不知道女人把头发往上梳的时候看起来有多不一样。我第一次看到我太太这样打扮时根本就没认出她来。那让她非常不同，弄得我还有点不好意思，虽然我们已经结婚二十年了。”
“这么说康明斯基真的赢了。”
“所以你认为事情是这样的，我希望你是对的。”罗伯特有些沮丧地说。
“二十镑，我买了通常最高赌金的两倍。比尔也进行得不错，他想给老婆买件皮大衣。”
“正因为如此，我才不愿意再浪费你的钱，布莱尔先生。照着我们手上的照片找人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我们要找的女孩可能跟照片上的差别很大。当她像照片上那样打扮时，人们一眼就能认出来，比如电影院的人。她独自一人在拉伯洛游荡时我们很容易找到她的踪迹，但那之后就是一片空白。她离开拉伯洛之后，就没有人能依着照片来指认了。”
“但是——百分之十？你一定买了不少，斯坦利。”
罗伯特在塔芙小姐干净的吸墨纸上画出一道道整齐的山形图案，“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对吧？我们毫无办法。”
“是的，我答应给她百分之十的获利，你知道的，因为她给的消息。”
“但是你有这个。”拉姆斯登不甘心，指着跟手表一起被寄来的纸条说道。
“斯坦利，我最近连吉尼斯都不记得了。这么说你买了？”
“那只能够动摇警方立案的基础，并不能证明贝蒂·肯恩的故事是假的。要让夏普母女彻底摆脱这个事件，就必须证明那女孩的话全是谎言。而我们唯一的办法是查清楚那段时间里她究竟在哪里。”
“别告诉我你没有下注！那位老太太都透露消息给我们了。你是说你给忘了个精光？”
“是的，我明白。”
“康明斯基？”
“我想你已经查过私人的了？”
“康明斯基。”
“你是说飞机？嗯，是的。还是同样的情况。我们没有那男人的照片，因此他可能是数百个在那段时间里跟女伴飞往国外的私人飞机拥有者。”
“这是什么？”罗伯特困惑地问。
“是的，看来我们真的无能为力了。难怪本·卡利等着看热闹。”
“一百二十镑，”他说，“不错吧？”
“你累了，布莱尔先生。你一直在操心劳神。”
“早上好，”他说，“我想你该管管这些事。法兰柴思的那两个女人实在太奇怪了。她们把钞票放在茶叶罐里、书里，或者类似的东西里面。如果你查电话号码，很可能会发现一张十先令的钞票被当做书签夹在肉铺地址那一页里。”他从衣袋里翻出一卷钞票，小心翼翼地数出了十二张十英镑，递到罗伯特眼前。
“是的。对一个乡村律师的肩膀来说，这样一个案子确实太重了些。”罗伯特苦笑着说。
在米尔福德镇庭审结束之后，斯坦利带来了这些日子以来的第一个好消息。星期四早上，他来敲罗伯特的门，探头进来发现只有罗伯特一个人在，便一手推门进来，另一只手伸到工作服口袋里摸索着什么。
拉姆斯登看着他，嘴角浮现出他招牌式的微笑。“对一个乡村律师而言，”他说，“你似乎做得相当不错，布莱尔先生，相当不错。”
在电话里，拉姆斯登的话越来越少，也越来越沮丧。他非常无奈，“徒劳挣扎”是少年侦探故事里的用语，在此之前它跟亚历克·拉姆斯登一点儿关系都没有。现在拉姆斯登很沮丧、不爱说话、愁容满面。
“谢谢。”罗伯特的脸上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这话出自亚历克·拉姆斯登之口意味着真正的赞美。
他第一次感受到了绝望。案子在纠缠着他，让他无处可藏。从诺顿法庭开始，整个事件将逐渐发展到最高潮，而他对那个高潮却没有应对的办法，根本一筹莫展。他觉得自己好像眼看着一堆装满东西的木板箱向自己滑来，而他既无法撤退，也找不到东西来阻挡。
“我不应该让你沮丧的，好在你现在已经有了应对最坏结果的后备措施——或者说，将会有，等我弄到她的笔迹样本。”
罗伯特的心直往下沉。《艾克—艾玛》和《看守人》杂志最多以它们各自的方式将法兰柴思事件当成自我宣传的噱头。这种内容影响的时间很短，第二天就会被人忘记。然而这件事现在已经变成了全国性的新闻，从英格兰到苏格兰的各种报纸都在报道，看起来有可能变成一桩著名的诉讼案。
罗伯特扔下刚才涂写用的笔说：“我对那样的措施没有兴趣，”他突然激动起来，“我要的是正义。此刻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公开揭穿贝蒂·肯恩的谎言。我要当着她的面把她那段时间的所作所为披露出来，并且还有无懈可击的证人。你觉得我们的机会有多大？另外，再说说，还有什么可能对我们有帮助而我们还没有尝试的？”
现在，法兰柴思事件已经进入司法阶段，不能再为《艾克—艾玛》和《看守人》继续提供圣战的理由——尽管《艾克—艾玛》并没有忘记提醒它贪心的读者自己曾在哪一天说了些什么，报纸上一篇简单的评论表面看起来无罪纯洁、无懈可击，但实际上充满了不合法的观点；罗伯特相信星期五出刊的《看守人》也会发表相同的言论。那些之前觉得警方不会受理此案而对这个案件毫无兴趣的其他媒体，忽然间争相报道有关此案的新闻。甚至一向冷静严肃的几家日报也以“非同寻常的案件”、“与众不同的控诉”为标题，详细报道了夏普母女当日出庭的细节。就连最保守的媒体也详细描述了这个案子涉及的各个人物，如夏普太太戴的帽子和贝蒂·肯恩的蓝色外套，还刊登了法兰柴思、米尔福德镇高街、贝蒂·肯恩同学的照片，以及种种可以跟这个案子扯上任何关系的信息。
“我不知道，”拉姆斯登严肃地说，“也许是祈祷。”
星期二是报界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