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引起了法庭内一阵轻微的惊讶和失望，人们显然等着看好戏的；不过这个要求被法庭正式接受，意味着这个案子将被移送到一个法庭。
“不，法官大人。我没有问题。”
哈勒姆已经完成了他的陈述，接着是证人上庭。
“你有问题吗，布莱尔先生？”
看到她被一辆轿车接走的是邮局的派普，他在拉伯洛和伦敦之间的邮车上工作。那天他回程的时候在曼希尔火车站下车，因为那里离家比较近。他沿着那条穿过曼希尔的长长的伦敦公路走，看到一个女孩在车站等去往伦敦的大巴。他离她比较远，不过还是注意到了她，因为去往伦敦的公交车已经在半分钟前从他身旁开过去了，当时他还没有看到公交车站的站牌；看到她站在那儿时，他就知道她一定已经错过了那班车。他继续向她的方向走去，不过离她仍有一段距离，这时一辆车以正常速度驶过他身旁。他没有看那辆车，因为他的注意力全在那女孩身上，心里想着经过时要不要停下来告诉她去伦敦的车已经开走了。然后他看到那辆轿车开到女孩身边慢了下来。她弯下身跟车里的人说话，然后就跨进了车里，然后车子就开走了。
话语里没有丝毫为自己辩白的激动。她说了有关被监禁地方的种种，而这些情况已被证明是真实的。但对此她没有表现出一点儿喜悦。当被问到是否认识被告席上的两名女人，以及她们是否就是扣留和殴打她的人时，她沉静地看了她们一会儿，然后说她认识，就是她们。
这时他已经走近了，能看到那辆汽车的外观，但还不足以看清车牌号码。不过他也没打算看车牌号码，只是很高兴那女孩那么快就搭到了车。
那语气就好像在说：“我忙着玩桥牌。”这让她的故事显得异乎寻常地真实。
他不能宣誓确认当时看到的就是眼前这个女孩，但是他心里是肯定的。那天她穿着一件浅色外套——他想是灰色——和黑色的拖鞋。
“那晚我被打得双手僵硬，不过后来还是补了。”
拖鞋？
“事实上你缝补了那些床单吗？”
对，就是脚背上没有鞋带的那种。
大家都能看出她非常镇定，显然都没有意识到她本身所产生的效果。她毫不费力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细节也运用得恰到好处。罗伯特怀疑这样平静的叙述是刻意设计的，而且她很清楚这样做会有怎样的效果。
便鞋。
没有一个演员获得过这么好的效果。
哦，便鞋，不过他管这种鞋叫拖鞋。（而且他的语气很清楚地表明他以后还会继续称它们为拖鞋。）
她的声音很好听，年轻、活泼、清晰，毫不矫揉造作。她就像示范一样叙述着她的故事，没有任何附加枝节，说得清晰准确。记者们不停地记录着，几乎没有抬头。法官显然对她偏爱有加。（愿上帝能给巡回法庭派一个强硬的法官！）警察们的脸上都流露出同情。整个法院都屏住了呼吸，一动不动。
“布莱尔先生，你有问题吗？”
罗伯特看着她叙述故事，想起阿尔伯特的评论——家教良好的女孩，没有人会把她当做一个成熟女人，但事实上她可以冷静熟练地跟她选择的男人搭讪。
“不，谢谢你，法官大人。”
是的，哪个陪审员会相信她有错！
接下来是罗丝·格林。
“你也许可以带来十个无可指摘的证人，但还是没有一个陪审员会相信的；而只有陪审员的意见才有用，我的朋友。”
罗伯特对她的第一印象是那一口难看的牙齿，它们就像是手艺糟糕的牙医镶的假牙。没有人、也不可能有人掉了乳牙后自然长出的牙齿会像罗丝·格林这样不自然。
“我会带证人来证明的。”罗伯特咕哝着，像卡利这样世故、刻薄的人都屈服了，让他很是气恼。
法官似乎也不怎么喜欢她的牙齿，于是罗丝很快收敛了微笑。然而她的证词却相当致命。她以前每星期一到法兰柴思做清扫。四月的一个星期一，她和平时一样去了，傍晚时分完工后正准备离开，这时听到楼上什么地方传来尖叫声。她以为是夏普太太或小姐出了什么事，就跑到楼梯下面往上看。尖叫声似乎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像是阁楼。她正要上楼，夏普太大从起居室出来，问她要做什么。她说她听到楼上有人在尖叫。夏普太太说她在胡说八道，那只是她的想象，还问她到时间了怎么还没回家。那时尖叫声停止了，就在夏普太太说话的时候，夏普小姐下楼来了。夏普小姐和太太一起进了起居室，夏普太太似乎说了“应该更小心”之类的话。不知道为什么她觉得很害怕，便快步走向厨房，从壁炉架子上的老地方取走了她的工资，然后跑着离开了。那天是四月十五日。她记得那个日期是因为她决定下一次再去时，要提前一个星期通知夏普家，她要辞职；事实上她确实这样做了，所以从四月二十九日那个星期一开始，她就不再为夏普家工作了。
“我——无——法——相——信！”女孩宣誓的时候，本压低声音说道，“就是那个孩子失踪了一个月？我不相信除了书她还碰过什么！”
罗伯特有点为她给人留下的那种坏印象暗自窃喜。她显然喜欢对事情进行戏剧化的渲染，像圣诞节的装饰那样爱添油加醋，她身上有一种显而易见的恶毒，衣着也让人讨厌，这些都跟之前站在证人台上的那个女孩的克制、理智和品位形成强烈的对比。从观众们的表情来看，她被认为是个邋遢的女孩，根本没有人会相信她的话。
叫到她的名字之后，她走向证人席。罗伯特迅速观察了一下那些能将她看清楚的人的表情，除了本·卡利之外——他饶有兴趣地盯着她，就像在看博物馆里的收藏品——其他人的脸上都是同一种表情：慈爱的同情。他还注意到，妇女们非常容易受到摆布。那些看来已经做了母亲的人显然被她的年少和无助所打动，而那些较年轻的则更加热心，所有人的脸上都充满了好奇。
但这一点儿也不会影响她的证词的效力。
她穿着周末便服，不是学生装。那云彩一般浅蓝色的外套让人联想到勿忘我、丛林的芳香、蓝色吊钟花和渐渐远去的夏季，那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能让人们的严肃判断产生混乱的穿着。她的脸上体现出的是青春、单纯和良好的家教，展露出的是充满魅力的眉毛和分得很开的眼睛。罗伯特没有细想，立刻就认为韦恩太太并没有花心思刻意打扮女孩以达到这样的效果，但同时也痛苦地意识到，即使她整夜不睡地设计今天的装扮，也不会有比现在更好的效果。
她一边讲着，罗伯特一边在想有没有办法就偷表的事治她的罪。她只是个乡下女孩，不可能熟悉当铺，所以把表偷去不太可能是想卖钱，肯定是打算留着自己用。如果是这样的话，有没有可能揭发她偷东西的罪行，从而降低她证词的可信度？
自从那次看到她穿着深蓝色的学生服站在法兰柴思的起居室之后，这是罗伯特第一次看到她——再一次惊讶于她的年少和天真。见过一次之后，她在罗伯特的脑海中已经变成了一个怪物；他只把她视为一个堕落的东西，让两个无辜的人站到了被告席上。现在，当他再一次亲眼见到贝蒂·肯恩，不禁有些困惑起来。虽然他知道眼前这个女孩和他心里的怪物是同一个人，但就是无法统一起来。如果像他这样一个熟知贝蒂·肯恩真面目的人都会因为她的外表而产生这样的想法，那么到了法庭上，她这副小女孩般的可爱会对其他善良的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之后上来的是她的朋友格拉迪斯·雷斯。格拉迪斯没有她的朋友胖，而是矮小、苍白、瘦得皮包骨头。她惊慌不安、神情局促，支支吾吾地宣了誓。她说话口音很重，庭上的人都很难明白她在说什么，检察官几次都不得不将她的话翻译成大家更能理解的英语。但她证词的要点很清楚。四月十五号星期一的晚上，她和她的朋友罗丝·格林一起散步。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地，只是晚饭后随便走走，她们沿着上高伍德街走，然后再返回。罗丝·格林告诉她，她觉得法兰柴思很可怕，因为她听到楼上传出尖叫声，而那里是不应该有人的。格拉迪斯记得那天是四月十五日星期一，是因为罗丝说下次她再去的时候要通知夏普家她不干了。后来她果然辞职了，从二十九号星期一之后就没有再去夏普家。
有三分之二的记者是为贝蒂·肯恩而来的。
“我在想也许是亲爱的罗丝抓住了她的什么把柄。”她离开证人席的时候卡利说道。
记者席上一阵骚动，令罗伯特注意到她在法庭里。通常法院记者席上只有两个无聊的实习记者：一个代表《米尔福德广告》（周报，每星期五出刊），另一个同时代表《诺顿快报》（每周出刊两次，分别是星期二和星期五）和《拉伯洛时报》。但今天的记者席坐满了人，那些脸既不年轻也不无聊。他们仿佛受到宴会的邀请一般，个个面露贪婪。
“为什么这么说？”
然后，他看到了贝蒂·肯恩。
“人们不会因为友谊就来作伪证的，即使像格拉迪斯·雷斯这样不开窍的乡下姑娘也不会。那只可怜的小老鼠吓得全身僵硬。她绝不可能是自愿来的，绝对不会，那块油画式的石板画肯定还有另外一层。如果你实在没什么线索，也许她倒值得查一查。”
夏普太太戴着一顶扁平的黑色缎帽，就是《艾克—艾玛》报道法兰柴思事件那天她出现在他办公室时戴的那顶帽子，她看上去像个学究，让人尊敬，只是有些奇怪。玛丽恩也戴了帽子——他想，这是想在众目睽睽之下给自己一点保护，而不是藐视法庭。那是一顶短檐乡村呢帽，让她不像平时那么严谨刻板。她把黑发塞在了帽子里，明亮的双眼藏在帽檐的阴影下，她看来并不比经常出门的女人黑。虽然喜欢看她露出黑色的头发和聪慧的眼睛，但罗伯特也认为今天她打扮得越“普通”越好。这样也许可以减少对手本能的敌意。
“你记不记得你手表的编号？”在回法兰柴思的路上，他问玛丽恩，“就是罗丝·格林偷的那只。”
看着被告席上的两个女人，罗伯特想起在“糟糕的旧时代”，只有犯了罪的人才会被戴上枷锁示众。而今天，未经审判的人在法庭上示众，而有罪的人却立刻进入一种安全的阴影下。这显然不合理。
“我不知道手表还有编号。”玛丽恩说。
罗伯特记得。凯文理想中的刑罚改革是将罪犯放逐到一个刑事处罚聚居地——可以是一个岛上社区，住在那里的人都必须努力工作。这不是从犯人利益出发设想的改革。凯文说，那是给管理员提供较好的生活，而且还能让这个拥挤的社区多一些空间给善良的公民盖房子和花园。再说，既然罪犯最憎恨的就是辛苦的劳作，那么这种方法比现行的刑罚措施更能起到威慑作用。凯文认为，现行的惩罚措施不比三流公立学校好到哪儿去。
“好的手表有。”
“那只是因为他们牺牲了妻子而不是银行，”凯文指出，“多少书籍著作都尝试过给罪犯下定义，但其实定义非常简单。罪犯就是把个人欲望的满足当做行为动机的人。你无法治愈他的这种利己主义，但可以把沉溺于利己主义的后果变成非他所愿，让他觉得根本不值得。”
“嗯，我那块是个名牌，但我不知道编号的事。不过那手表很特别，一眼就能看出来。表面是瓷质的，浅蓝色，上面的数字是金色的。”
“但是，”有人反驳道，“也有极度虚荣和绝对自私的人并不是罪犯。”
“罗马数字吗？”
罗伯特是很传统的人，相信因果报应。他也许不会像摩西那样以眼还眼，但是他完全同意罪有应得的说法。他当然也不相信跟牧师谈几句，发誓要悔过自新就能让一个罪犯变成受人尊敬的公民。“真正的罪犯，”他记得有一晚，凯文长篇大论地讨论了刑罚改革之后说，“有两个不可能改变的特质，正是这两个特质让他们成为罪犯，即极度的虚荣和绝对的自私。这两个特质就像皮肤的组织一样不可分割，而且根深蒂固。要说悔过自新，那简直就像要改变一个人眼睛的颜色一样。”
“是的。你问这个做什么？就算能找回来，她戴过的东西我也不会愿意再戴了。”
听到叫她们的名字后，夏普母女一起进来，走到那排粗制滥造的椅子前，那神情就像她们是在教堂找座位。他想：是的，就是那样的——目光沉静而敏锐，似乎是在静候演出开始。然而，他忽然意识到如果此刻是琳姨妈站到夏普太太的位子上，他会是怎样的心情；他第一次完全明白了玛丽恩遭受的是怎样的折磨。即使巡回法庭最终判定她们无罪，又有什么能补偿她们所经受的折磨？贝蒂·肯恩的罪行应该得到什么样的惩罚？
“我想的不是把它找回来，而是如何指控她犯有偷窃罪。”
接着他看到格兰特安静地走进来，坐到记者席后排的观众位上，他知道该他们了。
“那很好。”
庭上处理了三个例行公事似的案子，被告席上的那些混混显然非常熟悉法庭的程序，就像事先排练过一样；而罗伯特则期待着有人会叫“能不能等一下”！
“对了，本·卡利称她是‘油画式的石版画’。”
他一边起身走上法庭，一边还在继续他的独白，谈论着法官的气色、情绪如何，以及过去可能是做什么的。
“太有意思了。她就是那个样子的。第一天的时候，你就是想把我们的案子推给这个人的，是吗？”
“我想她妈妈不会同意的。那个穿棕色套装的就是她，看上去是个很明事理的女人。我不明白她怎么会生出那样一个女儿——哦，她是领养的，对吗？真是个可怕的警告。我总是在想，人们对同住一个屋檐下的人怎么会了解得那么少。汉姆格林有个女人，她从没让女儿离开过她的视线；有一天那个女儿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去。几乎疯狂的母亲哭喊着到警察局报案，后来警察发现那位从来没离开过母亲一天的女儿事实上已经结婚，而且有了孩子，那天她只是接了孩子去跟她丈夫同住了。如果不相信本·卡利的话，可以去查查警察的记录。哦，还有，如果你对侦探不满意的话，通知我一声，我可以介绍更好的给你。该我们了。”
“就是他。”
“不知道。”
“真高兴我没有接受。”
“一个女孩对抗一个世界，”本嘲笑着，“我真想亲眼见见这个行为不端的女孩。在收到了那么多慰问、求婚和被比做圣女伯纳黛特①之后，我想她肯定觉得乡村警察调查庭这个表演场太小了。她被邀请上过舞台吗？”
“我希望案子结束后，你仍然能有这样愉快的心情。”罗伯特突然严肃起来。
“还不错，只是问题不小。”罗伯特说，“调查没什么结果。”
“我们还没感谢你当我们保释的担保人呢。”后座上的夏普太太说。
“你的侦探怎么样？”卡利停下滔滔不绝的评论问道。
“如果我们要感谢他为我们做的一切，’玛丽恩说，“那就没完没了了。”
格兰特还没有出现，不过哈勒姆已经到了，正跟流氓闹事那晚去法兰柴思处理的警官在说话。
他想，除了成功地请来凯文·麦克德默——那是出于友情——他事实上帮她们做了什么呢？她们差一点就得在没有人辩护的情况下，于两星期后出席诺顿法庭的审判。
他看到一张本该满含敌意但却出奇友善的脸，那是韦恩太太，上次见到她是在埃尔斯伯里，当时她正站在米德赛街上她可爱的小花园前。他无法把韦恩太太归为敌人。他喜欢她、尊敬她，并且现在就为她感到难过。他很想过去问候她，然而此刻的情景就像一盘摆开的棋，他们属于不同的阵营。
注 释
卡利滔滔不绝地说着，罗伯特一个字都没听进去。他忧心忡忡地看着今天出现在法庭上的民众，他们不是往常那些来消磨时间的无业游民。消息显然已经由神秘的米尔福德镇流言渠道传来了，他们是来看夏普母女接受审讯的。通常，法院里的单调无聊是因为那些穿着女人服饰的同性恋男人，而令人昏昏欲睡是因为他们低声聊天的嗡嗡声。
①圣女伯纳黛特（Saint Bernadette，1844—1879），法国南部的一名乡村少女，据传圣母向她显现，让她向人间传达了美好的信息。
“我觉得非常奇怪，”看着小法院的长凳上挤满了看热闹的民众，本·卡利说，“怎么会有人星期一早上都没事可做。不过，我得说，把这些形形色色的家伙聚集在一起不是件容易的事。你看到那个开运动服饰店的女人了吗？就在倒数第二排座位上，戴着一顶跟她紫色妆容或头发完全不搭的黄帽子。如果她把店交给那个叫戈芙雷的女孩照看，那今晚她一定会发觉钱少了。那女孩十五岁时我就接过她的案子。她从会走路起就开始偷钱，现在还是这样。相信我，不能让女人独自掌管钱柜。还有那个安·博林咖啡馆的女人，这是我第一次在法庭上见到她。真不知道她怎么能忍到现在才来。她姐姐整天花的比挣的多，没有人知道她把钱都花到哪儿去了。也许有人勒索她，但不知道是谁。我不禁想起白鹿酒馆的亚瑟·沃利斯。他每星期都至少要付三张不同的账单，这份工作的薪水肯定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