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书中“蓝宝石”的遭遇，笔者想要说明一点，有关唐代妓女的生活，读者可在拙作《中国古代房内考》（1961年出版于荷兰莱顿）第171页中找到详细记述。
柳园图的确切起源已是一个不解之谜。著名的英国艺术家托马斯·特纳（Thomas Turner）曾在1772年至1799年之间在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的科利工厂（Caughley Factory）工作，他沿用何种中国原型设计出的柳园图，已经无从确证。在中国瓷器上，经常可以见到种有柳树的水边田庄景象［例如加兰德（W. G. Gulland）《中国瓷器》（Chinese Porcelain）第一卷中第252、253页的盘子，1902年出版于伦敦］，但是据我所知，这种特别的图案在纯粹的中国瓷器中并未被发现过，即田庄与亭子之间有一架小桥，一人举着棍子追赶正在过桥的二人。然而，两个朋友经过小桥，身后跟着一个怀抱七弦琴（这是中国文人最为钟爱的乐器，详见拙作《琴道》，1940年出版于日本上智大学）的书童，却是十分常见的中国图样。笔者疑心英国设计师误将七弦琴当成是一根木棍或是一把长剑，由此造成了这一具有传奇性的图案。伯纳德·瓦尼（Bernard Watney）在其著作《十八世纪的英国青花瓷器》（English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一书中，曾巧妙地总结过这一状况：“柳园图并非是原创的科利中国风格图案，而只是1760年以来英国瓷器工厂中使用过的一系列类似图案的结晶。作为十九世纪斯塔福德郡瓷器厂生产出的大量廉价瓷器的装饰，这种浪漫的中国图景以其最终形式赢得了广泛的喜爱。创造出这种适宜的传奇，提高了瓷器的吸引力，保证了生产的持续性。”笔者想再加上一点，这种官家小姐爱上穷书生的传奇故事（正如书中第七回中陶干所述）加上了伪东方浪漫主义的印记，这种浪漫主义在十八世纪后半叶的英格兰和西欧十分流行。另有一个冗长版本，其中还附有情诗，见于威廉姆斯（C. A. S. Williams）《中国符号体系与艺术主题概述》（Outlines of Chinese Symbolism and Art Motives，1932年出版于上海）。当英国出产的柳园图瓷器传到中国后，中国工匠用毛笔精心模仿了这一英国转印的图案，为的是返销到西方。“最闻名的中国柳园图瓷器是蓝白两色的广州或南京瓷器，是十九世纪初期或更早出口的一种多功能瓷器。经常造得很厚，有时甚至笨重，至今仍以三种不同的品质出产，最上乘者用深蓝色，用笔清晰，最下乘者则具有相似的模糊线条。这种瓷器正是在英格兰被乔西亚·斯泼德二世（Josiah Spode Ⅱ）仿造，为了出口到波斯（1810—1815）。南京柳园图瓷器古色古香，十分迷人，至今仍被挑剔的人们所追逐。”［引自圣乔治·斯班德拉甫（F. St George Spendlove）的论文《柳园图：英国与中国》（The Willow Pattern：English and Chinese），载于《远东陶瓷学期刊》 （Far Eastern Ceramic Bulletin）第八卷第一册，1956年出版于波士顿。］
使用藏在袖中的暗器，这一技艺至今仍然存在。1935年，笔者在北京暂居时，曾听说过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这种下层人乐意学习的令人畏惧的武艺，曾经救过六个天主教修女的性命。修女们要去加固的教堂，正走在路上时，被一群愤怒的暴徒袭击。她们料想必会遭到屠杀，听天由命地举起交握的两手，向上帝祷告。忽然，一名正欲动手的匪徒叫道：“看！她们会使暗器！”暴众立时朝后退却，让出一条路来，修女们安全抵达教堂。实情便是当修女们举起两手时，随身携带的祈祷书在袖中晃来晃去，暴徒们受过反对洋人的宣传，相信所有洋人都会使各种鬼把戏，也包括藏有暗器的修女。
此书中所提及的柳园图，并非唐代的产物。众所周知，这种蓝白两色的瓷器图案，起源于十八世纪的英格兰。笔者本可采用狄公年代的纯粹中国式图案，但是更中意柳园图，因为这虽是一种曾在英格兰十分流行的瓷器图案，在中国却鲜为人知。因此我希望西方读者见到这种在英国瓷器中常见的图案时，会产生一种满足感，同时也能使中国读者对于中国主题的图案在西方的发展产生兴趣。
笔者在此重述，在狄公的时代，中国人不留辫子，这是1644年满族人入主中原之后才强加给中国人的习俗。在此之前，中国人留长发并盘成顶髻，无论室内室外都头戴帽子。烟草和鸦片在几个世纪之后才传到中国。
狄公在历史上确有其人，生于630年，卒于700年，在仕途生涯的前半期，曾以断案如神而著称，后来被任命为当朝宰相，以其过人的才智和勇气成为唐代名臣。此书中所述的故事纯属虚构，假设发生在狄公任大理寺卿的头一年内。
高罗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