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妓女的生活，在整个系列小说中多有提及，除了本书之外，《湖滨案》《铜钟案》《漆屏案》《红楼案》《莲池案》《两乞丐》《中秋案》等篇目中均有过相关描述。正如本书后记中所言，高罗佩先生在《中国古代房内考》一书中，曾详细探讨过唐代的妓院制度，在此不妨略做小结。唐代时的长安城，靠近皇宫东南角的平康里（又称北里）是妓院云集之地，“北里的姑娘，从目不识丁的妓女到粗通文墨、能歌善舞的艺妓，等级不一。其中大多是从穷人家买来的，也有一些是掠来的，还有一些是自愿沦落烟花界。她们一旦身陷此地，便须入籍而住进高墙深院之中，按等级分配住所。然后她们还要接受各种严格的职业技巧训练，少不了要挨假母（俗称鸨母）的鞭笞。只有受雇去官家的宴会上招待客人，或者在固定的日子里去附近著名的保唐寺做法事，她们才可外出。……在这个奇妙复杂的天地之中，多才多艺外加美貌才是最高标准。一联佳句便可成其大名，一个错字便可毁其一生。由于每个艺妓或妓女都盼望被有身份的客人赎出，做妻做妾，因此都竭力迎合年轻文人心目中的这种最高标准。……艺妓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制度，无论在长安还是在外省，都是风雅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艺妓被认为是一种正当职业，在社会中得到认可，并没有什么不光彩。与下等娼妓相反，她们不受任何社会资格的限制。每个城市都以它的艺妓为荣，她们经常出现在各种公开的庆祝活动中”。(2)
本书中提到的在京城中四处传播的疫病，原文为Black Death，即黑死病。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之一，十四世纪中叶曾在欧洲爆发，死亡人数超过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根据史料中对于黑死病的记录，后世科学家推测或为鼠疫，由一种寄生于跳蚤身上的鼠疫杆菌造成，并借由黑鼠而传播。其中腺鼠疫可经由跳蚤的直接接触而传播，肺鼠疫则是经由空气传播，由受感染者咳出的唾液来散布，患者发病后的症状包括高烧、吐血、全身出现斑点或皮疹。这些特征在小说中均有所提及，并且书中身穿黑斗篷、头戴兜帽的收尸人，亦是类似欧洲黑死病肆虐时期的“鸟嘴医生”的形象，因此猜测高罗佩先生在创作时，很可能借鉴了有关欧洲黑死病的某些历史记述。由于这一系列小说旨在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高公有时会在故事中适当加入一些为西方人所熟知的元素，这不失为一个引起阅读兴趣的良好方法。
本书中的蓝白，性情刚毅，行事果决，更兼有勇有谋、身手不凡，具有鲜明的侠女特色。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侠女形象与传统，上至唐传奇中的红拂（《虬髯客传》）、聂隐娘（《聂隐娘》）与红线（《红线传》）等人物，下至清代小说《儿女英雄传》中的十三妹，渊源已久，至今不绝，在近现代的武侠小说中更是大放异彩。其中尤为出色的一篇，当属蒲松龄《聊斋志异·侠女》，女主人公不知名姓，“为人不言亦不笑，艳如桃李，冷如霜雪”，为报父仇而潜居三年，侍奉寡母，生活清苦，为报答邻妪的好意，怜其家贫无后，与其子私相结合，诞下一儿，最终手刃仇家，“君德既酬，妾志亦遂”，旋即决绝离去，“一闪如电，瞥尔间遂不复见”。而本书中的蓝白，不但极具“艳如桃李，冷如霜雪”的风骨气韵，而且同样是义重于情，为报答马荣的救命之恩，当即人情债肉身偿，并断然拒绝以后再有牵连，一旦得知真相后，即刻出手力毙杀母仇人，遇事敢做敢当、极有担待，即使在整个系列小说中，也是一个光彩夺目、令人赞叹敬服的女性角色，相信自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本书后记中列举了一些有关柳园图瓷器的文献资料，威廉姆斯《中国符号体系与艺术主题概述》一书中附图一张，正是此类瓷器上常见的一种图样。如果细看的话，不难发现小桥上中间一人确实怀抱一张古琴，由此可见高罗佩先生关于“英国设计师误将七弦琴当成是一根木棍或是一把长剑”的猜测完全正确：
张凌
关于第二回中的脚注，在此作一说明。依据《断案集》一书中后附的狄公案小说年表，《柳园图》的故事发生在公元677年。如果以此推算的话，“一百年前”当是北周时期。公元557年，宇文氏篡西魏而建立北周，定都于长安，577年北周灭北齐，581年杨坚篡北周建立隋朝，618年李渊建立唐朝。从西魏、北周直至隋、唐，都城始终设在长安。在1965年首次出版的《柳园图》英文本中，有“一百年前，本朝尚未创立基业，长安也未被定为都城”，后半句显然与中国史实不符。然而高罗佩先生定是后来发现了此处有误，于是在1966年出版的荷文本中删去了后半句，这一做法与《御珠案》中有关年代的修改如出一辙（详见《御珠案》译后记），再次显示出他认真严谨的创作态度，着实令人敬服。在此感谢于鹏先生发现并提出这一问题。
2019年11月
1959年，高罗佩先生在黎巴嫩贝鲁特担任荷兰驻中东公使时，伊万·维尔卡德（Iwan Verkade）曾是公使馆秘书。他后来回忆高公对话剧有一定的兴趣，所以曾经试图写关于狄公的话剧剧本,“我在贝鲁特看了那部作品，发现他并没有深入研究过话剧的技巧。……高罗佩从来没有完全原谅我对他的批评。不过，他后来从吉隆坡写信说：‘你友好地看了的我的那个剧本，我后来也非常不喜欢了。作为读物，它可能让人快乐，但在舞台上演出会彻底失败。……’那部话剧剧本，后来被高罗佩改写成为非常成功的一部小说，如果我记忆正确的话，它是《柳园图》。”(1)
(1) ［荷兰］C.D.巴克曼、［荷兰］H.德弗里斯著，施辉业译：《大汉学家高罗佩传》，海南出版社，2011年，第226、227页。
此书中的故事虽然发生在《广州案》之前，但是写作时间稍晚于《广州案》。1965年，此书的英文本由英国海涅曼出版社（William Heinemann Ltd.）出版，名为The Willow Pattern；1966年，荷文本由荷兰范胡维出版社（W.van Hoeve Ltd.）出版，名为Het Wilgenpatroon。
(2) ［荷兰］高罗佩著，李零、郭晓惠、李晓晨、张进京译：《中国古代房内考》，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68、173、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