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楔子篇幅较长，情节亦是曲折离奇、颇可玩味，其中提到发生奇事的八月九日，正是高罗佩先生本人的生辰。第九回中，狄公远赴武义与金华拜会同僚的两段经历，写得一简一繁、各具其妙，尤其是风流放诞的金华骆县令，甫一出场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高罗佩先生善于运用白描手法，只用对话和动作来表现人物性格，以形写神，文字简练朴素，突出个性特征，独具匠心，颇多妙笔，也是译者尤为用心用力的章节。第十五回和十六回中，有狄公拜访林帆与林帆到县衙回访的两段叙述，二人互相小心试探，出言含蓄有礼，却又暗藏机锋，读来别有滋味。第二十四回中，狄公审案结束后，场景忽而从蒲阳移到京师长安，通过几个当朝重臣的议论叙说，曲折而隐晦地透露出朝廷上下的复杂情势，手法新颖别致，并且在其他作品里未再运用过。第二十五回中法场行刑的残酷场面，着墨不多却惊心动魄，以声写静，通过类似“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反衬，渲染出肃杀悲凉的气氛，结尾更是深沉有力、余韵悠长，为全书做了完美的收束。凡此种种，足见高罗佩先生在写作上的卓越才能与雄厚功力。
《铜钟案》虽是高罗佩先生创作的第一部小说，然而在情节构思安排、行文表述与故事进展节奏的把握上，却自始便显示出相当成熟的风格特色，令人赞叹敬服，并且这些长处在后来的作品中也始终保留，使得整个系列小说的每一部都保持着较高的水准。在本书中，不但主要人物狄公及其四名亲随悉数出场，个个生动鲜活，而且某些在其他书中将会再度出现的人物也初次亮相，比如丐帮军师盛八与金华骆县令，可见作者自始便有着极其明确的人物设定，对各人的性格特征、命运遭际早早便有通盘考虑，从后来的作品中，足证确实达到了预定的文学效果。
2018年9月
本书中提到的金华与武义，皆在如今的浙江省，而且金华附近又有浦江县，在唐朝天宝年间曾名为浦阳。然而高罗佩先生在前言中说狄公任职在江苏，地名乃是虚构，故此根据书中地图上所注的汉字，用“蒲阳”一名。
(1) ［荷兰］C.D.巴克曼，［荷兰］H.德弗里斯著，施辉业译：《大汉学家高罗佩传》，海南出版社，2011年，第81页。
关于本书后记中提到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华人会党，在此顺便说明一下，高罗佩先生童年时曾在印度尼西亚生活过八年，从此对东方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早在读大学的时候，他与荷兰的（荷属东印度）华人社群便有着广泛的联系。(7)
(2) 1950年2月28日，高罗佩先生做了胆囊和盲肠切除手术。
张丞相知润州。有妇人，夫出数日不归，忽闻菜园井中有死人，即往哭之，曰：吾夫也。以闻于官。升命吏属集邻里就验是其夫否，皆言井深不可辨。升曰：众不可辨，而妇人独知其为夫，何耶？收付所司讯问，乃奸人杀之，而妇人与闻其谋也。
(3) 《大汉学家高罗佩传》，第155、156页。
本书第二十二回中，狄公召见梁老夫人，道是发现了一具尸骨，梁老夫人张口便说死者定是梁科发，并主动道出左臂曾经骨折一事，这种力证其死的做法，实在有悖常情、颇可思量。译者在《棠阴比事》中曾读到《张升窥井》一则，其中人物的心理或有相类之处。原文如下：
(4) 《大汉学家高罗佩传》，第31页。
关于第八回中提到的“尤物”一词，在此稍加说明。文中《春秋》的英译名为Annuals of Spring and Autumn，应是无误，然而“尤物”的英文为that fey creature，虽然其出处确为“春秋三传”之一的《春秋左氏传》，但是否能作此解，译者当初曾颇为惴惴，后来在高罗佩先生的《中国古代房内考》一书中看到引用《左传》中的一段话，英文为“Woman is a sinister creature，capable of perverting man's heart”(6)，推测应是“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近日又在高罗佩先生的另一部著作《书画鉴赏汇编》中看到一段注解，由于此书尚无中译本，现自译如下：“‘尤物’通常用来特指女人，出自《左传》中的著名片段：‘昭公二十八年初，叔向欲取申公巫臣氏。其母……曰：女何以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此处不但有英文译释，还附有中文原文，其中“夫有尤物，足以移人”一句对应的英文是“Those strange beings are capable of changing the heart of men”。以上三种英译，虽然用词有所不同，然而从其涵义判断，基本可以断定应是“尤物”。
(5) 《大汉学家高罗佩传》，第50页。
1935年，高罗佩先生来到东京，在荷兰驻日本使馆工作，其上司荷兰公使帕布斯特（Pabst）将军虽然能干，但是生性严厉、脾气暴躁。高罗佩先生在自传稿里写道，二人初见时，“他凶狠地向我叫喊，虽然我的确是个东方文学博士，但我对日本政治或经济一窍不通，所以就安排我整理公使馆的账簿，只有这样我才会成为有用的人。万一账目有缺口，就要从我的工资中扣”。(4)这一幕与本书第三回中狄公首次升堂理事的情形似乎不无相似之处。另外，高罗佩与帕布斯特虽然素不相能，作为使馆人员，二人却住在同一个院子里。高罗佩曾请来一个日本法师“净化”，即给家中驱鬼，因为他认为以前的居住者中有些人死于暴力，“我希望帕布斯特家开窗户，魔鬼就能够进入他家”。(5)这一细节亦可从本书的楔子中找到类似内容。
(6) ［荷兰］高罗佩著，李零、郭晓惠、李晓晨、张进京译：《中国古代房内考》，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0页。
本书中的半月街奸杀案，取材于明代公案小说《龙图公案》之第一则《阿弥陀佛讲和》，原作中人名为萧辅汉、萧淑玉、许献忠，因此译者亦参照或沿用。《说文解字》中有“淑，清湛也”，可见作者选定的英文名Pure Jade正是“淑玉”的意译。高罗佩先生在另一部著作《书画鉴赏汇编》中，曾详细介绍过书画装裱技术与部件名称，提及天杆在韩语中被称为“半月”（panwol），猜测或为半月街之由来。
(7) 《大汉学家高罗佩传》，第147页。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7月，荷兰公使馆成员撤离东京。高罗佩先生在临行时，随手拿了几本中文书籍作为读物，其中便有十八世纪出版的中国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正是此书导引了后来狄公案系列侦探小说的创作。(1)关于《铜钟案》的创作过程，高罗佩先生在自传稿中写道：“（1949年）当我发现书市上有大量的日本年轻作家写的关于芝加哥和纽约的三等侦探小说时，我决定发表我的《狄公案》英译本，以向那些作家展示古代中国侦探小说中有非常多的好题材。我自己出钱出版了那本书，结果它非常畅销，在六个月内已经把成本捞回来了，而且还赚到了可观的利润。中国和日本的作家们很喜欢看那本书，但并不觉得自己必须写那样的小说。他们坦诚地说，对他们来说，那个主题缺乏‘异国情趣’。因此我决定作为一种试验来继续写那种小说，于是我接着写了《铜钟案》。……我是在军队医院做了很大的手术后写《铜钟案》的一部分(2)，在描述严刑拷打的情景时，我觉得深有同感，写得比较逼真，因为在手术后的那个阶段里我的伤口非常痛！当我把文稿拿给一个日本出版商时，他说他喜欢这类作品，但不能出版它，因为它对佛教徒有消极的描述，而佛教当时在日本社会仍然很受欢迎。”此书于1950年3月16日完成。(3)直到1958年，本书的荷文版由荷兰范胡维出版社（W. van Hoeve Ltd.）出版，书名为Klokken van Kao-yang，似为《高阳钟》；英文版由英国迈克尔·约瑟夫出版社（Michael Joseph Ltd.）出版，书名为The Chinese Bell Murd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