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洛韦指着审讯室对面的一扇门说：“你还在等什么？”他的脸上仍然挂着友好的笑容，而布莱泽根本没有注意到那里还有一扇门。
布莱泽问是否准许他去趟厕所。
布莱泽出来后，桌子上多了一罐冰水和一只空杯子。布莱泽望着霍洛韦，霍洛韦点点头。布莱泽一连喝了三杯，坐下来时感到额头中央像是插了一把冰镐。
霍洛韦让其他人都出去。
“感觉好点了？”霍洛韦问。
布莱泽结结巴巴地说，是的，他是想聊聊。如果有人真的想听的话，而且对他稍微客气一点的话，他愿意聊聊。
布莱泽点点头。
霍洛韦先生坐到审讯室中央的桌子上，半个屁股在桌上，半个屁股悬在空中，一条腿来回晃荡着，脚上那只漂亮的黑皮鞋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他冲布莱泽友好地一笑，开口说道：“孩子，想聊聊吗？”
“是啊，回答问题容易让人口干。要烟吗？”
负责审讯布莱泽的人曾经当过地方助理检察官，名叫霍洛韦。他一直等到其他人至少已经审讯了布莱泽一个半小时后才走进去。布莱泽的袖子卷着，衬衣下摆被扯到了外面。他浑身大汗淋漓，急着要上厕所拉屎。他仿佛又回到了鲍伊家的狗窝里，牧羊犬从四面八方向他扑来。霍洛韦仪表堂堂，一身整洁漂亮的条纹蓝西装，脚上是黑皮鞋，皮鞋头上有数不清的小细孔。布莱泽永远忘不了霍洛韦先生鞋头上的那些细孔。
“我不抽烟。”
可孤独还不是最糟糕的。他很健忘，可他人生中那些最糟糕的经历却偏偏怎么也忘不了，也让人总是受不了。他们把你带进一间白色小房间，在你身旁围成一圈，然后开始问你问题。你还没有来得及想明白第一个问题的意思——那问题问的是什么——他们就开始问起第二个问题，然后是下一个问题，再下一个问题。那些问题左一个，右一个，前一个，后一个，弄得你仿佛被蜘蛛网缠住了一样。最后，为了让他们闭嘴，他们要你承认什么，你都会承认。再接下来，他们给你拿来一份文件，让你在上面签字，而你就签了。
“真是个好孩子，抽烟总会给你带来麻烦，”霍洛韦说着给自己点了一支烟，“孩子，伙伴们怎么称呼你？他们叫你什么？”
更加糟糕的是孤独感。布莱泽在小小的囚室里不停地踱来踱去（每一个来回十二步），而时间过得非常缓慢，到后来几乎像完全停了下来。当囚室的牢门终于打开时，他回到了其他男孩的世界中——可以自由地在操场上走动，或者给驶入卸货场的卡车卸货——他长舒了一口气，心中充满了感激。他拥抱着第二次将他从囚室里放出来的狱警，结果他的档案中多了一条记录：有同性恋倾向。
“布莱泽。”
对布莱泽而言，管教所给他留下的印象并不像有些人那样坏，但仍然很糟糕，至少他永远不想再回到那里。他身材高大，所以管教所里殴打和鸡奸之类的事落不到他的头上，而他也远离所有那些恶棍当头的地下团伙。可是长时间被关在一间小囚室里，而且是铁窗后的小囚室，那滋味很不好受。非常不好受。前六个月里，他有两次“骚动”，吼叫着要出去，并且使劲捶打牢门。第一次，狱警赶紧跑了过来，而且一来就是四名，但后来又叫来了四名，最后又叫来了六个人才制服他。第二次，他们干脆给他打了一针，让他昏迷了整整十六个小时。
“好的，布莱泽，我叫弗兰克·霍洛韦。”他伸出手，布莱泽高兴地用力一握，痛得他皱眉蹙眼，牙齿咬紧了香烟头。“你给我说说究竟干了什么，怎么会进这儿来了？”
法官点点头，判了他两年有期徒刑，地点是南波特兰管教所。
布莱泽开始讲述自己的经历，从“牢头”来到赫顿之家以及布莱泽在算术课上遇到难题讲起。
“有，”布莱泽说，“可我不知道怎么说。”
霍洛韦举手打断了他：“布莱泽，你介意我叫一个速记员进来吗？就是个秘书，免得到时候要你再说一遍。”
法官问布莱泽还有没有什么话要说。
布莱泽不介意。
法庭指定替布莱泽辩护的那位愣头青律师言辞激烈却又含含糊糊地进行了总结陈述，然后停止了辩论。法官一只手托着下巴，眼睛望着窗外。公诉人站了起来，说布莱泽是个小恶棍，说缅因州有责任“迅速而有力地掐灭他的犯罪欲望”。布莱泽不懂那是什么意思，但他知道那准不是好事。
最后，其他人又全都走了进来。布莱泽这时注意到霍洛韦的眼睛里已经没有了刚才那种友好的神情。他从桌上滑下来，轻轻拍了两下屁股，说：“把这打印出来，让那傻瓜签字。”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公诉人站起来，走到布莱泽面前。他问布莱泽有多高，布莱泽说两米或者两米多一点。公诉人问他体重有多少，布莱泽说他不知道确切有多重，不会超过一百五十公斤。这句话逗得现场采访的记者们哄堂大笑。布莱泽茫然地望着他们，然后也笑了笑，想让他们知道自己也有幽默感。公诉人说自己已经问完了，然后坐了下来。
入狱不到两年他就出来了——由于表现良好，他被减刑了四个月。他们给了他两条监狱里穿的牛仔裤，一件劳动布囚服，一个装东西用的旅行包。他还拿到了自己在狱中攒下的钱：四十三美元八十四美分。
愣头青听到最后这句话后坐了下来，眼睛里充满了绝望。
这时正好是十月，空气中弥漫着秋风吹来的阵阵花香。门卫的一只手像挡风玻璃上的雨刮器一样来回摆动着，叮嘱布莱泽要好好做人。布莱泽低着头，默默走了出去。听到沉重的绿色大门在他身后哐的一声关上时，他打了个寒战。
法庭为布莱泽指定的那个愣头青将他叫到证人席上，问他为什么要殴打赫顿之家的院长。布莱泽开始结结巴巴地讲述。他的一位好友死了。他认为考斯劳负有责任。约翰不应该被派出去摘南瓜，尤其是在他得了感冒的时候。约翰的心脏不好。这不公平，考斯劳先生知道这不公平。他这是活该。
他沿着人行道一路向前走去，直到人行道到了尽头，镇子消失在了远方。他打量着周围的一切。汽车一辆辆疾驰而过，新的款式显得有些怪异。有辆车放慢了速度，他以为车上的人会让他搭便车，可他突然听到有人在喊“嗨，劳改犯！”随即便看到那辆车扬长而去。
公诉人问他身高多少，考斯劳说他身高一米六八。公诉人问他体重多少，考斯劳说他体重七十二公斤。公诉人问考斯劳是否做过任何激怒、嘲弄或者不公正地惩罚被告——也就是小克莱顿·布莱斯德尔——的事。考斯劳说他没有。公诉人于是让布莱泽的辩护律师盘问证人。布莱泽的辩护律师是一个刚从法学院毕业的愣头青，他言辞激烈，问的问题却不着边际。考斯劳平静地回答了所有问题，而他身上的石膏、拐杖、头上的绷带继续在为他充当着证人。愣头青说他已经问完后，公诉人方宣布停止对原告的询问。
最后，他在一堵石块垒成的围墙上坐了下来，围墙里面是一块小墓地。他向公路尽头望去，意识到自己终于自由了，再也不会有人管他；可他无法管好自己，而且也没有朋友。他虽然摆脱了单独禁闭，可他没有工作。他甚至都不知道如何将他们给他的那张硬纸片变成现钱。
坎伯兰县地区法院的审理过程非常简短。马丁·考斯劳出庭作证时一只胳膊吊在挂带上，头上缠着厚厚的白色绷带，绷带还耷拉下来遮住一只眼睛。他拄着拐杖走到了证人席上。
尽管如此，一种奇妙宽慰的感激之情还是慢慢袭上了他的心头。他闭上眼睛，将脸转向太阳，让红色的阳光洒满他的头。他闻到了青草的芬芳，闻到了修路工最近修补路坑时所用的沥青的气味。他闻到了汽车尾气，那些开车的人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他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
他偷了一辆车，向缅因州与新罕布什尔州的边境逃去，心中想着自己可能不到四个小时就会被抓住，结果仅仅两个小时他就被抓住了。他总是不记得自己的块头有多大，但马丁·考斯劳却永远忘不掉。缅因州警察没用多长时间就抓住了这个身高两米、额头上有个凹坑的男性白人青年。
他当天晚上睡在一个马棚里，第二天找到了活干，拔土豆，每筐十美分。那年冬天，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一家羊毛厂找到了一份工作，但绝对没有加入任何工会。春天到来时，他坐大巴去了波士顿，在布里格姆城女子医院的洗衣房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在那里干了六个月后，见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南波特兰管教所的比利·圣皮埃尔。他们一起出了医院，相互买啤酒请对方。比利告诉布莱泽，他和一个朋友正准备抢劫南区一家卖酒的商店。那地方很容易得手。他说他们还可以加一个人进来。
“让你尝尝，你这狗娘养的。”布莱泽说着挥拳把他打昏了过去。
布莱泽立刻就答应了。他分到了十七美元，然后继续在洗衣房干活。四个月后，他和比利以及比利的姐夫多姆在丹弗斯抢劫了一家加油站兼食品杂货店。又过了一个月，布莱泽和比利，外加另一个南波特兰校友卡尔文·苏克斯，抢劫了一家信贷机构，后面还有一个彩票站。他们总共到手一千多美元。
下午五点，到了孩子们自由活动的时候。他们大多数都去了操场，一是消磨时光，二是为晚餐增加一点食欲。布莱泽去了马丁·考斯劳的办公室。“牢头”正坐在办公桌后。他换了拖鞋，坐在椅子上一前一后地摇晃着，看着当天的《晚间快报》。他抬起头来问：“什么事？”
“现在正是我们发财的时候，”三个人在达克斯伯里的一家汽车旅店里分赃时比利说道，“这才刚刚开始。”
葬礼结束后，其他孩子大多不去惹布莱泽。没有人问他床倒在地上是怎么回事，但“大脚趾”做了一件非常滑稽的事：他抓起布莱泽的一只手，亲吻了一下。那的确很滑稽。布莱泽后来琢磨了很多年，当然不是时时刻刻去琢磨，但经常会想起那一幕。
布莱泽点点头，但他继续在医院的洗衣房干着。
这是十一月初，午后的天空没有一片云朵，冷漠的阳光洒满了长长的卧室。阳光透过方形窗户照射进来，窗棂在约翰的小床上投下一个个十字架。过了一会儿，布莱泽站起来，扯掉他朋友曾经睡过的地方的毯子。他把枕头扔到寝室尽头，然后扯下床单，将床垫推到地上。这还不够。他掀翻了小床，愚蠢的床腿翘在空中。这还不够，于是他开始用力踢着翘在空中的床腿，结果只是踢痛了自己的脚。然后，他躺在自己的床上，双手捂着眼睛，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这种生活持续了一段时间。布莱泽在波士顿并没有真正的朋友，只认识比利·圣皮埃尔和比利的小圈子。这个小圈子的人员不固定，都是些成不了大气候的小角色。布莱泽下班后就会去一家名叫莫奇的糖果店，和他们鬼混在一起。他们玩弹球，玩女孩。布莱泽没有女朋友，无论是长久的还是临时的都没有。他非常羞涩，而且对比利所说的他那“破脑袋”非常敏感。有时得手后，他会去找妓女。
约翰的床铺既让布莱泽感到害怕，又让他神魂颠倒。一直塞在床头和墙壁之间的那罐“谢德”牌花生酱不见了踪影；他已经察看过了。“乐事”牌饼干也不见了。（熄灯后，约翰常常会说：“无论是什么东西，只要抹在乐事饼干上，味道总是那么好。”而布莱泽每次听到后都会捧腹大笑。）床铺已经严格按照军队里的做法铺好，洁白的床单铺得紧绷绷的。约翰熄灯后对手淫情有独钟，无数个夜晚，布莱泽躺在自己的床上，抬头望着漆黑的四周，聆听着约翰玩弄自己那玩意儿时床垫的弹簧发出的轻微的吱嘎声。约翰的床单上总有一些硬硬的黄色斑点。天哪，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孩子的床单上都有那些硬硬的斑点。他自己的床单上也有，现在就有，就在他坐在自己的床上望着约翰的床铺的时候，他自己的床单上也有。他慢慢意识到，如果他死了，他床上的一切也会被扔掉，他那布满黄斑的床单也会像现在约翰的床一样，换上新的床单——干净洁白的新床单，上面没有任何污点可以表明曾经有人在上面躺过，在上面做过美梦，在上面充满活力地“喷射”过。布莱泽无声地哭了起来。
布莱泽遇到比利大约一年后，有位说话节奏很快的业余音乐家让布莱泽体验了一下海洛因——而且是皮下注射海洛因。也许是天生对毒品过敏，布莱泽难受得简直是死去活来。他从此再也没有试过毒品。有时候，仅仅是为了和大家打成一片，他会抽几口大麻或者掺了大麻的香烟，可他从来不尝试更厉害的毒品。
约翰在赫顿之家的床铺被彻底清理后重新铺上了新的床单。布莱泽整整一下午都坐在自己的床上，望着约翰的床铺。长长的卧室——他们将其称作“棒槌”——空空荡荡，其他孩子都去参加约翰的葬礼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参加葬礼，所以有些兴奋。
尝试过海洛因后不久，比利和卡尔文（他最引以为豪的财富就是身上的一处文身“生活真无聊，然后你就死去”）在试图抢劫一家超市时被抓。不过，还有其他人愿意带上布莱泽去干他们的勾当，甚至巴不得能带上他。有人给他起了绰号——“怪物”，这个绰号固定了下来。即使戴上面具来掩饰自己变形的额头，他那巨大的块头还是会让任何职员和店主考虑再三，想想是否该伸手去拿藏在柜台下的武器。
“大脚趾”所说的“痛快的蓝莓夏季”过后大约十四个月，约翰·切尔兹曼被派往“胜利花园”北端去摘南瓜。他得了感冒，病情加重后死了。一切发生得就这么快。他在万圣节的前一天被送进了波特兰市立医院，而其他孩子当时不是在上课就是“在校外”。他孤孤单单地死在了市立医院专门收留穷人的病房里。
在比利被捕后的两年里，布莱泽有五六次差一点落网，有时真可谓危在旦夕。有一次，他和两兄弟在萨戈斯抢劫了一家服装店。他下了两兄弟的车，还向他们道了声谢，可汽车刚拐过街角，那两兄弟就被警察抓住了。他们巴不得把布莱泽供出来，以此来获得减刑，可他们只知道布莱泽叫“大怪物”，结果警察误认为团伙的第三个人是个黑人。
赫顿之家的主楼后面有一大块空地，里面长着各种植物，孤儿院的孩子们将它称作“胜利花园”。考斯劳之前的女院长任由那块地闲着，说自己对种植花木蔬菜一窍不通，可是“牢头”考斯劳却看出“胜利花园”至少有两个潜在的长处：第一，让孩子们自己种蔬菜可以大大地节省赫顿之家的伙食开支；第二，可以让孩子们熟悉对他们有益的重活，而这正是这世界的基础。“体力活和数学是建造金字塔的关键。”他总是将这句话挂在嘴边上。于是孩子们春天播种，夏天除草（除非他们在附近某个农场“外出干活”），秋天收获。
六月，洗衣房裁掉了布莱泽。他干脆不再去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而是整天胡混，直到他遇见乔治·拉克利。遇见乔治后，他的未来就注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