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放在现在，沙俄政府会被看做次级借贷人。但是今天仍然有许多资深的信用评级机构犯着和以前同样的错误。法古森也提出，许多次级借贷人都是少数族裔，那是否次级借贷人就是黑人的委婉称呼？
法古森指出，房产“只有对于借给你钱的人来说，才是一项保障……而借钱的人唯一的保障是投资收益。”此话并不完全正确。贷款方的安全同样依赖于借贷人的收益，因为尽管土地“跑不掉”，但也可能失去其原先的价值，或者可能要让贷款方花很大的成本获得房产所有权，甚至无法获得。法古森应该讲一下法国里昂信贷银行的失误。法国里昂信贷银行的错误就在于将国家信誉建立在债务与房产的比率，而不是建立在债务与收益的比率之上。这样沙皇俄国就得到了最高的信用评级，因为尽管它的金融体系一片混乱，但是政府拥有最多的房产。基于这个评级，法国投资者疯狂抢购沙俄的债券。结果他们赔得精光，不是因为房产消失了，而是革命爆发，沙俄政府消失了。里昂信贷银行没有考虑“政治风险”。
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都敦促银行放宽政策，鼓励人们贷款购房——比如说，贷款人无需提交所有的文件。而在过去十年内，买房的人的确大大增加了。这个泡沫在2007年终于破灭，当时美国联邦储备基金利率从1%调整到5.4%，银行提供给次级贷款人的诱人利率时代结束了。还款数目大大增加，许多人已经无法偿付了。
接下来，土地和楼房——或者现代语汇里的“房地产”——在金融（或经济）系统的发展中非常关键，因为“土地是跑不掉的，”很容易用来作为抵押和担保。抵押房产成为房主维持奢侈生活方式的方式，在一些理智的时代，也是房主募集资金进行投资的方式。20世纪房产所有权的扩张，使得抵押债务大量增加，同时也刺激了债务向保险的转化。
从这种种充满失控和欺诈的金融故事里，法古森得出一个清醒的结论：房地产所有权并非人们常说的“神奇子弹”。这是法古森对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7]理论做出批判的基点，后者认为，拉丁美洲的繁荣富裕之路，正在于保障土地私有权。“总之，那是土地房产和资本收益带来的非理性繁荣。”
四
法古森在最后一章“从帝国到中美国”令人信服地提出，正是中国人大量的储蓄投入美国国债，才使得格林斯潘能够维持那么久的低利率。在结尾处，法古森写道：
智利的改革鼓励工人退出来自税收的国家养老金系统，建立私人退休金账户，账户由政府许可的但互相竞争的养老基金管理，金额从工资中强制扣除。尽管大部分西方国家依然执着于单一保险人制度，但智利模式已被拉丁美洲的国家及其他新兴市场广泛借鉴。虽然这种模式也有法古森所说的“黑暗面”——“抛下了一大批完全得不到养老金的人”——他还是明确赞同智利的改革，他还曾于第一时间奔赴圣地亚哥去搜集的第一手资料。看看奥巴马政府所承诺的健康卫生法例，是追随欧洲模式——即保罗·克鲁格曼提出的通过税收实施国家医疗制度——还是智利/新加坡的强制储蓄养老保险模式，会很有意思。
“中美国——中国加上美国——看起来是天作之合。东部储蓄，西部消费。廉价的中国进口商品降低了美国通货膨胀的危险。中国的储蓄降低了美国的利率。中国的劳工降低了美国的人力成本。因此，借贷才会如此容易，公司盈利也会如此丰厚。多亏中美国，全球真实利率在过去十五年里比平均水平下降了三分之一还要多；多亏中美国，美国公司在2006年的利润上涨幅度高于人均GDP的上涨幅度……
法古森的第三个例子来自智利。他曾说过智利是政府的社会保险回归到私人保险——尽管是强制性的——的国家。保守派不愿接受一个依赖税收的福利政府，他们认为，这样会使人们不愿储蓄，还剥夺了个人创造的利润。从1979年到1981年，深受弥尔顿·弗里德曼[5]和“芝加哥男孩”[6]影响的智利劳工部长皮涅拉，将智利繁重的养老金制度私营化。用皮涅拉的说法：“开始那个普遍的保险系统，只是变成了税收系统，今天缴的税今天花，而不是累积一笔基金以备未来之用。”
“中国借给美国越多，美国就越想借。换句话说，中美国是这一波借贷狂潮的根本原因。这也是对冲基金行业异常火爆的根本原因。同样，这也是2006年美国抵押信贷市场现金充溢的根本原因。”
自19世纪末以来，政府日益承担了“保险”职能，通过税收体系向全社会人口提供社会保险与健康保险。这是因为私人保险公司未能覆盖所有人，相当多的人口未上保险、也不可能上保险。法古森出乎意料但又合乎情理地引用了日本、而不是德国或者英国作为例子，来阐明政府实际上是将风险国家化了——按法古森反复提到的理论，这说明了金融系统的发展，实际上都在为国家的军事需求服务。从这个观点来看，社会福利不过是军事牺牲的一点回报，而这一点在日本尤其明显。
五
随着生活条件变得宽松，人们需要用更充分的保障去抵挡风险，因而保险与养老基金“将上升成为全球最大投资者之一——也就是今天垄断着全球金融市场的所谓机构投资者”。
在历史长河中，金钱的败绩与其成功相比，显得微不足道，那只是金融创新之路上的一些插曲。然而这些插曲对于经历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却是毁灭性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8]曾经有一句著名的评论，可以适用于法古森的讲述：
金钱发展的下一步，就是由保险市场来抵抗风险。法古森用了三个章节来讲这一点。保险的诞生有赖于18世纪法国的数学家，正是他们铺下了概率论的基石。这是指，假若我们能从过去的信息中得知某事发生的相对频率，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预测并且应对即将发生的风险。这一创见是在1743年，由苏格兰“寡妇基金会”的两位创始牧师提出。他们计算得出一个结果：用来创建该基金会的保险金，投资之后，足够保障受益人在她们丈夫死后的生活。
“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如果在暴风雨时节，经济学家只能告诉我们只要暴风雨过去，海洋就会再次平静下来，那他们的任务也太简单了。”
如法古森所说，波动是金融市场的固有特性，但糟糕的货币政策会使其雪上加霜。中央银行的创立，一部分因素正是用来阻止私人银行滥发钞票，并且扮演一个“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法古森认为1929～1933年的美国经济大萧条，是由于不得力的货币政策造成的——利率如此之低，因而促成了一个巨大的股票市场泡沫，当泡沫破灭，美国联邦储备金监察小组并没有向银行系统提供充足的流动资金。可是这种“货币政策本身就足以保持经济相对稳定”的观点，在今天严酷的现实面前已经不能成立了。
法古森当然看到了风暴，而且为此写作了精彩的篇章，但是他毫不怀疑，这样的旅程自有其价值。他笔下的“崛起”，更多的是指里根-撒切尔时代的必胜信念，而不是今天流行的对于市场表现的理性分析。同时，他也省去了金融戏剧中的重要部分——一方面是金融创新，另一方面是政府试图保护民众免受金融贪欲之害，二者之间一直在进行不懈的争斗。
这是一个很好的类比，但我得说，他缺少进一步的解释。
有趣的是，直到“后记”——以“金钱的衰落”为标题——法古森才认真谈到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他所赞颂的“金钱的崛起”，和金融的极端不稳定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此，他简单地提及了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9]（还有凯恩斯）对于“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区分。风险指的是各种可能的后果都是确定的，但是不确定性则是无法度量和预测的可能性，比如战争。他也认为凯恩斯这个思路是对的，即投资者为了掩饰他们对未来的无知，会求助于惯例——最主要的惯例就是随大流。
为什么股票市场如此轻浮短暂？法古森相信，这是因为股票市场相当于人类心理的镜子。就像灵长类哺乳动物里的“智人”，股票市场也会有低迷的时候，甚至会完全崩溃。但是希望——或者说是遗忘？——似乎永远能够打败那些失败的经验。
但是他没能继续这些重要的见解。在我看来，“不确定性”和“风险”之间的分别不仅对于正确理解当前的危机非常重要，而且是理解整个金融历史中“过山车般的起落，泡沫与爆破，疯狂与恐慌，震惊与粉碎”的基本点。问题是，不论如何摊开来分析风险，未来都不可能被解析为可以测量的风险。这种幻觉会蒙蔽投资者，使他们看不到一种永远存在的可能：世界有可能突然改变，把他们所有的计算归零。信贷高峰建立在房价始终上涨的信念之上，假如房价开始下跌，气球就戳破了。
法古森写道，股票市场的发展历史中，也曾有过巨大的泡沫和坍塌。其中部分是由不诚实的股份公司负责人引起的：比如在安然公司的肯尼斯·莱，在这之前，还有过一个值得大书一笔的约翰·罗，后者的密西西比公司在1720年的破产曾引发很大的震动。很多诈骗巨头都是富有见地的出色人才，比如自杀于1932年的“瑞典火柴国王”艾华·克瑞格，只因想要拯救失误的大项目，才转向犯罪。这些诈骗巨头一般都能瞒得过去——在短期之内——原因就在于艾伦·格林斯潘所称的，对于投资者而言的“非理性繁荣”。
法古森意识到，主流经济学是有缺陷的，但是他随即转向了“行为经济学”的死胡同，将金融演化与达尔文的物竞天择做了错误的类比。行为经济学宣称，我们的行为是非理性的，源自达尔文主义的理论认为，金融也遵循“适者生存”的定律，这样，适合环境的公司就会生存，较弱的只好去撞墙——这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创造性的毁灭过程”。因此，当金钱的崛起被描述为自然进程时，这种道德和哲学上的天真都令我吃惊。
三
我想，法古森的错误来源于对金钱功能的理解并不完整。很明显，金钱不只是交易的工具，它也是应对不确定未来的一种方法。凯恩斯问，为什么一个理性的人应该去“握有资金”而不是花掉？是的，这是因为信心不足、对未来没有把握，人们会想要延迟消费。凯恩斯写道：
长期投资需要不一样的金融结构，股份公司、有限公司的发展以及股票市场的出现就说明了这一点。在金融史上，有限责任公司是一项最伟大的创造，它允许个人将自己的资金投入某个特定公司，购买股票，与此同时，又保护这些股东，即使项目失败也不至于满盘皆输。荷兰东印度公司是第一个通过发行股票与债券的公司，在其200多年的历史中，平均算来，公司每年向其358位股东支付18%的利润。这家公司是具有特许权的垄断企业，而且有政府做后盾，这都是其优势。
“握住现金、储存财富的愿望，反映出我们对于自己的预测、对于未来都心存怀疑……可以说，那是我们深层的动机。钞票在手，可以抚慰我们的焦虑。”
18世纪英格兰在全世界的崛起，正是基于英国政府有能力以比对手更低的利率借入大笔资金；因此，19世纪人们认为，要维持国家的信用，就是要平衡好政府的预算。到了20世纪，各国的民主政府急于扩大地产的所有权，最后导致房屋抵押贷款转化成了债券，卖到了全世界。
在高度不确定的时代，即使（温和的）在贬值的货币看起来也比其他资产“安全”。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这个事实。没有能考虑金钱的这一面，是这本书一个缺失的维度。
法古森准确地指出，欧洲金融早期的成长，与其说来自商业的力量，不如说是来自国家的需求。这一论点，跟他早前的著作相似，都认为是国家政策决定了金融的发展，而不是金融发展决定了国家政策。这一点就颠覆了我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观点：金融控制政府。罗斯柴尔德最初就是宫廷放债人，创建于1694年的英格兰银行，主要是通过将政府债务转化成股票、独家发行纸币等途径，帮助政府聚敛打仗所需要的资金。
法古森最终还是个历史学家。经济学对他影响过头了。在某些时候，许多历史学家觉得历史学的地位不如更精确、更工具的学科，那么，他也能“搞”经济学这一念头大概使历史学家觉得更加胸有成竹。我能理解这种感觉，因为我自己也曾经如此。
当债券可以买卖时，债券市场就形成了。债券市场是第一个真正的现代金融市场，在18世纪的英格兰臻于完善；像罗斯柴尔德[4]这样的大银行、债券承销商，垄断着19世纪欧洲的金融市场。部分储备金体系也是很早就有的创举，1656年，瑞典的中央银行允许银行可以借出超过自身储蓄金额的款项——这建立在一个假定之上，即“银行储户不大可能会贷一大笔款”。
经济学是在数学的形式之下，提供了关于社会的独特视角。而对于数学家来说，社会是一个有缺陷的市场。它还有他缺点，比如，资源配置不够有效，市场选择的信息也不够充分。
原始的银行，或者是保险存管处，也一定早就存在。“银行”一词源于意大利语中的“banca”，意思是“条凳”，也就是中世纪的货币交换者做生意时坐着的地方。人们很快学会了把钱借贷出去，以收取利息。佛罗伦萨15世纪的美第奇家族，就是第一个著名的银行家家族。美第奇家族以买卖“债券”收取大笔利润，而债务则由资金紧缺的君主们承担。双方以借款书达成协议，规定借贷方要在一定期限内还清款项。
这种观点很有欺骗性，但也很有力量，它认为缺憾背后存在着一个完美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未来完全可以被预知，也完全可以被把握。数学家是柏拉图理想国的继承者，而受到数学驱使的金融创新者则是随从。哲学家们曾经试图设计人类乌托邦，早期经济学家也跟着效仿。凯恩斯可能是最后一个痴迷于建立乌托邦的经济学家。在他的随笔《给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1930年）中，他期待那样一个时代：经济问题都得到了解决，那是一个富足和安逸的时代，人们可以在其间培养生活的艺术。
金钱，像法古森所说的，不是一个物件，而是一种社会关系——尤其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当时间和空间开始介入物品交换——这发生于文明的开端——物物交换已经不能满足人们了。农民等待收成的时候需要借钱过活；商人等待船只抵岸的时候也需要借入钱财；最重要的是政府需要借钱打仗。金钱的三种功能——作为交换手段、衡量单位与价值储存——成为购买与支付之间的桥梁。为了克服贵重金属运输的不便，汇票或借据很早就被用做债务的证明。
然而，凯恩斯的孙辈们正在面临大萧条的轮回，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诺了新的“新政”。过去的一年内，美国政府已经投入了7.8万亿美元进行金融援助，现在它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大部分美国大公司的董事会。奥巴马承诺说，会帮助那些失去了抵押房产和工作的人们，他也发誓会限制此前的信用松弛政策。在还没有找到经济理论的基本方向的时候，这些政策也许会帮助我们保证这一点：金钱的崛起并不会导致人类的衰败。
法古森以金钱的起源开篇，并在接下去的章节中告诉读者，金钱如何在银行、债券、股权、保险市场以及各种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中自我繁殖，直到整个世界的经济成为查尔斯·莫里斯[2]所说的“倒金字塔，庞大的债务堆叠在日益狭窄的实物资产之上”。法古森反复提到，我们今天的繁荣富裕，更多是依赖金融而不是工业技术。在历史长河中，人类花了更多的精力来想法赚钱，而不是创造事物。就像吉本[3]曾尖锐地指出，如果不是金钱刺激“人性当中的力量与热情”，社会不太可能走出“大荒蛮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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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金钱的崛起：世界金融史》一书由尼埃尔·法古森著。
书里的许多内容，对于专业人士来说难免耳熟能详，可法古森有本事把无人不晓的和陌生难懂的例子混得有声有色，并以过人的技巧，把各项分散的枝节编织到一块儿。不少较为技术性的金融素材，法古森的处理也并没有删繁就简、将就初级读者之嫌。这本书可以说是高深学界融入大众路径的罕见读物。
[1] 艾伦·泰勒（Alan John Percivale Taylor，1906～1990），20世纪最著名及最具争议性的英国历史学家，1961年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至今仍引起不少争论。
《金钱的崛起》是一本好书，既表明了通过历史来理解当下事件的力量，也表现出了这一方法的弱点。叙述中充满细节，注释翔实，语言诙谐有趣，这位极富才华的历史学家没有令我们失望。法古森对金融极感兴趣，对这一领域了解良多，并将这种热忱传达给了读者。
[2] 查尔斯·R·莫里斯，美国著名的律师、银行家，2005年即预测到2008年波及全球的美国次贷危机，出版有《美国的天主教》《金钱、贪欲和风险》，并在《华尔街日报》《哈佛商业评论》《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
在这两种相对立的观点——历史毫无借鉴作用，抑或未来就是历史的倒影——之间还存在合理的第三条路：正如其他过往的经验一样，历史能够给予我们“模糊”的认知，告诉我们人性深处中还有什么可能性。可是历史知识无法令我们预测今天这场金融危机何时发生，何时结束，会波及多少国家。最重要的是，历史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们该用什么态度对待金钱？说到底，这是个道德问题。
[3]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史》。
“10年期国库债券中，国际债券市场能吸收多少？假如收益增长，政府举债的成本也会增长，局面就会随之螺旋式发展不可收拾……所以我们需要历史的视角。”
[4] 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 family），欧洲及至全世界久负盛名的金融家族，发迹于十九世纪初，创始人是梅耶·A·鲍尔（Mayer Amschel Bauer），他和他的五个儿子先后在法兰克福、巴黎、维也纳等地开设银行，建立了当时世界最大的金融王国，时至今日，世界主要黄金市场仍由该家族控制。
法古森的确有些预知能力。2006年他就提出：好时光不会长久。是历史教训使法古森心怀警惕，认为过度依赖债券市场融资是十分危险的。2008年11月13日，他接受CNN采访时，发表了这么一番谈话：
[5] 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美国经济学家，以研究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经济史、统计学及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而闻名，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历史学家艾伦·泰勒[1]说过，历史只是历史罢了。人们想要通过历史预测未来，甚至避免重犯过往的错误，这种想法根本是一种幻觉。尼埃尔·法古森的《金钱的崛起：世界金融史》，就是泰勒理论的简证。这本书原本是电视纪录片的文案，讲的是金融革命的历史。
[6] 1955～1964年，一群智利学生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学习，受教于弗德里曼，并在回智利后进入政府各部门，实践弗德里曼所倡导的自由市场观念，史称“芝加哥男孩”。
一
[7] 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秘鲁经济学家，被《时代》和《福布斯》称为世界上最具号召力的改革家之一，为全球20多个国家和政府首脑制定所有权改革计划。他组建的自由与民主学会，被《经济学人》列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智囊团”之一。
在历史长河中，金钱的败绩与其成功相比，显得微不足道，那只是金融创新之路上的一些插曲。然而这些插曲对于经历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却是毁灭性的。
[8]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创立了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思想，被喻为资本主义的“救星”、“战后繁荣之父”。
文/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翻译/张璐诗
[9] 弗兰克·奈特（Frank H·Knight，1885～1972），美国经济学家，20世纪的经济学巨擘之一，通过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区分和描述，较为完整地把信息经济学的思想呈现于现代经济学的殿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