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异匏瓜难不食，大都食足早宜休。
名为公器无多取，利是身灾合少求；
他说，人生的遭遇，成功与失败，吉凶祸福，都有它的原因，真有智慧的人，要知道它的原因，不需要烦恼，不需要忧愁。
只见火光烧润屋，不闻风浪覆虚舟。
颔联两句，引用了庄子“覆虚舟”的典故。他说，我们只看到世上富贵人家多财润饰华丽的房屋，仍会被大火烧毁，却从未见到空船在水上被风浪吞没的。装了东西的船，遇到风浪才会沉没，而且装得愈重，沉没的危险愈大。虚舟本来就是空的，纵会翻覆，亦仍浮在水面。这是说人的修养，应该无所求，无所得，愈空虚愈好。曾子说：“富润屋，德润身。”
吉凶祸福有来由，但要深知不要忧；
颈联两句更指出，人世间“名”与“利”两件事不宜贪求，以免招灾祸。可是现代青年，都在那里拓展自己的“知名度”。仔细研究起来，不管任何一种名，如果太高了，不符实际，对于此人的人生与福祉，就会产生非常大的障碍。如“誉满天下，谤亦随之”，就是这个道理。
白居易的一生，学问好，名气大，官位亦很高，留名后世，没有人能够和他比的。而他常想从政治舞台上退出来，悠游林下，不像苏东坡，曾经吃了很多苦。白居易享了一辈子福，临老还享福，就因为他学道。这从他一首读《老子》后的七律可以知道。原诗是：
说到利，最具代表性，普遍为人所求的，当然是钱，人人都想发财，钱愈多愈好。除非在生命垂危时，宁可减少自己的财富，以挽救生命使之延续。可是生命救回来了，寿命可以延长了，却又会贪财舍命，所谓“人为财死”。白居易说“利是身灾”，人的钱多了，烦恼更大，钱与烦恼，如形之与影，且大小成正比。
个人修养方面，运用黄老之道立身处世，有一个大原则，就是：“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从这里又要想起道家的另一个大原则，但这另一原则，如果讲起理论来，或者做一学术性的文字报告，那就太多了，不是这里所能尽述的，现在只好举出一个人的故事来做说明。
所以，白居易这首诗的结尾语说：“虽异匏瓜难不食，大都食足早宜休。”世界上谁不好名贪利？佛教劝人们绝对放弃名利，这是做不到的。老子就不然，他只是教人“少私寡欲”，少一点就好了。所以白居易说，名利像匏一样，实在好吃，叫人绝对不要吃是做不到的，但是吃了以后，很有可能会拉肚子的。深懂了黄老之道，那就是“大都食足早宜休”，不要吃得过分了。这就是老子之道在个人修养上的基本原则。
老庄之道的人生大原则
可出可入，能出能入
其实，并不一定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凡是对任何一样东西，立场不同，观点就两样。自己站的角度不同，看到的印象就各异。我们看中国历史，汉、唐、宋、元、明、清开基立业的鼎盛时期，都是由“三玄”之学出来用世。而且在中国历史文化上，有一个不易的法则，每当时代变乱到极点，无可救药时，出来“拨乱反正”的人物，都是道家人物。不过，他们有他们的一贯作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帮助人家打好天下，成功了，或在私人事业上帮助别人发财，当上了老板，然后自己飘然而去。如商汤时的伊尹、傅说，周朝开国时的姜太公，春秋战国时期的范蠡，汉朝开国时的张良、陈平，三国时的诸葛亮，都是道家人物。姜太公与范蠡，完全做到了“功成，名遂，身退”的“天之道”。张良则差一点，最后欲退而不能，本事不算大。至于诸葛亮，他的立身处世，完全是儒家的态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恰如其分。次如唐代的魏徵、明代的刘伯温、清朝的范文程等，还有许多不可知、不可数的道家人物。
我国自唐、宋以后，以儒、释、道三家的哲学，作为文化的主流。在这三家中，佛家是偏重于出世的，虽然佛家的大乘道也主张入世、普救众生，但出家学道、修道的人，本身还是偏重于出世。而且佛家的学问，从心理入手，然后进入形而上道。儒家的学问，又以孔孟之学为其归趋，则是偏重于入世的，像《大学》《中庸》。亦有一部分儒家思想，从伦理入手，然后进入形而上道，但到底是偏重入世。道家的学问，老庄之道就更妙了，可以出世，亦可以入世，或出或入，都任其所欲。像一个人，跨了门槛站在那里，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让人去猜他将入或将出，而别人也永远没有办法去猜透。
提到我们的历史文化，所谓魏晋南北朝这一阶段，正是《易经》《老子》《庄子》“三玄”之学最流行的时代。但是，这个时代的历史背景，是一个变动不安、非常混乱，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最衰败的两百多年。可是在哲学思想方面，由于知识分子的高谈阔论，也提升到极点。于是有人说，“三玄”之学，是衰乱之书，因为每到一个衰乱的时代，“三玄”之学就会特别受人欢迎。这是因为在动乱不安中，人们的精神失去寄托，便希望从这方面找到一条出路。
了解这些精神以后，欲懂得老庄的运用之道，在“用”上发挥老庄的哲学，那必须先读庄子的《天下篇》和《让王篇》。且举历史上一个人物的行径来说明，也许比理论上的阐述，让大家体会得更深切。
拨乱反正
清代的中兴名臣曾国藩，大家都知道，他是近代史上一位大政治家，不必多介绍他的身世功业了。后世的人，说他建功立业，一共有十三套本领，但是其中有十一套大的谋略之学，都未曾流传下来，只留了两套本领给后世的人。其中一套，是著了一部《冰鉴》，把相人之术传给后世的人。自他以后，有许多政治的、军事的乃至经济等方面的领导人，运用他这部《冰鉴》所述的相人术选才用人，的确收到了一些效果。
但是，道家的流弊也很大，画符念咒、吞刀吐火之术，都变成了道家的文化，更有阴阳、风水、看相、算命、医药、武功等，几乎无一不包括在内，都属于道家的学术。所以虽是“综罗百代，广博精微”，也因之产生了流弊。
另一套本领，就是他的日记和家书。但是，曾国藩的日记和家书，不外乎告诉家人，怎样弄好鸡窝，怎样整理菜园，表示很快要回家种田，等等。这些琐碎小事，老农老圃也懂，算得什么大本领，值得留传给后人？
清代乾隆年间，主编《四库全书》的著名学者纪晓岚曾经说过：“世间的道理与事情，都在古人的书中说尽，现在如再著述，仍超不过古人的范围，又何必再多著述。”所以纪晓岚一生之中，从不著书，只是编书——整理前人的典籍，将中国文化做系统的分类，以便于后来的学者们学习，他自己的著作只有《阅微草堂笔记》一册而已。就因为他倚此一态度而为学，自然地读书非常多，了解得亦较他人深刻而正确。他对道家的学术，就下了八个字的评语：“综罗百代，广博精微。”意思是说，道家的文化思想，包括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整个文化。“广博”是包罗众多；“精微”是精细到极点，微妙到不可思议的境界。
这只是一种皮毛的肤浅看法而已。如果进一步去分析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当时所建的功业，所处的环境，时代的政治背景，历史的轨迹，就可以了解到曾国藩絮絮于这些琐碎细事，实际上正深厚地运用了老庄之道。
现代人对道家的观念，是汉、唐以后的人所持的观念。在秦、汉以前，现在所谓的“道家”与孔孟之学的所谓“儒家”，原本没有分开的，统统是一个“道”字。而这一个“道”字，代表了中国的宗教观，也代表了中国的哲学——包括人生哲学、政治哲学、军事哲学、经济哲学，乃至一切种种哲学，都含在此一“道”字中。
曾国藩兄弟，经过了九年的艰苦战争，终于将曾经占领了半壁江山、摇撼京师、几乎取得政权的太平天国打垮了。他们所建立的“功绩”是清朝入关以来，前所未有的，到达了“功高震主”的程度。
这不止是指《庄子》的内七篇而已，事实上，几千年来，历代所偷偷运用庄子的学术，都取《外篇》和《杂篇》中的精华。因此，真正把五千年来中国文化，发挥得光辉灿烂的，亦就是道家的老庄之学，尤其是《庄子》的《外篇》与《杂篇》部分最多。
“功高震主”的情况，可能有许多人体会不到，试以创办一家公司为比喻。一位公司老板，找到了一位很能干的干部，由于这位干部精明能干，而且很努力，于是，因其良好的功劳业绩，由一名小小的业务员，逐步上升，而股长，而主任，而经理，一直升到总经理。到了这个阶段，公司的一切业务，许多事情，他比老板还更了解、更熟练，同下面的人缘又好极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老板的就会担起心来。这就“功高震主”了，地位就危险了。
最能代表道家思想的是老子，他所著《老子》（到了唐玄宗时代，又尊称它为《道德经》）一书。最能代表道家思想，最有系统，有最具体的叙述。而阐扬、诠解老子最清楚正确的，发扬道家思想最透彻的，则是庄子。庄周所著《庄子》一书，唐玄宗时代又尊称它为《南华经》。其中所论辩的道理，在政治、军事、教育、经济等各方面，都可致用。它对历史人物的建功立业乃至对个人修养——修道、养气，以及立身、处世等，都有大用处。
在政治上，一个功高震主的大臣，危险与荣誉是成正比的，获得的荣耀勋奖愈多，危险也愈大。不但随时有失去权势财富的可能，甚至生命也往往旦夕不保。
讲到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前后，便包括诸子百家所有的学术思想，由战国末期到秦、汉之间，作为代表而足以影响上下社会各阶层的，应该算是儒、道、墨三家，到隋、唐以后，便以儒、佛、道为代表。这个观念，我要再三反复说明的理由，就是希望讲中国文化，不要偏废，更不要弄错方向。
清朝以特务手段驾驭大臣和各级官吏，慈禧太后以一女人而专政，就用得更多、更厉害。所以曾国藩的日记与家书，写这些个鸡栏、菜圃小事，与其说是给家人子弟看，不如说是给慈禧太后看，期在无形中消除“老板”的疑心，表示自己不过是一个求田问舍的乡巴佬，以保全首领而已。
综罗百代 广博精微
在近代史上，明朝平宸濠之乱的王阳明、清朝打败太平天国的曾国藩，都精通老庄之学，擅用老庄之学。但都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作风，如果硬把他们打入儒家，认为他们只知道在那里讲讲理学，打打坐而已。这种看法，不是欺人便是自欺，否则，便真的要“悔读南华庄子文”了！
道家的学问与影响
道家与民俗
（选自《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
关于道家与道教的学术思想，它影响中国历史文化的巨大和悠久，实在源远流长，普遍深入每一部分。例如，以中国的宗教与哲学而言，佛教经典及佛学内容的翻译，有许多名词、术语，以及注释与疏述，很多地方，都是借重道家学术思想的名词和义理。当然，后来道家与道教，有很多是采纳融会佛教学理的学术思想，那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至于儒家学术，以及侈谈玄之又玄的思致辨慧，更离不开道家思想，尤其是老子、庄子、列子的学问。其他如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学、艺术、工业、农事等，无不与道教前身的道家学术思想有关。
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由于工商与精密科技的发达，货币金融的洪波巨浪，几乎淹没了人文学术思想的潮流。其间虽有少数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多情学者综合新知，倡说新儒学，志为中流砥柱，实已无异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可谓名存而实亡。但其抱残守缺之精神、待时而兴之志向，诚可嘉赏。
我们为了尽量简化来做大概的介绍，列举最重要，而且最普遍、最熟悉的事，莫如中华民族以及各地方所有的风俗习惯。尤其是过去的农业社会、渔猎社会，平原生活、海洋生活与高原生活，对于五候、六气、二十四节气的关系与重视，几乎与整个的生活打成一片，不可分离。这都由于传统道家学术思想的影响，直达三千年之久。
至于推翻清朝、成立民国以后，直到现在八十余年间的变故，儒家经义与孔孟治国平天下的学术理念，几乎已随三千年的历史陈迹而消失无遗。
其次，如过去民间岁时过年的伏腊、送灶、元旦、祭天地祖宗，正月初七的人日、初九的九皇诞、正月十五的上元节、春社的宴会、二月十二的花朝、三月三的上坟扫墓、五月端午的插菖蒲并饮雄黄酒、六月六的晒曝、七月七的乞巧、七月十五的中元鬼节、八月十五的中秋、九月九的登高等，不尽细说的风俗习惯，都由于道教思想所形成。若在一般民间迷信道教观念的习惯而言，几乎每一个月当中，便有大半时间，都在禁忌与信守之中，简直不敢错走一步。至于婚丧庆吊等与礼仪有关的习俗，无一不从道家的观念而来。但是，这些种种的习惯风俗，我们只要试读《礼记》与《荆楚岁时记》等书，便可知道其渊源久远，而且是儒、道本不分家的综合文化。我们因为生活在道家学术思想之中过得太久了，反而忘其所以，致使自己对于道家内容太过陌生，岂非有违常理。
与此同时，留学欧美的名儒严几道与辜鸿铭，皆能精通中国与西洋诸家学说而终归于儒。但限于时势，人皆等闲视之。今取其有关言论以资反思，如云：“（严几道）以为自由、平等、权利诸说，由之未尝无利，脱靡所折衷，则流荡放佚，害且不可胜言，常于广众中陈之……举中外治术学理，靡不究极原委，抉其失得，证明而会通之。精欧西文字，所译书以瑰辞达奥旨。”“（辜鸿铭）论学以正谊明道为归。尝谓：欧美主强权，务其外者也；中国主礼教（指《礼记》等经义之学），修其内者也。又谓：近人欲以欧美政学变中国，是乱中国也。异日世界之争必烈，微中国礼教不能弭此祸也。”
道家与教育
在此际，海运已开，清末学者所谓的九州万国知识已渐启其蒙。于是光绪、宣统之间，便有忧时之士如南海康有为、梁启超等辈，以儒学经义而吸收西洋文化中的政学理念，用其所长的《春秋公羊传》主旨，提倡尊王师夷的维新学说，风靡一时。虽然康、梁在清末民初的大革命时期偏执保皇主张，舍此是非不论，即以康有为掺入西方政学理念而著作的《大同书》，却对民初各党派革命志士的思想启迪颇大。这是现代历史文化演变的事实，不可因其人其事而废其言。
至于讲到道家及道教与中国文化教育的密切关系，更为重要。我们都只知道中国过去教育的目的，大体是走儒家孔、孟思想的路线，为建立人伦道德，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教育，所谓功名科第，仅是它的余事而已。然而因为后儒对于道、佛两教素来便有视为异端的因袭观念，所以对于道家与道教在中国教育文化上的功劳，都是阳奉阴违，忘其所以。
近代的转折
其实，中国过去的教育，与中国前辈读书人的知识分子，他由少年到一生的人格道德教育，大多以儒家的思想做规范，以道家与道教的精神做基础。
同治以后，文运再变，清史所誉的中兴名臣曾国藩便是其中翘楚，他用其毕生学术与事功的实践心得，选辑《经史百家杂钞》一书，述而不作，显示其于经世学术的大要。至于曾国藩家书一类的琐言，乃其余事而已。
这是什么理由呢？这便是道教两本书的力量，即《文昌帝君阴骘文》和《太上感应篇》。这两本书的内容，等于便是道家与道教的戒条，也就是中国文化教人为善去恶的教育范本。它以天道好还、福善祸淫的因果律做根据，列举许多做人做事、待人接物的条规，由做人做事而直达上天成仙的成果，都以此为标准。
降至道光时期，承平日久，社会风气奢靡，文人学士大多沉酣于风花雪月文辞丽句之间。如著名的词人项鸿祚（莲生）在《忆云词》自序中所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学者诵而悲之，由此可知道光、咸丰之间的文风日变。忧时愤世如龚自珍、魏源等人，有鉴于此，即乘时立说，注重西北蒙藏边防与海防外祸的实用事功论议，激起同侪林则徐烧毁鸦片的丰功伟业。
从汉、魏开始，经晋代《抱朴子》的提倡，一直流传了两三千年。它主张的道德，是着重在阴德的修养。所谓阴德，便是民间俗话所说的阴功积德。阴功，是不求人知、被人所不见、人所不知的善行，如明求人知，已非阴德了。由此思想观念的发展，过去认为科第功名的中取与否，除了文章学问以外，更重要的便是靠为善去恶，阴功积德的结果。因此，很多世代书香的人家，尽管大门口贴着“僧道无缘”的标语，但在他们案头放着教导子孙家庭教育的范本，都摆有《文昌帝君阴骘文》与《太上感应篇》等书。
从顺治开始，经康熙、雍正而到乾隆三代，虽然外示尊重儒家经学、重用敦品励行的儒者以笼络天下士子，但在王室自修内明的心性之道方面，三代皆潜心佛学以配合外用之术。如康熙重译《般若心经》，雍正专志禅宗、整肃佛教，加之乾隆童年即随父亲雍正学禅，后又禅密兼修，而能自译密乘《大威德金刚仪轨》等事，殊非一般儒家学者所能理解。但乾隆对心性之学的精辟，不如父祖两代在事功上的深刻锻炼，故继位以后，流为偏好辞章文艺。虽然如此，亦促使乾、嘉七八十年间的清代文学，大有直追唐宋而过之的风格。
这种精神与风气，在中国文化教育界中，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末期为止。同时，各省、各府、各县，在在处处，都有文昌阁与魁星楼的建筑，它与东岳庙、城隍庙、三官大帝祠庙等，巍然并峙。所谓梓潼文昌帝君，从唐以后便兴盛风行，是专管文运的神道。魁星也是专管科第功名，赏善罚恶的文运之神。乃至由此普及到戏剧方面，如过去的唱戏（包括京戏、地方戏等），当开锣上台以后，首先出场的便是魁星，其次才是跳加官，招财进宝。戏剧到了最后完场时，便是关公拖着偃月刀来净台，这样的一个戏剧文化思想，他是代表什么意义？大有文章，可以值得深长思也。
在民间，隐居不屈的大儒如孙奇逢、黄宗羲、王夫之、李颙、顾炎武等辈，有鉴于明末儒林空疏迂阔的流弊，屏居讲学，以经世之学和师儒之道自任，影响清朝两百余年来用儒家经义的经世之学，改变了宋明理学诸家徒事心性的迂疏理念，转而注重汉学训诂的考据，终使清儒两百余年的经学大有超越汉、唐之势。如阮元所辑的《皇清经解》一千四百卷，凡一百八十三种。咸丰、同治以后，又有王先谦续编一千余卷，二百零九种等，确实蔚为奇观，学者虽穷毕生之力，亦难尽窥细致。至于其重视考据而发展为近代的考古学的先导，其功更不可没。
道家与文学
康熙亲政开始，英年好学，特别重视儒家经说，兼习西洋天文、历数等学，与李光地、熊赐履、魏象枢、张英、方苞等君臣互为师友，尊重周、孔经义，袭用明朝以来的程朱章注取士制度。且在战乱之中，起用前朝归顺敦品励行的儒臣，如汤斌、陆陇其等辈，形成以儒家礼义治天下的一朝吏治，清官循吏辈出。
道家与道教，从魏、晋开始，到唐、宋以后，它与中国文学的因缘，正像佛学与禅宗一样，都与文学结有不解之缘。如果勉强地以时代来划分界限，魏、晋的文学，含有道家的成分比较多，无论诗歌与散文，都是如此。唐人的文学，道、佛两家的气息并重，尤其以唐诗是如此，至于唐人的笔记小说中，却以道家的成分为多。宋人的文学，似乎比较偏向于禅，无论诗词与散文，大体都有这个情况。元代的戏曲、小说等，佛学成分多于道家。明、清以来，才慢慢走上融混的路道。为了讲这样一个严肃的课题，最后要使大家轻松一些，我们不妨举出唐人诗中一些有关道家与道教的材料，使人读后多少可以沾些仙人气息的意境。
清朝初建于东北边鄙的满洲，但自建都盛京开始，即知为政之道必须首重儒士，于是起用明末先世流徙东北而归顺旗下的儒生，如范文程、宁完我等辈，为之参照明朝政体，建立规模。范文程是宋代名臣范仲淹之后，文武兼资，入关前后，大致都以儒学正道匡扶王室，敦正人心，为皇太极、顺治、康熙继统初期的三朝重臣。
唐代的名士才子中，例如李商隐有名的一首《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他所用的庄生梦蝴蝶、望帝托杜鹃、沧海珠泪、蓝田暖玉等，无一不是与道家、道教有关的典故。无此修养，无此意境，无此感情，便做不出这种诗境。
崇尚儒学的清代学者，综合宋、明儒家与汉儒经师而做比类，认为“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但对明代儒学，又不能不另加公允的论断，因此便说：“揆之周礼，有师无儒，空疏甚矣。然其间台阁风厉（指如张居正等），持正扶危。学士名流，知能激发。虽多私议，或伤国体，然其正道，实拯世心。”（《清史稿·儒林传》）似此两非两是的按语，犹如老吏断狱，先入其罪，而又笔锋一转，为之巧妙开释，真如刀笔吏的含混妙文，令人拍案叫绝。
至于唐代名僧、道士的诗，好的作品，也非常多。因为一般限于诗体的成见与偏见，便轻易地忽略过去。道士的诗，例如：“因卖丹砂下白云，鹿裘惟惹九衢尘。不如将耳入山去，万是千非愁杀人。”“佛前香印废晨烧，金锡当门照寂寥。童子不知师病困，报风吹折好芭蕉。”“似鹤如云一个身，不忧家国不忧贫。拟将枕上日高睡，卖与世间荣贵人。”都是惑乱人生中，偶然一服的清凉镇静剂，大可有助于修养。
明代文化唯一特点，即是百家争出，模拟禅宗的公案语录，开创儒家学案的著作，对于经义家法，完全寂默无闻。自嘉靖到神宗以后，一如东汉末代，大臣学士起而与太监争权，终于构成东林党祸的巨变，促使民变与盗贼相结合，以致亡国。
至若唐人笔记小说中的裴航遇仙、云英谪嫁的仙人艳迹，平添后世许多神仙眷属的幻想与佳话。那都是道家与道教给予中国文学的生命活力，并无颓唐、哀愁、灰色的情调。宋代名诗人，如苏东坡、王安石、黄山谷等人的作品，更与道、佛思想不能分离。苏东坡的名词，如《水调歌头》，要研究道家思想与中国文学，此中大有文章，也不可放过。
元、明之间，儒学承先启后，应是受到南宋末期金华、永嘉事功学派的启发。而后继起的河东薛敬轩、姚江王阳明，门庭分立，递相兴替，但始终不脱宋儒朱熹的“道问学”与陆象山“尊德性”两者的藩篱。
（选自《禅宗与道家》《老子他说》）
明清的儒林
佛学与中国文化的因缘
但在两宋三百年间，割据北方立国的辽、金、元，乃至与宋室相终始的西夏等国，其政教规模，大体上还是遵守孔孟遗教。只是北方学者，大多援儒入于佛、道，或以佛、道糅入儒学，别树风格。更有视宋儒理学并未彻知儒宗因而颇有异议者。唯一般研究文化学术史者，大多忽略此一史实。
中国文化的阶段与特色
其实所谓儒林，只是文学辞章之士，还不及子游、子夏之辈于万一，实在是一大出格现象。因此积成北宋时期君子攻君子、名臣攻名臣的著名党争，形成洛党、蜀党、朔党等的异见，造成元祐党祸的巨变，足为历史的殷鉴。南宋末期，权臣名相又起而打击道学，指为伪学，以学术意气的主观成见作为政治斗争的戈矛，自相内讧，终使宋室由文弱而至于灭亡，尤为可叹！
讲到佛学与中国文化历史的因缘，首当提出中国文化的界说，分为三大阶段。
宋初名臣以师儒之道自任，形成相权与君权之间分庭抗礼的气节。似宋朝如此尊重师儒之道的形迹，前迈汉、唐，后至元、明、清三朝，亦皆所不及。由此开启濂（周敦颐）、洛（程颐、程颢）、关（张载）、闽（朱熹）四派五子的理学儒宗。他们专事阐发心性的微言，自称继承孔、孟心法，推排佛、老学说，后世的师儒名教从此专守程朱章注，认为即是周、孔的绝学。尤有甚者，宋史也变易了汉书、唐书的成式，别立道学与儒林的分类传记，借此标榜宋代的道学方是孔、孟、颜、曾师儒之道的真髓。
第一阶段，自三代前后，中国传统文化渊源伏羲画八卦而建立《易经》天人之际的文化为基础，是属于原始的、质朴的、科学而哲学的文化；经过夏、商、周三代的演进，便形成以易、礼为中心的天人思想。
理学的兴起
第二阶段，由于传统文化的分化，到周、秦之际，产生诸子百家学术思想互为异同的天下，复经秦、汉前后的演变，渐次形成儒、道、墨三家学说思想特立独出的形态。
中唐以后，名臣学士为了政见的异同而兴意气之争，关于师儒之道的经义，在学术上并无特别的创见。如李德裕和牛僧孺的朋党之争，无非是文人学士在政治上的意气用事，以致祸延朝野。直到唐末五代八十年间，高明之士大多厌倦时势，不逃于禅，即归于道。
第三阶段，再经魏晋南北朝的演变，产生隋唐以后儒、释、道三家鼎峙，随时变易互为兴衰的局面。从此历宋、元、明、清，讲到中国文化，便以儒、释、道三家并举为其中坚代表。
隋唐之际，承接魏晋南北朝两百余年儒、佛、道三家之学互相掺杂的开放思想，学问主流从儒学的六艺转变成以文艺为胜场。文章诗赋，别开生面，除了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汇成巨著之外，师儒之道的精义、专家传经的风气，在此时几乎绝响。李唐约三百年间的文运，既有雄浑潇洒的豪气，亦不乏风流倜傥的韵致。其实，都是禅道与文艺相仍的天下。
好像中国的地理河流，北有黄河，中有长江，南有珠江流域，综罗交织而灌溉滋茂了中国文化的生命，所以讲到中国文化，实在不可偏举，我们身为中国人，更不能不了解自己文化的真相。
到了魏晋时期，因受汉末儒学空疏迂阔的刺激，学术思想一变，偏向《老子》《庄子》《周易》，三玄之学崛然盛行，儒家经学几乎有衰歇停顿之趋势。尤其自东晋以后，政局演变成南北分治的割据局面，师儒之道的传承也就渐渐发生见解的异同。北魏和南朝的萧梁时期，对于儒家经学的义理注疏，文辞更臻缜密。南方的学者喜新厌旧；而北方的学者却守旧而疑新，甚至还讥诮南方的学者标新多伪。在此时期，由印度传入中国的大小乘佛学布译新知，与三玄之学互相合拍，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化吸收并融会新知的特色，姑不具论。
尤其中国文化的哲学思想，与西方文化哲学，基本大有不同；如果说中国有哲学思想，却不是独立的专科，中国的哲学，素来是文（文学）哲不分、文史不分、学用不分，无论研究中国哲学或佛学，它与历史、文学、哲学、为政四门，始终无法分解，等于西方的哲学，与宗教、科学和实际的政治思想，不能脱离关系，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玄佛的激荡
佛教传入的思潮背景
但我们在前后汉书中，如能注意儒林的传记，便可知道两汉经师家法和授受的秩序。对于周礼师儒之道的精义，虽然并未达到最高领域，但在当时的名儒大臣们的章疏文辞中所祖述之周、孔法言，对于辅助当时的政治和教化，仍属相当有力。所以历史学家们认为，汉儒“朝秉纲常，士敦名节，拯衰销逆，多历年所，则周鲁儒学之效也”。这些评语虽是秉笔写史的儒家们的主观之言，在儒言儒，大致也是事实，无可厚非。
要知秦、汉以后，儒、道两家学说思想的互相隆替，以及佛教文化输入的前因后果，便须了解两汉思想学术演变的原因：两汉的学术思想，始终是儒、道两家思想的天下；墨家思想在汉初已经融化为儒、道的附庸，并无特立的藩篱。
东汉以后，号称有儒生数万人，对五经章句训诂的学问反而愈来愈疏懒。一般所谓的高名善士，不但不能以周、孔之学致君于尧舜，更不能感化皇帝背后的一群太监。在朝廷中的有学之士，因为厌恶太监们的擅权和专横，这一班自命为君子的儒生，非但不能如君子般周而不比，反而如小人般比而不周，结成党派，与太监们竞斗权力。在历史上首度出现东汉特出的党祸，终使刘汉政权陷于衰落，败亡了事。
西汉初期，因为政治领导与社会的趋势，道家思想最为流行，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完全倾向道家黄老之术，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汉初政治原则上的必然趋势。从此道家学术思想，便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一个定则，凡当拨乱反正的时代，必定需用道家学术的领导，到了天下太平，便“内用黄老，外示儒术”。
刘汉兴起初期，旧史所称誉的文景之治，它的文化政治精神，大体上是以黄（黄帝）老（老子）的道家思想和刑名（法治）相掺杂为主体。传到汉武帝时代，才有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势出现。如果站在现代思维，评论汉武帝时代的文化历史演变，对于“罢黜百家”之学的得失成败，实在难下定论。但自汉武帝到汉宣帝以后，汉朝政权政府中公、卿、大夫、士、吏等各阶层的人才，大致来讲，确实多是文学彬彬之士，蔚成一代风规。
西汉以来，因为道家学术思想的盛行，于是法家、阴阳家、杂家等思想，也都托足道家门庭，依草附木而欣欣向荣，及其流弊所致，便造成西汉阴阳家的五德终始，以及谶纬（乩祥）的迷信风气。王莽的叛乱、光武的中兴、汉末三国的局面，无一不在谶纬的观念中而构成政治治乱的心理因素。因而有汉末道家的隐士思想，与墨家变相的游侠思想结合，产生道教的雏形，便与佛教学说互相推排，而又互相融化。
战国开始，除孟子以外，由儒家衍出的如荀子儒术，便大大不同于曾子、子思传承的道贯。且在由孔子所订定的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的传授上，也各自主守师承，显现了分歧。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用荀子的弟子李斯为相，建立以法治为主的政权，至此完全舍弃周鲁儒家的典范。因此在秦、汉交替的七十年间，所谓儒家经世之学几乎命如悬丝，虽不绝，但如缕。
同时两汉学术思想，自经汉武帝与董仲舒辈的提倡，“罢黜百家，一尊于儒”，使孔、孟、荀以来之儒家思想，一变而为两汉经师儒家的天下，于是训诂、注疏与各主一家的传经风气，弥漫朝野，由学术思想的权威经师、博士，与选举孝廉、拔用贤良方正的制度互相交错，而造成东汉后期的世家阀阅（门第）的弊端，以致形成党锢之祸，使学术思想与政治因素，互为表里而促成政治社会的乱源。
秦汉阶段
汉初承战国与秦室的变乱，文化学术凋敝已尽，西汉传经与注疏的工作，实在甚为重要。但自东汉末期，注疏传经，已经流于支离烦琐，借此从事学问而博取功名，则为唯一工具，如要真实寻出天人文化思想的奥义，已如强弩之末，势已不能透过纸背了。所以两汉学术，一到三国阶段，便相当空泛而黯淡，恰在这个时期，佛教学术思想，挟新颖玄奥的哲学，源源输入，因此而形成魏晋南北朝学术思想的形态。
所谓师儒之道的礼、乐遗风，到了春秋时期，只有周公后嗣的鲁国，大体上还保有周礼文化儒术的规模。所以便有出生在鲁国的孔子，起而祖述王道遗制的精神，“删诗书，定礼乐”，传述德行之道和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相结合，保留兼备师儒为一的教化，作为后世的准则。孔门弟子如颜渊、曾参，传承了孔门以道兼艺的精神；至于子游、子夏等人则稍有不同，是以文艺兼道为主。因此，春秋末期，在鲁定公、鲁哀公（公元前509—公元前468年）时期的鲁国，还保留儒术最为淳朴的风气。这个时期，也就是后世认为儒家学术思想突出成家的主要时期。
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化的颓废与新运，一般多归过于三玄之学的勃兴与清谈风气的腐败。其实，如果了解两汉历史文化的演变，对三玄之学与清谈兴起的原因，就不会诿过于少数读书人，如何晏、王弼之流了。
周武王奋起革命，在推翻殷商末期纣王的暴政后，建立诸侯分封、中央集权的周朝封建制度，大致相似于欧洲历史上的联邦政体。但周朝的封建制度，并非类如欧洲中古时代奴隶制度的封建。周代的政治，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政体，由周公姬旦制定礼、乐、刑、政制度，并以师儒之道为最高导向。所谓“师以德行教民”，是以注重全民的道德教育为基础；“儒以六艺教民”，是以全民自治、文武合一和生产技术相结合为根本。但在时势的驱使下，任何一种体制，始终难逃盛极必衰的自然规律。所以周初封建体制虽然是以师儒之道的精神为基础的，但是经过几百年后，也渐渐趋向衰落而变质了。
在中国历史上领导学术思想的转变，少数有识之士，固然可以开创风气，但真实形成力量的，仍然属于实际政治中的领导人物。孔子推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固然如此，后世领导方向的正确与否，还是不能例外。初唐君臣，领导学术思想，而启发佛、道两教。宋初君臣，领导儒家而产生理学，后来明、清两代，无一而不如此，所以说学术风气的转移，在于一二人者，绝不是少数坐议立谈、空言之士可以做得到的。
虽然如此，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上，历代的儒生们总算还保留了周、孔之教的精神，而使儒家之学发挥了经络作用，成为周延贯串诸子百家的重要文化。好比人体血肉之躯的生命，如果没有经络的作用，就会断绝活力而了无生机了。
总之，魏晋三玄之学与清谈风气的形成，它的偏向，既不是老庄思想的罪过，也不是佛学般若谈空说妙的错误。细读历史，便知是受魏武（曹操）父子（曹丕、曹植）的文学情调所影响。何晏、王弼都是少年贵族，恃宠气骄，既不能从事洁静精微的学问，又不能做疏通知远的功夫，而以老庄思想的风流外表，互为三玄注解。那是文学的、哲学的必然结果，所以从纯粹的哲学立场看魏晋南北朝的思想，除了佛学以外，所谓三玄之学，只是文学的哲学而已。由玄学再变而有清谈的风气，由清谈而造成无用之用，置天下国家事于风花雪月之间，那是势所必然的结果。
但很遗憾的是，自秦、汉以后，所谓的儒生们，为了谋求荣耀的职业而出仕为官，只是依附在既成权力的帝王丹陛之下，臣伏称尊。自己既非皋陶、契、稷的君相雄才，更未怀有“致君尧舜”的臣子之道，由此反而使负有师儒之道的儒家学说，以及“五经”“四书”等儒学内涵，变成了千古蒙尘的迂疏之学。
佛教的文化贡献
周公制定礼乐，再经六百年后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若要说如此形成的孔孟儒学就是中国历史政治上的主流，那也未必尽然。须知周公、孔子著书立说的目的，只是汇集先民对于人道文化的精华，传之后世，希望以此文教，普及人人——上至帝王，下及百姓，都能做好一个“人之谓人”。万一出而为政，为社会人群做大事，则必须博古通今，知道如何才能做好一个圣君贤相。换言之，孔子秉承周公汇集教化的宗旨，也正如庄子所说的，只是“陶铸尧舜”，教导人们如何塑造一个圣君和贤相的典型，使他们为人群服务而不负平生所学。
佛教学术思想，又由于两晋、南北朝西陲氏族的崛起，互相争霸而入主中原，于是推波助澜而使佛学东来的洪流，源源不绝，因而奠定隋唐之间中国佛教，与中国佛学成长的根基。或有认为南北朝间佛学的输入，是凭借西陲氏族的武力入侵而注入，等于清朝末期西方宗教向中国的传教情形一样。这个问题，在中国历史资料上，非常明白，不可混为一谈。
讲到文化，首先应该知道我们自己的历史，更要细读我们先民的历史。对于三皇五帝等堂皇尊号暂且不论，只要从我们的共祖轩辕黄帝所建立的文明开始，大家就会了解，我们的文化是由上古原始自然科学的天文、星象、历数，以及人群生活技术的农业、畜牧、兵器等的开发所形成的；然后根据自然规律的星象，而建立起管理事务的政体官制。但是这一切的上古传统学术，后来却统统被汉代的历史学者们归纳到道家、阴阳家、杂家的范围里。因此在汉代以后，似乎只有儒生们所标榜的儒学，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这个现象完全是由误解而产生的结果。
事实上，南北朝之间西陲氏族的入侵，因为他们文化根基过于浅薄，本来便毫无文化思想可言，与宗教政治更不相干，只是一种盲目的凶顽残贼而已，后来如石赵、姚秦的作为，全赖感染佛教的教化，而稍戢其淫威，如北魏的情形，更因受到佛学的熏陶，而融会接受儒、道两家文化的结果，那是史有明文，毋庸争议了。总之，南北朝的佛学，因为与中国儒、道两家文化的互相融会，奠定隋唐以后中国文化与中国佛学勃兴的阶段。西域来中国的名僧如佛图澄、鸠摩罗什等人，无一不是英睿特出之士，而毕生致力于佛学文化事业，对中国文化思想的贡献，都是功不可泯。
儒家的由来
此外，在人物方面，如因译经事业，发明中国的音韵之学，便有以此名家的沈约，因佛学的译述而启发文法，即有著作《文心雕龙》的刘勰，又如云冈石窟与唐代敦煌壁画，以及音乐、诗歌、艺术等的发达，无一不与佛学有关。但必须记得，自东汉以来到隋唐之间，由印度佛教思想吸收成为中国文化的佛学，其间经历艰难困苦，错综复杂的过程，约有四五百年的时间，才形成唐代的文化。温故而知新，现在要谈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虽然时移势易，加上现代科学工具的发达，但无论如何，也不是在短时期内，或一个世纪中便可望其成就的，所以我们生在这一时期的知识青年，对于当前中国文化的趋势，与自身所负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责任，更须有所警惕而加倍努力。
明白这个比喻，便可知道，要讲中国文化，实在不能以一概万，更不可以偏概全。勉强地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本质影响民间社会的是杂家、阴阳家和道家之学，并非纯粹是儒家或孔孟之教。再看历代政治学术思想的运用，实质上，也掺杂了法家、道家、兵、农、墨等诸家之学，并非完全属儒家学说。
佛教勃兴与三教融合
中国五千年来的文化，因时代累积久远，自然会形成庞杂而高深的特点。正如庄子所说的大椿之树，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因成长年代久远，自然枝条茂密，干叶缤纷，又加上攀附丛生于干外之藤萝茂草，纵使是专家学者也难一一剖析精详，又岂能随便即加定论。
至于隋唐以后，儒、释、道三家学术阵容的形成，当然有其历史背景，远因已如上述，近因则另有新的面目。
常常有人问我，儒家就是中国文化的中坚代表吗？我往往瞠目不知所对。因为我性喜博览，但不能由博而约，专攻一技一艺之学，故而至今一无所长、一无所成，所以不算是中国读书人中的知识分子。只是因缘际会，在偶然需要时，讲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孔孟学说，因此被人误认我通儒学；就像我生平喜欢说禅讲佛，别人就误认为我也通达佛学。事实上，我既不通儒，更不知佛，当然也不明道，只如韩非子所说的南郭处士，滥竽充数罢了。所以我的书，只称得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聊供参考而已。如果要再深入地问我，那我就无言以对了。
由于唐室李氏宗亲，自唐太宗以来，即诏定道教为国教，尊奉李老君为教主，因此而奠定道教在唐代政教上的根基。又因为唐室君臣醉心佛学，故虽尊奉道教，实则佛、道并重，但在人事地位上，略加分别而已。
儒家的历史脉络
自初唐，开国将相多数为文中子王通的门人。而王通讲学，对于儒、释、道三家学说思想，择其善者而从之，素来不分畛域。因此，一般读书人，号称儒者的知识分子，多已有儒、佛不分，儒、道无别的学术思想。即使如中唐以后，一位得力于墨家，而以文章名世，号称为儒家正统的韩愈，虽闹过史称“排佛”的大事，其实，还是后人正反双方的渲染过度。细读韩愈排佛的文章与历史的事实，他当时只是对佛教制度与某一类佛教徒的不满，并非对佛学本身多有攻击。
（选自《南怀瑾讲演录：2004—2006》《论语别裁》《我说参同契》《原本大学微言》）
而且自韩愈以后，直到宋、元、明、清几代理学家们的儒者，排斥佛教最有力的理由，就是说它废弃伦常，无父无君的出家制度。此外，少数有关佛学的批评，到底都是门外汉的外行话，无足轻重。如从深入的角度来看，韩愈排佛，于佛教毫无损失，所以当代名僧禅德，极少出来说话。真正打击宗教本身的，往往出于宗教徒的自身，这是古今中外不易的定例，凡为任何宗教的人士，应当深省。
不过，现代人看不起老古方，拼命要向唯钱主义，去买新发明的西药吃，实在不知道那些化学剂品的药，今天说对，明天又说不对，恐怕不一定靠得住吧！小心为妙啊！人性，有善恶兼具的根底，去恶为善是健康的人生，蔽善从恶便是病态的人生。可惜人们喜欢以病为乐，因此造成人类史，是一部病理学医案史。所以中西的圣哲们，也只好永远担任医疗的护理工作了。
唐代佛学的勃兴，影响中国文化每一部门，直到后世普及日本与东方各国，约有三大原因。由于天下太平，社会安定，佛教人才辈起，创立中国佛学各宗义理，因此而普遍影响唐代的中国文教。因南顿北渐的禅宗风气，普遍宏开，唐代文学与所有文化学术，如蜜入水，如盐加味，随处充满禅意的生机。同时，因百丈禅师创立丛林的寺院制度，使佛教十宗学派，一律托庇宇下，奠定中国佛教与中国佛学的特色而照耀古今中外。因玄奘法师自印度留学回国，翻译佛经事业的影响，以及佛学唯识法相的翻译完成，使中国文化中的宗教哲学思想，确立逻辑的思维体系。因此而与儒、道两家，左右逢源，互相吞吐诸子百家之长，而构成中国文化三大巨流的特质。
其实，几个有名的圣哲之教，都是针对医治人性恶习的药方。因为我们的民族性，存在不仁、不义、不忠、不孝、无信、无耻的老毛病，所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开了“仁、义、忠、孝、礼、智、信”等药方。老子开的是“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三味偏方，也可治百病的。印度人历来存在阶级仇视，所以释迦牟尼开了“平等、慈悲”两味大药。两千多年前的西方风气，太过自私狭隘，又加粗暴，所以耶稣开了“博爱”一味单方。
佛法到了中国以后，到了禅宗这里，剥掉了一切宗教外衣，赤裸裸地用中国文化来表达，一句经典一句佛都拿掉了，这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特别之处。唐代的中国文化影响了世界。现在大家常常讲中国文化，我常问大家中国文化是什么？不懂禅，就不懂中国文化，所谓儒家、道家、佛家，三家合一归到禅，它是中国文化学术的一种。
所以我说，今后的中国文化，要学儒家的品性，我们做人做事不能不学儒家的道理。儒家就等于佛家大乘菩萨道的律宗，讲究戒律，所以儒家非常注重行为。除了学儒家的品性，还要参佛家的理性，你要想明心见性，直接领悟成道，非走佛家的路线不可，否则不会有高的成就。同时还要配合道家做功夫的法则，不管密宗、显教，都跳不出这个范围。但是道家的学问不止修道这一方面。中国历史有一个奥秘之处，每逢天下变乱的时候，出来救世，所谓拨乱反正的，一定都是道家的人物。等天下太平了，他们多半走老子的路线，功成身退，天之道也，隐姓埋名，什么都不要。等到盛平的时候，又都是儒家人物出面。这是我们中国历史非常重要的关键，身为中国人，这个历史关键是应该知道的。
禅宗把一切宗教的外衣都剥掉了，没有宗教的迷信，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指出一切众生个个是佛，如何找出自己生命未生以前的本来功能，直接走这个路线，就是禅。那么，中国从达摩禅师以后，统统走这个路线，从梁武帝以后直到唐代，这一把火就很大了，可以说禅宗几乎影响了全世界。
老子、孔子、释迦牟尼，这三位都是我们的根本上师，根本的大老师，但是三家的文化各有偏重。佛家是从心理入手，达到形而上道。据我的知识范围，世界上任何宗教哲学没有跳过如来的手心。当然我的知识并不一定是对的。道家的思想偏重于从物理及生理入手，而进入形而上道。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讲物理、生理入手的修持方法，任何一家无法跳过道家的范围，跳不过太上老君的八卦炉。儒家则偏重从伦理、人文、道德入手，而进入形而上道。
西方这个时候在干什么呢？西方哲学文化史叫黑暗时期，天主教的那个幕拉下来，完全是自己困在教廷里研究神学，所谓现代科学文明的影子都还没有。而在这个时候，整个东方像太阳一样，光芒照遍了全世界，尤其是朝鲜、日本，在禅的整个笼罩之下，也包括我们本土的儒家、道家。从轩辕黄帝开始，渐渐变成诸子百家的学问，因为禅一来，等于诸子百家的文化都是豆浆，还不能变成豆腐，豆浆变豆腐必须靠那个卤水，一点下去变成豆腐了。诸子百家所有文化中心的那一点，就是禅。
儒家的孔孟思想则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五四运动的时候，药店不打，百货店也不打，偏要把粮食店打倒。打倒了粮食店，我们中国人不吃饭，只吃洋面包，这是我们不习惯的，吃久了胃会出毛病的。要深切了解中国文化历史的演变，不但要了解何以今天会如此，还要知道将来怎么办，这都是当前很重要的问题。
这一点，整个东方文化起了大的不同作用，现代科学追求的生命科学、认知科学，包括信息科学都在内。
道家则像药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则非去不可。生病就好比变乱时期，要想拨乱反正，就非研究道家不可。道家思想，包括了兵家、纵横家的思想，乃至天文、地理、医药等无所不包。所以一个国家民族生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
新思潮的兴衰
佛学像百货店，里面百货杂陈，样样俱全，有钱有时间，就可去逛逛。逛了买东西也可，不买东西也可，根本不去逛也可以，但是社会需要它。
物壮则衰，事穷则变，佛学禅宗经晚唐五代以后，它的蜕变与转向，也是文化历史的必然趋势。所以一到宋初，由于开国君臣崇尚孔孟学说，于是读书人士当然是儒家之徒的知识分子，便在有意无意之间，吸收隋唐以后四百年来佛学修养的精神与方法，摇身一变，而产生理学濂、洛、关、闽的门庭。
唐宋以后的中国文化，要讲儒、释、道三家，也就变成三个大店了。
理学家们讲学的方法与作风，书院制度的规模，无一而不从禅宗形态蜕变的。平心而论，要说宋明理学等于儒家的禅宗，佛教禅宗，例如佛家的儒、道，实在不算过分，但这只是言其形式，如究其实质内容的异同，就大有分别了。
孔孟思想，本来与道家是不分家的，这种分家是秦、汉以后的事。到了唐代，讲中国文化，已不是儒、墨、道三家，而是儒、释、道三家了。“释”就是印度来的佛学，代表整个印度文化的精华。它从东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一直到宋代。宋朝以后，印度本身已没有真正的佛学，而被阿拉伯民族的伊斯兰教思想及婆罗门教思想等所占据，佛学思想在印度式微了。
禅宗、理学，经过两宋两三百年的互相推排，及其末流，同时皆趋没落。禅宗有默照（沉默）邪禅及狂禅的混杂，理学有朱、陆“道问学”与“尊德性”的纷争，一逢元朝武力入侵，挟佛教密宗的喇嘛教的卷入，便使亦儒亦佛的两家巨室，就都生出支离破碎的蔓草荆棘了。从此使明代近三百年的文教，笼罩在一片不是狂禅的理学，即是理学的狂禅气象之中。虽然有王阳明创立履践笃实的良知良能的学说，但依违儒、佛之间，毕竟大有问题存在。因此使明末清初的大儒们，讥为“圣人满街走”“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等，确有原因，并非纯属意气用事。清初佛学与禅宗，虽有雍正的再度提倡，但因既定的国策，始终以外崇喇嘛教而羁縻西北边陲，故亦一蹶不振，无能为力了。
中国文化的演变发展，大致分两大段。譬如一提起秦、汉以前的中国文化，人们就拿孔孟思想代表了一切。其实所谓孔孟思想，只是中国文化中间主要的一环。另外还有道家、墨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很多很多，都是中国文化一个系统下来的。如果把它缩小范围，则有儒、墨、道主要的三家。
总之，由于以上的简述，对于佛学与中国过去文化历史的因缘，大概已可了解其重点了。
过去把儒家、道家、诸子百家分开了是错误的。如果有人问你什么是中国文化？你告诉他：是“道”。“道”是什么？包括很多，包括儒家、道家在内的诸子百家，以及后来的佛学等，总体一个观念，称为“道”。
（选自《禅宗与道家》《洞山指月》）
三家店卖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