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讲文学的境界是为了“点题”，就是把题目的中心抓住，先拿出来。
孔子说我整理《诗》三百篇的宗旨在什么地方？“一言以蔽之”——一句话，“思无邪”。人不能没有思想，只要是思想不走歪曲的路，引导走上正路就好，譬如男女之爱。如果做学问的人，男女之爱都不能要，世界上没有这种人。我所接近的，社会上普遍各界的人不少，例如和尚、尼姑、神父、修女，各色各样都有，常常听他们诉说内心的痛苦。我跟他讲：你是人，不是神，不是佛，人有人的问题，硬用思想把它切断，是不可能的。人活着就有思想，凡是思想一定有问题，没有问题就不会思想，孔子的“思无邪”就是对此而言。人的思想一定有问题，不经过文化的教育，不经过严正的教育，不会走上正道，所以他说整理《诗》三百篇的宗旨，就为了“思无邪”。
第一个点题：以现在的话来说，一切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只是思想问题。只要使得思想纯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们知道，现在整个世界的动乱，是思想问题。所以我在讲哲学的时候，就说今天世界上没有哲学家。学校里所谓的哲学，充其量不过是研究别人的哲学思想而已。尤其是作论文的时候，苏格拉底怎么说，抄一节；孔子怎么说，抄一节。结果抄完了他们的哲学，自己什么都没有，这种哲学只是文凭！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始终强调建立诗教价值的原因，这个特点与特性，确是耀古腾今了。古人标榜“诗礼传家”与“诗书世泽”，但大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关系，就是没有深刻研究诗词境界的价值与妙用。过去，文学上基本修养的诗、词、歌、赋，以及必要深入博古通今的史学与人生基本修养的哲学，乃至琴、棋、书、画等艺术，都是不可分离的全科知识，所以在五六十年以前，中国读书的知识分子差不多成为一个文人，自然也多会作诗填词，只有程度好坏深浅的不同，并无一窍不通的情形。因此过去中国的诗人，与学者、哲学家，或政治家、军事家，很难严格区分，并不像西洋文化中的诗人，完全以诗为生，而不一定要涉及其他学识。
世界上今天需要真正的思想，要融会古今中外，真正产生一个思想。可是，现在不止中国，这是个思想贫乏的时代，所以我们必须发挥自己的文化。
人文文化的基础，当然离不开人的思想与感情、身心内外的作用。宗教可以安顿人的思想与感情，使它寄托在永久的遥途，与不可思议的境界里去，得到一个自我安心的功效，纯粹以人文文化为本位。对于宗教思想的信仰，有时也只属情感的作用而已，所以要安排人喜、怒、哀、乐的情绪，必须有一种超越现实，而介乎情感之间的文学艺术的意境，才能使人们的情感与思想，升华到类同宗教的意境，可以超脱现实环境，情绪和思想另有寄托，养成独立而不倚，可以安排自我的天地。
第二个点题：牵涉到人的问题。中国史上，凡是一个大政治家，都是大诗人、大文学家，我常和同学们说，过去人家说我们中国没有哲学，现在知道中国不但有哲学，几乎没有人有资格去研究。因为我们是文哲不分，中国的文学家就是哲学家，哲学家就是文学家，要了解中国哲学思想，必须把中国五千年所有的书都读遍了。西方的学问是专门的，心理学就是心理学，生理学就是生理学，过去中国人做学问要样样懂一点，中国书包括的内容这样多，哪一本没有哲学？哪一样不是哲学？尤其文学更要懂了，甚至样样要懂，才能谈哲学，中国哲学是如此难学。
孔子晚年，删《诗》《书》，定《礼》《乐》，裁成缀集中国传统文化学术思想的体系，他为什么每每论《诗》，随时随处举出《诗》来，作为论断的证明？秦、汉以后的儒家，为什么一变再变，提到五经，便以《诗经》作为《书》《易》《礼》《春秋》的前奏呢？因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从古至今，完全以人文文化为中心，虽然也有宗教思想的成分，但并非如西洋上古原始的文化一样，是完全渊源于神的宗教思想而来的。
譬如唐初有首诗，题名《春江花月夜》，有句说：“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与西方人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意思一样，但到了中国人的手里就高明了，在文字上有多美！所以你不在文学里找，就好像中国没有哲学，而在中国文学作品中一看，哲学多得很。譬如苏东坡的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不是哲学问题吗？宇宙是哪里来的？上帝今天晚上吃西餐还是吃中餐？“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他问的这个问题，不是哲学问题吗？所以中国是文哲不分的。此其一。
孔子把许多资料收集起来，因为它代表了人的思想，可以从中知道社会的趋势到了什么程度，为什么人们要发牢骚？“其所由来者渐矣！”总有个原因的。这个原因要找也不简单，所以孔子把诗集中起来，其中有的可以流传，有的不能流传，必须删掉，所以叫作删诗书，定礼乐。他把中国文化，集中其大成，做一个编辑的工作。对于诗的部分，上下几百年，地区包括那么广，他集中了以后，删除了一部分，精选编出来代表作品三百篇，就是现在流传下来的《诗经》。
文史不分：中国历史学家，都是大文学家，都是哲学家，所以司马迁著的《史记》里面的八书等，到处是哲学，是集中国哲理之大成。此其二。
“诗三百”，是指中国文学中的《诗经》，是孔子当时集中周朝以来数百年间，各个国家（各个地方单位）的劳人思妇的作品。所谓劳人就是成年不在家，为社会、国家在外奔波，一生劳劳碌碌的人。男女恋爱中，思想感情无法表达、蕴藏在心中的妇女，就是思妇。劳人思妇必有所感慨。各地方、各国家、各时代，每个人内心的思想感情，有时候不可对人说，而用文字记下来，后来又慢慢地流传开了。
文政不分：大政治家都是大文豪，唐代的诗为什么那么好？因为唐太宗的诗太好了，他提倡的。明代的对联为什么开始发展起来？朱元璋的对联作得很不错，他尽管不读书，却喜欢作对联。有个故事，朱元璋过年的时候，从宫里出来，看见一家老百姓门前没有对子，叫人问问这家老百姓是干什么的，为什么门口没有对子。一问是阉猪的，不会作对联。于是朱元璋替他作了一副春联：“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很好！很切身份。
诗教的修养
唐太宗诗好，大臣都是大文学家，如房玄龄、虞世南、魏徵，每位的诗都很好。为什么他们没有文名？因为在历史上，他们的功业盖过了文学上的成就。如果他们穷酸一辈子，就变文人了，文人总带一点酒酿味，那些有功业的变成酿酒的了。像宋代的王安石，他的诗很好，但文名被他的功业盖过了。
（选自《论语别裁》）
所以中国文史不分、文哲不分、文政不分，大的政治家都是大文学家。我们来一个老粗皇帝汉高祖，他也会来一个：“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别人还作不出来呢！不到那个位置，说不定作成：“台风来了吹掉瓦，雨漏下来我的妈！”所以大政治家一定要具备诗人的真挚情感。换句话说，如西方人所说，一个真正做事的人，要具备出世的精神——宗教家的精神。此其三。
他这两句话我始终记得，越想越有味道。他的上一句话随便说还容易，下一句话“对儿女却视同一切众生”更难了。这就是前辈们的教育，爱一切人如爱自己儿女一样，对自己儿女和对一切人一样。我真是心向往之，仰慕这种做法，教育上没有私心。
第三个点题：中国人为什么提倡诗和礼？儒家何以对诗的教育看得这么重要？因为人生就有痛苦，尤其是搞政治、搞社会工作的人，经常人与人之间有接触、有痛苦、有烦恼。尤其中国人，拼命讲究道德修养，修养不到家，痛苦就更深了。
讲到这里，我想到一个亲身的经历。我一位太老师（老师的老师）张凤篪先生，不但中国学问深，也深通佛学，是很令人敬仰的。佛的精神讲度众生，众生并不专指人，人乃是众生之一，一切有生命的动物，都是众生。我的老师告诉我，这位太老师有很多奇怪的事，他只有一位独子，后来在成都司法界任职。我的老师就问这个儿子，太老师一生的学问，在他看起来有什么特点。他笑笑说：“先严没什么特点。先严视一切众生如儿女，对儿女却视同一切众生。”
我经常告诉同学们，英雄与圣贤的分别：“英雄能够征服天下，不能征服自己；圣贤不想去征服天下，而征服了自己。英雄是将自己的烦恼交给别人去挑起来，圣人自己挑尽了天下人的烦恼。”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希望每个人能完成圣贤的责任，才能成为伟大的政治家。从事政治碰到人生的烦恼，西方人就付诸宗教；中国过去不专谈宗教，人人有诗的修养，诗的情感就是宗教的情感，不管有什么无法化解的烦恼，自己作两句诗，就发泄了，把情感发挥了。
伯鱼就这样答复子禽。换句话说，孔子对儿子的教育和对学生的一样，一点没有秘诀和私心。子禽听了伯鱼的话，非常高兴，他说：我只问了一个问题，现在了解了三方面：第一知道学诗的重要，就是知识渊博的重要；第二知道礼的重要，就是文化中心的重要；第三知道孔子真是圣人，没有私心，对自己儿子的教育，和对学生的教育一样。
同时诗的修养就是艺术的修养，一个为政的人，必须具备诗人的情感、诗人的修养。我们看历史就知道，过去的大臣，不管文官武将，退朝以后回到家中，拿起笔，字一写，书一读，诗一诵，把胸中所有的烦闷都解决了。不像现在的人，上桌子打麻将或跳舞去了。这种修养和以前的修养不同了，也差远了。
伯鱼接着说：又有一天，我碰到我父亲，他问我学礼没有。我说没有。我父亲就说，一个人不学礼，不懂文化的基本精神，怎么站得起来做人。我听了他老人家教训，就进一步研究“礼”这方面的学问。只听了两点。
（选自《论语别裁》《禅宗与道家》）
中国古代的诗，包罗万象。研究了诗，知识自然就会渊博，能多了解各种知识，例如对生物界的禽鱼鸟兽之名，多所认识，乃至对科学性的植物、动物，各种知识都能了解而博物。所以孔子告诉伯鱼，不学诗，知识不够渊博，知识不渊博，则不论作文章、说话都不行。
人才如何培养
有一天，子禽拉着孔子的儿子伯鱼，问他道：我们的老师就是你的父亲，他另外有什么秘诀传给你吧？对你有什么与我们不同的教育没有？伯鱼说：没有。但是一件事可告诉你。有一天，我父亲一个人站在那里（这时当然没有同学在旁边，应该是父子间，讲秘密话的时候），我回来，匆匆走过大厅，他看见了叫我过去，问，近来读什么书，有没有研究诗的学问。我对父亲说还没有。我父亲就告诫我，如果不学诗就无法讲话。因此我开始学诗了。
以我们中国文化而言，知识分子、读书人应该有个什么目标呢？我们现在读书是为了什么？对不起啊，诸位同学为了什么，我不知道。我现在是提一个口号，很难听，“教育无用论”，教育无用。
陈亢是孔子的学生，字子禽。子禽曾问子贡：孔子到每个国家，到底是想干政治，还是希望对人家有所贡献？这位同学蛮有意思的，常常对孔子存有怀疑。伯鱼名鲤，是孔子的儿子，鲤的儿子就是写《中庸》的子思。
我也反对现在这样的教育，是在糟蹋人才，贻害未来。譬如一个乡村的孩子，父母很辛苦地培养他读了书，读到中学糟蹋了一半，读到大学，完了！这个孩子永远不回来了，到上海、北京各个闹市居住，要发财，要爬金字塔的那个塔尖上去。农村那么辛苦，培养一个孩子出来，农村丧失了一个人才，没有人了！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今天这个教育是在树这个金字塔，都向上面爬。而教的是知识，不是学问啊！人格没有养成，做人做事都不对，对社会国家有什么真正益处呢？
没有私心的教育
中国文化讲教师是两个要点：“经师易得，人师难求。”什么是经师呢？教知识，四书五经、数理化、国文，教这个知识容易。人师呢，他的人格，他的一切，在导师制的书院可以做一位人师，人格的表率，像孔子、孟子一样，不容易！所以“经师易得，人师难求”。
（选自《论语别裁》《南怀瑾讲演录：2004—2006》《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列子臆说》《孟子与离娄》）
那么，中国原来的知识分子读书的目标呢，是求学问，包括做人做事、身心修养等一切的学问，凭兴趣来的，玩味一辈子，人格平等独立的，同谋生是两件事。不像现在人读书，都是为了谋生。所以，我提醒诸位年轻同学注意，我不敢说你们的目标是什么，现在反正社会的教育出问题，所以教育无用。
我常常给同学们讲，从推翻帝制以后，拿最好的学校来讲，你们知道北大第一名的同学有几位啊？有哪个人知道第一名是谁？清华几十年来的第一名有谁啊？他们做出了什么事业？你们现在看到每个学校毕业的同学，社会上能立足的、事业做得很好的，或者最有钱的，哪个是名大学毕业的啊？不多吧！不要迷信这个了，教育不是这个道理！不管哪一行业，社会上成名的人士，不一定是从很好的学校出来的。这就是性情，他的禀赋问题了。教育只是一个增上缘，我们做老师的尽量帮他、培养他，使他依靠自己的禀赋站起来，这是教育的目的。
第一个，父母出问题。所有的父母培养子女，是把自己做不到的希望压在孩子身上。自己没有发财的，希望自己儿女出来发财；自己没有做官的，希望儿女出来做官；自己理想做不到的，希望儿女将来给我做到。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是严重的错误！
师道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传统文化上的“化民成俗”四个字。“化民成俗”是师道的精神，“不朝天子，岂羡王侯”，皇帝也必须尊师重道。
第二个，升学主义，不是求学问。
中国文化分三道：师道、君道、臣道。师道是超然物外的，所以可以做帝王师；我们称孔子为先圣，也称先师。我说我们有几个老师，除了孔子，还有老子、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是副教授。这些圣贤都是我们的老师，是教育家。师道超越了做领袖、做皇帝的君道和做宰相、做好干部的臣道，这三道本来是合一的。中国文化的教育，就是使你走这三条路，教育家走师道，以师道自居。古礼上，皇帝见到老师要下拜，老师不需要拜皇帝的，师道很了不起。我们想要以教育家、以师道自居，在人格的建立上就要有所不同。像我们喜欢走这个路线，大丈夫不能立功于天地，不能使国家太平，只好走师道的路。
第三个，读书的目标是升官发财，至少是赚大钱。
像《朱子治家格言》，是我们当年必读之书，这个朱子是明末的朱柏庐先生。到现在几十年以后，想起来最后一段的两句话，虽然是很落伍，但很有道理：“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换句话说，读书求学问的目的是什么？志在为圣贤，并不是只为了学技术，找待遇好的工作。为官呢？为官心存国家天下，现在来讲为官是为人民谋福利。中国文化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先完成一个人的人格，技能是附带的。所以我们这个文化教育的目的太伟大了，求知识读书是志在圣贤，立志做圣贤，做超人。
这是个什么教育？我搞不清楚。自己的家庭、社会、国家，教育没有个方向，没有个目标。但你说他没方向目标，他说我方向目标都有啊。你要看这个家庭、社会、国家教育的实际走向、目的是什么，不要看表面文章。
譬如孟子的话“（君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告诉我们一个读书人、知识分子，如果倒霉，就把自己照管好就行了，不管外面的事。至于职业做什么都可以，职业跟学问根本是分开的。学问则是一生的事，学问不是知识，做人做事都是学问。“达则兼善天下”，如果有机会叫你出来做事呢，那就不是为个人，而是把自己贡献出去，为整个社会国家做贡献。不像现在，读个书，就想到学哪一科最好，做什么待遇比较高，有前途。这完全是商业行为，不是教育行为。那何必去读书呢？学技术多好呢，学一个好的技术赚钱就更快。
再譬如说，现在把中国隋唐开始的很好的考试制度，用到坏的方面去了。现在考试起来，连幼儿园、小学还要考试，好的成绩考取了进名校，考不取就进差等的学校，这是什么教育？教育的目标是讲这个孩子不成器，你把他教成好的成器的人。读书是凭兴趣，靠启发的，那才有动力、有创造力嘛！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现在变成了全力应付考试，有兴趣也给你搞没了。所以我现在讲教育无用论，不晓得搞些什么！自己教育的方向目标，什么都没有研究清楚。
我们中国几千年教育的目的，不是谋生，是教我们做一个人，职业技术则是另外学的。而且教育从胎教开始，家教最重要，然后才是跟先生学习。人格教育、学问修养是贯穿一生的。所以除了政治、财富力量以外，还有独立不倚、卓尔不群的人格品格修养，作为社会人心的中流砥柱。不像现在家庭和学校的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的教育观念，专门为了职业，为了赚钱，基本人格养成教育都没有。人如果做不好，你讲什么民主、科学、自由、法治、人治、德治、集权，乃至信用、环保、团结、和谐等？理想都很好，可是没办法做到，因为事情是人做的。
我们想一想，中国三千年教育，由周朝到秦始皇，汉唐宋元明清，政府没有出几个钱办教育，你们怎么不去研究呢？那中国文化过去有没有学校？有啊，“学校”两个字是夏朝开始有的，唐朝有国子监，现在我们北京还有国子监古迹，汉朝叫太学。政府有学校啊，政府的学校是给高干子弟读的，不是给老百姓读的。老百姓是自己读书的，中国历史上这些名人、才子、忠臣、孝子乃至于最好的宰相，最好的文人、武将，都是民间自己培养出来的，培养一个货品给你朝廷、给你政府来买嘛。人才是个货品，中国老百姓自己培养的，都是私塾里出来的。所以古人说：“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然后，你们政府用个什么功名嘛，三年一考，五年一考，考取了做官或者备用。
所以我们非常感叹，美国教育的目的是生活；我们中国文化，过去几千年来，始终把“成己成人”为教育的目的。至于人做成了以后，你该当皇帝你去做皇帝，或去挑葱卖蒜，那是职业的不同，人品是平等的。我们现在的教育，西方东方混乱了，只教知识，教技能，教育为了生活，为了技能，不管人格养成，这个教育混乱了。
历代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花了多少的教育经费培养了多少人才，然后出来了还要负责给大家找职业！哎哟，大学生失业的太多……活该！谁叫你读书的？中国本来是诗礼传家，都是家里读的，自愿读的，要谋生你就直接学谋生技术好了。这个我们要反省了。
我要问你们，现在教育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来的同学说：老师你这个还要问。我说我们教育的目的在“考”，一路考试考到底。小学考中学，中学考大学，大学考留学，留学考出去了以后回来考考公务员，三年一大考，一年一小考，一路考到底，退休了以后是不是还要考，我不知道了。
你看中国知识分子读的《古文观止》、《幼学琼林》、“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不是哪位教授还是哪个博士编的，不是。所以我说，你看中国几千年文化，政府没有花什么钱，都是老百姓自己培养子弟出来，影响一个国家，影响整个时代。
曾子受孔子的教导，著了一本书叫《大学》。大学是大人之学、成人之学，就是讲身心修养，这是中国教育的基本。我常说我们这一百年来，教育没有方向也没有目的，究竟想把我们的孩子教成什么样子？没有一个方向、没有一个目标，方法也有问题，所以我们要重新思考。像《大学》这一篇，就确定了中国教育的目的和方法。什么是教育的目的？就是教做人。做人从什么开始？从心性修养开始，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选自《漫谈中国文化》）
《论语》还有一句话：“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代读书人为自己读书，为什么为自己读书？为自己的兴趣。我当年读书，的确是为自己的兴趣读书。现在读书不同了，为别人读书，为家庭读书，为父母读书，为社会读书，为求职业而读书。这个差得很远了。
人才如何选拔
人生对于道、德、仁、艺这四种文化思想上修养的要点都要懂。这四个重点的前一半“志于道，据于德”包括了精神思想，加上“依于仁，游于艺”作为生活处世的准绳，是他全部的原则。同时告诉每个人，具备这些要点，才叫学问。如无高远思想就未免太俗气，太现实的人生只有令自己厌烦。没有相当的德行为根据，人生是无根的，最后不能成熟。如果没有仁的内在修养，在心理上就没得安顿的地方。没有“游于艺”，知识学问不渊博，人生就枯燥了，所以这四点统统要。后人对这四个重点都有所偏重，其实讲孔子思想，要从这里均衡发展。
大家有机会可以读一篇文章，对于处世大有助益，这篇文章简称《论养士》，苏东坡作的。这篇文章在中国的政治思想——政治哲学领域中，占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研究政治与社会的人不能不看。这篇文章很有意义，它提出了一个原则，讲得非常有道理。
孔子当年的教育以六艺为主。其中的“礼”，以现代而言，包括了哲学的、政治的、教育的、社会的所有文化。至于现代艺术的舞蹈、影剧、音乐、美术等则属于乐。“射”，军事、武功方面。过去是说拉弓射箭，等于现代的射击、击技、体育等。“御”，驾车，以现代来说，当然也包括驾飞机、太空船。“书”，文学方面及历史方面。“数”则指科学方面。
“养士”这个名称，出在战国时代，当时书籍不如现在普及，也没有考试制度，一般平民有了知识，就依靠权贵人家求出路，到他们家里做宾客。过去叫宾客，现在的名称等于“随员”；从唐代到清代叫“幕府”。像曾国藩，不少有本领的人，都在他的幕府里——等于现在的研究室、参谋团、秘书室。现在也有称作幕僚。六国的“养士”就是这样的情形。
“依于仁”然后才能“游于艺”。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
那时养士，养些什么人呢？苏轼指出的分类是智、辩、勇、力四种人；实际上也可说只是两种人：一种用头脑，一种用体力。讨论这四种人，如果以现代职位分类的科学来作博士论文，起码可以写两百万字不成问题。但是我国古代文化喜欢简单，所以几百字的文章就解决了。
“依于仁”，仁有体有用。仁的体是内心的修养，所谓性命之学、心性之学，这是内在的。表现于外用的则是爱人爱物，譬如墨子思想的兼爱，西方文化的博爱。“依于仁”，是依傍于仁，也就是说道与德如何发挥，在于对人对物有没有爱心。有了这个爱心，爱人、爱物、爱社会、爱国家、爱世界，扩而充之爱全天下。这是仁的发挥。
苏轼在这篇文章中说，社会上天生有智、辩、勇、力这四种人，他认为这一类的人好役人——坐着吃人家的，无法役于人。如果我们用社会学来研究，社会上有许多人是这样的，用头脑非常能干，叫他用劳力就不行，有些人叫他用头脑就像要他的命，要他做劳力就蛮好。但有些人有力去打架，力气好得很，要他做工，做三个小时就做不下去了。所以研究社会、研究政治，要多观察人，然后再读有关的书，才有道理。又像许多人有智，这个智是聪明才智；有许多人有辩术，专门用手段，不走正道，走异端，打鬼主意第一流，正当方法想不出来。但是不要忘了，他也是一个人才，就看老板怎么用他，这就是所谓会不会用人了。所以智与辩看起来是一样，聪明的人做事一定有方法，但是正反两面的方法不能相违。勇与力看起来似乎也是一样，但是勇敢的人不一定有力气，而个子高大孔武有力的人，教他去前方打仗、为国牺牲，他怕死了不干，这是有力没有勇。因此苏东坡说智、辩、勇、力四种人，往往需要人家养他，不能自立。不过依恃人家，攀龙附凤，也可以立大功，成大业，教他一个人干，就没有办法。
“据于德”，立志虽要高远，但必须从人道起步。所谓天人合一的天道和人道是要从道德的行为开始。换句话来说，“志于道”是搞哲学思想，“据于德”是为人处世的行为。古人解说德就是得，有成果即是德。所以很明显，孔子告诉我们，思想是志于道，行为是依据德行。
所以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焚书坑儒，不养士了，这些人就走向民间去，结果怎样呢？反了！后来到了汉朝的时候，对这种士怎么办呢？到汉武帝时代，就是中国选举制度的开始，那个时代的选举，当然不像现代的由人民去投票——这是西方式的选举。中国式古老时代的选举，是由地方官参考舆论，把地方上公认是贤、良、方、正的人选出来，称为“孝廉”。以现代名词而言，是人才的分类，贤是贤，良是良，方是方，正是正，不要混为一谈，这是四个范围。中国文化以孝治天下，所以称“孝廉”。到清朝时，考取了举人，还是用孝廉公这个名称，那是沿用汉朝的。
根据原文“志于道”，可以解释为形而上道，就是立志要高远，要希望达到的境界。这个“道”就包括了天道与人道，形而上、形而下的都有。这是教我们立志，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目的。至于是否做得到，是另一回事。正如大家年轻时刚出社会做事，都立志取得功名富贵。就以赚钱为目的来说，起码也希望赚到几千万元。但立志尽管立志，事实上如今一个月只赚几千块。所以孔子说，做学问要把目标放得高远，这是第一个“志于道”的意思。
汉朝实行这样的选举制度，就取代了战国时养士的制度，所以汉朝四百年天下，就可以定下来，到隋朝又开创以文章取士的考试办法。到唐太宗统一天下以后，正式以汉朝地方选举的精神，采用了隋朝考试取士的方法，综合起来产生了唐朝考选进士的制度。所谓进士，就是将民间有才具的知识分子，提拔出来，进为国士的意思。那时候考的秀才不是清代的秀才，清代的秀才是考试阶级的一个名称，秀才再考举人，举人再考进士，进士第一名是状元。唐代的秀才，便是进士的通称，凡是学问好的、优秀的，都称秀才。
第一项所说的“志于道”，又学个什么道呢？一般人说孔子说的是人道，不讲天道，因为天道邈远，属于形而上的范围。究竟有没有神的存在？生命是怎样开始的？宇宙是如何形成的？这些都是属天道。“天道远”，并不是说与我们的空间距离远。如照现代观念来说，更不合理了，目前到月球只不过几天的事，怎么说远？这个“远”字实际上是高远的意思，指距离人类的知识程度太远。“人道迩”，人道比较浅近易懂。所以过于高远的暂时不要讲它，先把人们自己切身的问题解决了，再讲宇宙的问题。一般人说孔子只讲人道，这是后代的人为孔子下的定义，事实上孔子并没有这样说。
唐太宗创办了考试制度，录取了天下才人名士以后，站在最高的台上，接受第一次录取者朝见之后，忍不住得意地微笑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他的意思是说，你看我这一玩，天下的英雄都自动来钻进我的掌握中，再不会去造反了。有功名给你，有官给你做，只要你有本事，尽管来嘛！这是唐太宗的得意之处。
假如有人问，孔子的学术思想真正要讲的是什么？可以大胆地引用这四句话作答，这就是他的中心。也可以说是孔子教育的真正目的，立己立人，都是这四点。
苏轼也说，建立了考试制度以后，就等于六国时候的“养士”，所以他认为养士是很重要的事。以现在的观点来说，就是智、辩、勇、力分子没有安排很好的出路，没有很好的归宿，就是社会的大问题，也是政治的大问题。但是如何使他们得其养，又是个问题。起用也是养，退休也是养。讲到养，我们要想到前面所讲的，犬马也有所养呀！不是说有饭吃就得养了，仅仅这样是养不了的。智辩勇力之士，有时候并不一定为了吃饭。天生爱捣乱的人，如果没有机会给他捣乱，他好像活不下去；若不要他捣乱，就得把他引入正途，这就是为政教化的道理。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选自《论语别裁》）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