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谟》告诉我们中国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一切大原则。我们几千年来，有几个要点。你走资本主义的路线也可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路线也可以，甚至于帝王制度也可以，民主也可以，都有个政治的大原则。
政治大原则：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这个政治的大原则在《大禹谟》里头就是“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这是尧舜传下来的。你不要轻看这八个字，如果每两个字一个概念，写政治论文、经济学论文，都是博士论文的题材。
（选自《论语别裁》）
古代的中国字，如果平常不好学深思，随便读过去，会觉得一点道理都没有。所以做学问的道理，子思在《中庸》中告诉我们五个要点：“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为政到底在人，并不一定在法。立法、制度固然重要，但执法的还是在人，立法的也是人，所以还是人政重要。
做任何一门学问，甚至你们做事业、做工商业，考虑一个问题也是这样，要“博学之”，什么知识都要。可是，不要学了知识，就以为是学问，那是不行的，要“审问之”，要怀疑。譬如大家问我怎么打坐、学佛。我说你们很乖的，不要学这个。为什么？因为你们不会怀疑问题。学佛修道就要会审问，就是怀疑、追寻，什么是佛？什么是道？要仔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正面、反面研究了，还要再考虑。然后还要合于逻辑，就是“明辨之”。再“笃行之”，好好去实践。这是做学问的方法。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并不止这一件事，类似的事件很多。不过现在我们读的历史太少了，只靠学校的历史课本、中国史大纲，就认为懂了中国历史。我觉得很好玩。中国历史中有很多宝贵的东西，可惜一般人都没有好好注意。尤其说到政治哲学，还是我们中国文化中儒家、道家的这许多原则是对的。
中国文化的政治、经济、教育等，“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这是上古传统告诉做皇帝的，告诉大禹做帝王要注意这个。
这位大金吾接到了皇帝这个条子，并不执行，坐下来写了一篇奏章。大意说天下言官犯了罪，如果要杀他，因为他是代表全国老百姓讲话的，所以应该明告天下，公布他的罪状，使全国老百姓都知道，然后再规定时间杀他。现在凭你这张条子，而且偷偷摸摸地半夜里叫小太监送来，要我夜里去杀他，我是不敢执行的。换言之，无形中是说皇帝没有经过行政程序，是错误的，不可以这样做的。第二天，他就把皇帝下的条子同奏本，一并送给皇帝，结果皇帝看了他的奏本反而笑了，这件事也就算了，这两个人命也保住了。
第一个“正德”就包括很多了。政治的道德，一个做领导人本身的修养，你的思想，你的办法，如何使大众使人民，乃至你一个公司任何一个人，都能达到人品最高的修养。
我们过去的君主，是真正的民主精神。譬如在明末崇祯时期，骆养性任大金吾之职。所谓大金吾是沿用汉朝的官名，近似于清朝的九门提督，现代的首都卫戍司令，权很大。当时熊鱼山、姜如农两位言官——近似现代的监察委员，在历史上称作言官。皇帝在政治上的错误，言官都要提出来指摘的，这是中国过去监察御史的精神。纵然是皇帝错了，他照样提出来，错了就是错了。这两位御史很了不起，当时对皇帝有所批评。朝中的太监权臣，因为党派，把他们关在刑部大牢——清朝所谓天牢里。到了半夜里，皇帝亲笔下了一个条子，命令大金吾连夜把这两个监察御史提出去杀掉。
经济方面如何“利用”呢？我们讲利用你、利用他，中国人这句俗话，几千年以前的根据就是《书经》上的。我们现在讲利用你，下意识的观念，这是很坏的一个名词，我打主意把你骗了叫“利用”。真正的“利用”不是这样的，是做任何一件事，都有利于别人，不是只利于自己。所以说“利用”就是经济学的范围，正德而后利用，政治道德达到最高时，“利用”万事万物，使万民得利。
我们过去的政治思想，尽管是君主制度，据我的研究，中国历史政治的精神，是以民主为基础，君主是一个执行的形态。现在美国式的民主，老实说是以君主独裁为基础，而以民主为形态。美国是什么民主？所有的领导人，乃至于总统，后面都有老板的。他们被操纵于资本家手中，说穿了，美国的民主就是这样。
然后，再讲“厚生”，是讲怎么样生产发展。
有人说，民主社会没有这个君，我们研究过三民主义——孙中山的思想，关于这个问题都讲过，不用再讲了，是一样的道理。过去是一人领导万人，现在是万人领导所有的人。民主政体下每个人都是君。所以我对一个美国朋友，谈到美国的情形，我说中国的民主思想和美国的两样。中国过去是帝王制度，没有民主自由的口号。而美国坏就坏在民主上，现在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很成问题。国际上美国到处去帮忙，而没有一个受到帮忙的国家感谢美国，问题就在美国式的民主。
最后一个原则“惟和”，一切都要和平达到的，不是斗争达到的，也不是政争达到的，更不是用战争达到的。
孔子答复了这一点，齐景公非常聪明，他说：好，我懂了。一个领导人自己不站在领导人的本位，越出范围，那么臣也不臣；一个家庭中，父母不像父母，儿女就不像儿女。如果一个国家，政治、社会的风气到了这个程度的话，国家的财富虽充足，我也用不到了，一定要失败的。这一点就是中国政治哲学的中心思想。
实际上后世都不用“惟和”两个字了，只有六个字：正德，利用，厚生。包含了所有文化。
这就是中国政治哲学了，从古中国的政治哲学是建立在伦常文化的基础上的，就是孔子所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四点。现代的青年看起来，会认为这种书落后到极点，实在应该烧掉。如果我们真了解了，就觉得非常深刻，非常有味道。这八个字前面的“君臣父子”四字是名词，后面的“君臣父子”四字是借用来做动词。“君君”就是说领导人做到自己真正是一个领导人。领导人有领导人的道德。就这“君君”两个字，就可以写一部叫“领导人的道德修养及其哲学”的大书，或者作为政治系或哲学系同学写博士论文的题目。君是君，领导人就是一个领导人。臣是臣，做干部的有干部的立场，规规矩矩是个好干部，好的宰相，好的辅助人。这个话连起来讲，如果君不君，领导人不是一个领导人，违反了领导人应有的道德，这时臣也不臣了。“父父，子子”，做父亲的是一个父亲，如果父亲做得不合一个父亲的标准，但是却要儿女孝顺，尽儿女的本分，怎么可能呢？所以父母是父母，子女就是子女，这才是所谓的父慈子孝。
（选自《南怀瑾讲演录：2004—2006》）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十二字说尽所有政治理想
为政到底在人
我读了许多中西方有关的政治学的书，还不及中国民间传统流行的十二个字说得彻头彻尾、清清楚楚。是哪十二个字的真言咒语呢？那就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安居乐业”。
（选自《孟子与公孙丑》）
我们也常常在神庙中看到“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八个字。看来好像很迷信，事实上，这就是透彻了人情世故所产生的政治哲学思想。这两句话包括了四件事，每一件都很难做到。
“《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孟子接着又引《诗经·大雅》颂扬文王的话，东、南、西、北四方四境，普天之下，凡是有思想的人，没有不心悦诚服文王的。这种诗句的咏叹，就是歌颂王道的精神、王道的政治。所以王道就是这样，谁都会心悦而诚服的。
谁能领导天下国家达到这个目的，就可封神了！尤其有关天人之际的“风调雨顺”！换言之，这四个字，包括没有风灾、水灾、地震、旱灾等的内涵！至于人事和人道，统统在后面的八个字中，可惜一望便知，却一生也做不到。
孟子这一段画龙点睛之笔就在“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这一句话，点出孔子“以德服人”而成就千秋素王之业。素王不是争取一时的功名富贵，不是要富有四海或保有天下的一代王业。换句话说，真正的王道德业有两种：一种是有实际的行为，见之于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表达的，如尧、舜、禹、汤、文、武；另一种便如孔子一样有素王之尊，永垂万古。我们拿西方文化的名词来说，这是精神文化的王国，永远属于孔子的天下。
安居很难，例如大家都有房子住，请问哪一位对自己所住的地方感到百分之百满意？我看一千个之中只有一两个。一般人组成家庭之后，都会存钱买房子，为什么？为的是安居。人人能够乐业也很难，所谓做一行，怨一行，为什么会怨？除了主观的心理因素外，更多的是宏观的社会原因所造成的。
孔子也因此成为“素王”。这个“素王”是非常崇高的尊称，也就是千秋万世的王，等于佛教尊称释迦牟尼佛为“空王”一样。空王的含义则更为豁达，什么都不要，他并不想坐在大殿里垂目而称王。你来烧香是如此，不来烧香也是如此。所以空王、素王，都是一样极端高明。
无论什么政治主张、政治制度，做到了这十二个字所说的境界，就做对了。管你什么主义，只要你让我“安居乐业”，让我有个工作，好好地干，有口饭吃，有个地方住，少来干扰就好了。假如一切众生都能安居的话，那就是现成的极乐世界。中国的民族性，只求自己能够安居乐业，但是几千年来，中国老百姓能安居乐业的时代，实在太短暂、太少了。
孟子又提出另一面：“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凡是以道德来服人的，是使别人内心高兴、心甘情愿去服从他，这就是王道。像孔子，只是一个平民老百姓，既无财又无势，什么都没有，自己还一度落魄到没有饭吃。可是三千弟子中的七十二贤人，这些忠心耿耿的学生，在任何情形之下都跟着这位老师，连饿饭的时候都跟着老师一起饿饭。因为孔子的修养、道德使他们衷心地敬仰，故而服从他，这就是以德服人的道德精神。
为了希望努力达到前八个字的目标，因此又产生了四个字“替天行道”。这是中国文化中的政治哲学，任何一个朝代，都需要做到“替天行道”。行什么道？爱全民，真正的仁孝，这就是天之道。
孟子更进一步引申王道精神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后世的霸道以权力和武力去征服别人、慑服别人，而在表面上被征服、慑服的那些人，内心并没有真正地被降服或佩服这种征服者。实际上，只是因为自己力量不及，无法对抗，只好投降，做出服从的表示而已。做人也是同样道理，假如你比别人狠，比别人能干，比别人有钱有势，别人只有听你的，只好对你好了。譬如说你是一个有钱的老板，你公司里的职员因为要向你领薪水，只好听你的，但是他心里不服你，也不一定佩服你。
（选自《原本大学微言》《孟子与万章》《圆觉经略说》）
不过话说回来，这是历史哲学家司马迁的观点！历史哲学家们所要求的，是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对民族文化的精神负责，所以他是不顾一切的，只为发挥正义而秉笔直书。但是，历史上多少还是有些隐晦的地方，基于私德，司马迁不便做露骨的批评；基于公道，司马迁又不得不说出微言大义。于是他运用高明的智慧、优美的文字以及巧妙的手法，完成了这部巨著。所以，这部《史记》传下来，他敢吹这个牛说“藏诸名山，传之其人”。因此我们读《史记》，必须细心体会。否则，很多关键就忽略过去了，而不能懂得《史记》的真义。
仁道的密宗：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但是，古人很多对于汤武的革命抱有怀疑的态度，尤其是司马迁。在《史记》的《齐太公世家》里，他很巧妙地表明了对汤武革命的看法，《史记》之难懂，就在这种高明的处理手法。当他记叙周文王和周武王如何创业、如何兴起时，全篇都是好话。但是他的文章里有块“骨头”，这块骨头没有摆在这里，而是摆在《齐太公世家》里。齐太公就是姜太公，当他遇到文王、成为文王的辅政以后，司马迁用“阴谋修德”这四个字点出文王把道德仁义作为阴谋的手段，说明文王、武王还是假借仁义而已。文王与姜太公两人“阴谋修德”，这四个字，就表明了司马迁的看法，说出了历史事实的真相。他的文章真厉害，好像把一个钉子钉到另一个不受注意的地方。你不把这个钉子找出来，则全篇的关键、整个的观念就搞不清楚了。
一个人，一件事，尤其是政治，光有善心没有办法从事政治；光是仁慈，没有办法管理人，没有办法替众人服务。所以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这是中国政治哲学最重要的中心。
中国的历史哲学中充满了儒家的色彩，而儒家从孔子开始，首先提出汤武吊民伐罪的革命事业。孔子平常不多谈汤武革命，到了孟子的时候，才比较提到汤武革命吊民伐罪的王道精神。
就等于佛家的一句话：“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但是还有两句相反的话，所谓“慈悲生祸害，方便出下流”，慈悲有时生出祸害来了；有时候将就一下，给他一个方便，结果就出下流。所以专门一味只讲仁慈，没有方法，这个仁慈是没有用的，“徒善不足以为政”，这是不行的，尤其是从事政治。
这里要注意，引申孟子的思想，姑且裁定尧、舜、禹三代是上古最纯粹的、不着意的、本然而行的王道。他在这里所举的，是后世所称道的吊民伐罪——有所为而为的王道的代表。然而这一典型，也往往被后世假借而利用。他说，像商汤开始起来的时候，领土只有七十里；而周文王在开始建国的时候，领土也不过百里而已。幅员如此之小，他们却能够施行仁政，因为他们在施行之初并不是企图扩大领土，成为大国，也没有其他的野心。那是以一个道德的政治思想做原动力，所以不需要假借一个大国的力量去行使仁政。
我们这里同学好人特别多，善人特别多，学佛念《金刚经》，都学成善男子、善女人了。不过，善归善，不能做事，要做事的时候，是非善恶不能混淆，不能马虎，徒善就不足以为政，所以要有规矩，要有方法。
孟子再为王道下一个定义，“以德行仁者王”，以最高的道德政治为中心来施行仁政，就是“王道”。而以道德为基础的仁政，则不在乎土地是否广大、人民是否众多、武力是否强大、经济是否雄厚等问题了。他并且举出历史的例子做说明。
“徒法不能以自行”，你光讲规矩，光讲方法，也不行啊！像我们有些同学办事，“老师叫我这么办”，回来我就骂他，你不晓得变通吗？做事情那么呆板。所以，“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大原则。
例如十九世纪以后，西方政治思想所标榜的“自由民主”，表面听上去无可厚非，其实真正的“自由民主”也就是中国传统所讲的做到“王道”精神的一个渠道。可是到现在为止，全世界的国家民族中哪个真正做到了“自由民主”呢？即使有，也不过是假借自由民主之名而行霸权之实，不也正是孟子所说的“以力假仁者霸”吗？
这里我们看出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从战国以后中国几千年的帝王政治，都是根据这两句话的原则。现在的年轻人喜欢跟在人家的屁股后面乱跑，自由啊，民主啊，什么叫自由？什么叫民主？都没有弄清楚。尤其美国式的自由怎么来的？要注意哦，先要研究一下美国的文化是怎么来的。美国有个人自由主义的思想，有资本主义的自由思想，民主也分好几个形态，这是美国式的民主自由。民主自由的基本是建立在法治上，所以不要跟在人家屁股后面乱跑，自己应该仔细研究，然后回来再看自己历史上的政治哲学，才能了解我们几千年来的政治体制。尽管是帝王政治制度，内容却是真民主，当然要找出许多证据来。西方的民主到现在，看起来是民主的体制，但它的内容是真独裁，乃至集体的独裁更厉害，更难办。
换言之，霸道的政权、霸道的君主、霸道的大国，如果不借仁义为名，还是不行，不能成为霸。历史上这类事例很多，一定要两者掺和来用，虽然有政权、有实力，但也还要借助仁义这块招牌。
细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会发现一个秘密。每一个朝代，在其鼎盛的时候，在政事的治理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秘诀，简言之，就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自汉、唐开始，接下来宋、元、明、清的创建时期，都是如此。内在真正实际的领导思想，是黄（黄帝）、老（老子）之学，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而在外面所标榜的，即在宣传教育上所表示的，则是孔孟的思想、儒家的文化。
而孟子在这里，就更加强调失去大同世界理想、失去王道精神以后的政治，都只是假借仁义的“霸道”而已。但是他为霸业下了一个定义：霸业必须具备一个强大的力量来行使治权。然而，纵使是一个具有强大力量的政权，要想图强称霸，还是要假借仁义之名，利用仁义做它的号召。
到了清朝，康熙、雍正、乾隆，这几个皇帝，都有著作。老实讲，他们那些著作，比汉、唐、宋代的著作还要好，对于杂家、霸术、权术等，他们全套都懂。而且入关之后，由顺治开始，到康熙、雍正、乾隆三四代一百多年之间，都是受佛学禅宗、律宗的影响。这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但却为一般历史学者所忽略、轻视过去了。
孔子在《礼记》的《礼运》篇中，说到人类文化衰微的演变，就感叹后世已失去了王道。世界大同思想体现于《礼运》篇中的一段，描写王道政治普遍实施以后理想的社会状况。他说，中国在上古时候的人类社会，就是这种大同世界的“太平”盛世；等而下之，王道的精神变了，王道的政治也没有了，但还可以致“升平”的社会；再等而下之，便是衰乱之世了。
讲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就使我们联想到帝王政治的原则。不但过去帝王政治，都是以这两句话为中心，今后社会的民主政治也是一样，实际上对于个人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
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以权势及武力为手段，而又假借仁义为口号的，这种政治就是“霸道”。中国历史自尧、舜、禹三代以后，政治路线变了，所行的差不多都是霸道。而行霸道的先决条件，必须自己先能成为一个大国，也就是说国家本身的军事力量要强大、经济力量要雄厚、人民要众多、领土要广阔等。必须先具备这些厚实的国力，霸道才能行得通，所以孔子、孟子都认为，自周朝以来，王道就开始逐渐衰微了。
譬如说，我们在座许多学佛修道的人，我经常说笑话：看到年轻人学佛修道我就害怕，一个一个修得都是善男子善女人，善得都过了分。但是，徒善不足以修道，徒善也不足以成佛，因为学佛是要讲行履的，也要讲方法的，念咒子啊，打坐啊。但是徒法也不能以自行。所以《孟子》这两句照样可以套用，一点都不错，讲个人修养也是一样。
孟子提出的王道精神，是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大原则。自孟子提出这个观念以后，中国历代的政治思想均以此作为政治的大原则。
青年同学们特别注意，这是为人处世的准则，推而广之，对于一个工商界的领袖，一个团体的领导人，乃至政治上的领导人，这两句话是天经地义的原则，不能违反，也不可以违反。甚至我们在座的大和尚们，将来领众也是这个道理。你看《百丈清规》的内容，再把释迦牟尼佛的戒律翻开来看一看，都不出《孟子》这个原则。所以古今中外的圣人，他们的智慧，他们的原则都是相同的，不会有差别的。什么叫作世间法？哪个是出世法？大智慧的人，世间出世间一定是合一的，是一样的。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一般人都认为孔孟之道是呆板的，只讲仁，其实有个秘密，现在把它揭穿。至少在我读书的经验，虽然读书不多，还没有看到过有人具体把它揭穿的。孔子同孟子有个密宗。孔子写了一部《春秋》，他自己感叹：“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这两句话有什么秘密呢？先说为什么知我者《春秋》。《春秋》记录了乱臣贼子、帝王一切的错误不良行为，一切的怪事，造成了社会乱象、历史演变。对此应该负责的是政治领导人、知识分子读书人，以及担负教育责任的人，是这些人的罪过，所以他们要负历史的责任。这是《春秋》的目的。所以说，对于《春秋》，“乱臣贼子惧”。这是正面的了解，知我者《春秋》，懂得它的精神所在。
王道：以德服人
什么是罪我者《春秋》呢？有些人懂了《春秋》，才会用权谋，才会用手段，所以《春秋》也是一本谋略之书，也是一本兵书。懂了《春秋》相反的一面，谋略就很厉害了，所以天下事有正面一定有反面。有人读了历史而学好的，变成好人；读了历史学不好的，所有的坏本事都学会了。一个坏人学问越好，做坏事的本事就越大，所以学足以济其奸。
（选自《论语别裁》《原本大学微言》）
同样的道理，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提倡仁道。仁道的密宗在什么地方呢？那些专门爱人、仁慈，连蚂蚁都不敢踩的，不叫仁，因为“徒善不足以为政”。这是孟子所反对的。“徒法不能以自行”，谁懂啊？其实后世汉、唐、宋、元、明、清，每一个开创的帝王，都懂孔孟的仁政，都了解仁政并不是呆板的仁义思想。
注重法治的管理，便是霸道的效用。王道的礼治和道家的“慈俭”，固然是应时良药，温和清凉，但有时的确难以治愈重病或急症。
（选自《孟子与离娄》《老子他说》《原本大学微言》）
到了东周以后，姑且以秦始皇先祖秦襄公时代做代表来划定界限，从商鞅变法开始，才使主张法治的法家之学崭然露其锋芒。因此，到了秦始皇建立帝王政权，专门注重法治，法令严密。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
礼治，不但在于要求上层阶级的士大夫们，同时也是要教化一般的庶民。所谓“不教而诛之”，则过在士大夫们所从政当权的官府，并不完全重责于庶民，这是礼治文化最重要的精神所在。
《论语·尧曰》中说：“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不过，这几句话的内涵很广也很重要，它是有关法律和政令的法理问题，也就是法律学的哲学问题。人类的社会原本无法，“法由人造”，“令自人兴”。以传统的文化历史来说，夏、商到西周的时期，姑且统归在礼治的社会。所谓礼治的精神，首先的原则注重在教化。因为那个时期，文化智识教育只属于官府和士大夫所有，教育并不普及。平常的人们，客气一点都叫作“庶民”，不客气一点，都算是“愚氓”。用俗话来讲，也叫作“细民”，细就是小的意思，“细人”就是小人。
这里引用的几句话，是说周代以后，就是这种做法。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是由宗法社会的基础而来的。
这是说，从事政治的当权者或立法者，当你要发布命令或建立法制的时候，不要忘了自己也是一个最基层的平民群众，也是对象的当事人，只是现在立场不同，处境不一样而已。如果自己接受这个命令，是不是可以做得到、行得通呢？假定人人是我，如果在我自己的心中也有所碍难，也觉不妥，那就不能随便下令或立法而要求别人遵守了。
所谓“兴灭国”，在春秋战国以前，“国”是个地方政治单位，诸侯分封为“国”。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还有上百个国。有些小国不算，大国也有几十个。在过去中国这个制度，就是所谓的“封建”。封建制度，中西截然不同。中国的封建，以宗法社会氏族为中心，就是以血统为基础，并不是西方的封建，以奴役、权势为基础。
《大学》中有关建立和颁布法令的基本原则，所谓：“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
过去历史上的这些诸侯之国，当其中一个国家快要灭亡了，乃至已经灭亡绝后了时，其他的国还要找到这国家的后人，扶助他起来复国，这就是所谓“兴灭国”。“继绝世”，是这个国家即使绝后，也要想办法使它继续存在。这就是中国文化对于国际政治的精神，也就是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的精神内涵。
因为你从“成人”而进入“大学”的阶段，既已养成“致知、格物、诚意、正心、修身”的“内明（圣）”之学，自然也可以因“身教”而影响自己的家人，使他们能够了解做人处事的标准方向，而使整个家庭安和乐利。假使对于亲如家人都不能达到教化、教育的影响效果，那么你说替别人做事业，反而能教化、影响大家，那是肯定不可能的。所以说，一个真有学养的君子，即使不走出家门一步，也能够对整个社会、国家起教化、教育的影响。
所以周武王统一了中国以后分封诸侯，一度有两三百个国家，而所封的并不全是周文王的儿子，如当时的宋国，就是殷商的后代，许多都是曾经一度灭亡的，周武王再封建，把这种国家重新建立起来。
在这一节里，先要了解所说的“教”字，照传统文字学的解释，教者效也。这个字的内涵，便有教化、教育和效果的意思。因此，便知它所说的是人人要求自己的学养，发挥“外用（王）”，先要从齐家做起。而且更要了解这个“齐”字，在传统文字学的解释上，有平等、平衡、持平、肃静的内涵。
这种思想一直影响到后世，如刘邦、项羽他们起来推翻秦始皇的暴政，当项家初起的时候，还不敢自己称王，要找出楚国最后一个皇帝的孙子怀王出来，奉为义帝。在我们现在看来觉得奇怪，项家起来就起来了，为什么要找个小孩子出来为帝？这就是宗法社会的思想，必须找个帽子戴上。这固然是项家的权术，但从道德的观点看，中国人始终有这种“兴灭国，继绝世”的精神。
那么，原本《大学》关于“治国必齐其家”的原文是怎样说的呢？“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
后来刘邦称帝，又为秦始皇，以及楚、魏、齐等灭国无后的想办法使他们续绝。《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隐王陈涉、魏安釐王、齐湣王、赵悼襄王皆绝无后，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无忌五家。’”以汉高祖的为人来讲，素来具有豁达大度的胸襟，自然便合中国文化精神的大原则，所以刘邦后人，在中国历史的政权上，能够先后达四百年之久。
同时更要了解，由于传统文化以“宗法社会”的“家族”为主，从夏朝开始，由尧舜以来的“公天下”，一变为“家天下”。到了周秦以后，确立以一姓一家为代表的国家天下，“大家长”号称“帝王”。这个制度习惯一直运作了两千多年，直到二十世纪初期，才与西方后期的民主等思想相结合。与孟子所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完全一致。但在我们文化思想习惯的血液中，至今还存在着“宗法社会”帝王“大家庭”的阴影。
我对外国朋友说，这是他们办不到的。拿美国来说，尽管他们没有领土的野心，但是仍有经济市场的野心。过去我们中国帮助一个国家，尤其帮助附庸国家，平了它的内乱，建立或稳定了它自己好的政权，就把兵撤回来，只有一个条件，岁岁来朝。如唐初“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时代，财物上我们实际贴很多，但绝没有领土或经济的野心，这是中国文化与众不同的“兴灭国，继绝世”的政治哲学思想。现在美国既非王道，霸道也没有搞好，所以想走这个路子可走不通，结果许多的国家，像切西瓜一样，被它切成了两半。所以我说他们到底不过两百年历史，这一方面若要到中国来当学生，至少还要学一百年。以我们自己的文化，研究全世界历史文化的精神，在这个对比下，就看得出来，人类应该走什么路。
我们现在提到礼治、法治的问题，只是要大家了解孔门儒家传统学问的主旨所在，是以人本位的“人伦”之道出发，外及“为政”的原则原理。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贯道理，都不外于这个范围，它并不是讲政术、政法的运用法则。
“举逸民”，所谓“逸民”，就是纣王的时代，许多人不同意纣王的做法逃走了，避世于海外。到了周武王统一天下以后，把这些人都找回来，给他们一个相当好的位置，尽量发挥他们的长处与思想，这样人心就归顺了。
大家庭的家族，便是人群社会的基本，犹如一个小国的雏形，而且它所注重的是“礼治”，而不是“法治”。“礼”是文化的教养，道德榜样的感化。“法”是人为建立适应时（间）空（间）环境的规矩，用来管理人的行为，使其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可以平衡利益、调整利害冲突。殷周以前，中国文化的政治指标是以礼治为主，法治仅是辅助礼治不足的偶尔作用。如果要研究讨论礼治和法治的比较，问题可不简单，必须从人类社会发展史、人类经济发展史等学科来综合研究。
由这三点来讲，我们看自己的历史，过去讲仁讲义，现在讲就很难了。过去某人的家庭出了问题，朋友就把这个家庭的担子挑起来，这就是义，也是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以前我们疏忽了两个东西：一个是特殊社会的组织，另一个是宗法社会的被破坏。这相当重要，中国人过去的祠堂，初一、十五都召集族中的年轻人读训，那时读的尽管是清朝的圣谕——康熙写的广训，教人如何孝顺父母、如何做好人好事，原来是作为政治的安定力量，后来变成宗法社会非常好的中心思想。我们当时疏忽了这些东西，只有爱好自己文化的人，感到非常严重。现在更加上思想的离析，这些东西被破坏了。所以这些地方我们要了解，这些精神，在宗法社会中，为朋友卖命、替朋友挑担子的这些事，普遍得很。为什么这样做？就是几千年“兴灭国，继绝世”深厚文化教育的结果。
我们过去的历史文化，从孔子开始的儒家，乃至传承孔门心法的曾子、子思，甚至孟子，始终是秉承三千年来“宗法社会”的伦理传统，发扬人道的人本位思想。
另一点，“兴灭国，继绝世”的观念，也可以说是中国人文的侠义道精神。侠义的义，是义气的意思，也是从这个精神来的。我曾经提过，仁义的“仁”字，在世界各国的文字中，有同意义的同义字。但是侠义道的“义”字，在世界各国文字中，都没有同义的字，只有我们中国文化讲侠义、义气。这是对朋友的一种精神，为了朋友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朋友死了，应该对他的孩子负责教养，培养教育到长大成人，成家立业。甚而有的公私机构，对于员工的遗孤，都还照顾培植。当然，现在社会这种情形比较少了。过去我就看到好几个朋友，这样照顾亡友的孤儿寡妇，一直到孩子长大成家为止。这种侠义的精神，路见不平的，帮助人的，看见孤苦给予援助的，就是根据“兴灭国，继绝世”的精神发展出来的。
许多人认为《为政》是孔子的“政治思想”，或者用现代的语汇来说，称之为“政治哲学”。在我个人研究的结果，认为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孔子很少提到完整观念的“政治”，孔子只说“为政”，这点我们要特别注意。“政治”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管理众人的事”。孔子所提的“为政”是教化，“教化”是中国文化的名词，不能看成是教育。教是教育，化是感化，但过去又不叫作感化，而叫作风化。为政的意义包括了教化。这个重点我们必须把握住。
我们了解了这个道理以后，由“兴灭国，继绝世”的观念再发挥起来，就构成了我们这个国家民族文化许多与众不同的优点。尽管我们看见现在的这个社会，都感叹世风不古，好像特别势利、讲现实。但是据我所了解，凡是中国人，先天的在血统里面、下意识中，还是保存了这种“兴灭国，继绝世”的精神。只是因时代不同，教育方法不同，知识范围不同，而有衰微之征。一旦我们的国家民族，恢复到祥和安定、注意礼义教育的时候，我们的这种民族精神，是不会变的。
为政不是政治，礼治不是法治
（选自《论语别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