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中心是历史
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中心就是自己的历史,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自己祖先的历史文化传统都不知道,那就是中国文化的名言“数典忘祖”。全世界有六七十亿人口,有许多国家,但是最注重历史的是中国人。希腊、埃及、印度及中国是四大古国,都有几千年的文化,可是希腊、埃及、印度都没有中国这样注重历史。
我们以前读书非常重视历史跟地理,一个国家的民族若不知道自己的历史和地理,是个大笑话。一定先要了解自己的历史和地理,再推而广之,了解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历史和地理,这是一个国家民族意识的中心。
我经常告诉青年人,你们想要了解国际政治,要晓得全世界多少国家、多少宗教、多少民族,就必须先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政治、宗教、民族。你们不管有没有出国留学,对自己历史的研究,对远古、上古、中古等的了解,都连一点影子也没有。我在外国对中国的留学生讲,你们要了解世界政治,赶快去读春秋战国。现在的世界政治就是春秋战国的放大形势,在我看来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在欧美留学拿到博士、硕士学位回来,就想把某个国家的文化体制用到中国,就想治国平天下,懂个什么?这叫“隔靴搔痒”“药不对症”,可以说影子都没有,所以不读历史是不行的。
历史本来就是人和事经验的记录,换言之,把历代人和事的经验记录下来,就成为历史。读历史有两个方向:
一是站在后世——另一个时代,另一种社会形态,另一种生活方式,从自我主观习惯出发,而又自称是客观的观点去看历史。然后再整理那一个历史时代的人事——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文学、艺术等,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评论它、歌颂它或讥刺它。这种研究,尽管说是客观的批判,其实,始终是有主观的成见,但不能说不是历史。
二是从历史的人事活动中,吸取教训,学习古人做人临事的经验,作为自己的参考,甚至,借以效法它、模仿它。中国自宋代开始,极有名的一部历史巨著,便是司马光先生的《资治通鉴》。顾名思义,司马先生重辑编著这一部史书的方向,其重点是正面针对皇帝们——领导人和领导班子们,做政治教育必修的参考书。所谓“资治”的含义,是比较谦虚客气的用词。资,是资助——帮助的意思;治,便是政治。合起来讲,就是拿古代历史兴衰成败的资料,帮助你走上贤良政治、清明政治的历史经验。因此,平常对朋友们谈笑,你最喜欢读《资治通鉴》,意欲何为?你想做一个好皇帝,或是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臣和名臣吗?当然,笑话归笑话,事实上,《资治通鉴》就是这样一部历史的书。
我十二岁一个人在山上庙子里读书,不是读《资治通鉴》,是读《纲鉴易知录》。一年两个月当中已经读了三遍,基础打稳了,所以对历史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注意,而历史与文化是整体的。
我们现在研究历史,你们许多人在大学里也读历史,你问要看哪一个教授写的,我不加意见。有些人看中国经济史、中国教育史、中国文学史……我就笑了,看这些书等于钻牛角尖,没有全盘了解。因为这是一般读书人在读了历史以后,站在某个立场观点写的。
我们的历史,单讲正史,留下来的有二十五史,每一代的历史都有详细的记载。不注重历史,你就不懂政治,不懂经济,也不懂商业,这些学问经验历史上都有。有人问我,我们推翻清朝到现在是九十九年,再一年就一百年了,一百年以后你看中国的前途怎么样?我说要想了解现在这个时代,你去读历史。古书上说“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想知道未来,要知道过去,不懂得历史,你怎么晓得未来,更别谈想懂人类社会文化是怎么演变的。这是告诉大家历史的大要。
古人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方法,有一句话叫“经史合参”。什么叫经呢?就是常道,就是永恒不变的大原则,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区,这个原则是不会变动的。但不是我们能规定它不准变动,而是它本身必然如此,所以称为“经”。而“史”是记载这个原则之下时代的变动、社会的变迁。我们要懂得经,必须懂得史。这样研究经史,才有意义。
四书五经等,是哲学的重点。光是懂那些原理,不懂历史,不将人生、社会、国家整个的经验融合,那个学问是没有用的,那只是空洞的理论,讲得再好听,没有时间的经验来实证,是没有用的。
所以古人有所谓“刚日读经,柔日读史”的说法。年轻人一看这句话,头大了,什么“刚日”“柔日”的。其实很简单,所谓“刚日”就是阳日,也就是单日;所谓“柔日”就是阴日,也就是双日。
但是在“刚日读经,柔日读史”这句话里,刚日、柔日的意思不是这么呆板的。所谓刚柔,代表抽象的观念,“刚日”就是指心气刚强的时候,这里看不惯、那里看不惯,满腹牢骚,情绪烦闷。这时候就要翻一下经书,看看陶冶性情的哲理,譬如孟子的养气啰,尽心啰。相反地,如果心绪低沉,打不起精神,万般无奈的时候,那就是柔日,就要翻阅历史,激发自己恢宏的志气。
中国的历史,比较详细的记载是从周朝开始的。《礼记》上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民族文化很特别,从上古黄帝一直到周朝,史官的职位是帝王封的,但是封成史官以后,帝王不能干涉。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等,在帝王旁边的史官,左史记言,皇帝及臣子们所说的建议语言,都要真实地记录;右史记事,帝王做了国家大事,或是亲近女色,做了什么事,都如实记下。中国古代史官的权力有这样大,这种体制也是全世界独有的。
研究中国历史,不是光研究历史而已哦!过去几十年都在学西方的哲学,我们童年的时候,英美留学回来的学者说中国没有哲学。我就笑,说我是乡下人,喝中国水沟的水长大的,你们喝洋水的,把洋水带回来,我也尝到一点点。中国怎么没有哲学?中国的哲学在诗词歌赋里头啊!不像欧美的哲学是专门的,所以中国讲历史是文哲不分,文学跟哲学分不开的。同时文史不分,你看每一个写历史的人都是大文豪,也都是诗词歌赋非常好的人,史学家都是大文学家。还有呢?文政不分,司马光是宋朝的宰相,历代写历史的人都是翰林大学士,都是大官呀,所以文政不分,自己政治上有经验。还有文艺不分,除了诗词歌赋以外,音乐、舞蹈,民间好的坏的风俗,天文地理,无所不知,通才之学。所以学了历史有这样的伟大。
(选自《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历史的经验》《论语别裁》《漫谈中国文化》《孟子与公孙丑》)
因果观与历史哲学
《易经》里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这是中国文化的原则,大家要特别注意的,我们中国文化,东方文化,最喜欢讲因果报应。如果过去没有研究过《易经》,都以为这是佛家的思想,来自印度,事实上中国、印度、东方文化都建立在因果报应基础上。
由此我们了解,中国过去五千年文化思想的教育、政治、道德等的基础,都是建立在因果基础上,所以大家都怕不好的报应,乃至做官的人,要为子孙培养后福,都是怕因果。不过因果的问题是宗教哲学的大问题,研究起来也是很好的一本书,一篇很好的博士学位的论文。佛家的因果,是讲本身的三世,即前生、现在及后世。中国儒家的因果讲祖宗、本身、子孙三代,就是根据《易经》这里来的。
这也是一个历史哲学问题,尤其这几句话,我们都晓得用,知道是孔子的话,这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来不变的原则。现在当然社会道德已变动了,但是据我个人仔细地观察研究,我们中国人年轻一代尽管怎么变,这个观念还是有,这是我们民族血统中的观念。
我们要注意“余庆”“余殃”的“余”字,余是剩下来的,是有变化的,并不是一定报在本身。这是中国人对因果报应的看法,中国文化一切都建立在这因果报应上。由此看来,刘备在临死的时候,吩咐他儿子两句话:“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以刘备这样一位枭雄,对自己的儿子做这样的教育,都是从中国旧文化来的观念。我们看历史传记,常常提到某某人的上代,做了如何如何的好事,所以某某人有此好结果。
将来中西文化汇合以后如何演变?还不知道。现在据我所知,最近在美国,宗教的活动,自哈佛大学开始,已经变了,提出“宗教一家”的口号,主张宗教不能分家。其次,美国的一般学者、知识青年,也非常相信三世因果。所以中国人的家庭教育要注意,尤其现在为父母的人,教育下一代,为了国家民族文化,这个观念还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下面孔子对于这个观念做了演绎,从此,也可以知道孔子为什么作《春秋》,写历史,历史的法则就在这里。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
春秋战国的时候,孔子看到社会多么乱,看见当时不孝不仁的人太多了,所以提倡孝、提倡仁。社会文化,像人吃的药一样,哪一种病流行,就倡用医哪一种病的药,假如这两天感冒流行,药店的感冒药就卖得多。大学里开课,社会需要什么人才,学校就开什么课程,教育就是这么个道理。
所以我们看了四书五经很伤感,可见中国这个民族,可怕的一面是不孝、不仁、不义的太多,所以孔子提倡仁呀!义呀!孝呀!几千年来,有几个真孝、真仁、真义的?
孔子这里就讲出了这另一面:“臣弑其君”,部下叛变干了主管的;“子弑其父”,儿子杀父亲的,春秋战国这类例子太多了。尤其是利害之间、兄弟姊妹之间,都是杀、抢。“非一朝一夕之故”,不是突变来的,一个社会文化演变不是突然而来的。“其所由来者渐矣”,是渐进的,也是《易经》的法则,一爻一爻,慢慢变来的。
根据《易经》中孔子的这个道理,我们看近六十多年的历史,乃至推到近百年历史,或远推到清朝中叶,十九世纪开始,我们的社会一步一步演变到今天。对于今天的这个社会现象,有许多人看不惯,很难过。我觉得没有什么,这都是渐渐来的,不要怕,有时一个变动就变好了。“其道穷也”,现在已经差不多到这地步了,非回头不可。“由辩之不早辩也”,这是辩论的辩,也是辨别的辨。在家庭教育来讲,就是对一个孩子变坏,没有早看清楚;以历史来讲,就是不好好领导,不早辨别清楚,所以发生动乱。这也是讲历史哲学,也是社会史,也是文化发展史。
譬如中国文化,为什么发展到现在一直要提倡自然科学?“其所由来者渐矣”,也是慢慢变来的,不要以为现在这个科学时代已到了顶点,还是要变的,当然还有更新的科学时代出来。“《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这就解释引用初六爻的话说,学了《易经》,脚踏在地上发现降霜了,就知道冷天快要来了。到了春天,立春以后,气候一暖,夏天的衣服也要准备拿出来了。都有前因后果,这是中国文化主要的精神所在。
(选自《易经杂说》)
唯时史观与理想国
章学诚是乾隆时有名的进士,也就是当时的名士,学问很好。他讲过一句名言:“六经皆史也。”这句话非常有道理,“四书五经”都是历史。譬如讲历史,你先要懂《易经》,不是要你懂八卦,那太难了,你要先看孔子研究《易经》的报告,叫《系传》。他把宇宙社会的演变程序,很科学地告诉你了。还有像家庭及个人的一生、生命的旅程和价值,也都告诉你了。
大家都讲儒家的代表是孔子,我们晓得,在孔子手里,把中古到上古渊博的文化浓缩下来,以唐尧为标准。你看孔子嘴里的话,随时口称尧舜,但是不大提大禹,只提了一两次,“禹,吾无间然矣”。对于禹,他说:我没有话讲,不敢批评。因为禹对中国人功劳太大了,把洪水大患整治成了水利,奠定了几千年农业立国的基础。可是孔子却只称尧舜。他对于汤武革命也有意见,并没有明说,大家看不出来。这就是历史的眼,“史眼”。
孔子一辈子真正的学问,不是《大学》《中庸》哦。《大学》是他的学生曾子著的,传授孔门心法。《中庸》是他的孙子子思作的,子思是曾子的学生。孔子的讲学对话记录是《论语》,是他的学生们编集的。那么孔子有没有真正的著作?有,《春秋》,还有《易经》的《系传》等十翼。孔子为什么把他编著的历史叫作《春秋》,不叫“冬夏”呢?这是根据天文来的,每年春分与秋分这个阶段,气候温和,不寒不冷,昼夜均长,所以春秋的意思就是平衡,像秤一样的公平。这是孔子著《春秋》的深意。
《春秋》他是只写纲要哦,没有写内容,等于是左史记事,没有记言;中间的历史内容是他的学生传承编集的。《春秋》有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把内涵加进去补充说明,三家各有不同观点。
孔子著了《春秋》以后,他认为别人不一定了解他的历史哲学观,因此讲了两句话:“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他说将来后世的人如要骂我,是因为我著了《春秋》;真正懂我的人,知道我讲中国文化精神在哪里的,也是因为《春秋》。所以说《春秋》有微言大义。有没有人骂孔子?有。像我们小的时候读书,有些古板的老师不准我们读《春秋左传》,也不准我们看《三国演义》,更不可以看《红楼梦》《水浒传》。他们说《红楼梦》是淫书,黄得不得了,看了就会学坏了;看《春秋左传》《三国演义》,你将来会变奸臣,喜欢用权术智谋。
所谓“微言”是在表面上看起来不太相干的字,不太要紧的话,如果以文学的眼光来看,可以增删;但在《春秋》的精神上看,则一个字都不能易动,因为它每个字中都有大义,有很深奥的意义包含在里面。所以后人说“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为什么害怕呢?历史上会留下一个坏名。微言中有大义,这也是《春秋》难读的原因。
那么《春秋》记载什么呢?记载“唯时史观”。魏承思老师有一天跟我讨论,他说西方讲唯物史观。我说不对,那是十九世纪的东西,不谈了,世界上的宇宙万有不完全是唯物的。那么唯心史观对不对呢?也不对了。魏老师说那中国的历史是什么。我说是“唯时史观”。你看我们的史书上,不把帝王当主体,他的纪年先讲甲子、乙丑、丙寅、丁卯……以时间来推算的,这个时间怎么编呢?一个花甲六十年。
《春秋》中记载了周朝后期二百四十多年的历史,当时中央天子虽没有垮台,但诸侯之间互相吞并,道德沦丧,整个社会国家都乱了。其间“弒君三十六”,臣子弒侯王的有三十六起;“亡国五十二”,周朝初期分封的八百诸侯相互兼并,到春秋时期所剩无几,到战国后期更只剩下七个较为强大的国家。当时社会呈现这么一个乱象,文化道德丧失到这种程度,《春秋》记录的便是这样的情况。
孔子著的《春秋》,比较说来,是中国第一部创作的历史纲要。其他记录各诸侯国历史的有《战国策》《国语》等,只是笔法不同。
但是后世的人有些搞不清楚了,我也常常问专门研究国学历史的年轻同学们,《春秋》讲什么?后世一般学者讲《春秋》是“尊王攘夷”的思想,认为尊王就是尊重王权,专门拥护帝王专政,攘夷就是排斥外来野蛮民族的文化。我说孔子一定不承认这种观念。但是日本人采用《春秋》所谓尊王攘夷的精神,创造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局面。明治维新最特出的代表不是日本天皇,而是首相伊藤博文。当然维新也不是伊藤博文一个人的成功,但是伊藤博文赢得了历史的盛名。他推崇尊王攘夷的精神,日本因此兴盛起来,把当时美国、英国的力量赶出日本。
我们研究《春秋》的精神,有“三世”的说法。尤其到了清末以后,我们中国革命思想起来,对于《春秋公羊传》之学,相当流行。如康有为、梁启超这一派学者,大捧《公羊传》的思想,其中便提《春秋》的“三世”。所谓《春秋》三世,就是对于世界政治文化的三个分类。一为“衰世”,也就是乱世,人类历史是衰世多。研究中国史,在二三十年以内没有变乱与战争的时间,几乎找不到,只有大战与小战的差别而已,小战争随时随地都有。所以人类历史,以政治学来讲,未来的世界究竟如何?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学政治哲学的人,应该研究这类问题。
如西方柏拉图的政治思想,所谓“理想国”。我们知道,西方许多政治思想,都是根据柏拉图的“理想国”而来的。在中国有没有类似的理想?当然有,首先《礼记》中《礼运·大同》篇的大同思想就是。我们平日所看到的大同思想,只是《礼运》篇中的一段,所以我们要了解大同思想,应该研究《礼运》篇的全篇。
其次是道家的思想“华胥国”。所谓黄帝的“华胥梦”,也是一个理想国,与柏拉图的思想比较,可以说我们中国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从另一方面看,整个人类是不是会真正达到那个理想的时代?这是政治学上的大问题,很难有绝对圆满的答案。
因此我们回转来看《春秋》的“三世”,它告诉我们,人类历史衰世很多,把衰世进步到不变乱,就叫“升平”之世。最高的是进步到“太平”,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太平盛世”。根据对中国文化的历史观察来说,真正的太平盛世,等于是个“理想国”,几乎很难实现。
我们《礼运》篇的大同思想,就是太平盛世的思想,也就是理想国的思想,真正最高的人文政治目的。历史上一般所谓的太平盛世,在“春秋三世”的观念中,只是一种升平之世,在中国来说,如汉、唐两代最了不起的时候,也只能勉强称为升平之世。历史上所标榜的太平盛世,只能说是标榜,既是标榜,那就让他去标榜好了。如以《春秋》大义而论,只能够得上升平,不能说是太平。再等而下之,就是衰世了。
(选自《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论语别裁》)
司马迁的历史眼
中国古人讲,研究历史要经史合参,经史合参的目的在哪里?就是司马迁的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天,是宇宙物理世界;人,是人道。所以读历史不是只读故事,不是只知道兴衰成败,还要彻底懂得自然科学、哲学、宗教,通一切学问。“通古今之变”,你读了历史以后才知道过去、现在,知道未来的社会国家,知道自己的祖宗,知道自己的人生,知道以后你往哪个方向走。司马迁提出了孔子《春秋》的内涵,也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司马迁平生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精神,他写《史记》的时候,也考察了各个地区的有关史料。不过我在这里再加上一句话,一个人要想成就自己的学问,除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要交一万个朋友,当然最好是交好朋友,交到坏朋友就麻烦了。
《史记》比起《春秋》又有不同,司马迁自己创作了一个新的历史体裁,他的精神在八书,不像《战国策》《国语》等史料各有各的系统。《史记》以后才有班彪、班固父子作的《汉书》,后面的历史都照《汉书》的体裁慢慢演变。
《史记》用的是传记体,体裁同别的都不同。他用传记体裁,等于写小说。所以我常常告诉年轻人,你要读《史记》,想要懂司马迁写什么,最好也读《聊斋志异》。你以为说鬼话就那么无聊吗?司马迁常称“太史公”,实际上是推崇他父亲,因为他父亲司马谈也是太史令,同时也表达一个史官的历史责任。蒲松龄写《聊斋志异》,在每一篇异闻、鬼话之后,他也跟司马迁一样,他自称“异史氏”。所以想把文章写得好,想做个好的新闻记者,你非读《聊斋志异》不可,要学会他写故事的手法。他在重要的故事后面常有个评论,就是“异史氏曰”,和司马迁写《史记》“太史公曰”一样。这是我们读历史应具备的一只眼睛。
我当年年轻,自己认为学问也不错,抗战初期那时二十几岁,在四川成都中央军校教课。这个时候,我见到我的老师袁(焕仙)先生。我一生的老师很多啊,唯有这位老师很特别。那个时候,人家说我诗词文章都好,又说我文武全才。他听了就说南怀瑾是一条龙,我要把他给收了。这是后来人家告诉我的。
有一天,我们两个人谈话,谈到古今中外的学问,谈到历史,谈到写文章,他就很严厉地问我:“你读过《伯夷列传》没有?”我说:“先生啊,我太熟了,十一二岁就背来了。”他说:“嘿!你会读懂吗?”我说:“是啊,都背来了。”他那个态度,把胡子一抹,眼睛一瞥:“嗯!这样啊!”样子很难看。他这么一讲,我愣住了,我就说先生啊,我们那个时候不叫老师,叫先生。“先生啊,你讲得对,也许我没有读懂。”他就说回家好好读一百遍。
我这时心里真的有一点火了,但是还有怀疑,他怎么这样讲呢?《伯夷列传》我很清楚,我现在都还能背得出大半。回去我真的把《伯夷列传》拿出来好好地用心再读,反复思考,当天晚上明白了。我第二天去看袁先生,我告诉他:“先生,《伯夷列传》我昨天回去读了一百遍。”他就哈哈笑了,说:“不要说了,我知道你明白。”你们读书称呼老师,这就是老师了,这是书院精神,让你自己读通了。这是读书的眼睛,读史的眼睛。
司马迁写《史记》,重点在列传,第一篇写《伯夷列传》,你去看看。照一般写传记,写一个人,譬如说你姓王或姓李,山东人,哪里毕业,做了什么事,讲了什么话,这是传记。但是他写《伯夷列传》,没有几句话。武王那时是诸侯,他起来革命,要出兵打纣王,几百个诸侯都跟着他,纣王是皇帝哦。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读书人。这两个老头子,“叩马而谏”,武王出兵的时候,他们把武王的马拉住了,劝他不要出兵,只有几句话。第一,你父亲文王刚刚死,还在丧服之中,用兵是不应该的。第二,你更不应该去打纣王,他至少是你的天子,你周朝也是他封的,你怎么可以以臣子出来打君长呢?然后“左右欲兵之”,旁边的人要杀这两个老头子,这时姜太公说话了,“此义人也”,你们不要动手,要尊重他们,这两个是中国文化读书人的榜样,请他们回去,好好照顾着。后来武王灭了纣王,建立了周朝。列传中有一句,“义不食周粟”,等于说,你这样做是“以暴易暴”,不过是一个新的暴君打垮一个旧的暴君而已,所以他们绝不吃周朝土地上生出的任何一颗米,两人饿死在首阳山。
这是司马迁为他们所作传记的重点。然后下面都是理论,理论什么?对历史的怀疑,人性的怀疑,宇宙的怀疑,因果的怀疑,你们回去多读这篇《伯夷列传》就知道。从古至今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日子未到”,为什么天下的坏人都很得意啊?为什么坏蛋造反都有理呢?强权为什么胜于公理?这个因果报应在哪里啊?这是司马迁在这一篇的怀疑,也是对上下古今历史打的问号。
但是这一篇就告诉你,中国文化不赞成这些帝王,做帝王的干什么呢?所以你要去看书了。你看唐朝杜甫的诗,这是讲到历史的参考,这是看历史的眼睛,杜甫写那个唐太宗得唐朝的天下,两句名诗,“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你看多漂亮!换句话说,你唐朝的天下是打来的,你消灭了各路英雄诸侯,最后是你拳头大,当了皇帝,整个的国家就是打来的。毛泽东当然也懂这个,他是熟读《资治通鉴》的,枪杆里面出政权。可是杜甫不是那么讲,杜甫讲得很文雅,“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这是历史的眼睛。
还有唐人章碣的两句诗:“尘土十分归举子,乾坤大半属偷儿。”“举子”,就是考取举人、进士啊这些人。读书人一辈子很可怜,死了埋在泥土里。换句话说,我们这些读书的知识分子,没有什么了不起,最后归到烂泥巴而已,读书有屁用啊!这个宇宙天下都是用权力与手段骗来、偷来、抢来的。这两句诗就把功名富贵,有钱财的,有权势的,统统批评了。唐人的诗像这样的有不少,这是历史哲学的观点。
司马迁写《史记》,不同于《春秋》,《史记》有五种体裁,做皇帝的叫“本纪”。做宰相诸侯的,以及了不起的人如孔子,这些叫“世家”。古人说的世家子弟,就等于现在说的高干子弟,就是这样来的。其他普通一般的,就叫作“列传”。还有“表”“书”等体裁。他写《史记》这几种体裁,大都用传记体写,不像《春秋》,他这是首创,在他以前没有,以后大家慢慢跟他学的。刚才讲列传第一篇,以伯夷、叔齐代表一个高尚的人格道德,然后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而且他很特别,《游侠列传》《刺客列传》,什么都写了;乃至写《货殖列传》,做生意的、盗墓发财后来称王的,什么都有,做偷儿、做妓女也可以发家的,他讲得非常白、非常清楚,有各种列传。
司马迁引用孔子一句名言,是讲写作历史的重点——“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他说写历史、写文章,如果光讲空洞理论,没有用,他用传记体来写,等于写小说一样,把一个人一辈子的思想、行为、言语,写得明明白白的,让大家看得清楚,这是他写历史的眼睛。所以我们读历史,要经史合参,要学观音菩萨千手千眼,每一只手里有一只眼睛,每一只眼里有一只手,要清清楚楚。
你看他写皇帝,刘邦是《高祖本纪》,写项羽也是本纪,他认为项羽跟刘邦是一样的,平等看待,只有他敢,也只有他做到了。班固后来写《汉书》,就改了,项羽不是本纪,就跟陈胜、吴广一样了,这个问题就很大。
(选自《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