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说：“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这是说明治国者应当不起私财之心，民富即国富，国富则民强，这样才能达到“均富”的境界。
我们知道古文对于这个“义”字和“仁”字一样，都具有广泛的含义，可以说只能“心领神会”，不可局限于文字言语的形式。因此，曾子所说“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是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意思，个个好义，当然就有了美善的好结果。
孟子第一次见梁惠王时说：“你梁惠王何必谈利呢？你只要行仁义就好了。”这是中国文化千古以来，尤其是儒家思想中，义利之辨的最大关键。而在后世的读书人，大多看到“利”字，就望望然联想到“对我生财”的钱财之利这一方面去了。站在国家的立场来说，也很可能误认为只是经济财政之利。至于义，则多半认为和现实相对的教条。因此便把仁义之“利”错解了，而且把仁义的道理，也变成狭义的仁义观念了。
但自曾子以后，孟子特别注重“义”字，主张以“义”为先。因此古人便如此注解：义者，宜也。这也等于说是没有哪一点不合适、不相宜的才是“义”。至于从墨子学说以后，墨家思想的“义”字，就有偏重于人我之间，富于同情心和相爱心的“侠义”之“义”了。
如此一来，立身处世之间，要如何去利就义，就实在很难办了。举一个实例来说，我假使在路上看到一些钱，这是利，我要不要把这些钱拾起来呢？这就发生了义利之辨的问题了。以我们传统文化来说，这些钱原非我之所有，如果拾起来据为己有，就是不义之财，是违背了义的道德，是不应该的。
上好仁，下必好义。但在古文中的“义”字，它的内涵究竟是什么？那可又是碰到一个麻烦的问题了！儒家所讲的“义”，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人我之间都得安详，所以古人解释“义”（繁体为“義”）字造形的内涵，是从“羊”（吉祥）、从“我”，两个字义的综合，是属于“六书”中的“会意”字的范围，等于说是“为善最乐”的意思。
在利的一方面看，自己的私心里认为，路上的这些钱，乃是无主之财，我不拾起来，他人也会拾去，据为己有，也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到底该不该拾为己有？儒家对这种问题，在个人人格的养成上就非常重视了，由此便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非常严谨的个人的道德观念。
又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第一句，能知仁道的人，因善于运用财富，便可以发展一身的功名事业。第二句，倘使是不知仁道的人，便只想以他本身的一生的能力来拼命搏斗，求取发财。第三句是说当家治国的领导作风，以及领导社会的风气的重要性。
但是，由于这种义利之辨的观念根深蒂固，后世读《孟子》的人，大致统统用这个观念来读《孟子》，解释《孟子》，于是就发生了两种错误。第一是误解了梁惠王问话中的利，只是狭义的利益。第二是只从古代精简的文字上解释，而误解了孟子的答话，以为他只讲仁义而不讲利益，把“利”与“义”绝对地对立起来了。
这的确是千古不易的名言。无论是十八世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十九世纪马克思的《资本论》、二十世纪凯恩斯的经济理论，都不能否定它的卓见。
其实并不如此，依照原文用现代江浙一带的方言来读，就可从语气中了解到他的含义，知道孟子并不是不讲利，而是告诉梁惠王，纵使富国强兵，也都是小利而已；如从仁义着手去做，才是根本上的大吉大利。试看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整个体系，甚至古今中外的整个文化体系，没有不讲利的。人类文化思想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乃至于人生的艺术、生活……没有一样不求有利的。
《大学》中说：“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这是对古代农业社会的农业生产与人口消费来说。“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这是对古代农业社会经济以及兼带手工业的生产情况来说的。
如不求有利，又何必去学？做学问也是为了求利，读书认字，不外是为了获得生活上的方便或是自求适意。即使出家学道，为了成仙成佛，也还是在求利。小孩学讲话，以方便表达自己的意见，当然也是一种求利。仁义也是利，道德也是利，这些是广义的、长远的利，是大利，不是狭义的金钱财富的利，也不只是权利的利。
仁义经济学
再从我们中国文化中，大家公推为五经之首的《易经》中去看。《易经》八八六十四卦中的卦爻辞，以及上下系传等，谈“利”的地方有一百八十四处；而说“不利”的，则有二十八处。但不管利与不利，都不外以“利”为中心在讨论。《易经》思想主要的中心作用，便是“利用安身”四个字。所以《易经》也是讲利，而且告诉我们趋吉避凶，也就是如何求得有利于我。如果探讨孔孟思想的文化源头，绝对离不开《易经》。所以说假如孟子完全否定了“利”的价值，那么《易经》等我国的所有传统文化，也被孟子否定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由此，我们研究孟子，首先就要对义利之辨的“利”字，具有正确的认识。
（选自《原本大学微言》）
《易经·系传》中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哲学、经济政治，非常重要。真正能理财，老百姓就跟你走，可是有一点，不要忘了理财还要能正辞。
“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必须先了解群众、资财、权力三者之间，犹如三根木杆捆在一起的三脚架，缺少一根就站不起来了。尤其对一个国家的“治国”之道，没有良好的经济财政，必然就没有一个完整美好的政权，那是古今中外千古不易的大原则。你只要看看每一朝每一代的兴亡史迹，最后促使衰败的，必定是先由财政、经济上产生必然的崩溃。但在中国文化中一贯的传统观念，尤其是以儒家、道家为主流的学术思想中，认为要解决经济、货财的问题，使“国家天下”得到“治平”的境界，只要从政治上做好，便可达到“物阜民丰”，国家和人民就都可以“安居乐业”了。
孔子说“理财正辞”，经济的问题固然重要，精神文明的文化更重要。所以中国《易经》的政治哲学：第一点是理财，使有繁荣的经济基础；第二点要有最高的精神文明；第三点人民还要守法。所以说“禁民为非曰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幸福的社会、理想的国家。
换言之，德行犹如树根，财货犹如树的枝叶。树根不牢固，枝叶是不会茂盛的。因此，他便说：“外本内末，争民施夺。”如果你不顾在自己内在的根本德行上建立，只想争取向外的财货，那就必然会有人来和你争夺权利。所以在争取人和与争取财货两者之间的妙用上，曾子就特别提出一个道理，即“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那是万古不易的名言，也是人类生存和生活上的大原则。赚钱难，聚财难，但是用钱更难，散财更不易。能够赚钱聚财，又能够善于用钱和散财的，必然是人中豪杰，不是一般常人所能及的。至于死守财富和乱散钱财，当然是一般社会人群中常有的两种典型。
（选自《原本大学微言》《孟子旁通》《易经系传别讲》）
但他特别慎重地提出，注意任何创业成功的基本条件，在于个人的“行为道德”，也就是包括心理行为和处事行为两种的综合。所以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这个“末”字，不是说财没有用的意思。这是说，一个人自己的道德行为是根本，财货是由根本所发展产生的枝末。
经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吗？
明白这个道理，自可了解下文所说的推理：有德，才有人众；有了人众，就会有土地；有了土地，就会有财货；有了财货，当然就能兴起种种妙用了。尤其是一个国家，就是人民、土地、财货三个因素的综合凝聚，然后构成一种总动力的共同经营，那便是后世所说的“政治”和“治权”的内容了。其实，一个人家也是一样，先由男女两个人结合在一起，共同辛苦经营，然后才成为一个家庭。至于现代人的创业，无论是工商事业、金融事业或社团事业，也都不外乎此理。
我现在九十岁了，生命的经历很多。这个国家大革命以后，经过北伐，我亲自参加过抗战，经历过国内的变化，在海内外大波浪之间，直到现在二十一世纪，我觉得有了问题。这些问题使我想到中国古代禅宗的两句话：“一片白云横谷口，几多归鸟尽迷巢。”
他首先提出“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之道，这个“道”字是一条不可变易的大原则之道，并非说话之“道”。不过，你如把它当作要说话之先的“说道”，也勉强可以。总之，他说，要想创业建国，唯一的条件，需要有人民群众的归心拥护。有人民群众才能得国；相反地，失掉民心就会失国。但怎样才能得到人民的归向呢？答案：“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是故”是古代语言的习惯，便是现代常说的“所以”。这是说，你想要创业建国，或是你想做任何一件事业，必须先得“人和”。你想要人心归向，或是个人想要有朋友相助，必须先要从自己“立德”开始。如果自己做人，态度、言语、思想等行为，处处“缺德”，一切就免谈了！不过，一个“德”字，含义太多、太广、太深，真是一言难尽，说不完的，不是随随便便说一句“道德”就对了。
我们的国家社会，今天的发展非常繁荣，好像人人都前途无量，朝气蓬勃。事实上都有“一片白云横谷口”的现象，不是黑云哦！是很漂亮的白云，可是把自己遮住了，一切都搞不清楚了。本来是自己的家，鸟要飞回来，可是因为这片白云遮住了，迷巢了。我深深地感到，这个时代有这么一个现象。
话说这段文章，它是在古往历史上，评论一朝一代创业建国者的经验和成功失败的大原则，同时也是一个人要做任何一种事业的成功和失败的共通原理。一字千金，真不愧是孔门贤哲弟子的名言。
我们现在所讲的经济学，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外国人的经济学。自己的经济学在哪里？同样是人，尤其我们有五千年的文化，没有经济学吗？现在我们经济学走的路线，包括我讲经济学这个名称的问题，都在跟着人家走。
这一段文章非常白话，本来不须再加讨论。但是，为了在座的几位年轻同学是从现代白话教育起步，使我又回想到我自己读这一段文字的时候，还在童年，距离现在已有半个世纪以上，当时似懂非懂不敢多问。如果啰唆多问，老师会说，好好背熟它，将来你就会懂。当然，听来很闷气，不是生气，因年轻还不懂生大气呢！将来懂得，真是莫名其妙！心想，恐怕老师他自己还没有完全懂吧！可是几十年后，真的反而觉得那个老师真高明，好在没有点破我。如果那个时候，他教我懂得了文字，也许我永远只是做个“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而已。这是要有人生多方面的经验，而且还要配合数十年的做人做事，才渐渐地一层一层深入，才算真懂了。学文哲和文史，也同学自然科学一样，没有走进实验室去实习，永远不会有新发现，永远不会有发明的。
大家要做企业家，就要研究历史的经验。举个例子，姜太公如何帮助周朝建立并使之享国八百年，而且他封在齐国。现在所谓的胶东，那时是最落后、最贫穷的地方。他八九十岁快要一百岁了，到这个地方来做诸侯，怎么把一个国家变成那么富有？中国文化经济商业的中心，春秋战国时是在齐国的临淄，就是现在的山东临淄，比现在的上海、纽约还热闹哦！唐朝的时候在扬州，所以你们看古人的诗句，“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唐朝经济的中心在扬州。宋朝就不是了，宋朝的经济中心在漳州、泉州。上海发达到现在最多一百年，以前是小镇，原来归吴淞道管的。今天的经济中心是上海，未来就不是上海了。这是经济商业的必然趋势，也是历史。
曾子说：“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谈到西方的文化思想，十七世纪以后人们认为要解决一个国家乃至人类的问题，非靠经济不可，以经济来解决政治。中国几千年文化刚好相反，经济摆在第二位，有好的政治，经济自然会好。
我们只要明白了这些意思，便可恍然明了先贤们把上古史，姑且裁定到夏、商、周三代以前。因为从进入封建时代，家天下帝王制度形成后，经四千余年之久，王侯将相和所有的帝王，都是把天下国家当作货物在玩弄，巧取豪夺，又有几个是以“济世救民”存心的呢？尤其在秦、汉以后，那些开国帝王的目标，都是以“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作为目的，谁又真能“明明德”而做到“治国平天下”呢？
我们要真的研究工商企业的发展，要好好去研究管仲。管仲的历史故事很多，我提醒大家注意他的两句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他认为经济非常重要，一个国家社会经济不发展，人民不富有，文化就谈不上。大家都知道这句名言，可是大家忘记管仲提倡的是什么，不是经济领先，而是政治文化领先。“仓廪实、衣食足”只是手段，好的政治可以自然达到仓廪实、衣食足。再譬如他的名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所谓四维，譬如房子的四个栋梁，这四个柱子没有搭好，文化没有建立好，国家就很危险了。礼义廉耻这四个内容太大了！管仲也是做工商业出身的啊！孔子非常佩服管仲，所以在《论语》上说，我们的国家，以前要是没有管仲，我们后代就都变成野蛮人了，因为文化的建立者是管仲。
人类的“财富”，基本上都是由自然界的“物资”而来的，是绝对“唯物”的。那么，他在讲“治国平天下”之道，为什么先前已经说到了“财富”，现在又怎么再提出物质资源的“货物”观念上去呢？答案很简单，因为人性最大的欲望，除了生命基本所需求的“饮食男女”以外，就是“好货”。这就是人性普遍存在的占有欲，是基本病根最重要的一环。如果照后世的社会科学来讲，换了一个名称，就叫作“利”字。例如世人常用的“名利”二字，“名”就包含有权位、权力、权势、权威等，“利”就包括了货物、财币、钱财等。
大家研究经济，发展工商，希望能够回过来借用自己的历史经验。更要看清楚，我们这个国家民族存在五千年，不是件容易的事。经过的变乱，像我们所谓的“一穷二白”这个情形，过去有很多的经验，究竟是怎么样发展起来的？譬如汉文帝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文景之治”是靠“休养生息”这四个字。历史上记载很简单，可是我们读书不要轻易把它看过去了。这四个字都认得，休息、培养、发展生产、繁殖。所以历史上记载汉文帝上来“休养生息”四个字就解决问题了。古文同白话文不同，现在这四个字引申起来就是那么厚的一本书了。
我们研究周秦以前的中国文化，最要紧的，先要把自己的思想观念，时光倒流，回到上古传统文化所使用的文字上去，这样才知道古人简单的一个“货”字，是包括了现代人所说的物质资源，乃至人工所生产的农工商业等产品。凡属于经济学范围的东西，统名叫“货”。但有的古书上，又把“货”“财”两字合用，也有和农业生产的粮食合用，称为“食货”的。如果随便一读，便很容易使人在意识分别上，混淆过去。其实，“财”字是指“财富”，是包括农工商业所得的“物资”和代表“货物”互相“贸易”交流与币贝等的总和统称。
春秋战国下来，几百年的诸侯战乱，到秦始皇二三十年把国家统一，把秦始皇以前几千年的体制改变，成了一统江山，废除封建制，不再有诸侯的分封，地方不能自治，通通归中央统一领导，变成中央、郡、县三级制。古代的郡就是现在的省。所以汉代的时候太守二千石，就是省长的待遇，是发给两千石的米粮实物，因为那时是以农业经济为主。郡以下就是县了。
人民、土地、财货，怎么排序？
汉文帝接手的时候，休养生息，不能打仗了。其实那时汉朝的天下很苦，钱没有，社会贫穷，一穷二白，天下变乱，文化没有建立。我们现在经常讲文化教育，其实秦始皇以后，是到了汉武帝时才开始恢复中华文化的，离秦始皇已经八十多年了。
（选自《漫谈中国文化》《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南怀瑾与彼得·圣吉》）
比如我们现在，旧的文化推翻了，推翻清朝到现在九十六年，现在大家都讲文化，文化是个什么东西啊？你看历史上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汉文帝起来的时候还管不到文化教育，他有一个最大的敌人——北方的匈奴。所以他一直要发展经济，发展工商业，节俭，以充实国家的军费，留给孙子汉武帝出兵。这是很痛苦的。
为什么说是商业战争？好听一点是争取市场，不好听讲是争取工商业的战场。而且在这个理论影响下，各行各业都在千方百计引诱别人消费，将生存生活的理念彻底引到奢侈消费的方向，使大众感到生活代价很高，活得很累，烦恼很重，全世界都被催眠了。
到汉武帝的时候经济还是不够好，打仗也是要钱，尤其那个时候匈奴侵略过来，赶不出去啊！那个时候重要的是骑兵，骑兵重要的是马，中国人不太养马，要凑钱买马，所以读这些历史就懂了武器的重要。但是中国人制造那个铁兵器容易断，炼钢技术不够，到汉武帝的时候没有办法了，所以叫张骞出使到外国偷学这个技术。
现在全世界的金融、经济的观念都受凯恩斯“消费刺激生产”理论的影响。自从“消费刺激生产”理论出来以后，产生了今天工商业的过分行为。金融的各种现象，对于物质的浪费、环境的污染都是不可控制的，没有办法阻止的。如果要消费刺激生产，顶好人类天天打仗，最好的消费刺激生产就是世界大战，战争的消费是最厉害的！现在全世界都是商业战争。
汉武帝要用兵，这个时候不同了，是刘邦以后六十多年了，要发展经济，扩充国力，建立文化，这是很大的一个任务。因此这个时期经济思想有一个争论，记录在很有名的一本书《盐铁论》里。
中国文化讲经济有几千年的历史，不管是孔孟之道，还是其他诸子百家，都是讲勤劳节俭的。譬如《大学》里说“生之者众，食之者寡”，这是经济的大原则，生产的要多，用的要少。老子也讲，吾有三宝：“曰慈”，仁爱爱人；“曰俭”，勤劳节俭，俭省不是小气哦；“曰不敢为天下先”，绝不成为开时代坏风气的先驱。
《盐铁论》这本书论辩很多，是发展文化第一，还是生产经济第一？就是说应该注重钱还是注重文化教育，这个论辩很厉害。当我们有《盐铁论》的时候，西方欧美的什么《国富论》经济思想，一点影子都没有，谈不上。可是我们汉朝的时候已经在讨论，究竟是政治与经济发展重要，还是其他的重要。也就是说，究竟儒家思想、道德人伦重要，还是钞票重要。你们现在满脑子都是钞票、股票、期货，就是这一套，这一套很容易迷糊自己。
中国人的经济思想哲学是“勤俭”两个字，也就是要勤劳节省。我们现在整个的社会发展太过奢侈，刚好违反这两个字，这是非常严重的！
（选自《漫谈中国文化》）
我们讲经济学的基础是农业经济，第二个是工业经济，第三个才是商业经济。现在买股票、期货的人，那是第五六层的经济了，已经不是经济了。所以买股本、期货，我叫它是虚无经济，买空卖空，说是支持实业生产，实际很多是在扰乱实业生产，最后说不定又归于空。现在你们喜欢玩钞票、银行、信用卡，什么基金、股票、期货，什么乱七八糟的金融衍生产品，不要玩昏了头，饿了肚子什么都不灵了。
司马迁的“金”句
可是，你不要听错了，我并不是反对外国文化，外国文化必须知道，同时一定要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做到知己知彼。可是一百多年来，战乱加上内乱，中国人对这两方面文化，都没有真正深入了解，常常是脱离实际，忘记什么是基本，舍本求末，被一些莫名其妙的概念、知识迷惑了。
汉武帝时代的历史哲学家司马迁，在他所著的《史记》中，特别创作一篇《货殖列传》，意在说明工商业经济的重要性。《货殖列传》是关于经济、工商业的发展。中国传统的文化，儒家、道家都看不起工商业，看不起做生意的，只有司马迁不同，他提出来工商业的事。“货”代表一切的物资，也包括今天的资本。“殖”是生利息，繁殖起来，等于种树一样，它会生长。现在我们摘引他原文的三段重点，作为研究的参考。
那么，我们的文化是从德日派开始学坏的，后来是英美派，尤其是一九八九年以后，开始学习美国，注重英美一直到现在。现在好像全体崇尚美国派，这都是问题。
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到了美国以后，我骂留学生，你们在国外留学，在大学的学生宿舍里，每天吃汉堡，吃两个面包，外面上中下社会的朋友都没有，白宫的门口都只看一看，进也进不去。你们懂什么啊？然后三年五年回去，哎哟！讲外国怎么好，外国的月亮怎么大，看不起自己。因为我在那里，他们会请我到白宫去，他们的财政部长会来看我，交了很多朋友，也到处看了很多。欧洲我也去看过住过。
他说：从虞舜、夏禹时代开始，人们的耳目已经习惯了美声丽色的嗜好，嘴巴已经吃惯了好吃的米面和畜牲的肉味，身体已经习惯安逸快乐的享受，而且在心理意识上，已经习惯浮夸、骄傲，羡慕权位和势力的荣耀。这些风俗习惯，是由上古以来，渐渐地逐步养成的，后来的人们，便认为是自然地当然如此了。你想挽回人心，恢复到如上古时代的淳朴自然，虽然你挨家挨户去劝导，也是枉然，始终不会达到“化民成俗”的崇高理想。
当时我在美国跟他们讲，我说十六世纪以前，美国跟欧洲够不上谈经济，穷得很，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很富有。马可·波罗从元朝回去以后，告诉你们东方有这么一个国家，你们认为他是瞎说。后来到了十九世纪，你们英国人做海盗去打劫，你们的白银财产哪里来？抢印度、骗中国来的，现在才有那么多钱，你们发达了，富有了。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我在美国的那个阶段，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当时好几位精英都在美国，都到我那里吃饭。我在美国还是一样地上课，给他们讲中国未来前途的问题，我说你们赶快回去帮忙祖国，不要在这里。当时讲到经济的问题，比现在还严重。
这几句话就是经济的、政治的大原则。善于运用的人，就因势利导，像那个水流一样，流下来的时候你不能挡，你只好将就它那个力量，慢慢疏导出去。次一等的就“利道之”，等于我们骑在驴子的背上，驴子不肯走，拿个竹竿，前面吊个红萝卜，驴子要吃红萝卜就永远向前面跑。用一个好的利益摆在前面，给他一个目标走，这是第二等。再其次的，只好取用严格规范的管教方法来教导他们了。刚才我跟一个年轻朋友谈话，也是做大事的，我说：你的公司怎么样？他说军事化管理，我就笑了。现在讲管理军事化，越管理越不好，这是“教诲之”。管教也达不到目的，就只好制定法律规章来整齐划一地统治。最下等的政治、经济管理是“与之争”，与民争利了。公家跟私人企业争利，或者上下争利，那就完了。
我们研究中国经济，文化与经济是相关的。有些人不大好批评中西文化，我说我还差不多勉强可以批评。有些人讲，你这位老先生专门读中国书的，你懂什么外国啊？我说：对不起，我欧美都去过，而且都住过。我还批评中国的留学生，我说：这一百多年以来，都是坏在留学生手上的。当年清朝末年的留学生被注重的是德日派的——德国留学的、日本留学的，重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慢慢注重英美派的留学生。到共产党统一中国这个阶段，初期都是注重苏联的留学生。一九八九年以后，一下翻过来，用美国留学生。
《货殖列传》里头，怎么致富的，他说了一些要点，经典中的名言很多。
《阴符经》上面还讲到一句话——《阴符经》是姜太公的兵书——“绝利一源，用师十倍”。譬如一个人，他耳朵听不见，眼睛往往特别好。眼睛坏了的，耳朵感觉特别灵敏。这是个巧妙应用的道理，政治、军事、财经都用得到的。加上刚才我提到《鹖冠子》的两句话，帮助你们思想。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少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经济、财经，包括金融、银行，自己要研究研究，建立自己的体系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被人家牵着鼻子走。我是乱讲的啊，不过讲课的时候放言高论，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我们这个时代走到大河中间了，中外文化也走到大河中间了。问题是我们自己怎么准备好，不要“中河失船”。万一船漏了，这个时候有一个什么办法，能够救起来这个时代，救起来自己国家民族的政治，政治包含了经济、文化在内，是很重要的。
这一段司马迁先引用了《周书》，然后接着说：财货缺乏，山泽中的资源就不能开发。农、工、商、虞这四种人的生产，是人民赖以穿衣吃饭的来源。来源大就富足，来源小就贫困。来源大了，对上可以使国家富强，对下可以使家庭富裕。贫穷与富有，是不可以靠抢夺，或是施舍给人的。这都需要人的聪明智慧去设法取得，所以灵巧勤劳的人就富裕有余；愚笨懒惰的人，就始终不够用了。
上面还有句话，“中河失船，一壶千金”，这是中国文化，你们特别注意！一只大船开出去，到了河中间，船坏了，要沉了，这很严重，所有船上的生命财产都会没有了。这个时候什么最贵呢？一个葫芦，“一壶千金”，一亿价钱都值，要救命啊！船没有了，抱到那个葫芦，有浮力，人就死不了。
“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这几句话千万记住！我看司马迁的人生学问都在这里。“富无经业”，怎么样发财没有一定的，也没有长久的，哪一行、哪一业也不一定，最后是靠你自己的智慧，不能说哪一行对，或者可以一直发达下去。
“贵贱无常”，这四个字包含很多了，一个人生也好，一个东西也好，值钱不值钱，有没有价值，这是贵贱的问题了。“无常”，没有定律的，会变化的。“时使物然”，时间跟趋势使其如此，社会的演变，时代的演变，环境的变化，产生这个作用。注意哦！中国文化只有这八个字，“贵贱无常，时使物然”，如果写成经济学、金融学、货币学，起码二十万字的书了。
“货无常主”，财富不会永远属于你的。我也常常告诉大家，财富是个什么东西？拿哲学道理来说，尤其是佛学的道理来讲，财富属于你的所用，不是你的所有。你一生即使有再多的钱，只有临时支配的使用权，并不真是你的所有，而且只有你用到的、真用得对的，才是有效的，否则都不是的。
道家有本书，很多人没有看到过，叫作《鹖冠子》，是隐士神仙之流写的。我们学军事出身的，喜欢带兵打仗，研究军事的书也读，研究政治的书也读。《鹖冠子》里头有两句话叫“中河失船，一壶千金。贵贱无常，时使物然”。
所以中国古人说：“富不过三代。”依我这八九十年的经验来看，三代都不会，富不过二代的很多。一下子就变了，没有了。所以“能者辐凑”，有能力的就赚来，其实不仅仅是靠能力或劳苦，还要其他很多因素凑拢来的，像车子的轮子一样，一条一条的辐条凑拢来的。“不肖者瓦解”，能力不够了，或者其他条件不行了，一下就没有了。
《汉书》上的《食货志》，食货，包括了农工商业，有人把“食”归纳为农业，把“货”归为工商业。一切经济第一是农业，第二是工业，第三是商业，包括财货的流通。至于现在什么股票啊，期货啊，金融衍生产品啊，真是泡沫，花哨得不得了，迷惑了人。当然有人喜欢这样，可以浑水摸鱼了。
“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司马迁在这里讲，他说有千金财产的人，“比一都之君”，好像与地方首长平起平坐。达到百万，现在不是百万了，就是你们讲的多少个亿。他说达到这个，“乃与王者同乐”，他的享受比部长、省长乃至国家领导人都好。“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他说这个并不需要祖传的，靠自己努力来做到这样。
司马迁以后，班固写《汉书》，走司马迁的路线，但是改了，把这个叫《食货志》。《古今图书集成》里面叫《食货典》，把五千年农业社会的经济、税务的收入、国家财政的给配、商业的行为、政策的安排，都收录在其中。只是可怜我们中国人自己，这一百年当中，有几个学者回转来研究研究自己的经济学？
最后引用管仲的名言：“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这个“礼”包括很多，所以管子的经济政治从这里开始，经济不建立好，这个社会讲文化就没有基础；反过来讲，文化没有基础，这个社会经济发展就是个病态，“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所以文化的修养很重要，品德好的人富有了，会做好事，做功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没有修养的人发财了，就用到享乐上，或者做坏事去了，或者继续再投资，为了钱而赚钱。至于怎么样用钱才好，根本不懂。
由“货”字，谈到货币学。我常问学经济的同学，我说古今中外每个国家、每个社会，货币一定会通货膨胀，每个时代都会通货膨胀，而且每个新时代会把货币变了，这是为什么？这是一个经济哲学的问题了。货币为什么一定会变？譬如刚才讲到“货”字，是变化的“化”下面加一个宝贝的“贝”，有财富变更变化的意思。所以，司马迁第一个提出来商业的哲学，写了一篇《货殖列传》，那么中间有两句话很重要，“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切学问道德抵不住一个钱、利，利之所在，拼命苦干，命不要就是为了这个利。人家说司马迁是历史学家，我说你们不要搞错了，司马迁是一个历史哲学家，他走道家的路线，他为人类开了一条路。
“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这三句是重点的话。水很深时，可养很多的鱼；山很深了，里头有很多的动物；人富有了，有了财富要养仁，讲仁义道德等。不是说人富有了自然会有仁义道德，那是要提醒自己反省自己，要注重修养才会有的。
你看“货”字，为什么用这个字呢？这要研究中国字了。不认识中国字，你中国文化讲不通的。“货”是“化”下面加个宝贝的“贝”。贝是什么？我们上古货币是用贝壳做的，最初商朝、周朝以前的货币是贝壳，后来慢慢变成用其他的货币。“货”是化贝，包含了物品交换和货币贸易的内容。“贸”字上面是“卯”，下面是“贝”，早晨五六点钟（卯时）在集市上买卖交换物品。“易”上面是“日”，下面是“月”，日、月每天轮转更替，包含交换、交易的意思。
“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树倒猢狲散，猴子是为了桃子才来的。不是只有财富吸引人，道德学问的富有，也会吸引人来学习归附。“富者得势益彰”，富有了，得到势力，有机会再发展。“失势则客无所之”，你倒霉了，朋友也没有了。所以你的朋友很多，要考虑考虑是你道德的关系，还是你财富的关系，自己要反省。
那么，请问中国原来有没有现在所谓的“经济学”？没有。这是十九世纪以后过来的。那么，中国到底有没有自己的经济学？有！经济学，在中国过去叫什么呢？叫“食货”。中国人过去是重儒轻商，看不起商业的。司马迁写《史记》，他写了一篇《货殖列传》、一篇《平准书》。后来班固写《汉书》，在《史记》的《平准书》《货殖列传》的基础上写了《食货志》。
“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从前的谚语说：有钱家庭的孩子，不会死在路上，总是有人招呼的。没有人招呼，说不定就死在哪里。
我说世界上的经济学家，欧美的经济学家，是强盗的经济学家，都是为一个国家、一个观点，写了许多经济学的书。你们学经济不要乱跟他们。从《国富论》开始，通通不对。没有一个学者研究全体人类的经济学，马克思有一点像，还不完全，他在那个时代还看不清楚。任何一门学问，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土话，叫作“麻子上台阶”——一个麻子上了台阶，群众观点，个人看一点。整个麻子脸，哪个洞在哪里都搞不清楚。世界上所有的经济学都是这样。实际做国际大生意的，影响了整个世界，他们对全人类究竟是怎么个影响法，今天乃至以后的全人类，究竟应该怎么样生存生活，没有人研究，这是很严重的大问题。
“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司马迁的名言。“夫千乘之主，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我们常说中国古人的对联：“文章西汉双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那个“经济”不是现在这个“经济”。他讲写文章，西汉一个司马迁作《史记》，一个司马相如文学第一，所以“文章西汉双司马”；“经济”，中国经纶济世之才，赤手空拳打下来天下，建立一个政权而万古留名的，很好的榜样只有诸葛亮一个人，所以叫“经济南阳一卧龙”。这是中国人由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一直到现在的观念。日本人把管财经的问题叫“经济”，这是很好笑的事。现在一提到经济就想到管钞票、要钱。这个文化问题很严重。
他有一个结论，谁都怕穷，可是反过来看，人究竟富有到什么程度才满足？看了这几句话，你可以答复，人永远不满足。“千乘之主”是皇帝，“万家之侯”是诸侯，“百室之君”是地方的首长。他说每个人，不管官多大、钱多少，随时仍觉得不够。依我的经验，我常常告诉同学们，人生啊，永远感觉到缺一间房间，身上永远感觉缺一块钱。所以，“千乘之主，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那么有力的人，自己还感觉到不够、不满足。“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所以，一般人的欲望是不会满足的。这是司马迁在这一段的结论。
我常说，我们很多翻译的名称是二手货，很多名称没有自己翻译。譬如说“智慧之学”，我们中国人叫“慧学”，日本人翻成“哲学”。再譬如说“经济”，我就严重地反对，中国讲“经济”，在中国文化里头很严重啊，是经纶济世，是大政治家、大文化家（的事业），这个叫“经济”。
（选自《原本大学微言》《漫谈中国文化》）
另外一种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