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原本大学微言》）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家”，我们大概已经介绍清楚。也许，你们现代一般从开始就先学新时代的文化，或一开始便从西方文化基础学习的人，看来非常奇怪，好像西方的社会文明根本就没有这种情况存在。如果你是这样想，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无论是欧洲方面的英格兰、爱尔兰、法兰西、德意志等民族，乃至由各种民族所拼凑的“美利坚”国民，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区和各国各地的少数民族等，在它的社会中，也都以拥有“故家”或“世家”“大族”而自豪自傲的观念存在。这是人性的特点，也可说是人性的弱点。举例来说，在现代的美国，对于已故的总统肯尼迪，便有其特别的追慕之情。“肯家”也是美国的“世家”“大族”，在美国本土的人，也经常喜欢讲说或关心“肯家”，以及别的“世家”的许多故事。
三从四德，并没有轻视女性的意思
照我默默的观察看来，依照现代物质文明的快速进步和精神文明相对的衰落，不论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甚至举世皆醉的工商业竞相发展，不久的将来，人类社会不会再有家庭制度的存在，而且也没有婚姻制度神圣的存在了！
人类社会的天下，主要的是男人一半，女人一半，平等！平等！女人并非从男人拿出的一根肋骨变化出来的，所以女人并非永远附属于男人。这都是传统文化很明显平实的基本原理。但是东西方的人类文化，自古以来如“宗教学理”以及“伦理道德”等的学说，甚至都把自然社会观念变成同样的“重男轻女”，变成了以男性社会为中心的现象。
我们的历史上，所谓“五世同居”的“大家庭”，历代都有，甚至如在宋真宗赵恒的大中祥符年代（1008年—1016年），“醴陵丁隽，兄弟十七人，义聚三百口，五世同居，家无间言”。尤其是最后一句的记载，实在使人不敢想象地敬佩。所谓“家无间言”，是说全家三百多人，并没有一点不和睦、不满意而吵闹起来。因此便可知道“齐家”之道，是“齐”这样的家，不是如现代乃至西式的小两口子，把两个铺盖拼成一张大床或两张小床的家。即使是对小两口子的家来讲，又有几对是白头偕老、永不反目的呢！你看，“齐家”是那么轻易要求、那么稀松的世间人事吗？！
其实，我国的历史传统文化，自有上古的记载开始便很公平，认为远古人类的社会“只知有母，不知有父”。开初原来都是以母性为中心的社会。但因男女天然的生理不同，在女性的生理周期以及最为重要的怀孕和生育时期，乏力再去自谋饮食和其他劳务，很自然地必须男性的帮助和照顾，所以就渐渐形成习惯，建立了男女结合共同生活的家。因为有了“家”的形成，所以又渐渐演变成“男主外、女主内”的初步习俗。然后为了饮食和生活，才自然地知道收藏、储蓄、占有、开发等行为，就初步形成了如后世所谓的“私有财产”或“家庭经济”的基本形态，这正是合于唯物史观发展的原理。但这是没有加入人性心理变化成分的观念，更没有涉及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和“必然”规律。
我们这样还只说了父母子女两代。如果五个儿子媳妇，各自再生三五个儿女，那么，一家二十口或三四十口，还不算相帮的僮仆婢女，以及临时外雇，乃至佃户等相关的人丁在内。再过一二十年，第三代的孙子，又结婚，又生儿女，那么，这个所谓兴旺的人家，在四五十年之间，已是“百口之家”了。因为过去的社会，通常是早婚的，不比现在。你们须要了解，在孔子到曾子、子思、孟子的时代，甚至后世如我所讲这种情状的家庭，尤其是“皇室”或“诸侯”王家，所谓数百口之家，那是通常的事，不算稀奇。
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远古、上古史，便都有对“母性社会”母系为中心的简单记载，称之为“氏”。我们姑且避开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来说，存在有巢氏、燧人氏，乃至伏羲氏、神农氏，直到黄帝有熊氏——因其母生“帝”于轩辕之丘（河南新郑），故名“轩辕”；长于姬水，故又以“姬”为姓。但从黄帝以后，仍称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直到帝尧开始，人类社会的文明渐盛，才改变以母系为中心的习惯，从其封地开始，改称为“唐尧”，乃至“虞舜”。可以说，从尧、舜以后，以男姓为中心的“族姓”风俗，才开始建立。至于认为“氏”即是“姓”的观点，那是汉代儒家们从“重男轻女”的狭隘思想开始，才把母系为中心的“氏”，曲解改变过来的。事实上，中国历代历朝的政府所习用的，都是秉承上古传统文化的习惯而有分别，直到清朝末代还是如此。如男人冠“姓”，女人冠“氏”，男人称“丁”，女人称“口”，后来才统统混合通用，就叫某某“姓氏”的“人丁”或“人口”。其实，这种区分的称呼，不是阶级的观念作用，是适合逻辑的分类而已。
倘使还有三五个姊妹未出嫁，日夜蹲在家中的大姑、二姑、小姑等，不是父母前的宠女，至少也是娇女，对“妯娌”兄嫂、弟媳之间，对哥哥弟弟之间的好恶、喜怒、是非，乃至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可以闹翻了天。还有能干泼辣的姑娘，虽然嫁出去了，碰到夫家是有权有势的家庭，或是贫寒守寡、无所依靠的家庭，也可能回到娘家干涉家务，或是请求救济。总之，说不尽的麻烦，讲不完的苦恼，比起在政府官场中主管老百姓的官，或是当管理国家天下的皇帝，看来还要难上百倍。因为做领导人的糊涂皇帝，或做管理百姓的糊涂官，只要“哼哈”两声，就可以决定一切了。可是 “齐家”内政之道，不是“哼哈”二将就可了事的。“哼哈”二将，只能在佛教寺院门外守山门，不能深入内院去的。
“五四”时，搞妇女运动的人，一听到女子要有“三从”“四德”，就大喊打倒，而且都盲目地归罪到“孔家店”里去。其实这都出于《礼记》《仪礼》上的记载。而且“三从”“四德”的内涵，并没有一点轻视或是压迫女性的意思。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或谓老来）从子”，就叫“三从”，哪有什么错？你把“从”字换作现在流行的法律术语，变成“负担”或“负责”来想想就通了，那真是对女性的尊重啊！女子在未嫁之前，应该由父母负担生活和教养，有什么不对？结婚出嫁以后，做丈夫的就应该负担起妻子一切的生活及安全，那又有什么不对？难道男人要靠妻子生活才对吗？丈夫死了，妻子自身的父母当然也老了，不靠子女的照应，怎么办？
如果只以一夫一妻来说，他们生了五个儿子，讨了五个来自各个教养环境的媳妇，在兄弟媳妇之间，互相称作“妯娌”。每个媳妇的个性脾气、心胸宽窄、慷慨悭吝、多嘴少话，个个自有各的不同。而五个儿子之间，由父母遗传的生性并不是一模一样。假如和父母一样，就叫“肖子”，肖，是完全相像的意思；和父母不一样，则叫“不肖”。人不一定都是“肖子”。所谓“一娘生九子，九子各不同”。也就是说和社会上的人群一样，智、贤、愚不同，良莠不齐。再配上五个不同的媳妇，单从饮食衣着上的分配，甚至彼此之间对待上下的态度等，任何一件小事都有随时随地的是非口舌。如果发生在外面社会上的人群，还可忍让不理，躲开了事。这是昼夜生活在一个屋檐底下的人家，你向哪里去躲？
从现在来说，可以靠政府所办的社会福利机构，但真是一个男子汉或好儿女，把父母养老的感情和责任完全推之于社会，也未免有点那个吧！尤其在父母子女的情感上说，恐怕不是滋味吧！为别人、为大众争福利的养老是大好事，如果是只为自己，那便不算是“民主”的本意，只能算是个人自由（自私）主义的什么吧！也许我又错了！不过，如从上古的历史社会来设想，三千年前，教育并不普及，尤其女性根本无法受教育。
举例来说，在过去的社会里，一对夫妻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几乎屡见不鲜，是很平常的事。甚至愈是偏僻农村的贫苦人家，愈是生一大群子女，比富有城市人家更会生产人丁。其中原因，并不只是饮食卫生等问题，包括很多内容，一时不及细说。但古代的传统，除了原配的夫妻以外，还准许有三妻四妾，所以稍稍富裕的家庭，以儿女成行来计算，还不止三个五个，或十个来算人口的。
基本上，上古是全靠人力的古老农业经济社会，女性更没有自由独立谋生的能力，那么在家不从父，又要从谁呢？出嫁，当然也就是要有取得长期饭票的需要，不从夫，又如何呢？至于夫死从子，事实很明显，就不要多说了。但是还要知道，夫死、子小，还要“母兼父职”，抚养子女成人，试想那又是究竟谁从谁呢？如果你把“从”字只当作“服从”“盲从”的意义来解释，那你这个中国人还没有弄通中国字的内涵，还需要再回去在“孔夫子师母”那里多学习学习吧！
同时，说明由于“宗法社会”“家族”的传统，形成后世“大家庭”“大家族”的民情风俗，产生贵重多子多孙的结果。人们要想教育管理好这样的一个“大家庭”，比起管理一个社会团体、一个庞大的工商业集团，甚至比起管理一个国家的政府（朝廷），乃至现代化的政党，还要困难复杂得多。因为治理国家、政党，管理社团，大体上说来，只需要依法办事、依理处事，“虽不中，亦不远矣”。至于公平公正、齐治一个“大家庭”或“大家族”，它的重点在一个“情”，所谓骨肉至亲之情上面，不能完全“用法”，有时也不能完全“论理”，假定本身修养不健全，以致家破人亡、骨肉离散，也是很平常容易的事。
说到“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四德”，这是有关妇女人格和人品养成教育的目标，不只适合于女性，男儿也同样需要有这种教养。一个人的品德有了问题，不论是男是女，当然是不受人欢迎的。言语粗暴，或是刻薄贫嘴，或是出言不当，等等，也就是一般人所谓的没有口德，那也当然不行。至于“妇容”一项，更不要误解是在选美。古文简略，它所谓“容”，是指平常的“仪容”整洁，不要故作风骚，给人做笑料。“妇功”一项，过去在有的书上，把“功”字写成“红”字，那是专指刺绣，或裁缝和精工纺织的技能。尤其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农村社会里，这对于充实家庭经济更为重要。
大家须要明白，我们中国由上古开始，地大人稀，而且历来的经济生产全靠农业为主，土地与人口就是生产经济、累积财富的主要来源。在周秦时期，封建诸侯的政治体制上，也多是重视人口。秦、汉以后，封侯拜相乃至分封宗室功臣，也都以采地及户口为受益的标准。所谓“万户侯”等的封号，都是对文武臣工等最有诱惑力、最要得到的大买卖。因此，人人都以多子多孙是人生最大的福分。当然，户口人丁的众多，是生产力和财富的原动力，不免形成大地主剥削劳动人工、压迫小民的现象。但并不像当时西方的奴隶制度，其中大有差别，不可混为一谈。我不是赞赏那种传统习俗，只是在历史学术上的研究，是非同异必须说明清楚，提醒大家在做学问、求知识方面的注意而已。
古老的妇女“四德”中的这一项，我觉得对于现代和将来社会中的女性，更为重要。简单地说，还在二十多年以前，我有一个朋友的女儿，大学毕业了，和一位在外国的华侨青年结婚。他们在出国以前，奉父母之命向我辞行。我就对那位朋友的女儿说：你出国第一件最重要的事，还要去求学。我不是叫你去读一个什么博士或硕士的学位，我希望你去学习一种个人独立谋生的技术，如依一般女性来说，学会计也好。因为时代到了现在，尤其是婚姻制度快要破产了，爱情是抵不过面包和米饭的。所以现代的女性，从小开始必然要学会一项专业独立的谋生专长，才能保障自己和夫妻的关系，这就是“妇功”的重要。这位小姐后来照我的话做了，固然不负所望，也不出所料。
不知道当时的张公艺是有意对高宗的启示，或是对高宗的警告，无论怎么说，他却无意中帮忙了武则天。同时，也确实是他由衷的心得，说明做一个“大家庭”的家长等于是担任一个政府机构、大公司的主管，也犹如一国家的领导人，自己要具备巨大的忍耐、莫大的包容，才能做到“九代同居”，相安无事。
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古老社会里，虽然不是政府的明文规定，但在自然形成的风俗中，对于幼小男女的教育，尤其是“妇功”方面，早已自成为一种当然的行为。长话短说，我们只举南宋诗人范成大一首《夏日田园杂兴》的诗，便可呈现出一幅江南农村社会教育的真实画面了，诗说：“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在中国，“宗法社会”和“家族”所形成的“大家庭”观念，有四五千年前的传统，在唐宋时期最为鼎盛。最有名也最有代表性的历史故事，就在唐高宗李治时代。公元六六六年，高宗到山东泰山去，听说有一位九代同居的老人，名叫张公艺，便很好奇，顺道去他家里看看，问他是用什么方法，能够做到九代同居而相安无事的。这位张公艺请求皇帝给他纸笔，要写给皇帝看。结果，他接连写了一百个“忍”字。高宗看了很高兴，就赏赐他许多缣帛。后来就成为历史故事的“张公百忍”。
另如清末的名臣曾国藩，当了那么大的官，但是对家中的女儿媳妇，每天要绩多少麻（做布的原料）、织多少布，或者做鞋底，都有很严格的规定。其余的例子不胜枚举，也就不用多说了。
齐家之难
（选自《原本大学微言》）
除了“宗法社会”“大家庭”的精神遗风，演变成为“宗族”的宗祠（祠堂）之外，由南北朝、唐、宋以后，中国社会佛道两家的寺、院、庵、堂、道观等，都是有形无形地兼带着在做“社会福利”工作。韩愈当时反对迎佛骨，接着便写了《原道》等大文章，反对佛、老，更反对一般人去出家做和尚、做道士，认为是不事生产、“无父无君”的不忠不孝。这个观点，从政治文化的立场来说，一点没有错，但从整个“社会”的观点来说，也未必尽然。过去帝王封建时代的中国，并没有专管“社会福利”的机构，如果没有这些寺、院、庵、堂、道观来收容那些鳏、寡、孤、独的人，试问皇帝们、大臣们，包括韩愈老夫子，谁又来照顾他们呢？社会上的人，到了某一环境，的确都有“家何在”的情况啊！
积阴德与社会福利
我只听了几堂课以后，那位在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教授，就约我大谈其中国历史上有关“社会学”的知识。后来干脆请我演讲“中国特殊社会史的演变”的专题。“特殊社会”是我当时新创的名词，因为从战国时期的墨子开始，几千年来，都存在这种“社会”。即使如西洋各国也同样存在。渐渐演变，就成为近代史上的“帮会”了。
过去大家讲做好事有四个字，叫作“阴功积德”。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这个道理灌输得很牢，做人一辈子要做到阴功积德。阴，是暗的，偷偷做了好事别人不知道，这就是阴功。因为真正的阴功才是真正的积德。如果做好人做好事，是为了给人家表扬，为了让人家说我们是好人，这个不算是善事。庄子说：“为善无近名。”中国文化不仅庄子的思想如此，诸子百家都是如此。
从社会学的立场来讲，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似乎缺乏“社会”团体这一门思想学术，甚至孔孟儒家的学说，如《大学》《中庸》，也根本没有提到“社会”的观念，更没有什么“社会福利”思想。当年我在听“社会福利”这一门课，刚由美国输入中国，非常新颖时髦。我一边听课学习，一边就提出不同意见。我说，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有关“社会福利”问题，从我自幼接受的传统教育开始，早已深深种下这一门课的种子。大体来说，如恤老怜贫、敬老尊贤、存孤敬寡等，都是幼少教育的重点。而且在儒、释、道三家的学说中，以及其他诸子百家，统统有从“社会福利”出发的理论和名言。只是大家不懂中国“社会学”历史的发展，没有像西方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化，由资本主义的经验，转变成为新时代劳工福利，推广到所有“社会福利”的实验方法而已。
老子说：“善行无辙迹。”真正做大善事、行止高洁的人，他所做的好事，完全不着痕迹，你绝看不出他的善行所在。因此，中国文化几千年来，非常重视“阴功积德”。一个有道德的人，为善不欲人知，因为他不求名、不求利，更不望回报；如果做了一点好事，还要人家来宣扬，那就与传统文化的精神差得太多了。所以，真正为善的行为，不像车辆行过道路一样，留下痕迹，如果有了轮印的痕迹，就知道车子经过哪些地方，等于自挂招牌，标明去向或宣扬形迹了。
“社会福利”工作由来已久
孔子也说：“不践迹，亦不入于室。”“不践迹”，就是说做一件好事，不必要看出来是善行。为善要不求人知，如果为善而好名，希望成为别人崇敬的榜样，这就有问题。“亦不入于室”，意思是不要为了做好人、做好事，用这种“善”的观念把自己捆起来。不要在人家看见时才做好事，便是阴德。帮忙人家应该的，做就做了，做了以后，别人问起也不一定要承认。这是我们过去道德的标准，“积阴德于子孙”的概念，因此普遍留存在每个人的心中。
“大家族”的宗祠，它不是一种法定的组织，它是自然人血缘关系的“标记”，是“宗法社会”精神的象征，是“宗族”自治民主的意识。有的比较富有，或者宗族中出过有功名、有官职的人，也有购置“学田”“义田”，把收入作为本族（本家）清寒子弟读书上进的补助。祠堂里必要时也会让赤贫的鳏、寡、孤、独的宗亲来住。当然，族里如果出了一个坏族长，也会有贪污、渎职、侵占的事。天下任何事情，有好处就有坏处，不能只从单一方面来看整体。
我经常提到一本小说《聊斋志异》，因为最近在座满眼看到有许多新来的青年同学，他们也许没有看过这部说鬼的小说；但是很多同学对于这本书也很欣赏，我往往问第一篇是什么？很多人答不出来。《聊斋志异》这部书说鬼怪，说狐狸精，它的宗旨在哪里你就不懂了！现在我给你们做答案，第一篇是《考城隍》。我们台北市到了成都路，不是有一个城隍庙吗？城隍也就是阴间的地方官。这一篇很妙，有一个读书人，做梦梦见接到一个通知，叫他参加一个考试。他莫名其妙，心里想，还没有到联考的时间，也不是普考，为什么要马上去考试？一到那里便看见上面坐的主考官是关公，这个多吓人！我们中国人素来对关公是尊重得不得了，那比包公还威严。
后来，在对日抗战初期（1937年），我到四川，有一位青年朋友，四川彭县（今彭州市）人，跟我一起做事久了，他常常苦苦要求我为他报仇。你说，他要报什么仇？他要杀人放火，烧掉家乡别家的“祠堂”，要杀掉那一姓的“族长”及有关人士。为了什么呢？因为他与这家的小女私相恋爱，被他们发现了，认为太不要脸，太丢家族的面子了，所以要把他两人抓住活活打死。结果男的逃掉了，后来就是我的朋友。女的被抓住了，由“族长”当众决定，把她活埋了。因此，他日夜想要报仇杀人。后来我总算用别的方法，化解了他的仇恨，使他另外安心成家立业。当然这些例子不多，但由家族制度所发生的流弊也不少。你们也都看过很多现代文学大师的社会小说，也就约略可知旧式“家庭”和“大家族”阴暗面的可厌可恶之处，必须加以改革，但这也是“法久弊深”的必然性，并非全面，也不可“以偏概全”，便认为是毫无价值的事。
题目发下来，他就作了一篇文章，中间有几句很要紧的话：“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一个人有心去做善事，故意有心的，为了做好人去做善事，说这个人虽然做了好事，也不赏他，因为他有个目的是好名、求名。无心为恶，这个人无意做坏事，譬如说：家里一块破铜烂铁，向窗外一丢，结果伤了人，他是无意的，他无心为恶，虽然做了坏事，不罚。所以关公当场阅卷，拍案叫好，录取了他，要他马上去做城隍。他一听去做城隍，糟糕，那要死了以后才能做的。他说：我还不能死啊！最后只好向关公请求说：我妈妈年纪大，只有我一个儿子，你叫我马上去做阴间的官，我死了，谁孝养我妈妈啊？关公说：你有此心真是好极了，马上叫人看他妈妈还有几年阳寿。判官（秘书）把簿子翻开一查，还有九年。关公说：可以，就等你九年吧！
你们年轻人不会知道，我是从小亲眼看见过在偏僻的农村里，如果一个青年有了不规矩的行为，偷了别人家的鸡，或有了男女的奸情，告到族长那里，如果情节重大，大家要求族长打开祠堂门，当着列祖列宗的牌位来评理处置，那就非常严重了。这个子弟如不逃走，也许会被“家法”（祖宗前面的红黑棍子）打死，至少是当众出丑，永远没脸见人。
这个故事就是说明“为善无近名”的道理，表面上看是逃避，但也是教你做善事是要真善，不求神知，不为名利，也不要为了因果报应。我常常碰到许多学宗教的朋友，好像他做了许多好事，已经磕了好多头，拜了好多佛，念了好多经，好像他也天天上教堂做礼拜，为什么他的爸爸妈妈会死掉呢？这个问题我是答不出来的，只好看着他，张开嘴巴，没办法答。这种心理就是伪善。
我们现在再举一个三百多年前的例子来说，当明末清初时期，满族在东北，一个寡妇孤儿，率领十来万满蒙军队，其中包括少数的汉军，就能轻轻易易地统治中国上亿的人口。他们靠的是什么？并非全靠杀戮，也不是全靠严刑峻法。他们真正了解文化统治的重要。由康熙开始，他已经深深知道儒家学说的“齐家、治国”的重心。因此，他颁发“圣谕”，要民间知识分子的读书人秀才们，每一个月的初一、十五在乡村的祠堂里讲解“圣谕”，极力推行、提倡儒家的孝道，以及把儒学作为戒条式的律令。后来到了雍正手里，又重新扩充了康熙的“圣谕”，成为《圣谕广训》。他们了解“社会教育”的重心，是在形成整个社会的循规蹈矩的道德风气，而达到不言之教、不令而威的效用。
假使一个人广泛地博施济众，要为整个人类谋福利事业，照现代话来说，团体、社会、政府做的公益事业就叫社会福利。中国古代有没有社会福利思想？假使有研究社会问题的，这个问题要注意，在中国历史文化里，好像找不出社会福利问题的记载。事实上有没有呢？有！社会思想早有了，社会福利思想也早有了，过去都偏重在个人做，以个人立场，做社会福利事情，这是中国人的道德修养。
“大家族”的“家族”观念，在中国文化中植根深厚，它影响了东方的亚洲，如朝鲜、日本，乃至东南亚各地。它也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共和思想的根源。尤其在中国本土，直到现在，如果深入研究各个地方的“祠堂”和“族谱”，那种“慎终追远”的精神，以及旧式“祠堂”家族的“家规”，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古代政治制度，从政的官员那么少，社会治安、保安人员等于零，它用什么方法、什么体制，能够管理好那么一个偌大的中国。
有钱做做好事，修桥铺路，再不然夏天在路上摆一些茶缸。我很小的时候就看到过。每到夏季，家里忙得很，天天都要烧茶，大锅大锅地烧，多少里一桶，放在那里，不要钱的凉茶，大家尽管喝。很多人家都这样做的，这些都是社会福利。
古代所谓的家，是由“高、曾、祖、考、子孙”五代一堂贯串上下的家。但这还是偏向于以男子社会为中心的家。如果再加上由女子外嫁以后，所谓姑表姨亲等关联的家族相连接，构成一幅方圆图案的家族社会，再加上时代的累积，那么岂止五百年前是一家，几乎整个中国本来就是一家人，这是一点都不错的。所以从中国上古的“武学”与军事发展来讲，古代俗话所说的“上阵需要亲兄弟，打仗全靠子弟兵”的这种观念，也都从“宗法社会”的家族传统文化所形成。例如民间小说或旧式戏剧中所推崇的“杨家将”“岳家军”等，也都是由这种“家族”观念所产生的荣誉。如果随随便便说它是落伍的陈旧“封建”意识，应该打倒，才能使社会有新的进步，似乎未必尽然，还须仔细研究，再做定论。
中国过去的社会当然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由个人做社会工作，做社会福利，认为这是一种道德，所谓阴功积德。现代的思想，社会的福利工作，已经由政府、由社团做。时代不同，工业时代与农业时代，是两个时代，思想也不一样。
我曾经多次提醒大家注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齐家”，并非西方小家庭的家，也不是二十世纪后期中国新式的家。古代传统文化的家，其主要是指“宗法社会”和“封建制度”相结合的“大家庭”“大家族”的家。它本身就是“社会”，所以过去中国文化中，再没有什么另一个“社会”名称的产生。如果把“大家族”的“社会”，与另一个家族或其他许多家族的社会联结起来，就是另一个团聚的名称“国”了。因此，由上古以来到后世，便正式成为“国家”名称出现了。
（选自《庄子諵譁》《老子他说》《论语别裁》）
祠堂曾是社会安定的基石
丛林制度的特殊贡献
家：古代社会的基本结构
自魏、晋以后，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信仰佛教中的出家僧众，独坐孤峰，或个别的隐居水边林下，过他隐居专修的生活方式，大概还保有印度当时佛教僧众的形态。在南北朝至隋、唐之间，这种不事生产，以乞食自修的生活方式，不但不受以农立国、以勤俭持家的社会风气所欢迎，甚至引起知识分子与朝野的反感。同时，佛教徒中出家的男女僧尼，愈来愈多，势之所趋，便自然会形成团体生活的趋势。
（选自《易经杂说》《论语别裁》《中国文化泛言》《列子臆说》）
到了盛唐之际，经禅宗大师马祖道一禅师，及他的得意弟子百丈怀海禅师的创制，不顾原始印度佛教的规范与戒律，毅然决然建立中国式的禅门丛林制度，集体生产，集体从事农耕，以同修互助的团体生活方式，开创禅宗寺院的规模，致使佛教各宗派与佛学，在中国的文化与历史上，永远植下深厚的根基。
《易经》告诉我们，人类的五伦，不是勉强形成的，不是法律规定的，这是人性的本来，人性走正理，自然发生的。有男女，自然有夫妇，有夫妇自然有父子，有了许多夫妇、父子，自然形成社会，有了社会组织，自然有阶级。有的阶级是自然形成的，有所谓君臣就自然分上下，有了上下就产生文化、产生礼仪。
宋代开国以后，宋儒理学家们，不但在学术思想上，受到禅宗的影响而建立理学的门庭，而且在讲学的风格、书院的规范与人格教育的规模上，无一不受丛林制度与禅宗精神思想的影响。甚至，唐、宋以来，帝王朝廷的经筵侍讲与侍读等职位的制度，也是受到佛教开堂说法制度的影响。所以禅宗丛林制度，对于中国文化与中国教育的书院制度，以及宋、明以后的教育精神，关系实在太大，而且最为密切。只要详细研究禅宗丛林制度的所有清规，以及详读《禅林宝训》与宋、元以后禅宗高僧的史传，配合比较中国历史上有关文化思想与教育史实的演变，便可了然知其所以了。
君臣在古代的，就是长辈与后辈的关系。古代这个“君”字不一定指皇帝哦，“君”字照篆字的写法是个拐棍，下面一个口，代表一个人年纪大了，拿个拐棍，年高德劭，有资格，可以为君，可以做领导人，后来专门用于做皇帝了。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大家都了解。曾经有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跟我谈过这个事，他说：你们这个《大学》《中庸》，我非常佩服，可是缺乏一个社会问题。后来我告诉他，所谓齐家就是社会，不是现在两夫妻的小家。中国讲家庭，是几代同堂、几百人在一起的大家族，所谓齐家是齐那个家，那就是社会，朋友也就是社会。
丛林的制度，显然是中国文化的产品。严格说来，佛教经过中国文化的交流，却有两件大事，足以影响佛法后来的命运，而且增强它慧命的光辉。第一，在佛学学理方面的整理，有天台、华严两宗严整批判的佛学，天台宗以五时八教，贤首宗（又名华严宗）以五教十宗等。概括它的体系，这便是有名的分科判教。第二，在行为仪式方面，就是丛林制度的建立。它融合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包括儒家以礼乐为主的制度，适合道家乐于自然的思想。而且早在千余年前，便实行了中国化的真正民主自由的规模。它的制度，显然不相同于君主制度的宗教独裁，只是建立一个学术自由、民主生活的师道尊严的模范。
我们讲中国的伦理学，伦理就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秩序、一个规范。我们中国讲伦理有五伦，就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换句话说，就是人类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分类。
我们可以了解，凡是自己没有悠久博大的文化之民族，纵然佛光普照，它的本身，仍然无力可以滋茂长大。所以说，当达摩大师在印度的时候，遥观东土有大乘气象，不辞艰苦，远涉重洋，便放下衣钵，把佛法心印传留在中国。
这种文化正像一个十字架，以自己为中心，上孝父母而及于天，下爱子女以垂万世；两旁以兄弟、姊妹、夫妇而及于朋友；这个十字架不是宗教的，而是伦理的，它是中国社会的缩影，是中国文化的象征。
一个文化悠久的国家，历史剩遗在山川名胜的背景，已经足以表示整个文化的光辉，何况它的精神，还是永远常存宇宙，正在不断地继往开来呢！仅以丛林创建的制度来说，它给全国的山光水色，已经增加了不少诗情画意，表现出中国文化的风格。唐代诗人杜牧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还只是描写南北朝以来的江南佛教事迹，到了唐朝以后，因为丛林寺院的兴盛，可以说，率土之滨，莫不有寺，名山之顶，何处无僧，所以后人便有“天下名山僧占多”之咏了。加上以唐人气度的雄浑，宋人气度的宽阔，二者融会在寺院建筑之中，我们在全国各地，到处都可见到美轮美奂、壮丽雄伟的塔庙。只要你翻开各省的省志，各州、府、县的地方志，要查名胜古迹，僧道寺院，便已占去一半。
孔子集上古文化的大成，以孝为一切德行的根本。他的学生曾子，在《大学》上，便以修身、齐家，为内圣外王的枢纽。他的孙子子思，也把明诚之教，归本于孝悌之行。从此拓展出了中国以孝义治天下的特殊文化。
缅怀先哲，追思两三千年的留传至今的事物，岂能不令人痛恨这些一知半解、妄自蔑视中国文化的人！须知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建设起来，是经过多少时间和多少哲人的心血所完成。要想改变，以适应世界的趋势而争取生存，那也要学而有术，谋定而后动，岂是浅薄狂妄、轻举妄动所能做得到的吗？
《易经》上也点明了这两件事，上面说了人事历史发展的关系，下面说有了男女，就自然有夫妇，有了夫妇就自然形成家庭，自然生孩子，生了孩子自然有父子。所以这是五伦的道理。上述这些是自然现象，社会扩充了，就有人，大家都是人，某人人好一点，选他做领袖，他就是君，我们听他的，我们就是臣，社会的程序就成了。
中国传统文化，素来是以儒家为主流。儒家高悬大同天下的目的，是以礼乐为主导政治的中心，由于礼乐的至治，就可以实现《礼运》天下为公的目的。但是经过数千年的传习，一直到了唐代，才只有在佛教禅宗的丛林制度里，实现了一个天下为公的社会。它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佛教僧众的集团，然在精神上，它是融合礼乐的真义和佛教戒律的典型，“礼失而求诸野”。如果讲到一个真善美的社会风规，恐怕只有求之于丛林制度了。但是也还不能作为治国平天下的规模，因为国事天下事，与丛林社会相比，其艰难复杂，又何止百千万倍？人是一个有情感和理性的生物，无论性和情，只要偏重在那一面，就不能两得其平，结果都不会安定人生的。
读《诗经》的第一篇，大家都知道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孔子为什么要把讲男女相爱的诗列作第一篇呢？人生：饮食男女。形而下的开始，就是这样。人一生下来就是要吃，长大了男人要女人，女人要男人，除了这个以外，几乎没有大事。所以西方文化某些性心理学的观念强调世界进步，乃至整部人类历史，都是性心理推动的。
南宋时代，杭州径山大慧宗杲禅师与温州龙翔竹庵士珪禅师，恐怕以后丛林衰落，便合力记述历史丛林住持的嘉言善行，留作后世的准绳，作了一部《禅林宝训》的书。其中高风亮节，以及敦品励行的典型，足以与《宋元学案》比美千秋。如果去掉它僧服的外层，作为为人处世的修养范本来看，一定别有无穷受用，可以启发无限天机。
在大学里上课，有些同学问起，恋爱哲学是什么？我告诉他们，我爱你就是我爱你，不爱你就不爱你，爱就是自私的，恋爱没有什么哲学。但是孔子讲得妙，他说有了天地就有万物，有了万物就有男女。既不是上帝造的男人，也不是上帝从男人身上拿出一根肋骨来造女人，而是有了万物，其中就有男人、女人。一部人类史，就是两个人唱的戏，唱了千万年。有了男女，自然就会结合，就会谈恋爱，变为夫妇，并不是偷吃了苹果才变成夫妇。就是说，人类社会，只有四个字——“饮食”“男女”两件事：一是需要活着的问题，一是两性需要的问题。
百丈禅师创建丛林以来，他的初衷本意，只是为了便利出家僧众，不为生活所障碍，能够无牵无挂，好好地老实修行，安心求道。他并不想建立一个什么社会，而且更没有宗教组织的野心存在，所谓“君子爱人以德”则有之。如果认为他是予志自雄，绝对无此用心，尤其是他没有用世之心，所以他的一切措施，自然而然地，便合于儒、佛两家慈悲仁义的宗旨了。如果他有世务上的希求，那便会如佛经所说“因地不真，果招纡曲”，岂能成为千古宗师？在他当时，一般人之所以责骂他是破戒比丘，只因大家抵死执着印度原始佛教的戒律，认为出家为僧，便不应该耕种谋生。站在我们千秋后世的立场来看，如果他当时不毅然改制，还让僧众保持印度原来的乞食制度，佛教岂能保存其规模，传流到现在吗？
孔子在《易经·序卦》中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禅宗最重人们确有见地，佛教称佛为“大雄”，时移世变，时代的潮流，由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已经进到工商业科学化的今天，追怀先哲，真有不知我谁与归之叹了。
男女、五伦与社会
（选自《禅宗与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