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不要忘记，我们今天开会会场的种种设置，便是现代化西方物质文明发展中的产品，甚至，与会人士的衣、食、住与交通工具等，大多数仍是西方文化自然科学发达以后，物质文明发展中的结晶。西方文化中的自然科学与物质文明的发达，给予人类在生活上的便利、生存中的幸福，并无过错，而且只有好处。
许多人，可能都犯了一个容易错误的偏见。大家对于各国之间今天的文化思想，与造成社会风气的败坏，国家前途的殷忧，工商业社会导致人心陷溺于现实的趋势，乃至青年心理的彷徨与颓废，教育的失败，等等，一律都归罪到西方文化的错误。
但是东方各国，在传统保守文化的情感中，认为人生伦理、社会秩序、道德观念、生活方式等一切突变中的乱象，都是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关系，所以厌恶甚而鄙弃西方文化。其实，这是东方人自己被西方文化物质文明的形态冲昏了头，自己放弃、忘却了东方固有文化的传统精神。换言之，也就是自己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才有今天的窘态。
东西文化在时代中的趋向
以中国话来讲，我是一个土包子，而且是一个非常顽固的爱好中国文化的分子。因为我从来没有出洋去留过学，所以没有对西方文化偏爱的情感与嫌疑，而且我以山野之身可以公平地说一句，西方文化，自然科学发展成果中的物质文明，并没有带给东方人以太多的祸害。至于我们接受西方文明以后所发生的流弊与偏差，那只怪我们自己抛弃了东方固有文化的宝藏，而自毁其精神堡垒所得的应有惩罚。
（选自《列子臆说》《原本大学微言》）
其次，所谓西方文化，并不能以今天的美国文化而概括一切西方文化，由希腊时期而到今天的欧美，它本身也自有三千年的历史。它的人文科学，在精神文化上的成就，由宗教而哲学，由哲学而科学的互相递嬗，也是有它的精神所在。
所以在公元六世纪初，在南朝梁武帝的时代，印度佛教的禅宗达摩祖师，决定要“东渡”中国传法时，别人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去中国，他说：“震旦有大乘气象。”换言之，所谓大乘气象，就如佛说的“娑婆世界”中的中国，确然具有慈悲（仁义）的精神。
不幸的是，今天欧美的国家与社会，也正因为自然科学促进物质文明的长足进步，而使人文文化的精神堡垒濒临崩溃，而无所适从。它与我们东方所遭遇的困惑和烦恼，只有病情轻重的不同，而其同病相怜的情况，并无二致。
也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华夏”文化，早已在公元以前就实行了人类大同的理念，早已泯除种族歧视的狭隘胸襟。例如以后的唐末五代，以及元朝和清朝入主中国的历史事实，都是具有这种精神的作用。就以历史的事实为证明，中华民族从来不肯侵略他人，不是以强权当公理的民族。只有“忍辱谦让”，化解其他民族的非礼侵凌，加以感化而融归于整体“人道”之中。
经济的发展固然重要。但是在现代的经济思想与物质文明的时代中，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战争，没有内忧外患，举国上下，能够同心协力，从事经济的发展与建设，那是任何国家都做得到的事情，既不足为奇，更不必叹为观止。
讲到这里必须了解，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文化不同的各个国家民族之间，早在公元以前，就能接纳外族归附移民，不记宿仇，没有种族歧视成见的，除了中华民族，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因为中国文化本来有“王道治天下”的传统，以“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仁义精神，才能做到。
我们必须知道，世界上有两种工具，对人类的生存具有正反两面的作用：一是武力与武器，一是金钱与财富。防护国家的安全，必须有精良的战备；稳固国家的基础，必须有充沛的财政与健全的经济。然而战备强的国家，如果没有高度文化的政治哲学，往往会使得一个国家民族，生起唯我独尊的侵略野心。同样，一个经济发展到实力充沛的国家，如果没有远大的经济哲学的思想，往往会踌躇满志，恃富而骄，而欺凌弱小。而且人类有天性的弱点，当他在强有力的时候，必定想要耀武扬威，控驭一切。如果在富有的阶段，必定会恃富而骄，凭陵孤寡。
我们人之所以有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就是因为要扶助弱小，看到可怜的就要帮助，这是仁爱慈悲，这才是人文文化的真谛。
虽然我对于近代与现代，西方或东方的经济思想，没有很深切的研究，但从哲学的观点来看，任何一种来自西方文化的经济思想，严格地说来，都只适用于某一个国家或某一类型的社会，并没有一种为谋求增进全世界人类的福祉，能够平等而统一地适应各地区的经济思想。假定是有，也会因某一种政治思想与政治方略而变质。
但人类一方面是为生存而想征服万物，一方面也具有爱惜怜悯生物的心情。这就是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自有人文文化的特点的原因。这在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文化中，叫作“仁”，是儒家孔孟一系所极力想要发扬光大的主旨，也就是后世儒家所谓“亲亲、仁民、爱物”的宗旨。在印度佛学中叫“慈悲”，希望做到“众生平等”。在西方文化中，叫“爱”或“博爱”。这是人文文化同禽兽文化不同的地方。
因此，我们要放开胸襟，放长眼光来看。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局势，是东西方人文文化将要同临崩溃，新的世界人类文化尚茫然无据，危机隐伏的时代。
的确，宇宙间是弱肉强食，在“动物奇观”节目上你就看到了，不但动物如此，植物世界也是这样，整个的宇宙所有生物都是以强凌弱的。人类自始至终，也如各种动物一样，都是靠征服残杀别的生命来养活自己，正如达尔文所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我们不仅需要为复兴东方固有文化而努力，我们更应该为人类文化开创新的局面，肩负起拯救世界人类危机的责任。要发扬东方人文文化与固有的人生哲学，来补救因自然科学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所造成的工商业社会之弊病。而且我还要郑重地希望，必须认清一个重要的关键，对于过去历史文化上的光荣，不能留恋，过去的历史是无法挽回的，留恋往事，只是文学的情绪。
我们用通古今之变的思想来看《列子》的话，才晓得我们先辈诸子百家的思想涵盖多么广阔。
至于时代的演进，是无法倒流的，悲伤时事，那是无补时艰的诗人情感。历史的排版，各有千秋的一页，时代的演进，是当前的大势所趋。我们要放开胸襟与眼光，如何振兴东方文化，来补救西方文化在世界时势中的不足，这才是我们的责任，也是对国家前途有利的大目标。
如果认为这个理论是文化的话，“为鸡狗禽兽矣，而欲人之尊己，不可得也”，如果是以这一种哲学思想作为人文社会的领导，那就把人类的社会倒回去，变成禽兽社会了。《列子》的预言都说到了，这个世界被这种思想领导，人比野兽还不如，还惨！他说在这种思想哲学之下，要想人能够尊重别人，能够尊重自己，是永远做不到的。
中国文化，素来秉承儒家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精神，与佛家“众生平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明训，所以对于东方人或西方人，都认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如果人没有文化修养，就同动物没有两样。动物的世界就是弱肉强食，这是自然的法则。中国这几十年，文化教育衰落得可怜，我现在回想我们那些老辈子人，真是该打屁股，认为西方可以救中国，当年就把西方文化全套搬来了，把这个国家民族搞得那么惨。只要讲达尔文思想，就说很进步，其实我们古人都讲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弱肉强食理论，就是《列子》这句话，“胜者为制，是禽兽也”。以强凌弱，就算成功，也不是人类的文化，那是禽兽的文化。
我个人以山野之身，积十多年从事教育，以及教导西方各国友人学习中国文化的经验来说，深切体会到“诚以待人，无物上格”的古训。许多朋友认为我有许多外国学生，应该会有很多的收入。事实上，我为弘扬中国文化，为沟通东西文化而努力的工作，是做的蚀本生意。当西方学者要向我学习的时候，每每问到我要多少钟点费的问题，这时我便告诉他们，我只要求依礼来学，并不讲求代价。西方人从商业的观念，重视学问的代价与价值，所以把学问与知识，也变成商品。
恃强凌弱不是人类文化
东方人素来认为道是天下之公道，只要执礼而来，中国文化便以学问知识作为应该交出的布施，并无代价，更不要求回报。因此，从我学习或交游的西方人中，大多数都与我变成家人父兄的感情，渐渐进入东方文化的人生境界。他们有别我而去的，仍然保持充沛的感情，一如东方人的“礼尚往来”。
（选自《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
我最近看到外国人写的文章，说西方文化很快就要被东方文化吞掉了，由两个东西开始：一个是饮食，中国、印度的馆子遍及全世界，全世界的人都晓得吃中国菜、印度菜；另一个是修定，中国的禅定和印度的瑜伽，吞没了西方文化。这篇文章讲得很实际，这个趋势确实如此。我几十年前在美国的时候也讲过，我说三十年前全世界的人如果不懂英文就到处碰壁、吃不开，但是三十年后，要是不懂中国文化、不懂中文，换你们吃不开。
太阳从东边出来，从西方落下去，研究这个世纪，要从三百年前开始才行。刚才首先提出来龚定盦的时候，那是由乾隆到嘉庆时代，已经开始有了变化。再严格地讲，大家常常讲到西洋文化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仔细研究一下在文艺复兴以前的西方，就知道西方在将近一千年之间，都是在宗教文化的笼罩之下，这在西方历史称为黑暗时期，所以才有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以及十六世纪文艺复兴的突起。当然大家或许没有仔细研究这个问题，但至少要了解西方“文艺复兴”这个名称。文艺复兴是绘画、歌舞等文艺解放，向自由主义的路上走；接着是科学的发展。这个时候，大家都忽略研究印度、中国两个古国文明的变化，同时要兼带研究日本、朝鲜等与西方文化接轨的事迹。
我们这一百年来的文化是输入的，都是从外国搬进来的，用得对不对，不知道。几十年前我就说过了，从我开始，中国文化要输出，向外传出去。有些外国的著名学者，都来这边找我，这是文化的出口耶！过去我们中国人崇洋媚外，对外国文化崇拜得不得了；你们现在也一样，也都想要孩子们出国念书。可是你看这一批外国有名的老科学家、学者却来找我，实际上他们是来找我们的中国文化，想带回去融入西方，挽救人类社会。
这一百多年来，虽然高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根据我们刚才的随意述说，事实上通通是西学，没有中学啊！大家当然是中国人，还认得中国字。
我现在提出这些极其微末的资料，只是为了提供我们今天要复兴东方文化的精神之工作，应当如何做法的一个参考。我们需要放开胸襟，放长眼光，了解今天的局面，不只是为复兴东方文化而工作，实在要为拯救世界人类在文化思想上的危机而努力。
所以我说现在影响中国、影响全世界的都是西方文化的思想，一个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一个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个是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一个是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再勉强加上一个是美国人杜威的实用教育。就以自然科学来说，大家都还在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范围之内。我们几十年来引进自然科学的教育以及精密的科技，哪一样不在西方文化的体用里头打转？
（选自《中国文化泛言》《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
民国六年（1917年）时，俄国人的革命成功，人民势力起来了，由俄国变成苏联。接着是民国八年（1919年）的五四运动。严格来讲五四运动不是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最初的动机是起来反对北洋政府与日本偷签几乎等于卖国的“二十一条”。即使在这个阶段，中国根本也还谈不上资本主义社会。另外，如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君主立宪、民主自由等，各种各派的西方主义思想纷纷涌进，凡是欧美留学回来的，就把西方所有东西都搬回来，在我们这个国家政坛上都试用过。直到现代，我们用的还是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
当今世界的经济危机
这时的国民党很可怜很可怜，可以说各省的强权军阀各自独立，直到北伐打到南京为止，根本还没有完全统一中国，只是名义上统一。当时南方的两广、福建，西南的云贵、四川，直到湖南，长江以南各省，及西北、东北各地，都是军阀割据，拥兵自重，国民党中央没有真正地统一过。这时留学生回来，又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不管西学、中学，一片混乱，一概都没有用上。事实上，那时大家只有一个观念，“枪杆下出政权”，才能维持各省的独立。
美国卡特时代的财政部要员，曾专门来请我吃饭。这位财政部要员问我：“你看了美国有什么观感？”我说：“刚来两三个月，会有什么观感？”他说：“你一定有，我们国家很欢迎你这样的人，最好你长住在这里。”
接下来，广东人孙中山先生以三民主义号召全国起来革命，推翻清王朝。三民主义吸收了洋学，引用英美的文化，立法、司法、行政三权独立，加上中国古有的监察与考试两权，变成五权宪法。他的理想是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体制。孙中山所创立的国民党推翻清朝帝制政权，准备用这样一个民主的体制立国，所以国民党的政府有五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五权分立，是平等的。但国民党推翻清朝以后，来不及统一中国就碰到问题了，西方文化的军国主义也来了。
我说：“对不起，我不会长住，因为我是中国人。”他逼着我问，我说：“你一定要问我啊？我这个人是中国的老百姓，乡巴佬出身，不懂的。我三个月来对你们美国的观感有三句话。”
西学为体的百年
“第一，你们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嗯！他很认同。
这是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大概的结论，虽是笑话式的，也有很深的意思，大家可以体会。
“第二，是最贫穷的社会。”他正在吃饭，把筷子就放下来：“嗯！有道理。”“因为我看到那些家庭用的汽车、家具、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等，都是分期付款的，用不到几年就旧了，新的发明出来又要换新的了，一辈子都在分期付款中，包括住的房屋。所以我说你们整个的社会是贫穷的社会。”他说非常有道理，饭都不吃了，就看着我。
蒋梦麟曾著了一本《西潮》，他对中西文化当然很内行。蒋梦麟在晚年说：我是三家学术用一辈子。哪三家？“以儒家的学问做人，道家的学问处世，鬼家的精神办事。”我们当时听了，不禁要问：蒋先生啊，你说的鬼家是鬼谷子吗？他说不是的！我说的鬼家是学洋鬼子，以西方的逻辑来处理事情。所以，以儒家的学问做人，道家的学问处世，鬼家的办事方法，这是讲体用问题。
“第三，你们是世界上负债最大的国家，你们根本是空的，都是欠人家的，欠全世界的，骗全世界来的，可是全世界的国家对你们没有办法，因为你们有原子弹，所以人家不敢向你们讨账。如果我们中国只有鸭蛋，欠了债，人家就会来要账了。就是这三个观点，其他我不懂。”他说：“完全准确。”
第二个结论，我们晓得中国原来都以北大为最高学府，推翻清朝以后有位校长蔡元培，后来因有蔡元培、胡适等人物，才引出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些问题。后来蔡元培下去了，这个历史经过就不谈了。接下来的校长蒋梦麟也是浙江人。蒋梦麟最后退到台湾，晚年在台湾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就是主持“农村复兴委员会”，简称“农复会”，对台湾的农业复兴以及农业市场，一直到现在贡献很大。
我说：“真的啊？总算给我蒙对了！”但是这个话是我二十多年前讲的，今天的美国还是这样。
“即此见闻非见闻，无余声色可呈君”，这个眼睛能够看见，耳朵能够听到，脑子能有思想，都靠不住，因为我们的思想是生灭法，每个念头都把握不住的，思想学问随时都会溜了过去，也靠不住，究竟是唯物唯心还是个大问题。“个中若了全无事，体用何妨分不分”，这个里头的道理，由形而下到形而上，真的彻悟了，了解了，什么事都没有。我现在引用“体用何妨分不分”这句话，来答复诸位所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结论。
我常常告诉同学们，注意哦！现在开放，要防备经济上新的八国联军到来。看起来是无所谓，但这个经济、贸易、金融的市场很严重。昨天我还接到一个外国朋友的电话，他说：“今天美国开了一个金融方面的会议，请摩根士丹利最高的一个经济分析师讲话。”我就问他：“这个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他说是外国人，而且可能是美籍犹太人。会议上大家都认为，今天美国经济的衰落，一定要找出一个罪魁祸首。这个罪魁祸首是谁呢？是中国。中国的东西倾销到美国太多了，造成了美国经济的衰落。然后请这个分析师讲话。他说：“你们搞错了，美国今天经济的衰落，罪魁祸首不是中国，是美国自己。中国货现在是来得很多，但中国货便宜，假使不是中国货来，那用别的国家的货会贵多了。而且中国人在美国赚了美元以后，还是到美国来买国家债券。我们的国家债券只是一张纸啊，中国人赚的钱还不是又回到我们这里来了！”
个中若了全无事，体用何妨分不分。
这位朋友又说：“老师！你晓得最后的结果怎么样？最后那些美国人统统站起来，把他轰走了。”
即此见闻非见闻，无余声色可呈君。
我说：“那是必然的结果。”这是第一个问题，经济的侵略。
三平禅师后来有一个偈子，我认为这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问题有关了。他的偈子说：
第二个问题，现在是文化战争，也就是思想战争的阶段。思想文化上现在流行的是什么？就是大家迷信科学。当然，我不是学科学的，不应该讲这个话。大家嘴里都讲科学，口口声声讲科学，我一听就头大了。等于几十年前，原子弹发明了，在台湾、香港街头看到原子理发店、原子冰激凌。我说不能吃哦，吃了要爆炸的。也不懂什么是原子，就随便讲原子理发店、原子冰激凌。
看起来韩愈是反对佛、道，但他最后是学佛修道的。有一次被贬到广东潮州，当地有个大颠禅师，韩愈就去请教他，向他问道。他问的是形而上的问题，大颠禅师没有讲话，只是在座位上敲两下。韩愈当然不懂。这时站在旁边的是年轻徒弟三平禅师，韩愈只好问他：师父刚才是什么意思啊？三平禅师说：这个你还不懂吗？“先以定动，后以智拔”，先要做功夫宁定，宁定后自己的智慧发起，可以大彻大悟。后来韩愈懂了没有，谁也弄不清楚了。
现在科学到了必须跟哲学碰头的时候了，这是全人类文化的趋势，我现在提出来告诉大家。科学原来与哲学分开了，但是科学最后的结论靠哲学。
中国禅宗在唐代有位三平禅师，他与曾经反对佛道的韩愈一样有名。韩愈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是“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这是苏东坡恭维他的（见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
（选自《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南怀瑾讲演录：2004—2006》）
蒋梦麟的说法
当今世界的文化危机
我们要注意，太平天国用的是西方文化，用西方宗教外表的皮毛影像建立了太平天国，很快就打到了南京。曾国藩起来平乱，肩负的是中国儒家文化的精神，两个刚好中西对比。太平天国的成功与失败，中间问题很多，讲起来又是一个大题目。可是有一点，太平天国是广西人组织起来的，打到了南京，政权里说的统统是广西话，广东话都不通的，外省人很难插进去，这是文化语言的问题。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等，都是最有名的儒将，所谓这些清朝中兴的名臣，以曾国藩做代表，用的是中国儒家的文化，打垮了披着西方不伦不类皮毛文化的太平天国。
现在的东西方文化特点，都在讲经济发展。这个里头，从十六世纪以后，东西方文化有两个重大不同。中国文化思想认为，解决贫富差距，安定社会，要用好的文化政治来解决经济问题。西方文化，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直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到凯恩斯的消费刺激生产，都是认为要用经济来解决政治、文化问题。这两个不是矛盾哦，是两个方法。
当时龚定盦看到清朝要乱了，整个社会没有人才，一般聪明才智之士多半在抽鸦片烟，甚至在我十一二岁时还亲眼看到这样的现象。他说当时清王朝没有好宰相，没有好将军，什么都骂了，当然没有骂皇帝，保留一点面子。结果他的文章出来不到几十年，就发生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也起来了。
现在东西方文化的结合，造成今天全世界的人类（不止中国人），只向钱看。而且都在凯恩斯的思想之下，消费刺激生产。如果要消费刺激生产，最好是天天打仗，打仗是最大的消费。
我们看他的《夜坐》这首诗，“沉沉心事北南东，一睨人材海内空”，他忧患的心情比诸位还严重，“一睨”，眼睛一看，注意“睨”字，是斜着眼睛看，“人材海内空”啊！通通看不上。他当然也是研究佛学道理的，最后两句话很有意思，“万一禅关砉然破”，他说万一我打坐修定，忽然得道开悟了以后，“美人如玉剑如虹”。你看他豪迈的狂气，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所以现在人类看不清，没有一个新的思想能综合了这一切，领导这个世界。照这样发展下去，是很严重的。我在美国的时候，哈佛大学一位社会学教授来问我，我也讲过这个问题。所以人类现在是在迷糊之中。我常对人讲，现在全世界的人类文明思想是四个东西在转，所谓达尔文的进化论、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马克思的资本论、凯恩斯的消费刺激生产。除此之外，产生不出来一个新的思想。
他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这篇文章中还讲到人才的问题。“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他说这个时代，在他看来是太可怕了，一般人糊里糊涂、没有方向，社会好像很太平，可是社会上没有人才。他那个时候骂起人来比现在厉害。“左无才相，右无才史”，他说朝中的宰相、史官，没有一个有才的。“阃无才将”，也没有一个有军事才能的武将。“庠序无才士”，学校里头没有一个有才的学生，也没有好的老师。“陇无才民”，农村社会的老百姓中也没有一个有才的人。甚至“廛无才工”，做工艺的没有一个了不起的匠人。“衢无才商”，做小生意的没有一个有才的商人。“抑巷无才偷”，连做小偷、流氓的都没有人才；就同现代一样，小偷、流氓光在街上抢女人的皮包，这不是“巷无才偷”吗？“市无才驵”，这个市场也没有好好做买卖的人。“薮泽无才盗”，做土匪强盗的都没有一个有才的。“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他说这个社会已经搞得表面太过于太平了，太安详了，不但没有好的人才，连坏的都没有了。
当全世界都沉醉在这个里头的时候，清醒的人没有办法讲话。所以我也不讲，他们问我一概不讲，没有办法，形势就像那个水流一样，挽不回。又如龙卷风来的时候，你拿个手来挡，那开玩笑，连自己的骨灰都被吹走了。要等龙卷风过了以后，慢慢来，只好如此。
在清朝乾隆、嘉庆时代，社会表象好像很安定，但龚定盦已经看到乱源，当时他就提出要特别注重边疆问题，他说国家是要出事情的。
文化学术，关系世界人类的命运，国家社会的兴衰，至深且巨。在历史上，无论东方或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社会的演变，以及战争的原因，常被视为是政治、经济的动乱。其实，这个动乱的根本，还是在于文化学术。
你们注意，清末民初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在抽鸦片，连清朝道光皇帝也沾上了，这就知道为什么林则徐要烧鸦片了。我们算算当时每年因买鸦片流出国外的资金有多少啊？这个时候中国没有靠美援、外汇，没有靠台币，也没有靠港币，这些钱是哪里来的？尽管如此，我们国家还能够存在，这是个经济问题。鸦片战争以后，我们受外国列强的侵略，每战必败，赔款多少啊？这个赔款也没有靠美援、外汇，也没有靠台资、港资。我们中国的钱怎么那么多？赔了那么多钱，也没有把我们赔垮。大家要注意这个，这都是严重的经济问题。
自十五世纪以来，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促成了科学的发展，为西方社会带来了物质的文明。接着而有工业革命，使西方的文化、学术、思想迈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直到十九世纪，东方国家如中国、日本，开始接触西方文化。由于震惊声光电化之奇，船坚炮利之威，而动摇了对固有文化的信念，于是急起直追，由盲目学习西方的科学，遂有全盘西化的趋势。
上推回去一百多年做对照，西方出了马克思的理论，中国有没有人呢？有啊！大家没有太注意，勉强可以对比的是嘉庆时期的龚定盦。他是上海人，也是当时的一个怪人，文章很特别，思想也很特别。龚定盦和魏源、林则徐他们有关联，后来之所以有林则徐烧鸦片，发生鸦片战争，是他们这一班人的思想所造成的。
正在东方国家犹忙于急起直追的当时，西方社会却因物质文明的发展，孵育成唯物思想的暗流，侵蚀了人心，腐化了社会。就拿代表现代西方文化的美国来说，如宗教信仰的贬值，人文哲学的衰落，教育思想的舍本逐末，与国际领导的举措不定，在在都使得智者虑，仁者忧。至于青年人的不满现实，陷于彷徨和盲动，老年人的无家可归，流于绝望之境，这些都给予科学文明以严重的讽刺。这不仅是西方推崇物质文明的自食苦果，而且也波及了东方各国，使人类数千年来所祈求的世界和平与幸福，濒于幻灭。
龚定盦的预言
照理说，东方国家谈不上物质文明，应该不至于陷入这块泥沼。其实不然，一方面固然由于生存在现实的世界，弱肉强食，没有经济实力的国家，只有任人摆布；一方面也由于贪图物质上的享受，抛弃自家宝藏，迷途忘返，其可哀可虑，更有甚于西方国家。
这百年当中的著名人物，先从西方开始，法西斯的墨索里尼怎么起来？那时我只有十几岁啊！当时流传过来的西方文化，如所谓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后三杰——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对我们震撼很大。接着是德国的希特勒、英国的丘吉尔、法国的戴高乐，然后一直到日本军阀一齐起来了，加上中国的蒋介石、毛泽东，这一百年间的人物，男男女女，很可观，这是讲大的。其次，第三、四流的英雄豪杰也不少，但是，“而今安在哉”？新的时代会出来什么英雄人物？还没有看到，二十一世纪究竟如何也不知道。十九世纪末有那么多人，比三国时代、春秋战国还混乱，而东西方文化的冲击又那么严重。这都是在一百年之中的事。
今日的世界，由于西方文化的贡献，促进了物质文明的发达，如交通的便利、建筑的富丽、生活的舒适。这在表面上来看，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幸福的时代。但是人们为了生存的竞争而忙碌，为了战争的毁灭而惶恐，为了欲海的难填而烦恼，这在精神上来看，也可说是历史上最痛苦的时代。在这物质文明发达和精神生活贫乏的尖锐对比下，人类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危机。这种危机正同患了癌症一样，外部显得很健康，而内部却溃烂不堪。
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是整个阴气很盛的时期，很多国家是女人领导的，英国的伊丽莎白，中国的慈禧太后，韩国的明成皇后，包括二十世纪末期印度的甘地夫人，等等。
今天我们过分迷信科学的万能，以为自己可以超迈古人，而任意推翻传统，杜塞了几千年来无数圣哲替我们开发出来的教化源泉。生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今天，我们将何以自处？我们虽失望，但不能绝望，因为要靠我们这一代，才能使古人长存，使来者继起。为了想挑起这承先启后的大梁，我们一方面要复兴东西方固有文化的精华，互相截长补短，作为今天的精神食粮；一方面更应谋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会，以期消弭迫在眉睫的人类文化大劫。
为了使大家容易研究何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可以把结论先提到前面来讲。我们这一百多年来，用的都是西方的学术，没有真正用过自己的文化学术，这是很奇怪的事。我们推翻清朝至今只有九十七年，跟我的年龄差不多，这段历史我不但听过、见过，甚至都亲身经历过。我常常说笑，我这个头从十九岁开始就有很多人想要了，不敢想象到现在还活着，好奇怪！所以我们经历过的艰难困苦，跟诸位同学的经历是完全不同的。
讲到二十世纪的历史与文化，和现代人的思想与心理问题，无论东方和西方的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或多或少，总要受到美国的影响。尤其是东方的中国和日本，关系更大，更为密切。
我讲这个题目时，想起古代一位诗人元遗山，他是金朝的大名士，而金朝亡于元朝。在元朝统一中国这个阶段，他有两句诗：“百年世事兼身事，樽酒何人与细论。”他说一百年当中，世界上以及个人家庭一切的事情，其是非利害的关键，没有对象可讨论。他的诗引起我很多的感慨。
全世界所有的国度里，除了少数真正的落后民族，以及某些因为地理环境，还在将变未变的国家，目前正坐享其成地接受现代物质文明，而仍能固守传统，苟安待变。欧洲的国家，如英、法、德等国，虽然抱着传统的自尊，始终存有看不起美国的心理，但在历史演变的时代趋势中，也仍然脱离不了美国风气的回旋波荡。至于东方的中国，在最近的三十余年中，确有美人闹乱朝市，形成“亲者痛而仇者快”以及“恩里生害”的情况。
百年的人与事
我们急需认识和反省的是：造成世界局势至于现在的局面，除了美国立国经验太过幼稚以外，同时也是我们自己处在新旧文化夹缝潮流的趋势中必有的矛盾。现在，我们要想在极度的艰难困苦中，力求自强而复兴，就必须先对此历史时代的前因后果，加以寻思探讨，才能“温故知新”，才知如何自立而立人。
我常常想做一个研究，恐怕一百多年来没有人做过的，就是以一个世纪为单位倒推回去，譬如推到老子、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那个时代的前后一百年，看看当时西方出现什么人、什么思想，东方又出现什么人、什么思想，就会发现东西方的情况几乎是相同的。所以古人有两句话——“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道理都是一样的。我也活了九十多岁，看到这整个一百年，很想把东西方做一个对比。
美国文化不是人文文化的指标。应当知道，自己没有特立独行的文化思想，而盲目倾心爱美，于国于家，后果均不堪设想。如果从科学的发达、物质文明的进步、工商业的发展去认识美国，而立志要向今天美国的这一面学习，这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思想。至于从整个的人文文化而言，仅有立国二百年历史文化的国家，就拿它代表了西方文化，认为它盖过一切，那是莫大的错误。国者，人之积；人者，心之器。累积全国人心上下数千年经验和思想，方能构成一个文化的大系。今天的美国，仅是西方文化零落中的一颗经天彗星，它是科学文明的实验场，并非就是整个人文文化的指标。
讲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先要研究张之洞这个人，还有他和曾国藩、李鸿章、盛宣怀等大臣，以及容闳、辜鸿铭这几个初期国外留学生的关系。除此之外，更涉及乾隆以后的嘉庆、道光、咸丰一直到光绪、宣统这个清王朝的衰亡，这是很长时间的一个历史文化问题。
鉴于此，美国有许多先见之士，都认为今后世界局势，能补救西方文化在科学文明发展上的缺点，并作为西方宗教、哲学振衰起弊之良药的，只有东方文化的复兴。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问题，有人说这是清朝末期大家闹革命，要推翻中国三千年来的帝王政治制度时张之洞提出来的。其实这个问题，最初是《万国公报》华文主笔沈毓桂在一八九五年（清光绪廿一年）发表的《匡时策》中说的，后来张之洞《劝学篇》也引用，并推广论述。
东方文化的结晶是儒、道、佛三家的思想。近年来，西方人研究东方思想，常归于禅学；最近，追索东方的科学精神，又趋向于儒、道两家同源的《易经》。事实上，佛家明心见性的智慧，道家全生保真的修养，与儒家立己立人、敦品励行，以及世界大同的理想，如能与西方文化交流融会，必能补救科学思想的不足，拯救物质文明的所失。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选自《南怀瑾与彼得·圣吉》《中国文化泛言》《新旧教育的变与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