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但是按照中国人口现状及未来变动趋势，中国未来发展并不乐观。我国人口不仅进入了结构“失衡”时代，还将迎来“荒”时代。以我国人口底部迅速收缩为基础的“荒”正在显现，如企业的“用工荒”、高校的“生源荒”、军队的“兵源荒”等“三荒”。与此同时，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的那些出生队列今后陆续进入婚龄，还会出现第“四荒”，即男人的“媳妇荒”，如果再把当今“农二代”已不会务农或离乡不可能回归农田也算上，一些地区的农业生产已后继无人，将出现第“五荒”，即“农民荒”。可能还会有这“荒”那“荒”，都会接踵而至。
我们将迎来一个国力兴起的世纪，一个大国实力竞争的世纪。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达到2万美元，经济总量是美国的两倍。北京、上海、深圳将成为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也是世界上科技和文化创新的中心。不过随着2030年后我国人口规模的缩小和人口结构的老化，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发展后劲将大打折扣。我们将可能迎来一个国力兴起与衰竭交替的世纪。
中国兴起已是事实，但是能持续多久则是个值得深思的大问题。我们必须正视未来各种预料不到的风险。中国将可能因为其人口而“崩溃”，不过，不是因为庞大的人口数量，而是因为严重失衡的人口结构。从现在开始今后30年乃至更长，我国将面临多重叠加的人口结构失衡风险，而这些风险累积效应的结果，会使人口自身陷入更大的加速失衡。
我们将迎来一个资源环境大幅改善的时代。到2040年，新能源逐步得到广泛使用，中国则利用其在新能源领域的规模、创新和生产优势，成为世界性能源领域的生力军。中国的能源对外依赖度也开始逐步降低。同时，随着中国的国力增强，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也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中国的空气、森林和水环境得到大幅改善。中国的粮食基本实现自给自足，不过随着人口老龄化，农村劳动力急剧减少，很多耕地开始抛荒，中国对农产品的进口依赖度反而会提高。
人口：一切之基础
我们将迎来一个婚姻家庭巨变的社会，一个婚姻家庭结构脆弱的社会。我国人口的晚婚、不婚将可能成为趋势，离婚率也呈加速上升趋势。这一方面是婚姻家庭观念的变化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剩男”社会的必然结果。家庭规模的“少子化”和家庭结构“单一化”将在现行人口政策下加速显现。
更长远地看，人口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明最基本的、最持久的、最永恒的承载体，我们必须在世界人口变迁的结构中把握中国人口的变迁；必须从国家民族、文明兴衰的历史变迁中定位人口规模与结构的重要作用。保持我国人口规模的稳定和人口结构的合理是使其承载的大国文明始终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必要前提，是应对各种“挑战”的必要前提。那种盲目追求减少中国人口数量的目标，既忽略了中国人口规模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减少所带来的不确定的负面后果，更没有看到在追求减少数量过程中人口结构迅速变化对中国国力及其文明自身兴衰的冲击以及对世界文明和平进步的不利影响。我们需要在更长远、更开放的时空中重新确立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应对人口结构动荡的世纪。
我们将迎来一个男性人口绝对“过剩”的社会，一个婚配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社会。2015年，每年进入婚龄期的男性要比女性多出15%，2020年将多出20%。2020年，适婚男性人口将比其婚配的女性人口多出近3000万，而且还将继续累加增长。这是一个我们未曾经历过的人口性别结构如此失衡的社会。
那么，要让21世纪成为中国崛起的世纪，需要怎样的一个人口规模？当我们把人口变迁放在人类人口历史的长河中去认识，放在全球开放的人口结构变动之中去观察，可以看到，过去我们曾以一种过激的方式“干预”人口过程，有现实薄弱的社会经济条件和人口过快增长的背景，有我们对人口自身再生产规律认识的不足，也有我们对人口与发展关系简单化的认识误区。那种盲目追求减少中国人口数量的发展战略，对正在和平崛起、日益强大的中国，应该是不太恰当的。
我们将迎来一个老年人口迅速增长，老龄化、高龄化加剧的社会。未来每对夫妇要抚养4个老人。20～40岁的年轻人口将下降到20%，整个经济缺乏创新和活力。而中国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也将迅速下降。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和其急剧的变动过程将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震荡，将会给社会经济生活的支撑、给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挑战。
如今全世界人口已经超过70亿，而且还将继续增长，21世纪中叶，世界人口将超过90亿。让历史上和现在的人口第一大国的中国，以追求减少人口发展目标的方式，谋求解决全球性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是一种不太明智的选择。在上百万年的人类人口史上，“人口世纪”100年只是短暂的一刹那。从人类五六千年的文明兴衰史看，从500年的大国兴衰史来看，追求一个稳定的人口规模与结构对于维持一个大国的地位，以及保证一个文明共同体的规模和能量，绝对是一个最基本、最久远的必要条件。我们必须在长远的、动态的、结构的人口变迁中，把握和定位大国的人口发展战略，我们必须把中国人口变化置于历史与未来、中国与世界的超大时空之中。应对人口结构问题丛生的21世纪，制定我国人口长远发展战略，探索中华民族复兴之路，我们需要全球化的大视野，需要高瞻远瞩的大智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生育率很有可能会从现在的1.5继续快速下滑，如果听之任之，就会降到危险的1.0的水平。1.0的生育水平，意味着中国的人口数量每代人就会减半，长此以往，中国将进入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
在世界人口史上，无论是古代人口的推估，还是近现代人口的统计，中国人口规模始终占据很大的分量（一直占世界人口的1/5～1/4），中国文明共同体的人口始终屹立在“东方”。当然，单单人口要素既不能保证文明不衰，也不能保证文明可以兴盛。中国近代屈辱的衰亡史让每个国人都难以释怀。19世纪中叶，中国人口规模世界第一，经济规模、疆土规模名列世界前茅，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强大”的中国在外族入侵时不堪一击。1840年的鸦片战争成为中国文明走向衰败的转折点。过去，不少中外人口学者秉承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视角，把中国近代国力不济、民不聊生、日趋衰落归罪于中国不堪重负的人口。显然，这种“归罪”有失偏颇。美国学者何炳棣先生在中国近代人口研究中指出，中国19世纪中叶开始衰落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近代缺少一次如同西方产业革命的重大的技术革命。[1]而更有说服力的答案则是晚清政府腐败的政治经济制度无法应对“内乱外侵”的巨大挑战。今天，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之下，政治制度上谋求改革，经济上谋求可持续发展，而业已形成的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正使整个社会保持着巨大的活力和创新力，几大影响文明兴盛的要素正在积极“汇合”，形成良性循环，正呈现出越来越大的世界影响力。
中国的兴起可持续吗
中国是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将来也会是消耗世界资源最多的国家。但是为什么中国不能成为人类贡献最多的国家呢？在17世纪前，中国是世界上第一经济大国和人口大国，为世界贡献了四大发明。2030年，中国重新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同样也可以为世界贡献更多的创造发明，解决像全球变暖之类的世界性问题。到那时，中国的研发人员和研发投入已经是世界第一，除非中国人比其他人种笨，否则中国人应该可以贡献世界第一的科技创新力。
随着抚养小孩所需的时间和金钱的投入越来越大，更多想要小孩的父母已经力不从心，所以要恢复自然的生育率，必须在经济上予以补贴，并且重塑生育的文化。但是要从巨额罚款调整到鼓励生育的政策这个180度转弯需要很多年，重塑生育文化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所以中国未来的生育率走向是十分悲观的。
中国人可以多生
在现代社会，人们养老主要靠积蓄和社会福利，养儿防老已经不是生育的主要动机。在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经过几十年人口政策的宣传，也已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有父母喜欢小孩的天性。
有人担心，一旦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生育率就会大幅反弹，这种担心完全没有必要，经济水平低于我国的越南和泰国的自然生育率也只有1.8。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显示：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个。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8个和1.6个。如果意愿生育率只有1.7，实际生育率会远低于1.7，因为有很多人由于各种原因不孕或不婚，还有很多人虽然想多要孩子，但是经济和事业上不允许。所以如果没有鼓励生育的政策，中国的生育率也肯定不会超过1.7。
在农业社会，人们生小孩的动机之一是养儿防老。但是，不论是人类和动物，父母对子女的付出要远远大于子女对父母的回报，所以从完全自私的角度来说，父母是不应该生小孩的。但是不生小孩，不就灭种了吗？所以，自然选择的进化结果让人类和动物都有喜欢创造自己小孩的天性。
还有一个有力的论据可以支持即使没有计划生育，生育率也不会大幅上升。在全国全面实行计划生育的20世纪80年代，有四个地区作为试点，没有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他们是甘肃省酒泉、山西省翼城、河北省承德、湖北省恩施，都是典型的中国欠发达地区。经过20多年的观察，这些地区的生育率也就在1.8左右。
但是中国传统的“多子多福”的文化，早已被实行了30多年的“一胎”政策摧毁殆尽。现在年轻人的成长环境，所有的媒体和舆论宣传的都是一个小孩，他们本身很多也是独生子女。一个小孩已经被认为是常态。而在美国，一对夫妇有三个小孩是非常普遍的事。虽然美国的主流文化认为一对夫妇应该有三个小孩，但是因为有这么多不孕、不婚的现象，实际上美国的生育率也只维持在2的更替水平。
真正要担心的或许是放开生育政策还能否回升到更替水平。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已在1.5以下，[2]属于超低水平。由于今后生育主体“80后”乃至“90后”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转变，且生育机会成本和养育成本奇高，新生代不愿和无力生育的比例会不断上升，加之我国不孕不育人口由20年前的3%增加到12%，[3]甚至更高。根据以上分析，今后我国人口高于更替水平的增长已不太可能。这里我们不妨对生育选择做一个合理的假设，假定有一批育龄妇女，如果其中有5%不孕不育，5%最终选择了单身不婚，5%选择丁克家庭，15%选择一孩家庭（这样的假定比现实要低），那么，剩下的70%放开让她们选择生育二孩甚至三孩，比如50%的妇女选择二孩，20%的选择三孩，这样一个开放的多样性的选择最终结果是这批妇女的平均生育孩子数也仅为1.75。在当今现实社会中人们是越来越倾向于少生，能否维持较高生育（二孩及以上）比例值得怀疑。
·生育文化
一个家庭理想中希望有几个小孩，这是由生育文化所决定的。很多社会都有浓厚的鼓励生育的文化。很多宗教都有不准堕胎的教规，而中国则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这样的传统是文明繁荣和维持的基础。
同样是华人社会的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现在的生育率只有1.0左右。如果维持现行生育政策，中国大陆的生育率会向他们看齐，甚至比他们更低。事实上，上海和北京的户籍人口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了世界最低的0.7，一些富裕农村如江苏农村的生育率也降到了1.4以下。而且随着城市化的深入，农村的年轻人已经大多在城市工作生活，他们面对的抚养小孩的压力和生育观念正在和城市人趋同。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可以靠引进中国大陆的年轻人来维持繁荣。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不可能依靠移民来补充年轻人的缺口。
所以，中国的妇女既有像日本一样对婚姻、生育的保守传统，又有比日本人更高的工作比例和独立性。两者作用的结果就是更低的生育率。
现在大多数低生育率的国家都有鼓励生育的政策。法国政府在鼓励生育方面的相关财政支出达到了830亿欧元，占GDP的5%。俄罗斯2007年1月1日之后生育的妇女，不管是产下第二胎、第三胎、第四胎，等小孩满三岁时，都可以领取25万卢布（约合6000欧元）。从2007年起，德国政府拨出约40亿欧元，生1个孩子的家庭就可获得政府2.52万欧元的生育奖金。
在中国，这种不愿意下嫁的现象，在城市妇女中也很普遍。一些高学历和高收入的白领妇女，过了30岁，就成了剩女，很难找到理想的男士。所以很多人就会主动或者被动地选择单身，她们虽然不需要男人，但是很多还是想要孩子的。而传统的东方道德又不允许她们这么做。
开放单独二胎还远远不够
在日本，现在妇女的平均结婚年龄高达29岁。有30%的妇女在30岁还未结婚，有18%的妇女到39岁还未结婚，估计有15%将永久单身。这无疑是低生育率的重要因素之一。问到一个日本朋友，日本妇女为什么选择单身，他说现代社会女人不需要男人也可以生活得很好，如果嫁一个不怎么样的男人还不如单身呢。
最近推出的开放单独二胎，是走向完全开放的一小步，方向正确，但是效果却远远不够。
而亚洲发达国家，像日本，这样的单亲家庭的比例极低，只有不到2%。这主要是文化上的差异。在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东亚社会，未婚生子仍是为主流道德所不接受的，所以在东方社会，研究生育率首先要研究结婚率。而实际上，在所有现代社会中，晚婚和不婚的人越来越多。
按照东亚各国的经验和各种城乡生育意愿调查，中国已经陷入低生育率陷阱。比如，甘肃省在2002年“双独”放开二胎后3年，仅有6对夫妻申请了生育二胎；新疆奎屯市“双独”放开9年，仅办理1例。这种“双独”少生并非特例，而是全国的普遍现象。
·对于婚姻的态度
东方和西方对于婚姻和生育的文化有很大不同。在美国，将近40%的小孩是单亲妈妈生的。在一些北欧国家这个比例高达60%。这些小孩并不都是人们想象中的意外生育，很多妈妈都是高收入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她们主动选择建立这样的单亲家庭。乔布斯就是来自这样的家庭。
如果全面放开生育，出生人数会有多大的反弹呢？目前泰国和越南的生育率分别为1.58和1.82。无论是人类发展指数还是人均GDP，中国都高于泰国，更远高于越南，在没有生育限制的情况下，估计中国的自然生育率不会高过1.7。考虑到完全放开生育后，还存在补偿生育，即过去因为限制没有实现，但放开后将实现的生育。为了估算补偿生育率，把1980年以来实际生育率不足1.7的年份补至1.7，得出当年因限制未实现，当前还愿实现的“遗憾”生育意愿。由各年份和年龄别“遗憾”生育意愿可得出2014年的年龄别“遗憾”生育意愿，再按各年龄的剩余生育率分布将“遗憾”生育意愿分配到未来年份，扣除届时年龄的不孕比例，再按年份加和得出未来每年的补偿生育率。
·妇女受教育程度
一般来说，妇女的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率就越低。妇女受教育程度高，不仅毕业时年龄大了，更重要的是这些妇女开拓事业的机会比较多，就不愿意让生育来打断其职业生涯的发展。中国妇女的受教育程度（相对于男性）要比其他国家更高，中国的女大学生比例相对较高，中国女性参与工作的比例也比其他东亚国家要高，这得益于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男女平等的政策”。中国的女性相对于其他国家拥有更多事业上的发展机会，这当然是好事，但是带来的副作用是低生育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未来的生育率会比其他东亚国家更低。
该方法倾向于高估全面放开之后的生育水平。第一，对无限制的正常生育率采用了很可能高估的数值。第二，未考虑节育因素和考虑剖腹产对生育的短期抑制作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中国剖腹产比例在2008年就达到46%，为全球最高。第三，没有考虑城市长期一胎化政策导致的把少子化当成正常生育状态的观念因素，也没有考虑低生育率陷阱。
实际上，相对于中国人的收入，中国小孩的抚养成本比其他东亚国家还要高。中国现在还只实行九年的义务教育。幼儿园、大学和各种课外补习成本都必须由父母承担。所以有理由相信，这个因素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也会比其他东亚国家更大。
相比之下，新加坡在1987年的生育率为1.62，1988年从控制改为鼓励生育，其后5年的生育率分别为1.96、1.75、1.87、1.77和1.76，反弹幅度远低于我们对中国完全放开后生育率反弹的估算。台湾与中国大陆同文同种，不仅没有任何生育限制（相当于放开无穷胎），反而鼓励生育，也没有经历过大陆城市普遍的一胎化和计划生育宣传，只是人类发展指数比大陆领先，但生育率在2012年只有1.10。
·小孩抚养成本和重视程度
人们的收入在不断提高，但是抚养小孩的成本却涨得更快。这是因为现代社会，要培养一个高素质的小孩，父母必须在孩子的教育上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财力，而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东亚国家父母又是世界上最注重小孩教育的。韩国和日本虽然都实施了义务教育，但是很多父母都会花大量的金钱和精力把小孩送到各个补习班学习。而华人对小孩教育的重视程度更是世界之最。教育培训类公司在中国迅猛发展，仅2010年就有三家教育培训类中国公司成功到美国上市。从这些上市公司的报表中可以看出，每年每个学生的学费支出高达几万元。如此之高的培训费用，是西方人无法想象的。这也是东亚国家，尤其是华人社会的父母不会生更多小孩的原因，因为他们更加注重质量。
根据上述估算，即使在2014年完全放开生育，新生儿数量将从2013年的1600万，反弹到其后5年的2600万、2300万、2100万、2000万、1900万，即使2014年的峰值也要低于1990年的2900万的水平，相对反弹幅度略高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生育高峰，但要远小于20世纪60年代的生育高峰。如果采用分年龄逐步放开，如在2014、2015、2016年分别只允许36、32、28岁及以上女性在原来限制之外生育，此后则完全放开，那么2014年放开后5年的新生儿数量分别是2200万、2200万、2200万、2000万和1900万。但我们认为这种逐步放开毫无必要，因为这样做的唯一好处是让2014年放开后反弹高峰略低一些，但却增加执行成本，并可能造成未来更多不必要的遗憾。
在中国，城镇人口的生育率也远远低于农村（一部分原因是中国在城市实施严格的生育政策）。农村人口的生育率在2左右，而城镇人口的生育率只有1。中国现在的城市化水平只有50%，并将在今后20年以后提高到80%。那么光城市化就会把中国的生育率降到2×20%+1×80%=1.2的水平。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完全放开生育并无风险。最关键的是，不应该把孩子增加当成洪水猛兽。在生育率比我们高得多的西方国家，婴儿潮被当成社会福祉，因为大多数国家都明白，孩子是最珍贵的资源。自然资源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唯有本民族的孩子需要自己生育和培养。即便应对出生的反弹需要一些付出，但未来的报酬将远远超过这些付出。一个不愿为孩子付出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
·城市化
在所有国家中，一个普遍的规律是城市人口的生育率要远低于农村人口。这是因为城市人的生活更加繁忙和丰富多彩。城市人的工作时间长、工作压力大，这就挤压了家庭生活的时间。农村社会中所谓的“老婆、孩子、热炕头”式的生活乐趣让位于城市中的各种娱乐和社交活动，城市中的年轻男女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工作和娱乐，对家庭生活的依赖和眷恋程度要低得多。所以城市中的年轻人结婚晚，孩子少，离婚率也远比农村高。
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放开后出生人数的短暂反弹，而是几年之后，新生儿数量又会雪崩式地下滑。原因除了生育率在补偿生育结束会回落之外，是育龄女性急剧减少，这背后是20世纪90年代生育率快速下降，导致“90后”母亲在不到10年会减少约一半。这个大滑坡将严重恶化老龄化程度，加剧未来人口的衰减。应对这个滑坡的最好方式是，实施鼓励生育的措施，力求把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维持中华民族的正常繁衍。至少现在应该全面放开生育，让人们自由选择最佳的家庭规模。
下面我们一一加以分析。
事实上，中国现在鼓励生育政策也已经滞后了。其他东亚国家如韩国在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后10年就推出鼓励生育政策。而中国的生育率在1.5以下，非但不鼓励，反而对大多数人还实行重罚二胎政策，不可不说是一大遗憾。
进一步分析，现代社会影响生育率有下列几大因素：城市化、小孩抚养成本和重视程度、妇女受教育程度、对于婚姻的态度、生育文化。
有些学者甚至悲观地说，现在调整已经太晚了。但是，这是不调整的理由吗？相反，这正是要尽快推出鼓励生育政策的理由。当然我们认为，现在巨额的超生罚款的确起到了抑制生育二胎的作用。而且，如果整个社会开始认识到低生育率的危害，形成一种鼓励生育的文化和氛围，还是能够把生育率保持在一定水平，至少不至于继续大幅度下降。本书就是希望起到这样的作用。
联合国的中方案中预测中国2030年的生育率将是1.6，而实际上中国的生育率在2010年已经降到1.5以下。低方案中预测中国的生育率将在2030年降至1.1。而这正好符合我们之前对东亚国家的生育率和人均收入的关系分析。到了203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将达到2万～3万美元，相当于日本1990年和韩国2010年的水平，其生育率也会同样地降到和它们一样的水平1.2左右。如果更悲观地拿华人社会的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来做参考，中国那时的生育率就会跟它们今天的生育率一样，只有1.0左右。所以很有可能联合国的低方案预测将会被不幸言中。
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国在各个方面都缩短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这其中包括物质的差距，也包括认识的差距。但是为什么在人口政策方面的认识还如此落后呢？当世界主流学者都已经抛弃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为何有些人还是认为中国人养不活自己呢？当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是通过贸易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资源，为何有些人还是认为中国这块土地承受不了中国人？当世界所有大城市包括中国的城市都在研究如何吸引优秀人才时，我们还不允许大多数人生二胎呢？当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在为如何鼓励生育而发愁的时候，为何我们还在谈论是否应该放开二胎呢？当所有证据都表明，完全放开生育政策，生育率也恢复不到更替水平，为何我们还在犹豫呢？！
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中国的生育率还不到1.5，已经远远低于更替水平。那么中国生育率未来走向如何呢？我们在前面引用了联合国对中国生育率预测的中方案和低方案。究竟哪个方案更加符合实际的预测呢？
让我国人口计划生育这项公共政策彻底回到“以人为本”的本源上来，给予人民更大的选择生育追求幸福家庭的权利吧！面对我国如此偏低的生育水平，面对我国人口内部如此失衡的结构，我们的人口政策不该再是“以数为本”、盲目减少人口、遏制人口发展，而是首先要回到人口自身和谐发展的轨道上来，只有保证中国人口自身长期均衡发展，才能保证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也只有这样，21世纪才能真正成为中国的世纪，中国才能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立于长盛不衰之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口政策到了彻底开放、鼓励生育的时候了，中国人可以多生！需要多生！
预测未来中国生育率
[1] 〔美〕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葛剑雄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移民加拿大的代价是巨大的，他放弃了中国很好的发展机会，到加拿大当了一名摄影爱好者。像他那样能够实现生小孩愿望的朋友是少数。大多数朋友虽然想要儿女双全，但是种种困难让他们止步，一些在政府机关工作的朋友，面对被开除的后果，更是断了儿女双全的奢望。
[2] 郭志刚：《近年生育率显著回升的来由》，《中国人口科学》2009年第4期。
最近有位朋友，有了儿子，还想生个女儿。他和我聊起来这件事，面对抚养小孩的负担和巨额罚款，实在有些犹豫。我对他说：“生吧，你就为社会做些贡献吧！”像他这样的高收入和高教育水平的人愿意多培养一些小孩实在是为社会做贡献。后来，我得知他果然生了个女儿，不过是在移民加拿大之后。
[3] 《中国不孕不育患者20年增长三倍》，http：//www.chinanews.com.cn/jk/2010/11-06/2638462.shtml。
儿女双全的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