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事实是怎样的呢？按照国家统计局年鉴数据，2003年我国人口净增就已经低于800万了，2008年净增人口为673万（估计新普查数据完整公布后还会调低）。未来10年又会是怎样一个增长趋势？根据联合国2006版的世界人口预测数据，2010～2020年，我国人口在中低方案条件下，未来10年平均每年净增264万～698万；若按照联合国已经调低的最新2010版中低方案（见表10-1），我国净增人口在150万～470万，大大低于官方推测的最小值800万。所以，可以断言，“十二五”末我国人口不可能达到13.9亿，人口峰值也不是在官方预计的2032年出现，而是提前至2020年前后，人口峰值也不会超过14亿。
官方部门高估生育水平的结果直接影响到我国人口政策的导向。早在200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通过的官方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中就有这样的研判，“今后十几年，人口惯性增长的势头依然强劲，总人口每年仍将净增800万～1000万人”，[2]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关于人口态势的基本判断，所以才会在《决定》中首先突出了关于“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率”的政策主张。
表10-1 不同方案下中国未来人口净增长
对照总量和结构比较接近的联合国2006版低方案（总和生育率为1.48）预测数据，可以推算出2010年我国人口总量为1338894千人，少年儿童人口比例为18.9%（人口为2.5亿），60～65岁人口比例为12.6%，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8.4%。由此可以看出，过去近20年，我国人口生育水平一直被人为高估了。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公布，也同时揭开了我国人口数据的“真相”。2010年我国大陆人口为1339724852人，0～14岁少年儿童人口占16.60%，60～65岁老年人口占13.26%，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8.87%。这一结果彻底否定了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8的定论，因为，若是真的，则我国过去15年出生存活的少年儿童人口不可能只有现在普查的2.2亿。
他国经验借鉴
我国对人口生育水平一直有高估的倾向。国家计生部门一直坚持公布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8，这个数字也被国际上广泛采用。
前面讲到中国人口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激增，主要是由于死亡率的降低。这种低死亡率引起的人口激增，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普遍现象。当时很多政府意识不到，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出生率也会很快随着下降（见图10-2）。所以面对快速增加的人口，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会出台鼓励少生的政策。像印度也曾经推出过类似中国计划生育的政策，但严厉程度要远远低于中国，而且很快因受到选民的强烈反对而终止。后来，当生育率开始下降时，很多国家都已经开始调整政策。当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之下时，很多国家开始推出鼓励生育的政策。
数字迷误
事实上，在我国人口众多也没有成为负担。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是谁创造了“中国奇迹”？是20世纪50～70年代出生的庞大人口，他们是改革开放30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力军”。这是毛泽东时代为我们这30年留下的宝贵“人口遗产”。诚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印裔美国学者阿马蒂亚·森在对比中印人口问题后发现，毛泽东时代不仅在人口规模上，而且在全民教育和健康普及提高上比起广大发展中国家如印度都大有优势，[1]为后30年我国经济腾飞打下了良好的人口基础。
图10-2 不同收入国家的生育率变化趋势
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开放的时空中，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本国资源环境问题，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一国“最优人口”。我国企图以本国资源环境“硬约束”来设计绝对意义上的“适度人口”规模进而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无疑是“作茧自缚”“削足适履”，是极不明智的。在当今中国人口问题上，必须打破“生态极限”假设，必须打破“适度人口”旧观念。更何况，全世界各国无一不把人口作为第一宝贵“资源”来“拥有”和发展壮大。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在2011年12月结束的南非德班世界气候大会上，各国角力搏杀，反映了资源环境问题公共属性的悖论。特别是在会议艰难达成协议之后，加拿大即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这也是继美国之后，又一个发达国家退出。美加两国的行为，本质上都是“国家利益至上”的结果，而各国在大会上的表现也不乏对本国现实利益的考量，包括中、印、巴等新兴发展中大国。我国代表解振华在德班大会上面对西方无理指责给予了义正词严的回答，表现出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坚定立场。实际上，面对资源环境等全球问题各国态度尚且如此，当今世界上，又有哪个国家会愚蠢到以“牺牲本国人口利益、减少本国人口规模”来拯救自身、拯救世界呢？
韩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韩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发展，婴儿死亡率开始大幅下降，生育率还没有开始下降，于是人口快速增长。面对激增的人口，韩国政府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推出了鼓励少生的政策，例如对拥有两个子女且手术绝育的家庭给予住宅分配优先权。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当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时，生育率已经降到更替生育率2以下。而且到了21世纪，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生育率继续一路下滑，下降到了危险的1.2的水平。这时韩国政府不得不反过来推出各种鼓励生育的政策。2005年，韩国政府公布《低生育综合对策》方案，鼓励国民结婚后第一年生育第一胎。2010年，韩国总统李明博宣布，投资3.7万亿韩元用于扩大无偿保育政策，继续鼓励韩国人生育。
更重要的是，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要求我们必须以开放的、全新的视角看待和解决我国人口、资源环境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是全球性问题。以资源环境问题为例，许多问题如全球变暖、臭氧枯竭和资源消耗等都产生了一个比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要大得多的“环境命运共同体”。面对人类“公共物品”的资源环境，任何以国家为单位的单边行动都将是无益的。所以，以关起“国门”的封闭方式、以迅速减少本国人口数量的手段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充其量是将我们在全球“公共物品”上应有的份额被他国所蚕食，将我们在“共有地”上应有的席位让他国占有。
现在大多数中等以上发达国家面临的是低生育率和老龄化问题。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已经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早在2002年，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邀请了来自美国、日本、欧洲的政府、工商企业、学术界和非政府机构的85位权威人物，组成专家委员会，共同研究全球老龄化问题给财政、金融、经济和国际政治带来的挑战。这些专家们一致认为：全球老龄化会给发达国家带来五个方面的挑战：一是不断上升的退休成本带来的财政挑战。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需要保障的人口将迅速增多，这将对社会保障制度产生极大的冲击。二是不断衰老和萎缩的劳动人口带来的劳动力挑战。不断下降的出生率会导致普遍的劳动力短缺。在西北欧国家，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人口老龄化的另一个后果是劳动人口的老龄化，这将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三是停滞和不断衰退的市场带来的经济增长的挑战。萎缩的经济意味着对基础设施和资本商品如高速公路、住房和钢铁需求的不断下降。发达国家消费市场也将萎缩，这种萎缩同时将危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四是资产贬值和资本巨变带来的金融挑战。全球老龄化预示着更加动荡的世界金融市场时代的到来。五是人口大国力量的改变和吃紧的国防预算带来的地缘政治挑战。
可以肯定的是，第一，存在着诸多影响资源环境的因素；第二，人口规模只是诸多因素中的一个；第三，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导致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会有所不同。我国当今资源环境问题的症结在于高耗能、高污染、高消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GDP至上的片面发展观和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我国资源环境的保护和利用。把人口规模归结为资源环境问题的主因，从而以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的方式解决这些资源环境问题不仅把问题简单化了，而且还会产生误导，不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
面对老年社会的到来，澳大利亚人口学家皮特·麦克汤纳（Peter McDonald）研究指出，进入21世纪，在未来30年或50年，西方发达国家由于持续的低生育率将面临劳动力短缺，将严重地影响其经济的发展。美国著名的人口学家约翰·邦戈兹（John Bongaarts）在对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趋势对现行的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影响的研究中指出，在未来的几十年中，由于人口迅速老龄化，主要发达国家实行的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将难以为继，国家财政负担将不堪重负。面对未来劳动力人口减少对经济发展的冲击，面对未来人口老龄化对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挑战，两位人口学者都提出了相同的应对老龄社会的人口对策，即提高生育率和增加国际移民（Peter McDonald，2001；John Bongaarts，2004）。
“一孩”政策出台的另一大论证基石是人口众多对我国资源环境产生巨大压力的事实。毫无疑问，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第一大国，人均资源（耕地、森林、水、能源矿产等）相对匮乏，没人会否认中国存在着人口数量对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而且这种巨大压力在未来不会很快得到缓解，反而还可能不断加剧。但是，据此是不是就可以判定人口数量是资源环境问题的“罪魁”？是不是迅速减少人口数量就可以解决中国的资源环境问题了呢？
在世界范围内，除了中国，已经没有生育率小于更替水平还在实行鼓励一胎政策的国家了，而且几乎所有的国家，在生育率水平降到1.5以下后，都开始推出鼓励生育的政策。在俄罗斯，凡是生育二胎以上的孕妇，每生一胎便可获得相当于5000英镑的奖励。在德国，停职在家照顾孩子的父母全年每月可得到相当于税后月收入2/3的补贴。在人口稠密的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生育政策更是经历了从鼓励少生到鼓励多生的180度大逆转。表10-2表明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生育政策的演变。这些都反映了对合理的人口结构早已有了世界性的共识。
资源环境的认识误区
表10-2 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生育政策的演变
所以，我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口激增主要是社会发展人口转变中死亡率迅速下降的结果，而不是“错批一人”的结果。如果一定要“声讨”毛泽东时代的人口激增，那只能“怪罪”那个时代的发展让死亡率（主要是婴幼儿死亡率）下降得太快了，而不是鼓励出生得太多了。由于无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转变的规律，视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人口数量增长为前人的“决策”错误，因而一直把“一孩”政策认为是对过去所犯“错误”的加倍补偿，认为是对过去“错误”的“拨乱反正”。
到了20世纪6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死亡率分别降至41.1‰和16.5‰，人口增长率也迎来最高峰，形成了世界人口爆炸。同期，我国出生率、死亡率双双降至36.9‰和10.9‰，人口增长率也迎来了历史最高峰，由人口转变起始的1.87%冲高到2.61%。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我国死亡率下降速度是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和平发展的必然结果，特别是“土改制度”和“赤脚医生”制度迅速建立和普及的必然结果。
续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了现代化之路，其人口也开始发生了类似的转变。20世纪50年代，除中国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分别为44.6‰和23.4‰，同期我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分别为43.8‰和25.1‰，可以看到我国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中的一员，人口同处在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农业社会水平上。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争论的结论
图10-1 世界历年出生率、死亡率以及增长率的变化趋势
自200多年前马尔萨斯发表《人口论》以来，关于人口与发展问题（人口与贫困、人口与经济增长、人口与资源环境等）的认识以及相关人口问题的解决之道就一直争论不休。在以往的争论中，主要有三种认识观点。第一种是以马尔萨斯主义为代表，坚持认为人口增长是导致人类贫困和苦难的根本原因；第二种是以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派为代表，认为人口增长不是问题而是人类进步的一个原因，因为历史记录证明当世界人口增长时，人类的福祉也在提高；第三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认为人类贫困和苦难与其说是人口增长引起的，不如说是由社会制度和经济安排的运作引起的。
正因为在人口与发展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所以也相应产生了三种解决人口与发展问题的对策，这就是“减少刀叉派”（马尔萨斯主义主张）、“增大馅饼派”（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派主张）和“制度改进派”（马克思主义主张）。第一派的认识主张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如食物）是有限的，制作的“馅饼”不足以养活增长的人类人口，所以需要减少人口以解决人类贫困发展问题；第二派的认识主张是，不是“馅饼”有限不能养活人类，而是“馅饼”做得不够大，问题的本质是要把馅饼做得更大；第三派的认识主张是，不是“馅饼”不够，也不是非要把“馅饼”做得更大，而是“馅饼”的分配不公，需要对“馅饼”公平再分配。
图10-1是一个较典型的人口转变图，出生率的下降一开始滞后于死亡率的下降，导致人口增长率在一段时间很高。但在那之后，死亡率开始趋于稳定，出生率开始逐步下降，导致增长率也开始下降。如果这种趋势延续下去，未来就可能出现增长率为0，乃至负数的情况。
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以马尔萨斯人口论为依据断言：因为“中国人口在18、19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言下之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也会不例外地碰到人口吃饭问题，也会因为解决不了人口过多问题，而不断引发革命。针对艾奇逊这种马尔萨斯人口决定论的悲观论调，毛泽东在1949年8月发表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对其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毛泽东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回头看，究竟人口是包袱还是资源，关键是看什么样的制度可以让人们的创造力发挥出来。社会主义制度如果缺乏市场经济的支撑，就会抑制人们创造力的发展。这样一来，膨胀的人口，即便是高素质的人口，也不能有效地转换成生产力。这就造成了人口成为负担的假象，造就了“计划生育政策”。但是，改革开放的30多年，充分证明了毛泽东时期留下的庞大人口，可以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社会发展以及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遵循着一定的规律。人类历史上，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其人口率先发生转变，即从农业社会的人口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工业社会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人口的数量和结构（年龄结构）必然会发生变化。但是在双高（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向双低（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转变的过程中，生育率的变化要滞后于死亡率变化的10～30年。也就是说，死亡率的下降要早于生育率的下降。所以，中间有个阶段是低死亡率和高生育率，在这个阶段会引起人口激增。
相对人口包袱更重的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实行市场经济改革后，庞大的人口基数并没有成为其经济发展的包袱，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一批年轻的IT精英创办了大量IT服务外包企业，他们凭借印度丰富的人力资源，迅速发展起来，推动印度成为继中国之后又一个崛起的经济大国。
多生了还是多活了
100多年前的美国是那时的新兴国家，就是凭借当时世界第一的人口规模和年轻的人口结构，超越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反观日本，其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已经严重制约了日本企业的创新能力，影响了整个经济的发展速度和竞争力。
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包括人口在内的方方面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又相继出台了指导计划生育工作的政策文件。200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2001年12月29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06年底，又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这些重要的纲领性文件，成为认识我国人口问题，解决新时期人口问题的重要基础。不过，从本质上看，对我国人口数量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依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而面对21世纪各类复杂人口问题特别是人口结构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实际上当代主流的学术界，已经没有太大的争议，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只能适用于农业社会和现在少数几个最贫穷国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可本书的观点，庞大的人口规模、合理的人口结构、不断提升的人口素质，在良好的政治经济制度之下是科技创新的源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
某地超生罚款标语
人口政策的历史转折点
过去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的产物。30年后，中国的人口形势和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逆转。我们现在是否能够快速调整人口政策将对今后中国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其后，由于无法在农村地区实现这一“天下第一难”事，对生育政策进行了调整。实际的实施情况是在城市实行严格的“一孩”政策，而在农村大多实施“一孩半”的政策，也就是如果第一胎是女儿的话允许生第二胎，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二胎或三胎政策。这样区别对待的政策，主要是出于实施的阻力。因为越是社会发展水平低的地方，生育意愿就越高，所以实施的阻力就越大。
如不及时调整，将影响到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核心，人口与经济的本质关系是人口内部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我国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的加速老化，首先意味着年轻人口的迅速减少，不仅使经济社会的发展失去了生机和创造力，更将极大地影响到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后劲和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随着退出社会经济舞台的老年人口不断增多，特别是2020年之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极其不平衡的代际更替变化将会给我国不够强盛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相当不完善的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养老服务等带来前所未有的全面冲击。
20世纪70年代末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到2000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经济目标，与此相适应的人口数量目标则是力争到20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1980年9月，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以便把人口增长率尽快控制住，争取全国总人口在本世纪末不超过12亿。”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简称《公开信》），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特别是各级干部要带头只要一个孩子，并向广大人民群众做好宣传动员工作。《公开信》的发表标志着我国“一孩”政策的正式出台并全面实施。从此，中国人口数量被认为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最大包袱。“一孩”政策是我国对人口数量问题认识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标志。与20世纪50年代“人多力量大”相比，“人多是包袱”成为这个时期的“共识”。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和对人口数量问题的界定，我国才出台了世界人口史上最严厉的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
如不及时调整，将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社会稳定和谐是民众安居乐业的前提。从微观上看，我国1980年实行“一孩”政策以来，家庭规模结构急剧变化，家庭功能急速减弱，单一、脆弱的独生子女风险家庭迅速上升，家族姓氏减少甚至消亡。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如此急剧变化必将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从宏观上看，我国将迎来一个男性人口绝对“过剩”的社会，一个婚配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社会。这样一个家庭结构单一脆弱的人口，这样一个性别结构严重失衡的人口将把我们的未来带入一个充满风险的不安定社会。
20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以及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现代化建设陷入了“混乱和停顿”，其直接的人口学后果是使庞大的人口资源“无用武之地”。与此同时，由于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人口转变形成了我国人口数量的高增长期。20世纪70年代初，面对中国人口高速增长和庞大人口数量压力的局面，中央高层认识到人口数量问题的存在并且形成了解决问题的政策。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全面开展了计划生育工作，并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晚、稀、少”的生育政策。这一时期尽管认识到人口数量问题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认识到了人的生产要与物的生产相适应，但在人口生育行为的干预上，以及处理政策实施者（国家）与被实施者（个人）的关系上都富有弹性。这时期对我国人口数量问题的认识趋于明朗，由过去不认为人口数量是个问题转向了认为人口数量必须控制，但是并没有将我国人口数量问题危机化。
如不及时调整，将影响到国防建设与安全。国防建设与发展是一国保持强盛的必要条件。然而，我国急剧变化的人口结构将极大地影响到国防建设与国家安全。从微观上讲，我国独生子女家庭迅速增加，兵源身体和心理素质发生了变化。独生子女生活条件优越，但身体素质堪忧，如许多青少年视力下降，不符合征兵要求；同时，由于在家里得到父辈祖辈无微不至的关怀，对家庭的依赖性较强，自主生活能力降低，这对军队的军事化训练提出了新挑战。从宏观上看，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使得青少年人口迅速缩减，适龄兵源不断缩小。加之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观念发生了巨变，青年人服兵役的积极性明显降低。此外，一旦国际和周边形势发生变化，需要扩充兵源时，少子女家庭的父母可能舍不得孩子上前线，若子女应征入伍发生意外死亡，独生子女家庭的维系和亲属的养老都会面临困境。和平与发展虽然是当今世界的潮流与时代的主题，但是全球局部冲突不断，世界仍不太平。在我国独生子女家庭逐步占据主流的条件下，在青少年人口迅速萎缩的现实中，未来我国国防建设和国家安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早在新中国诞生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秉持马尔萨斯人口观，认为并判定中国之所以贫困落后，其本质是因为庞大的人口数量问题无法解决。毛泽东对其悲观观点进行了坚决而有力的回击，认为，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不仅不是问题，而是宝贵的财富；解决中国人口贫困落后问题的办法就是“革命加生产”，即制度变革与发展经济。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涨热情，都使人们认识到庞大的人口是宝贵的资源，而不是负担。在这个辉煌时期，“人多力量大”成了主流的人口观。这是后来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遭到批判的一个历史背景，也是“人手”论战胜“人口”论的一个历史背景。
如不及时调整，将影响到文明传承与国力兴盛。实际上，人口也是一种文明最久远、最基本的承载体。从文明兴衰的历史看人口规模与结构的重要作用，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如果我们还深信中国文明应该在多元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应该为世界和平“大同世界”奉献力量，我们就必须积极地看待文明共同体——中国人口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以及在中华文明的兴衰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所以，对于承载文明的中国人口，必须保持必要的规模，必须保持一个合理的结构，这样才能使其承载的文明始终保持生机勃勃，始终充满活力和创造力，以应对各种“挑战”，并立于不败之地。然而，1980年以来，那种追求减少我国人口数量目标的“一孩”计划生育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我国人口规模在世界人口增长中的比重减少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后果，也没有看到我国人口结构迅速老龄化与失衡对中华文明自身传承与兴盛的巨大冲击，以及对世界文明和平进步的巨大冲击。
我们不妨简要地回顾一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对人口问题的认识演变过程。
[1]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于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人口政策演变历史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中国人口报》2007年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