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8-3 劳动力年龄组（15～64岁）人口数及15～24岁占劳动力人口比例
再从劳动力年龄人口内部构成来分析（见表8-3），作为当今国家实力最强的美国，在未来40～50年中，其劳动力人口中最年轻的15～24岁人口占劳动力人口比重将一直保持在20%左右，在四个大国中劳动力人口内部结构最稳定。俄罗斯则相反，从较高起点的年轻劳动力人口比例持续下降，预测到2050年，15～24岁人口占劳动力人口的比重将进一步降至17.11%。中国15～24岁的年轻劳动力人口占总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也呈下降趋势。如果采用中方案，则从2010年的最高点23.17%降至2020年的20%以下，到2050年将进一步降到15.70%。如果采用低方案，2050年将会降至12.07%，将会是四国之中最低的。印度年轻劳动力年龄人口的比例也会下降，但由于高于中国的生育率水平，所以后续的年轻劳动力人口储备要比中国丰厚。印度15～24岁的年轻劳动力人口占总劳动力人口的比例将在2010年超过中国，位居世界第一。2000年印度15～24岁的年轻劳动力人口比例高达31.8%，2020年下降到26.33%。按照联合国预测，2030年前后，印度人口的生育水平将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因此，从2050年起，印度的年轻劳动力人口比例也将迅速降到20%以下。从四个大国的劳动力人口内部结构变化来看，美国变化最为平稳，保证了其未来劳动力人口的活力与后劲。美国昔日的头号对手俄罗斯则与美国的情形相反，其劳动力人口趋于严重老化，缺乏生机。中印两国的年轻劳动力人口比例虽然都在下降，但起点不同，最后的程度也不同。显然印度在这方面优于中国，不仅劳动力人口规模大，而且更年轻，显示出较强的持续竞争力。
再看两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中国和印度。就目前而言，中国是人口第一大国，也是劳动力资源第一大国。联合国预测数据显示（见表8-3），2010年中国15～64岁劳动力年龄人口高达9.71亿，并将继续增长。中国劳动力人口的高峰年大致在2015年左右，届时劳动力人口将达到近10亿。随后，中国劳动力人口将会持续下降。2050年，按联合国中方案预测，中国劳动力年龄人口降至7.90亿，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2100年降至5.26亿；如果按照低方案预测，中国劳动力年龄人口将从2015年的峰值近10亿迅速降至2050年的6.96亿，2100年更降至2.58亿。中国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变动趋势与多数发达国家一致，多数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人口将在2010年达到峰值后持续下降，不过其下降速度不及中国。印度劳动力年龄人口的变化与中国完全不同，劳动力资源将持续增长，今后每隔若干年劳动力人口都将跨上一个新台阶。2010年印度劳动力年龄人口为7.90亿，短短10多年时间，即2020年劳动力人口超过9亿，2030年超过10亿，2040年又超过11亿，2050年将达到11.43亿的水平，即便是2100年，也仍将保持9.21亿的规模。印度劳动力年龄人口将在2030年之前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人口大国。2010年中国劳动力人口高出印度2亿人，到2050年情形则完全相反，届时印度劳动力人口将比中国的中方案结果高出3.53亿人，比低方案多出4.47亿人，2100年将相差4亿～6亿人。两个人口大国的劳动力资源规模呈现完全不同的变化轨迹。
哪国更有活力
劳动力人口的变化直接与大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关。表8-3列出了大国15～64岁劳动力年龄人口规模的变化趋势。首先，可以看到，美、俄两大国的劳动力人口规模变化完全不同。美国由于生育水平一直保持相对较高的水平，因此劳动力人口规模将持续增加，其劳动力人口由2010年的2亿多增加到2050年的2.42亿，到2100年将增加至2.71亿；而俄罗斯劳动力人口将持续减少，从2010年的1.03亿减少到2020年的不到1亿，再到2050年的0.76亿，2100年降到0.66亿，与“蒸蒸日上”的美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从动态的结构视角观察，大国劳动力资源变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口内部不同人群的结构关系变化，这种结构关系既有部分与总体的关系，即考察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也有不同人口的对比关系，考察劳动力年龄人口与非劳动力年龄人口的比例关系变化，也即人口抚养比关系的变化。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综合实力取决于多方面的要素，不仅与物资资源是否丰厚、自然环境是否优越、资本是否充足、科技是否进步有关，在很大程度上，更与人力资源、人力资本开发程度有关，而这一切又与一个国家中的劳动力人口变化有关。
在David E.Bloom和Jeffrey G.Williamson（1998）的人口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模型中，“人口红利”是由总人口中劳动力人口比重变化来表示的，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人口中劳动力人口比重的变化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大国劳动力人口比重变化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美国劳动力人口比重并不是最高的，在2010年上升到67%之后会逐步下降。俄罗斯目前的劳动力人口比重最高，超过了70%，在2010年达到峰值，成为四国中比重最高的国家，这之后开始下降，下降速度比较快，到2050年将下降至61%，比美国还要低。中国与俄罗斯的情况类似，目前劳动力比重水平较高，并且还继续上升，2015年前达到最高值之后迅速下降，2060年以后将成为四国中劳动力人口比重最低的国家。印度与其他三国劳动力人口比重的变化轨迹有很大的不同。目前其劳动力人口比重虽为四国最低，但将在2020年超过美国，2030年以后超过俄罗斯和中国，成为四国中劳动力人口比重最高的国家，并一直保持稳定的较高水平（见图8-2）。
人力资源谁更富有
图8-1 中、印、美、俄四国老年人口比例的变化
图8-2 中、印、美、俄四国劳动力年龄人口比重的变化趋势
从另外一个人口结构的逆向指标——人口总抚养比的变化趋势看，四国也有类似于上述分析的变化趋势，只是指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含义与上述指标的意义相反。从表8-4可以看到，人口中劳动力人口比重的最高点就是人口总抚养比的最低点。美国、俄罗斯、中国将在2010年左右达到人口总抚养比的最低点。最低的俄罗斯和中国都不会超过40%。2010年以后，美国、俄罗斯、中国人口的总抚养比持续上升，2050年三国都将超过60%。在这四个大国中，印度人口的总抚养比变化比较平缓。目前，印度人口总抚养比大大高于其他三国，2010年为55.06%，高出中国近20个百分点。其后，印度的总抚养比逐年下降，2040年将达到最低点46.40%，然后平缓上升。对比四个大国的人口总抚养比变化，可以看出，俄罗斯和中国是大起大落，而美国和印度是持续平缓。目前美国、俄罗斯、中国还有为时不多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黄金期”，即处在劳动力人口比重较高的“人口红利”期，而印度则正在步入抚养比低谷这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黄金期”，虽然，“谷底”不如俄罗斯和中国低，但周期比其他三国都长。
在四个大国中，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特点十分明显和独特。从联合国预测结果看，中国将是世界人口大国史上继日本之后的又一个老龄化速度极快的大国。如果按照联合国中方案，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将在2040年之前超过美国和俄罗斯，预计2050年将可能上升到25.6%。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与美俄两国并不在一个起点上。如果从低方案来看，中国老龄化速度将更快。2050年，按低方案预测，中国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29.3%，高出印度15个百分点，高出美国8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水平一跃成为四个大国之首。未来50年，印度人口也在不断老化，但印度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将相对平缓。2020年以后，印度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仅超过7%，进入老年社会的行列，较中国足足晚20年。到2050年左右，印度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仍在14%以下，同时，印度少年儿童人口的比例仍高于老年人口的比例，不会像其他三国一样出现人口倒金字塔现象。作为20世纪50年代同时起步的两个发展中大国，印度人口老化并不像中国那样是一个急剧变化的过程，而基本上是一个渐变的平缓过程，也没有历史上人口年龄结构大幅波动的痕迹。可以说，在目前的发达国家中，美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相对比较平缓的；而在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大国中，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较小的是印度。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不仅大大快于我们的潜在竞争对手——印度，而且还快于我们追赶的目标——美国（见图8-1）。
表8-4 大国人口总抚养比和老年人口抚养比变化
从大国各自人口内部结构的变化可以看到，四个大国人口结构都趋于老龄化，不同的是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程度和速度。美俄两国人口老龄化的起点一样，2000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均在12.4%。两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也比较相近，预测在2050年美国和俄罗斯的老年人口比例分别为21.2%和23.1%。这种差别主要是两国的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差异所致。如果按照生育水平的差异去分析，由于俄罗斯人口的生育水平远低于美国（见表8-2），俄罗斯的老龄化应该明显高于美国，但预测值间的差距并不是很大，这与俄罗斯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较短有很大关系。如2000年俄罗斯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64.8岁，预测2050年将上升到73.4岁；而同期，美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分别是77.4岁和83.1岁。
21世纪谁更老
事实上，仅对总体结构指标如劳动力人口比例或人口总抚养比进行分析是不够的，还需从这些指标的内部结构做进一步分析。一个人口的总抚养比由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两部分构成，而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并不同。老年抚养比的增大要比少儿抚养比的增大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更大。这里我们侧重考察一下美、俄、中、印四国人口总抚养比变化过程中老年抚养比的变化。随着四国老年人口比重的不断上升，老年人口的抚养比也会快速上升。从联合国中方案的预测结果看，美国、俄罗斯老年人口抚养比起点较高，到2020年都将超过20%，2030年美国超过30%，2040年俄罗斯超过60%。中国老年抚养比相对美俄两国起点较低，2010年已经超过10%，2020～2040年将是中国老年抚养比上升最快的时期，这段时间老年抚养比将翻一番，超过30%，到2050年老年抚养比超过40%。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讲每100名劳动力要赡养40多名65岁及以上的老人；如果按低方案预测，中国老年抚养比升高更快，2050年，老年抚养比将达到47%～57%。目前，我国是10个劳动者赡养1个65岁及以上的老人，到2050年，就剩下不足3个劳动力赡养1个老年人，显然劳动力年龄人口的养老负担不断加重。印度人口也在老龄化，老年抚养比也会在未来不断上升，但是，与其他三国相比，印度人口的老年抚养系数一是起点低，目前老年人口抚养比仅8%；二是上升变化较慢。特别比较一下两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和印度，可以发现，由于中国老年抚养比上升速度快于印度，所以中印两国的老年抚养比之差在扩大。2000年，印度老年抚养比不足8%，与中国相差2个多百分点；2030年，印度比中国的老年抚养比低12个百分点；2050年，中印两国老年抚养比之差进一步扩大到20多个百分点。如果拿中国的低方案来比较，差值更大，也即中国老年人口的抚养负担比印度更重。仅从老年抚养比变化上看，未来四个大国中，中国老年抚养比最高，社会负担最重，其次是俄罗斯，再次是美国，印度是老年抚养比最低的国家，是最具有活力的国家。
由于未来四大国人口的生育水平大不相同（死亡水平较稳定，在此不做讨论），其未来人口数量变化也有很大不同。美国人口较20世纪人口增速减缓但仍将继续保持惯性增长，到2050年，美国人口将增至4亿（见表8-2）。俄罗斯人口由于长期处于较低的生育率水平，已出现负增长，虽然将来生育水平有可能回升，但也遏制不住人口减少的势头。到2050年，俄罗斯人口将由2000年的1.43亿降至1.26亿。中国人口在联合国中方案假设条件下，人口总量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约13.9亿，然后，人口开始下降并出现负增长。如果按照联合国低方案，中国人口总量将可能在2020年左右达到峰值13.6亿，随后开始负增长。印度人口总量的变化在四国中则是另一幅图景，由于印度的生育水平至少在21世纪头30年仍旧保持在更替水平之上，所以，人口总量的增加不是惯性增长而是自然增长。2040年，印度人口总量将超过16亿。中印两国人口总量的不同变化趋势，将导致中印人口大国地位的变化。如果按中国中方案计算，不到2030年，印度总人口将首次超过中国而成为世界上人口的第一大国，到2050年，印度人口将比中国多4亿左右，到21世纪末，将多出近6亿。如果按中国低方案计算，印度人口将在2020年左右超过中国，到2050年，印度人口将比中国人口多5亿多，到2100年，将多出10亿（见表8-2）。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人口第一的中国也将在人类人口史上第一次被其他国家超越。
大国实力的较量
·大国硬实力比较
国家实力没有统一的定义。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中，实力、权力、影响力是关系密切的三个概念。一般而言，国家实力是国家占有并能运用的各种资产以及运用资产实现国家目标能力的总和；国家权力是运用国家实力去支配他国的意志和行动的能力；国家影响力是运用国家实力影响他国的意志和行动的能力（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等，2008）。虽然没有统一的定义，但对于这样一个概念，专家学者还是有不少共识的，如国家实力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人口、领土、资源禀赋、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政治稳定等。有意思的是，在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编写的有关国家实力的研究报告中，课题组所引用的国外专家或机构关于国家实力或权力（Power）的概念中，皆把人口作为衡量国家实力的要素。而在国内同行的研究中，都没有出现人口要素，这或许与我国长期宣传人口众多是一个沉重负担有关。
表8-2 未来100年中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生育水平和人口数量的变化
在分析国家综合国力的时候，可以从有形力量与无形力量，或硬实力与软实力两个方面来分析。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将综合国力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两种形态。硬实力（Hard Power）是指支配性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软实力（Soft Power）则包括国家的凝聚力、文化被普遍认同的程度和国家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等。约瑟夫·奈把软实力概括为导向力、吸引力和效仿力，是一种同化式的实力——一个国家思想的吸引力和政治导向的能力。在当今信息社会，软实力变得比以往更为重要。
未来人口出生、死亡的水平不同，直接影响到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的变化。按照联合国人口开发署2011年出版的最新预测结果，21世纪的100年，中印美俄四个大国的人口变化将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四国未来的人口生育水平。按照联合国有关机构的中生育率方案假设（见表8-2），美国人口的生育水平和生育率（TFR）将维持在更替水平左右（在低死亡水平条件下，一般认为更替水平的TFR为2.1），保持在2.09左右。俄罗斯人口的生育水平目前在四国中处于最低水平，2010年TFR仅为1.44，远低于更替水平。在未来40～50年，根据联合国预测，俄罗斯人口的生育水平也许会有所回升，升至2050年的1.89。中国生育水平假设方案较以前联合国预测均有下调，中方案前50年将保持在1.6左右，后50年回升至2；低方案则为1.1～1.5左右。四国中只有印度目前的人口生育水平还高于更替水平，而且人口生育率还将继续保持这种势头直至2030年。
大国实力或文明实力在一些国外学者如亨廷顿看来，主要是由一国的领土和人口、经济实力、军事能力等构成，而在构成大国实力的要素中经济力量又是关键。诚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演讲时指出，当今世界上存在着五支经济力量——西欧、日本、中国、苏联和美国，“这五支经济力量将决定世界经济的前途和21世纪最后1/3时间世界其他方面的未来，因为经济力量是决定其他各种力量的关键”（肯尼迪，2006）。《大国的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进一步指出，在迈向21世纪时，世界强国所追求的伟业具有三重性：为国家利益提供军事安全；满足国民的经济需求；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如果只实现头两项，而没有第三项，必然导致在更长的时期里出现相对黯淡无光的前景，而这一直是那些未能适应世界力量变动、发展缓慢的社会的命运。肯尼迪的一个重要论点是，世界上有一种变革的动力，这个动力主要由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所驱动，然后对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力量以及各个国家的地位产生影响。如果说经济力量是决定其他力量的关键，那么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就成为各个大国优先保证的发展战略核心，这是一个大国保持硬实力的必要条件。那么，大国的人口要素与大国实力的核心要素——经济成长又是什么关系呢？怎样的人口变迁对经济可持续增长有利呢？以往许多研究特别是David E.Bloom和Jeffrey G.Williamson经济增长模型很好地回答了人口与经济增长的一般关系（Bloom and Williamson，1998；Williamson，2001）。从人口变迁的角度上讲，稳定的劳动力人口规模、相对年轻的劳动力人口结构是保证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积极条件。
21世纪会是中国的世纪吗？谁将是我们的竞争对手？这样的问题毫无疑问会有许多不同角度的回答。不过，人口应当算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按照亨廷顿（1999）定义，影响一个国家、一个文明的实力主要包括：领土和人口、经济实力和军事能力。显然，人口是构成一个国家实力的必要条件。若从以上几个构成大国实力的条件来看，21世纪形成竞争的大国当属20世纪“争霸”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以及正在崛起的中国和印度。可以断言，21世纪是这些大国国力竞争的世纪。既然人口是构成大国实力的一个重要条件，那么21世纪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四国的人口变化将会是怎样？不同的人口变化又会怎样影响到大国的实力？这是本节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21世纪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和实力。
中、印、美、俄四国在21世纪将怎样展开大国硬实力的较量呢？从人口要素变迁角度，依据上述人口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关系，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与大国硬实力的核心——经济实力紧密相关的劳动力人口数量与结构的变化趋势。这是我们在大国人口实力比较中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可以看出，现在和未来，美国无论在劳动力资源还是在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上都具有很大的优势，劳动力人口继续增长，年轻劳动力人口继续保持较高比重，这些变化趋势将继续有利于其经济发展（见表8-4）。俄罗斯与美国完全不同，无论是劳动力人口规模变化还是劳动力人口的结构变化都朝着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方向发展，从人口要素上看，俄罗斯不具备与美国继续竞争的人口实力。
大国人口谁更多
再重点比较一下21世纪的后起之秀——中国和印度。中国无论是在劳动力资源上，还是在年龄结构上，目前较其他大国都更有优势。因为中国不仅劳动力年龄人口数量多，劳动力年龄人口的负担较轻，且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依旧还很年轻，而且在人口健康、文化素质等方面，都明显优于印度人口；但是从今后20年、50年中长期来看，由于中国人口变化剧烈，印度将会在劳动力人口数量上超过中国；将会在劳动力人口总抚养比特别是老年抚养比结构上优于中国；将可能会在科技人才投入和储备上胜过中国。所以，从中期或更长远的视角观察，从人口要素的视角出发，从劳动力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老龄化的变动趋势分析，中国将处于潜在的劣势地位，印度人口实力将会毫无疑问地超过中国。而如果中国未来人口选择联合国人口低方案，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将会失去更大的竞争潜力。正如美国报刊指出：“由于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中国在大约20年内将很快面临老龄化问题。但目前，在印度近10亿的人口中，有一半人年龄在25岁以下，而且印度也不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因此，从长远看，21世纪很可能变成印度的世纪。”[1]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少国外学者认为21世纪中叶应该是印度的世纪。
可见，人口数量规模和年龄结构的变化对文明兴衰有着很强的影响。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可能带来的不仅仅是数量上的负面影响，还可能带来其他方面的影响。比如，曾任国家足球队的外籍教练卡马乔就为如何让独生子球员奋力拼抢而伤脑筋。在一次采访中，卡马乔表示，除了父母的时刻关注外，独生子女还获得了四个老人无微不至的呵护，老人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照顾他们唯一的孙子（外孙）中。这些被溺爱的孩子，在团队运动中欠缺竞争的雄心，尤其是在足球比赛中更是如此，因此他担心所带的球队很难出成绩。最新的一项研究发现，同样家庭背景出来的小孩，独生子女相对来说，往往缺乏吃苦耐劳、冒险进取和团队合作的精神。
可以说，亨廷顿以动态的结构视角敏锐地观察到了世界人口变化的二元格局：一极是代表西方文明的发达国家，其人口增长呈现停滞、年龄结构日趋老化和日渐衰老；另一极则是非西方文明的发展中国家，其人口增长潜力巨大、年龄结构依旧年轻并充满活力。与此同时，亨廷顿充分认识到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年龄结构、宗教、文明、族群结构）的变化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文明兴衰的巨大影响。从亨廷顿那里我们发现以下几个问题。其一，在世界范围内来看，秉承西方文明的人口规模相对增长缓慢，因此，在世界各大文明的构成中，西方文明人口的份额越来越小，而非西方文明人口的份额却越来越大，特别是历史上一直与之冲突的伊斯兰文明的人口更是如此。其二，由于西方文明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使之秉承的文明缺乏生机，缺乏创新能力。而非西方文明的人口却生机勃勃，对西方文明形成了巨大挑战。其三，在同一个传统的西方文明的民族国家中，由于非西方文明传统族裔的生育水平高于西方文明族裔的，如在德国信仰伊斯兰教人群的生育水平高于信仰基督教人群的；或迁移人口生育水平高于本土的，如在美国拉丁裔移民高于本土白人的，其结果是一个“正统”的西方文明群体在整个民族、文化的构成比重在不断缩小。可以说，在人口规模和结构上西方文明是“全线败退”。在亨廷顿所界定的七八个文明的世界格局中，由于儒家文明（核心国为中国）与伊斯兰文明在价值观和思维形态上与西方文明差异最大，而亚洲特别是东亚和中国经济力量的迅速崛起、伊斯兰人口的持续膨胀，都是一个文明兴盛的积极要素，都对西方文明形成了巨大挑战。所以，亨廷顿认为，“文明的冲突”实际上就是西方文明与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这些不同文明的人口共同体的冲突。
因此，从中长期来看，美国和印度的人口变化将继续支持和增强其大国的经济实力；俄罗斯的人口变化将不利于本国经济实力的维持；中国的人口变化将朝着继续增强然后迅速转向减弱经济实力的轨迹变化。
另外，亨廷顿同样十分担心西方世界内部人口族群结构、宗教结构变化对西方文明的影响。亨廷顿认为，人口输出可能是16～20世纪西方崛起的唯一的衡量标准。不过，20世纪后半叶，西方人口的优势却是“节节败退”，亨氏十分担心欧洲这个西方文明的“老家”被伊斯兰文明所蚕食。20世纪90年代，欧洲的移民中2/3是穆斯林，伊斯兰势力正在向欧洲扩展，伊斯兰正号召穆斯林“通过与非伊斯兰的互相同化，使他们逐渐接受伊斯兰教的道德准则和宗教信仰，从而在将来的某一天成为社会的多数”。在西方文明的大本营美国，亨廷顿则担心拉美裔人对美国文明的冲击。据美国人口调查局估计，21世纪中叶，美国人口中将有25%是拉美裔人，2050年以后美国的欧裔白人将从多数变为少数（低于50%）。因此，亨廷顿担心“如果新移民不能融入迄今为止支配美国的欧裔文化，那么美国人口的非西方化是否会意味着它的非美国化”。如果那样，我们所知道的美国就将不再存在，而将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李慎之，2001）。面对非西方世界，特别是伊斯兰世界人口的急剧膨胀和西方世界人口的迅速萎缩，亨廷顿们怎能不产生一种深刻的恐惧呢。
·大国软实力比较
大国实力的较量也是软实力的较量。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以其文明文化价值观为核心的，是由一套价值体系、制度构成的。人口要素怎样影响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呢？如果说一个文明价值体系及观念是一国软实力的核心，那么软实力的规模和能量就与这个文明价值系统的共同体紧密相连。具体说来，首先，人口规模是一个文明规模和能量的基础，是一个文明、价值观的基本载体；其次，人口年龄结构及其他结构是文明价值保持活力和应对外界挑战的必要条件；最后，人口素质则是传播文明和文明吸引力的必要条件。
有史以来，西方和非西方国家人口变迁具有如此巨大的反差使人口要素在文明兴衰中的意义显露出来。亨廷顿敏锐地捕捉到了人口要素在文明兴衰中的作用，并开始从人口变迁的视角关注其对文明兴衰的影响。亨廷顿所观察和经历的20世纪后半叶正是西方世界人口开始显露“衰退”迹象的世纪。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三世界国家纷纷独立，西方迅速失去了过去殖民地的疆域；西方国家人口开始陆续进入低增长，有的甚至出现负增长。在非西方国家的人口变迁中，亨廷顿特别关注了与西方文明历来有冲突的伊斯兰世界人口的增长和扩张，他看到伊斯兰世界人口的膨胀大大超过了其邻近国家和世界的一般水平，几乎所有伊斯兰国家的年轻人口（15～24岁）增长都很快，这部分人口的高比重（一般都超过20%）加之其他因素如失业构成了对其他社会的威胁，造成了伊斯兰世界边境的穆斯林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冲突（亨廷顿，1999）。所以，亨廷顿非常担心伊斯兰世界的年轻型人口的迅猛增长会对老年型社会的西方文明带来冲击。
人口要素在其文明价值体系兴衰中发生作用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是冲突征服型。以20世纪末科索沃战争为例。直接导因是科索沃的民族矛盾，而单单从人口要素的角度去分析，这是阿尔巴尼亚族和塞尔维亚族人口规模结构发生变化的结果，这是秉承两种不同文明的载体冲突替代的结果。长久以来，虽然塞尔维亚族将科索沃视为自己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摇篮，不愿放弃那里的每一寸土地。但今天的现实是，科索沃两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民族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今在科索沃约220万人口中，90%以上是阿尔巴尼亚族，他们信仰伊斯兰教，其余是塞尔维亚族、黑山族等，主要信仰东正教。这就是当今科索沃民族冲突以及要求独立的人口学背景。在这里，一个人口规模扩张的民族正在取代另一个人口规模缩小的民族，从而一个旧有的文明价值体系也被另一个新的所取代。
其实，把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观点结合起来，再加入人口要素来分析，其文明兴衰观有其合理性。在工业化革命之前，世界人口都处在“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高位静止状态，人口并不是一个“活跃”的变量而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常量。西方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发生了人口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西方人口依次经历了人口迅速扩张的年轻型人口、人口增长减慢的成年型人口和人口增长衰退的老年型人口这几个阶段。西方文明的复兴就是恰好借助了年轻型人口的勃勃生机。然而，当作为一个社会、一个文明的最基本载体——人口进入老年化时，也即老年人口达到或超过一定比重时，这个社会或者文明是不是就意味着如同斯宾格勒所说的进入了老年，进入了衰老期？结合汤因比的观点，似乎不无道理。因为，当一个社会中老年人口比重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由这个人口构成的社会、承载的文明，是否还能从容地面对各种新的挑战（如天灾、战争等），是否还能保持生机和不断创新的能力去应战。事实上，一个老年型社会和由这个老年型人口承载的文明很有可能由于缺乏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和缺乏创新能力而无法从容面对“挑战和应战”，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会步入衰退之路。
第二种是和平演变型。以当代最发达的民主国家美国为例。2008年的美国选举将载入美国史册，也将载入人口史史册。多种成分（血统、族裔、文化、信仰等）集于一身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奥巴马的胜利固然有多方解读，但单单从人口学的角度去观察，从动态的结构视角去分析，奥巴马的胜利首先来自美国社会人口族裔结构的变化，毫不夸张地说，奥巴马的当选是以美国社会族裔结构改变为基础的。1950年，白人人口占美国总人口近90%，1990年降至80%，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非白裔的美国人口已经上升到了25%，[2]2008年总统选举之时，非白裔美国人口已接近30%，而且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年轻。美国选民族裔结构和年龄结构的变化都是奥巴马当选的基础。由于奥巴马身上的“多元”背景，奥巴马的美国价值取向必将与布什不同。历史的经验昭示我们，人口要素对一国软实力影响的表现形式，或以“刀光剑影”式不同文明共同体的“征服替代”，或以“兵不血刃”式文明结构的“颜色革命”。
再来比较分析一下人口对大国软实力的影响变化。我们已经知道，从人口要素的视角出发，人口可以通过其规模和结构变化影响软实力。由于世界人口未来变化趋势是老龄化，四个大国也不例外，所不同的只是老化程度和速度。在四个大国中，美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相对比较平缓；俄罗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比较大；印度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不仅较小，而且老龄化程度也最低。四国之中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且上升幅度也最高。显然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趋势对本国软实力的维系和增强是最负面的，而印度和美国将依旧可以保持人口的活力和生机，从而对本国软实力的增强起到积极作用。
表8-1 各文明控制下的世界人口份额
从世界人口比例结构变化来看，大国在世界人口的舞台上此消彼长。在21世纪的100年中，美国人口增长率在发达国家中相对较高，甚至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所以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将会由2000年的4.61%微升到2100年的4.78%。俄罗斯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可以说是“江河日下”，由2000年的2.40%，预测2100年将可能下降到1.11%。作为历史上人口第一大国的中国，在世界人口结构中变化起伏最大。1950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为21.89%，到1975年，又进一步上升到22.76%，到2000年下降到20.72%，预计到2050年将下降到15.32%，2100年将进一步下降到10%以下；如果是低生育率方案，则更是降至5%。印度在这四个大国中可谓是“一枝独秀”，其人口在世界人口舞台上是“节节攀升”，1950年印度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67%，2000年上升到17.21%，2050年将继续上升至18.18%，一直走在世界人口平均增长水平的前列。大国人口规模的变化体现了世界人口结构中国家人口分量的变化，同时也改变了世界民族国家人口结构的“版图”。可见，中国人口规模这种变化将不利于我国软实力在全球化背景之下的影响和扩张；而印度和美国将伴随着人口规模的继续增长而对本国软实力的扩张和影响起到积极作用。
不过，无论是汤因比还是斯宾格勒都没有太关注人口变量会不会影响一个文明、一个民族的兴衰。在汤因比和斯宾格勒著文的时候，世界人口还未完全表现出西方发达国家和非西方发达国家人口变迁的二元格局。20世纪90年代亨廷顿著文的时候，世界人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秉承不同文明的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表8-1显示了世界不同文明共同体的人口构成变化。亨廷顿看到西方文明控制下的人口是“节节败退”，从1920年的占世界人口比重达到顶峰值的48.1%开始由盛转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32.3%，在历经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非西方国家的“独立”和“人口爆炸”之后，1971年西方文明控制之下的人口降至14.4%。另一极则是非西方文明的人口结构急剧变化。以伊斯兰文明控制世界人口的比例变化为例，1920年仅为2.4%，与西方文明相差约45个百分点。然而，短短不到80年，伊斯兰文明控制下的人口占到了世界人口的15.9%，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西方文明人口的比例。可以说，亨廷顿“目睹”了20世纪后半叶世界人口两极变化的全部历史。一极是西方发达国家首次在世界人类人口史上完成人口转变，人口规模相对减少，人口趋于老龄化并于20世纪后半叶陆续进入老龄社会；另一极则是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空前膨胀，并形成了“生机勃勃”的年轻型社会。
大国实力兴盛的启示
历史上文明的兴衰有规律可循吗？文明的兴衰与人口要素有关吗？德国著名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多·斯宾格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版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中，阐述这样一个文明兴衰观：一个文明等同于一种有机体，要经历幼年、青年、中年和老年的历程，最终走向死亡，无论人类还是任何其他有机的生命莫不如此。斯宾格勒认为，西方文明正处在衰退期，而这一趋势是无法改变的。20世纪20年代起就开始关注文明的汤因比对此不以为然，他对文明兴衰的分析是其“挑战和应战”的范式。汤氏认为，文明的兴衰是可以循环重复的，这种重复既不是徒劳的，也不是经久不变的。文明的兴衰取决于挑战和应战较量的结果，当一种文明、一个社会面对各种挑战无法应战或应战失败时，这个文明也就开始衰亡了。而面对每次挑战，应战成功后，就会激起进一步的挑战和应战循环，这就标志着文明的进步（汤因比，2002）。
从人口实力竞争的较量历程来看，或许有许多深刻的启示。如果说19世纪是西欧大国角逐的世纪，那么大国竞争的背后也有人口的较量。英法两国人口的较量就是一个例证，英国的人口优势在19世纪超过法国，也超过其他国家，如人口增长快、年轻型人口有活力有生机，最终成为19世纪欧洲大国的“领头羊”，同样这些人口要素也是英国人在19世纪能够成为西方文明主体的有利条件。
文明规模和实力的最基本要素是人口规模、疆域和经济规模。西方文明的复兴和崛起之时恰恰是这几大要素交汇壮大之时。15世纪末，西方人的地理大发现拉开了西方领土扩张的序幕；17、18世纪的工业革命给西方文明注入活力和动力；18、19世纪的人口迅速增长更使西方文明如虎添翼，实现了西方文明在世界范围的霸主地位。亨廷顿认为，西方文明大体上从15世纪地理大发现开始，逐步走向强势，并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高峰。1920年西方领土扩张也达到高峰，直接统治了大约255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占世界领土的48.5%；1920年西方文明控制的总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8.1%；1928年西方国家在世界制造业产值中所占的份额为84.2%；20世纪20年代西方经济总产值所占的比重约为70%；1920年西方的军事力量（人数）所占份额为48.5%。之后西方进入衰落过程。西方强势上升历时400年之久，它的衰退可能也需要同样长的时间。在21世纪的前几十年，西方文明整体上来说仍将是最强大的文明。在此之后，西方文明可能继续在科技人才、科技研发能力以及民用和军用技术更新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然而，其他资源的控制将日益分散到非西方文明的核心国。到21世纪20年代，即距西方文明达到顶峰的100年之后，西方可能控制的领土约为世界的24%，人口约为10%，经济总产值约为30%，制造业约为25%，军事力量不到10%。西方文明不可遏制地走向衰退，西方主宰天下的时代正在终结，非西方文明正在复兴（亨廷顿，1999）。
20世纪被称为是美苏争霸的世纪，如果从人口学的角度去解读，同样会看到，无论是数量规模的增长上，还是人口结构的变化上，美国毫无疑问都占据了优势。另一个具有戏剧性的例子是日本与美国经济实力的较量。20世纪80年代，作为创造东亚奇迹的日本曾经是一派光彩夺目的景象：日本经济傲视群雄，日本制造、日本文化被人们津津乐道，日本的成功秘诀成为世界性的热门学术话题。日本的迅速崛起让日本人信心大增，并且勇敢地向一直压在自己头上的美国说“不”。然而，这一切就像过眼云烟，仅仅过了20年，日本经过了20世纪90年代经济的持续低迷，经过了21世纪初期的苦苦挣扎，日本现在已没有对美国说“不”的底气了。探究这样一个巨大的反差，可以有不同的答案。如果从人口要素的角度去回答，就一目了然。从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人口进入了加速老化期，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由1980年的9.0%迅速上升到2000年的17.2%，翻了近一番；而同期美国老龄化指数则是由11.2%微升到12.3%，变化不大。正是日本人口年龄结构急速老化这样一个动态结果使其丧失了与美国竞争的人口实力。
人类文明的演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力量对比和消长起落都与文明规模和文明实力有关。而文明规模取决于该文化共同体的人口规模、疆域、经济规模以及该共同体的文化科技创造力、政治整合力和军事能力等（亨廷顿，1999；阮炜，2001）。其中，人口规模、经济规模是衡量文明规模和文明实力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指标。从宏观、久远的历史视角看，人口数量是一个文明共同体规模的最基本的必要条件。
再来看看21世纪中印之争。21世纪已被称为是中国、印度“龙象崛起”的世纪。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的人口准备好了吗？1950～2000年的50年作为人口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毫无疑问地走在了印度的前面，如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人口教育健康素质等社会发展指标。但是后50年即2000～2050年，中国、印度谁将走得更远，并不令人乐观，特别是2020年以后，中国将进入加速老龄化阶段。因此，仅从人口学的角度，从中印两国人口要素的动态比较上看，无论是人口总量的变化趋势，还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过程，中国人口实力并不占优势。人口是一个国家实力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21世纪谁能笑到最后，恐怕不是腾空一跃、辉煌一时的东方巨龙——中国，而是看似动作迟缓，甚至有些笨拙，但却有耐力、能够持久的亚洲大象——印度。
固然国际社会间以及不同民族集团间的冲突背后有诸多的社会、经济、政治因素和复杂的历史背景，如当今阿拉伯世界内乱、内战背后的社会经济矛盾等，但亨廷顿的文明、文化冲突的分析范式，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值得认真关注的视角。在当今全球化和国际社会交往日益频繁的背景之下，“文明冲突”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而且，进一步的思考是，在当今的文明冲突中，人口变化与文明兴衰有什么关系？
从上述分析我们发现，1750年以来近300年的大国兴衰，背后是人口转变、人口兴衰更替的300年。大国的兴起与持续，皆以人口的兴起、壮大为后盾；而大国的衰落与迟滞，则有人口过度衰老的影子。前200年是西方人口兴起的200年，从18世纪中叶西方工业革命开始，西方人口发生转变并不断扩张称霸和统治世界，到20世纪中叶达到顶峰。1950～2050年是西方人口衰落和非西方人口兴起相互交接的100年。在20世纪后半叶，发展中国家先是人口实力积聚，后是人口“能量”爆发，中印人口大国在20世纪最后1/4时间里的强劲发展就是最好的例证。在21世纪的人口舞台上，曾经由西方人口扩张统治的世界，将不断让位于非西方世界。2050年以后，欧洲人口将持续“衰落”，若开放国际移民，欧洲大国的版图将是这样一个人口替换的结果：英国将有举足轻重的印巴移民，法国将会有更多的前殖民地如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后裔，德国将被“客居”的土耳其人口所“主居”。曾经是西方文明核心的欧洲将不复存在，将被伊斯兰文明的人口所覆盖。而美国人口还将会有“活力”，但不再是白人占优的社会，拉美、亚洲移民将占据多数，将会出现“我们是谁”的困局。由于人口转变及兴衰替换规律的存在，族裔人口会替换，文明人口会替换，西方人口的“没落”终将被非西方人口的“兴起”而替换和“覆盖”，世界体系中西方“中心”地位或许终将因为其人口衰落而被东方取而代之。
2011年，无论是阿拉伯世界持续的内乱、内战，还是发达国家如挪威震惊世界的枪杀案或伦敦街头的暴乱，都彰显当今世界各国矛盾冲突的乱象。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就撰文指出，国际社会关系为“文明冲突”。亨廷顿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冷战”对抗结束之后，既不是如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指出的“历史的终结”后的一个“欢欣而和谐”的世界，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穷富、南北区分的二元世界，当然也不是一个完全混乱的世界，而是一个多极和多文化的世界，是一个包含了七八种文明的世界。“冷战”后的世界，“人民之间的最重要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在这个新世界里，最普遍、重要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亨廷顿，1999）。未来文明之间的冲突很可能是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特别是与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
其实，我们并不能预测未来，大国兴衰的历史事实上是多种看似独立发展但却相关的因素耦合的结果，不存在任何单一的决定性因素。不过，由于人口是最基础性和持续性的因素，其变化对民族、国家的兴衰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影响，尤其是人口变量还处于“活跃”之时。但是，由于人口变化常以百年为单位，变化周期较长且影响作用滞后，常常“迷惑”或“误导”当代人，而人口转变、兴衰替换规律也被小觑！比如，当年我们评论毛泽东时代人口无计划、人口爆炸，但“爆炸”的人口却创造出了改革开放30年前所未有的奇迹；而今当我们沾沾自喜1980年一孩计划生育30年以来那些伟大“成就”时，却为未来30年埋下了人口结构严重失衡的巨大隐患。历史的悖论是，当人类处在历史之中时，常因陷入其中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当人类走出历史之外时，却又因为历史已成为历史而唏嘘不已！如今，我们既在历史之中又在历史之外，对于人口我们还可以有“作为”！
人口变化影响文明兴衰
[1] 《中印影响力只会越来越大》，《参考消息》2004年9月10日。
在世界上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口继续增长的同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人口已经处于低惯性增长，且在不久的将来出现负增长。我们已经看到，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正在迅速下降，目前已经降到了19%，这是有史以来最低的比例，而且还将继续下降至10%以下，再创历史新纪录。更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国新出生婴儿的比例只占世界新出生婴儿的12%，而根据预测，到2060年，中国的新生婴儿的比例将进一步降低到6%。人类历史上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如此急速的变化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2] http：//www.census.gov/prod/www/abs/decennial/1980cenpopv1.htm.
2011年10月31日世界迎来了“70亿人口日”，不同于以往的“60亿人口日”和“50亿人口日”，现在世界人口已处于低增长。根据联合国中方案预测，世界人口还将继续增长，还将有“80亿人口日”，预计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超过90亿，届时，人口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到0.36%左右，回到工业革命以前的水平。21世纪末，世界人口规模将达到顶峰100亿左右，之后人口增长将趋于零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