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城市拥挤程度的分析基于Demographia（2011）编辑的世界各城市集聚体的数据。城市集聚体定义为空间上连成一片的建成区，其面积主要根据卫星地图按统一的规则分析计算得出，人口数则将次级相关行政区域的人口统计数据加总后扣除农村地区的人口得出。在有关全球城市的各种数据来源中，该数据集的定义在经济学意义上最合理，也让不同国家的数据具有可比性。由于按卫星地图对建成区的界定可能比中国对城市建成区的定义更宽松，Demographia数据中的建成区面积通常要大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中的建成区面积。但是，Demographia对全球城市采取的标准是统一的，因而不会对分析产生系统性影响。
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会稳定在两种相反力量的平衡上。一是聚集提高效率的向心力，二是聚集产生压迫感的离心力。所以城市的拥挤是人们为了得到人口聚集所带来的效率提高乃至工作和生活上的好处所付出的代价。在同等的人口规模下，城市的拥挤程度取决于居住和交通形式。经济发达的国家通常更有意愿和能力去改善居住和交通条件，让城市密度较低的地区也能达到效率的提高。相反，贫穷国家的城市普遍更拥挤，哪怕这些国家的人口更少。三十年前，中国城市的市区密度就比现在要高得多，虽然那时的城市人口远少于现在。
我们把单个城市集聚体的拥挤度定义为其建成区的人口密度，也就是建成区人口/建成区面积。图6-3是全球221个人口超过200万的城市集聚体的拥挤度与所在国人口密度和人均GDP的关系。图6-3显示，大城市拥挤度与所在国的人口密度成正比，与所在国的人均GDP成反比，但与后者的相关性更高。分析表明，所在国人口少一半，拥挤度要低6.8%，但所在国人均GDP高20%，拥挤度要低7%。换言之，对于大城市拥挤度来说，全国人口少一半所对应的差异，不如两三年的经济增长。
实际上，中国拥挤的地方基本集中在大中城市，一些小城市和大部分城镇和无数村庄并不拥挤。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中国所有地级和地级以上近300个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千分之三，相当于耕地面积的2.4%，远少于村庄占地面积。就算实际建成区面积被低估，这些数据也说明城市的拥挤并非土地不够。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城市变得越来越拥挤，这也是导致很多人得出“中国人口太多”这个结论的直观印象之一。其实城市的人口密度和国家的人口密度没有关系。在人口稀少的俄罗斯和美国，莫斯科和纽约的人口密度却丝毫不逊于北京和上海。城市人口密度高是因为城市的集聚效应。生活在人口稠密的大城市可以享受到各种公共设施的便利和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这种集聚效应，在知识经济的今天，更加强烈地体现出来。在过去的20年中，世界上的大都市普遍都吸引了更多的外来人口，房价也涨了很多。所以，即使中国的总人口比现在少得多，上海和北京的人口还是会不断增长。
图6-3 城市拥挤度（建成区人口密度）与所在国人口密度和人均GDP的关系
城市的拥挤
中国城市中拥挤度最高的是香港。除香港外，中国大城市的拥挤度仅处于全球中等水平。在全球221个人口超过200万的城市集聚体中，上海和北京的拥挤度（建成区人口密度）分别处于第114位和第139位，仅属中等偏下水平。阿根廷面积是中国的1/4，地广人稀、土地肥沃，但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却集中了全国4000万人口的1/3，拥挤度高于北京。巴西的面积是中国的89%，人口仅有中国的14%，但圣保罗拥挤度却高于北京和上海，里约热内卢的拥挤度与上海相当。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如东京、巴黎、纽约的拥挤度则远低于北京和上海。
与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一样，环境的恶化需要靠人来解决。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会推高环境质量的相对效用而激发改善环境的动力；另一方面又会提升保护和治理环境所需的财力和技术水平。比如，李克强总理曾表示，“十二五”期间，中国将调动3.4万亿人民币资金投放到生态环保的领域。这种资金投入除了实现环保目标之外，其实也会产生经济上的回报。比如根据美国环保局对国会的报告，自从1990年通过《空气清洁法的修正案》之后，接下来到2000年期间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是投入成本的四倍；在此之前，原《空气清洁法》在1970年至1990年期间产生的效益也远大于投入成本。相反，靠减少人口来改善环境完全是本末倒置，其效果即便真实存在也是微乎其微，而且人口的极度老龄化和人口规模持续萎缩会降低环境治理的能力，导致中国的环境污染面临蒙古和俄罗斯那样的困境。
大幅减少中国的人口并不能缓解北京和上海等一线城市的种种问题。实际上，人口众多的国家会形成更多的规模不同的城市，给人们提供更多选择。在中国，不喜欢北京或上海的人还可以去武汉、西安、沈阳、重庆这些大城市，每个城市都有几百万人，有各种工作机会和丰富多彩的生活。而在地广人稀的俄罗斯，除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外，其他城市的规模都偏小，生活单调。如果中国人口下降到几亿，有志向的年轻人更会涌入北京和上海等一线城市，百万人口的城市则会萎缩到几十万人，而很多中小城市会更衰败，让人们可选择的城市数量大幅度减少。
其实环境的变化有好有坏，可恶化往往比改善更吸引注意力。许多人并不知道，过去十多年里，中国的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总体上是在持续减少。根据2011年《第四次中国荒漠化和沙化状况公报》，2000～2004年，中国荒漠化、沙化土地分别年均净减少7585平方公里、1283平方公里，2005～2009年分别年均净减少2491平方公里、1717平方公里。自1999年以来，黄土高原的植被覆盖明显增加（张宝庆等，2011）；由于其间气候变化相对稳定，这应该归功于大规模植被建设和农业技术的改进。上海黄浦江水质曾不断恶化，但自1996年以来却在逐渐改善（何金林、韩昌来，2004、2005），这得益于政府加大水环境治理力度，比如上海市河流污水工程开始发挥效益，跨区域的引清调水开始组织实施。
因为人口老龄化和城市规模萎缩，在日本，现在只有东京和大阪还有一些活力。俄罗斯总人口从1992年到2012年减少了3.8%，但由于大量移民涌入，莫斯科的人口却增加了数百万，绝对和相对增长幅度都在全俄83个地区中排名第一（《英国电讯报》，2011），导致莫斯科房价飞涨，均价一度居全球第二（福布斯，2009），交通日益恶化，拥堵程度在2009年被《金融时报》排为世界第三，仅次于北京和约翰内斯堡。同时，俄罗斯很多中小城市却在衰败。从2002年至2010年，俄罗斯人口下降了约1%，自然下降约1.5%。同期，在俄罗斯人口100万以上，20万～100万，和20万以下的城市中，城市人口增长的比例分别为84.6%、50.6%和39.3%。换言之，绝大部分大城市的人口在增长，但大部分小城市的人口却在衰减；位于远东的一些城镇甚至被废弃。
而且，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改善环境的财力和技术也不断提升。虽然中国的人口总量依然在增长，但由于对保护和治理环境的投入增加了，环境在某些方面已经在逐步得到改善。图6-2显示，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在过去数十年间持续增加（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以前是原木出口大国，但现在却几乎是纯进口国。在2010年中国原木进口量是出口量的1209倍（国家林业局，2011）。虽然如此，但因为中国是林业制成品出口大国，中国的林业对外贸易却是平衡的。这是典型的人力资源可以置换自然资源的例子。
下图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卡迪坎（Кадыкчан），一度拥有上万居民，于2007年被废弃（卡迪坎网站，2012；Kadykchan，2007）。俄罗斯在过去20年所谓的人口衰减的灾难中，总人口从1.48亿降至1.43亿，年均减少幅度为0.18%，如果不计算外来移民，年均自然减少幅度为0.47%。中国即使从2014年起完全放开生育，如果鼓励生育不成功，人口数量将从2040年开始至21世纪末的60年间从14亿降至7亿，甚至更少，年均减少幅度为1%以上，相当于每13年减少一个俄罗斯，下降速度至少是俄罗斯的5倍以上。俄罗斯人口衰减只是持续20年，现在已经暂时停止，而中国人口的衰减时间可能会持续上百年。
图6-2 中国的森林覆盖率（1973～2008年）
卡迪坎（Кадыкчан）——俄罗斯远东被废弃的城镇之一
这背后的原因是，随着收入的提升，人们开始注重生活品质，较之继续增加物质享受，改善环境变得越来越有价值。也就是说，随着社会变得更加富裕，环境质量的相对效用会增加，这有利于人们强化环保意识，避免粗放式发展。近年，厦门、宁波、大连民众都因为对环境的担忧而拒绝了产值数百亿元的大型化工项目，而政府也顺应民意越来越注重环境质量，并为此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计划。正是这类主动的政策和措施，才使环境恶化的趋势在人均GDP达到一定程度后产生逆转。
可以预料，如果中国人口下降到7亿，中华大地将有无数城镇面临着像卡迪坎这样的命运。中国的人口现在还未减少，但按《中国青年报》在2013年1月9日的报道，中国过去10年消失了近百万个自然村，平均每天消失数百个。不过，我们未见到可靠的数据源，因此对该数据存有疑问。我们猜想，这种减少可能主要是因为自然村的定义改变所致，但目前无法验证。尽管如此，村庄空心化现象的普遍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下图是江西省安义县南坑村，该村离省会南昌仅80余公里，原本有136口人，但现在仅剩一名老人和他生活不能自理的女儿。尽管村庄的消失和凋敝更主要的原因是农村居民进城，但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所谓“中国土地人满为患”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随着未来人口的急剧下降，消失和凋敝的将不仅是村庄，而是城镇，甚至是小城市，乃至中小城市，最后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衰微。
实际上，人口对环境既有负面影响也有正面影响。在有关经济发展与环境关系方面被引用最多的一篇文章中，Grossman和Krueger（1995）分析了几十个国家的14项空气和水质的环境指标的历史变化。结论是，在工业化初期，环境会随着经济发展而恶化，但几乎所有的环境指标都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之前的某个转折点之后开始改善。
美国《时代》在2011年引用的Blacksmith研究所列出的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个地方中，地广人稀的苏联占了4个，而中国和印度则各占2个。根据瑞士绿十字组织在2013年的排名，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个地方有一半在俄罗斯、乌克兰、阿根廷、赞比亚这些地广人稀的国家，而没有一个在中国和印度。
仅剩一名老人和他女儿的江西省安义县南坑村
至于人类活动到底如何影响环境更是难有定论。即便这种影响显著存在，但如前所述，生产与生活方式的作用要远大于人口政策的效果。而且人口少未必意味着环境就好。在环境质量上，人口稠密的欧洲优于人口稀少的非洲，人口密度较大的日本优于人口密度相对较小的中国。蒙古是世界上人口最稀少的国家之一，但却位于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列（Chuluun，2011）。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1年的报告，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空气污染程度全球名列第二，仅次于伊朗的阿瓦兹。
总之，中国拥挤的地方大都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城市的拥挤是效率提高的代价，与全国的人口规模关系不大，但与经济发展水平关联性很高。经济越发达，越有意愿和能力改善居住和交通条件，让城市不拥挤。中国大城市的拥挤程度在全球仅处于中等水平，比发达国家要高，但比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要低，哪怕这些发展中国家地广人稀。如果世界范围内的横向比较可以反映全国人口规模与大城市拥挤度间的关系，那么全国人口下降对缓解城市拥挤度的作用效果十分有限；全国人口下降一半所对应的拥挤度缓解不过是两三年的经济发展。而且，俄罗斯与日本的经验表明，若人口规模长期衰减，人口分布会更不均匀，大量中小城市和城镇会衰败，年轻人更可能会涌向大城市，既不能缓解大城市的问题，也让人们可以选择的城市大幅减少。基于这些分析，我们建议立即全面放开生育，并在补偿生育反弹后再度下滑到替代水平之下时，以大幅减轻父母养育负担的方式鼓励生育，尽量减小未来人口的衰减幅度，最大限度地维持未来中国的活力。
由于影响环境的因素极其复杂，科学对各种因素作用机理的理解依然十分有限。媒体曾频繁报道臭氧层出现空洞将引发气候灾难，但为什么这种声音近年几乎销声匿迹？这是因为臭氧层空洞的形成机理比原来认为的更复杂，而空洞可能引发的健康危害并未发生。权威的《自然》科学杂志在2007年的一篇题为《化学家在臭氧理论上戳开了洞》的文章中写道，“……科学家需要重新思考臭氧空洞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与气候变化有何种关系”。而201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则认为，臭氧层的自我修复可能会加重气候变暖（Korhonen等，2010）。
北京的承载力有多大
在北京，明朝时的沙尘暴就非常严重，明成化四年的奏折写道：“天地坛外墙，风沙堆积几与墙等”；但到清朝，沙尘暴则大幅减缓，至民国却又开始趋于严重（孙东虎，2007）。近年来很多依据科学手段对中国沙漠化成因的系统性分析（如Lindert，2000；王涛等，2006；Wang等，2008）也表明，近代的沙漠化主要是由于气候变化等自然因素引起的。
以北京为例，进一步分析中国的人口问题。由于北京集中了中国的主要决策部门及大量的学术机构和媒体，北京对人口问题的直接感受较大地影响到中国社会对人口问题的观感。在本书的成文过程中，《京津冀发展报告（2013）——承载力测度与对策》正式发布。该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以及国家发改委、北京市发改委等单位组织完成。本书正好可以回应该报告中的一些观点。
雾霾只是人类面临的众多环境问题之一。在更宽泛的环境问题中，人口究竟能起到何种作用呢？如果说雾霾产生于人类活动，地球所面临的许多其他环境问题却未必与人类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实际上，地球本身一直处在持续性的变化和周期性的波动中，人类活动只是影响地球环境的众多因素之一。在人类存在以前，冰河世纪与气候暖化都曾交替出现。根据孢粉分析，过去4万多年中，黄土高原就经历过草原、森林草原、针叶林、荒漠化草原和荒漠来回交替的多次转换（唐领余等，2007）。
“人满为患”是大家对北京的普遍印象，比如2010年8月16日《新京报》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人口密度远高于纽约，北京或发生人口爆炸危机》。这个判断与人们的直观感受相符。源源不断涌入的外来人口、城市一环又一环地外扩、全球最严重的交通拥堵、高峰期被挤得水泄不通的地铁、紧缺的水资源、不断攀升的房价、入托难上学难等现象似乎都在说明北京人太多了，而这背后又是因为中国人太多了。下面我们来一一分析这些现象，看看它们与中国的人口有多大关系。
这说明要改善空气质量，减少全国人口的作用远没有发展经济提高治理水平来得重要。这个结果与观察是一致的。比如，日本和韩国的人口密度比中国大，但目前东京和首尔的空气质量却要远好于北京和上海。如前所述，发达国家环境大幅改善发生在工业生产大规模迁至新兴国家之前，因此是得益于本国的保护和治理措施，而非污染源被转移出去。
很多人听到北京比纽约还拥挤，第一反应是北京确实太挤了。但实际上，如上文所叙，发达国家的城市通常并不拥挤。根据Demographia的数据，作为一个连续的城市集聚体（含城市中心及周边连续的街区），纽约的拥挤度在全球221个城市集聚体中仅排在第201位，属于最不拥挤之列。当然，《新京报》文章所指的纽约应该仅限于行政区划上的纽约市，与Demographia定义的纽约集聚体不是一个概念。但是，不同国家的行政区划没有可比性。若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由于北京市辖区大部分是农村地区，北京市域的人口密度更是要远小于纽约市域。但纽约曼哈顿（即纽约县）的人口密度则非常大，每平方千米27000人，大于北京各区中人口最密的西城区的24500人。
图6-1 城市空气污染指数与所在国人口密度和富裕程度的关系
这些细节说明，由于城市范围的界定千差万别，国际的城市比较需要非常谨慎。目前各种数据源中，我们发现Demographia的城市聚集体的定义最具经济学意义和国际可比性。根据该数据，在全球221个人口超过200万的城市聚集体中，北京的拥挤度（建成区人口密度）处于第139位，属于偏低水平，高于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如东京、巴黎、纽约等，但低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如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和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等，虽然巴西和阿根廷与中国相比都是地广人稀的国家。也就是如前所述，与城市拥挤度更相关的是所在国的经济发展程度，而不是所在国的人口。尽管北京的拥挤度普遍高于发达国家但低于发展中国家，但因为中国人所向往和更了解的外部世界大都是发达国家，因此很多人觉得中国的城市比国外更拥挤，并进而把这种现象归因于中国人口太多。
像很多城市一样，北京面临的许多问题源自观念上的误区和规划上的失误。按2005年《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北京中心城区人口规模到2020年将控制在850万以内。其实，只要跳出那种违反自然规律的人口控制思想，从经济常识的角度来分析就知道这种规划毫无意义。在2011年，全球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城市集聚体（连成一片）就有26个，人口在2000万以上的有8个。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经济飞速增长的国家，而且权力集中，北京又是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中心。除非许多功能移出去，否则将北京中心城区人口控制在850万无异于痴人说梦。实际上，2000～2010年，北京的总人口就增长了40%左右。罔顾基本经济规律的规划必然会被经济现实的浪潮击得粉碎。
为了解与空气污染相关的因素，我们针对全球人口超过200万的城市，分析了空气污染指数与所在国人口、所在国面积、所在国富裕程度（人均GDP）、城市人口、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关系。在图6-1中，左框显示所在国的人口密度越大，空气污染越严重；右框显示所在国越富裕，空气污染却越轻。但是左框内的相关性要小于右框内的相关性。如果这种关系可以反映空气质量与所在国人口和人均GDP的关系，那么全国人口少一半所对应的空气质量的改善只相当于人均GDP增长9.1%。
人们为什么要源源不断地涌到北京来呢？很多人会说这是因为北京集中了全国很多的社会资源。这种说法是对的，但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因为社会资源的集中与人口的集聚互为因果。一方面，社会资源吸引人口；另一方面，人口聚集带来效率提高，创造更多的社会资源。这两方面的力量相互作用，形成正反馈，导致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具体来说，很多人喜欢来北京是因为这里工作机会多，生活相对丰富，因此拥堵等负面因素可以说是为了得到工作和生活上的好处所付出的代价。但是，人们通常会把得到的成果当成理所当然，但对付出的代价却耿耿于怀。在这种愤懑之中，中国人口太多成为最合适的借口。
将数据集中所有1099个城市按空气污染程度排序，中国大陆的31个城市中，排在最前和最后的分别是第35位的兰州和第192位的南宁，而北京则排在第47位。如果将每个国家的各个城市取平均作为该国的污染指数，在总共91个国家中，中国的污染指数排第15位。但这个数据集的代表性不是很好，其包含的1099个城市中很大部分是发达国家的小城市，比如美国和加拿大的城市就占了461个，其中很多是人口只有几万的空气质量优良的城市；而发展中国家许多空气非常污浊的城市，如亚的斯亚贝巴、内罗毕、河内、胡志明市等（Tiwari，2012；Odhiambo等，2010；Haq，2012）却不在数据集中。
目前，北京建成区的人口规模不到2000万，作为城市聚集体，在全球仅排在第11位，北京的拥挤度（建成区人口密度）在全球人口200万以上的城市聚集体中更属中等偏下水平，但是按《金融时报》2009年的排名，北京却是全球交通拥堵最严重的城市。尽管这个排名未必科学，但北京交通严重拥堵的现象却不可否认。这是不是因为北京的汽车太多了呢？表6-3列出了世界一些主要城市的汽车保有量。由于汽车保有量数据往往与行政区划挂钩，表格只能列出相应统计范围内的面积和人口，无法与Demographia的区域对应。在可能的情况下，对同一城市，表格还给出了不同层级范围下的数据，比如洛杉矶的数据就有三级。虽然不同城市的数据不具有很好的可比性，但表6-3说明与国际上其他城市相比，北京的汽车保有量无论如何都不算太多。
伦敦和洛杉矶的例子表明，空气质量改善和人口增长完全可以同时发生，提升环境并不需要减少人口。为了进一步了解与空气污染相关的宏观因素，我们下面分析世界卫生组织（2011）收集的全球各地的空气污染指数。由于不同国家数据采集的指标不同，该数据集仅使用可比的PM10来表示代表空气污染指数，所以不一定能很好反映中国城市现在面临的高浓度的PM2.5的污染现象。而且数据采集时间都是在2011年以前，而中国城市空气显著恶化是最近一两年发生的，所以该数据未必能反映当前中国城市空气污染的严重性。
表6-3 世界一些主要城市的汽车保有量
又比如，美国洛杉矶1943～1980年也经历过严重的雾霾天气，最突出的是1955年9月的光化学烟雾污染事件。但在政府、商界和民众的共同努力下，特别是1970年美国《空气清洁法案》通过并实施后，洛杉矶的空气污染得到治理，空气质量逐步改善。根据环保部门的统计，洛杉矶一级污染的天数从1977年的121天降到1989年的54天；到1999年，这种污染天气完全消失。1950～2000年，洛杉矶都市区的人口从425万人增长到1466万人，增长245%，燃油消耗更是增长了数倍；但同期洛杉矶的空气质量却得到大幅改善。
资料来源：英国《电讯报》1952年12月6日，伦敦；新华网，2013年1月29日，北京。
续表
雾霾：1952年的伦敦和2013年的北京
既然如此，北京的交通拥堵为何如此严重？从正面来看，这是因为北京并未像发达国家城市那样无节制地向郊区扩张而导致内城的空心化。从负面来看，北京的拥堵与城市布局有一定的关系。下图是根据谷歌地图截取的北京四环以内和纽约曼哈顿及邻近地区的相同比例尺下的卫星地图。明显的差异是纽约的街道密度要远大于北京。实际上，纽约市范围内的面积中道路占25%（纽约市政府交通局，2012），而北京建成区面积中道路仅占7%（北京统计年鉴，2012）。北京虽然道路宽阔，但没有高架桥，而且道路之间的间隔很远。这种低密度的道路布局不仅出现在老城区，也普遍出现在新建城区。
比如，伦敦曾被称为“雾都”，1952年持续五天的大雾霾导致12000人非正常死亡（Bell等，2004）。此后，英国痛定思痛，通过一系列法案，加大措施治理空气污染，虽然伦敦都会区的人口比1952年增加了15%，但现在伦敦的空气质量在全球143个人口200万以上的城市中居第38位（世界卫生组织，2011），其空气污染指数不到中国省会城市中空气质量最好的南宁的一半。
1980～2012年，中国年能耗增长逾400%。而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确认，计划生育只少生了一两亿人，相对幅度不到15%。若为经济发展可接受能源消耗增长400%以及所带来的环境压力，那降低15%的人口有何实质意义？如果用同等力度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并降低能源消耗对环境的影响，那缓解环境问题的效果又岂是降低15%人口所能比拟的？生育政策对人口状态的影响非常缓慢，其对人口规模产生可感受的影响至少需要几十年。而在这期间，如果对问题认识到位、措施得当，完全可能让环境质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相同比例尺下北京与纽约市区道路密度比较
我们相信上述这些问题无法得到有意义的回答，因为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环保政策远比人口政策对环境的影响更重要。比如，上班族自己开车所形成的能源消耗、空间占用及环境影响，是使用公共交通的几倍到几十倍（Vivier，1999）。而在可预见的将来，人口政策差异对人口总量乃至环境的影响只有百分之几或几十，相比交通方式差异完全低一个数量级。
不管过去布局如何，北京未来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的方向是正确的。2013年北京的地铁通车里程已经达到442千米，超过上海、首尔和伦敦，跃居世界第一位。很多人会说，北京的地铁里程已经是世界第一了，但依然这么拥挤，说明人太多了。但这个逻辑其实是站不住脚的，世界第一本身并不是一个“瓶颈”，而且北京城区的地铁密度也不高。按规划，到2020年，北京的地铁里程有望增加一倍以上，达到1050公里。
这种想法听起来似乎有道理，但经不起深入分析：既然认为人口太多，那么需要把人口降到何种程度才可与环境相适应呢？根据什么环境指标来确定适应性？这些标准是怎么选定的？对产生环境污染的机理有何假设？这些假设的可靠性如何？减少人口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环境指标，或是会因为降低投入而起反作用？理论的基础、实证的研究在哪里？
无论是在堵塞的街道上还是拥挤的地铁中，人们自然会去抱怨人太多，因而倾向于认同人口控制的思想。比如，春节期间，由于大量外地人回乡过年，北京的地铁突然变得宽松了，很多人就觉得北京平时要是就少掉这么多人就好了。但这背后的假设是，如果平时真的少了那么多人，地铁依然会有这么多线路和这么密的车次。这种判断是典型的用微观视角来看待宏观问题所产生的错觉，也就是在假设外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来看人口减少的影响。但是，如果平时真的少了那么多人，北京的经济总量就不会有这么大，建设地铁的需求和财力也没有这么强，北京也许根本就没有这么多地铁线路和这么密的车次。如果要看北京平时少掉一半人口到底有何影响，那不应该去设想在现有条件下，北京人口少一半会如何，而是去看现在的人口只有北京一半的城市的状态如何。比如广州建成区的人口大约是北京的一半，但广州的地铁线路里程目前也仅是北京的一半左右。
如果人类完全消失，或者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到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水平，我们现在面临的大部分人为环境问题如雾霾现象就会消失吗？其实，由环保人士在1991建立的所谓“自愿人类灭绝运动”（http：//vhemt.org/）就宣扬，为了避免对环境的破坏，人们应该自愿绝育，直至人类最后完全灭绝。尽管这个组织只是提倡人们自愿绝育，而不像中国这样强制性限制生育，但他们的理念显然不会为绝大部分人所接受。我们相信，大部分觉得减少人口有益于环境的人，也只是希望人口规模减少到某种理想程度，既能提高人类生存环境，但又不至于让经济社会受到伤害。
一方面，减少人口对减缓地铁拥挤的效应立竿见影，人口一少，地铁马上就宽松了；但另一方面，减少人口也会降低地铁建设的需求和财力，并最终降低地铁服务的规模，但这个作用过程非常漫长，其效应间接而抽象。也就是说，减少人口的好处是短期和微观的，容易为人们所感受，而减少人口的坏处却是长期和宏观的，难以被人们体会，尽管其作用可能更加深远。
毫无疑问，人类活动是雾霾天气的主要成因。倘若没有高度的工业化和巨大的人口规模，也就没有严重的雾霾天气。基于这种判断，很多人会认为用限制生育的手段来减少人口有利于解决空气污染问题和保护自然环境。许多民众反对全面放开生育的原因，也是出于直觉上对环境问题的担忧。实际上，环保人士中不少是人口控制论的支持者。比如1968年出版的《人口炸弹》一书曾掀起人口过剩思潮，而该书作者埃利希就是一名生态学家。那么限制生育是否真能改善雾霾天气，甚至缓解更广义的环境问题呢？
不断攀升的房价让许多人望房兴叹，对无数在北京奋斗的年轻人来说更是心头之痛。难道这还不是因为人多吗？我们以全国的数据来分析这点。与30年前比，中国的人口增长了约30%，但人均住宅面积却大了好几倍。表6-4是中国城市和农村、俄罗斯、阿根廷的人均住房面积数据。即使按0.72的系数将建筑面积折算成使用面积，中国城市的人均住宅面积也高于俄罗斯和阿根廷，而且增长速度更是远高于它们。因此，无论是与过去比，还是与地广人稀的俄罗斯和阿根廷相比，中国现在的人均住房面积并不低，而且增长迅速。其实，房价居高不下本质上是发展模式、分配机制和金融政策的问题，与人口规模的关联性并不大。日本在1990年经济泡沫化以后，人口并没有急剧变化，但房价下降了2/3以上。美国人口一直在稳步增长，但2007年次贷危机之后，房价也大幅下跌了。北京的房价之高让普通人难以承受，但莫斯科的房价也不低，在2009年一度居全球第二。没有人会认为莫斯科房价高是因为俄罗斯人口太多。因此，北京、上海房价太高也与中国人口规模没有太直接的关联。
表6-2也说明，日本国土在汽车保有量、煤炭消耗量、钢铁产量承载密度上都远高于中国，但日本的空气质量却非常好，与美国和欧盟无异。不仅日本如此，德国国土在汽车保有量、煤炭消耗量、钢铁产量承载密度上也都高于中国，而德国的空气与欧盟其他国家、美国也没有差异。除了可能的地理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导致中国的雾霾现象远胜日本和德国，那就是环保标准过低以及执行不力。比如，中国的人口密度与欧盟相当，高于美国，但在油品质量上，除北京、上海等，中国大部分地区采用的是比美国标准还低的国Ⅲ标准，这意味着油品的硫含量是欧洲的15倍、美国的5倍。空气污染越来越成为一个全局性而非局部性的问题，很多大城市以为把污染企业迁出城区就万事大吉，却没考虑到企业迁出后可能因为监管放松反而成为更大的污染源。
表6-4 人均住宅面积的比较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的人口分布非常不均衡，大部分人口都集中在中东部，所以上述土地承载密度并不能准确反映真实状况。但实际上，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分布都是非常不均衡的。比如美国一半以上的人口就居住在离海岸线不到50英里的地区（美国海洋与大气管理局，2008），分布比中国更不均衡；在欧盟内部，北欧和西班牙的人口密度很低，而德国、英国、荷兰、比利时等核心国家的人口密度就很高；日本本来就相对狭小的国土中仅有18%适宜于人类居住。
至于入托难和上学难则是因为几十年下来，北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是在低生育率的条件下进行的。北京市总人口超过2000万，而且年轻人比例高，如果生育率达到替代水平的话，每年应该出生至少30万个孩子，但在2011年仅出生了12.5万个孩子。相比之下，纽约市总共820万人，不到北京市的一半，但在2009年就出生了12万个孩子。因此，北京的入托难和上学难绝不是因为孩子太多，而是因为长期低生育让北京与孩子相关的设施与其他国家城市相比严重不足。由于学龄人数减少，北京也曾大量裁并小学，小学数量从2000年的近2000所降至2008年的1202所。只是近年来外地人口大量迁入导致小学生人数回升，北京在2010停止裁并学校（中国新闻网，2012）。
表6-2 每百平方千米的汽车保有量、煤炭消耗量、钢铁产量、水泥产量
总之，有关北京各种问题的很多观点都存在误区，但是在把人口看成负担的一面倒的偏执的观念下，这些问题几乎都被归咎于人口过多，从而掩盖了真正的症结，这不利于问题的有效解决。与其他城市相比，北京在人口观念上似乎更加极端。我公司中曾有人在北京市海外学人中心询问过在北京落户的事宜，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说以前政策宽松时每月都要办理几十个海外回国落户的，那样下去北京根本承受不了。其实，几十人只是过去10年北京每月正常流入人口的千分之一，这种所谓承受不了的说法反映的是一种把人当成洪水猛兽的观念。原则上来说，任何基于外力的控制行为不仅会损害经济效率，也会激化社会矛盾，成为政治和安全上的不稳定因素。
其次，表6-2列出了中国在2002年和2012年以及美国、欧盟、日本在2010年的每百平方公里的汽车保有量、煤炭消耗量、钢铁产量、水泥产量等数据。比起表6-1人均指标所反映的工业化程度，该表可更直接地反映土地对环境的承载密度，或者说工业化对环境产生的压力。在每一项指标上，中国现在比起10年前都有大幅增长。中国在汽车保有量的承载密度上低于美国、欧洲、日本；在煤炭消耗、钢铁产量的承载密度上高于美国和欧盟，但低于日本；在水泥产量的承载密度上高于美国、欧盟、日本。中国的人口密度与欧盟相近，低于美国但高于日本。所以即便在相同的工业化水平下，美国的环境承载密度要更低，而日本要更高。
实际上，正是由于大量外来人口涌入才给北京带来了活力，也让本地早期居民整体来说在工作和生活上水涨船高，更上一层楼。北京的生育率仅有0.7左右，如果没有外来人口，每消失一代人，北京的人口将减少2/3，两代人以后就只剩下原来的1/10左右，整个城市将彻底瘫痪和衰亡。当然，由于外地人会源源不断地涌入，北京生育率再低也没有问题，但是整个中国极低的生育率在未来将导致雪崩式的人口塌陷，这种塌陷所产生的巨大窟窿谁能够填补得了？
北京未来的规划有三种可能。一是适应经济的自然发展，以数千万的人口规模预测值为基础，将河北邻近地区和天津纳入规划，让北京最终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都市圈。这么做需要开阔的视野、创新的思维和高效的执行力。虽然面临巨大的挑战，但也可能走出一条合适的道路，引领世界未来超大城市的发展方向。二是将大量的城市功能从北京剥离，比如将大部分中央部委和国企总部迁出北京，在财力上对接收城市进行倾斜。这样可能会促进其他城市的发展，缓解北京现有基础设施的压力，对北京环境的改善也会起到一定作用。如果真如《京津冀发展报告（2013）——承载力测度与对策》所说，北京只能够承载现有人口规模的40%，那只能说明北京就不应该作为首都，投入北京的大量财力就应该投到其他地区。三是继续现有的思路，以违反经济规律的、不切实际的人口控制目标为基础来规划北京的建设，一方面享受人口聚集所带来的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又要把把种种问题归咎于人口太多，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永远滞后于现实需要。可以说《京津冀发展报告（2013）——承载力测度与对策》报告反映的就是这种思路。人是一切问题的解决者，任何把人本身当成问题的所谓研究与其说是解决问题，不如说是在为制定更不公平的、违反经济规律的政策去寻找借口。我们认为，把经费花在研究该如何解决实际问题上比浪费在这种没有任何意义的所谓“承载力”的研究上更有意义。
表6-1 每百人的汽车保有量、煤炭消耗量、钢铁产量、水泥产量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北京的问题并非全国的问题，北京人口聚集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实际上是效率提升的代价，与全国人口总量关系甚小。纽约曼哈顿的人口密度要大于北京人口密度最大的西城区，但没有人会因为曼哈顿拥挤就想到去减少美国的人口。而且，如前文所叙所说，降低全国人口对缓解北京等大城市的困境几乎毫无助益。
首先，表6-1列出了中国在2002年和2012年以及美国、欧盟、日本在2010年的每百人的汽车保有量、煤炭消耗量、钢铁产量、水泥产量等数据。该表显示，中国在2012年的所有指标都远高于2002年的水平。横向比较上，中国的人均汽车保有量依然远低于美国、欧盟、日本，但人均水泥产量则远高于这些地区；中国的人均煤炭消耗量低于美国，却高于欧盟和日本；中国的人均钢铁产量低于日本，却高于美国和欧盟。这些数据说明，就相关的工业生产来说，即使在人均意义上，中国在整体上已超过发达国家。中国严重的空气污染与这种高度的工业化程度不无关系。
人口、经济和环境，被引用最多的研究环境和经济发展关系的文章，是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ege1995年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的一篇权威性的论文。文章分析了几十个国家的14项环境指标的历年来的变化。这14项环境指标分别是二氧化硫、香烟、重粒子、溶解氧、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硝酸盐、粪便大肠菌群、总体大肠菌群、铅、镉、砷、汞、镍。[1]他们得出结论，工业化初期，环境会随着经济发展而恶化，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环境就会逐步好转。几乎所有环境指标，都在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大约10000美元时会开始好转。
雾霾天气的出现，是空气中悬浮颗粒物和气象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通常认为，悬浮颗粒物主要来自汽车排放、燃煤、工业污染和建筑扬尘等。除去气象条件外，导致大量悬浮颗粒物在空中堆积的因素可归为三类：一是程度越来越高的工业化；二是庞大的人口规模；三是环保标准过低或执行不力。考虑到数据的可比性，我们以汽车保有量、煤炭消耗量、钢铁产量、水泥产量来大致反映汽车排放、燃煤、工业污染和建筑扬尘等悬浮颗粒物的量化指标，并根据这些指标就中国当前的情形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
所有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都经历了污染、发展和治理的过程。当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时，人们开始注重生活的品质，不再一味追求物质的数量，而是开始注重空气、水和环境的质量。现在中国沿海的富裕地区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平，所以开始投入资金改善环境。居民已经开始不愿意容忍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很多江浙的工业园区已经开始对企业实行非常严格的零污染制度。可以预见，在今后10年内，中国的中部地区也会像现在的沿海地区一样，注重环境改善方面的建设和投资。只有人口稀少而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会比较适合发展一些高能耗的产业。
2013年12月份以来，中国中东部地区持续出现大范围雾霾天气；12月6日，上海空气污染指数AQI接近400，属于六级重污染。在此之前，类似天气几乎成为华北地区的常态，而东北也曾在2013年10月21日至23日期间遭遇严重雾霾侵袭；哈尔滨的空气污染指数一度达到500的峰值。这些现象说明严重的雾霾天气已越来越常态化，成了全国性的环境灾害。新华社记者在2013年11月1日从中国气象局获悉，2013年全国平均雾霾天数为52年来最多。中国空气质量的恶化，可能已达到一个质变的水平。
环境治理最终是个经济问题。造污水处理厂、投资清洁能源最终靠的是财力。我们到发达国家去旅游，哪一个不是山清水秀？就连人口稠密的日本、韩国，如果稍稍远离大城市，也是蓝天白云、青山绿水。这是因为这些富裕国家，有意愿和财力去解决环境问题。如今，在中国沿海的富裕地区，也可以感受到环境正在逐步改善。当然中国现在人均GDP只有4000美元，才刚刚开始有能力和意愿去解决环境问题，所以污染还很严重，今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对环境治理的投入加大，环境问题会得到逐步解决。减少人口，尤其是减少年轻人口对于改善环境没有好处，相反，如果年轻人口减少过快，老龄化加剧，养老负担过重，经济停滞，政府财政恶化，反而会影响对环境方面的投入，拖累中国环境的治理和改善。
雾霾天气与人口控制
[1] Gene M.Grossman and Alan B.Krueger，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The Quarterly，Journal of Economic，Vol.110，Issue 2（May，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