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自然资源贡献比例下降并不表示其重要性在下降，就像经济越发达，食品开支占收入比例就越少一样，可是一旦没有食品，生存都是不可能的。特别是，由于国界的存在，国家安全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而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有利条件。然而，维持基础的稳固和国家安全最重要的是发展经济、深厚国力、强化国防，减少人口的后果则适得其反。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是原材料的出口大国。现在，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下降了将近3个百分点，但却是最大的原材料进口国。2010年第一季度，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进口沙特阿拉伯石油最多的国家；2011年，中国进口的铁矿石占全球进口量的61.5%。这个变化让很多中国人觉得高处不胜寒。但实际上，人口少的工业小国向人口多的工业大国出卖自然资源是经济合理性的体现。这些变化的背后是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本质上是中国的技术进步，使得人口的规模和集聚效应所带来的经济效率的增加平衡甚至超越了进口自然资源的价值。比如，中国以前是原木出口大国，但现在却几乎是纯进口国，在2010年中国原木进口量是出口量的1209倍。即便如此，因为中国是林业制成品的出口大国，中国的林业对外贸易却是平衡的。这是典型的人力资源可以置换自然资源的例子。
在资源供求达到均衡后，除非垄断，资源丰富地区相对落后并非特例。比如，江西、山西等资源大省都相对贫穷，系统性的分析更在全国范围内证实了这点；美国电力42%来自煤炭，西弗吉尼亚州产煤量居全国第二，但人均GDP却居倒数第二。这种现象被称为“资源诅咒”，原因是对资源行业的投入可能会对其他产业形成挤压，而资源占经济比例的下降趋势、其价格的内在波动性和最终会枯竭的命运，都让资源型经济先天不足。石油输出国相对富裕，部分归功于石油输出国组织在维护其成员国的经济利益上的作用。石油价格被稳定在高于自由竞争下的均衡水平，但却又不足以让替代能源变得有利可图。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因新兴经济体的成长受益匪浅，但目前矿业对两国经济的贡献率依然分别只有8.4%和4.5%。两国在安全与经济上与整个西方世界高度整合并据此享受在自然资源上的某种垄断利益。
即便在自然资源丰富的美国，真正体现国力的是其科技水平、政治影响力、军事力量和文化软实力，这背后依然是美国人口稠密地区的公司、大学等机构和基础设施。实际上，美国的一半以上人口居住在离海岸线不到50英里的地区，而这些地区正是美国的精华所在。俄罗斯的面积大于中国，人均资源远多于中国，俄罗斯在25～64岁人口中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占54%，为全球最高。然而，除了在军事工业上还拥有些优势外，俄罗斯的对外经济几乎就是出卖资源，没有多少具备竞争力的行业。
资源丰富也许可以短期致富，但却无法长期强国。以出卖自然资源度日的国家和地区就像依赖遗产生活的年轻人，长此以往将丧失上进的动力和竞争的能力。仅靠自然资源致富的地方如不转型迟早会衰败。中国如果能维持足够的人口，就能以人口的规模和聚集效应所带来的经济效率上的优势来换取他国的自然资源，让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在经济分工中永远依赖中国，而无法实现真正的工业化。这种互相卡位的结果最终有益于中国。
自然资源贡献比例之低与日常生活经验是相符的。试想服装、电脑、手机、汽车中的棉纤、金属、塑料值多少钱？住房中的石材、铁矿石值多少钱？听音乐、看病、旅游、接受培训的花费中有多少与自然资源相关？这些比例其实非常低。在各种物品和服务的最终价格中，自然资源的价值远低于广义的交易成本，也即在零售、物流、广告乃至融资环节的价值。相反，人所创造价值的比例却越来越大。正因为人口聚集带来的广义交易成本的节省可能大于自然资源的价值，在一国内部，发达地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人口聚居中心，而非自然资源丰富地区，这是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同样，如果打破国界屏障，世界经济真正全球化地自然发展，那么发达的地方也会是人口的集中地，其自然资源人均占有量自然会低于世界其他地区。
总而言之，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所创造的价值相对于自然资源的贡献越来越大，靠减少人口来降低所谓的资源压力完全就是本末倒置，既削弱了自己的军事潜力、政治影响力，又降低自己的经济优势，让一个有望靠人的才智来创造高附加值的经济体向一个出卖初级资源的低端经济体的方向退化。
近年来新兴经济体的扩张基本在原有技术条件下进行，这成倍放大了原材料需求量，因而在中短期内会推高矿业在世界GDP中的比例。但当中国、印度等国的发展速度与其他地区持平并达到相对均衡状态之后，世界经济会更加多元化，这个比例有望下降。图5-3还显示，在整体下降的趋势中，自然资源贡献比例的波动几乎都与石油危机有关，但石油价格波动主要归因于地缘政治变化和经济周期而非供求关系。
粮食安全与人口控制
自然资源价值占经济比例总体下降的原因是经济体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和多元化的趋势。若某种资源变得稀缺，经济体未及时调整，短期内其价格和占经济的比例也许会升高。但若价格长期走高，即便没有替代品，生产和生活方式也会改变，该资源在经济中的比例会减少，甚至趋于消失。某种资源一旦稀缺到无法普遍使用就不再是资源了。因此，经济体的自我调整会挤出那些逐渐变得稀缺的资源。另外，经济多元化源自社会复杂程度的增加，其推动力是人口聚集和技术进步。
据新华社报道，中央农村工作会议2013年12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指出，我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要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一个国家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才能掌控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局。[1]
注：矿业=非石油矿业+石油开采业。因为数据缺乏，1960年前的石油开采业假设为0。
我们认为，中国必须重视粮食安全，因为粮食供应不只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更是国家安全问题。安全与经济属于两个不同层面的议题，但没有国家安全作为基础，经济繁荣随时可能成为泡影。中国也许可以适当进口粮食，但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中国必须保持国内粮食的自主生产能力，而不能指望国际市场来保障本国的粮食供应。
图5-3 自然资源占人类享用财富的比例（1947～2007年）
首先，粮食是维系人类生命的首要商品，它的价格弹性非常小（需求刚性大）。换言之，一方面，如果供过于求，粮食价格会大幅下降，因为粮食价格再便宜，人们对粮食的消费也不会增加多少。另一方面，如果供不应求，粮食价格则会飞涨，因为价格再高，人们也要吃饭。所以粮食价格对市场供需平衡特别敏感。一场大范围的自然灾害哪怕只影响全球粮食供应量几个百分点，粮食价格都可能飞涨数倍。一旦出现世界范围的恐慌，市场机制就可能完全失效。这点在金融危机前的那场短暂但恐怖的全球“粮荒”中表现非常突出。仅仅在2008年3月30日的一天之内，大米的期货价格上涨了30%。几个主要粮食出口国突然停止出口。如果不是后来的金融危机降低了世界性的需求预期，世界粮食市场一夜之间完全崩溃并非天方夜谭。
其次，决定某种商品市场价格走向的因素不仅包括显性的实际供给，也包括隐性的可替代供给。如果把生产出来的粮食看成是显性的实际供给，那么可以生产出来、但实际并没有生产的粮食则是隐性的可替代供给。这种隐性的可替代供给作为可实现的供应量，是抑制未来粮食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只要中国拥有粮食的自主生产能力，即便这种能力未被使用，也可使大幅推高粮食价格的企图废功于无形。简单地说，在博弈论中，一方的博弈力道取决于其拥有的潜在的可运用能力，而非其实际运用的能力。如果依赖国际市场来保证粮食供应，那实际上是废弃自己手中的筹码，将未来市场的主导权拱手送人。而且，与一般商品的可转换性不一样的是，粮食自主生产能力一旦失去在很长时间内是不可逆转的。
很多人认为，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自然资源只会越来越紧缺，越来越昂贵。但从资源整体价值来看，事实正好相反。图5-3显示了自1947年以来，农业、非石油矿业、石油开采业的增加值占世界GDP的比例。因为矿业增加值包含了开采许可费，所以资源的稀缺性已经在价值中得到了体现。从消费的角度来看，GDP可解释为单位时间内人类享用财富的价值，因此这可理解为自然资源对人类财富贡献比例总体上随时间在下降。换言之，相对整个经济来说，自然资源并没有越来越昂贵。用资源的整体价值来衡量资源的昂贵程度比用单项资源的静态价格来衡量更合理，这是因为随着技术条件与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各种资源的相对价格在不断变化。比如页岩气开采技术的进步使得原先价值不大的页岩气资源变得有价值了，同时常规的天然气价格则大幅下降。
最后，粮食需求的刚性特征，导致其垄断利润极其丰厚。比如，在粮食短缺时，如果垄断者销毁部分粮食，那么虽然它能卖出的粮食要更少，但因为粮食短缺致使粮价暴涨所带来的额外利润可能会远超过被销毁的那些粮食所造成的损失。对粮食市场的最终垄断在商业上对巨型跨国粮商有着致命的诱惑力。但是，这些跨国粮商要实现支配性的垄断地位需要非常长期的谋划、巨大的财力和所在国政府在政治和外交上强有力的支持。虽然西方大国一直在全球推行贸易自由化，但它们对本国农业的巨额补贴却节节升高。这些国家在农业上的这些长期策略是卓有成效的。到现在，第三世界的农业生产已经越来越边缘化，75%～90%的世界粮食市场被西方的四大巨型跨国粮商所控制[2]，这种现象值得警惕。
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既然我们如此重视粮食安全，为什么却一再呼吁全面放开乃至鼓励生育呢？实际上，这两者没有丝毫矛盾。粮食供需是一个涉及耕地、技术、储备、市场等各方面的非常复杂的动态平衡问题，根本不能归结于划定人均耕地面积底线这样一个简单的算术题。有人认为继续限制生育、控制人口有利于保持中国的粮食自主生产能力，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
总而言之，解决碳排放问题，绝对不能靠减少年轻人口，而要靠发展清洁能源。随着清洁能源技术的不断完善和生产规模的扩大，清洁能源的成本也会越来越低，而中国有望凭借其高素质的研发人才和巨大的本土市场，为解决这个全球性的问题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人口现在占世界的19.1%，但耕地面积仅占世界的7%，很多人由此觉得中国地多人少，因此需要控制人口。但实际上，由于耕地分布并不均匀，少数耕地富有国会拉高世界平均值，使世界人均耕地这个指标失去代表性意义，导致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均耕地都要少于世界平均。根据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的数据，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中，人均占有量少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就有167个，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总人口占世界的69.2%。
最近几年，中国在非洲大量开发能源项目。非洲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缺乏基础设施和科技人才。中国的能源需求对于世界上这块最贫困的地方，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通过能源贸易，中国可以帮助这些国家建设基础设施，这些国家也可通过资源贸易获得资金，去提升本国教育和民生水平。
而且，不同地区粮食的生产条件是不同的。比如，印度旁遮普邦用不到印度3%的耕地生产了印度19.5%的小麦、10.3%的棉花、11%的水稻。中国地处温带和亚热带，土地相对肥沃，粮食生产条件较好。按《中国农业资源综合生产能力和人口承载力》研究，中国远期粮食产量在7亿吨以上，而《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和人口承载量》的估算超过了8亿吨。即便7亿吨的保守估计也比2012年6.02亿吨的粮食产量高出16%，远超未来人口增长的最高估计幅度。即使现在就全面放开生育，并幸运地把中国未来生育率维持在2.0以上，中国未来的人口峰值也不可能超过14.5亿，与现在相比增加了不到7.1%。
有人会问如果能源大量依赖进口会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吗？如果先用别人的天然气，把自己的煤、石油留着，万一发生战争，不是更加安全吗？美国自己有足够的石油，却未勘探开发，而是选择大量地进口石油。所以在清洁能源规模开发之前，靠进口解决能源缺口、减少碳污染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没有必要担忧中国今后十几年内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进口国。因为长远来说，发展清洁能源必然是世界的主流。
其实，推动粮食生产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需求，在世界各地，随着人口的增长，粮食生产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如图5-4所示，在过去50年内，不同国家的耕地亩产量总体上都在上升，而中国的亩产量到目前也只有发达国家的85%左右。但或许因为需求的压力趋缓，中国在农业技术推广上的投资强度仅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在发达国家占70%～80%，但在中国仅占45%（张利庠、纪海燕，2007），这也印证了中国在粮食单产上还存在一定的增长空间。
在大力开发清洁能源的同时，中国也应该依靠全球市场来尽量减少自己的碳污染。每个国家都拥有不同的资源优势。比如俄罗斯就拥有丰富的相对清洁的天然气资源，中国就可以进口天然气而不用自己的煤矿。在全球化的今天，充分利用全球的资源是保护环境的重要手段之一。
·能源进口
有人会说我们可能等不及使用清洁能源了，因为石油再过若干年就会用完。这种情况当然不会发生，因为如果石油越来越稀缺，或者人们对碳污染的潜在危害越来越注重，那么石油的价格就会越来越高，到时其他替代的能源就会被加速开发和使用，石油的使用就会加速减少。退一万步讲，如果石油当时没有被发现，现在的地球就不转了吗？当然不会，人们可能不用汽车，而使用大量的轨道交通，城市比现在更加紧凑，乡村更加人口稀少。利用清洁能源的电车和电动汽车就会被大量使用。
图5-4 不同国家耕地亩产量（1961～2006年）
再过二三十年，正是清洁能源发展的黄金时期，这时中国高素质的年轻人口正好可以成为引领这个产业革命的生力军。相反如果那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创新乏力，那么就会像现在的日本，中国目前在清洁能源方面的领先地位会被印度这样的新兴国家所取代。
中国现有耕地18亿亩，从1999年到2011年，累计退耕还林达4.34亿亩，这当然体现了对环境的重视，但也说明没有耕地不足的危机。由于农村居民外出工作收入增加，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不断攀高，让不少耕地处于抛荒或耕种不足的状态。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2011年表示，中国盐碱地中还有2亿亩有农业利用潜力[3]，通过治理可以达到中等农田的生产水平。中国因矿产开发等人为破坏废弃的土地约达2亿亩[4]，70%是耕地和其他农用地，其中不少可以复垦。按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分类，农用地包括耕地、园地、草地。中国的农用地面积全球第一，是巴西、俄罗斯的2倍，印度的3倍。人均农用地面积远高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东南亚国家。中国的草地面积是耕地面积的4倍，而世界平均只有1.5倍（《中国科学报》，2012）。丰富的草地让中国拥有良好的基础发展草地农业、提升饮食水平、保障食品安全。
那么城市化是否会占用大量土地？实际上，城市的占地面积比一般人想象得要少。根据2012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约300个地级和地级以上城市的建成区面积总和为3万多平方公里，仅占国土面积的千分之三，相当于耕地面积的2.4%；即使把现有的城市面积扩大一倍，其对耕地总量的影响也很有限，何况受影响的土地很多并非是耕地。而且，由于人口集中，城市的土地使用效率要高于农村。中国目前的城市人均建设用地只有农村的1/4；城市化在理论上可以节省土地，只是当前的城市化并不充分，没有将农村人口从土地上完全转移出来。
表5-2 2013年全球前十强光伏组件供应商排名
总而言之，中国的耕地和潜在的粮食生产能力足以应对全面放开乃至生育之后的人口变化。虽然耕地够用，但减少人口难道不能提高粮食的安全冗余吗？这种观点也不对。粮食安全危机来自供应而非需求的改变，即使在超高生育率下，人口自然增长一年最多百分之几。若供应不变，需求多百分之几不会饿死人，所以饥荒一定是由供应突然减少所致。人口众多，粮食正常供应量也大，更容易应对供应波动，也就更不容易发生饥荒。历史上的大饥荒都与信息不畅、交通不便或管理不当有关。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通信和交通的改善，世界上发生饥荒的大都是偏远、人口稀少或者相对封闭的地区。中国地域辽阔、气候多样，更有条件保证粮食供应的稳定。
中国企业已经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世界领先的地位，例如太阳能领域，全球前十大太阳能组件供应商中，有七家企业的总部或大型制造运营中心位于中国（见表5-2）。而传统工业强国日本却缺乏新的创业型企业，还是靠几家老企业，技术的优势正在被赶超。一般来说，在一个新行业，新企业比成熟的大企业更具竞争力。日本为什么没能冒出一批年轻的企业家，这与日本人口和社会的老化直接相关，欧洲也有同样的问题。而真正能与中国竞争的是：具备大量高素质年轻人才和创业文化的美国公司。
中国一贯重视粮食安全，粮食自给率始终稳定在90%上下，谷物在95%以上（见图5-5），粮食储备是年消费量的30%以上，是世界平均的2倍，远高于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建议的18%的安全线（虞国平，2009）。中国每年酿酒消耗0.2亿吨粮食，粮食储存每年可避免的浪费也有0.2亿吨。两项合计0.4亿吨可养活1亿人，说明中国粮食供应有较大的安全冗余。即使鼓励生育，按最乐观的估算，人口峰值也不会比目前多出1亿人。
表5-1 2010年全球融资最大的10家新能源上市公司
图5-5 东亚三国卡路里摄取量及粮食自给率
根据安永会计事务所的研究报告，2010年，全球资本市场有93家新能源公司上市，其中有63家是中国企业。在全球融资额最大的10家企业中有7家是中国企业，而且这些公司都是成立不久的创业型公司（见表5-1）。
尽管人口众多未必增加饥荒的风险，却可能拉低人均粮食拥有量而导致长期营养不足，这也是宋健等人当年倡导一胎化的主要理由之一。但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总体上在稳步增长，现在的营养摄入量基本上是足够的。根据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的数据，除了动物蛋白略低外，中国其他营养指标都相当于或高于日本和韩国（见图5-5）。而根据卫生部的《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报告》，城市居民的禽肉和油脂消费过多，营养过剩引发的慢性病如肥胖、脂肪肝、糖尿病等发病率都在快速增长。
在清洁能源领域，中国企业在和欧洲、美国、日本企业的竞争中逐步取得优势。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风能装机容量，也是世界上太阳能电板的最大生产国，占据了全球60%的市场份额。更重要的是，一大批拥有自主产权的中国企业正在这个新兴的行业中迅速成长起来。以前在这个领域，有一些老牌的日本和欧洲企业控制着核心技术，但是这几年，年轻的中国企业却已经在多个领域迎头赶上，甚至走到了技术的最前沿。这得益于中国良好的创业环境、众多野心勃勃的年轻科学家和企业家，也同时得益于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不仅是工人的成本，还有相对低廉的研发人员的成本。
中国的粮食生产自主能力确实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不是因为耕地不够，更不是因为人口太多。这种挑战在当前体现为不合理发展方式威胁农业可持续性生产能力，比如水利设施失修、地下水开采过度、化肥使用过量、污染物进入农业用地等各种问题日趋严重。鉴于此，我们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注重永续发展、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循环农业的思路正当其时。
再过二三十年，全球清洁能源技术将加速进步，并被广泛推广使用。但是如果那时中国像现在的日本一样人口严重老龄化、年轻人口减少、政府财政恶化，那么中国发展清洁能源的能力就会不够，这样不仅害了自己，也拖累了全世界。
长期来看，影响中国的粮食生产自主能力的根本因素在于，中国社会的富裕化将推高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也就是其他行业的收入增加会导致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成本攀升，最终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除非能全面提升农业集约化程度和技术水平，否则中国将逐步失去在粮食生产上的比较优势。中国的人口拥有巨大的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中国的优势不在农业，而在制造业，未来应该在创造业，后者才是财富的真正增长点。如果为了保持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而大幅减少人口，那相当于在财富创造的过程中丢了西瓜捡了芝麻。但是，如果为了短期经济利益而放弃粮食生产的自主能力，一旦市场失效、储备不足，中国将陷入灾难。
除了太阳能、风能和核能外，还有其他一些很有发展潜力的清洁能源，如地热、生物能，基本也是同样的状况，现在的成本还略高于传统能源。但是技术还在进步，将来可以替代传统能源。所以人类未来有很多替代能源的选择。当然所有这些能源的开发需要时间和大量资金的投入。
应对之策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并按需对农业进行补贴。但在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以及相应的长期低生育率背景下，人口的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不可避免，这将不断弱化农业技术进步的动力和能力并大幅降低政府补贴农业的潜在财力，让中国保持粮食生产自主能力的代价越来越高昂。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经济利益的驱使最终导致中国的粮食供应更加依赖国际市场，中国也必须采取长期措施，保持迅速复耕的能力，以确保一旦发生战争等突发事件时，在储备耗尽之前，能够把粮食自给率提高到100%。
还有一个可以减少碳排放的重要途径是发展核能。虽然核矿严格意义上不是可再生能源，但是却绝对不是稀缺资源，中国官方最近宣布中国现有的铀矿可供使用3000年（这还只是铀矿）。核能的技术已经成熟，其成本在实现规模生产以后和火力发电差不多。而且，核能实际上比火力发电要安全，如果把单位产能与死于核事故的人数和死于矿难的人数相比，核能要安全得多。过去少量事故都是由于人为管理疏忽和早期有缺陷的技术造成的。法国核能的产量最高，却没有发生过重大的事故。和太阳能一样，核能的安全技术和安全管理水平还有很多的改善空间。当然，和太阳能、风能一样，核能需要大量的财力投入。
2012年11月，农业部种植司司长叶贞琴透露，2011年全国蔬菜产量、产值均超过粮食，首次成为我国第一大农产品，2012年或将继续延续这一格局。据叶贞琴介绍，近年来全国蔬菜产量上涨幅度较大，已从1991年的2.04亿吨增长至2011年的6.79亿吨，比2011年粮食总产量高出1亿多吨，产值达到1.26万亿元，超过粮食总产值。[5]可见，一旦在战争背景下有必要提高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完全可以把一部分种植蔬菜的耕地改为种植粮食。
《中国风电发展路线图2050》报告称，到2020年、2030年和2050年，中国风电装机容量将分别达到20万兆瓦、40万兆瓦和100万兆瓦，成为中国的五大电源之一。到2050年，风电将满足国内17%的电力需求，这是一个十分保守的目标，因为如果按照2010年的新增装机数，中国到2020年的装机容量将远远超过这个目标。到了2020年后，更没有理由认为中国的风电建设速度会减速，因为那时风电的成本已不需要财政补贴，而且中国具备很丰富的风力资源、强大的风电制造和科研能力。如果风电将来承担不了17%的电力需求，肯定是因为其他清洁能源技术进步的速度更快。
总而言之，粮食安全是中国长治久安的基础，中国必须立足国内来确保本国的粮食安全，而控制人口的后果却适得其反。
和太阳能行业类似，中国风能企业的生产规模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2010年，中国风电新增装机容量达到1.9万兆瓦，累计装机容量达到4.5万兆瓦，居全球第一位。中国风电的发展速度更是惊人。2005～2010年，中国风电的装机容量增长了40倍。这个速度不仅遥遥领先于世界，也远远超越了中国政府的预期。中国政府原来预测国内风力发电量到2020年达到3万兆瓦，但是这个目标在2010年，提前10年就完成了。
中国的水够用吗？
另外一个被普遍看好的清洁能源是风能。随着风电技术的不断进步，风电的成本已经大幅下降，逐步接近火力发电成本。最近，国家发改委发布了我国风电发展综合规划——《中国风电发展路线图2050》。这个规划预测，2020年陆地风电的成本将与煤电持平，从这之后，风电将逐步脱离国家补贴。
水是循环资源，并非越用越少。中国的人均水资源大约是世界人均水平的27%，这一数据给人的感觉是中国人口太多，导致水资源匮乏。但实际上，全球水资源分布非常不均匀，极少数的水资源丰富国拉高了世界平均值，使其失去了代表性意义，以至于大部分国家的人均水资源都要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相对其他国家，中国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并不算少，在全球居中间靠前的位次。根据联合国开发署的数据，在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人均水资源排在第118位，与英国和德国相当，人均水资源高于中国的国家只占全球人口的43%。
那么究竟要补贴多少呢？一般企业对投资回报的要求差不多是10%，而现在的太阳能电厂的回报可能只有5%。但是从社会效益来讲，5%的回报能够改善环境和避免全球变暖，是值得做的，所以像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就会补贴太阳能。当然，这样的补贴对于穷国或者财政状况紧张的发达国家来说都是有困难的。所以能否发展清洁能源，根本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财力。中国比其他国家更有能力发展清洁能源，除了因为中国政府有钱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正成为世界太阳能的制造和研发中心。中国拥有世界上60%的太阳能电板的产能，补贴太阳能实际上也是在补贴这个新兴的行业。
中国缺水的地方主要在华北和西北。如果缺水真的影响发展，那也应该让人口内部流动，而非减少全国总人口。巴西的水资源总量全球第一，人均水资源是世界平均的5倍，但其东北部9个州却处于半干旱状态，长期缺水。如果这不能说明巴西人口太多，为什么中国的局部缺水就意味中国人口太多？其实，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水资源浪费非常严重；中国农业用水占淡水使用量的61%，但使用效率却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当然，太阳能还没被广泛使用的另一原因是建太阳能电厂需要时间。就像建设火力发电厂或核电厂一样，需要征地、融资、建设等，输电网的改造也需要时间。但是随着政府补贴政策的推出和技术进步带来的成本降低，长远来说，太阳能完全可以替代传统能源（当然说不定有比太阳能更好的绿色能源出现）。
北京的缺水是个令人关注的话题，也是人们在论述水资源紧张时经常引用的例子。北京市水务局发布的《2011年北京水资源公告》称，北京人均水资源为119立方米，远低于人均1000立方米的重度缺水的国际标准。但这种说法容易产生误导，因为联合国引用的标准适用的是地区而非城市。气候和地质条件相同，水资源量通常和土地面积成正比。北京市虽然涵盖大片农村，但依然人口密集，其人均土地面积和人均水资源量自然很低。若以行政区划为范围，世界上无数大城市的水资源占有量甚至会远低于北京。即使在雨水充沛的城市国家新加坡，其人均水资源也只有113立方米，与北京处于同一水平。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市85%的用水需要从外地调入，而北京目前的比例为7%。也许因为城市本地水资源数据的意义不大，在其他国家的水资源资料中几乎无法找到任何城市的相关数据。
有人说为了环境，现在就可接受高一倍的太阳能电价，那么太阳能为什么还没有被广泛使用呢？原因之一是，现在的石油、煤炭还是相对便宜，如果没有政府补贴，作为一个利益驱动的企业是没有动力去经营太阳能电厂的，这就要求政府出台相应的补贴政策，或者对火力发电征收碳污染税。事实上，一些欧洲的发达国家像德国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开始补贴一部分的电价，所以太阳能发电在德国迅速发展起来。最近中国提出了补贴太阳能的计划。
当然，因为不像很多大城市那样背靠大江大河，北京确实面临缺水的挑战。根据各年的《北京水资源公告》，由于开采量大于补充量，北京的地下水位不断下降，在1980、2001、2011年分别是7.8、16.4、24.9米，下降趋势只是在近年才得到缓和。但图5-6也显示了北京的地表和地下水资源在过去10年一直很稳定。这里的地下水资源是指地下水中参与水循环并且可以更新的动态水量。得益于节水措施，特别是工农业用水减少，2000～2011年，虽然北京人口增加了40%以上，但用水总量却从40.4亿立方米降至36.0亿立方米。在2011年的用水量中，19%是再生水，7%来自南水北调。不过，北京进一步节水还有空间，即使在耗水量大的洗车业，机制问题致使省水的中水洗车难以推广；2011年，北京的生活用水占用水总量的43%，但合理的阶梯水价并未实行。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中国光伏发电成本、价格及技术进步作用的分析》。
图5-2 光伏发电与火力发电成本发展趋势
图5-6 北京的水资源（2001～2010年）
随着技术的进步，海水淡化的成本在过去数十年间快速下降，使其成为南水北调之外能够有效缓解北京水资源匮乏的方案之一。海水淡化成本在1960年是每吨9美元，2004年降到每吨1美元以下。2005年和2006年，以色列和新加坡分别在其新建的海水淡化工厂中将淡化成本降至每吨0.53美元和0.49美元。目前北京市居民用水每吨4元，工业用水6.21元，而中国海水淡化的成本可低至每吨5元，并且随着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的形成有望进一步降低。据《北京日报》2011年10月11日的报道，曹妃甸海水淡化工程在实现每日100万吨的产量后，淡化成本为每吨5元，加上进京网路管道输送成本每吨估计1元，最后淡化水进京的总成本大约为每吨6元，可能要远低于南水北调的成本，水质完全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
图5-2是火力发电成本和太阳能发电成本的变化预测。两条下降的线是比较保守和比较乐观的太阳能发电的成本预测曲线。上升的两条曲线是火力发电的综合成本预测曲线。可以看出，随着煤炭开采和运输的成本上升，火力发电的成本会继续上升。而太阳能发电的成本会随着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继续快速下降。太阳能发电在未来5～15年，在成本上全面优于火力发电，虽然现在太阳能发电的成本是火力发电的2倍。
美国的水资源东多西少，但位于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却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州和高科技重地。该州水资源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分布极不均匀，占人口2/3的南部地区水资源匮乏，年降水量只有北京的70%左右，用水量大的夏季有时连续数月无降水。但是，加利福尼亚通过建立世界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体系确保了各项用水。目前，该州人均用水量为美国平均水平的91%。虽然水资源问题将长期困扰加利福尼亚，但控制人口从来不是其选项；加利福尼亚水计划考虑了不同情形下的人口增长，其中高方案的估计是未来40年该州人口从3800万增长到7000万。
清洁能源有很多种，包括核能、风能、太阳能等。这里不可能把所有这些清洁能源的前景都一一详述，只能挑选几项来讲。先讲太阳能，太阳能是所有地球能源的终极源头，而且是极其丰富的。全球一年的能源需求，只要用日照地球一个小时的能量就够了。全美国所有的电力需求，按照现在的技术水平，只要在不到国土面积1%的沙漠土地上建造太阳能电厂就够了。中国所有的能源需求，只要把内蒙古小半部分的沙漠利用起来建太阳能电厂就够了。太阳能电板的主要原材料是硅，而硅是地球上最丰富的元素之一，而且太阳能电板还可回收利用。按照现在的技术，太阳能电板的使用寿命是20～30年，而制造太阳能电板所需的能量只用到2～3年的发电量，所以每个电板可以提供至少20年的净发电量。太阳能发电的技术，在近几年来的成本已经快速下降。虽然现在一度电的成本比火力发电还要高一倍，但是随着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的加大，成本还会下降。
以色列人均淡水资源只有中国的1/7，但生育率却是中国的2倍左右。不仅如此，以色列根据《回归法》及其第一和第二修正案，依然一如既往地从海外吸引犹太移民以增加人口。以色列目前日常供水正常，农业很大程度上自给，缺水反而成为推动以色列技术进步的动力。比如，通过海水淡化，以色列有望在2014年成为淡水出口国。农业水资源的匮乏也促进以色列不断发展和完善滴灌等高效农业生产技术。靠减少人口来降低需求实际上也成为抑制了推动技术进步的最重要的动力之一。
过去，科技让我们享受到了化石能源，将来，科技也能让我们享用绿色能源。中国的人口很快就达到顶峰了，能源需求还要增长20～30年，但是对于清洁能源的开发才刚刚开始。所以短期来说，中国的能源需求必须依赖进口。但是长远来看，随着清洁能源技术的完善和规模开发，中国完全能够用新技术来解决能源的问题。
总之，中国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在全球处于中等水平，水资源并不比世界大部分国家更缺乏；而且中国土地广袤，不同地区之间气候条件和地质构造千差万别，使得中国内部互通有无、相互补充的能力更大，水资源匮乏根本不该成为中国继续控制人口的理由。中国的生育率已经处于世界最低国家之列，可靠的研究表明，即使在2014年全面放开生育，中国的出生人口反弹也非常有限，就算中国能够幸运地把生育率维持在2.0的水平，未来人口峰值也不会超过14.5亿，而15～64岁这些资源消耗的主体人口则会持续萎缩。不仅如此，在经历有限的反弹之后，出生人口又会雪崩式地滑坡，未来人口的极度老龄化和急剧衰减不可避免，这将给未来的中国带来深重的灾难。
·清洁能源
试想如果没有现代科技，人们还是像古代一样用木柴来做饭取暖的话，中国的森林早就被砍光了。在古代，人们的主要能源来源是木材，工业革命后，开始大量使用煤炭，后来又发现了在当时被视为“新能源”的石油和天然气。这些新的化石能源得到大量使用，是因为相对于过去的能源，更加高效清洁，而且至少在当时来看是非常丰富的。过去十几年，人类逐渐意识到，石化能源可能会造成全球暖化的危害，所以正在加速清洁能源的技术开发。
继续限制生育以期提高所谓的人均资源占有量毫无意义，中国需要的是立即全面无条件地放开生育，并且在补偿生育反弹后生育率再度下滑到替代水平之时，像大部分生育率低于替代水平，但却远高于中国的国家一样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确保中国的长期稳定和繁荣。这些鼓励生育的国家中不少人均资源占有量都要低于中国。
根据权威媒体的预测，中国的能源总量在未来10～20年内会呈现高速增长的趋势，但从2030年开始，随着基础设施投资减缓和经济转型，增长会呈现放缓趋势，并且在2040年后一直保持稳定。到2040年，中国在接近发达国家生活水平时，其能源利用效率会介于日本和美国之间，所以总的能源需求将会是现在的2倍，人均能源消费大约是美国人的一半。中国将如何应对能源需求增加与全球碳污染的矛盾呢？
附件：
在发达国家的能源消费结构中，最主要的用途是交通和保温，其中交通占了最大的比重，将近40%；其次是保温（供冷、供热），将近30%。各种不同的交通工具的能源利用率相差非常大，私人汽车的能源利用率最低，地铁和火车的效率最高，是汽车的近10倍。在人口密度高的城市，可以大力发展高效率的轨道交通，从而大大提高交通的能源效率。另外在高密度城市的高楼大厦，可以集中采用更加先进的保温建材和更加清洁的能源系统，再加上在城市里的人均居住面积也低于郊区，所以保温能源效率也会相对较高。由此，一般来说，人口密度高的国家，单位GDP的能源效率就越高。在发达国家中，日本是人口密度的世界冠军，同时也是能源利用率的世界冠军。比较美国各大城市的能源利用率，最富有的纽约的人均用电量却远远低于其他城市，这得益于其较高的城市人口密度。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不断深入，中国的人口会集中在东南沿海的大城市里，可以发展像高铁和地铁这样的城际和城内的公共交通，从而实现较高的能源利用率。
地球有足够的资源供给100亿人
·能源需求
中国绝对是世界能源的消费大户，中国的GDP总量只有美国的1/3，但是消耗的能源已经超过美国。中国的单位GDP能耗是美国的3倍，更是日本的6倍。中国如此低的能源利用效率是由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决定的，中国GDP中的出口和投资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生产出口产品中使用的能量实际上是为全世界人民代为消费的，而投资中高能耗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为子孙后代消费的。随着中国经济从出口导向转为内需导向，从投资转为消费，从制造业转为服务业，能源利用率会逐步提高。如果中国能够实现像美国一样的能源利用效率，就能用同样的能源实现3倍的GDP增长。中国的人口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人口密度接近日本，比美国高得多，适合发展像高铁、地铁这样的公共交通，所以有条件实现接近日本的能源使用效率。如果中国能够实现像日本一样的能源利用效率，就能用同样的能源，实现6倍的GDP增长，接近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
加里·贝克尔[6]
自然资源可分为非交易和可交易两类。即使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中国的非交易性自然资源，如国土、耕地和淡水在人口峰值时也是足够的，而可交易资源则是全球供应。以世界平均占有量为标准来认定自己人口太多并限制生育完全是在削己足适他履。按照这种思路，如果世界上除了中国外，只有俄罗斯、阿根廷、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几国，中国岂不要把人口降到现在的几十分之一？
世界人口在20世纪增长了将近300%；与此同时，世界的人均收入增长了400%。全球人口和人均收入的增长将持续到本世纪末。
至于国土，有人会说，中国西部有很多高原和山地，人口主要集中在东部，因此很不均匀。实际上，各种地形占中国国土的比例分别是：高原26%、山地33%、丘陵10%、平原12%、盆地19%。中国的人均国土面积是每百人0.71平方千米，就算不计入高原和山地也有0.42平方千米。相比之下，日本、英国、德国、意大利的人均国土面积分别是每百人0.297、0.385、0.437、0.495平方千米。也就是说，即使高原和山地不计入中国的国土（但计入其他国家的国土），中国的人均面积也高于日本和英国，与德国和意大利相差不大。更不用说，这些国家的国土中也有很多是山地，人口分布也不均匀。比如，日本仅有18%的土地适宜人类居住。再者，世界上有几个国家的人口分布是均匀的呢？美国一半的人口居住在离海岸线不到50英里的区域，美国最发达的地方大都集中在这些区域。
我们可以很精确地预测未来几年人口增长，因为出生和死亡人数是决定于现在的人口年龄结构，但是预测人口五十年后的人口增长往往会误差很大，因为长远的生育率和死亡率很难预测。
因此，以没有代表性的世界平均水平为标准来衡量一国的资源是否丰富容易产生错觉。实际上，在上述每项自然资源上，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占有量都处于世界中间甚至靠前的位置。除耕地外，人均资源高于中国的国家总人口都不到世界的50%，而且人均资源高于中国的国家并不比低于中国的国家更发达。
尤其，我们不能把联合国到本世纪末人口将达到100亿的预测太当真。因为这个预测假设高生育率的国家将在几十年后仍将保持现在的高生育率。随着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和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这些国家的生育率会下降，而且很可能大幅下降。这样的话，2100年的世界人口将远少于100亿。
我们进一步用联合国统计署的耕地、淡水、森林、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的数据来说明。以耕地为例，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中，人均占有量少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就有167个，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总人口占世界的69.2%。而森林、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等资源的分布更不均匀。法国是欧洲人均自然资源较丰富的国家，但除耕地一项外，在其他每一项资源上的人均占有量都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德国、英国、意大利更在每一项上都是如此。甚至巴西这样地大物博、人口并不太多的国家，其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的人均占有量都要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不过，现在为了方便讨论，我假设这个联合国的预测是近似准确的。Posner已经提到了人口多的一些好处，例如科技创新的加速，尤其是在医疗相关一些领域，全球分工更加细化等。
中国大多数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在中国人尽皆知。但这种比较有很大的误导性。由于自然资源的分布极不均匀，少数资源丰富国会拉高世界平均值，使其失去代表性意义，导致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均资源都要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举个极端的例子，如果某种资源仅存在于世界1%的国家，那么99%的国家对这种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要低于世界人均水平。
19世纪以来，很少有国家经历了长期的人口减少。过去150年，世界人口的大幅增长伴随着人均收入的大幅提高。我相信人口减少对于经济长远的发展是不利的。根据我的判断，生育率远低于更替水平的这些国家，如俄罗斯，日本和德国，将面临经济发展的困境，除非它们能大量补充移民或大幅提升生育率。
·人均资源
有不少人认为中国虽然资源总量不少，但人均占有量却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原因就是人口太多，所以应该继续控制人口而不是放开生育。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过去十年，粮食价格迅速上升，好像人类会面临养活更多的人的困难。但是，粮食和铜矿不一样，粮食生产不受自然储量的限制。现在实际使用的耕地只是世界所有可耕地的一小部分，只要耕作更多的土地，粮食产量就会增加。而且，只要投入更多地肥料和使用更好的技术，每亩地就能生产出更多的玉米、小麦、大豆、奶制品、肉类制品等其他食物。
人口密度基本能够反映资源的人均水平，中国的人均资源，包括能源、水、矿物、耕地等在世界范围内大体上处于中游水平，低于美洲和非洲，和欧洲国家差不多，但却高于其他东亚国家。
更多地人口需要更多的水，这样清洁的水资源就会更加稀缺。如果水价过低，用水最多的农业和工业就会过量用水，造成水资源紧张。只要有合理的水价，世界有足够的水资源满足远比现在多的人口的需要。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
70亿人增长到100亿人，世界的某些地方的人口密度会大幅提高，这样就增加了传染病暴发的可能性。但是，像香港这样的城市的经验告诉我们，传染病完全可以在人口密度很高的地方得到有效的控制。随着医疗技术的提高，高人口密度可能引起的医疗方面的问题将越来越小。
图5-1 人口密度国际比较（2006年）
2010年梁建章与贝克尔合影
图5-1是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人口密度比较，横坐标为人均GDP，纵坐标为人口密度。可以看到经济发展和人口密度没有任何关系。有高密度却很富有的国家如日本和韩国，也有低密度的穷国如非洲国家。从图5-1中也可以看出，实际上中国的人口密度并不算高，中国的人口密度要比新大陆国家美国、加拿大要高，但却远低于日本和“四小龙”，和欧洲国家差不多。
[1] http：//www.gov.cn/ldhd/2013-12/24/content_2553842.htm.
·人口密度
在农业社会，人口密度越高，人均所占的土地就越少，所以每个人就越穷。在工业社会，人越多，物品的种类越多，交易的机会就越多，规模效应就越大，分工就越细，效率就越高，但是同时所用的资源也越多，对环境的压力也越大。到了知识经济时代，高素质有创造力的人才越多，发明创造就越多，经济增长的动力就越大，资源利用率也就越高。所以高人口密度不一定会制约经济发展，而且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高素质的人口反而是经济发展的优势。
[2] http：//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poverty-matters/2011/jun/02/abcd-food-giants-dominate-trade.
世界人口在过去40年高速增长，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却没有看到资源“瓶颈”的案例。中国人口在今后30年将稳中有降，会不会有资源“瓶颈”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分析。
[3] http：//www.caijing.com.cn/2011-12-15/111524022.html.
在中国，听多了经济发展资源“瓶颈”的论调，我们不妨去搜寻一下经济发展的资源“瓶颈”的理论。过去40年的顶级经济学杂志里，几乎找不到经济发展和资源“瓶颈”关系的论文。在现代经济史中，几乎没有国家是由于资源“瓶颈”而使经济发展受阻的。有很多资源贫乏的国家如日本、韩国、以色列，都发展得很好。相对来看，却有不少“资源诅咒”的例子，很多欠发达国家，如一些拉美和非洲国家，有着丰富的石油和矿产资源，但政府腐败无能，社会缺乏活力，经济发展反倒不如资源贫乏的国家。学术界已经有不少关于“资源诅咒”的论著，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还专门写了一本如何避免“资源诅咒”的书。
[4]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0/11-20/2669620.shtml.
30年前，世界上有很多高密度的富国，如日本和西欧国家，也有很多低密度的富国，如美国和加拿大；世界上也有很多低密度的穷国，如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也有很多高密度的穷国，如韩国、越南、泰国、印度和中国。那时，有些人就开始羡慕美国这样的低密度富国。过去30年，随着一些东亚国家的经济起飞，高密度的富国比以前多了不少。不过，有些人还在羡慕低密度的富国。最近20年，印度、越南、中国这些高密度国家的发展速度又远远超过了资源相对丰富的低密度的非洲和拉美国家，有些人还是在羡慕资源富国。再过几十年，剩下的穷国估计大多是这些资源大国，这些人是不是还会羡慕资源富国呢？
[5] http：//www.eeo.com.cn/2012/1128/236665.shtml.
资源“瓶颈”还是资源诅咒
[6]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