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rry Page和Sergey Brin在24岁时创办了谷歌；
·Larry Ellison在32岁时创办了甲骨文；
·Michael Dell在21岁时创办了戴尔。
·Leonard Bosack和Sandy Lerner分别在33岁和31岁时创办了思科；
仅仅是以上6家创业公司，它们在2010年的市值就高达6000亿美元，而市值反映了这个企业未来创造财富的能力，而且这些高科技企业大都由其本国的创业者、员工和股民所拥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也许可以认为这些年轻人创办的6家企业，在过去30年，为美国创造了6000亿美元的财富，相当于美国当年GDP的5%。由此可见，新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Steve Jobs在21岁时创办了苹果；
表4-1 美日前10家高科技企业比较
·Bill Gates在20岁时创办了微软；
美国10家企业的创始人还有6位健在，平均年龄是56岁，他们创业时的平均年龄只有28岁。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日本的一些领先的网站竟然是由附属于一些财团的职业经理人做出来的，比如最大的网上旅行社的前身，就是一家老牌财团旗下的一个三级子公司。而在美国和中国，所有的网站都是由年轻的企业家创办的。例如在搜索引擎领域，韩国和中国都由本土搜索引擎占据领先的市场占有率，在中国台湾，现在领先的搜索引擎Yahoo-Kimo也是由本土企业家创立后卖给Yahoo的。而在日本，Google和Yahoo却可以长驱直入，轻松占领当地市场。
新企业对于像信息技术这样的高科技行业是举足轻重的。我们来比较一下美国和日本的高科技企业。在福布斯排行榜中，分别从美国和日本选取排名前10名的高科技企业。在美国的前10名企业中，有8家是在过去30多年中创立的。而日本的企业中竟然没有一家是在过去30年中创立的（见表4-1）。
日本企业的老化现象
资料来源：全球创业观察。
日本不光是没有新企业，而且日本的老牌企业，似乎在20世纪90年代后，其创新能力也大打折扣，和充满活力的美国企业相比显得老态龙钟。
图4-5 各国创业欲望比较（2009年）
有一次，我带领公司的管理层去拜访一家日本的同行公司。我们公司的几个高级管理人员坐在会议桌的一边，对方的总经理和高级管理人员坐在另一边。虽然两家公司的规模差不多，但是其高管年龄的对比却是如此鲜明，简直就是两代人。我们公司的高管都是30岁出头的青年人，而对方公司的高管都是60岁左右的鬓发灰白的老年人。会见期间难得走过一两个年轻人，都是秘书和助理。这种高层高龄化的现象在日本企业非常普遍。
表4-2 日本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历年年龄变化
和美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相比，日本人的创业欲望也是最低的（见图4-5）。
资料来源：METI（2003），White paper on small Medium Enterprises 2003
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企业中有31.8%的经理是35岁以下的，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只有16.4%的经理是35岁以下的。在20世纪70年代有24.5%的部门经理是45岁以下的，到了90年代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了不到7.6%（见表4-2）。可见经理中年轻人数量的下降幅度要远远大于整体人口中年轻人口的下降比例，而部门经理中年轻人数量的下降幅度则更加剧烈。
图4-4 日本企业1966～1999年设立和注销情况
一般来说，只要晋升是和年龄与资历相关的，那么整体社会的老龄化程度就会在企业管理层中被加倍放大。而且企业中论资排辈的现象越严重，其管理层老龄化的放大效果就越大。反过来，管理层越老化，其论资排辈的人事制度就越根深蒂固，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在日本，一般员工大学毕业进公司后，就按部就班地慢慢晋升，一直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很少跳槽，直到退休。日本公司普遍存在论资排辈的现象，员工的级别和工资基本取决于进入公司的时间长短，和业绩、能力关系不大。我有一次和一位日本年轻人聊天，他说进公司比他晚的就是晚辈，早的就是长辈。在开会时，对晚辈和长辈的称呼都有所不同。我好奇地问：如果一个晚辈的级别比你高（或者一个长辈比你的级别低）的话，你是不是就应该改口了呢？他想了想说，好像他们部门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可见，公司很少存在越辈提升的情况。我再问：那么员工是否有改变这种制度的呼声呢？他叹了口气说，公司里年纪大的人占多数，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
图4-4是日本企业数量的变化，可以看出新企业的数量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6%～7%，降到了最近几年的3%～4%。
很多学者认为，日本企业管理层老龄化和僵化的晋升制度，使得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失去了原有的活力，在和相对年轻的美国企业的竞争中惨败下来。
在第2部分我们论述到，30岁左右的年轻人是创业的生力军，他们已经有一定经验和社会关系，精力充沛并且有较好的学习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是最适合创业的。从很多国家的经验来看，年轻的工作人口和旺盛的创业能力与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是密切相关的。日本年轻人的减少和年轻人创业能力的降低直接导致了创业活动的降低。
就以半导体行业为例，日本企业一度在20世纪80年代末占据了整个半导体行业的半壁江山，日本的NEC和东芝是世界半导体的冠、亚军。全球前10家半导体企业中日本企业占了5家。而到了2000年，前10家企业中只有两家日本企业。新的世界冠、亚军分别是美国的英特尔（Intel）和韩国的三星（见表4-3）。究其原因，世界的半导体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变化，而日本企业却反应迟钝。英特尔的取胜之道是专注面向个人电脑和微处理器，三星的取胜之道是大规模生产个人电脑的存储芯片。而日本企业还在一味地守着适用于大型电脑的芯片，继续在质量上“追求完美”，而没有迅速转型到个人电脑上，丧失了发展的良机。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人口老化，企业中老人的比例越来越高，原本富有创造力的日本企业逐步变得保守。日本企业中普遍存在论资排辈、资历重于能力的现象。随着企业里中老年人的比例提高，年轻人的提升空间越来越小。本来就在迅速减少的年轻人，由于得不到足够历练以及社会关系和资本的积累，其创新的能力大打折扣。另外，僵化的人事制度导致年轻人不敢冒险创业，因为一旦失败，就很难再找到好工作。同样的原因，年轻人不光是不敢创业，也不敢加入看似高风险的创业型公司，所以数量已经很少的创业型公司又很难招到高素质的人才加盟，创业公司的成功率下降了，创业的风险增大了，年轻人的创业欲望又进一步降低了。
表4-3 全球前10家半导体公司销量地区组成（2005年）
如此老化的人口结构，导致平均每个工作人口需要抚养0.81个老人，而老人不得不承担通常由年轻人承担的各种工作。日本每年的财政收入大约是83万亿日元，而其社保基金的规模高达100万亿日元以上。国家的负债为600万亿日元，在七大工业国中财政赤字问题最为严重。前几年，日本政府已经不得不通过延长退休年龄来缓解财政赤字。将来，日本政府必须继续加重日益减少的工作人口的税负，用来抚养日益增多的老人。
由此带来的是严重老化的人口结构和一系列社会问题。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从20世纪70年代的7%增加到现在的22%。20～40岁的年轻人口从20世纪70年代的35%下降到现在的27%。图4-3显示了日本2008年的人口年龄结构以及中国20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中国2040年的人口结构将与2008年的日本极其相似。
再拿日本的软件行业作为一个例子。20世纪90年代后，在美国和欧洲涌现了一大批企业管理软件公司，像甲骨文和SAP公司，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IT公司之一。而同时期的日本，几乎没有大的企业软件公司出现。为什么拥有如此多的世界性企业的日本，却培育不出一个像样的企业管理软件公司呢？这当然和前面讲的日本年轻人的创业能力有关。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日本企业对IT技术的接受速度远低于欧美企业[1]。2003年，日本企业使用CRM（客户关系管理）软件的比例要比欧美企业低1/3，远低于韩国和中国台湾。日本企业使用ERP软件的比例更只有欧美和亚洲同类企业的一半。调查日本企业为何不愿意使用这些软件的原因后我们发现，日本的管理层，不仅接受新的IT技术比较慢，而且也不愿意调整原有的业务流程。2006年一项研究发现，日本管理层愿意调整业务流程的比例比美国高层要低30%。[2]这和日本企业中管理层年龄相对较高，不愿意接受新技术和新流程是密切相关的。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
不光是半导体和软件行业，类似的情况在其他行业，像通信、电子商务、新能源等高科技行业都在发生。日本不仅缺少新的企业，而且现有企业也显得保守、僵化和迟钝。在越来越重要的新技术领域，日本似乎已经跟不上世界技术进步的脚步了。
图4-3 日本2008年人口结构与中国2040年人口结构比较
日本社会的老化现象
我曾和一些日本经济界和人口界学者交流，他们的共识是日本的低生育率将是日本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那么日本在鼓励生育方面采取了什么措施呢？比较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在生育方面的优惠政策，可以发现，其他低生育率的国家在鼓励生育方面力度要比日本大得多。和一位日本经济学家谈起日本为何没有推出更加优惠的鼓励生育政策时，得到的回答是：日本政府是为老人服务的，不是为孩子服务的。
资料来源：日本历年统计年鉴。
日本现在不仅老人多，而且老人参与投票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年轻人。2003年，日本60～69岁老人的投票率高达77%，而20～29岁年轻人的投票率只有35%。[3]由于老人选票在选举中占绝对优势，政治人物推出的政策自然会向老年人倾斜，所以，政府在财政状况日益紧张的情况下，不愿意以牺牲老人利益为代价，不会推出更优惠的鼓励年轻人生育的政策。
图4-2 日本“二战”后生育率
现在，随着日本人口结构的老化，各种社会资源和福利也在向老人倾斜。我在日本出境处发现，填表格的地方配备有三副不同度数的老花眼镜，不禁感叹日本真的是老年人的天堂。日本老年人退休后能享受的福利实在令人羡慕，退休后还能拿到以前工资的7成，远高于刚刚就业的年轻人。政府的税收和企业论资排辈的制度，无形中把年轻人创造的经济成果转移支付给了老人。
最近几年，日本经济萧条，失业率上升，工资增长停滞。中老年人的利益相对得到保护，而年轻人却是主要受害者。年轻人的失业率上升要远远高于中老年人。图4-6显示了日本不同年龄群体的工资变化，可以看出年轻人的工资水平明显低于同时代的父辈，而老人的工资和福利几乎没有受到影响。[4]
日本“二战”后初期的生育率也很高，但随着收入的提高，生育率逐步下降。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时，生育率已经降到2以下。4000美元是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日本当时没有计划生育，所以生育率高于现在的中国。之后随着收入的进一步提高，生育率继续下降，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时，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6左右，到20世纪90年代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5，现在只有1.3的水平（见图4-2）。
资料来源：日本历年统计年鉴。
图4-6 日本不同年龄群体的工资变化
注：老年人口指数=（65岁以上人口÷15～64岁人口）×100%。
资料来源：The Demo-graphic Challenge，A Handbook about Japan。
图4-1 日本GDP和老年人口指数
这种让年轻人补贴老人的制度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年轻人也有一天会变老。但是，就像老龄化会抑制企业的创造力一样，老龄化也会使得整个政府和民意变得保守。日本的领导人不仅年龄比美国总统大，而且其实行的经济政策也十分保守。20世纪9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日本政府并没有大刀阔斧地解决银行坏账问题，而是采取了最为保守的方法，让一些病入膏肓的企业，在政府和银行的支持下，继续存活下去，导致整个日本经济一直难以走出萧条的阴影。西方其他国家很难理解聪明的日本人为何没有魄力，为什么不让这些低效率的企业死去。这很有可能与日本的主体民意有关。要知道日本的中位数年龄已经是45岁，而美国的中位数年龄只有35岁。试想，如果企业倒闭了，一个45岁的人受到的冲击和再就业的难度，要远比一个35岁的人大得多。也许日本政府的“保守疗法”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但却是一个为了照顾年纪大的选民而牺牲了整体经济利益的选择。
年轻人的边缘化，反过来进一步影响了其结婚和生育的意愿。现在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人，不得不依靠父母的经济来源并和父母一起住。另外，这些年轻人，本身可能就是独生子女，是父母的宝贝，所以父母也愿意提供帮助。这些男青年最近有了一个时髦的名称，叫“草食男”。这些“草食男”，由于事业上晋升的机会不多，又依靠父母，所以缺乏事业的进取心。他们满足于做一些临时工，甚至于根本不工作，和父母挤在一起，也没有动力成家立业、自立门户，成了不怎么愿意追女人的男孩子。在2010年一本畅销书《草食性男人将会改变日本》中提及：“20～34岁的日本男性中，有2/3是‘草食男’。”有些人认为这些“草食男”没有父辈日本男人那种大男子主义的坏毛病，这些男人是妈妈的宝贝，也不会做家务。显然，这样的“草食男”对于日本女性缺乏吸引力。很多独立的日本女性，在找不到理想的配偶之前就选择独身。据统计，日本妇女到了30岁，还有40%的人未婚（见表4-4）。妇女选择晚婚和不婚，当然生的小孩就少了。老龄化带来的年轻人的边缘化又进一步加剧了低生育率。
图4-1是日本“二战”后经济增长率和老龄化程度的变化图，可以看出日本的老龄化程度在20世纪90年代后迅速提高，而与此同时经济增长速度降到了1%左右。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老龄化程度的“世界冠军”，这是由“二战”后日本人的寿命不断提高和生育率的急剧变化造成的。
表4-4 日本历年女性未婚率及平均初婚年龄
在日本经济陷入困境的前几年，很多学者认为，日本经济的问题主要是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所带来的金融危机。随着金融危机的过去，日本企业就可以凭借其强大的竞争力，让日本经济重新振作起来。但是现在看来，金融危机不是根本的问题。金融危机一般持续时间是2～4年，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也只持续了12年，而日本经济的萧条已经持续了20年。当时还有很多学者认为，日本的经济问题主要是汇率浮动以后升值过快，影响了企业的出口竞争力。这个观点也站不住脚。过去20年，日本经济虽然很差，但是贸易顺差一直处于高位。日本企业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早已不再是和中国比拼劳动力成本，而是在和美国、德国比拼科技创新能力。日本企业之所以败下阵来，是因为错失了一个又一个新技术带来的发展机会。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日本20年经济萧条的根本原因是其创新和创业能力的缺失，而这是和日本企业和社会老龄化因素密切相关的。
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情况发生了逆转，随着人口结构的老化，日本企业的创造能力似乎突然停滞了。相对于美国企业，日本企业显得保守而迟钝。先是半导体，后来是软件、通信行业，最近是生物科技和新能源行业，日本企业在一个又一个新领域被美国和新兴国家或地区所赶超。日本的国家竞争力排名一路下滑到了2008年的二十几位，经济发展速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路下滑，人均GDP也被美国远远抛开。
续表
日本在20世纪50～80年代，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连续30年GDP的平均增长率超过8%。一大批日本企业，在汽车、电子、设备工业方面迅速发展起来，超越美国企业成为世界技术创新的先锋。在1990年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中，日本国家竞争力排在了世界第一，日本的人均GDP也大有超过美国之势。
要了解低生育的后果，就必须深入分析日本经济，因为日本是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欧洲虽然有个别国家也步入老龄化，但随着欧洲一体化，在欧洲之内人员是自由流动的，很多欧洲国家如德国都有大量的新移民，所以缓减了老龄化的压力。日本没有大量移民，中国将来也不可能会有大量移民，所以日本的老龄化问题，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日本已经陷入老龄化陷阱，由于其人口老龄化，创新和创业能力缺失，在过去20年的高科技浪潮中，败给了美国，甚至落后于韩国等其他新兴国家。这是日本经济一蹶不振的真正原因，而且一旦陷入这个陷阱，就难以自拔。
昙花一现的日本经济
[1] D.Huth Whittaker and Robert E.Cole，Recovering from Success，p.113，2006.
我并不想评论堀江贵文的是非，但令我奇怪的是，这样一位二流企业家，怎么就会成了日本互联网界的风云人物？而且被判刑后，还有这么多人同情他？现在我才逐渐理解，日本太需要更多的“堀江贵文”了，创业活动的低迷正是日本经济萧条的症结。不仅日本的本土互联网公司数量比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要少得多，而且新创立的企业也要比其他国家或地区少得多。2009年，美国企业首次公开募股（IPO）的数量达到66家，而日本企业IPO的数量仅有19家，而且很多还是大财团分拆出来的企业。日本“二战”后曾经培育出像丰田、索尼这样的高科技公司，这些公司当年也是由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创立的。但是最近20年，就再也没有出现像他们那样的年轻的世界级的企业家了，难怪堀江贵文成了一个标志。日本秋田大学社会政治学教授岛泽学夫说：“由于老一代人牢牢把持着职位，日本的年轻一代在就业和创业的路上，四处碰壁，不断被打压和边缘化。”
[2] Hiroaki Miyoshi and Yoshifumi Nakata，Have Japanese Firms Changed，p.64，2001.
我经常去日本考察。有一次，看到一则消息：日本的互联网企业家堀江贵文被判刑，罪名是“违反证券交易法”。我当时也没特别留意，因为他的企业并不很出名，只能算一个中型企业。可后来我和日本学者聊起日本经济的创新活力时，堀江贵文的名字不止一次地被提到。有一位日本经济学家说：“要知道日本经济为什么缺乏创新活力，看看堀江贵文的下场就知道了。”原来堀江贵文是日本非常少见的30来岁的创业者。他开跑车、追模特、行事高调、特立独行，所以并不为保守的主流社会所接受。后来，这样一个后辈，竟然想收购老牌电视台“富士电视”，结果被以伪造报表的罪名告上了法庭。这位日本教授显然是同情他的，他认为，一个敢于挑战的年轻人被一潭死水般的社会扼杀了。他的被捕就是政府在警告年轻人别想着去打破现状。
[3] Florian Coulmas，Harald Conrad，Annette Schad-Seifert，Gabriele Vogt，The Demographic Challenge，p.98，2008.
日本年轻人创业吗
[4] Florian Coulmas，Harald Conrad，Annette Schad-Seifert，Gabriele Vogt，The Demographic Challenge，p.974，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