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的比例提高和年轻人口减少的共同作用是低技能年轻劳动力迅速减少，实际上加快了中国脱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进程。到2020年，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于现在的韩国，已经基本摆脱了劳动密集型产业。那时，一大批中国企业将会在世界市场上和欧美企业进行着技术和品牌的竞争。
所以说，不必担心中国大学生太多，实际上由于中国年轻人口的减少，虽然大学生的比例还会不断上升，但是大学生的绝对量却增长有限。中国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需要大量高素质的服务和科技人才，这些相对廉价的大学生将成为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成为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中国能培育出世界级的大企业吗
图3-9 不同年龄段大学生月工资比较（2010年）
在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时，企业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的竞争。中国低技能劳动力的竞争力相对于低收入国家已经处于劣势，但是在那时中国却开始具备在中高级人才方面的竞争优势。那时中国人才的数量和质量都可以与发达国家媲美，而其他经营环境（如市场规模、基础设施）也毫不逊色，而其高科技人才的成本却只有美、日的1/5，“四小龙”的1/3，所以在某些高科技的领域内会具备比较竞争优势。其实近几年来，像华为、中兴这样的公司之所以能够在与思科这类跨国企业的竞争中快速发展起来，就是利用了中国相对廉价的高科技人才。用同样的成本，中国公司可以雇用几倍于外国公司的研发人才，就有可能在某些高科技领域迅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迫于竞争的压力，跨国企业开始把一些研发项目外包到中国来做。近年来，中国的研发投入和专利申请都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这就是得益于中国的人才优势。在2010年全球10家最大的清洁能源上市公司中，有8家来自中国。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研发投入的强国。
当然中国企业在世界上与欧美日企业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在品牌上，这个也是非常自然的。品牌需要时间的培育，中国台湾、新加坡至今还没有全球性的品牌。20年前，韩国也没有什么世界性的品牌公司，韩国的汽车虽然质量早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但也是到了最近10年才开始在世界市场建立起自己的品牌信誉。
图3-8是中国、韩国、中国台湾、泰国四个经济体在经济起飞时（人均GDP从4000美元增加到10000美元时）的大学入学率，可见它们在这个阶段的大学入学率都有大幅度提高。这是因为在这个发展阶段，经济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从而产生大量的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我分析了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大学生工资变化，和现在的中国一样，年轻的大学生工资下降了，但是有经验的大学生工资却并没有下降（见图3-9）。所以上大学还是值得的。现在韩国的大学生比例已经高达80%，大学生一生的收入还是远高于非大学生。当然上大学不光是一个经济上的投资，还可以提高个人的文化修养和公民素质。将来大多数中国年轻人将愿意选择上大学，我们应该欢迎这个理性的选择。
在面对最终消费者的商品中，品牌有时比产品的实际质量更重要。比较而言，在面对企业客户的仪器设备类产品中，企业可以用客观的硬性指标和价格来更加理性地选择商品，对品牌的要求相对低一些。这是中国企业一般容易在有硬性指标的设备行业首先取得成功的原因，而在更需品牌效应的消费品行业，中国企业还在为欧美日企业代工。但即使是要在这些品牌要求相对低的行业中取得一席之地，中国发展水平也要达到10年前韩国的水平，就是人均GDP 2万美元左右的水平。如果在30年后，中国企业能够进一步在世界上建立起与欧美日公司一样的消费品牌，那么中国的人均收入就会进一步接近发达国家水平，那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就会超过所有发达国家之和。这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是我们以后所有的论证，都只是保守地以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为基础假设（即人均GDP 2万美元），而没有假设中国能在30年后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这一更加乐观的估计。
图3-8 各国及地区不同时期大学入学率
中国经济的潜在风险
·贫富差距加大的风险
在过去30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在加大，高学历和低学历人的收入差距也在加大。在改革开放初期，有非常多的创业机会，一些有魄力和有能力的企业家，就能快速致富。近几年，随着新技术和新产业的不断引入，对高技能的人才需求越来越大，而社会还来不及培养出这么多人才，所以高级的企业管理和技术人才的收入就会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这些人往往都是高学历的城市人口，所以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和不同学历人群的收入差异。
中国2010年的大学生数量约800万，占适龄人口的比例不到30%。现在中国人口的现状是20岁的人口有2500万，而10岁的人口只有1500万，所以即使现在的大学不再扩招，10年以后中国大学生的比例也会超过50%。这种普及性的大学教育，其实是经济走向成熟的必然阶段，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在发展水平和中国相仿的墨西哥、泰国、巴西，它们的大学入学率也有30%左右。在韩国，20年前大学生的入学率就超过了50%。当然，随着大学教育的普及，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而只是职业发展的一个敲门砖。这是经济成熟和转型的正常过程，只是中国走完这个普及过程要比其他国家更快一些，因为中国的发展速度也是世界上最快的。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城市化的深入，中国贫富差距会在不远的将来趋于缓和。因为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有更多的大学生就业，这样会抑制大学生收入的增长。另一方面，低技能的高中生的减少会使农民工的工资迅速上升，缩小和白领的差距。金融危机以后，农民工的工资已经高于大学生的起薪。不同学历人群的收入差距将会逐步降低。另外，随着农村的年轻人大量进城，不管是通过上大学当白领，还是进入城市的一般服务性行业，留在农村的人越来越少，国家所拥有的土地资源越来越多，农村人的收入将会逐步提高（见图3-10）。
最近20年，中国大学生的数量从20世纪90年代初不到200万，增长到现在的将近800万。随之带来的是刚毕业大学生这两年的工资相对于社会平均工资不升反降。有些人提出：大学生是不是太多了？换言之，上大学还值不值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仅要看刚毕业的大学生的工资，而且要看大学生一生的薪资回报。我最近分析了几十万份的求职简历，发现虽然这两年年轻大学生的平均工资在降，但是有经验的大学生的工资却在涨。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企业对于专业管理人员的需求增长迅速，要求有经验和高学历的。所以如果从整个职业生涯发展来看，大学的教育回报率并没有降低，只不过高回报会来得更晚一点。现在的保姆工资很高，但是保姆的职业发展机会是没有办法和大学生相比的。其实，在发达国家，保姆工资高于大学应届毕业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中国的大学生太多了吗
图3-10 全国农民工人均月收入增长情况
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对服务产品的需求也会越来越高。旅游、金融、医疗和教育很自然地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热点。服务行业相对于制造行业，比较容易学习世界先进的经验，不受专利和核心技术的限制，也不受资源和环境的限制，更不依赖国际市场，只要有需求，服务业是比较容易发展起来的。很多拉美国家，当制造业生产率提升放缓、发展遇到瓶颈时，服务业就自然地发展起来了。而韩国、中国台湾制造业的生命力要强得多，占的比例要高得多，发展瓶颈来得要晚些。现在的拉美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都在担忧自己制造业的空洞化。我们当然希望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瓶颈来得晚一点，但是一旦来了，发展服务业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当然随着收入的提高，服务业在经济中比例的提升是必然的，正好可以吸收现在从低附加值制造业中退出来的大量劳动力。
其实，贫富差距先大后小，是很多国家经济起飞阶段的发展规律。这就是经济学中著名的Kuznets现象[2]。美国在经济起飞之前的1855年，最富有的1%的人口掌握着30%的社会财富。到了1935年，完成了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最富有的1%的人口掌握了将近45%的社会财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30年，经济进一步快速发展，但是随着高等教育的逐步普及，贫富差距反而逐步减小了。其他国家如韩国也有相同的经历，现在韩国的高等教育普及率是80%，为世界最高，而其也是发达国家中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当然政府在减小贫富差距方面，可以通过税收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起到积极的作用。
同样的，中国的出口比例高，正好说明了中国正在快速提升本身的出口竞争力。前面已经讲了，中国现在出口产品的构成，已经由以前的轻纺产品，变成了高附加值的机电设备类产品。如果没有像华为、中兴、三一重工这样的企业，中国经济中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比重会低得多，当然增长的潜力也会低得多，从而中国巨额贸易顺差不可持续。所以必然的结果是，要么劳动力成本上升，要么人民币升值，从而导致中国出口中的低附加值产品会逐步减少。中国出口的都是制造业产品，所以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高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出口比例高。不管是劳动力成本上升还是人民币升值，都意味着中国的人均收入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当然前提是中国的企业继续保持旺盛的活力，继续吸收和追赶先进的技术。
·政治改革的风险
一个国家的民主和开明程度根本上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公民素质。很多低收入的拉美和非洲国家，虽然表面上实现了民主社会，但是带来的却是政局动荡、社会不稳，影响了经济的发展。相反，高收入的国家，大多能比较平稳地过渡到民主社会，而且一旦到达民主社会，都能保持稳定的政局。
中国的高储蓄率主要来自企业的高储蓄率。根据全球创业观察统计，中国的企业家用来创办企业的自有资金，在全世界是最高的，总金额高达GDP的11%。中国企业愿意把利润中更多的钱投入企业的发展，这说明在中国有高回报的投资机会。这些投资不仅来自国有企业，更来自大量民间资本。这有力地说明中国是一块投资的热土。这种状况得益于良好的投资环境，也得益于拥有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年轻人口。
世界上人均收入高于2万美元的中等以上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能够保持稳定的政局，也都能顺利完成政治体制民主化的平稳过渡。这一点其实很容易理解，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多数公民已经成为人力资本和实物资产的拥有者，所以即使想实行民主，也不会采取过激的族群纷争和劫富济贫的政策。
中国高投资是由于有很高的投资回报率。GDP中投资比例是由储蓄率决定的，储蓄率是由居民储蓄率、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构成的。中国的居民储蓄率是比较高的，这和现在中国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有关，因为年轻人更需要储蓄养老。中国政府也是投资的大户，这是因为中国还有很多基础设施有待完善，高铁正在建设，很多二线城市的轨道交通还需要很大的投资。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需求，也说明了中国现在还有很多的投资机会。
很多不发达国家的政治困局是由不同部族之间争夺利益造成的。中国只要处理好民族关系、贫富差距等社会公平问题，就能保持社会稳定。所以有理由相信，再经过10～20年的经济发展，当中国的人均收入超过2万美元，并且高等教育普及率超过50%，中国政治体制稳定和改革的风险就会大大降低。
常有人说，中国的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制造业、投资和出口在经济中的比例过高，如果不能及时转型，经济发展将受到制约。中国投资在出口和制造业的比例的确是世界上最高的，远远高于同等发展水平的拉美国家。但是，如果现在中国的制造业中，投资和出口比例真的和拉美国家一样的话，那么对于中国经济的判断就远不如现在乐观。中国经济中的投资、出口和制造业的高比例正好说明了中国经济的高潜力。
·环境资源的风险
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将留在第5部分详细论述。总的结论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在不远的将来将出现零增长，加上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有能力控制和解决资源环境的问题。反之，如果通过减少年轻人口来减轻资源环境的压力，反而会适得其反，那样就会降低国家的生产力和科技创新的能力，从而削弱中国解决资源问题的能力。
中国经济能成功转型吗
其实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并不令人意外。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搭上世界科技进步的快车。改革开放以后，有大量的新技术等待中国人去学习和运用。中国人勤劳好学，用一代人的时间，达到发达国家1/10的生产率，这并不奇怪。再用一代人的时间，达到发达国家1/2的生产率也是完全合理的。在中国之前，东亚“四小龙”做到了。凭借世界第一的人才规模，中国将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在今后10年会有所提高，足以吸收原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作的大量低技能劳工。当中国的保姆工资是印度尼西亚劳工的5倍时，中国的低技能劳工自然会选择去做服务业。
中国在1840年之前一直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将在那之后的200年后重新夺回经济总量的世界冠军，这是21世纪的第一件大事，不过这个世界冠军能保持多久呢？
有人会问，如果中国放弃这些行业，那么这些低技能的劳工将如何就业呢？答案和其他国家一样，这些人将转移到服务行业。估计现在从事这些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的人占整个工作人口的10%～20%，而中国的服务业今后10～20年至少要在整体经济中扩充10～20个百分点。中国经济中服务业的比重现在只有40%，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发展水平不如中国的印度。
明日之星：印度
·为何中国能在10年内摆脱劳动密集型行业？
中国将在10年内放弃劳动密集型的出口行业。这里是指服装、制鞋等低附加值和低技能的行业。中国经济过去靠转移农业人口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到了2010年，中国终于耗尽了以前被认为是无穷尽的农村廉价劳动力。随之出现的是民工荒和劳动力成本的快速增长。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当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所有国家都会放弃这些行业。20～30年前的“四小龙”、10年前的泰国都经历了这个阶段。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就是低收入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的5倍。如此巨大的差异，就会导致这些低技能的产业转移到这些低收入国家，虽然这些国家的投资环境、基础设施和管理人才都存在着不足，但是就像30年前的中国，5倍的成本差足以促使中国企业或其他跨国企业，努力克服这些障碍，把产业链的最低端转移到这些国家。
21世纪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印度的崛起。到2040年，印度将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和最具活力的经济体。
综上所述，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能够沿着东亚“四小龙”前二三十年的发展轨迹，继续持续快速增长二三十年，达到现在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水平，即人均GDP 2万美元以上，其经济总量远超美国。而实际上过去2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四小龙”是非常相似的。
·为何印度能在2040年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
印度现在的人均GDP只有1500美元，是中国的1/3，但是已经进入经济快速发展的轨道，在过去的5年中经济增长速度高达9%，和中国不相上下。印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经济改革，开放原来僵化的行业管制，让民营企业充分参与市场竞争。和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一样，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一下子释放了聪明的印度人的能量，到21世纪初，印度已发展出了Tata、Wipro等世界级的企业。印度正成为中国之后又一个创业和投资的热土。
中国还拥有只有印度才可以与之媲美的一大批海外高科技人才。光是在硅谷，就有20%的工程师是华人。就像当时中国台湾留学生回台湾创业推动了台湾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一样，这批海外的高科技人才也可以回中国起到同样的作用。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2009年梁建章先生到印度考察，和孟买一所小学的学生合影
图3-7 各国科研投入占GDP比例
当然印度的整体发展水平比中国落后20年，所以平均教育水平和人口素质都不如现在的中国。但是印度人和中国人一样聪明勤奋，所有在海外的华人对此都非常熟悉。美国大学里的印度留学生数量仅次于中国留学生，而印度和中国的学生往往都是优秀的学生。印度人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超过了华人。在硅谷，印度企业家的成就丝毫不逊于华人企业家。所以只要印度政府继续加大普及性教育的投入，并且坚持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就能把聪明的印度人的能量进一步释放出来。
去过印度的人可能会说，印度现在的发展水平要远远落后于中国。但比较一下现在的印度和20年前的中国，就会发现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现在的印度就和20年前的中国一样，改革方兴未艾，基础设施和教育投入严重缺失，但人口结构却十分年轻，创业和创新活动十分旺盛，经济正在起飞。政府正在加大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入，深化经济改革。除非相信中国是最后一个搭上工业化列车的大国，否则印度早晚会完成其现代化的进程，时间上大约比中国晚二三十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印度现在的人均收入只有1500美元，经过30年的发展，到2040年，印度的人均收入将达到1万美元左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虽然届时印度的人均收入还只有那时中国的1/3，但是凭借其世界第一的人口规模（印度16亿人，中国14亿人），预计经济总量将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达到中国经济总量的一半。和中国不同的是，当印度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还能保持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这是因为，印度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试图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遭到了选民的强烈反对，没有实行强制性的生育政策。
图3-6 各国科研人口数量
图3-11 2040年中国和印度人口结构预测对比
如果看高素质的人才，中国每百万人口中科研人口数量也远高于拉美国家巴西和墨西哥，虽然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它们的一半（见图3-6）。中国的科研投入占GDP比例也远高于拉美国家（见图3-7）。这个比例虽然只有现在韩国的一半，但是增长势头迅猛，过去几年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有可能在10～20年之后赶上韩国的水平。近几年，中国企业申请专利的数量迅速增加，总数已经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位居世界第四。2010年世界上申请专利数量的亚军是中国企业中兴通讯。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
资料来源：Science and Engineering Doctorate Awards 2006。
2040年，中国虽然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比印度多一倍，但是人口结构却已严重老化，发展后劲远不如印度。可以从图3-11来比较一下2040年中国和印度的人口结构。印度不仅工作人口超过中国（8.5亿∶7亿），更重要的是20～40岁的年轻工作人口将比中国多50%（4.5亿∶3亿）。那时的印度也早已完成普及性的高等教育，所以大学生和年轻的研发人才也会比中国多50%。那时的印度就像现在的中国，将利用其人才优势，培育出更多的世界级企业。跨国公司也会把印度作为设立研发中心、营销中心的首选之地。那时的印度经济还能够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而那时的中国则由于人口老化而发展放缓。于是，印度将成为世界上增量最大的经济体，成为新一轮世界发展的引擎。
图3-5 美国外籍理工科博士生构成比例（2006年）
谁能挑战美国的人口优势
21世纪，中国经济另一个有力的竞争者是美国。到了2040年，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远超美国，但是人均收入还是不如美国，而且那时的美国人口结构也远比中国健康，通过图1-7、图3-12比较一下2040年中美人口结构，可以看出美国的人口结构相对要年轻得多。到2040年，中国的中位数年龄已经接近50岁，而美国的中位数年龄还只有40岁左右。
最后，企业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中国的人力资源丝毫不逊于当时的“四小龙”，远胜于拉美国家。从数量上看，中国的大学生和拉美国家差不多，但从质量上看，中国学生的能力和其他东亚国家类似，强于拉美国家。这个可以从美国大学来自各国的研究生比例略见一斑。美国的研究生院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生都向往的地方，这里毕业的来自某个国家的博士生人数反映了该国大学生的质量。从图3-5可以看出，2006年在科技领域，来自中国的博士研究生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占33.5%，欧洲和印度其次，分别占了13.8%和11.9%，整个南美洲占了4.2%，只有中国的1/8。
在机电设备和通信设备领域，像华为、中兴、三一重工等公司已经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在某些新兴的设备制造业中，比如风能和太阳能发电，中国企业已经处在世界领先的地位。中国企业的发展轨迹很像当时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企业。从图3-4可以看出，现在中国的出口产品构成和1997年的韩国非常接近。
图3-12 美国2040年人口结构预测
有人指出，中国的出口中有一半是外资或合资企业实现的。实际上，这里统计的外资企业中，至少有一半是港台企业，这些企业大多已经把运营中心迁到了中国大陆，和本土企业没有什么差别。即使是欧美企业，很多也正在把部分的研发中心移到中国，这也有利于中国产业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还有，中国很多名义上的外资企业实际上是本土企业，这些本土企业是注册在中国香港或者在海外上市的。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
图3-4 中韩历史出口比例构成比较
·美国如何保持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呢？
首先，美国是所有发达国家中生育率最高的，一直保持在接近更替水平左右，比欧洲1.5的生育率要高出很多。至于究竟为什么美国人更愿意生小孩，这个在学术界还有争论，有些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美国人相对于欧洲人更热衷于基督教，而基督教提倡多生并禁止堕胎。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其次，移民也是美国能够保持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的重要因素。美国每年都会吸收几百万的外国移民，这些新移民中有学历和技能相对较低的拉美裔人，也有学历和技能相对较高的亚洲裔人。这些移民都相对年轻，生育率也相对较高，每年都为美国的人力资源库注入新的活力（见图3-13）。
其三，不同于拉美国家，“四小龙”在经历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阶段后，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成功进入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培养出了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中国的出口企业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但是近几年的发展，已经和二三十年前的韩国和中国台湾相似，开始进入高技术行业（见图3-3）。中国出口产品的构成已经从以轻纺产品为主，转变成以机电产品为主。图3-4比较了中国与韩国的出口产品构成。在短短15年中，中国纺织品出口的比例已经从29%下降到了12%，而机械类产品的比例已经从17%上升到了48%。有经济学家做过分析，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已经远远超过同样人均GDP的国家，也超过人均GDP 1万美元的拉美国家。
其二，从出口竞争力来看，“四小龙”在经济起飞时的出口能力远高于拉美国家，使得它们大量顺差、货币稳定且逐步升值，而拉美国家却在后期受累于货币贬值和金融危机的困扰。中国目前的出口和金融状况比当时的“四小龙”还要好。
图3-13 美国历年移民人口总量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图3-3 各国及地区高科技产品出口比例历史趋势
美国大学尤其是研究生院每年都会吸引大量年轻的高素质人才，美国这种吸收高端科研人才的能力，是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这得益于美国拥有的多元化移民文化和世界最好的高等教育。每年在美国毕业的博士生中有很高比例是外国出生的，这些人中有很多也是其他国家优秀的人才。图3-14显示在美国各个不同专业的外国博士生比例。有些领域如计算机和工程类的博士，竟有将近一半来自国外。这些人学成后大都会留在美国工作，成为美国长期在高科技领域领先的源泉。在硅谷将近有一半的企业是由非美国出生的新移民参与创办的。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图3-14 美国不同专业外国博士生比例
图3-2 各国储蓄率比较
资料来源：http：//www.nsf.gov。
正是这种汇聚全球人才的能力，使得美国经济在20世纪独领风骚。在最近30年，美国的年轻人又领导了这一轮的信息技术革命，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像Google、Facebook这样的高科技神话，把欧洲和日本远远抛在后面。
其一，拉美国家和“四小龙”的差别之一是储蓄率，“四小龙”在经济起飞时的储蓄率远高于拉美国家，使其有能力进行大量的基础设施和工业投资，而中国目前的储蓄率比当时的“四小龙”还要高（见图3-2）。
到2040年，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但是美国具有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和不断从世界各地吸收精英的能力。美国和印度有一个中国没有的优势，就是英语是他们的母语。一个讲英语的国家比较容易吸收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人才，而很难想象中国能够吸引大量的外国人才。所以，美国企业和印度企业将在高科技领域，如生物和新能源领域，成为中国企业最有力的竞争者。尤其在中国年轻人口不断萎缩的情况下，美国仍有可能维持其在新兴产业的领导地位。
2020年以后中国经济还能以每年7%的较快速度增长吗？一般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到达1万美元以后，有些会像“四小龙”一样继续快速增长，有些则像拉美国家一样增速明显放缓。中国经济究竟是更像拉美国家还是更像“四小龙”呢？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会更像20年前的“四小龙”一样。
·老去的欧洲经济
2040年，欧洲和日本的制造业优势将基本上被中国赶超，在IT、新能源和生命科学等新兴行业，由于人口老化，欧洲和日本也缺乏创新性的企业。虽然欧洲和日本仍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和地区之一，拥有世界上最奢侈的品牌和最令人向往的旅游胜地，但是已经不再是世界舞台上的主角了。
·为何中国经济总量能在2020年接近美国，并且在2030年是美国的2倍？
中国经济在今后10年每年平均可能有10%的增长率，这是一个保守的估计。因为这里包括了汇率升值的因素，一般认为人民币至少每年会升值3%，所以实际上只要中国经济每年增长7%左右，加上汇率升值幅度就会增长10%。现在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10年之内中国能至少保持平均7%的增长率，而美国的增长率只有3%。所以保守估计，中国经济会在2020年达到人均GDP 1万美元的水平，经济总量接近美国。
放开生育对于中国经济的好处
图3-1 中国人均GDP预测数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终于推出了放开单独二胎的政策。虽然这离全面放开相去甚远，但我们希望这是中国人口政策180度掉头的起点，之后会尽快过渡到全面放开生育乃至鼓励生育的阶段。我们也希望中央能意识到全面放开生育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有更大的好处。
全面放开生育虽然对与养育相关的公共资源会造成暂时的压力，但完全可以应对。而对整个经济发展来说，全面放开生育，无论是对消费需求和资本市场、人力资源和劳动市场、政府税收和财政，还是对创新和产业发展的作用都是极其正面的。
按照每年10%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万美元，经济总量接近美国。如果以后每年以平均7%的速度增长，人均GDP将在2030年达到2万美元，虽然还只有美国的1/3，但经济总量已经远超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见图3-1）。
其一，消费需求和资本市场。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源头和动力，提振需求更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路。全面放开生育短期内会增加婴幼儿用品的需求，而长期则会增加对电器、汽车、房屋、教育、通信、旅游等各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这些额外增加的需求可以刺激相关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消化过剩产能。资本市场的收益取决于整体经济的增长速度，而全面放开生育所带来的额外经济增长对资本市场则是长期利好。对未来需求增加的长期预期在短期内就可在资本市场上得到体现，比如有利于股市的提升。
21世纪的世界将有一件大事，就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6000美元。
其二，人力资源和劳动市场。全面放开生育所增加的孩子在短期内需要更多的教育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但长期来说，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都大有好处。与20年前不同的是，现在出生的小孩生长在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享受良好的教育，其中至少50%以上会上大学。到2035年前后这些小孩踏上工作岗位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将接近发达国家。届时，中国早已摆脱劳动密集型的初级制造业，成为以中高端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的新型经济体。现在每年多出生的几百万人正好可满足那时对于高端创新型人才和中低端服务人员的大量需求。
中国经济30年展望
其三，政府税收和财政。根据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以及人均寿命将进一步延长的趋势，未来数十年内，中国的老年人口将大幅增加。这将导致财政中用于老人医疗和社会保障的支出迅速扩大，而为了支付老龄化带来的日益上升的社会抚养成本，工作人口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税负。现在立即全面放开生育，到时恰好每年可多出数百万工作人口，这些额外增加的税源将十分有利于缓解未来严重的财政危机。
最近的一则消息又加剧了美国人的担忧。全球权威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测试，对全球65个国家100万名中学生进行综合能力测试，发现中国上海学生的测试成绩是世界第一，远高于欧美国家，比新加坡、日本、韩国的学生略高一筹（这次上海是中国唯一的测试点，估计中国其他城市学生的成绩也会差不多）[1]。以前美国父母用“中国小孩”来督促小孩吃饭，他们会对孩子说：“如果再不好好吃饭，就把食物给中国小孩了。”现在，美国父母已经用“中国小孩”来激励小孩读书，他们会对孩子说：“如果你再不努力读书，中国小孩将来就会抢你的饭碗。”
其四，创新和产业发展。中国经济在摆脱劳动密集型行业后，将由中高端技术水平的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来主导，这些行业需要的是创新型的高科技人才。一个人最具创业和创新能力的年龄是在30岁左右。如果立即全面放开生育，现在每年所新增的数百万小孩，将在二三十年后成为中国创新创业的生力军。反之，如果放开生育的过程太慢，任由新生人口数量不断萎缩，未来中国的企业里50～60岁的老员工数量将远大于20～30岁年轻员工。这很像现在的日本，其后果将是整个国家创新和创业的活力大打折扣。
2010年，《虎妈战歌》一书在美国引起轰动。其实在美国，华人小孩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早已不是什么新闻。美国一流的大学里，华人学生的比例历来远高于华人的人口比例。为什么现在“虎妈”如此让美国人感到可怕呢？这是由中国崛起带来的联想，如果13亿中国人的小孩都跟“虎妈”的小孩一样用功的话，那么中国人将在未来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人才大国。
[1] 谢湘：《PISA测试上海夺冠回答了什么》，《中国青年报》2011年3月4日。
虎妈和中国小孩
[2] Kuznets现象指的是一个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通常会经历贫富差距先大后小的过程。Kuznets S.（1955），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45），pp.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