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人的体力在20～30岁达到顶峰，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当然现代文明要求的是脑力而不是体力，那么脑力和年龄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研究表明，不同的能力随着年龄增长衰退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见图2-3）。
年龄和能力的关系
根据罗氏理论，一个国家只要能够吸收世界其他地方的先进技术，并且自己拥有科研创新的能力和市场机制，就能把人口数量的优势转换成经济增长的优势。中国经济最近30多年的发展就印证了这一点。美国过去100年的发展也印证了人口规模优势的重要性，美国利用其世界第一的人力资源优势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如果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于创新和创业，那么富有活力的高素质的年轻人口自然就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宝贵财富。
图2-3 不同能力在不同年龄段的表现
有人会说，中国的人口规模一直是世界第一，经济为什么却一直落后呢？用罗氏理论来解释，这是因为中国在近代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并没有充分利用现代科技的成果。而西方国家在500多年前就吸收了中国当时先进的火药、指南针等技术，创造出了更先进的武器和航海技术，从而率先征服了新大陆，为以后的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打下了基础。现代中国在民国时期经历了战乱，而新中国成立初期又一度实施严格的计划经济政策，“锁”住了中国人应有的创新和创业能力。相比之下，“四小龙”在“二战”后实行市场经济，并且积极引进和消化先进技术，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资料来源：http：//www.brainhealthhacks.com。
最近20年，在人口研究方面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是美国的保罗·罗梅尔（Paul Romer）。他提出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已经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他研究理论的基本逻辑是，人口规模的增长，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使得更多人从事科研和创新的工作，创造出更多的科技成果，这些科技成果将为全社会所用，从而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他的模型有两个前提，一个是市场经济，这样人们就有利益驱使去发明和创业；另一个是一旦科技成果被发明，就能够无障碍地为全社会所有。在这两个前提下，罗氏理论的结果刚好和马氏理论相反。人口越多，科技创新就越快，经济发展就越快。
大脑有一些能力能够保持到较大年龄，例如人的语言能力可以保持到50～60岁，另一些能力如数学能力和逻辑能力在中年以后就会衰退，而学习能力和反应速度在26岁以后就会衰退。人的工作能力不光是脑力，还需要经验的积累，所以一般来说，专业人士在30～40岁精力旺盛、思路敏捷，并且有一定的经验，是最富创造力的年龄。
压倒马氏理论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并没有像马氏理论提出的一样，生产出更多的小孩。实际情况完全相反，随着收入提高，所有国家都无一例外地经历了生育率快速下降的过程，而且一旦达到中等发达水平（人均4000美元），生育率就会降到更替水平之下，一旦达到10000美元，很多国家生育率甚至降到了不可持续的1.5以下。为此，当代的经济和人口学家，都认为马氏理论只适用于前工业化社会，或者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最为贫穷的非洲国家。
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分析了过去100年最伟大的近300项发明。结果发现有72%的发明是发明家在30～49岁创造的，其中42%的发明是发明家30来岁时创造的（见图2-4）。
第二，马氏理论中人均土地减少导致生产率下降的逻辑已经不适用于现代经济的工业和服务业。当然，工业也需要土地、原材料、能源及其他资源。人口增加必然需要消耗更多的资源。但是资源对工业的约束力远远不如土地对农业生产的约束力那么大。随着科技的发展，新的原材料和能源被不断地发现和创造出来。200年前，人们造房子主要用木头，现在人们则可以用钢、玻璃、水泥、塑料等，而且新的节能建材还在不断地被发明出来。200年前，人类主要的能源是木头和煤炭，而现在人类已经开发出了一系列的新能源。一些清洁能源如太阳能的成本已经接近化石能源。同时，以互联网和电子商务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更可以在几乎不用资源的情况下，大量复制相关产品和服务。所以在工业和信息社会里，资源和能源已经不像土地在农业社会那样是发展的硬约束了，而且要解决像全球变暖这样的世界性问题，必须依靠技术进步和大规模的建设投入。这都需要国家有旺盛的生产力和创新能力，也就是说要有充足的、高素质的年轻人口（关于能源、资源和人口的关系将在以后部分详细论述）。
第一，农业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已经相对下降。在发达国家中，农业所占的比重不到5%，中国现在农业的比重也不到12%。现代经济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工业和服务业技术的提升速度比农业技术要快得多，远远超过了人口增长的速度。
图2-4 伟大发明与发明家年龄段的关系
但是马氏理论已经完全不适用于现代经济的发展规律了。
资料来源：Age and Great Invention，by Benjamin F.Jones。
可以说，马氏理论很好地概括了古代经济和人口发展的关系。按照他的观点，过多的人口只会减少人均土地的拥有量，是经济发展的拖累。
研究者还分析了过去100年，诺贝尔奖（物理、化学、医学和经济）的获奖科学家在取得科研突破时的年龄分布。其结果与对发明家的分析类似，这些科学家也是在30来岁的时候，取得了最多的科研成果。其中爱因斯坦在26岁就完成了现代物理学的重大发现。
300年前，中国经济的总量是世界第一，其农业技术也是世界领先，所以能够用和欧洲差不多的国土面积养活比欧洲更多的人口，但是人均收入和世界其他地方差不多，仅能维持温饱水平。康乾盛世带来的基本效果就是人口的大幅度增长。中国人口从清朝初期的8000万，增长到了清中期的3亿，而人均收入并没有显著提高。
当然这些都是天才型的科学家和发明家，我们再来看一下普通专利发明者的生产效率。图2-5是美国专利获得者的年龄分布，可以看出专利生产率在40岁后就开始走下坡路。
马氏理论在200年前工业革命刚起步时提出是很自然的，因为它较好地解释了之前几千年中，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关系。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经济以农业为主，生产技术进步缓慢，少量渐进式的改进确实会很快被人口增长的作用所抵消。所以，在人类工业革命之前的农业社会，人口缓慢增加，但是人均收入却几乎没有变化。
技术进步可以带来短暂的人均收入提高，但是收入提高的人们很快会生产更多的人口，人均土地会减少，从而抵消了原来的人均收入的增长。所以技术进步的长期效果，只是增加人口，并不会带来人均收入的提高。
图2-5 美国专利获得者的年龄分布（1990年）
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收入提高→生育率提高→人口增长→人均土地下降→人均收入下降
资料来源：Aggregate Evidence on the Link between Demographics and Productivity，by James Feyrer。
200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Malthus）提出了著名的马氏人口理论。他的理论的主要论点可以表示为：
研究者同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新技术的接受和学习能力在40岁以后明显下降。尤其在新的信息技术和互联网领域，无论是用户、从业人员，还是企业家，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人口如何影响资源开发和技术进步
光有科研和创新还不够，还需要创业的企业家。很多科研创新并不适合在大公司的体制下进行。一个大公司如果已经有了一个很赚钱的产品，就不愿意大量投入去研发一个与其竞争的新产品。就像美国最大的实体书店Barnes & Noble不会第一个去做网上书店，而是被亚马逊书店逼得没办法，才会提供网上售书的服务。另外，大公司一般决策保守和缓慢，激励机制往往也趋于吃大锅饭，所以大量科技成果需要由创业型公司去充分实现。美国最大的10家高科技公司，除了IBM之外，都是在过去30年中，由20～40岁的年轻人创办的。这些创业型的企业，能够迅速地把科研成果转换成利润，成长起来以后，又可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加速科技创新，实现良性循环。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相反，如果一个社会老化，不仅年轻人数量少，而且在论资排辈的企业制度中，年轻人得不到发展的空间，社会创新和创业的活动就会大量减少，经济发展就会受到制约。老龄化引起的经济创新能力的衰退，就是日本近年来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之一（详见本书第4部分）。
图2-2 主要发达国家的失业率（2009年）
年龄和创业的关系
我的朋友圈子里面，大多是三四十多岁的高级白领。最近一轮网络的投资热潮，使很多人自己创业或者加入创业公司。那些创业的朋友一般都是30来岁，40岁是一个分水岭，超过40多岁创业的朋友要少得多。
·少生有助于就业吗？
有这么一种说法，认为减少人口可以减少就业压力。这在中国经济还有大量就业不足的农村劳动力时，可能是正确的。但是2010年后，中国经济明显过了刘易斯拐点[1]，出现了民工荒和民工工资猛涨的现象。这时人口少可以促进就业的论调就不攻自破了。经济学上，人口多不仅增加了劳动力供给，同时也增加了需求和消费，所以就业和人口规模没有必然联系。实际上，世界上很多人口稀少的国家如俄罗斯、西班牙却有很高的失业率（见图2-2）。失业率高的原因有很多，现在经济学公认的最主要原因是僵化的工资体系，与人口规模没有必然关系。
根据GEM（全球创业观察）的研究报告，25～34岁是创业活动最旺盛的年龄段，而45岁以后创业活动锐减（见图2-6）。
这里所说的是资本，而不是资源。显然人口增长，人均拥有的土地等资源会下降，理论上会影响人均收入的提高（这个话题会在以下的部分详述），但是相当一部分嫌人多的论点，实际上是没有考虑到：从长期来说，资本（广义的包括基础设施、企业、设备和工作岗位）都是靠人去创造的。
从长远来看，人口和人均资产没有关系。人均资产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生产效率和储蓄率。中国现在拥有世界最高的储蓄率和贸易顺差，人均资产（包括公共资产）也将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
图2-6 各年龄段创业指数走势（2011年）
最近去了夏威夷岛，由于人口稀少，整个岛的主要公路只有一条四车道的普通公路，一般民众上班都要开车45分钟以上。问一个酒店服务员，为何不能住得离酒店近一些或就近工作，她说整个岛只有一所中学，而度假酒店却很分散，前两年政府也曾经考虑过建一条环岛高速公路，但算下来却是需求不够，难以收回成本。我想，夏威夷岛的人们肯定羡慕正在建设环岛高铁的海南岛人。
资料来源：全球创业观察。
由此可见，人口和人均资产的负相关关系是短期的，因为资产最终是由人创造的。人口增长会在短期内降低人均资产拥有量，但是从长期看，新的工作人口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和资产，人均资产和人口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一点往往被一般人忽略。常听人说：“公共汽车都这么挤了，还嫌人不多吗？”但是如果交通的需求足够多，就应该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多开几条线路或者早建地铁。世界上一些人口最密集的大城市，往往拥有最为便捷的公共交通。
这种现象完全可以用经济学的逻辑来解释。创业是一个高风险的长期投资，必须牺牲短期的利益和闲暇时间，才可能会在若干年后有高额的回报。年轻人更愿意做这种高风险的长期投资，是因为年轻人有更长的时间可以去享受创业的成果。一个50岁的人是不愿意再创业20年的，因为70岁时才来的收益可能已经没有时间享受了。另外，老年人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工作精力和学习能力都不如年轻人。即使是35岁以上的人，由于有较重的家庭和抚养子女的负担，比起年轻人，也不太愿意承受财务上的风险。而25～34岁的年轻人，已经有了一定的教育和经验的积累，比较愿意做长期的高风险投资，并且思维活跃，容易接受新技术和新观念，就自然成了社会创业的生力军。
·少生能够提高人均资产的拥有量？
人口增加在短期内会使人均拥有的资产减少，从而降低生产率和生活水平。这里的资产是指房子、基础设施、设备等固定资产。有一位印度朋友来到中国不解地问，为什么中国沿海的人口密度和印度差不多，但在中国的一些公共场所如机场、商场却感觉没有印度那么拥挤。这是因为中国的基础设施水平远胜于印度，换言之，中国人均拥有的基础设施资产要远高于印度，所以在公共场所中，人们的感觉没有像在印度那么拥挤。如果这位朋友在20多年前来中国，感觉可能会完全不一样，因为那时中国的人均基础设施拥有量要低得多，那时的机场、火车站和商店比现在要拥挤。
图2-7表明了创业倾向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关系，分析了发达国家的创业倾向，横坐标是20～40岁年轻人口占20～64岁人口的比例，纵坐标是该国人口的创业倾向，可以明显看出，一国年轻人口比例越高，创业活力就越旺盛。
在农业社会里，养儿防老是生小孩的重要动机之一。在现代社会里，养老主要依靠社会福利和储蓄。养老不再依靠小孩，但是抚养小孩的成本却越来越高。虽然政府负担了小孩的大部分学费，但是要培养高质量小孩还需要父母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所以纯粹从财务的角度来说，培养小孩是一个自己亏本而社会赢利的买卖。所以在社会福利好的国家，父母不愿意生小孩，而政府却会给予各种奖励生育的政策。
所以低生育率是一个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交换，少一些小孩短期可以降低抚养比，增加人均GDP，但是长期却将减少工作人口，提高抚养比，减少人均收入。少一些小孩短期可以降低对教育资源的压力。虽然中国优质的教育资源还相对短缺，但总体上教育资源已经不再短缺，随着小孩数量的迅速减少，现在的中小学（包括将来的大学）都已经过剩，多一些小孩并不需要很多额外的公共投入，更多的是父母的投入。
图2-7 年轻人口比例与创业倾向的关系（2011年）
但是这个效果是暂时的，小孩减少，意味着在二三十年后，工作人口将减少，所以到2015年后，中国的工作人口开始下降，抚养比开始上升，人口红利开始变负。2015～2040年，抚养比将从37%迅速上升到60%。抚养比的上升，尤其是老人抚养比的上升，意味着社会需要将更多的财力用于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和医疗照顾。中国要么延后老年人的退休年龄，要么加重工作人口的税负，从而解决日益增长的社会保障资金需求。如果处理不好，即使是像日本那样的富国，都有可能引发巨额的政府债务危机，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
注：国家的中文名称参见表2-1。
资料来源：“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人口发展预测”课题。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图2-1 未来中国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及人口抚养比预测
创业活动的增加不仅仅是因为具有创业倾向的年轻人口比例提高，而是年轻人口的增加引起整个社会结构性的变化。这一点可以从日本社会略见一斑。当整个社会的老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整个社会日趋保守，论资排辈的现象就会越来越严重。在论资排辈的企业里，年轻人的晋升机会就会越来越少，得到历练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所以不仅年轻人少了，而且有能力创业的年轻人就更少了。即使有少量的年轻人创业，在老人主导的社会中，往往也得不到必要的资金和社会关系的支持。
在知识经济时代，旺盛的创新和创业活力就是经济成长的动力。图2-8是所有主要发达国家创业倾向和经济成长的关系，表2-1可以看出创业活动越旺盛，经济增长就越快。
·少生能够带来人口红利吗？
低生育率影响经济的主要渠道之一是通过人口红利和抚养比起作用。抚养比是指非劳动人口（包括小孩和老人）和劳动年龄人口之比。换句话说，也就是每个潜在的工作人口需要抚养和赡养的人数。抚养比越低，人均需要赡养和抚养的老人和小孩就越少，人均可支配的收入就越高，所谓的人口红利就越高。图2-1是中国今后30年人口红利的预测，可以看出，2000年以来，由于生育率迅速下降，小孩减少，人口抚养比从44%降到了37%，扩大了人口红利。
在讲人口经济理论之前，先要厘清几个常听到的论点。
图2-8 创业倾向与经济成长的关系（2011年）
前面讲了，中国已经进入低生育率期，导致中国年轻人口迅速减少，人口结构严重失衡和老化，那么这样的人口结构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呢？
注：国家的中文名称参见表2-1。
人口结构对经济的影响
表2-1 年轻人口比例与经济成长的关系（2011年）
春运期间，铁路、公路、航空交通全线爆满，也和人口多没有关系，问题同样在于运力需求的极度不平衡。春节的人流量超过平时十倍以上，必然会导致一时的供不应求。和节日爆满的景区一样，一年只有几天爆满的铁路和公路运输体系，没有财力和意愿去扩充运力，因为平时这些线路是很空的。春节运输的需求不平衡，一方面和春节的长假制度有关，而更主要的原因是大量在外务工人员生活在城市，其他家庭成员却生活在农村。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深入，更多的家庭会整体迁入城市，春运单向返乡的运输压力也会得到缓解。
有人说类似九寨沟的景区可能会有很多个，但是故宫只有一个，而中国人都要去故宫。所以，中国人越多，故宫越挤。而我的反驳是：正是因为历史上中国人口众多，文明发达，才造就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宫殿，否则故宫就可能和韩国的皇宫那么大，那就会更挤。还有，全世界的人都要参观世界上最大的宫殿，如果认为这是一件坏事，要嫌人多，那就嫌全世界人太多吧。
续表
所以，只要像其他国家一样把国定长假期改成带薪假期，就能解决“黄金周”接待能力的问题。人口众多绝对不是旅游的劣势，而是福音。因为人口多才能引出更多的旅游投资，提供更丰富多彩的旅游选择。
如果一个景区的客流量极不平衡（“黄金周”的流量超过平时的十倍），那么出现各种拥挤和滞留现象是必然的，因为景区没有意愿和财力，仅仅为了几天的高峰，去扩充自己的接待设施。反之，如果一个景区每天都像“黄金周”生意那么好，就会有足够的钱去扩充接待能力，新的景点也会被不断地开发出来，来分解流量。像九寨沟这样的自然景观，在中国西南还有不少，只要有稳定的客源，就会不断地被开发出来，与之配套的机场、道路、酒店也会被开发出来。几十年前，在大多数中国人有钱旅游之前，九寨沟不是旅游景点，更没有机场和道路，这是典型的由需求创造供给的现象。
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根本上都是人创造的，资本是人创造的，技术是人创造的，政策也是人制定的，就连资源也是靠人通过技术和资本去合理开发和利用的（或者用本国人创造的财富去他国换来的）。并且，年轻人口是技术创新和财富创造的生力军。所以，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潜力最终是由其人口的数量、结构和素质决定的。现在我们知道，随着经济发展，生育率会持续下降，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生育率都低于更替水平，这些国家的人口数量都会在不远的将来开始萎缩。人口减少使得人均资源的拥有水平逐步提高，这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是有利的。但是，当经济发展进入中高级阶段，随着年轻人口的减少，创业和创新的活动逐步衰退，经济开始老化和萧条。
国庆“黄金周”期间，九寨沟等众多景区游客数量暴涨，远超接待能力，导致部分游客滞留。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太多了，但这是错觉。
当然这是整个世界的总体趋势，各个国家由于历史文化和发展阶段的不同，生育率降低的程度各不相同。现在受到少子化问题危害最深的是日本。日益加重的赡养老人的负担，使得日本政府债台高筑，不得不加重对年轻人的税收负担以及延后老人的退休年龄。更严重的是，日本的创业和创新活动锐减，在新兴的行业如信息技术和新能源方面被美国和中国抛在后面。日本政府正在想方设法鼓励国民多生，但是却没有效果。日本正深陷老龄化陷阱——“连续20年的经济萧条”。
景区爆满与中国人口多无关
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如果中国听任生育率继续下降，中国的人口结构就会变得像现在的日本，成为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国家之一。长此以往，经济发展的活力就会衰退。美国和印度则将凭借其年轻的人口结构和开放的移民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具有人口结构的相对优势。
中国目前的情形与美国大致相同，税收占GDP的比例将近20%，而教育方面的投入只有GDP的4%。因为中国的生育率已经长期大幅低于替代率，将来劳动者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大幅下降，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大幅上升，中国未来用于赡养老人的支出将远远高于GDP的10%，这将严重挤压国家对国防、科研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因此，限制孩子的出生虽然看似节省了当前的抚养费用，但却极大地削减了推动社会未来进步的力量，完全是一种杀鸡取卵式的短视行为。
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关系
通俗地来看，GDP可理解为社会整体创造或享用的财富。如果以个人一生所创造或享用的财富为一个单位，上述数据表明，增加一个小孩，政府需要投入5%来教育他，但可以获得26%的税收，最终用12%来赡养他，而剩下的9%，则可以投入国防、科研或者创造更多的社会资源。总体而言，政府或社会从个人获得的收入要大于开支。这个结论丝毫不奇怪，因为对社会来说，人不仅是负担，更是贡献者。人在工作以前是负担，但工作之后却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进入老年后又成为负担，但总的来说，人对社会的贡献要大于带来的负担，这也是世界人口越来越多，但人类整体却越来越进步的根本原因。
有人会说，创新人才是精英中的精英，研发人员和企业家占总人口的比例可能也不会超过5%，所以并不需要庞大的人口基数，只要集中资源多培养一些精英即可。这样的逻辑，是基于你事先知道哪个小孩将来会成为科学家和企业家，然后针对这些小孩做大量投入、重点培养，这样就能多培养出一些精英。
我们可以进一步算笔账，看看政府在养育孩子上的投入和产出。对于世界上所有政府来说，教育方面的投入只占税收的一小部分，一般远小于政府用于赡养老人的开支。在美国，税收占GDP的26%，教育开支只占GDP的5%，而养老开支则超过GDP的12%。由于美国的生育率长期处于替代水平，年龄结构基本稳定，所以上述比例可大致反映出个人从出生到老去的过程中对政府收入和开支的影响。
实际上，没有人能够知道哪个小孩是下一个乔布斯或袁隆平，天分很大程度上是随机的。培养企业家和科学家，不像选篮球运动员，只要选择有身高基因的孩子重点培养即可，而更像是选择足球运动员，一般并不知道哪一个人会更具足球天分，只有普及足球运动，才能让有天分的足球运动员从基层比赛中脱颖而出。
这两个理由听起来似乎都很有道理，但深入分析一下就知道根本站不住脚。首先，教育和医疗等社会资源是从哪里来的？如果它们是有偿提供的，那么使用者直接承担了费用，不存在需要额外补偿的道理。如果它们由政府免费提供，那么建设和维持这些公共事业的资金也是来自劳动者所贡献的税收。“超生”的孩子虽然在养育期间占用了更多的社会资源，但长大后照样是创造税收的劳动者，因而可以对未来贡献更多的社会资源。前面已经说过，医院、学校等社会资源实际上是资本，是私人投资或者公共投资的产物，最终来自每个公民的储蓄和贡献的税收。
真正有天分的企业家和科学家，并不需要占用太多的社会资源，只要有公平竞争和选拔的环境，他们就能冒出来。事实上，乔布斯从小被父母遗弃，上的是一所很普通的大学。所以，要多培养一些顶尖的科学家和企业家，一个国家唯一能做的和要做的是“普及中高等教育”，让所有有天分的人，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有发挥和被发现的机会。有没有天分是一个随机事件，上帝可能给每个人都发了一张天才的彩票，而良好的教育相当于兑现彩票的能力，所以最后有多少天才冒出来，取决于有多大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规模。未来，包括印度在内的几乎所有中等发达国家都有能力普及高等教育，所以实际上有多少天才，根本上取决于年轻人的规模，基数越大，天才就越多。
三十多年来，对所谓“超生”家庭征收高额罚款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核心措施之一。高额罚款有个很好听，却似是而非的名称——“社会抚养费”。顾名思义，这个措施的主要根据是，抚养“超生”孩子要占用更多的社会资源，因此“超生”家庭需要对社会给予额外的补偿。另一个相关的理由是，社会资源，特别是优质的教育和医疗资源都处于匮乏状态，征收社会抚养费可以减少孩子数量，降低整体需求对社会资源的压力。
日本的案例很能说明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日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着十分年轻的人口结构，虽然这些年轻人往往来自贫寒的大家庭，但却造就了很多出色的企业家和科技人才。但是到了最近一二十年，随着日本年轻人口的减少，虽然人均的教育投入大大提高了，但是日本优秀人才的数量却在减少。现在的日本年轻人，由于拥有优越的家境（很多是独生子女），相对于其他亚洲穷国的年轻人，他们保守、缺乏进取精神，甚至很多人成了“啃老族”。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最优秀的研究生院里，有很多来自日本的留学生。但近几年，来自韩国、中国和印度的留学生数量远远超过了日本。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在过去10年中，在美国大学研究生院就读的日本研究生减少了27%，而中国、韩国的学生数量却成倍增加。2010年，仅有一名日本中学生被哈佛大学录取，创下了几十年来的最低纪录。
超生罚款有理吗
考虑生育政策要有30年的前瞻性
这些国家的政府都希望多一些人，中国各地方政府也渴望多一些人，然而为什么很多民众包括社会精英还抱有“人多影响经济发展”的观念呢？究竟谁对谁错呢？
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土地和资源是经济发展的瓶颈，人口少可以减轻土地和资源的压力，但是到了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高素质的年轻人口则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那么中国经济什么时候可以达到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而我们的生育政策如何与之相适应呢？
在世界范围内，像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早已把引进人才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之一。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包括人口稠密的韩国和日本都在鼓励生育。
一个父母现在计划多生一个小孩，这个小孩要在20～30年后才会长大并工作。我们现在谈论生育政策，影响的是30年后中国年轻工作人口的数量，所以，现在的生育政策必须和30年后中国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第3部分将分析和预测中国经济今后30年的发展。
到百度搜索“民工争夺战”，竟然可以搜索到200多万个结果。现在各省市对民工的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各地方政府分别推出各种政策挽留和吸引民工，有的还打出了“亲情牌”，给出了一些实质性的承诺：有公租房、子女入学等政策环境，而且能近距离地照顾老人和子女。对农民工尚且如此，对于大学生和其他人才更是“求贤若渴”。
[1]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
“民工荒”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