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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伊曼努尔·康德和德国唯心主义

他对希腊文学的研究使他爱上了雅典文化,在他的很多兴趣都渐渐褪色时,他对希腊文学的兴趣从未稍减。他曾这样写道:“一提起希腊,有教养的德国人就感觉是回到了家里。欧洲人的宗教史源自遥远的东方……但是现在在这儿的是什么呢?——是科学和艺术,是满足生活、提升并点缀生活的一切——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希腊。”有一段时间,相比基督教,黑格尔更喜欢希腊宗教,他在斯特劳斯和勒南之前写了一本《耶稣传》,在书中把耶稣写成是马利亚和约瑟的儿子,无视所有神话元素。后来他毁了这本书。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年出生于斯图加特。他的父亲是符腾堡州财政部的下属官员;他和那些有耐心且做事有条不紊的公务员一起长大,这些公务员的工作效率保证了德国城市的有序管理。这位年轻人是个孜孜不倦的学生:他对读过的重要书籍都要进行透彻的分析,并大段摘抄重要段落。他说,真正的教养必须要求在最初避免出风头,犹如毕达哥拉斯的教育制度要求学生在最初五年里保持缄默。

在政治方面,他也显示出叛逆精神,在他后来对现状的神化中,这种精神几乎荡然无存。在图宾根大学攻读牧师资格时,他和谢林曾积极为法国大革命辩护,有一天清早,他还到商业中心区种下一棵“自由树”。他说:“因为大革命的洗礼,法国已从很多制度中解放出来,这些制度早就被人类精神抛诸脑后,就像人们对待自己儿时的鞋子一样,但是这些制度还会压在人类精神之上,人类精神就像其他东西一样无法幸免,这些制度就像没有生命的羽毛。”正是在那些充满希望的岁月里,“当年轻就是天堂的时候”,他和费希特一样曾玩过一种贵族气派的社会主义,将自己独特的才华投入风靡全欧洲的浪漫主义大潮。

不久以前,哲学史学家们还给予康德的直接后辈——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如他们所有的近代思想史前辈(从培根、笛卡尔到伏尔泰和休谟)一样的尊敬和地位,但今天,观点已有所不同,我们也许过分热衷于欣赏叔本华对其竞争专业地位的有成就的对手所提出的谴责了。叔本华说:“读康德时,大家被迫承认晦涩难懂的不一定就没有意义。”费希特和谢林利用这一点,编织出宏伟的形而上学网络。“大胆的胡言乱语,夸大其词的毫无意义的话,原先只在疯人院里才有,后来却出现在黑格尔身上,还成为迄今为止最厚颜无耻、全盘神秘化的工具,这一切将使后人感到奇怪,并将成为德国人愚蠢的标志。”[71]这公平吗?

1793年他毕业于图宾根,学位证书上说他天资高、品行好,擅长神学和语言学,但是并不擅长哲学。他开始很穷,不得不在伯尔尼和法兰克福当私人教师。这正是他酝酿变化的几年:当欧洲各国分裂时,黑格尔正聚集能量渐渐成长。1799年,他父亲去世,留给他一千五百美元,生活变得相对富裕,他也就没有再做家庭教师。他写信给谢林,问哪里最适合他生活,希望谢林能给他建议一个开销少、有很多书又有“上等啤酒”的地方。谢林建议他去耶拿——当时处于魏玛公爵统治下的耶拿是个大学城。席勒在耶拿教历史,蒂克[72]、诺瓦利斯以及两位施莱格尔在鼓吹浪漫主义;费希特和谢林则在宣传他们的哲学思想。1801年黑格尔到了耶拿,1803年成为耶拿大学的一名教师。

八、黑格尔简述

1806年,拿破仑战胜普鲁士,耶拿这个学术小城也陷入混乱和恐慌,但黑格尔仍留在那里。当法国军队闯入黑格尔家中,黑格尔逃之夭夭,就像哲学家一样,带走了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精神现象学》。一时间他穷困潦倒,是歌德让克内贝尔借给他几块钱,让他暂时渡过难关。在给克内贝尔的信中,黑格尔痛苦地写道:“我已把《圣经》的话语当作我的启明星了,经验让我学到了《圣经》里的真理——‘先觅取衣食,天国才会靠近你。’”一段时期,他在班堡编辑报纸,1812年,他成为纽伦堡大学预科的校长。也许是因为那里的行政工作需要勤俭节约,冷却了他心中的浪漫主义之火,使他像拿破仑、歌德一样成为浪漫主义年代的典型遗老。在纽伦堡,黑格尔完成了他的《逻辑学》(1812—1816),这部书非常难以理解,但是却帮助他赢得了海德堡大学的哲学教席。在海德堡大学,他写出了他的鸿篇巨制《哲学全书》纲要(1817),正是因为这部书,1818年他转入柏林大学。从那时起直到辞世,他毫无争议地统治了哲学界,就像歌德统治文学界、贝多芬统治音乐界一样。他的生日仅比歌德晚一天,自豪的德国人为了纪念他们,每年届时会有两天假期。

至于康德的影响,可以说整个十九世纪的哲学思想都围绕他的猜想展开。康德之后,所有的德国人都开始谈论形而上学:席勒和歌德研究他,贝多芬带着敬意引用他关于生命两大奇迹的话语——“星空在天上,道德律在内心”;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叔本华受哥尼斯堡这位老哲学家唯心论影响栽培而相继发展出伟大的思想体系。正是在德国形而上学如此芬芳的岁月里,让·保尔·里克特[69]写道:“上帝赐予法国土地,赐予英国大海,赐予德国天空的帝国。”康德的理性批判和他的崇高情感为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论,为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都铺设了道路;他说思想的规律等同于现实实在规律,启发了黑格尔构建出一整套哲学体系;他的“物自体”不可知的思想对斯宾塞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卡莱尔的晦涩难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企图用语言的方式来表达歌德和康德原本就已晦涩难懂的思想——不同的宗教和哲学只是永恒真理的变体罢了。凯尔德、格林、华莱士、沃森、布雷德利以及许多其他英国人都受到过第一部《纯粹理性批判》的启发;甚至是非常创新的尼采也接受了这位“哥尼斯堡伟大哲学家”的认识论,尽管他曾激烈地批判他的静态道德观。不断修正的唯心主义和不断修正的启蒙的唯物主义之间,在经过一个世纪的争论后,胜利似乎站在了康德这一边。即使是伟大的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也矛盾地说:“人类,我敢说,是物质的创造者。”[70]哲学最初的简单纯洁,由于康德变得不同了,它更加深刻了。

有位法国人曾请黑格尔用一句话来概括哲学,让僧侣用一句话来概括基督教,黑格尔输给了那位僧侣。那位僧侣单脚站立说道:“像爱你自己那样爱你的邻居。”黑格尔宁愿用十卷书来概括哲学。当这些书写成出版时,全世界都谈论它们,他却抱怨道:“只有一个人理解我,但是甚至那个人也不懂得。”[73]他的大部分文章,大多都是他的备课笔记,就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或者更糟,是学生听他讲座记下的笔记。只有《逻辑学》和《精神现象学》是他的专著,这是两部晦涩难懂的杰作,即抽象又凝练,用词专业生僻,每个陈述句都有谨慎的定语,有很多限定从句。黑格尔评价自己的作品是“为了让哲学说德语而做出的努力”[74]。他成功了。

但是,对于康德内心的这些大胆重建我们不必太认真。《纯粹理性范围内的宗教》一文的热忱显示了过于强大的真诚而使人无法怀疑。试图将宗教的基础从神学改为道德,从信条改为产品,只能说明康德内在的宗教心灵。康德1766年在给摩西·门德尔松的信中曾这样写道:“我的确很有信心地想过很多事物……但是我从没有勇气说出来;我从不谈论我想不到的事物。”[66]自然地,像《纯粹理性批判》这种长而意义朦胧的论文本身会引起截然相反的理解;在这本书出版几年后,莱因霍尔德[67]首次评论了该书,他的评论尽数我们今日所想:“独断论者认为《纯粹理性批判》是怀疑论者试图破坏所有认识确定性的结果,怀疑论者又认为它是傲慢的猜想,想要在原有体系的废墟上建立起新的独断主义;超自然主义者则认为它是精心策划的诡计,想要摧毁宗教的历史基础,建立无争论的自然主义;自然主义者认为它是对正在灭亡的信仰哲学的新的支持;唯物主义者认为它是反对物质实在的唯心主义;而唯灵论者又认为,它是打着经验的幌子不合理地将所有现实实在局限于物质世界中。”[68]说实在的,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能接受所有这些观点;对一个和康德一样智慧的人来说,事情可能很明显:康德也许真的将所有这些都兼容了,将它们融为一体,这是哲学史上从未有过的。

《逻辑学》不是对理性方法的分析,而是关于理性概念的分析。黑格尔认为,这些概念就是康德命名的范畴——存在、质量、数量、关系等等。哲学的第一要务就是剖析这些和我们的思想息息相关的基本概念。这些范畴中最具普遍性的就是关系,每个观念都是一个关系群;我们通过联系另一事物来思考某个事物,比较它们的异同。任何没有关系的观念都是空虚的,这就是所谓的“纯粹的有和无是统一的”:没有关系或质量的存在是不存在的,也没有任何意义。这一前提导致至今还在不断产生并繁衍的奇思妙想,成为研究黑格尔思想的障碍,但也成为一种诱惑。

康德哲学的奇迹是他的第二部著作《纯粹理性批判》,在这部著作中,他复活了关于上帝、自由和永生这些宗教观念,在第一部中,康德没有接受这些观念。尼采极有鉴别力的朋友保罗·李[61]曾说:“在读康德的作品时,你会感觉就像到了乡村的集贸市场。你可以在这里买到想要的一切——比如意志自由、意志禁锢、唯心主义、对唯心主义的反驳、无神论和上帝。就像一个魔术师从他的空帽子中变出很多东西一样,康德从责任的概念中变出了上帝、永生论和自由,使他的读者非常意外。”[62]叔本华也嘲笑他将永生从内在需要中分离出来,他说:“康德所谓的道德,最初真的是很勇敢地追求幸福,但是最后却失去了它的独立性,伸手要赏钱了。”[63]悲观主义者相信康德是个真正的怀疑论者,他只是丢弃了自己的信仰,没有摧毁人类的信仰,因为他害怕给大众道德带来不好的影响。“康德结束了毫无根据的猜想神学,但是并未涉及大众神学;不仅如此,他甚至用更高贵的形式将其建立在道德感情的基础之上。”这后来被哲学家们曲解为合理地理解和意识到上帝,等等。康德破除了古老但受人尊敬的错误信仰,他知道这样做很危险,希望用道德神学取而代之作为临时性的支持,这样自己不至于受害,也有时间逃走。[64]海涅也有意地讽刺康德:在康德毁灭了宗教后,带着他的仆人兰普一起去散步,突然发现老人的眼里噙着泪水,“伊曼努尔·康德有同情心,他不只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还是一个好人;他半友好半讽刺地说,‘实践理性说必须有上帝老兰普才开心,这样的话,实践理性就足以保证上帝的存在了’”[65]。如果这些理解都是正确的,那我们应该称这第二部《纯粹理性批判》为“先验麻醉剂”。

在所有的关系中,最为普遍的是对立关系。每种思想或事物——世界上的每种观念和条件——都将走向它的对立面,然后与其结合,并形成更高、更复杂的整体。黑格尔写道,这种“辩证的运动”无处不在。这当然是一种原来就有的观点,开始于恩培多克勒,体现于亚里士多德的“中庸论”,亚里士多德曾写道:“知识的对立面和知识是一回事。”真理(像电子一样)是对立面的有机结合体。保守派和激进派的真理就是自由主义——心开放则手谨慎,手开放则心谨慎;我们对大问题的观点是因两个极端之间的摇摆不断减少而形成的;在一切可以争论的问题上,真理是中庸之论。进化运动过程中,事物不断向对立面发展,并与之融汇兼容。谢林说有一个潜在的“对立事物的统一性”;费希特说,正、反、合是一切发展和现实实在的形成方式及秘密。

他年轻时的虔诚主义态度和无限的责任感以及很少快乐的生活,使他产生了道德主义倾向;最终他竟提倡为了责任而尽责任,并不明智地陷入普鲁士的绝对主义。[60]这种反对为追求幸福而尽责任的态度,有点严格的苏格兰加尔文主义的味道;康德继续了路德和斯多葛学派的变革,正如伏尔泰继续了蒙田和伊壁鸠鲁派的复兴一样。他代表的是一种严正的反抗态度,反对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曾用这两种主义概括他们毫无顾忌的生活的时代,就像路德反对意大利的奢华和放纵一样。但是,在反对康德的道德绝对主义长达一个世纪之后,我们发现,自己仍陷入了都市的纵欲好色、道德败坏的泥潭,陷入了未受民主良心或贵族荣誉洗礼的残酷个人主义的泥潭。也许分裂的文明再次欢迎康德责任观的一天不久就会到来。

不只是思想根据“辩证运动”发展演化,事物也是如此;每一件事物都有一个对立面,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兼容合并将其对立面转化。所以,毋庸置疑,我们目前的社会体系隐藏了会自我巩固的对立面:经济蓬勃发展、资源没有被开发的时期需要奋发图强的个人主义;后来,合作性、追求共同财富的灵感被唤醒;将来,我们既看不到目前的现实,也看不到憧憬的理想,我们看到的会是一个合成体,两者的某种东西合在一起,产生了一个更高层次的生活。

十九世纪,康德的伦理学和先天的绝对道德感颇受争议。进化论哲学表明,责任感是个人的社会积累,良心是后天习得的,尽管人的社会行为具有某种先天的倾向。道德本身和社会的人并非上帝“特殊的创造”,而是后天自然进化的产物。道德不是绝对的,它是种群为了生存而偶然形成的行为准则,群体本质和环境的不同使其具有不同的道德。例如,一个四面楚歌的民族会认为暴动和不安是不道德的,而一个富裕和安全的新兴国家却不这么认为,反而认为它们是开采自然资源和形成国家性格的必要成分。康德认为,行为本身无善恶。[59]

这个更高阶段也存在两面性,会继续向对立面发展,进而达到一个更高的组织水平、复杂程度和统一性。思想的运动因此和事物的运动相似:在任何一种运动中,都存在着辩证的发展,从统一到对立再到统一。思想和存在遵循同样的规律,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是一回事。

康德最大的成就就是告诉世人,外部世界是作为感觉被我们认识的;心灵不是无用的白纸,也不是被动的感觉的受害者,心灵是积极的,它对经验进行选择和重建。我们可以减少其一部分成就,但不影响它根本的伟大意义。我们可以跟着叔本华笑话这位糕点师一打十二个的模式,如此巧妙地纳入三分法,然后又被拉伸或压缩以便和任何一样东西吻合,如此曲折和无情。[58]我们甚至会质疑这些范畴或者说是思想的理解形式本身是否就是天生的,即先于感觉和经验的存在;就像斯宾塞设想的,可能对于个人来说是这样的,尽管就种族而言它是后天习得的;但个人也很有可能是后天习得的。范畴,可能就是思想的沟槽,是认知和概念化的习惯,它是在感觉和知觉对它们本身的自动整理中慢慢形成的——这种整理起先是无序的,然后通过一种对整理形式的自然选择,将整理进行得井井有条,使不同的组合安排互相适应,相得益彰。记忆将感觉进行分类整理,使之成为知觉,然后将知觉发展为观念,但是记忆是沉积物。康德认为,与生俱来的心灵统一(“统觉的先验统一”)其实是习得的,而且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习得;它能被习得,也可能由于健忘、性格改变或精神病而被遗失。概念是习得的而非与生俱来的。

大脑是认识这种辩证过程和统一寓于差异的必不可少的器官。心灵的作用和哲学的任务就是发现差异中潜在的统一;道德的任务是统一性格和行为;政治的任务是将个人统一到国家之中;宗教的任务在于企及并感觉到绝对精神的存在,在这一绝对精神中,所有的对立面都将最终统一。在伟大存在的总和里,物质和精神是一体的,主体和客体是一体的,善与恶也是一体的。上帝就是关系的体系,有意义的万物在其中运动、存在。在人类身上,绝对精神表现自我意识,然后变为绝对观念——也就是说,思想是作为绝对精神的一部分而实现自我的,思想超越了个人的局限和目的,在宇宙的纷乱中,找到潜在的万物和谐。“理性是宇宙的本质……世界的设计是绝对合理的。”[75]

康德或许对自己已经感到满意,因为科学真理具有相对性,不存在绝对的东西。但是后来英国的皮尔逊[55]、德国的马赫[56]、法国的亨利·庞加莱[57]等一些人的研究都更赞同休谟而非康德:所有的科学,哪怕是最严谨的数学,其正确性都是相对的。但是科学不担心这个问题,它所达到的高度可能性已经使它满足。如此看来,“必然性”知识也不一定就是必然的。

争吵和罪恶并非只是负面的想象,它们是真实的;但是从智慧的角度看,它们是趋向圆满和善良的阶段。

首当其冲的就是空间只是“感觉的形式”的观点,空间不是独立于起认知作用的心灵的客观实在。这个看法不无道理,但也有不正确的一面。其有道理的一面是:当空间里没有可认知的对象时,空间就是一个虚无的概念;对于认知的心灵而言,“空间”单纯意味着某个对象相对于另一个可被感知的对象的位置和距离;我们无法感知空间以外的对象;因此空间是“外部感官的必要形式”。这个看法不正确的一面是:像地球在椭圆形轨道上绕太阳旋转这样的空间事实,虽然只能靠心灵陈述,但也独立于任何知觉;深蓝无底的海洋没有拜伦依然涌动。所以,空间不是心灵通过没有空间的感觉的协调而构建的,我们通过同时捕捉不同的对象、不同的点来直接感知空间,就好比我们看到昆虫在静止的地面上移动是一样的道理。同理,时间作为先后感或运动衡量标准,它当然是主观的,而且具有高度的相对性;不管时间的流逝是否被测量或被感知,一棵树它依然会成长、枯萎并最后腐化。事实是,康德过于热切地想证明空间的主观性,以此来逃避唯物论——如果空间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那上帝也就必然存在于空间之中,因此上帝就应具有空间性和物质性,这样的论点是他所惧怕的。批判唯心主义表示,我们对客观实在的认识是基于我们的感觉和观念对它的认识,对于这一点,康德或许是满意的。但是,这位哲学家一口咬得太多,结果贪多嚼不烂。[54]

斗争是发展的规律;性格是建立于世界的风暴和压力之上的;一个人只有通过履行义务、责任、遭受痛苦才可能达到他的最高点。即使是痛苦也有其合理性;它是生命的象征,也是重建的激励者。激情在事物的理性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世上任何伟大的事情都是伴随着激情的”[76],甚至是拿破仑个人的野心客观上也对国家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生命不是因为幸福而存在,而是因为成就。“世界历史不是幸福史,幸福的时期在历史上是空白页,因为这是和谐的时期”[77];这种毫无生趣的生活形态对人类来说是不足取的。只有现实矛盾在发展中被解决时,才有真正的历史,就像从优柔寡断的青年步入安逸而有条不紊的成年一样。历史处于辩证运动之中,它几乎就是一系列的革命,在这些革命中,普通人和天才们都成为绝对精神的工具。伟大的人与其说是生育未来的人,不如说是接生未来的人。天才和别人一样将石头放到石堆上,“他们只是运气好,最后一个放上这块石头,当他把石头堆上去时,拱门就自己立住了”。“这些人并不知道他们揭示了普遍真理……但是他们了解时间——知道什么时候才算时机成熟。这正是他们那个时代、那个世界的真理;可以说,下一辈人已在时间孕育中形成了。”[78]

历经一个世纪的哲学风暴,这个关于逻辑学、形而上学、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复杂结构如何能立足于今天?我很高兴地说,这个结构的大部分被保留了下来;“批判哲学”在思想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尽管如此,这个结构的很多细节和外在的东西还是被动摇了。

这样的历史哲学似乎导致了一个革命性的结论。辩证的发展使生活的主要准则发生了变化: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在事物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存在矛盾,只有“矛盾斗争”能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最深奥的政治规律就是自由——通向变革的大道畅通无阻;历史是自由的成长,国家是或者应该是有组织的自由。但是另一方面,“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这一观点带有保守色彩:各种情况虽然必然会消失,但是都是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是绝对正确的。既然统一是发展的目的,那么秩序就成了自由的首要前提。

七、评论

如果晚年的黑格尔更倾向于自己哲学中保守的寓意而不是激进的寓意,一部分原因是时代精神(用他自己的历史哲学的术语说)由于变化太多而倦怠了。1830年革命结束后,他写道:“四十年的战争和不计其数的混乱之后,一颗老迈的心终于可以高兴地看到,这一切要结束了,和平如意的时期终于要到来了。”[79]——认为斗争是发展的辩证法的哲学家居然提倡知足——不过,作为一位年逾六旬的老人,他有权追求平静和安定。然而黑格尔思想中的矛盾太深,使其无法走向安定和平;他的下一代追随者带着辩证法分成了两派——“黑格尔右派”和“黑格尔左派”。魏斯和小费希特在存在即合理的理论里找到了天道之说的哲学证据,以及绝对服从的政治合理性。费尔巴哈、摩莱肖特、鲍威尔和马克思则回到了黑格尔青年时期的怀疑论及“更高的批判主义”,将历史哲学发展为阶级斗争理论,由黑格尔的必然性导出“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在物质世界还是在精神世界里,马克思将群众运动和生产力作为一切根本变革的根本原因,以此取代了通过时代精神决定历史发展的绝对精神。黑格尔这位帝国教授孵化了社会主义之卵。

然而,现在,他疲惫了;他已经跑完了比赛,打完了人生中的一仗。他慢慢老去,老得如孩子般可爱,最后成了于人无害的精神病人:他渐渐失去了感觉和力量;1804年,康德七十九岁,这位老人安详地离开了,宛如一片叶子从树上飘落。

这位老哲学家抨击那些激进分子是幻想者,他小心地将自己的早期文章藏起来。他同普鲁士政府合作,赞美政府是绝对精神的最新表现,并沐浴在学院风的阳光下。他的对手称他是“御用哲学家”。他开始认为黑格尔体系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他忘了自己的辩证法已宣告他的思想不会长久且会灭亡。“除了1830年的柏林,从没有哲学发出过这样高傲的声调,哲学皇室般的荣誉也从未如此充分地被承认和保障。”[80]

1795年,法国大革命打败了反动军,取得了显著胜利,这也使康德希望共和制能在欧洲兴盛,民主基础上的国际秩序能够建立起来,没有奴隶制,也没有扩张,只有和平。毕竟,政府的职责是帮助公民发展,而不是利用或虐待他。“每一个人都应因为他本身而受到尊重;如果仅是把一个人作为外在目的的手段,这将是对他的尊严的亵渎。”[53]这也是无条件命令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没有宗教,它也只是虚伪的闹剧。所以,康德呼吁平等,但不是能力的平等,而是应用和发展能力的机会平等;他反对门第和等级特权,他认为,所有世袭特权都是过去通过暴力获得的。当愚民政策、反动派和欧洲君主制联盟要摧毁大革命的时候,康德尽管已年逾七十,仍为了新秩序而坚守立场,呼吁民主和自由。从没有一位老人有如此年轻的勇气。

在那些快乐的岁月里,黑格尔老得特别的快。他变得心不在焉,和故事书里的天才一样;有一次,他只穿了一只鞋就走进讲堂,他没有注意到,另一只被他落在了泥潭里。1831年,霍乱传到柏林,他身体羸弱,成为这种传染病最早的受害者之一。病了一天后,他突然安静地睡去了。正如那个时代见证了拿破仑、贝多芬和黑格尔在一年间相继出世,1827年到1832年间,德国相继失去了歌德、黑格尔和贝多芬。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是德国最伟大年代最后的辉煌。

康德认为,这种帝国主义的贪婪缘于欧洲国家的寡头政治:战利品只归少数上层人士所有,即使是在分赃之后,每人所得还是相当可观。如果建立民主并在政府中彻底贯彻,那这些国际强盗的战利品就会被一再分割,最后也就形成不了很大的诱惑。因此,“持久和平条件的第一个明确条款”是这样的:“各国的内部制度必须是共和政体,除非是全民投票同意,否则任何一国不可发动战争。”[51]当那些必须上阵作战的人有权选择战争与和平的时候,历史就不再用血书写。“另一方面,如果在一个政治制度里臣民不参与国家选举,也就是在非共和政体里,战争是大家最不关心的事。因为在这种国家里,统治者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公民,而是国家的主人,他丝毫不会遭受战争带来的灾难,也不会终止宴席、狩猎,不会失去宫殿、宫廷的节日等一切娱乐。因为毫无意义的理由,统治者就可以决定发起战争,战争对他而言就像狩猎远行一样;至于这种决定是否合理,他可以毫不担心,任凭他的外交使团去为它辩护,这些人正巴不得借此为国王效力。”[52]这与现在的情况是多么相似啊!

[1]《权力意志》,第2卷,第1部分。

康德认为,导致这种军国主义的主要原因是欧洲对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扩张,盗贼们因分赃不均而发生争执。“如果我们将文明人这种非人道的行为,特别是我们大洲上那些商业化国家的行为和冷漠的未开化的野人的行为进行比较,那他们对外,甚至是第一次对外的非正义行为真是让人觉得恐怖,这些外来种族人的造访被当成入侵。美洲、黑人居住地、香料群岛、好望角等地相继被作为新大陆发现,这些大洲上的土著在他们看来什么都不是……这些国家,夸夸其谈,声称自己是虔诚的信徒,认为自己是上帝挑选的正统宗教信仰者,同时又犯下不计其数的罪孽。”[50]哥尼斯堡的老狐狸还没有沉默!

[2]《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2卷,第30页;伦敦,1883。

论“持久和平”那篇文章(发表于1795年,是年康德七十一岁)是这一话题的可贵发展。康德能够理解当人们看到“持久和平”这个词时的大笑;于是在文章标题下,他写下以下几行字:“曾经有一个荷兰旅店老板将这个词作为讽刺题名写在他的招牌上,但愿是写来悬挂在教堂墓地的画像上的。”[47]康德之前就抱怨过——每一代人都可能这样抱怨——“我们的统治者没有经费拨给公共教育……因为他们把所有的资源都投入到了下一场战争之中。”[48]在常备军消失之前,国家不可能变得文明。(要是我们知道是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的父亲率先建立了征兵制,这个说法就显得尤为大胆了。)“常备军促使各国在武装人数上你追我赶,越增越多,没有底线。从由此带来的费用来看,和平的负担甚至比一场短期战争更为沉重;为了减少这个负担,常备军就会发动激烈的战争。”[49]因为在战争时期,军队可以通过征用、驻扎和掠夺来自给,最好是在敌人的领地上,必要时也会在自己的国土上;即使是这样,也比征用政府资金支持他们来得好。

[3]《纯粹理性批判》,第2卷,第27页;伦敦,1881。后面所有的引述都来自第2卷。

因此,生存竞争并非全是坏事。但是人们很快就意识到,这种竞争必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并应受规则、习惯和法律的制约,这就是文明社会的起源和发展。但是,现在“这种驱使人们共建社会的反社会性成了各国在对外关系上——即一国对别国的关系上采取不受控制的自由态度的借口,最后,任何一国都要提防别国会像以前压迫人民那样迫使他们进入法律制约的文明联合,给他们的国家带来灾难”[44]。国家是时候像人民那样摆脱自然的野蛮状态来维护和平了。历史的所有意义和运动就是严格限制斗争和暴力,不断扩大和平领域。“人类的历史,从整体来看,就像自然秘密计划的实现,这一计划使人类产生了政治制度,变得内外完美,当这个计划被实现时,自然赋予人类的所有才能都将得到发展。”[45]如果人类没有进步,那世世代代的文明就好比是西绪弗斯的辛劳,他“举着巨大的石头往高山上爬”,当他快要到达山顶时,石头却一再滑落到山下。如果这样,历史就只不过是荒谬的无穷循环;“我们也只能像印度人那样,认为世界只是弥补、救赎那些已被忘记的过去的罪孽的地方”[46]

[4]克里斯汀·沃尔夫(1679—1754),德国哲学家。——译注

1784年,他在《论联系全宇宙政治史观念的政治秩序的自然原则》一文中,简要阐述了他对政治理论的看法。开篇康德就以令霍布斯大为惊异的个人对抗全体的抗争为理由,承认发挥生命潜能的自然方法,认为抗争是进步不可避免的伴生物。如果人类完全是社会性的,就会停止前进;个人主义和竞争的混搭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如果没有一点反社会性……人类可能过着完全和谐、事事如愿、互敬互爱的田园仙境牧童式的生活;但是,人类的才华将永远无法得以激发。”(因此,康德不是卢梭的绝对追随者。)“感谢自然赋予我们的反社会性,感谢嫉妒和虚荣,感谢贪婪的占有欲和对权力的渴望……人类渴望和睦,但是自然比人类更了解什么对人类有利;自然使人类不和睦,这样人类才能被迫发展自己的能力,使其自然天赋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5]理查森(1689—1761),英国小说家、出版家。——译注

如果康德不是在政治上也犯忌持“异端邪说”的话,普鲁士政府本来是可以原谅他的。腓特烈·威廉二世上任三年后,法国大革命撼动了所有的欧洲王室。在普鲁士大学大多数教师蜂起支持合法的君主政治时,六十五岁的康德为大革命而欢呼雀跃;他含泪对他的朋友说:“现在,我可以像西缅[42]一样说,‘我的主啊,如今我可以释放仆人安然逝去了,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到了你的救赎’。”[43]

[6]罗伊斯,《现代哲学的精神》,第98页,1892。

六、论政治与持久和平

[7]所有行为的动因都是寻求享乐。

年近七十岁的康德仍充满勇气和活力,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他将文章送到耶拿的几个朋友那里,通过他们,由当地的大学出版社出版。耶拿不在普鲁士的控制范围之内,由当时正关怀着歌德的一位思想开明的魏玛公爵管辖。结果是1794年,康德收到普鲁士国王意味深长的内阁命令:“我们的最高统治者看到你这样滥用哲学来诋毁和破坏《圣经》及基督教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教义感到非常不快。我们命令你立即给出一个合理解释,此外,将来你不可再冒犯神灵,你应该尽你应尽的义务,运用你的才华和威望,帮助我们的国君实现他的意愿。假如你继续违抗命令,你不会有好下场的。”[41]康德在他的答复中写道:每个学者都有权利形成自己对宗教的判断,并有权告诉大家他的观点;但是在当今国君的统治下,我还是选择保持沉默吧。面对这样的命令,一些勇敢的传记作者指责康德就此却步,但是我们知道,康德已经七十岁了,他身体虚弱,无法发起挑战了;况且,他已经将他的信息传达给世界了。

[8]《忏悔录》第2卷,第10章,第184页。

这些结论如此胆大,是因为这样的事情确实发生在普鲁士。1786年腓特烈大帝去世后,继位的腓特烈·威廉二世认为,先帝的自由政策对国家不利,有点法国启蒙运动的味道。在腓特烈大帝时期担任教育部部长的泽德里兹被解雇,接任他的是虔敬派教徒沃尔纳——腓特烈大帝曾形容他是“一个奸诈阴险的牧师”,他的时间都花在了炼金术和玫瑰十字会宗教奥秘上。他为新上任的君主在强制恢复正统信仰的政策中充当“卑贱的工具”,因而获得权位。[40]1788年,沃尔纳颁布了禁止在学校或大学传授背离路德新教正统形式的任何思想的条例;对各种各样的出版物设立了严格的审查制度;任何教师若有异教嫌疑会立即被解雇。起初,因为康德年事已高,且腓特烈·威廉二世的一位忠诚的军师告诉他,很少有人会读康德的书,而且他们也读不懂,所以他没有迫害康德。但是康德论宗教的文章很容易读懂,尽管通篇都洋溢着宗教热忱,但还是因为笔调太像伏尔泰而未能通过审核。《柏林月报》原本打算发表这篇文章,但最后被迫放弃。

[9]《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2卷,第133页;伦敦,1883。

对于一个年已六十九的人来说,写出那样一篇论宗教的文章是非常了不起的,那或许是康德最为大胆的一部作品。宗教不是建立在理论理性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带有道德感的实践理性的基础上,宗教认为,《圣经》或任何启示录都必须由道德价值来审判,它本身不可以作为道德行为的评判标准。教堂只重视种族的道德发展。当纯粹的教条和仪式从道德里夺取了宗教评判的权力时,宗教就消失了。真正的教堂是人民的社区,尽管分散,但因为共同的道德准则而团结在一起。耶稣为建立这样的社区而活,也因此而死;他想高举真正的教会旗帜来对抗法利赛人的教会,但是没能成功。“耶稣使天堂离我们更近,但他却被误解了,上帝的天国没有建立起来,却建立了牧师的王国。”[38]信条和仪式再次取代了我们的美好生活;人们没有因为宗教而团结在一起,而是归属于不同的宗派;“虔诚的胡言乱语”被误导为“一种对天庭的礼拜,通过它并向上帝谄媚就可得到好处”[39]。——奇迹不能证明宗教,因为我们不能依赖支撑奇迹的誓言;如果祷告是为了终结所有经验的自然规律,那肯定是徒劳无功的。最终,宗教成了反动政府的工具,原本用宗教信仰和希望来抚慰和引导受难民众的牧师,也成了神学蒙昧主义和政治压迫的工具。

[10]保尔森,《伊曼努尔·康德》,第82页;纽约,1910。

他勇气十足,当六十六岁发表《判断力批判》、六十九岁发表《纯粹理性范围内的宗教》时,他鲜明地表现出这种勇气。在这两部书的前一部里,康德又回到了从图案设计出发的观点,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他曾否认这部书不足以证明上帝的存在。他开始将图案设计和美联系在一起;他认为美的事物就是能够展现结构的对称和统一的事物,就像精心设计过的。他认为凝视对称的图案能够给我们带来纯粹的愉快(针对这点叔本华在他的艺术论里作了充分发挥),“因为美的本质而喜欢美,这是善良的象征”[37]。自然中很多事物都展现出这样的美、对称和统一,我们几乎相信这是超自然的设计。但是,另一方面,自然中也存在很多废物和混乱,很多无用的重复和累赘;自然保护了生命,却付出了多少痛苦生死的代价!所以外部的设计并不能最终证明上帝的存在。神学家应该抛弃对上帝深信不疑这一观念,而完全否认上帝的科学家则该利用它;它是一大线索,通往无数启示。毋庸置疑,图案设计是存在的,但是它是内部的设计,是整体对部分的设计;如果科学在理解一个机体的部分时,赋予了它对整体的意义,那对其他的启示性原理就起到了平衡的作用——生命的机制概念——它对发现也是意义非凡的——但是,如果只靠这个概念本身,甚至无法解释一片草的生长。

[11]保尔森,《伊曼努尔·康德》,第56页。

这显得陈腐、胆小、保守吗?事实并非如此,相反,这种对“理性”神学的大胆否定,这种废弃宗教代之以道德信仰和希望的主张,引起所有信仰传统宗教的德国人的抗议。面对“四十个牧师的力量”(拜伦语),比面对与康德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东西需要更多勇气。

[12]华莱士如此暗示。参见《康德》,第115页;费城,1882。

五、论宗教与理性

[13]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导言”,第13页;伦敦,1909。

最后,同理,上帝是存在的。如果责任感包含并证实将来必有回报的合理性,“那么不死的猜想……就必须要有充分的理由去证实;换言之,就必须承认上帝的存在”[36]。“理性”无法证明这一点,支配着我们行为的道德感高于针对感觉——现象的理论逻辑。理性让我们相信,在对象背后存在着公正的上帝;我们的道德法迫使我们相信这一点。卢梭认为,心中的感觉凌驾于脑海中的逻辑之上,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帕斯卡认为,心灵有它自己的理性,而这种理性是大脑无法理解的,这也是正确的。

[14]塔列朗(1754—1838),法国政治家。——译注

同样的,我们无法证实我们是不死的,但我们能感觉得到。我们认识到生活不像人们挚爱的话剧,在话剧里,每个坏人都会得到应有的惩罚,好人也会得到好报;我们每天都感觉到毒蛇的智慧比鸽子的温柔有用,小偷偷惯了就会更加为非作歹。如果实效和利益是美德,太过聪明反倒不是好事。即便如此,当这些事实不断在我们脑海里出现,我们还是能感觉到正义的召唤,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通权达变。如果我们心里没有感觉到今生今世只是生命的一部分,今生今世的梦只是一个新生命的前奏;如果我们不是朦胧地知道在将来更长久的生命里会再次实现平衡,如果我们不知道滴水之恩会得涌泉相报,那么,这种是非感又如何能存在呢?

[15]华莱士,《康德》,第100页。

同时要注意的是,对于义务的绝对命令至少说明我们的意志是自由的;如果我们不自由,那我们就无法生成义务的概念。理论理性是无法证明这种自由的;我们是在道德选择的危机中感觉到它的存在的。我们觉得这种自由就是我们的内在本质,是纯粹的自我;我们能感觉到心灵自发地改进经验,选择目标。只要我们一行动,我们的行为就会遵循既定的不变规律,因为我们经由感官看到了结果,因为感官给自己传输的东西都穿上了心灵制定的因果律外衣。然而,我们超越了自己为理解经验世界制定的准则;我们每个人都是一股力量的核心发动者,以一种我们无法证实却能感受到的方式,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由的。

[16]简单说说应该读康德的哪些书。初学者很难理解康德的原著,因为他的思想里用了很多古怪复杂的术语(因此这章很少直接引用他的著作)。最简单易读的入门读物大概要数布莱克伍德哲学经典名著中华莱士的《康德》。厚一点且深奥点的是保尔森的《伊曼努尔·康德》。张伯伦的《伊曼努尔·康德》(两卷本,纽约,1914)更有趣但是有点散漫和偏题。对康德较好的评价也许可以在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找到(第2卷,第1—159页)。但是,读者需自己辨别。

一个行为的好坏不是看其结果,也不是看它是否明智,而要看它是否遵从了内在的责任感。这种道德准则不是来自我们的个人经验,它断然而先验地规定了我们过去、现在或是将来的所有行为。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绝对善的东西就是一个善良的意愿——也就是遵从道德准则的意愿,不考虑它对我们的利弊。不要考虑自己的快乐,要履行你的义务。“道德本不教我们如何幸福,而是教我们如何无愧于幸福。”[33]我们应该给别人带去快乐,而对自己,则要追求完美,无论追求完美能否给我们带来快乐。[34]给别人带去快乐,让自己变得完美,就要做到“在任何情况下,都把人当作目的,而不只是手段,无论这个人是你自己还是其他人”[35],我们能清楚地感觉到这也是绝对命令的一部分。依循这样的原则,我们就能很快实现理性的理想家园;我们需要做的仅仅就像自己已经是这个家园的一分子那样去行动。我们必须将完美的准则应用到不完美的世界里去。你会说,这很难,因为它将责任置于审美之上,将道德置于幸福之上,但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野兽向神转变。

[17]《纯粹理性批判》,“序言”,第24页。

现在,我们的经验里最令人吃惊的事实就是我们的道德感,那是我们无法逃脱的感觉,面对诱惑时,这种感觉告诉我们这或者那是错的。我们或许会屈服,但是这种感觉依然存在。早上我们下决心改正,晚上我们又干蠢事。[30]我们知道那是蠢事,会再次下决心改正。是什么使我们产生懊悔和改过自新的决心?是我们心里的绝对命令,是我们良心无条件的命令,“它就像行为准则,通过我们的意志变为普遍的自然法则”[31]。不是理性而是当时活跃的感觉告诉我们,要避免做出这样的事:如果人人都这么做,社会生活将难以为继。我期待通过一个谎言走出困境吗?“一方面我想要撒谎,但同时我绝不希望撒谎得到普遍认可。因为如此一来就没有可信的诺言了。”[32]因此,感觉告诉我不能撒谎,即使撒谎对我有利。谨慎是有前提的,原则是,诚实是最好的策略时就诚实;但是我们心里的道德准则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18]《纯粹理性批判》,“序言”,第23页。

如果宗教不以科学和神学为基础,那它以什么为基础呢?道德。神学基础不是很可靠,它最好是被丢弃或者被摧毁;信仰必须被置于理性的领地之外。所以宗教的道德基础必须是绝对的,不是从可疑的感觉——经验或是不确定的推论中来;不受可能存在错误的理性的掺和;它必须通过内在自我的直接知觉和直觉获得。我们必须找到普遍必然的道德;先验的道德准则必须同数学一样绝对确定。我们必须证明“纯粹理性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它能够独立于任何经验决定意志”[29],道德感是内在的,不是来自经验的。我们需要道德命令作为宗教基础,道德命令必须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命令。

[19]《纯粹理性批判》,第1页。

四、《实践理性批判》

[20]《纯粹理性批判》,第4页。

这是讽刺,还是启示?

[21]“极端经验论”(詹姆斯、杜威等)质疑这点,反对休谟和康德的观点,认为经验既赋予我们关系和先后顺序,又赋予我们感觉和事件。

也难怪海涅将这位哥尼斯堡的小个子教授比作可怕的罗伯斯庇尔,后者只杀了一个国王和上千名法国人——德国人或许会原谅这一点,但是康德却杀死了上帝,损害了神学最珍贵的论证的基础。“这位哲学家的外在生活和他内心具有的破坏性的、令世界震撼的想法之间存在多大的冲突啊!如果哥尼斯堡人了解了这些思想的全部意义,他们对他的敬畏将比对一个刽子手的敬畏还要强烈,因为刽子手只会杀人。然而善意的人们只是把他当作一名哲学教授,在固定的时间散步;经过他们时,他们友好地向他点头,算作打招呼,顺便看一眼自己的表是否准时。”[28]

[22]《纯粹理性批判》,第10页。

《纯粹理性批判》就此结束。我们能想象得到,比康德更神秘的苏格兰后裔大卫·休谟嘲笑地看着这些结论。这是一部鸿篇巨制,长八百页,充斥着生硬的术语,旨在解决形而上学的所有问题,同时挽救科学的绝对性和宗教的基本真理。这本书实际上做了什么?它毁灭了科学天真的世界,从范围上(如果不是程度上)限制了科学,将它局限在已被认为只有表象的世界,超越这个世界它就只能走向“二律背反”;所以科学被“拯救”了!这本书最雄辩有力和尖锐的一面,是认为信仰的对象——自由和不死的灵魂,仁慈的创造者——是不能被理性证明的,这样一来,宗教就“得救”了!难怪德国牧师要疯狂地反对这样的救赎,并将他们的小狗取名为伊曼努尔·康德,以此作为报复。[27]

[23]《纯粹理性批判》,第37页。如果康德没有加这后半句,他关于认识必然性的言论已然沦陷。

理性神学的谬论也是如此。理性神学试图通过理论理性证明心灵是无法被玷污的实体;意志是自由的并高于因果律;上帝必然存在,他是所有实在的前提。先验辩证法必须提醒神学,物质、原因和必然性是有限的范畴,是一种分类整理的方式,心灵用这些方式来处理感觉——经验,仅仅对被这种经验捕捉到的现象有效。概念无法应用于本体(或纯粹是推断和臆测的)世界。宗教不能用理论理性来证明。

[24]所以,尽管不乏英国人的现实主义倾向,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最终还是定义物质为“感觉永久的可能性”。

二律背反是科学企图超越经验而造成的无法解决的矛盾。例如,当知识试图确认世界在空间上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这个问题时,思想否定了任何一种假设。我们被迫不断越过界线,设想更远处,但是无限本身不是我们能想象的。那世界在时间上有起始点吗?我们设想不了永恒,但我们也无法在设想过去某一时刻时,不立马想到在这之前已有事物存在。或者,科学研究的那个原因链条有开端和第一因?有些人说是,因为没有尽头的链条是不可想象的;有人则说不是,因为没有前因的第一因也是无法想象的。我们能否从这些黑暗的小巷里走出来?康德说能,只要我们记住空间、时间和原因都是知觉和概念的方式,既然它们是经验的网络和结构,那就必然要进入我们的经验世界。两难困境的出现是因为我们假设空间、时间和原因是独立于知觉的外在之物。没有空间、时间和原因的经验是不存在的。如果我们忘记这些不是事物本身而是解读方式,那我们就不会有任何哲学。

[25]《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2卷,第7页。

科学和宗教探索最终现实的努力必然回归假设,“理解不可能超越感性的界线”[26]。这样,先验科学最后走向了“二律背反”,先验神学则走向谬论。理性努力从感觉和表象的封闭空间逃离出来,进入不可知的物自体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苛刻的“先验辩证法”检验着理性的有效性。

[26]《纯粹理性批判》,第215页。

康德并不怀疑“物质”的存在和外部世界,但他补充说,除了它们的存在,关于它们,我们无法确定任何东西。我们关于它们的确切认识只局限于它们的表象,以及我们对它们的感觉。唯心主义不像大街上的人想的那样,认为除了认知主体外什么都不存在;只是认为对象很大部分是由知觉和理解的形式创造出来的。当对象转化为观念时,我们认识了对象,但我们却不知道它转换前的真实面目。科学终究是天真的,它以为它研究的就是对象本身,是没有被污染的纯粹的外部实体;哲学则相对复杂,它意识到科学所面对的材料是感觉、知觉和概念,而不是物自身。叔本华说:“康德最伟大的贡献是将现象和物自身区分开来。”[25]

[27]华莱士,《康德》,第82页。

这种对逻辑和科学最高程度的概括的确定性和绝对性是有限的、相对的:有限完全是对实际经验领域而言;相对则是对人类的经验方式而言,如果我们的分析正确,那我们所知的世界就是一个构造出来的东西,一个完成品,有人也许会说,几乎就是一个制成品,我们的心灵贡献了铸模,而事物贡献了刺激。(所以,我们知道桌面是圆的,但是却感觉它是椭圆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对象是一个现象,是对象的外表,它与进入我们感觉范围前的外在对象或许非常不一样。至于对象本身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对象本身可以成为思想或推论的对象(一个“实体”),但是不可能被体验——因为一旦被体验,它就会因为感觉和思想而产生变化。“我们认识的对象是感觉后的对象,至于对象本身是什么样的,我们完全不知。我们认识的只是我们感觉它们的方式,这种方式只有我们才有,不是所有生命都必定有,但毋庸置疑,所有人都有。”[23]我们对月亮的认识就是一连串的感觉(这是休谟所看到的),我们天生的大脑结构将感觉加工成知觉,再将这些知觉统一整合(这是休谟没有看到的),使之转变为概念或观念。所以,月亮对我们来说,只是我们的观念而已。[24]

[28]海涅,《散文杂记》,第146页;费城,1876。

3. 先验辩证法

[29]《实践理性批判》,第31页。

因此,世界是有条理的,不过并非它本身有条理,而是因为认识世界的思想自身具有整理功能,最初阶段的经验分类最终将成为科学和哲学。思想的规律就是对象的规律,因为我们是通过遵循这些规律的思想来认识对象的,而思想与其规律是一体的。事实上,正如黑格尔所说,逻辑规律就等同于自然规律,而逻辑和形而上学是融合在一起的。科学的普遍原理是必然的,因为它们最终是思想的规律,这些规律包含在每个经验中,是它们的前提,无论是在过去的、现在的还是尚未发生的经验中。科学是绝对的,真理是永恒的。

[30]原文为法语。

感觉是无组织的刺激,知觉是有组织的刺激,概念是有组织的知觉,科学是有组织的知识,智慧则是有组织的生活。每一项都在条理、序列和统一性上更进一步。那么这种条理、序列和统一性又是怎么产生的呢?它们不是来自对象自身,因为我们只是通过感觉认识对象,而这种感觉又是通过上千无序的渠道快速获得的,所以并不可靠。是我们的目的使无规律的它们具有了条理、序列和统一性。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性格和心灵给这片海洋带来了光明。洛克认为,“感觉里不存在的,理智当中也不会存在”,这种想法是错的;莱布尼茨补充说,“理智里除了理智本身外,别无他物”,他是对的。康德则认为,“若是没有概念,知觉是盲目的”。如果知觉能自己转变为有条理的思想,如果不是心灵主动地将无序变有序,那为什么面对同样的经验时,有些人表现得那么平凡,而那些积极主动、不知疲倦的人,却能将这样的经验升华为智慧之光和真理的美丽逻辑?

[31]《实践理性批判》,第139页。

让我们再仔细想想心灵的活动,在洛克和休谟那里,它只是感觉——经验攻击下“被动的蜡”。想想亚里士多德那样的思想体系,再看看这些几乎囊括一切的元素,它们有可能在无管理的状态下自发地建立秩序吗?图书馆里排列有序的检索卡都是人类的杰作。当这些卡片被扔到地上,散落得毫无秩序可言,是不可能在没有人整理的情况下恢复原样的。瞧这些怀疑论者给我们带来了多么神奇的故事。

[32]《实践理性批判》,第19页。

我们从感觉和知觉的广阔领域来到黑暗狭窄的思想小房间,从“先验感性”到“先验逻辑”。首先要做的是对我们思维中的那些元素进行命名和分析,它们与其说是知觉赋予心灵的,不如说是心灵赋予知觉的;其次是那些“手段”,它们将对对象的“知觉”认识提升为描述关系、顺序和规律的“概念”认识;还有那些心灵的工具,它们将经验升华为科学。正如知觉将感觉根据对象分配到各个时间和空间一样,概念则支配着知觉(对象和事件),这些知觉是有关原因、统一性、相互关系、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知觉在这些及其他“范畴”结构里被接受,并根据这些结构,被分类和最终转化为有序的思想概念。这就是心灵的本质特征,心灵就是经验的协调者。

[33]《实践理性批判》,第227页。

2. 先验分析

[34]《伦理学形而上学原理》,“序言”。

所有的科学都能像数学一样被拯救回来吗?可以的,只要它们的基本原则,即因果律——一定的原因必然导致一定的结果——能够显现出来。就像时间和空间一样,内在于每一个理解的过程中,没有经验会违背、脱离它。因果关系也是先天的,是所有思想不可或缺的前提和条件吗?

[35]《道德形而上学》,第47页;伦敦,1990。

时间和空间都是先天的,因为所有有序的经验都包含了它们。没有它们,感觉就不能转变为知觉。它们是先天的,还因为我们无法想象会有不依赖时空的经验存在。正因为它们是先天的,它们的规律,即数学规律,也是先天的、绝对的、必然的,是无限的世界。这种规律不是一种可能而是绝对可靠,就像两点间最短的距离永远是直线。至少,数学被从大卫·休谟具有破坏性的怀疑论那里拯救回来了。

[36]《实践理性批判》,第220页。

康德认为,这个负责选择和协调的代理机构面对材料时,首先采用两种简单的方法进行分类,即空间和时间。将军将传达给他的信息根据它们所来自的空间和记录的时间进行安置,从而找出次序和关系图;与此类似,心灵将感觉分配到各个空间和时间点,分配给这个或那个对象,现在或过去。时空是无法被感知的,它们是获得知觉的方式,是对感觉赋予意义的手段,时间和空间是知觉的工具。

[37]《判断力批判》,第29节。

首先要看到,不是所有的信息都能被接收。此时此刻,有无数力量作用在身体上,暴风雨般的刺激打在神经末梢上,这些神经末梢像阿米巴一样,你用它们体验外部世界。但不是所有呼叫都能被听到,只有能形成符合你目前目的的知觉的感觉,或者是带来急迫的危险信号的感觉才会被选择。平时钟在走,你听不到声音,但是当你的目的有此需要时,同样的滴答声你却能听得一清二楚。熟睡在婴儿摇篮旁的母亲听不见生活里的喧闹,但是当婴儿有动静时,她能很快醒过来,就像潜水员迅速从水底浮出水面一样。如果目的是加法,“2加3”的刺激就会产生结果“5”;同样的刺激,同样的听觉,如果目的是乘法,结果就是“6”。感觉或观念的联结不仅因为时间和空间上的相近,也不仅因为相似性或是经验的新鲜程度、频率和强度;而是首先由心灵的目的决定。感觉和思想是仆人,只有在我们需要时,它们才会行动。会有专门负责选择和指挥的代理机构,负责利用它们,做它们的支配者。除感觉和观念外,还有心灵存在。

[38]张伯伦,《伊曼努尔·康德》,第1卷,第510页。

因为这些各式各样的感觉是通过不同感官渠道获得的,它们经过了千万条传输神经才从皮肤、眼睛、耳朵和舌头传到我们的大脑。当它们进入意识的小房间,要求引起注意时,它们是多么混乱啊!难怪柏拉图说是“感觉的乌合之众”。如果不理睬它们,它们就很狂乱,可怜无助地等待被赋予价值、目的和作用。难道它们能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自己从前线上千个防区到达理解司令部,将消息传达给将军吗?不可能,对这些乌合之众,自有立法者,它是从中指挥和协调的力量,不仅能接收信息,还将携带这些感觉的原子,将它们转化为知觉。

[39]保尔森,《伊曼努尔·康德》,第336页。

但是再想想,这种组合和过渡是自发的吗?感觉是自发并自然地分门别类排序,然后转化为知觉的吗?洛克和休谟说是,康德则认为不是。

[40]《大英百科全书》,词条“腓特烈·威廉二世”。

那么感觉和知觉又是什么意思呢?——心灵是怎样将前者转变为后者的呢?就感觉本身而言,它只是对一个刺激的意识。我的舌头有味觉,鼻子有嗅觉,耳朵有听觉,肌肤能感受温度,视网膜能感觉到光线,指尖能感受到压力,这些都是经验的开端。小孩在心智没有完全发展时,也能够感受到这些。但这些不是认识,这些各式各样的感觉自己组成一个聚焦时空中某一对象的感觉群体,形成对这一对象的感觉,比如对苹果的感觉就自己集合到一起:鼻子闻到的气味、舌头尝到的味道、眼睛看到的亮度、手指和手掌因感受到压力而产生的对其形状的判断,一道形成了对某一事物的感觉。这时,意识就不是针对某一刺激,而是针对某一特定对象,于是,知觉就出现了。感觉也就变成了认识。

[41]保尔森,《伊曼努尔·康德》,第49页。

努力回答这个问题,研究心灵的固有结构或思想的先天规律,这就是康德所谓的“先验哲学”,因为这是一个超越感觉——经验的问题。“我称这种知识是先验的:其中包含的与其说是对象,不如说是对象的先验概念。”[22]——我们用以使经验相互关联成为知识的形式。将感官得到的原材料加工为思想的成品的过程中,有两个级别或者说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通过知觉的形式——时间和空间——来整理感觉;第二个阶段是按照概念形式即思想“范畴”来整理知觉。康德用“感性”一词来表示最初获得的感觉,因为它意味着感官或感觉,所以康德称第一个阶段为“先验感性论”,第二阶段为“先验逻辑论”,因为“逻辑”一词指思想形式的科学。这是些令人生畏的字眼,随着论证的进程,它们将被赋予新的意义。一旦翻过了这座山头,康德的道路也将变得相对清晰起来。

[42]西缅(约390—459),叙利亚苦行修士。——译注

1. 先验感性论

[43]华莱士,《康德》,第40页。

可是,它是怎样做到的?

[44]《持久和平等论文集》,第14页;波士顿,1914。

《纯粹理性批判》直击要害。“我们的认知绝不只局限于经验领域。经验告诉我们是什么,不一定就是,也可能是其他的东西。所以通过经验无法获得真正的普遍真理。但理性非常渴望获得那种知识,它是由经验引发的,但不满足于经验。普遍真理具有内在必然性,它们不依赖经验——自身是清晰可靠的。”[19]换言之,不管今后我们的经验如何,普遍真理仍然为真,它们是先验的。“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在先验知识中,我们能走多远,数学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20]数学知识是必然的、确定的,我们无法设想未来的经验会违背它。我们或许可以相信有一天太阳会从西边升起,或者在某个可以想象的石棉世界里,火点不着木棒;但我们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2×2不等于4,因为这样的真理在经验之前就是真的,它们不依赖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经验,所以它们是绝对必然的真理,我们无法想象它们哪天会变成错的。但是我们是如何确定这种绝对性和必然性的呢?不是通过经验,因为经验只能给予我们彼此分离的感觉和事件,将来顺序可能会改变。[21]这类真理的必然性来自我们心灵的固有结构,是心灵天生的、不可改变的运行方式。人的心灵(这终于成了康德的伟大论题)不是被动的蜡,任由经验和感觉在上面印下它们绝对但反复无常的意志;它也不只是一系列心灵状态的抽象的名称;它是主动的器官,将感觉铸成观念,将杂乱无章的经验整合成条理分明的思想。

[45]《持久和平等论文集》,第19页。

因此,康德在一开始就向洛克和英国学派发起挑战,认为认识不全是通过感官获得的。休谟认为,他已经证明了心灵不存在,科学亦不存在;心灵只是观念的排列和联结;我们认为的必然其实只是随时可能被推翻的偶然。康德认为,休谟的这些结论都是错误的,因为前提就已经错了。他反驳休谟说:假设所有的认识都来源于“独立的、不同的”感觉,那认识就不存在必然性,也不可能给予我们不变的确定结果;如此一来,你肯定不能指望“看到”你的心灵,即使是用内在感觉的双眼也不行。如果所有的认识都来自感官,来自独立的外部世界,这个世界又是不稳定的,那认识的绝对可靠性就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有些认识是独立于感官经验之外的呢?比如有些知识的可靠性先于我们的经验——即先验。这样的话,绝对真理和绝对科学就是可能的,难道不是吗?存在这样的绝对知识吗?这就是《纯粹理性批判》讨论的问题。康德说:“我的问题就是,抛弃物质和经验后,我们能够期待用理性获得什么。”[17]《纯粹理性批判》因此成为详尽的思想生物学,考察观念的起源和发展,分析心灵的固有结构。康德认为,这就是形而上学要解决的全部问题。他说:“在这本书里,我的主要目标是彻底性。我冒险断言这本书能够解决所有形而上学的问题,或至少提供解决问题的钥匙。”[18]树立比铜像更不朽的丰碑!这种自信激励我们不断创造。

[46]《持久和平等论文集》,第58页。

这个书名是什么意思?批判不完全是批评的意思,而是批判性的分析。康德在整本书里并没有攻击“纯粹理性”,只是在结尾指出了它的局限性。相反,他恰恰想告诉我们“纯粹理性”的可能性,他认为纯粹理性是高于非纯粹认识的,因为非纯粹认识是经过感官扭曲的。而“纯粹理性”则不是经由感官获得的认识,它独立于所有感官经验;这种认识之属于我们是由于心灵固有的本质和构造。

[47]《持久和平等论文集》,第68页。

三、《纯粹理性批判》[16]

[48]《持久和平等论文集》,第21页。

尽管贫穷困厄、默默无闻,他仍坚定不移,花了整整十五年撰写、修改他的著作,直到1781年完成,那时他已经五十七岁了。没有人比他成熟得更慢了,但也从没有一本书像他的著作这样让哲学界震撼。

[49]《持久和平等论文集》,第71页。

康德体质虚弱,不得不采取严格的养生措施,但他觉得没必要看医生。他的养生之道让他活到了八十岁。七十岁时,他写了篇散文《论精神凭借坚定意志克服病痛》。他最推崇的一条准则是只用鼻子呼吸,尤其是在户外时。因此在秋、冬、春三季,散步时他不允许任何人和他说话。宁可沉默也不能感冒。他甚至在固定长袜时也会用到哲学——将带子穿过裤袋,末端绑上装在小盒子里的弹簧。[13]做任何一件事前,他总要把一切都考虑周全,也许这就是他一辈子单身的原因。他曾先后向两位女士示好,但是由于他总是考虑过多,其中一位嫁给了一名更有勇气的男士,另一位则在他决定前就离开了哥尼斯堡。或许他和尼采一样,觉得婚姻会成为他追求真理的羁绊。塔列朗[14]曾说:“已婚的男子会为了金钱不顾一切。”在康德二十二岁时,风华正茂的他怀着满腔热情写道:“我已决定我的方向。我将踏上征程,任何事情都阻止不了我前进的步伐。”[15]

[50]《持久和平等论文集》,第68页。

我们看到了这位淳朴矮小的哲学家的缓慢成长:大约五英尺高,谦逊,瘦小,然而在他的大脑里却蕴含着或酝酿着影响最为深远的近代哲学革命。一位传记作者说,康德的一生过得就像规则动词一样,非常有规律。海涅说:“不管是起床、喝咖啡、写作、授课、用餐还是散步,康德都设定了时间。”当康德身着灰色大衣、手执拐杖,走出家门朝菩提树小道——现在仍被称为“哲学家之路”进发时,邻居们就知道已是三点半了。一年四季,不管是天气阴沉还是乌云密布风雨欲来,他都坚持散步。他的老仆人兰普则夹着一把伞步履艰难、焦虑地跟在他后头,像是谨慎的象征。

[51]《持久和平等论文集》,第76、77页。

在这默默无闻的几年里,他的兴趣与其说是在形而上学上,不如说是在物理学上。他写文章谈论星球、地震、火、风、天空、火山、地理、人种学以及其他许多诸如此类的主题,并不总是和形而上学有关联。他的《天体理论》(1755)的观点和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非常相似,并试图用机械力学来解释恒星的运动和发展。康德认为,所有的星球都已经或将有生命居住;离太阳最远的星球最为古老,在这样的星球上或许存在一种更高等的智慧有机体,这种有机体在地球上是不存在的。他的《人类学》(1798年由他一生的讲演汇编而成)暗示了人类起源于动物的可能性。康德说,在早期人类在很大程度上还任由野生动物掳掠时,如果人类的孩子在呱呱坠地时和现在一样放声大哭,那他肯定已经被发现并被野兽吃掉了。因此,很有可能最初的人和现在开化了的人是非常不一样的。康德巧妙地说:“自然是如何发展成现在这样的,是什么原因促进了它的发展,我们都不知道。这令人深思。它暗示了这样一种想法:如果自然界发生巨变,当前的历史阶段是否会为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所取代?届时猩猩或黑猩猩们的器官进化,用来支配行走、触摸和说话的器官进化成了组织缜密的人类结构,中心器官则负责理解,并在社会制度的训练下逐渐进化。”康德在这里用了将来时态,这是不是他在谨慎、间接地传达他的人类进化观呢?[12]

[52]《持久和平等论文集》,第76、77页。

没有人指望他研究出一个让世界震惊的形而上学新体系,让别人震惊似乎不是这样一个腼腆谦虚的教授能做得到的,他自己也没有幻想过。四十二岁的时候,他曾写道:“我有成为形而上学情人的运气,但我的情人对我却没有太多好感。”在那段日子里,他谈的是“形而上学的无底深渊”,说形而上学是“没有边界没有灯塔的黑暗之海”,散布着哲学的碎片。[10]他甚至攻击形而上学家犹如那些生活在思想高塔上的人,“那儿常常有大风”[11]。他未曾料想到的是,最强的形而上学风暴是他自己掀起来的。

[53]保尔森,《伊曼努尔·康德》,第340页。

1755年,康德成了哥尼斯堡大学的编外讲师,一干就是十五年。他两次申请教授职位都被拒绝。最后,在1770年才如愿当上了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多年的教师生涯结束后,他写了一本教育学的教科书,他经常说这本书包含了很多精辟的箴言,他自己却一条也未曾实践过。比起写作,他或许更擅长教学,两代学生都爱戴他。他的务实原则之一是最关心能力中等的学生。他说,差生无药可救,天才学生则能自助。

[54]康德的认识论能够经久不衰,是因为一位非常实事求是的已故科学家查尔斯·普·施泰因梅茨完全接受他的认识论。“所有我们的感官知觉都受限并依附于时空观。我们最伟大和最具批判性思维的康德否认时间和空间是经验的产物,认为它们是范畴——我们的心灵为感官知觉罩上的概念。现代物理中的相对论有着同样的结论,认为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并不存在,当对象和事件填入其中,时间和空间才因而存在;也就是说,它们只是知觉的形式。”(1923年,于斯克内克塔迪城一元教堂的演说。)

然而,生长在腓特烈和伏尔泰的时代,这个年轻人无法摆脱那个时代的怀疑浪潮。康德曾深受他日后的论敌的影响,其中对他影响最大或许也是他最喜爱的一位是休谟。我们将在后面看到发生在这位哲学家身上的一个不寻常的现象:他超越了壮年时的保守主义,在将近七十岁时,可以说是在他最后的作品中,又回到了朝气蓬勃的自由主义。要不是他年事已高且享有盛名,这么做有可能是致命的。甚至在他有关宗教复兴的作品中,我们也能频频听到另一个康德的声音,很像是伏尔泰。叔本华认为:“腓特烈大帝功德无量,在他的统治下,康德能自由发展,敢于发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若是在其他政府的统治下,一位拿工资的教授(教授在德国属政府官员)不敢做这样的事。康德后来被迫向新继位的国王允诺他不再写这方面的文章。”[9]正是欣赏这种自由,康德才把《纯粹理性批判》献给腓特烈有远见且思想进步的教育部部长泽德里兹。

[55]皮尔逊(1857—1936),英国科学家、自由思想家、统计学之父。——译注

1724年,康德出生于普鲁士邦哥尼斯堡。除了在邻村做过一段时间的家庭教师,这位安静的小个子教授尽管非常喜欢给学生讲授遥远邦国的地理人文,却从没离开过他的故乡。他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这个家族是在康德出生前几百年从苏格兰搬来的。他的母亲是一名虔敬派教徒——一位宗教教派成员,就像英国卫理公会教徒一样,严格遵从宗教习俗和信仰的要求。康德从早到晚泡在宗教中,一方面体验到一种抗拒,这使得他的成年生活远离教堂;另一方面,他终身保持着德国清教徒的忧郁。到了晚年,他强烈渴望为自己和世界至少保留信仰的本质,这种信仰来自母亲的谆谆教诲,深深地埋在他的心底。

[56]马赫(1838—1916),奥地利籍物理学家、哲学家。——译注

二、康德其人

[57]亨利·庞加莱(1854—1912),法国数学家。——译注

那伊曼努尔·康德又是谁呢?

[58]保尔森,《伊曼努尔·康德》,第2卷,第23页。

为了快点读完《爱弥儿》,康德平日在菩提树下散步的习惯也被暂时丢开了。对他来说,这是件大事:发现另一个人也在无神论的黑暗中摸索,并勇敢地断言,在超感官事物上,感觉优先于理论理性。这就是针对宗教排斥的另一半回答。嘲笑者和怀疑者们终于要被驱散了。将这些争论的思路放到一块儿,结合贝克莱、休谟的印象和卢梭的感觉,将宗教从理性中拯救出来,同时将科学从怀疑论中拯救出来,这就是伊曼努尔·康德面临的任务。

[59]《实践理性批判》,第31页。

卢梭在他著名的小说《新爱洛伊丝》(1761)里,以大量篇幅阐述了感觉之于知识的优越性。多愁善感在贵族小姐们那里,还有一些男士那里开始流行。一个世纪以来法国都沉浸在文学之中,之后又被现实的泪水淹没。十八世纪伟大的欧洲理性运动也让位于1789年至1848年间的浪漫情感文学,这股浪潮带来了宗教情感的强劲复苏。夏多布里昂的《基督教真谛》(1802)中的心醉神迷不过是卢梭在教育方面划时代的著作《爱弥儿》(1762)中“萨伏依牧师关于信仰的忏悔”的回音罢了。《忏悔录》中的争论大致如下:尽管理性与对于上帝和不朽的信仰格格不入,但是感觉却不由自主地支持对上帝的信仰和不朽的观念,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本能,而要堕入枯燥乏味的怀疑论者的绝望呢?

[60]参阅杜威《德国哲学和政治学》。

1749年,第戎学院设奖征文,题为“科学和艺术的进步促使道德腐化还是纯化?”。卢梭的文章获了奖。他说,文化的坏处远多于其好处——一个人带着所有的激情和真诚却未能企及文化,因此想证明它没有价值。想想印刷给欧洲带来了多么可怕的混乱。哪里有哲学,哪里的道德健康就恶化。“哲学家们自己也这样说,学者出现以后,诚实的人就不存在了。”“我斗胆断言,反省的状态是同自然相悖的;思想者(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智者’)是不道德的动物。”抛弃我们发展过快的知识转而训练我们的心灵和情感或许更为妥当。教育不是使人变好,只是让人变聪明——通常是在做坏事方面。本能和感觉比理性更值得信任。

[61]保罗·李(1849—1901),德国作家、哲学家。——译注

事实上,这是让-雅克·卢梭(1712—1778)的言论。在法国,他几乎是孤身一人与启蒙运动宣扬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奋战。对于一个天生脆弱和神经质的人来说,被丢进百科全书派强大的理性主义和几近野蛮的享乐主义[7]中,是一种怎样的命运啊!卢梭自幼多病,身体的虚弱及父母和老师的严厉迫使他思考和内省。他逃离现实的刺痛,躲进梦想的温室,在幻想中他能得到现实中没有的胜利和爱。他的《忏悔录》展现了最精细的情感和对于体面荣誉的迟钝之间的冲突,全书流露出他对自己的道德优越感纯洁的信任。[8]

[62]昂特曼,《科学和革命》,第81页;芝加哥,1905。

启蒙运动认为理性更偏向唯物主义,对此,贝克莱曾撰文说明物质并不存在。休谟在他的著作中针对贝克莱的观点予以反驳,认为根据同样的说法,精神亦不存在。另一个答案也有其可能性——理性不是最终的标准。有些理论上的结论是与我们作为整体的存在相悖的。我们无权认为这些自然的要求必须在逻辑的压制下窒息而死,毕竟逻辑只是我们脆弱的、不可靠的一面新近的产物。我们的本能和感觉如此频繁地抛弃三段论(三段论希望我们的行为如几何图形一样规矩,并追求数学般的精确)。诚然,有时候——特别是在矫揉造作的、复杂的城市生活中——理性是很好的向导,但是面对更大的生活危机,或是面对行为和信仰等重大问题时,我们选择相信我们的感觉而不是几何图表。如果理性反对宗教,那么理性就糟糕透了。

[63]保尔森,《伊曼努尔·康德》,第317页。

3. 从卢梭到康德

[64]《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2卷,第129页。

想想看,那些信奉传统宗教的人听了这些话,会觉得多么刺耳!认识论的传统——探索认识的本质、来源和有效性——已不再支持宗教。贝克莱主教用来杀死物质的利剑现在指向了非物质的心灵和不死的灵魂。在这场混战中,科学本身也承受了巨大的伤害。难怪伊曼努尔·康德1775年读到大卫·休谟著作的德语译本时,十分震惊。如他所说,他从“独断论的迷梦”中被惊醒了,曾经,他不加怀疑地接受宗教的本质和科学的基础。难道科学和宗教信仰都要向怀疑论者低头吗?怎样才能挽救它们?

[65]保尔森,《伊曼努尔·康德》,第8页。

只有在数学公式中才存在所谓的必然性。这些公式必然永远正确,仅仅因为它们是同义反复的——谓项已经被包含在主项当中。例如3×3=9是永远正确的,因为“3×3”和“9”是一个意思的不同表达形式。谓项相对于主项没有增加任何东西。所以科学必须局限于数学和直接的实验,它不能相信从“规律”推演出的未经证实的结论。这位可怕的怀疑论者这样写道:“要是我们在图书馆里走一走,就相信了这些原则,那将是多大的灾难啊!当我们阅读形而上学派的作品时,我们要问自己:‘它是否包含有数或量方面的抽象推理?’没有;‘那有关乎事实或存在的实验推理吗?’也没有。那就将这书扔进火里烧了,因为它什么都不是,只是诡辩和空想。”[6]

[66]保尔森,《伊曼努尔·康德》,第53页。

然而,休谟并不满足于通过打碎灵魂的概念摧毁正统宗教,他还想通过消解规律的概念来毁灭科学。从布鲁诺、伽利略的时代起,科学和哲学一直非常重视自然规律,重视因果关系的“必然性”。斯宾诺莎曾在这些高傲的概念上建立自己雄伟的形而上学殿堂。但休谟说,我们从没感觉到原因或者规律,我们只能看到事件和结果,然后推断出因果关系和必然性;规律不是一件事必然永久遵循的法则,只是心灵对千变万化的经验的一次总结和速记。我们无法确定曾经的因果顺序是否会在将来重现。“规律”是从事件发生的顺序中被观察到的习惯,但这种习惯中并不包含“必然性”。

[67]莱因霍尔德(1757—1823),奥地利哲学家。——译注

但是,这位爱尔兰主教小觑了苏格兰的怀疑论者。大卫·休谟(1711—1776)在二十六岁时以他的异端邪说《人性论》震惊了整个基督教世界。《人性论》是近代哲学的经典传奇之一。休谟说,我们认识精神,就如我们认识物质一样是通过知觉的,尽管精神是内在的。我们从未感知到“心灵”这种实体,我们能感知到的只是独立的观念、记忆、感觉等等。心灵不是一种实体,也不是产生观念的器官,它只是一个指称一系列观念的抽象名词。知觉、记忆和感觉就是心灵,思考背后并没有看得见的“灵魂”。然而,这样一来,休谟不是完全摧毁了心灵吗?就像贝克莱摧毁了物质一样。一无所剩,哲学最后跌入自己创造的废墟中。难怪一位智者说,“没有物质,也没有心灵”,以此劝说大家停止争论。

[68]保尔森,《伊曼努尔·康德》,第114页。

根本不是这样,乔治·贝克莱主教说。洛克学派对认识的分析反倒说明了物质只能以精神的形式存在。只是推导出我们不认识物质,以这种简单有效的策略驳斥唯物论,这主意真是高明,全欧洲只有一位盖尔人能想出这种形而上学的魔术。主教说,这是显而易见的:洛克不是告诉我们认识源于感觉吗?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只是我们对它的感觉。一个东西就是一连串知觉,也就是被分类解释过的感觉。你或许会反对这种想法,你会说,你的早餐实实在在地存在,并不是一连串的知觉;同样,一把你学木工时握在手中的锤子再物质不过了。但是,你的早餐首先是视觉、嗅觉和触觉的总和,然后是味觉,再后来是内在的舒适和温暖。同样,锤子是你对颜色、大小、形状、重量、质料等的感觉的总和。它的存在对你而言不在于它的物质性,而在于通过手指传来的感觉。如果你对锤子没有感觉,那么它对你而言就不存在。它或许总是锤到你无知觉的拇指,却不能引起你一丁点儿的注意。它不过是一连串感觉或是一连串记忆,它是心灵的一种状态。就我们所知,所有的物质都只是心灵的一种状态,我们直接认识的唯一实在是心灵。对唯物论我就说这么多。

[69]让·保尔·里克特(1763—1825),德国作家。——译注

认识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是不是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具有天赋观念,比如是非观和关于上帝的观念,它们是与生俱来的吗,是先验的吗?焦虑的神学家担心人们对神的信仰会消失,因为毕竟没有人见过上帝,因此他们想,如果能证明信仰和道德的基本核心思想是每个正常的灵魂天生就具有的,那信仰和道德就可以被强化。然而洛克无法接受这样的观念,尽管作为一名优秀的基督教徒,他愿意尽力为“基督教的合理性”辩护。他认为我们的认识来源于经验并通过感官获得,“我们的脑海里除了首先被感官所感知的东西外,别无他物”。在出生之时,我们的脑海是一张白纸,感觉和经验用千万种方式在上面描画,直到感觉引起记忆,记忆产生认识。一切都指向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由于只有物质才能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所以我们只能认识物质,也因此必然要接受唯物主义哲学。草率的人这时说道,如果感觉是思想的材料,那物质就是心灵的原材料。

[70]张伯伦,《伊曼努尔·康德》,第1卷,第86页。

约翰·洛克曾提议将弗朗西斯·培根的归纳实验和方法应用于心理学,在他的《人类理解论》中,理性首次在近代思想中反省自己,哲学开始审查这个长期以来信任的工具。这种哲学的内省运动随着理查森[5]和卢梭的内省式小说一步步发展起来。人们追求小说要有如《克莱丽莎·哈洛》和《新爱洛伊丝》那样丰富的情感色彩,与此相应,在哲学中也推崇本能和情感高于理性。

[71]凯尔德,《黑格尔》,见《布莱克伍德哲学古典名著集》;第5—8页。有关黑格尔的生平详见凯尔德的《黑格尔》。

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的著作为审查铺就了道路,但显然,他们的著作也是反宗教的。

[72]蒂克(1773—1853),德国作家、评论家。——译注

2. 从洛克到康德

[73]无情的批判,正如我们设想的一样,挑战着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大卫·休谟——在攻击迷信的启蒙运动中非常活跃——曾说,如果理性不利于人类,那么人类也将推翻它。宗教的信仰和希望曾在十万教堂里回荡,在欧洲的每块土地上生根发芽,深植于社会的制度中、人们的心里,使他们拒绝接受理性的判决。不可避免地,这一信仰虽备受责难,但它仍会质疑法官的资格,并且要求,理性应和宗教受同一待遇,也要经过审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理性呢?它主张用三段论来摧毁千年以来人们的信仰,它是绝对正确的吗?它是否也像人类的任一器官,在功用和力量上会有极限?检验它的时机已经到来,是时候审查这个正在肆意杀虐远古希望的无情的革命法庭了。对理性进行批判的时代已经到来。

[74]华莱士,《黑格尔逻辑学序言》,第16页。

对斯宾诺莎而言,这种理性信仰带来了宏伟的几何结构和逻辑:宇宙就是一个数学体系,能够通过对公认的定理进行纯粹推演加以先验描述。在霍布斯的著作中,培根的唯理论变成了不妥协的无神论和唯物论,他认为,世界上除了“原子和虚空”,什么都没有。从斯宾诺莎到狄德罗,信仰的破碎尾随着进步理性的日渐苏醒:旧教条一一消失;拥有令人愉悦的精细雕刻和独特风格、象征中世纪信仰的哥特式教堂倒塌了;古老的神祇和波旁王朝一同走下殿坛,天堂蜕变为纯粹的天空,地狱则从此只是人们表达情感的名词。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让无神论在法国风靡开来,甚至连牧师也开始接受无神论。拉美特利还在普鲁士国王的支持下到德国宣传无神论。1784年,莱辛声称自己是斯宾诺莎的追随者——此举震撼了雅各比,意味着宗教信仰走入了最低谷,而理性成为主流。

[75]黑格尔,《历史哲学》,第9、13页。

这条路是从没有宗教信仰的理论理性到没有理论理性的宗教信仰。伏尔泰代表着思想启蒙运动、百科全书派和理性时代。弗朗西斯·培根的热忱曾激励了所有的欧洲人(除卢梭外),他坚信,科学和逻辑能够最终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并且证明人类“无限的可完善性”。孔多塞在狱中完成了《人类精神进步史纲》(1793),描写了十八世纪人们对知识和理性的狂热信仰,并指出全民教育是通往乌托邦的唯一途径。即便沉着如德国人,也有他们的启蒙运动、他们的唯理论者克里斯汀·沃尔夫[4]和前程似锦的莱辛。革命中热情似火的巴黎人将对理性的崇拜戏剧化,他们膜拜“理性女神”,这女神由一位迷人的街头女郎扮演。

[76]黑格尔,《历史哲学》,第26页。

1. 从伏尔泰到康德

[77]黑格尔,《历史哲学》,第28页。

让我们从安全又敬重的距离开始,迂回曲折、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接近这位哲学家吧。让我们从外围不同的点出发,慢慢地摸索、靠近中心,最难懂的哲学的秘密和宝藏就藏在那儿。

[78]黑格尔,《历史哲学》,第31页。

既然如此,让我们马上成为康德主义者吧。显然我们不可能马上做到这一点,因为,正如在政治领域一样,在哲学领域,两点之间最长的距离是一条直线。要研究康德的哲学,康德本人是我们需要研究的最后一个对象。康德既像又不像耶和华,他也透过云彩讲话,只不过其间不会出现闪电。他不屑于举例和谈及具体事物,因为他觉得那样会使他的书太厚。[3](尽管内容很精练,但是这本书还是有八百多页。)只有专业哲学家才读他的书,因为专业哲学家无需例子就能理解。然而,当康德把《纯粹理性批判》的原稿交给他擅长思辨的朋友赫尔兹时,赫尔兹读了一半就还回去了,害怕继续读下去自己会发疯。面对这样一位哲学家,我们该怎么办呢?

[79]凯尔德,《黑格尔》,第93页。

伊曼努尔·康德的哲学统治了整个十九世纪的思想,在这之前没有一个思想体系可以做到这一点。经过近六十年沉寂而隔绝的发展之后,这位哥尼斯堡神秘的苏格兰后裔在1781年凭借他著名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将世界从“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批判哲学”统治了欧洲的哲学思想。浪漫主义的浪潮在1848年革命中迅速衰退,叔本华的哲学思想成为一时权威;1859年后,进化论横扫一切成为主导;十九世纪结束之际,尼采振奋人心的攻击传统观念的言论独领风骚,成为哲学舞台上的主角。但这些都是次要的、表面的,在这些发展的背后,真正强大稳定的是康德的思想之流,它的影响愈来愈深入和广泛。直到现在,在每一种成熟哲学中,康德哲学的基本原则仍被当作公理。尼采先认可康德,然后对其进行批判;[1]叔本华则称《纯粹理性批判》是“德国文献中最重要的一本著作”,并认为,任何一个人在读懂康德之前都只能算是个孩子;[2]斯宾塞不懂康德,可能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而在哲学史中略显渺小。套用黑格尔就斯宾诺莎说的一句话:要想成为一名哲学家,必须先做一名康德主义者。

[80]保尔森,《伊曼努尔·康德》,第385页。

一、通向康德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