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他是否认为革命是补救之道呢？不。首先，他不信任民众：“民众根据理性行动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135]大多数人都急于寻求真理，直到改变使真理变成谬误，他们认识的历史不过是一个神话取代另一个神话。“当旧的错误成立时，政治就利用它，让民众把它当作佳肴吞下肚子，直到另一个迷信错误取而代之，政治就从第二个当中获益，正如他们在第一个中获益那样。”[136]然后又一次，不平等被写进社会结构，只要人还是人，生活还是挣扎，那么不平等就不可能消除。“那些说人人平等的人，如果他们指的是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力、享受自由、拥有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么他们就说出了最大的真理。”但是“平等是世界上最自然也是最异想天开的事：自然是当它仅指权利的时候，不自然是当它企图平分物资和权力的时候”[137]。“不是所有的公民都是一样的强壮，但是他们可以拥有同等的自由。英国人做到了……自由是指除了法律外不受任何约束。”[138]这是杜尔哥、孔多塞[139]和米拉波及其他追随伏尔泰的自由分子的观念，他们希望拥有和平的改革。但不能使被压迫者感到满足，他们更期待的是平等而不是自由，甚至愿意以牺牲自由为代价获得平等。卢梭代表的是普通民众的声音，对阶级划分十分敏感，这种划分在他看来随处可见，他赞成平均分配。当大革命落入他的随从马拉和罗伯斯庇尔手中时，平等是有了，自由却上了断头台。
一个人由籽苗，也就是还在母体内的时候，变为动物状态，也就是婴儿的时候，再变为自己能感受到具有成熟理性的状态，这个过程需要二十年。要认识哪怕是人体结构很小的一部分，也需要三十个世纪。要了解灵魂，则需要永恒的时间。但是，杀掉一个人，只要一瞬间。
伏尔泰对完全出于想象而建立的新世界乌托邦表示怀疑，但它被立法者推崇。社会是时间的产物，不是简单的哲学三段论。当过去被关在门外时，它还会从窗户跳进来。问题是什么样的改变能消除这个真实世界中的种种痛苦和不公。[140]在《理性的历史赞美》中，真理是理性的女儿，当路易十六继位时，真理欢欣鼓舞，并期望能够进行大规模改革。但理性回答道：“女儿，你知道我也希望这样，甚至比你更希望，但是这需要时间和思考。我总是高兴地看到在众多失望中还有燃起希望的小小改良。”但是，在杜尔哥掌权时期，伏尔泰也十分高兴，他写道：“我们已经身处黄金时代，要大干一场了！”[141]他所倡导的改革终于来了：陪审团、取消什一税、免除穷人的所有税收等。他不是还写过那封有名的信吗——
他最痛恨的就是战争。“战争是万恶之首，所有侵略者都会修饰自己的罪行，冠之以正义的头衔。”[133]“禁止杀人！所有杀人犯都应受到惩罚，除非他们是在号角中大规模地屠杀。”[134]他写了一篇《关于人的整体思考》，在《哲学辞典》关于“人”的末尾写道：
我所见到的一切看起来就是到处散播的革命的种子，它们有一天终究会开花结果，但是我可能无缘见到那一幕了。法国人总是姗姗来迟，但是终归还是会来的。烛火就这样一家家地传下去，不知会在哪里爆发出火花，那时将有罕见的革命。年轻人是幸运的，他们能够见到那美好的一切。[142]
同样，伏尔泰对国籍也非常淡然，就像一个四海为家的人，他没有字面意义上的爱国主义。他说，爱国意味着一个人除了自己的国家之外仇恨其他所有国家。如果一个人希望自己的国家富强，但是又不牺牲他国，他就是一位理性的爱国者和世界公民。[132]伏尔泰是一个“优秀的欧洲人”，他在法国还与英国、普鲁士打仗时，赞美英国文学和普鲁士国王。他说，只要国家之间存在战争，他们中间就没什么好选的。
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他周围发生着什么，他也绝未想到，在“火花爆发”的时刻，法国人会热烈地欢迎古怪的让-雅克·卢梭的哲学，这个来自日内瓦和巴黎的人正在以他多愁善感的小说和富于革命性的小书震动着世界。复杂的法国灵魂似乎在这两个人身上分裂为两部分，如此不同，却又如此具有法国特征。尼采曾形容“欢乐的科学，轻快的脚步、智慧、火焰、优雅、强大的逻辑、自负的智慧和众星捧月般的舞蹈”，当然，他说的是伏尔泰。现在伏尔泰身旁多了个卢梭：充满热情和幻想，拥有高尚和稚嫩的想法，中产阶级贵妇的偶像，声称自己像帕斯卡一样，心中有理性，但头脑永远不会理解。
他对政府的形式不感兴趣，理论上，他倾向于共和制，但是他知道，共和制也有其问题：共和制允许的党派之争，如果不造成内战，至少也会损害国家的统一；这只适合那些被地理环境保护的小国家，那里还没有被财富破坏和腐蚀；总之，“人很少能管好自己”。共和制最多只是个过渡，是社会的初级形式，来自家庭的统一。美洲印第安人就生活在部落共和国里，非洲也遍布这样的民主。但是经济地位的差异结束了这种政府平均主义，而这种经济差异又是发展的必然产物。“哪个更好，君主制还是共和制？”他回答道：“这是个讨论了四千年的问题。问富人，他们希望是贵族制；问大众，他们希望是民主制；只有君主自己希望是君主制。那为什么几乎整个世界都被君主统治呢？问问老鼠吧，它们提议在猫脖子上挂一个铃铛。”[130]当有人争辩说君主制是政体的最佳形式时，“还是让马可·奥勒留当君主吧，对穷人而言，被一只狮子吃掉和被一百只老鼠吃掉有什么区别呢？”[131]
在这两个人身上，我们又看到理性和本能的古老碰撞。伏尔泰总是相信理性：“我们可以通过言辞和文字更好地启发人。”[143]卢梭不赞成理性，他向往行动，他对革命带来的风险毫不畏惧，他相信兄弟般的人间情谊能重整被骚乱和因古老习俗的失效而肢解的社会。废除法律，人们将能进入平等、公正的时代。他送给伏尔泰一本《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阐明自己反文明、反文学和反科学的论点，希望能够重返野人和动物的自然世界，伏尔泰回复说：“我已经收到您反对人类的新书了，非常感谢……没有人能像您这样聪慧地想使我们再次回到畜生的状态，读您的书让我想要四肢爬行了。但是我已经六十年没有做过这样的练习了，我感到很不幸，可能我没办法做到了。”[144]他看到卢梭将这种对野蛮的激情继续用在《社会契约论》中，感到十分恼怒，他在给博尔德的信中写道：“先生，你现在看到了，让-雅克像一个哲学家，就如同一只猴子像人一般。”[145]他是“第欧根尼的一只疯狗”。[146]但是他却抨击瑞士政府烧毁了这本书，他坚持他那著名的观点：“我可以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147]当卢梭逃避上百个敌人的攻击时，伏尔泰热情地邀请他住在自己的乐园里，这是怎样一幅画面啊！
由于富有，他倾向于保守，就像那些饥饿的人迫切希望改变。他的灵丹妙药就是广散钱财：财产可以给予人人格尊严，使人自信。“拥有财产可以使人备感力量。拥有财产的人管理自己的产业肯定比管理别人的要好。”[129]
伏尔泰认为，所有对于文明的斥责不过是幼稚的胡说八道，人在文明中远比在野蛮中好。他告诉卢梭，人在本性上是捕食的野兽，文明社会是对野兽的约束，缓和他们的兽性，通过社会秩序创造出理性和快乐发展的可能性。他同意现状并不理想：“政府允许特定阶级说‘让那些工作的人纳税吧，我们不应该纳税，因为我们不工作’，这样的政府比霍屯督人[148]的政府好不到哪儿去。”即便再腐败堕落，巴黎还是有她可以弥补的特点。在《如此世界》里，伏尔泰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天使派巴蒲克去做调查，看看是否应该摧毁波斯波利斯城。巴蒲克到那里以后，被他所发现的罪恶吓了一跳，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他发现尽管这里的人易变、相互诋毁、爱慕虚荣，但是也同样彬彬有礼、和蔼可亲、行善仁慈。他很担心波斯波利斯受到责备，也害怕上交报告。于是他找到全城最好的铸工，用不同的金属、泥土和石头（最贵的和最贱的）铸成了一尊小人像，交给天使。他说：‘你会仅仅因为这不是纯用金子和钻石做的就把他砸毁吗？’”天使不再想要摧毁波斯波利斯城了，而是任其“如此世界”。毕竟，如果人只想改变制度而不改变人的本性，那不变的本性迟早会在制度中死而复生。
伏尔泰全身心投入了反抗教会暴虐的斗争中，在他的晚年，他甚至被迫退出了反抗政治腐败和压迫的斗争。“政治不是我的本行，我总是尽己所能使人变得更智慧和更有尊严。”他知道政治哲学可以变得很复杂，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这一点他深信不疑。“我厌倦了那些坐在他们自己的阁楼里统治国家的人”[125]，“这些立法者草率地统治世界……他们没法管好自己的妻子或家务，却很享受管理整个世界”[126]。这些问题不可能通过简单和通用的公式解决，或者将傻瓜和无赖分在一边，我们自己分在另一边的方式解决。“真理和派别没有关系，”他给沃夫纳格[127]的信中写道，“像你这样的人的职责就是有所偏好，但不排他。”[128]
这就是那个古老的循环，人们建立制度，制度束缚人。从哪里能打破这个循环呢？伏尔泰和自由主义者认为，理性可以通过教育和改变人来打破循环，这缓慢但和平。卢梭和激进分子却认为，这个循环只能由本能和充满激情的行动打破，打破旧的制度，在热情的驱动下建立新的制度，倡导自由、平等和博爱。也许真理居于两方阵营之上：本能肯定能摧毁旧的，但是只有理性能够建立新的。当然，尽管反抗的种子埋藏在卢梭激进主义的土壤里，但本能和感情还是会忠于孕育他们的过往，它们已经适应陈规，在经历革命的净化后，心灵又会召唤超自然的宗教和昔日平和的“美好时光”。在卢梭之后，夏多布里昂[149]、斯塔尔夫人[150]、德·迈斯特尔和康德出现了。
九、伏尔泰和卢梭
十、结局
有神论者坚信至高之神的存在，仁慈厚爱，权力无边，创造万物……惩罚所有罪行，却不残暴；嘉奖一切善行……与其余的世界结合在这条原则之下，他不加入其他任何相互矛盾、争执的教派。他信奉的宗教是最为久远的，因为对于上帝的朴素膜拜是先于世界上所有系统的。所有民族都听得懂他的语言，虽然他们不了解彼此的语言。从北京到卡宴[124]他都有兄弟，将所有圣人都揽在旗下。他相信，宗教不是存在于无法言说的形而上学中，也不存在于徒有其表的形式里，而是在崇拜和公正里。行善是他的信仰，服从上帝是他的教义。回教徒向他大喊：“如果你去麦加朝圣，你就小心点！”神父对他说：“如果你不去洛雷托圣母堂朝圣，你就要受到诅咒。”他对洛雷托和麦加一笑了之，但是他帮助穷人，保护受压迫的人。
与此同时，这位笑容可掬的老者正在费尔涅打理他的花园，说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做的最好的事”。他也想长寿：“我害怕在我还没完成自己工作的时候就死了。”[151]但实际上，他肯定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他的慷慨数不胜数。“每一个人，无论远近，都能寻求他的帮助。人们向他诉说所遭受的不公待遇，恳求他用笔和声誉给予帮助。”[152]他特别关心有过不端行为的穷人，为他们寻求宽恕，帮他们找一份正当的工作，同时关注并教导他们。曾有一对年轻夫妇抢劫伏尔泰后跪下请求他的原谅，他跪着扶他们起来，告诉他们宽恕在他们自己手上，他们应该跪下祈求上帝的宽恕。[153]他最值得一提的事情是养育高乃伊的侄女，教育她，还给她准备了嫁妆。他说：“我做的那些小事就是我的大成就……当我被袭击时，我会像恶魔一样反击，不屈服于任何人，但是内心深处，我是一个善良的魔鬼，最后，会对一切一笑了之。”[154]
把迷信和宗教区别开来是他的基本观点。他欣然接受登临训诫的神学，并且大力赞扬耶稣，但圣徒的狂热与此不可相提并论。他将耶稣描绘为圣贤，哀叹那些假借他的名义犯下的罪行。他建立了自己的教堂，并题词“伏尔泰为敬神而建”，他说这是欧洲第一个为了敬神而建的教堂。他在上帝面前做了动人的祷告，在词条“有神论者”中终于清楚地阐述了自己的信仰：
1770年，朋友们想为他筹资建一尊半身像，富人们只被允许赞助少许份额，因为上千的人都要求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腓特烈询问他应该给多少，回答是：“陛下，一克朗，并刻上您的名字。”伏尔泰恭贺他不但培养了很多科学家，还鼓励了解剖学，因为他出资建造了一个骷髅头塑像。伏尔泰反对为自己建造雕像，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脸已经没办法雕塑了。“你们无法想象它本来是什么样子，我的眼睛下陷了三英寸，脸颊就像破旧的羊皮纸……仅有的几颗牙也掉了。”达朗贝尔对他说：“天才……总是会有一张让它的兄弟——天才很容易发现的面容。”[155]当宠物亲吻他的时候，他说那是“生亲吻着死”。
你说信上帝……会使人避免犯罪，这已经令我感到满足了。如果这个信仰能够阻止十起谋杀和十起诽谤的话，我想全世界都会欢迎的。你说宗教带来了无数的不幸，说迷信统领了我们这个不幸的世界。这是神的绝对崇拜者最残酷的敌人。让我们一起唾弃这个撕碎自己母亲胸腔的恶魔，那些与之斗争的人是我们的恩人。它就像毒蛇，将宗教扼死在它的怀里。必须在不伤害它所吞噬的母亲的情况下扭断它的头。
他已经八十三岁了，渴望在死前能去巴黎看看，他的医生建议他不要进行如此劳累的旅行，但是他回答说：“如果我想做一件蠢事，没有什么能阻拦我。”他活了这么久，如此辛勤地工作，也许他觉得他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死去，要去那个驱逐了他太久的巴黎看看。他启程了，历尽艰辛，穿越整个法国，当他的马车到达法国首府时，他的骨头几乎都散了。他立刻去看望他年轻时的朋友让泰尔，称“我是放下死亡来看你的”。第二天，他的房间就挤满了三百位访客，人们像迎接国王一样迎接他，路易十六都感到有些嫉妒了。本杰明·富兰克林也是来访者之一，带着他的孙子，希望得到伏尔泰的祝福。这位老人将他瘦弱的手放在年轻人的头上，祝福他献身于“上帝和自由”。
晚年，他改变了想法。他开始感觉到，对上帝的信仰除非连带着对惩罚、奖励的永恒信念，否则没有什么道德价值。也许，“对一般人而言，有一个因果报应的上帝”是必需的。培尔问到，一个无神论的社会能否存活？伏尔泰回答，可以，如果他们都是哲学家的话。[120]但是世上少有哲学家。一个小村庄，要想治理好就必须有宗教。[121]“我想让我的律师、裁缝和妻子都信上帝，”甲乙丙中的甲说，“那样，我应该就会极少被抢劫和欺骗。”“如果不存在上帝，那就有必要创造一个。”[122]“我开始更重视幸福和生活，而不是真相。”[123]在启蒙运动期间，他就预见到之后康德会攻击启蒙运动的各种教义。他对他的无神论朋友也只是略加反驳。他在《哲学辞典》词条“上帝”中对霍尔巴赫说：
他病得太重了，牧师前来接受他的忏悔。伏尔泰问：“您从哪里来？”“从上帝那儿。”“很好，很好，您的证件呢？”[156]牧师就这样一无所获地走了。之后，伏尔泰又请了一位牧师戈蒂埃来，可是戈蒂埃拒绝宽恕伏尔泰，除非他签署一份完全信仰天主教教义的文件。伏尔泰非但没签，还反其道而行之，写了一份声明交给了他的秘书瓦格纳：“我至死敬神，热爱我的朋友，并不仇恨我的敌人，厌恶迷信。（落款）伏尔泰，1778年2月28日。”[157]
早期，他拒绝接受永生的信念是道德所必需的：古希伯来人没有永生，但他们是“上帝的选民”；还有，斯宾诺莎是道德的典范。
虽然病情很重且步履蹒跚，伏尔泰还是去了法国科学院。夹道欢迎的热情的人们爬上他的车，将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送给他的贵重披风撕成碎片留作纪念。“这是本世纪的历史性事件之一，经历了艰苦卓绝战斗而凯旋的统帅也未曾得到过如此礼遇。”[158]在科学院，他建议重新修订法语词典，他仍像年轻人一样充满激情，主动提出负责A字母下的所有内容。会议结束时，他说：“先生，我以这个字母的名义感谢您。”主席查斯特卢回答：“我们以文字的名义感谢您。”
没有人会认为跳蚤有永恒的生命，那么为什么不是大象、猴子或者我的仆从呢？[117]……一个孩子死在了母亲的肚子里，正是他在接收灵魂的时候。他还会复活为胎儿、儿童或成人吗？想要再一次复活成同一个人，你必须有完全精准的记忆，因为记忆是识别工具。如果你失去了记忆，你怎么能成为同一个人呢？[118]……为什么人类那么自信只有他们拥有精神不灭的原则？……也许是因为他们的自负。我相信，如果孔雀会说话，它们也会吹嘘自己的灵魂，并坚信它就藏在它们美丽的尾巴里。[119]
他的戏剧《伊雷娜》正在剧院上演，他不听医嘱，坚持去剧院。这场戏并不精彩，但是人们没有惊叹一个八十三岁的人写出这样一个不怎么样的剧目，而是惊叹这个人什么都能写。[159]为了表示对作者的敬意，人们大声欢呼，淹没了舞台上演员的声音。一个陌生人走进来，以为自己进了疯人院，仓皇逃到大街上。[160]
当晚，这位文学巨匠回到家时，他几乎已经可以安心地死去了。他知道自己已经精疲力竭，他已经用尽自然给予他的比前人多得多的狂野、精彩的能量。他感到生命正在离他远去，却仍在不停挣扎。到底伏尔泰没能战胜死神，最后的日子还是到来了：1778年5月30日。
他被拒绝葬在巴黎，朋友们使他阴森地坐在车里，假装他还没有死，送出了城。在塞利埃尔，朋友找到了一位神父，这位神父了解规矩不是为天才制定的，遗体就葬在圣地。1791年大革命胜利后，国民议会迫使路易十六将伏尔泰的遗体迁至先贤祠。昔日光辉的余烬穿过巴黎大街，两旁站了六十万人。灵车上写着：“他给了人类动力，他让我们准备好迎接自由。”在他的墓碑上只需要一句话：
我站在修道院门口，修女费秀对修女孔菲特说：“上帝对我非常照顾，你知道我是多么爱我的歌雀，如果不是我祈祷万福马利亚治好了她的伤，她也许已经死了。”……一位形而上学家对她说：“修女，没有什么比万福马利亚更好的了，特别是当一个女孩用拉丁文在法国郊区祈祷的时候；但是我相信上帝在你的歌雀身上没花多少功夫，尽管她很可爱。我希望你能了解上帝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做……”修女费秀说：“先生，您有一点异教的味道。我的忏悔牧师……会认为你不信上帝。”形而上学家说：“我相信普遍的上帝，他在很久之前就制定了万物的秩序，像太阳的光芒。但是我不相信上帝会因为你的歌雀就重新改变世界的组织。”[112]
伏尔泰长眠于此。
他向霍尔巴赫指出他的书名《自然的系统》暗示着组织万物智慧的神。另一方面，他坚决否认奇迹和祈祷能获得超自然效力：
[1]杜梅尼（1713—1803），法国演员。——译注
我承认我不同意桑德森的观点，他否认上帝是因为他生来失明。我也许错了，但是以他的角度，他应该意识到上帝给了他那么多代替视力的东西，认知和思考事物之间美妙的联系。他应该怀疑有一位无所不能的匠人。如果思考上帝是什么，上帝为什么创造万物都是放肆行为的话，那对我来说否认上帝的存在才是十分放肆的。我很迫切地希望见到你，与你谈谈，无论你认为自己是上帝创造的杰作，还是只是必然的产物，取之于永恒、不能否定的物质的一颗微粒。不管你是什么，你是我所不知道的世界中非常可贵的一部分。[111]
[2]塔伦泰尔，《伏尔泰传》，第145页，第3版。
我们不要就此认为伏尔泰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他其实坚决反对无神论，[110]以至于一些百科全书的编纂者批评他说：“伏尔泰是个盲从者，他信上帝。”在《无知的哲学家》中，他论证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但又退回到几乎是无神论的位置。他给狄德罗的信中写道：
[3]圣佩甫（1804—1869），法国文学史家、评论家。——译注
在《哲学辞典》“预言”这个词条里，他引用了雷宾·艾萨克《信仰的屏障》中反对希伯来人对犹太人的预言的内容，接着颇为讽刺地说，“这些对他们自己的宗教和语言进行盲目解读的人们，与教会斗争，固执地认为这些预言不可能是关于基督的”[107]。在那些危机重重的日子里，人们被迫说些言不由衷的话，而实现目的最便捷的途径总不会是笔直的。伏尔泰喜欢追踪基督教教义和仪式的历史，他追溯到希腊、埃及和印度，认为基督教在这些国家的适用是基督教在古代获得成功的原因。在关于“宗教”的词条中，他很含蓄地问道：“在我们自己神圣的宗教之外——当然我们的毫无疑问是最好的，但在这之外，什么宗教是拥有最少争议的？”他继续描述与当时的天主教直接对立的信仰和崇拜。“基督教肯定是神圣的，”他以高深莫测的语调说，“它绵延了一千七百年，除了那些充满堕落和废话的事实。”[108]他说，几乎所有古代人都有相似的神话故事，并断言神话故事是神职人员编造出来的：“第一个无赖碰上第一个傻瓜成就了第一个神学家。”但是，他并不是把宗教问题都归因于神职人员，而是归诸神学。神学中细小的不同造成了诸多惨痛的争执和宗教战争。“不是普通人……发起了这些荒谬致命的争论，制造了这么多恐惧的根源……那些人正在享受你们的劳动成果。悠然自得无所事事，尽享你们的血汗和痛苦，将你们变为他们的信徒和奴隶，他们让你们拥有破坏性的狂热，他们就成了你们的主人；他们让你们迷信，不是让你们敬畏上帝，而是让你们对他们产生恐惧。”[109]
[4]圣佩甫，《十八世纪人物画像》，第1卷，第196页；纽约，1905。
他开始对《圣经》的真实性和可信度进行“更高的批判”，他从斯宾诺莎那里获得了大量的资料，还有很多来自英国的自然神论者，大多数来自培尔的《批判辞典》。这些材料在他手中变得如此的光彩照人。有一本名为《萨帕塔的疑问》的小册子写了这样一则故事：萨帕塔是神职人员的候选人，他天真地问：“我们如何进一步说明我们烧死的成百上千的犹太人是四千年前上帝的选民？”[105]他接着问了一些《旧约》中显然时间和描述前后矛盾的问题：“当两个教会会议互相指责时，就像常常发生的那样，究竟哪一方是正确的呢？”最后，“萨帕塔没有得到回答，就以最简单的内容宣扬上帝。他宣布上帝是人类共同的父亲，是奖赏者、惩罚者还是宽恕者。他从谎言中找出真相，将宗教和狂热分离开来，他教授德行并且身体力行。他是一个温文尔雅、和蔼可亲、谦逊无比的人，他最终在1631年巴利阿多利德恩典中被烧死”[106]。
[5]德·梅斯特（1753—1821），法国律师、外交家、作家和哲学家。——译注
《论道德》之后是大量的小册子，像尼亚加拉大瀑布一般，包括历史、对话、信件、教理问答、斥责、讽刺、说教、诗歌、故事、寓言、评论和散文，都以伏尔泰或者其他上百个笔名写成，是“迄今为止由一个人写出的最令人惊叹的庞杂的宣言”[102]。哲学从来没有讲得这么清楚和生动过。伏尔泰写得太好了，人们都没有意识到他是在写哲学问题。他却非常谦虚地说：“我很清楚地表达了自己，我就像一条小溪，非常透明，因为它本来就不深。”[103]所以大家都读他，不久，所有人，甚至包括神职人员都开始读他的小册子，总计售出了三十万册——虽然比起今天很多作品的读者数量而言这不算多，但这在文学史上是无前例的。他说，“大部头的书已经不受欢迎了”。他继续日复一日地，坚持不懈地派出他的这些小兵，令世界惊叹于他的思想的丰富和七十年来积攒的伟大力量。正如爱尔维修所说，伏尔泰穿过了卢比孔河，站在了罗马前面。[104]
[6]布兰代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3卷，第107页。
在这胶着时刻，有人想要收买他；他通过蓬皮杜夫人收到红衣教主的权位允诺，作为他与教会和解的回报，[97]好像那些沉默寡言的主教会使这样一位毫无疑问统领知识界的人物感兴趣似的。伏尔泰拒绝了，他像另一个加图，开始在每一封信的结尾写上“雪耻”。他发表了《论容忍》：如果神职人员遵守他们的布道原则，宽容地对待不同的人和事，他也许可以容忍他们教义的荒谬。但是，“福音书中都难以找到踪迹的那些细枝末节却成了基督教历史上血腥斗争的源头”[98]。“那个对我说‘相信我所做的，否则上帝会惩罚你’的人，现在应该说‘相信我所做的，否则我将谋杀你’。”[99]“什么权力可以使一个生来自由的人非要被迫和另一个人想法一致？”[100]“由迷信和无知构成的狂热是所有世纪的通病。”[101]圣皮埃尔推崇的那种永恒的和平不可能实现，除非人们学会容忍彼此在哲学、政治和宗教上的不同。社会健康的首要任务就是摧毁教会权力，它是排除异己的根源所在。
[7]塔伦泰尔，《伏尔泰传》，第32页。
伏尔泰几乎生平第一次彻底变成一个严肃的人。当达朗贝尔也厌恶政府、教会和众人，给伏尔泰写信说他将嘲弄一切，伏尔泰回答：“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智慧是无法调和屠杀的……这是一个哲学和欢愉的国家吗？它更像一个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国家。”这一切对于伏尔泰就像德雷福斯案之于左拉和阿纳托尔·法朗士，这样的暴虐不公触怒了伏尔泰，他不再只是一个耍笔杆子的人，他成了一个行动的人。为了这场战争，他将哲学搁置一旁，或者说将他的哲学变成了无情的炸药：“这时，我的一丝笑容都会让我认为自己是在犯罪。”也正是此时，他写下了那最著名的座右铭——雪耻，激起整个法国的灵魂反抗教会的肆虐。他开始倾泻如此炽热的智慧之火，融化了主教的桂冠和节杖，粉碎了法国神职人员的势力，帮助大众推翻皇权。他向他的朋友和随从发出召唤，召集他们参加这场战斗：“来吧，勇敢的狄德罗，无畏的达朗贝尔，联合起来……压倒狂热者和无赖，摧毁枯燥无味的高谈阔论、拙劣的诡辩还有撒谎的历史……数不胜数的荒谬。不要让那些敏于感知的人屈从于那些毫无感知的人，即将出生的一代应该拥有理性和自由。”[96]
[8]杰·姆·罗伯逊，《伏尔泰》，第67页；伦敦，1922。
大约在同时（1762），传来伊丽莎白·西文斯的死讯，又一次流言四起，传说她是在准备改信天主教时被人推入水井。势力弱小的新教徒不敢这么做，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逃脱了流言的追堵。1765年，一个十六岁的年轻人拉巴尔因为损坏十字架而被捕，不堪酷刑折磨，最终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他被斩首，尸体被扔入火堆，而众人竟然鼓掌喝彩。这个小伙子身上有一本伏尔泰的《哲学辞典》，也被一同丢入火堆。
[9]泰纳，《古代政体》，第262页；纽约，1876。
图卢兹的一位新教徒让·卡拉斯有一个女儿是天主教徒，他的一个儿子上吊自杀了，可能是因为生意上失利。图卢兹的法律规定，自杀的人要被裸体绑在囚笼上，脸朝下，巡街游行，最后还要施以绞刑。这位父亲意识到这点，便让亲戚朋友们作证儿子是自然死亡，结果，流言四起，说是这位父亲为了阻止儿子改信天主教而杀了自己的儿子。卡拉斯被捕，饱受折磨，不久死了（1761）。他的整个家庭也饱受迫害，彻底毁了，逃往费尔涅寻求伏尔泰的帮助，伏尔泰将他们收留在自己家中，安慰他们，对他们讲述的中古世纪的迫害故事大感震惊。
[10]伏尔泰，《哲理小体》，第12页；纽约，1889。
离费尔涅不远的地方是图卢兹——法国第七大城市。伏尔泰时期，那里完全由天主教掌控，城市里到处张贴着有关南特诏书（允许新教徒信仰自由的诏书）撤销的壁画，把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当作节日来庆祝。图卢兹的新教徒不能当律师、医生、药剂师、杂货商、书商和出版商，天主教徒也不能雇佣新教徒为仆人或职员。1748年，一位妇女因为雇用了一个新教徒产婆而被处罚三千法郎。
[11]圣佩甫，《十八世纪人物画像》，第1章，第226页。
一般情况下，伏尔泰也许绝不会从温和的怀疑主义的哲学平静转为晚年的激烈争论。他所生活的贵族圈已经很好地接受了他的观点，没有激烈的争论；甚至连神父也对他在信仰上的种种问题视而不见，红衣主教最后也考虑，他们是无法把他变成优秀的嘉布遣会修士的。是什么让他从一个彬彬有礼的不可知论者变成了激烈的反教权主义者，不允许任何的妥协，满腔愤怒地加入摧毁教会主义恶性的战争中？
[12]塔伦泰尔，《伏尔泰传》，第93页。
八、雪耻
[13]莫利，《伏尔泰》，第14页；伦敦，1878。
我们不应该说，让我们开始创造原则，从而我们可以解释一切；我们应该说，让我们对事物作出准确的分析，然后尝试着去看，这种种不同中是否有一种原则可以解释一切[93]……大法官培根指出了科学也许应该遵循的道路……但是笛卡尔出现了，与他应做的背道而驰：没有研究自然，而是希望可以预测她……这位最好的数学家在哲学上只是妄想而已[94]……让我们去计算、称量、测量、发现吧，这才是自然的哲学，剩下的几乎全部都是虚无妄想。[95]
[14]伏尔泰百年祭奠上的讲话。
即便哲学家最后像蒙田一样问“我知道什么”，这也是最伟大的冒险，是最崇高的冒险。让我们学会为知识的微小进步而高兴，而不是通过我们虚妄的想象创造出一个新的体系来。
[15]伊拉兹马斯（约1466—1536），荷兰人文主义者、神学家。——译注
婆罗门长老的回答给我留下了比任何事情都要深刻的印象。[92]
[16]加尔文（1509—1564），法国新教神学家、宗教改革运动的主要人物。——译注
他答道：“你说得对，我对我自己说了一千遍了，如果我能和那个老邻居一样无知，我应该也很快乐。但是那并不是我想要的快乐。”
[17]诺克斯（约1505—1572），神职人员，苏格兰宗教改革领袖和苏格兰长老派创始人。——译注
“离你不到五十码的地方，一位老妇人什么都不想而活得很快乐，你不为你如此痛苦而羞愧吗？”
[18]梅兰希顿（1497—1560），德国新教改革家。——译注
同一天，我和他的邻居，一个老妇人聊天，我问她，是不是因为无法知道灵魂如何产生而每天不开心。她甚至无法理解我的问题。她一生中甚至连一秒钟都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而那位善良的婆罗门长老却不断自我折磨。她内心深处相信守护神的化身，如果她能够得到恒河的圣水洗礼沐浴，她就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女人。我为这个可怜人的幸福感到惊讶。我回到哲学家那里，我说：
[19]米拉波（1749—1791），法国革命家。——译注
“因为，”他回答，“我研究了四十年，发现很多时间都浪费了……我相信我是由物质构成的，但是我却不能使自己满意，我不知道什么创造了思想。我甚至不知道大脑的理解是否和走路或消化一样只是简单的官能，或者我用头脑思考是否就和我用手拿起东西一样……我说了很多，我说完后，还是很困惑，而且为我所说的感到羞耻。”
[20]马拉（1743—1793），法国政治家，法国大革命中激进的山岳派领导人。——译注
“为什么？”我问。
[21]丹东（1759—1794），法国政治家，法国大革命主要领导人之一。——译注
他讲述了一个善良的婆罗门长老的故事，他说，“我希望我没有出生”。
[22]拉马丁（1790—1869），法国诗人、政治家。——译注
他像培根、笛卡尔、洛克和其他所有近代哲学家一样始于怀疑，并假想一张白纸。“我把狄迪莫斯的圣托玛斯看作我的向导，他总是坚持亲自验证。”[86]他感谢培尔[87]教会了他怀疑，他拒绝一切体系，并怀疑“哲学中每一学派的领袖都有一点冒充内行”[88]。“我研究得越多，就越坚信形而上学体系之于哲学家就像小说之于女人。”[89]“只有冒充内行的人可以肯定，而我们并不知道最初的原则。我们连为什么我们可以随意活动我们的胳膊都不知道，就去界定什么是上帝、天使、心灵，还有上帝为什么创造了世界，未免也太过夸张了。怀疑不是一个很令人满意的境况，但是完全确信肯定是很荒唐的。”[90]“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被创造的，我是怎么出生的。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完全不知道我所看到的、听到的和感觉到的事物的原因……我见过物质，像天狼星，还有显微镜下最小的微粒，但是我还是不知道什么是物质。”[91]
[23]《哲理小说》，第6、9页。
伏尔泰对任何事情都感兴趣，自然也会插手每一次斗争，他也一度被拉入《百科全书》的圈子。他们都欣然称他为领袖，他也不拒绝这样的奉承，虽然他们的有些想法还需要修正。他们让他写一些关于他们壮举的文章，他一口答应，还写了不少，这使他们都很高兴。当伏尔泰完成他的工作后，就开始编写他自己的百科全书，他称为《哲学辞典》。他以前所未有的胆识，按照字母顺序排列一个个题目，每个标题下都洋洋洒洒地挥洒他无尽的知识和智慧。试想一个人什么都写，还写出了一本毫不逊色的名著；除了他的哲理小说外，这可以称得上是他作品中最具可读性和耀眼夺目的作品，每一篇文章都是简练、清晰和智慧的典范。“有些人即便是在小小的一卷中都可以长篇大论，而伏尔泰在一百篇中都体现了简练。”[85]伏尔泰最终证明自己是个哲学家。
[24]布兰代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57页。
这就是狄德罗和达朗贝尔在1752年至1772年间一卷卷出版的《百科全书》中宣扬的观点。教会封杀了最初几卷，随着打压势力的增大，狄德罗的同伴弃他而去，出于愤怒，他继续工作，而且更加卖力了。他说：“我不知道有什么比这更卑鄙了，就像那些神学家反驳理性时空泛而慷慨激昂的演说。听他们所说会使人相信，不能进入基督教的殿堂，就像一群牛被赶进了牛棚。”如潘恩[84]所说，这是一个理性的时代，这些人从未怀疑过，学者是在对所有真理和善行进行最终检验。他们说，如果理性自由了，乌托邦将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建成。狄德罗没有想到：他刚刚从巴黎引荐的精力旺盛而神经质的让-雅克·卢梭正在他的脑袋和心里种下反对理性登极的革命种子，这场革命以令人印象深刻的伊曼努尔·康德为理论武装，很快占领了哲学的每一座城堡。
[25]塔伦泰尔，《伏尔泰传》，第526页。
这群人中最伟大者当属德尼·狄德罗（1713—1784）。他自己写就的诸多片段及霍尔巴赫男爵的《自然的体系》中都表现了他的想法，霍尔巴赫的沙龙成了狄德罗的聚集场所。“如果我们回到最开始，”霍尔巴赫说，“我们会发现，是无知和恐惧创造了神明，幻想、热情、欺诈只是装饰和遮掩，怯懦者崇拜它们，容易上当受骗者传承它们，习俗尊重它们，暴政支持它们，以使盲众服务于他们的利益。”狄德罗说，相信上帝与屈从于独裁联系在一起，两者休戚与共，“直到最后的国王被最后的神父的肚肠绞死之时，人们才能获得自由”。只有当天堂毁灭的时候，地球才能回归本来的面目。唯物主义也许看待这个世界过于简单化了，一切物质或许原来就是有生命的，不可能将意识的统一仅仅归于事物和运动。但是唯物主义是对付教会的有力武器，在找到更好的武器之前，应该一直用这个。同时，我们必须传播知识，鼓励工业，工业将促进和平，知识将催生新的合乎自然的道德。
[26]伯陶德，《拿破仑自述》，第63页；芝加哥，1916。
虽然拉美特尔因为这些观点而遭驱逐，爱尔维修却把它们当成他的《论人》的基础，成为法国最富有的人，并获得地位和荣誉。因此我们有了无神论伦理学，就像拉美特尔的无神论形而上学。所有的行动都由利己主义和自私而来，“即便英雄也追随让他们获得最大快乐的感受”，“道德只是利己主义的装饰和掩体”[83]。良心不是上帝的声音，而是对警察的恐惧，是我们的父母、老师和媒体对我们成长中的灵魂不断倾注禁令的最终沉积。道德不应在神学中发掘，而应该在社会学中，是社会不断变化的需求的反映，不是一成不变的启示和教义，道德必须决定什么是善的。
[27]塔伦泰尔，《伏尔泰传》，第101页。
拉美特利是一位军医，由于写了《灵魂的自然史》而丢了工作，又因为《人是机器》而遭到驱逐。他一度在腓特烈的皇宫里避难，腓特烈本人就是一位进步的思想家，并且决心从法国引进最新的文化。笛卡尔像一个被火烫到手指的小男孩一般丢掉的机械主义，被拉美特利捡了起来，并公开宣称整个世界，包括人，都是机器。灵魂是物质的，而物质也是有灵魂的。不管它们是什么，它们互相作用，彼此相伴生长和衰退，因此，毫无疑问它们本质上是相同的，而且互相依存。如果灵魂是纯粹的精神，那么为什么热情会使全身发热，而发烧又会扰乱思想？所有的机能都来自一颗最原始的种子，经由机能和环境之间的互相作用发展而来。动物为什么有智力而植物没有？因为动物四处觅食，而植物只能接受现成的。人类拥有最高的智慧，是因为人类有最强的欲望和最广的活动力，“没有欲望存在就没有思想”。
[28]妮农·德·朗克洛（1620—1705），法国作家、艺术赞助人。——译注
《老实人》如此无礼的书竟然大受欢迎，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时代精神。路易十四时期的贵族文化，除了大量主教参与其中为之辩解外，都已经能对教义和传统平和宽容了。宗教改革在法国的失败，使得法国人在主教绝对正确和完全不信教之间没有折中的选择。当德国和英国的知识分子还在宗教发展道路上昂首阔步时，法国思想家已经从屠杀胡格诺派[81]的狂热转向了冷酷的敌对，拉美特利、爱尔维修、霍尔巴赫[82]和狄德罗都对他们先前的宗教进行了攻击。让我们看看伏尔泰之后进入并生存于其中的知识环境吧。
[29]卡莱尔认为这是文字游戏，但是这个名字好像在伏尔泰母亲家中出现过。
七、《百科全书》和《哲学辞典》
[30]封特奈勒（1657—1757），法国作家。——译注
老实人回答说：“所有那些都很好，但是我们还是去我们的园子种植吧。”
[31]罗伯逊，《伏尔泰》，第67页。
“在这个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里，事情都是相互关联的，如果你没有被带离那座宏伟的城堡……如果你没有被送去异教审判……如果你没有走遍美洲……如果你没有失去所有的金子……你就不会在这里吃着香橼和阿月浑子果仁了。”
[32]波林布罗克勋爵（1678—1751），英国政治家。——译注
有一次潘格洛斯对老实人说：
[33]康格里夫（1670—1729），英国剧作家。——译注
我们不能逐一讲述老实人其余的经历，那是对中古神学和莱布尼茨乐观主义困惑的无情戏谑。体验了这么多不同人的不同邪恶后，老实人最后在土耳其定居，当起了农民，故事是以师生间的对话结尾的：
[34]蒲伯（1688—1744），英国诗人、讽刺家。一生中最伟大的成就是翻译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译注
如此一路争辩，他们就到了波尔多。[80]
[35]阿狄生（1672—1719），英国散文家、诗人和剧作家。——译注
“噢，”老实人说，“这有天壤之别，因为自由意志——”
[36]参见莫利《伏尔泰》，《哲学通信》，第13封，第52页。
“嗯，”马丁说，“如果秃鹫本性难改，你又为什么想要人会改变本性呢？”
[37]狄德罗在他的《论盲人的信》问世后入狱6个月；布丰在1751年被要求当众收回他对出土古物的研究；弗雷尔因为对法国皇家权力的根源进行了批判性的研究调查被送进了巴士底狱；直到1788年，还有公共刽子手代表官方焚毁书籍，1815年复辟之后依旧如此；1757年法令宣布凡“攻击宗教”的作家都将被判处死刑，也就是说凡是对传统信仰的教义提出异议的都将被判处死刑。（罗伯逊，《伏尔泰》，第73、84、105、107页。培利西尔，《伏尔泰哲学》，第92页；巴黎，1908。巴克尔，《文明史》，第1卷，第529页；纽约，1913。）
“当然。”老实人说。
[38]莫珀图（1698—1759），法国数学家、哲学家、天文学家。——译注
“你相信吗，”马丁说，“秃鹫总是在发现鸽子后吃掉它们？”
[39]克莱奥（1713—1765），法国数学家。——译注
老实人说，“你相信吗，人们一直以来都是像今天这样互相残杀的，他们一直以来都说谎、诈骗、背叛、忘恩负义，是土匪、白痴、窃贼、流氓、贪婪者、酒鬼、守财奴，心怀嫉妒、野心勃勃、血腥残忍、诽谤中伤、放荡纵情、狂热，是伪善者，是傻瓜？”
[40]圣佩甫，《十八世纪人物画像》，第1章，第206页。
老实人为了躲避异教审判，去了巴拉圭。“那里的耶稣会神父掌管一切，人民什么也没有，这是理性和公正的杰作。”在荷兰殖民地，他遇到一个黑人只有一只手和一条腿，用一块破布遮体。这个黑奴解释说：“我们在甘蔗厂干活时，研磨机夹住了我的一根手指，他们就切掉了我的一只手；我们想逃跑，他们就砍掉了我的一条腿……这就是在欧洲吃到糖的代价。”老实人在一块未开采的矿区发现了四处散落的金子，他回到岸边租了一艘船带他去法国，可是船长带着金子跑了，留下老实人在码头上沉思。他身上几乎什么也没有了，他买了一张去波尔多的船票，在船上和一位名叫马丁的长者攀谈起来。
[41]塔伦泰尔，《伏尔泰传》，第207页。可与伏尔泰的“上帝创造女人只是为了驯服男人”（《天真汉》，见《哲理小说》，第309页）相对比的是梅里迪斯的“女人是男人最后开化的事物”（《理查德·费弗利尔受苦受难》，第1页）。社会学家会站在伏尔泰这边，“男人是女人最后驯化的动物”。
老实人逃往里斯本，在船上碰到潘格洛斯，潘格洛斯告诉他男爵夫妇是怎么被人谋杀的，城堡是如何被摧毁的。他总结说：“所有这些都是必须的，因为个人的不幸才会使全体幸福，所以个人越不幸，全体就会越幸福。”他们到达里斯本的时候恰好遭遇地震，地震结束后，人们彼此诉说着他们的不幸和痛苦，一名年老的女佣断言她是最不幸的：“我曾一百次想过自杀，但是我热爱生命。这个荒唐的弱点可能是我们最重要的性格之一，有什么比一直扛着一个随时可以卸下且你也想要卸下的包袱更荒唐的事吗？”另一个人说：“全盘考虑，船夫的生活比总督的要好，但我相信其中的差别十分细微，没必要费神研究。”
[42]《致腓特烈大帝的信》，1737年7月。
命令他向右转、向左转、退枪机、上膛、举枪、射击、行进……在春光明媚的某天，他决定去散步，他一直往前走，认为人类和动物有权享受随意使用双腿的特权。走了两里格[78]远，来了四个六英尺高的彪形大汉，将他捆绑起来投进了地牢。他有两个选择，看他喜欢哪一个：要么在队伍中被鞭打三十六下，要么接受两个铅球同时落在脑袋上。他自负地表示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他哪一个也不选。但他被要求必须作出选择。幸亏有上帝赐予的礼物——自由，他决定接受三十六次鞭打。但是他挨了两次。[79]
[43]《哲理小说》，第339页。参见萧伯纳《回到玛士撒拉去》。萧伯纳有一句有名的警句，其原型便来自伏尔泰的《哲学家梅农》：“恐怕我们这个小小的水陆球是成千上万个世界的疯人院。”（《哲理小说》，第394页。）
当潘格洛斯大发议论时，城堡遭到保加利亚军队的袭击，老实人被捕当了兵。
[44]《哲理小说》，第351页。
潘格洛斯是一位形而上神道宇宙学教授……他说：“所有事物都必然是为了达成最好的结果，这是可以论证的。通过观察可以发现，鼻子是为了架眼镜的……腿是用来穿袜子的……石头是被设计出来建造城堡的……猪的出现是为了我们整年都可以吃到猪肉。总之，那些说所有一切都很好的人是愚蠢的，他们应该说所有事物都是为了最好的。”
[45]《哲理小说》，第40页。
老实人，正如他的名字所示，是一个简单又忠诚的小伙子，是威斯特法伦某大男爵的儿子，师从潘格洛斯。
[46]圣佩甫，《十八世纪人物画像》，第1卷，第212—215页。
从没有悲观主义者能如此高兴地争论，也从没有人认识到这是个充满不幸的世界后还能发自内心地大笑。几乎没有故事能讲得如此简单而含义深刻，完全只是叙述和对话，没有描述，情节也是在热闹中匆匆掠过。法朗士指出：“在伏尔泰的指尖，笔锋在狂笑中奔跑。”[77]这也许是所有文学中最好的一篇短篇小说。
[47]圣佩甫，《十八世纪人物画像》，第1卷，第211页。
几个月后爆发了七年战争[75]，伏尔泰将其看作是疯狂和自杀，是对欧洲的毁灭，只为了决出英国还是法国应该获得加拿大的“几英亩白雪”。正值战争时期，让-雅克·卢梭公开回应那篇针对里斯本地震的诗歌。卢梭认为那场灾难不能责怪人本身，如果我们生活在郊野而不是城里，就不会发生这样大规模的死亡；如果我们生活在蓝天下而不是房子里，倒塌的房子就不会压在我们身上。伏尔泰对如此深奥的神正论竟大受欢迎备感惊奇，他愤怒，因为自己的名声被这样一个堂·吉诃德拽入了泥潭，他以“人类从未使用过的最犀利的智慧武器”回应卢梭，那就是“伏尔泰式的冷嘲热讽”[76]。1751年，他仅用三天时间就完成了《老实人》。
[48]圣佩甫，《十八世纪人物画像》，第1卷，第193页。
我忍受痛苦，不再抱怨。[74]
[49]布兰代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1章，第3页。
在阴郁的黑暗中我寻求一丝光亮，
[50]塔伦泰尔，《伏尔泰传》，第226、230页。
更让我染上人类的脆弱，
[51]拉美特利（1709—1751），法国哲学家、内科医生。——译注
时过境迁，岁月教导了我，
[52]圣佩甫，《十八世纪人物画像》，第1卷，第218页。
多是愉悦的阳光大道；
[53]莫利，《伏尔泰》，第146页。
以往，我的歌唱少有悲伤的曲调，
[54]塔伦泰尔，《伏尔泰传》，第291页。
站满了病态的笨蛋，谈论着幸福……
[55]霍拉斯·沃波尔（1717—1797），英国作家、鉴赏家和收藏家，著有《奥特朗托堡》。——译注
这个世界，这个充满骄傲和谬误的舞台，
[56]罗伯逊，《伏尔泰》，第23页。莫利，《伏尔泰》，第215页。塔伦泰尔，《在他书信中的伏尔泰》，第222页；纽约，1919。
我们自己从未发现，也不知道。
[57]培利西尔，《伏尔泰哲学》，第213页。
我们的存在与无限一体，
[58]《论道德文集》，“前言”。
被思想掌控着，窥到隐约的星辰。
[59]莫利，《伏尔泰》，第220页。
但是思考的微尘，他们前瞻的目光，
[60]马修·阿诺德对历史的描述。
被死亡吞噬，成了生命的笑柄。
[61]布兰代斯，《伏尔泰》。
被苦难折磨的微尘躺在泥床上，
[62]莫利，《伏尔泰》，第275页。
他不知道自己从何处来，也不知道要向何方去。
[63]《在他书信中的伏尔泰》，第40—41页。
人是自己的陌生人，
[64]巴克尔，《文明史》，第1章，第580页。
沉默：命运之书对我们仍封闭着。
[65]吉本（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著有六卷本《罗马帝国衰亡史》。——译注
最博大的心灵判词到底是什么？
[66]尼布尔（1776—1831），德国历史学家。——译注
早已上百次地驳斥了你的思想……
[67]莫利，《伏尔泰》，第239页。
世界早令你失望，你的心
[68]塔伦泰尔，《伏尔泰传》，第349页。
你痛苦又可怜地大叫：“一切都好！”
[69]鲍斯威尔（1740—1795），苏格兰律师、作家，其《约翰逊传》被公认是英国最伟大的传记，他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日记作家之一。——译注
这是什么样的幸福啊！用颤抖的声音，
[70]达朗贝尔（1717—1783），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译注
正是个人的苦难成全了全体的美好！
[71]爱尔维修（1715—1771），法国哲学家。——译注
在这可怕的混乱中你说，
[72]莫利，《伏尔泰》，第335页。
一生苦难，彼此残杀。
[73]莫利，《伏尔泰》，第220页。
整个世界都在怒吼，
[74]《伏尔泰选集》，第3—5页；伦敦，1911。
他们最后也成了掠食鸟的盘中餐。
[75]发生于1756年至1763年，参战一方为奥地利及其盟国法国、萨克森、瑞典和俄国，另一方为普鲁士及其盟国汉诺威和英国。战争起因是奥地利企图收回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被普鲁士夺走的富饶的西里西亚。——译注
和垂死同伴的鲜血中，
[76]塔伦泰尔，《伏尔泰传》，第231页。
这个人卧倒在沙场的尘土里，
[77]《老实人》，“前言”，现代文库版。
而这大雕又被人用利箭射穿了胸膛，
[78]约10公里。——译注
大雕将秃鹫撕得粉碎。
[79]《老实人》，第7页。
看起来一切都很好。但是，一瞬间，
[80]《老实人》，第104页。
血淋淋的利喙咬住颤抖的猎物：
[81]16世纪至17世纪法国新教教派。——译注
秃鹫紧紧地抓住怯懦的猎物，
[82]霍尔巴赫（1723—1789），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无神论者。——译注
像我一样遭受苦难，像我一样死去。
[83]泰纳，《古代政体》。
所有有知觉的事物都由相同的定律而生，
[84]潘恩（1737—1809），英裔美籍政治哲学家、作家。——译注
是的，所有的动物都生来有罪，
[85]罗伯逊，《伏尔泰》，第87页。
我是伟大整体中微不足道的部分。
[86]《哲学辞典》，第9卷，第198页；纽约，1901。
遭受迫害和虚幻的想法侵蚀了他的生活信念，他在柏林和富兰克林的经历扼杀了他的希望。但是1755年11月是他的信念和希望遭受最大痛苦的时候，报道说里斯本发生了可怕的地震，三万人丧生。地震发生在万圣节，教堂里挤满了做礼拜的人，死神终于发现对方如此密集地聚拢在一起的机会，大大地收获了一笔。当伏尔泰听到法国神职人员解释说，这场灾难是对里斯本人民的罪恶的惩罚，他的震惊变为严肃和愤怒。他满怀激情地赋诗，有力地指出亘古便有的两难境地：上帝能够阻止邪恶但他不愿，或者上帝想要阻止却无能。他对斯宾诺莎的回答并不满意：善与恶都是适用于人的，不适合宇宙，人类的悲剧从永恒的角度看微不足道：
[87]培尔（1647—1706），法国哲学家、批评家。——译注
谁会想到这样一个快乐的人会变成悲观主义的倡导者呢？年轻的时候，在巴黎沙龙寻欢作乐，他见识过了生活中阳光的一面——巴士底狱除外。但是即便是在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里，他还是反对莱布尼茨的非自然的乐观主义。一位热情的年轻人与莱布尼茨站在一边，称“这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还出了本书攻击伏尔泰。伏尔泰回应道：“我很高兴听到你专门写了本书来攻击我，我十分荣幸……不管是以诗歌还是其他形式，你什么时候能够告诉我，为什么那么多不幸的人在你所谓‘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里扼喉自杀呢？我将非常感激。我等待着你的驳斥、诗歌和辱骂，但是在内心深处，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俩都不知道。”
[88]《哲学辞典》，第42页。
他写道：“你做过些对不起我的事情，不过我已经全部原谅了，甚至想要忘掉它们。但是如果你不是碰到我这样一个疯狂爱慕你天才智慧的人，你当初很难轻易逃掉。你想听好话吗？好，那我就跟你说实话。我认为你是数个时代以来诞生的最优秀的天才，我敬慕你的诗歌，我热爱你的文章……在你之前的所有作家没有一个像你这样机智，像你这样稳妥儒雅。你的言语富有魅力，你知道如何寓教于乐。你是我认识的最有吸引力的人，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让全世界都爱你。你那富有魅力的头脑有时会冒犯人，但是同时又让那些认识你的人对你宽恕迁就。总之，如果你不是凡人的话，你也会是完美的。”[73]
[89]培利西尔，《伏尔泰哲学》，第11页，注释。
除了络绎不绝的来访者，还有前所未见的海量信件，且都写得聪慧过人。来信的人各式各样，情况各不相同：一位德国镇长请求“私下说说到底有没有上帝”，并请伏尔泰让信使带回回信；[72]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因为伏尔泰不时提到北部而兴奋，告诉他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最大的鼓励；丹麦国王克里斯琴七世因为没有迅速进行全面改革而来信表示歉意；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送给他一份精巧的礼物，经常写信给他，并希望不会招他厌烦。甚至是腓特烈，在杳无音讯一年后，也开始和这位费尔涅的国王通信。
[90]罗伯逊，《伏尔泰》，第122页。
现在，费尔涅成了全世界的文化中心，每一个有学识的人或受到启发的君主都会前来拜访，或者与他通信。来的人包括持怀疑主义的神职人员、开明的贵族、有学问的女士，以及从英国来的吉本和鲍斯威尔[69]，还有达朗贝尔[70]、爱尔维修[71]和其他启蒙运动的反叛者。最后，招待这些来访者的花销让伏尔泰有点吃不消了，他抱怨说，他变成了整个欧洲的旅店老板。对一位声称住了六周的拜访者，伏尔泰说：“你和堂·吉诃德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他把旅店当成了城堡，而你把城堡当成了旅店。”他总结说：“上帝！请别再让朋友们来了，我会自己对付我的敌人的。”
[91]《哲学辞典》，“无知”词条。
他在自己的花园里很快乐，种植果树，但并不期望能够在有生之年结出果实。当一位崇拜者赞美他为后人所做的伟业时，伏尔泰回答：“是的，我种了四千棵树。”他对每个人都很客气，但也有可能被逼得恶语相讥。一天，他问一位来访者从哪里来，“从哈勒那里”。“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伏尔泰说，“一个伟大的诗人、自然主义者、哲学家，几乎是一个全才。”“您说的这一切更加让人心生敬佩了，因为哈勒先生不是这样对待您的。”伏尔泰说：“啊，也许我们都错了。”[68]
[92]《哲理小说》，第450页。
名为“乐园”的庄园只是一个临时住所，伏尔泰还要找一个能永久居住的栖身之处。1758年，他在费尔涅找到一处，在瑞士边境，离法国很近。在这里他可以逃离法国的权势；如果瑞士政府找他麻烦，他可以去就近的法国难民所。他终于结束了自己的流浪生活，他的四处奔波和居无定所并不全是因为他精神上的不安，其实反映出他由于遭受迫害而无所不在的不安全感，六十四岁的时候才找到可以当作家的房子。他的一个故事《斯卡门塔多游记》篇末的内容几乎就是自己生活的写照：“我已经见过世界上所有稀罕和美丽的事物，我决定什么也不看了，只看自己的家。我娶了个妻子，很快就怀疑她背叛了我……尽管有这样的疑虑，总体来看，我还是最幸福的。”他没有妻子，只有一个侄女，这对一个天才来说可能更好。“我们从没听说他想留在巴黎……毫无疑问，这明智的驱逐延长了他的生命之光。”[67]
[93]培利西尔，《伏尔泰哲学》，第28页，注释。
六、费尔涅：《老实人》
[94]科恩、伍德沃德，《伏尔泰散文》，第54页；波士顿，1918。
但是为什么这部伟大的著作会使他遭受驱逐呢？因为说了实话，就触犯了每一个人，特别是随后由吉本发展出的观点，触怒了那些神职人员，基督教对异教的迅速征服使得罗马内部瓦解，并沦为入侵的野蛮人的阶下囚。更激怒他们的是书中犹地亚和基督教世界的篇幅比以往要少得多，反而以来自火星的旁观者般的态度大谈中国、印度和波斯，还有这些国家的信仰。一个广阔崭新的世界就这样通过新的角度展现出来，任何教条都黯然失色而具有相对性无穷的东方在地理上出现了，欧洲突然意识到，他们就像那个拥有更伟大文明的地方的实验半岛。怎么可以原谅一个欧洲人表现出如此的不爱国？国王下令说，这个法国人竟然首先认为自己是人，其次才是法国人，那么我们应该永远禁止他再次踏上法国的土地。
[95]培利西尔，《伏尔泰哲学》，第29—30页。
于是他写出了第一部历史哲学，首次尝试系统地追忆欧洲思想发展中的自然因果脉络，预期这样的试验将废弃超自然的解释方法：只有神学让位，历史才能回归本来面目。据贝克尔说，伏尔泰的书奠定了现代历史科学的基础，吉本[65]、尼布尔[66]、巴克尔和格罗特都是他的追随者，他是他们的师祖，他的首次发现至今无人超越。
[96]《书信集》，1765年11月11日。
准备工作不仅仅是资料的搜集，他还需要新的筛选和排列方法。仅仅有事实是不够的，即便发生的确实是事实。“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细节之于历史，就像行李之于负重的部队，我们必须从大的视野看待事物，因为人类的心灵是如此之小，细节的重量会导致沉船。”[62]“事实”应该由编年史作者搜集，并且就像词典那样编排，在人们需要的时候可以提供查阅，就像查单词一样。伏尔泰想寻求的是一个统一的原则，这样整个欧洲文明史就可以由一条线串起来，他认为这条线就是文化史。他决定，在他的历史中不谈国王，而要谈各个运动、势力和群众；不谈国家，而要谈人类；不谈战争，而要谈人类心灵和思想的进步。“战争和革命是其中最小的部分，军队的胜负和城池的得失在历史中太常见了……如果去掉艺术和心灵的历程，在任何时代，你都会‘发现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吸引后人的’。”[63]“我想写一部不是关于战争而是关于社会的历史，弄清楚人们在家庭内部是如何生活的，他们共同培育的艺术是什么……我的目标是人类心灵的历史，而不仅仅是琐碎事实的清单；我也不关心那些伟大君主的历史……但是我想知道人类从野蛮迈向文明的台阶是什么。”[64]如此把君主排除在历史之外是一次最终将他们排除在政府之外的民主思潮运动，《论道德文集》开启了波旁皇室的废黜历程。
[97]塔伦泰尔，《伏尔泰传》，第319页。
他像一个矿工般工作，在“错误的密西西比河流”[60]找寻人类历史真实的金沙。年复一年，他进行着准备工作：《俄国史》《查理十二史》《路易十四时期》《路易十三时期》，通过完成这些任务，他坚定了理性良心，也正是它将一个人成就为天才。“耶稣会神父丹尼尔写《法国史》时，在巴黎皇家图书馆摊开一千二百卷文献资料，花了一个小时浏览了一遍，然后找到伏尔泰之前的老师图纳明神父，将所有材料退还给他，声称这些材料都是‘没用的废纸，对他写那部历史没什么用。’”[61]伏尔泰可不是这样，只要手头有的关于这个题目的材料他都看，他浏览了上百卷回忆录，给上百位当时各个著名事件的幸存者写信，甚至在书出版后还继续研究，每一版都作出修改。
[98]《作品选集》，第62页。
伏尔泰同意这样的观点，他在《天真汉》中写道，“历史仅仅是一幅幅犯罪和不幸的图画”。他在1768年7月15日写给霍拉斯·沃波尔[55]的信中说：“约克派、兰卡斯特派和其他派别的历史读起来确实像一部拦路抢劫的土匪的历史。”他向沙特勒夫人表示，将尝试寻找把哲学赋予历史的方法，在川流不息的政治事件中找到人类心灵的历史。[56]他说：“只有哲学家才配写历史，[57]在所有国家里，历史都被虚无的故事扭曲了，直到最后哲学家出来启迪人们。当他们最终到达黑暗之中时，他们发现人类的心灵已经被错误蒙蔽了数个世纪，很难醒悟；他们发现庆典、事实和纪念碑一堆一堆的，只为了证明谎言。”[58]他总结说，“历史终归只是我们用在死人身上的一连串伎俩”[59]，我们篡改过去，为了符合我们对未来的希望，最终，“历史证明所有事件都可以由历史证明”。
[99]《作品选集》，第65页。
她曾说：“历史就是一本旧年历，对于我这样一个住在自己庄园里的法国妇女而言，知道瑞典的伊吉尔继承了哈琴之位，奥斯曼是奥托格鲁尔的儿子，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喜欢读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历史，他们描述的一些画面很吸引我。但是我从来没有读完过我们当代国家冗长的历史，除了混乱和困惑，我什么也读不到。一大堆琐事之间没有联系，也没有因果关系，上千场战争什么问题也没解决。我拒绝学习这种只能将我的思想湮没而无法给我启发的东西。”
[100]《论道德》，散文著作，第14页。
他为什么又遭到了驱逐？是因为他之前在柏林发表的那“最雄心勃勃、最洋洋洒洒、最富有特点和最胆大妄为的著作”[54]。光看名字就来头不小：《论从查理曼到路易十三各国道德精神》。这是他在西雷的时候为沙特勒夫人而写的，因为受她对历史的不屑的启发而写。
[101]《论道德》，第26页。
五、乐园：《论道德文集》
[102]罗伯逊，《伏尔泰》，第112页。
最后他被赦免了，他准备穿过边界回到法国，却传来他被法国驱逐的消息。这位年迈的老人不知所措，该何去何从？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想过去宾夕法尼亚，足以想象他当时的绝望。1754年3月，一整个月他都在日内瓦郊区寻找“一个容身之地”，安全地远离巴黎和柏林的独裁君主。最后他买下了一所名叫“乐园”的老房子，安定下来种种花草，恢复身体。在他的生命看似要迈入古稀之年时，他开始了他最崇高和最伟大的创作时期。
[103]圣佩甫，《十八世纪人物画像》，第2卷，第146页。
在法兰克福，虽然远离腓特烈的管辖范围，但是伏尔泰还是被国王的特工逮捕了，并被告知，除非交出腓特烈的诗稿《帕拉斯神像》，否则不能放他走，因为这首诗与社会礼仪很不相称，甚至甚于伏尔泰的《奥尔良少女》。但是这份可怕的诗稿却被他在半路上丢了。找到诗稿前的几周里，伏尔泰简直就像坐牢。一位书商认为这是个大好时机，可以来逼迫伏尔泰交账，伏尔泰愤怒之下给了他一记耳光。后来，伏尔泰的秘书科利尼安慰这位书商说：“先生，扇你耳光的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53]
[104]培利西尔，《伏尔泰哲学》，第101页。
他也想停止这样的生活，因为他像一般法国人那样想家了。最终的决定性事件发生在1752年。莫伯图是腓特烈从法国请来的伟大数学家，他和其他很多人试图通过直接参与启蒙运动来唤醒德国人的精神，他与另一位数学家柯尼希因对牛顿的解读不同而发生了争执。腓特烈站在莫伯图一边，而伏尔泰勇气十足却谨慎不足地站在柯尼希一边。他给德尼女士写信说：“我很不幸，我也是个作者，还站在国王的对立阵营里。我没有节杖，我只有一支笔。”同时，腓特烈写信给他的姐姐：“我的文人中出了魔鬼，我对他们无可奈何。除了社交活动，这帮人一点也不聪明……动物看到拥有思想的人类经常也不比它们好到哪儿去，应该会很欣慰。”[52]此时，伏尔泰又写了一篇反驳莫伯图的著名文章《严斥阿卡甲博士》。他给腓特烈读这篇文章，腓特烈整晚笑个不停，但是请求他不要发表。伏尔泰默许了，不过文章已被送去印刷——作者不可能扼杀自己创作的孩子。文章发表后，腓特烈怒火中烧，伏尔泰赶忙逃离火场。
[105]《作品选集》，第26页。伏尔泰本身有点反犹太人，主要源自与那些金融人士打交道时的不愉快。
同年11月，伏尔泰认为他应该通过投资萨克森债券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但是这是腓特烈禁止的。债券涨了，伏尔泰从中赚了一笔。他的经纪人赫希威胁要公开这笔交易而进行勒索。伏尔泰“一跃而起，卡住他的脖子，让他乖乖滚蛋”。腓特烈知道了这件事，勃然大怒。“我能用他也就还有几年时间，”他对拉美特利[51]说，“榨干了橙子就把皮扔掉。”拉美特利也许是急于赶走对手，向伏尔泰透露了这件事。晚宴虽然还在继续进行，但伏尔泰写道：“我还是一直梦到橙子皮……一个人在从教堂塔尖坠落，发现自己在缓缓坠下，说，‘就这样绵延下去也不赖’，这简直太不像我了。”
[106]《作品选集》，第26—35页。
伏尔泰避开国宴，他无法忍受和五大三粗的铁汉将军们一起，他留着时间参加腓特烈更晚些时候的私人晚宴，他会邀请一小部分文学圈的朋友，因为那时，这位伟大的王子一心渴望成为诗人和哲学家。晚宴上的对话使用的是法语，伏尔泰曾尝试学德语，在几近窒息的时候放弃了，他倒希望德语能多点智慧，少点辅音。[49]听过这些对话的人说，它们比世界上最有趣、最好的书还要精彩，他们无所不谈，畅快淋漓。腓特烈的聪慧几乎和伏尔泰相当，然而只有伏尔泰敢于和他唇枪舌剑，妙语连珠，让对方哑口无言，却又并无冒犯。伏尔泰欢喜地写道：“只要敢于思考，在这里就是自由的。”腓特烈“一手抓伤你，一手又抚平你……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拦住我……经过五十年的暴风雨，我终于找到了港湾。我找到了国王的庇护、哲学家般的言谈、一位和蔼可亲的魅力之人，在我不幸的时候安抚了我十六年，保护我免受敌人的伤害。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肯定的话，那就是普鲁士国王的人品”[50]。然而……
[107]《作品选集》，第21页。
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他在腓特烈的宫殿里有豪华的房间，并受到与同时代高高在上的君主同等的款待。起初，他的信中洋溢着满足之情，他在7月24日给达壤泰的信中如此形容波茨坦：“十五万士兵……歌剧、喜剧、哲学、诗歌、优雅、精锐卫兵还有诗歌的灵感，小号和提琴、柏拉图式的晚餐、社交活动、自由，谁会相信这一切呢？但是这确实是真的。”几年前，他写道：“啊……多么美好的生活，与三四位智慧且不相互戒备的文人一起居住，（可以想象！）互相爱护，安静地生活，培养艺术，谈论艺术，互相启发！我一直想象有一天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小小的乐园里。”[48]我现在就在这儿了！
[108]《论道德》，第2部分，第9章；莫利，《伏尔泰》，第322页。
伏尔泰竭力使自己通过工作忘记伤痛，他一度让自己拼命写作《路易十四的时代》。但是真正解救他的是来自波茨坦宫廷腓特烈的邀请，附带三千法郎旅费的邀请是难以拒绝的，1750年，伏尔泰去了柏林。
[109]《作品选集》，第63页。
1749年，沙特勒夫人在分娩时去世了。也是此时，她的丈夫、伏尔泰和圣朗贝同时出现在她的床前而彼此毫无责备，却因为共同的损失而变成了朋友。
[110]《圣人和无神论者》，第9、10章。
花是给你的。
[111]《在他书信中的伏尔泰》，第81页。
玫瑰的刺是我的；
[112]《哲学辞典》，词条“上帝”。
圣朗贝，玫瑰花的生长都是为了你；
[113]《书信集》，1767年2月26日。
悲喜剧也同时在他的生活中上演。对沙特勒夫人的爱经历了十五年时光后变得稀薄了，他们甚至不再争吵。1748年，侯爵夫人爱上了英俊的小伙子圣朗贝侯爵，伏尔泰发现后勃然大怒，但是当圣朗贝乞求他的原谅时，他又发了善心。那时他达到了人生的顶峰，也开始看到死亡就在前方：他不认为年轻人不应该享乐。“这就是女人，”他达观地说（忘了其实男人也一样），“我取代了黎塞留，圣朗贝把我轰出局。这就是秩序，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个世界就是这样。”[47]他为圣朗贝写了一段小诗：
[114]《哲理小说》，第412页。
1745年，当伏尔泰成为法国科学院的候补成员时，这位诗人和他的数学家夫人去了巴黎，为了得到这个其实不必要的头衔，他宣称自己是一个绝好的天主教徒，奉承耶稣会会士，大肆撒谎，总之，就像我们碰到这种情况的做法一样。不过他失败了，直到一年之后才成功，他在欢迎宴会上的致辞成为法国文学经典之一。他在巴黎停留了一段时间，游历在沙龙之间，写出一部部戏剧。从十八岁写《俄狄浦斯》到八十三岁写《伊雷娜》，他创作了一系列戏剧，其中一些是失败的，但大多数都获得成功。1730年《布鲁图》失败了，1732年《艾利菲尔》也失败了，朋友们都劝他放弃戏剧，但是同年，他写出了《札伊尔》，大获成功。1741年创作《穆罕默德》，1743年是《梅洛普》，1748年写了《西密拉米斯》，1760年是《坦克雷德》。
[115]《无知的哲学家》。
那些无法会见伏尔泰的人只能与他通信。1736年，他开始与腓特烈大帝通信，当时腓特烈还只是王子，不是国王。腓特烈的第一封信就像一个小孩写给国王的信，我们可以从满篇的赞美之词中一窥当时伏尔泰的名声，虽然那时他还没有写出任何巨著。信中称伏尔泰为“法国最伟大的人，最伟大的语言大师……能够和这样一位拥有如此卓越成就的伟人生活在同一时代，简直是我的荣幸之一……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使人心花怒放的”。“什么样的欢乐能够比得上心灵的欢愉呢？”[46]腓特烈是一个自由思想者，看待各种教义就像国王看待他的臣民一般，伏尔泰寄望于这位腓特烈君主能够使启蒙运动风行，而他自己也许可以充当柏拉图之于狄奥尼修斯的角色。当腓特烈不接受伏尔泰对他的溢美之词时，伏尔泰回应道：“能够拒绝奉承的王子就像敢于否认教皇绝对正确的人一样少。”腓特烈送给他一本《驳马基雅维利》，书中，这位王子用优美的语言阐述了战争的罪恶以及身为国王维护和平的责任，伏尔泰面对这位皇家和平使者几乎喜极而泣。但是几个月后，腓特烈当了国王，入侵西里西亚，将整个欧洲化为血海。
[116]《哲学辞典》，词条“灵魂”。
四、波茨坦和腓特烈大帝
[117]莫利，《伏尔泰》，第286页，1886。
查第格被捕并被贬成了奴隶，但是他为他的君主教授哲学，成了最可信任的顾问。由于他的建议，法律废除了殉夫传统（寡妇将自己和丈夫一起下葬），而要求寡妇在下葬之前和一位英俊男士单独相处一小时。查第格被派到锡兰国王那里，教他如何通过挑选候选人中最轻盈的舞者来辨识忠臣：他在舞厅门厅里摆满珠宝，使它们很容易被偷走，让每一个候选人单独穿过无人监视的门厅，等全部候选人都进来后，请大家跳舞。“从没见过跳舞的人如此为难或不雅，他们都低垂着头，弯着腰，双手捂着双腿两侧。”——故事就这样进行着，我们可以想象那些西雷的夜晚。
[118]《哲学辞典》，词条“复活”。
走出巴比伦，他看到有人在残暴地殴打一个女人，那女人大声求救，查第格上前揍了那个男人，最后为了自我保护，一记重拳将男人打死了。他转身问那女人：“还有什么我能为你做的吗？”“去死，恶棍！你杀害了我的爱人。噢，我要撕碎你的心！”
[119]《哲理小说》，第411页。
后来，他将人类比作在一小块土地上互相蚕食的一群昆虫。这一真实形象使他感觉到自己和巴比伦存在的虚无性，也因此消解了他不幸的感觉。他的灵魂变得无限自由，超脱了感官，思忖着不变的宇宙秩序。但是之后他回到自己……想到皇后也许已经为他死了，整个宇宙也从他眼前消失了。
[120]培利西尔，《伏尔泰哲学》，第169页。
之后，他变成一个非常智慧的人，成了国王的大臣，为国王的领地带来了繁荣、正义、和平。皇后爱上了他，国王察觉到这一点，“惶惶不可终日……他特别注意到皇后的鞋是蓝色的，查第格的鞋也是蓝色的；皇后的丝带是黄色的，查第格的帽子也是黄色的”。他想把他们俩都毒死，皇后发现了这一阴谋，给查第格传去消息：“快走，求你了，看在我们相爱和黄丝带的分儿上，快走！”查第格又跑进了树林。
[121]《哲学辞典》，词条“宗教”。
他急忙跑去找西密拉，但西密拉听闻赫尔墨斯的首次诊断结果后就与另一个人订婚了，她说：“我太讨厌一只眼睛的人了。”查第格因此娶了一位村妇，希望能从她身上找到宫廷贵妇西密拉身上没有的美德。为了确保妻子是忠贞的，他和朋友设计了一个计谋——查第格装死，朋友在一小时后向他的妻子求爱。查第格被宣布死亡，躺在棺材里，他的朋友前来表示同情，并恭喜他的妻子，最后向她求婚。她敷衍地推托了一下，然后说：“之前我是不会答应的，可现在，就答应了你吧。”查第格“死而复生”，奔向了树林，想要通过大自然的美丽来安抚自己。
[122]培利西尔，《伏尔泰哲学》，第172页。
一位使者被派往孟菲斯，去拜访埃及一位伟大的医生赫尔墨斯，带了一大批随从。他看了查第格，宣布这位病人将失去他的眼睛。他甚至预言这一重要时刻来临的时间。“如果是右眼的话，我是可以治的，但是左眼我就没办法了。”所有巴比伦人都悲叹查第格的命运，崇拜赫尔墨斯深邃的学问。可是两天之后，脓肿自己爆裂，查第格的眼睛痊愈了。赫尔墨斯写了本书证明它不该痊愈，不过查第格没有读。[45]
[123]《书信集》，1738年9月11日。
《老实人》是伏尔泰的晚期作品，接下来最好的故事就是《查第格》。查第格是一位巴比伦哲学家，“极尽人类智慧之所能……他知道的玄学比任何时代的人知道的都要多，他无所不知”。“妒忌心使他想象自己爱上了西密拉。”为了保护她不受到强盗的攻击，他的左眼受伤了。
[124]法属圭亚那首府。——译注
“别白费力气了，”哲学家说，“他们很勤奋，他们会自取灭亡。十年之后，这些可怜鬼中连百分之一都活不成……另外，受到惩罚的不应该是他们，而应该是那些好吃懒做的野人，他们只管在宫殿里发号施令，残杀数以百万的人，然后庄严地感谢上帝让他们成功。”[44]
[125]《书信集》，1763年9月18日。
“太邪恶了！”愤愤不平的天狼星人厉声叫道，“我真想迈出两三步，把这些杀人狂全部踩在脚下。”
[126]培利西尔，《伏尔泰哲学》，第237页，注释，及第236页。
“我们有充足的物质，”一位哲学家回答，“干出不少坏事来……比如说，你肯定知道在我说话的此时，有我那十万的同胞戴着帽子，残杀着相同数目的戴着头巾的同胞，最后，要么他们杀了别人，要么自己被杀。而这是很久以前就开始在地球上发生的事。”
[127]沃夫纳格（1715—1747），法国道德学家、散文家。——译注
“至高的神很高兴能够在你们这群智慧的小小人面前展现无所不能和权力，毫无疑问你们在地球上的快乐肯定是纯粹美好的，因为不受物质的妨碍，从表面上，你们肯定在快乐和思考中度过人生，这正是完美精神的真正愉悦。我现在找到了真正的快乐，就在这里。”
[128]培利西尔，《伏尔泰哲学》，第23页；莫利，《伏尔泰》，第86页。
《小大》是对斯威夫特的模仿，但可能比它的宇宙想象模型更为丰富。有一个居住在天狼星上的人访问地球，他高五十万英尺，这样才符合居住在那么大一个星球上的人的特征。在他穿越宇宙的路上，他捎带上了一个来自土星的人，那人很伤心，因为他只有几千英尺高。当他们穿越地中海的时候，天狼星人沾湿了脚。他问他的同伴土星人有多少种感官。“我们有七十二种，但是我们每天都在抱怨太少了。”“你们的平均寿命是多少？”“很短……我们星球上几乎没人能活过一万五千年。所以你看，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开始死亡了，我们经历的不过是一个点，我们的停留也只是一瞬间，我们的星球就是一个微粒。我们能学到的非常少，还没来得及从经验中获益，死亡就已经来临了。”[43]他们站在海里，就像抓起一只小动物似的拿起了一艘船，天狼星人将它放在大拇指甲上，引起船上人的阵阵骚动。“船上的牧师不停地念咒除魔，船员在咒骂，哲学家们忙着建立一个体系”，试图解释地球引力失效引发的混乱。天狼星人弯下腰，就像他们头顶上的一片乌云，他说：
[129]《哲学辞典》，词条“财产”。
他开始写一些愉快的哲理小说——《查第格》《老实人》《小大》《天真汉》《现实世界》等，他的九十九本著作展现出其精神的最纯粹形式。它们不是小说，而是诙谐的传奇，英雄不是人而是想法，反面人物是迷信，情节是思想。有些仅仅是片段，像《天真汉》，是卢梭前的卢梭。一位北美休伦的印第安人与一些回乡的探索者们一起来到法国，他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把他变成基督徒。神父给了他一本《新约》，这个印第安人非常高兴，并很快要求让自己受洗，还要接受割礼。他说：“因为我在书里没发现有人不受割礼的，所以显然我要为了希伯来习俗而牺牲，越快越好。”这个问题还没有稳妥地解决，他又开始纠结于忏悔，他问福音书是不是要求这样做，并在圣詹姆斯使徒书中找到一段：“互相忏悔彼此的罪恶。”他完成忏悔后，一把拉下忏悔椅上的神父，让他坐下也对自己忏悔：“来吧，朋友，书里说了，‘我们必须互相忏悔彼此的罪恶’，我已经忏悔了，你也只能忏悔了才能干别的。”他爱上了圣伊芙小姐，却被告知不能娶她，因为在他受洗时她是他的教母，他对命运耍的这个恶作剧非常愤怒，并威胁要取消洗礼。待到获准娶她，他惊奇地发现，结婚时“需要公证人、牧师、证人、婚约和豁免……‘你们真是无赖，要求这么多的预防措施’”。随着故事的依次展开，原始基督教精神和教会基督教精神之间的矛盾被搬上舞台，有人怀念学者的公正和哲学家的宽大仁慈，伏尔泰已经开始了他与迷信之间的对决，在战争中，他要求从敌人那里获得公正和宽大仁慈。
[130]《哲学辞典》，词条“祖国”。
在西雷的庄园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并不是用来卿卿我我，而是整天都用在学习和研究上。伏尔泰有一个造价不菲的实验室，用于自然科学实验，多年来这对情侣在重大发现和专题论文上互相竞争。他们有很多宾客，但大家达成默契，在晚上九点以前只能自娱自乐。晚饭过后，有时会上演私人戏剧，或者由伏尔泰给客人朗读生动形象的故事。很快，西雷就成了象征法国智慧的巴黎，贵族和中产阶级都加入进来，朝圣似的享受伏尔泰的红酒和智慧，欣赏他表演自己的戏剧。他很高兴成为这花花世界的中心，他将什么都看得很淡，有一阵还把“大笑，也让别人笑”作为座右铭。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女皇称他为“欢乐之神”。“如果自然没有让我们轻浮一点的话，”他说，“我们将是最不幸的。因为有人轻浮，大多数人才不会上吊”，一点也没有阴郁的卡莱尔的影子。“有时傻傻的很愉快。如果哲学家们不能笑掉他们的皱纹的话，不幸将会发生。我把严肃看作是一种疾病。”[42]
[131]《书信集》，1777年6月20日。
沙特勒侯爵夫人当时二十八岁，伏尔泰已经四十岁。侯爵夫人是位了不起的女性：她先跟随可敬的莫珀图[38]，后跟随克莱奥[39]学习数学，她翻译了颇具学术性的牛顿《原理》注释版，并很快在法国科学院举办的关于火的物理论文竞赛中排名超过伏尔泰，总之，她似乎绝不是那种会私奔的女人。但是侯爵是那么无趣，而伏尔泰又是那么富有情趣，她称他“每一处都惹人喜爱”，“是法国最具光彩的人”。[40]他用对她热烈的赞美作为爱的回报，称她是“一个伟大的人，唯一的缺点就是生为女人”，从她及法国其他拥有高智商的女性身上，伏尔泰看出男女生来智力相当，[41]并且认定她在西雷的庄园是他们躲避巴黎险恶政治环境的避难所。侯爵带兵外出，这其实是他长久以来逃避数学的方式，伏尔泰对这一新安排也没有什么异议。不少年轻女士出于某些利害关系选择与富有的老头结婚，她们对老态龙钟没什么兴趣，渴望浪漫，而当时的道德允许女人找情人，只要处理适当，面子上过得去。如今侯爵夫人选择的不仅仅是情人，而且是一个天才，全世界都原谅了她。
[132]培利西尔，《伏尔泰哲学》，第222页。
但是摄政王并不了解这只“雄鸡”，1729年，他批准释放伏尔泰，允许他返回法国。伏尔泰又享受了五年巴黎生活：血液中流淌着美酒，笔下流淌着精神。后来，一个无赖的出版商得到了《哲学通信》，未经过伏尔泰同意就出版了，而且大肆销售。善良的法国人，包括伏尔泰自己都感到非常震惊。巴黎议会要求立刻将这本书当众烧毁，罪名是“造谣诽谤，与宗教、道德和权威作对”，伏尔泰意识到自己又要进巴士底狱了，深思熟虑后，他溜走了，而且利用这个机会与一个有夫之妇私奔了。
[133]《无知的哲学家》。
三、西雷：《哲理小说》
[134]《哲学辞典》，词条“战争”。
我们不得不惊叹，伏尔泰能够如此快地掌握几乎所有英国教给他的东西——文学、科学和哲学，经由法国文化和法国精神之火的淬炼，他将所有这些不同的元素转化为法国式智慧和雄辩的宝藏。他在《哲学通信》中写道：他的手稿在朋友间传阅，他不敢印刷，因为他对“背信弃义的法国”的高度赞赏应该不合皇家审查官的口味。他将英国的政治自由和学术独立与法国的专制和禁锢对比，[37]批判法国无所事事的贵族和收缴什一税的神职人员，他们将巴士底狱当作回应所有疑问和怀疑的手段；他鼓励中产阶级奋起争取他们在这个国家应得的地位，就像英国的中产阶级一样。不知不觉中，这些信件成为吹响法国大革命的第一声号角。
[135]《书信集》，1766年4月1日。
也是在英国，活跃着充满活力的智识活动。培根的名字还未褪色，归纳法遍地开花。霍布斯（1588—1679）实践着文艺复兴的怀疑精神以及他的老师的务实精神，使之成为完整且显而易见的唯物主义，他因此可能在法国获得献身谬误大奖。洛克（1632—1704）写了一部心理分析巨著（《人类理解论》），其中没有任何超自然假设。柯林斯、廷德尔和其他自然神论者重新坚定了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同时也对国教的每一条教义提出质疑。牛顿刚刚离世，伏尔泰参加了他的葬礼，常常想起这个享有举国荣耀的谦逊的英国人留下的种种印象。伏尔泰写道：“不久前，一群显赫的人一起谈论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谁是最伟大的人——恺撒、亚历山大、帖木儿还是克伦威尔？一些人说毫无疑问是艾萨克·牛顿。对极了，因为他用真理的力量掌控了人们的心灵，而不像那些用暴力奴役他人的人，我们应对他心生敬意。”[36]伏尔泰成了一名仔细研究牛顿作品的学生，之后成为法国支持牛顿观点的领军人物。
[136]《伏尔泰散文》，第15页。
使伏尔泰感到惊奇的是，波林布罗克、蒲伯[34]、阿狄生[35]和斯威夫特都可以自由地、随心所欲地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这是一个有自己思想观点的民族；重整宗教，绞死国王并从国外请来另外一位，建立了欧洲最强大的议会。这里没有巴士底狱，那些享有声誉、拿着抚恤金的人及游手好闲的皇族无权在毫无理由和不经审判的情况下，把那些没有头衔的敌人送进监狱。这里有三十个教派，却没有一个神父。这里有所有教派中最敢作敢为的教派、教友会，贵格会教徒让整个基督教世界瞠目结舌，因为他们的行为举止和基督教徒完全相同。伏尔泰毕生都对他们感到诧异：在《哲学辞典》中，他让他们中的一位说：“上帝嘱咐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对我们遭遇的不幸毫无怨言，完全没有如下意思：让杀人犯身着红衣，头戴两英尺高的帽子，通过大声击鼓招募民众入伍，然后我们应该穿洋越海去残杀我们的兄弟。”
[137]《哲学辞典》，词条“平等”。
他开始鼓足勇气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发现瘟疫（plague）只有一个音节，而疟疾（ague）却有两个音节时，他心生牢骚——倒是希望瘟疫能够吞噬这种语言的一半，疟疾侵吞掉另一半。很快，他就能酣畅地用英语阅读了，一年内，他熟练地把握了那个时代最优秀的英语文学作品。他通过波林布罗克勋爵[32]认识了一些文人学士，与他们一个个吃饭，这些人中甚至包括难以捉摸、尖酸刻薄的教长斯威夫特。他从不谈论家世，也不问别人的家庭情况，康格里夫[33]谈起自己的戏剧时，称其不足挂齿，觉得自己其实不是作家，而是一个闲适的人，伏尔泰机智地答道：“如果你不幸只是和其他人一样的绅士，我真不应该来看你。”
[138]《哲学辞典》，词条“政府”。
二、伦敦：《哲学通信》
[139]孔多塞（1743—1794），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启蒙运动杰出的代表人物，有法国大革命“擎炬人”之誉。——译注
他在沙龙中沐浴了八年的阳光，随后命运转了向。一些贵族对这个年轻人没有头衔和地位、仅仅是天资聪颖而已这个事实无法释怀，而且无法原谅他的与众不同。在一次索利公爵庄园举行的晚宴上，伏尔泰公然侃侃而谈，尽显才智，罗杭公爵问道：“这个大嗓门的年轻人是谁？”伏尔泰立即回答道：“阁下，他并没有显赫的贵族名字，却以自己的名字获得了尊重。”回答公爵的问题已经是傲慢了，而且答得让公爵无言以对，这简直是大逆不道。公爵纠集了一群暴徒夜袭伏尔泰，但是叮嘱他们说：“不要打他的头，说不定这个脑袋还会产生一些好东西。”第二天，在剧院，伏尔泰包着伤口一瘸一拐地出现了，他走到罗杭的包厢，提出与他决斗，然后回到家中整日练习花剑。但是尊贵的公爵不想匆匆将自己送上西天，还是被一个天才害的，因此向身为警务大臣的表兄请求保护。伏尔泰被捕了，被投入他的“老家”巴士底狱，又一次享有从里面看世界的特权。他几乎是被立即释放的，但条件是被放逐到英国。他去了，到达多佛后，又乔装返回海峡这边，怒火中烧的他要为自己报仇。不过，听说自己已经被发现，并且可能第三次被捕时，他又上了船，乖乖回到英国待了三年（1726—1729）。
[140]培利西尔，《伏尔泰哲学》，第283页。
伏尔泰具有犹太人的经济头脑，又有法国人聪慧的文笔。可是他接下来的一个剧目《阿特米尔》却失败了。这让他备尝失败的痛楚，以致此后每一次成功都加剧他生怕日后遭遇失败的刺痛感。他总是对公众的看法非常敏感，甚至嫉妒动物，因为它们不知道人们是怎么看待它们的。命运戏剧性地在他的失败上又加了一笔：他患上了天花。他喝了一百二十品脱的柠檬汁，吃了一些泻药，才得以治愈。当他走出死亡的阴影后，发现自己已经因为《亨利阿德》出了名，走到各处都备受欢迎，贵族力捧他为世界上极有教养且温文尔雅的人、不可多得的语言大师，以及欧洲文化传统的最佳继承人。
[141]圣佩甫，《十八世纪人物画像》，第1卷，第234页。
这个剧目使伏尔泰净赚四千法郎，他拿来进行投资，这是文人中闻所未闻的智慧。经历了所有的苦难后，文学不但为他赚得大笔钱，还发挥了作用。他很相信那句老话，一个人首先要生存，然后才能进行哲学思考。1729年，他购买了政府的一个拙劣计划的全部彩票，从中大赚一笔，政府因此非常生气。但是随着他变得富有，他也更加慷慨；当他进入中年后，越来越多受他庇护的人围绕在他身边。
[142]《书信集》，1764年4月2日。
让这些成为我们的神殿、三脚祭坛和神谕。（第2幕，第5场）
[143]《作品选集》，第62页。
让我们信任自己，用我们自己的眼睛去看；
[144]《书信集》，1755年8月30日。
还有阿拉斯普嘴里划时代的挑战——
[145]《书信集》，1765年3月。
他们的学问仅仅由于我们会轻信。（第4幕，第1场）
[146]圣佩甫，《十八世纪人物画像》，第1卷，第30页。
我们的神父并不像我们普通人想的那样，
[147]《在他书信中的伏尔泰》，第65页。
他几乎是从监狱一跃而至舞台上。1718年他创作了悲剧《俄狄浦斯》，并连演四十五场，刷新了巴黎的记录。他的老父亲本来是来斥责他的，但是在包厢里看演出时，每到精彩之处就要咕哝：“哦，无赖，这个无赖！”剧目结束后，封特奈勒[30]见到伏尔泰，对其戏剧给予高度赞赏，称之为“太棒的悲剧”；伏尔泰微笑着回答：“我必须得看你的田园剧。”[31]这个年轻人没有心情注意自己的语言或刻意表现出谦逊，他在他的戏剧中不也有这样草率鲁莽的台词吗——
[148]指非洲西南部的本土人，是科伊桑人下的一个同种文化的民族。17世纪欧洲殖民者将当地发音类似科伊桑语言的人称为霍屯督人，如今这一称谓含有贬义。——译注
在巴士底狱时期，不知什么原因，他取了笔名伏尔泰，[29]渴望并最终成为一名诗人。在结束十一个月的服刑前，他写出了还不错的长篇史诗《亨利阿德》，讲述的是那瓦尔国王亨利的故事。后来摄政王可能发现他关押了一个无辜的人，就将他释放了，还给了他一笔抚恤金。为此，伏尔泰写信向他致谢，感谢他如此照顾他的生活，并请求今后允许他自己照顾自己的起居。
[149]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作家、政治家。——译注
1715年，弗朗索瓦二十一岁，他去了巴黎，正值路易十四离世。继承王位的路易斯年龄太小，无法统治法国，更何况是巴黎，于是大权便落入摄政王之手。那时作为世界中心的法国生活一片混乱，年轻的阿鲁埃随波逐流，混迹其中。很快他就以恃才放旷闻名京城。彼时为了缩减开支，摄政王将皇室马厩里的马卖掉一半，弗朗索瓦评论说，如果把皇室里的无用之人除去将更有意义。最后，在巴黎大街小巷流传的所有俏皮话都归到他名下。不幸的是，其中两首诗指责摄政王企图篡位，这引得摄政王盛怒。一天，摄政王在公园里与这个年轻人见面，对他说：“阿鲁埃先生，我打赌我可以让你见识到你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什么？”“巴士底狱的内部。”结果第二天阿鲁埃就见到了，那是1717年4月16日。
[150]斯塔尔夫人（1766—1817），法国评论家、小说家。——译注
他并不仅仅是一个安静用功的小伙子，他也淘气地偷别人的油挑灯夜读。他喜欢半夜和镇上风趣的名流们欢笑嬉戏，尝试打破戒律，直到他的父亲怒不可遏，把他送到卡昂的一位亲戚那里，并交代要严格管制这个年轻人。但是他的看护者迷上了他的智慧，很快就任由他自由活动。监禁之后是放逐，父亲又将他送往海牙，和法国大使生活在一起，并要求对这个鲁莽冒失的男孩严加调教。但是弗朗索瓦在那里与一位姑娘坠入爱河，他偷偷摸摸地与她约会，给她写激情四溢的情书，结尾总是重复道：“我一定会永远爱你。”这段恋情被发现后，他被遣送回家。他对那个姑娘的记忆只停留了几周而已。
[151]《书信集》，1766年8月25日。
他从他的模范哥哥亚芒那里获得启发，亚芒虔诚地信奉詹森教派的邪说，并英勇地为信仰献身。亚芒向一位建议他更有勇气的朋友说：“就这样吧，如果你不想被处以绞刑，至少不要去妨碍别人。”他们的父亲说他有两个傻儿子，一个钟情于诗歌，而另一个喜爱散文。事实上，弗朗索瓦几乎在他刚会写自己名字时就会写诗了，这使那位非常现实的父亲更坚信他不会有什么作为。在弗朗索瓦出生后，阿鲁埃全家搬到了省城，那里非常有名的交际花妮农·德·朗克洛[28]却发现了这位年轻人身上的潜力，她死后把两千法郎留给弗朗索瓦买书。而他的早期教育就是来自这些书，还有一个放荡的神父（活生生一个杰罗姆·康戈纳），神父教给他祷告和怀疑主义。他之后的老师是耶稣会的会员，他们教授给他怀疑主义最重要的方法，那就是辩证法，一种可以证明一切的艺术，并使他后来养成了怀疑一切的习惯。弗朗索瓦成了辩论高手，在他十二岁的时候，其他孩子都在操场上玩耍，弗朗索瓦已经在旁边和神学家讨论神学问题了。到了需要养家糊口的年纪时，他对父亲说想要以文学为职业，触怒了这位老人。老阿鲁埃说：“文学，是那些想对社会无用、连累亲戚还最后饿死的人从事的职业。”父亲说话时，桌子都在颤抖。弗朗索瓦就这样走上了文学道路。
[152]圣佩甫，《十八世纪人物画像》，第1卷，第235页。
伏尔泰，本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1694年生于巴黎，他的父亲是一位踌躇满志的公证人，而母亲有点贵族气派。也许他的机敏和暴躁来自父亲，而草率和智慧来自母亲。他来到这个世界非常不易，母亲因为难产生下他便去世了，刚出生的他弱小多病，护士说他活不过一天，这个护士犯了个小小的错误，伏尔泰一直活到八十四岁，但是他一生都遭受着病魔的折磨，这也铸就了他不屈不挠的精神。
[153]罗伯逊，《伏尔泰》，第71页。
但是我们在试图纠正哲学家夸大哲学影响的趋势中又不可矫枉过正。路易十六在神殿监狱中阅读了伏尔泰和卢梭后说：“这两个人摧毁了法国。”[25]也就是说，摧毁了他的王朝。拿破仑说：“如果波旁王朝控制住了那些文字，也许就可以保全自身。大炮的出现摧毁了封建体制，而墨水的出现摧毁了近代社会组织。”[26]伏尔泰说：“书籍统治世界，或者至少统治那些有书面语言的国家，其他的不计其内。”“教育是最大的解放”，而他解放了法国。“一旦一个国家开始思考，就不可能被阻止了。”[27]有了伏尔泰，法国开始思考了。
[154]罗伯逊，《伏尔泰》，第67页。
没有哪位作家在生前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尽管被放逐、监禁，几乎他的每一本书都受到教会和国家的限制，他仍在残酷中找到了真理的道路，直到最后，教皇和君主都要迎合他，御座在他面前颤抖，世界上的一半人倾听他的每一句话，捕捉他的一言一行。在那样一个时代，很多事物都在召唤破坏者。尼采说，“狂笑的狮子一定会来到”，伏尔泰来了，“大笑着摧枯拉朽”[24]。伏尔泰和卢梭是在封建贵族制向中产阶级统治转型过程中拥有大量经济和政治拥趸的两大声音。当一个上升的阶级不满于现存的法律或习俗时，它就会取理性而弃习俗，取自然而弃法律，就像个体中矛盾的欲望迸发成为思想一样。所以富裕的中产阶级支持伏尔泰的理性主义和卢梭的自然主义，从旧的习惯和习俗中松绑是必要的，必须要改革并重新激发感觉和思想，打开心扉迎接试验和改变，伟大的改革才会随之到来。并不是说伏尔泰和卢梭是改革的原因，可能他们与法国生活表层下隐藏的政治和社会波涛汹涌的力量共同构成了改革的原因，他们就像火山爆发时炽热的火焰一样闪耀着光芒。哲学之于历史就像理性之于欲望，都是无意识的过程由下至上地决定有意识的思想。
[155]塔伦泰尔，《伏尔泰传》，第497页。
自杀应该是一直都在诱惑着他，因为他总是在工作。“正是因为他总是充满活力，所以他才以他的生命灌注了整个时代。”[13]生活在最伟大的世纪之一，他（1694—1778）是这个世纪的灵魂和内在。维克多·雨果说：“说到伏尔泰，他标志着整个十八世纪。”[14]意大利有文艺复兴，德国有宗教改革，但是法国有伏尔泰，他对这个国家而言，既是文艺复兴，又是宗教改革，还有一半的革命。他坚持蒙田的客观怀疑论和拉伯雷的健康幽默，他反抗迷信和腐败的力度比路德、伊拉兹马斯[15]、加尔文[16]、诺克斯[17]、梅兰希顿[18]更加激烈和有效，他帮助米拉波[19]、马拉[20]、丹东[21]和罗伯斯庇尔制造火药，摧毁了旧体制。“如果我们是通过其所作所为来评判人的话，”拉马丁[22]说，“伏尔泰毫无疑问是近代欧洲最伟大的作家……命运赋予了他八十四年的时间，他可以不紧不慢地分解堕落的时代，他有时间与时代斗争，当他陨落的时候，他是胜利者。”[23]
[156]塔伦泰尔，《伏尔泰传》，第535页。
当然，他比同时代的其他人更加勤奋，成就也更多。“无所事事就相当于不存在，”伏尔泰说，“所有人都是好的，除了那些闲荡的人。”他的秘书说他只有对时间是个吝啬鬼。[10]“只有把自己的全部都利用起来，才能对这个世界有所贡献……随着我年龄增大，我更发现工作的重要性。长久看来这将是最大的快乐，并且可以取代生活的幻想。”[11]“如果你不想自杀的话，就总是要找些事情做。”[12]
[157]塔伦泰尔，《伏尔泰传》，第538页。
但是所有这些品质，无论好坏，都是次要的，且并非伏尔泰的本质。他的精神世界中取之不竭的丰富智慧才是他令人震惊的内在和本质上的东西。他的著作达九十九卷，每一页都闪烁着光芒，寓意丰富；尽管主题内容的范围涵盖整个世界，却错落有致，色彩缤纷，就像一部百科全书。“我的行当就是说出我所想的”[7]：他所想的通常都是值得一说的，而他所说的又通常是无与伦比的。如果说我们现在不再读伏尔泰了（尽管像法朗士这样的人在读过他的作品后变得深奥和智慧），那是因为我们已经对他为我们战斗的神学论战场不再感兴趣了，我们已经转移到其他战场，更关注于此生的经济问题而非来生的归属问题。伏尔泰对于教权和迷信的全面胜利使那些在他发现时还生机勃勃的问题现在宛若死灰。他的名声大多来自他独树一帜的言论，他写下的文字保存了下来，说出的话却早已不见踪影，那些如同插上翅膀的言语一去不复返。我们剩下的大多是伏尔泰的躯壳，而很少有他精神的圣火。但是，黑暗中，我们还是透过时光镜看到了他，这是怎样的精神啊！“智慧将愤怒变为了戏谑，将火焰化身为光明”[8]，“是灵气与火焰的产物，史上最令人激动的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加精微和跳动的原子，没有人拥有这样精准的头脑，也没有人能够拥有如此既灵活又准确的平衡性”[9]。他也许就是史上最伟大的智者吧？
[158]莫利，《伏尔泰》，第262页。
其貌不扬、样貌丑陋、自负清高、轻率无礼、秽亵可憎、肆无忌惮，有时甚至欺诈撒谎，伏尔泰具备了他那个时代和地区的人身上所有的缺点，无一遗漏。但是，同样是这个伏尔泰，无比仁慈、体贴入微、乐于助人、慷慨解囊，孜孜不倦地帮助朋友；同时不遗余力地摧毁敌人，一支笔就是他的武器，不过在看到和解的征兆时便会卸下武装。人是多么矛盾啊。
[159]塔伦泰尔，《伏尔泰传》，第525页。
1742年，伏尔泰在他的剧目《梅洛普》彩排时教导杜梅尼小姐[1]如何达到悲剧的巅峰，杜梅尼抱怨只有在自己拥有“恶魔”后才能被激发出他所要求的激情。伏尔泰回答说：“就是这样，想要在任何艺术中获得成功，就必须有这样一个恶魔。”[2]即便是批判他的人和他的敌人也承认，伏尔泰完全满足了这个要求。圣佩甫[3]说“他体内有这样一个恶魔”[4]，德·梅斯特[5]称他为“地狱将全部权力交在他手上”[6]的人。
[160]塔伦泰尔，《伏尔泰传》，第545页。
一、巴黎：《俄狄浦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