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参见格拉兹《犹太史》，第5卷，第140页；纽约，1919。
[16]拉普拉斯（1749—1827），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译注
[18]威利斯，《别涅狄克特·德·斯宾诺莎》，第35页；伦敦，1870。
[15]贝克莱（1685—1753），爱尔兰主教、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与洛克、休谟同为现代经验主义的创始人。——译注
[19]威利斯译，第34页。
[14]从词源上说，认识论是指认识的逻辑，即知识的起源、本性和可靠性。
[20]以利沙，公元前9世纪以色列先知。——译注
[13]阿威罗伊（1126—1198），西班牙阿拉伯裔哲学家，曾担任法官和医生。——译注
[21]他在法庭上就此案进行辩驳并胜诉，随后又将遗产给了姐姐。
[12]莱维·本·热尔松（1288—1344），法国哲学家、数学家。——译注
[22]《伦理学》，第1部分，“附录”。
[11]勒南，《马可·奥勒留》，第65页；巴黎，卡尔芒——列维出版社。
[23]基督教新教的一个分支，该教派拒绝参军或担任公职，也不对孩子施行洗礼。——译注
[10]德国小说家和剧作家古茨科（1811—1878）将这个故事编成戏剧，至今仍在欧洲剧目中占有一席之地。
[24]波洛克，《斯宾诺莎的生活与哲学》，第393页；伦敦，1899。
[9]乌列·阿·科斯塔（约1585—1640），葡萄牙哲学家。——译注
[25]威利斯编《书信集》，第34封。
[8]哈斯戴·克雷斯卡斯（1370—1430），西班牙犹太教哲学家。——译注
[26]法朗士，《贝日莱先生在巴黎》，第180页；纽约，1921。
[7]摩西·迈蒙尼德（1135—1204），中世纪犹太教思想家、哲学家。——译注
[27]波洛克，《斯宾诺莎的生活与哲学》，第394页。
[6]耶路撒冷古神殿。——译注
[28]威利斯，《别涅狄克特·德·斯宾诺莎》，第72页。
[5]古代北非一奴隶制国家，在今突尼斯境内。——译注
[29]阿德里安·考贝夫，斯宾诺莎的友人，法学家、医生。——译注
[4]埃及北部港市。——译注
[30]《书信集》，第19封。
[3]古叙利亚首都，现为土耳其南部一城市，土耳其人称安塔基亚。——译注
[31]《书信集》，第73封。
[2]今名塞伊达，黎巴嫩西南部港市。——译注
[32]《书信集》，第74封。
[1]今名苏尔，黎巴嫩西南部港市。——译注
[33]詹·德·韦特（1625—1672），荷兰政治家。——译注。
在纪念斯宾诺莎去世两百年的典礼上，各方捐赠者在海牙为他竖起了一尊塑像。捐赠者来自世界各地拥有良好教育的地方，从来没有一座纪念碑以这样的博爱为基座。在1882年揭幕典礼上，欧内斯特·勒南的总结发言可以准确地作为本章的结束语：“那些经过这尊温雅沉思的雕像而示以轻蔑的人将深陷不幸，他将像所有粗野的灵魂一样遭受惩罚，因为他的粗鄙，也因为他没有能力认知神圣。这个花岗岩基座上的人，为所有人指出了他发现的幸福之路，世世代代，经过这里的有涵养的人都会在心底说，‘对上帝最真挚的解读和理解可能就在这里。’”[174]
[34]威利斯，《别涅狄克特·德·斯宾诺莎》，第67页。
之所以如此多的人受到斯宾诺莎的影响，可能是因为他为自己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解读方法，使后来者的每一次阅读都有新的收获。所有深奥的言论对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含义。有人说《旧约·传道书》中描述智慧的语言恰好可以用在斯宾诺莎身上：“第一个人对他的了解不完全，最后一个人也不可能完全读懂他，因为他的思想比大海还要宽广，他的思考比深洋还要深邃。”
[35]《书信集》，第54封。
雪莱在《仙后麦布》初始版本中引用了《神学政治论》的内容，并开始翻译，拜伦答应为之写序。米德尔顿得到了这篇原稿，并当成雪莱自己的著作，称之为“幼稚的思考……太过粗略，不值得发表”。在之后较为平静的时代，乔治·艾略特翻译了《伦理学》，虽然没有发表。出于斯宾塞和这位小说家之间的亲密关系，有人认为他对于“不可知”的认识应该部分归功于斯宾诺莎。贝尔福·巴克斯[173]说：“当下的知名人士都称斯宾诺莎涵盖了现代科学的全部内容。”
[36]《神学政治论》，第5章。
穿过一切东西而运行。[172]
[37]《神学政治论》，第6章。
推动一切有思想的东西，一切思想的对象，
[38]《神学政治论》，第6章。
一种动力，一种精神，
[39]《神学政治论》，第6章。
来自蓝天和人的心灵，
[40]《神学政治论》，“序言”。
来自大洋和清新的空气，
[41]《神学政治论》，第5章。
来自落日的余晖，
[42]《神学政治论》，第4章。
某物
[43]《神学政治论》，第6章。
在英国，斯宾诺莎的影响随着大革命运动的浪潮高涨，像柯勒律治[171]和华兹华斯这样年轻的反抗力量谈论着“斯拜诺莎”（政府派出监视他们的侦探认为这只是由于他们鼻音的关系），这样的热情活跃了民粹派鼎盛时期俄国知识分子谈论的话题。柯勒律治在餐桌上向宾客谈论着斯宾诺莎，华兹华斯在他著名的诗篇中也加入了这位哲学家的思想：
[44]《书信集》，第21封。
结合斯宾诺莎和康德的认识论，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得出了不同的泛神论。正是出于“自我保全的努力”产生了费希特的“自我”、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尼采的“权力意志”和柏格森的“生命动力”。黑格尔反对斯宾诺莎体系，认为它了无生气、古板僵硬，他忘记了其中有活力的因素，而只记得像法则一样的关于上帝威严的认知，他把它移用为他的“绝对理性”。但是他诚恳地表示，“想要成为哲学家，首先要是斯宾诺莎主义者”。
[45]《神学政治论》，第4章。
同时雅各比也使斯宾诺莎引起了歌德的注意，他告诉我们，这位伟大的诗人在第一次读《伦理学》时就皈依了。[170]这正是他灵魂深处所渴望的哲学，之后在他的诗歌和散文中也有所渗透。正是在这里他学到了我们应该接受自然施加于我们的限制，呼吸到斯宾诺莎那种平和的气息，他超越了葛兹和维特狂野的浪漫主义，而在晚年转向了古典的平静。
[46]《知性改进论》，第231页，人人丛书版。
正是莱辛为斯宾诺莎恢复了名誉。这位伟大的评论家使雅各比感到吃惊，在1780年他们那次著名的谈话中[165]，莱辛说他在成年后是一名斯宾诺莎主义者，并断言“除斯宾诺莎外没有其他哲学”。他对斯宾诺莎的热爱加固了他与摩西·门德尔松[166]之间的友谊，在他的名剧《智者纳旦》中，他从活着的商人和逝去的哲学家身上获得了对理想犹太人的认识，并将其塑造为模型。几年后，赫尔德[167]的《关于斯宾诺莎体系的几次谈话》将自由神学家的注意力转向了《伦理学》，这一学派的领袖施莱尔马赫[168]称斯宾诺莎为“神圣且被教会驱逐的斯宾诺莎”，而天主教诗人诺瓦利斯[169]称他为“为神所陶醉的人”。
[47]《知性改进论》，第231页。
“斯宾诺莎并没有试图建立一个学派，也并没有建成什么。”[164]但是在他之后的哲学家都浸透了他的思想。在他死后的那一代中，他的名字遭人厌恶，休谟甚至说他是“令人憎恶的假说”，莱辛说，“人们谈论着斯宾诺莎，就像他是一只死狗一般”。
[48]《知性改进论》，第233页。
六、斯宾诺莎的影响
[49]《知性改进论》，第259页。并参阅培根《新工具》，第2卷，第2节，“自然界虽然存在一些个体，按照特定的规律，显现出清晰的个体效应。但是，在每一个学问的分支，那些规律——它们的研究、发现和发展——既是理论又是实践的基础”。基本上，所有的哲学家都赞同。
如果斯宾诺莎能够完成他的著作，谁知道在现代政治的中心问题上这位天才将投下怎样的光辉？——我们现在读到的所有这些内容仅仅是他的思想不完整的初稿。在写《论民主》这一章时，斯宾诺莎离世了。
[50]斯宾诺莎，《伦理学》，第2部分，命题11，注释。
民主制是政体最合理的形式，因为其中“每个人服从权威对他们行动的控制，却享有评判和理性的自由，也就是不可能所有人的想法都一样，所以大多数人的意见具有法律效力”[157]。这种民主的军事基础是普遍服役，和平年代由公民保管武器。[158]它的财政基础是单一税收。[159]民主制的缺点是有可能将一个平庸的人推向权力的宝座，没有方法能够避免，除非限定公务人员必须为“经训练具备技能”者。[160]数量本身不能创造智慧，而且有可能将公务要职给予一个阿谀奉承之人。“公众易变的品行使得经历过这一切的人几近绝望，因为公众仅仅以感情为准绳，而不是理性。”[161]因此民主政府变成了短命的煽动家，有身份的人不愿被列入名单受到不如他们的人的评判和评估。[162]尽管是少数，早晚也会有更有能力的人反抗这样的体系。“因此，我认为民主制会演变为贵族制，而贵族制最终演变为君主专制”。[163]人们最终宁愿选择专制而非混乱。权力的平等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人生来就不平等，“在不平等中找平等只能是自取其辱。”民主制仍然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所有人都享有同等选择权的时候，在受过训练的和合适的人中选出能力最佳的人，并使其他人心悦诚服。
[51]斯宾塞，《第一原理》，第2部分，第1章。
那些渴望专权的人都是一样的腔调——出于国家的利益，国家事务需要在秘密中执行……但是他们越是以公共福利为幌子掩盖自己，越是会将国家引向暴虐的奴隶制……对公众隐瞒这些专制的邪恶秘密，不如告诉敌人真正的意图。通过专权可以秘密处理国家事务的人，就像在战争时期他们可以对敌人使用阴谋一样，在和平时代，他们也可以这样对待他们的公民。[156]
[52]《书信集》，第21封。
他补充了一些关于秘密外交的内容：
[53]第3章。
有人认为经验教导我们，将全部权威赋予一个人可以造就和平和协调，因为没有比土耳其的统治更久的了，而且没有明显的变动。另一方面，那些转瞬即逝的或者连连发生叛乱的都是最受欢迎和最民主的地方。如果奴隶制、野蛮和凄凉都可以称为和平的话，没有什么比这更不幸了。毫无疑问，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争吵经常比主人和奴隶之间的争吵更频繁、更犀利，然而并不意味着将父亲的权利变为财权、将孩子看作奴隶就改进了家庭管理的艺术。将整个权威交付给一个人造成的是奴隶制，而不是和平。
[54]《伦理学》，第1部分，命题17，注释。
有了这些前提，政体的形式也就不再重要了，斯宾诺莎只表达了对民主制的偏爱。任何传统政治形式都可以被制定为“每个人……可能更青睐于公共权利而非私利”，这个任务是法律制定者的。[155]君主专制是有效率的，但是却暴虐无道、穷兵黩武。
[55]霍夫丁，《近代哲学史》，第1卷。
国家对思想控制得越少，对公民和国家越有益。斯宾诺莎在认识到国家必要性的同时并不相信它，他知道权力可以腐化人，甚至是无比廉洁的人（罗伯斯庇尔不就是个例子吗），他不可能泰然自若地看着权威从身体和行动上延伸至人的灵魂和思想，那将是发展的尽头和社会的灭亡。所以他不赞成国家控制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公立大学与其说是培养人的天生能力，不如说是遏制它们。但是在自由民主国家，如果每个人提出要求都可以获准公开教学，自己承担费用和风险，艺术和科学的教育将发挥到极致。”[154]如何在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间找到一种折中的方法是斯宾诺莎没能解决的，而私有财富也没有发展到可以提出这种问题的程度。他的理想状态显然是曾经在希腊得以繁荣的高等教育，那时教学不是来自教育机构而是自由的个人，也就是所谓的“智者”，他们游历在城市之间，独立于公立和私人的控制。
[56]马蒂诺，《斯宾诺莎研究》，第171页；伦敦，1822。
斯宾诺莎像一个优秀的美国拥护立宪主义者一样总结道：“如果只将行动作为治罪的依据，而言语上可以肆意妄为，煽动叛乱者将失去貌似正义的外壳。”[153]
[57]伍德布里奇教授的观点。
政府越是削减言论自由，抵抗也就越顽强，抵抗的并不是贪婪者……而是那些接受了良好教育、品德高尚、享有更多自由的人。人们普遍是尊重法律的，但他们难以忍受那些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被归为违法……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不认为厌恶法律和抵制政府是可耻的行为，反而以之为至高荣誉。[151]……那些可以违反而又没有损害他人的法律被看作是笑柄，这样的法律非但不能限制人类的欲望，反而会使之加剧。我们总是抵抗禁令，并渴求那些被禁止拥有的东西。[152]
[58]《神学政治论》，第3章。
自由是国家的目标，因为国家的功能就是推动发展，而发展取决于获得自由的能力。但是，如果法律抑制发展和自由怎么办？如果国家像每一个机构或组织一样寻求自我的保全（通常指公务人员寻求保全自己的位置）而变成了专制和剥削的机器，人们该怎么办？斯宾诺莎回答道，如果允许合理的反抗和讨论，且言论仍然自由以推动和平式的变革，即使是有失公正的法律，也要继续遵守。“我承认，这样的自由有时会造成不便，但是什么样的解决问题方式能够完美到没有任何缺陷呢？”[150]反对言论自由的法律是对所有法律的颠覆，因为人们不会再尊重他们不能加以评论的法律。
[59]《伦理学》，第1部分，“附录”。
国家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统治人，或者通过恐惧约束他们，而是使每个人都摆脱恐惧，他可以生活、行动在完全的安全保障中，不会伤害自己和他人。我再说一遍，国家的目的不是将理性的人变为残暴的野兽和机器，而是让他们的身心正常工作，指引他们依靠自由的理性生活，他们不会浪费力气在仇恨、愤怒和欺诈上，也不会尔虞我诈。因此国家的目的是真正的自由。[149]
[60]约伯，《圣经》故事人物，历经危难，仍坚信上帝。——译注
渐渐地，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自然状态中的个人权力法则开始顺从组织社会中整体的法律和道德权力。强权仍是权力，但是整体的强权限制了个人的强权，理论上只将其限制于个人权利之内，在行使权力的同时确保其他人享有同等自由。部分个人自然强权或主权交由有组织的社会，用以保全剩余权力范围的扩大。例如，我们摒弃了从愤怒上升至暴力的权利，同时我们也避免了其他人的暴力带来的危险。法律是必要的，因为人是受感情影响的，如果所有的人都是理性的，法律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完善的法律对于个人就像完善的理性对于感情：理性可以调节冲突力量，避免破坏和整体力量的减弱。就像在形而上学中，理性是对事物秩序的认知，在伦理学中，它是对欲望秩序的构建。在政治学中，理性在人们当中建立秩序。完善的国家只有在个人权利互相破坏时才会限制公民权，否则非但不会减弱，还会增强权利。
[61]《神学政治论》，第2章。
大多数人内心充满个人主义，抵触法律和习俗，社会本能晚于并且弱于个人主义，还需要加强。卢梭以恶的角度认为人“性本恶”。但是通过合作，即便是在家庭中，出现了同情、同感，最后便是仁慈善良。我们喜欢和自己相似的事物，“我们不仅同情我们爱的事物，还同情我们认为和自己相同的事物”[146]。“感情效仿”[147]就来源于此，最终形成一定程度的良知。良知不是天生的，是后天获得的，且因地域差异而不同。[148]这是个体发展中思想和群组道德传统积淀的结果，通过它，社会在其敌人内心——也就是在自然的个人主义思想中为自己创立了一个联盟。
[62]《伦理学》，第4部分，“序言”。
但是在人类中，互相需要促成了互相帮助，权力的自然秩序演变为权利的道德秩序。“对孤独的恐惧人皆有之，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孤独的人可以足够强大，保卫自己和获得生活必需，人之本性是趋向于社会组织的。”[143]为了抵御危险，“没有互相的帮助和交换，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144]。但是，人并不是生来就会为了社会秩序而相互宽容，危险促成了合作，逐步形成并加强了社会本能：“人并不是生来就是公民，但是必须使之适应成为公民。”[145]
[63]桑塔亚纳，《伦理学》，“导言”，第20页，人人丛书版。
我们通过观察国家行为，对自然法则或自然无法则的状态略知一二，“国家之间没有利他主义”[141]，因为只有拥有被公众接受的组织、共同认可的权威后才能有法律和道德。现在国家的“权力”就是个人曾经的“权利”（现在仍往往如此），也就是“强权”。一些诚实的外交家非常恰当地称那些领头的国家为“列强”。所以，在所有物种中，没有共同的组织，它们中就没有道德和法律，彼此之间任意妄为、为所欲为。[142]
[64]波洛克编，《书信集》，第15封。
在自然状态中，没有共同认可的好与坏，因为自然状态中每个人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根据自己的喜好判断好与坏，并且只顾及自己的利益，除了自己，在法律上不为其他任何人负责。因此，在自然状态中没有罪恶，罪恶只存在于公民国家，由一致意见规定出好坏，每个人对国家负责。[139]……除了没人愿意干的和干不了的事情，人们出生时和大部分人随之生活的自然法则和条令没有任何禁忌，也不反对斗争、仇恨、愤怒、背叛或者笼统意义上的所有的欲望。[140]
[65]《伦理学》，第1部分，“附录”。
斯宾诺莎认为，所有的政治哲学必须与自然秩序和道德秩序区分开来，也就是同有组织的社会形成之前和之后区分开来。斯宾诺莎认为，人曾经生活在相对隔离的状态，没有法律和社会组织，他说那时候没有错与对、正义和非正义的概念，强权和公理是一回事。
[66]威利斯编，《书信集》，第58封。
现在我们来分析这部悲剧性的残篇，斯宾诺莎在鼎盛时期创作的《政治论》，由于他的早逝，创作也突然中断了。这部著作短小精悍却思想丰富，所以人们不免扼腕叹息这位才子在其全盛时期悄然离世所造成的损失。同一时期，人们看到了霍布斯支持君主专制并痛斥英国人民反抗国王的暴动，其猛烈程度与弥尔顿维护它的激烈相当。斯宾诺莎作为共和党人詹·德·韦特的朋友，形成了一套政治哲学，表达了荷兰当时对自由和民主的期望，成为卢梭和法国大革命顶峰时期思潮的主要来源。
[67]色诺芬尼（约前565—前473），古希腊哲学家、诗人。——译注
五、《政治论》
[68]威利斯编，《书信集》，第60封。
至此，我完成了所有我想要表达的、关于心灵力量超越情感或者心灵自由的力量的观点。从此可以看出，一个智慧的人比起一个仅由欲望牵引的愚昧的人，是多么优越和强大。一个愚昧的人，除了在多方面受到外因的蛊惑，他从未享受过真正的心灵满足，而且他活着并不能意识到自己、上帝和万物的存在，当他停止这种被动的时候，他也就停止了存在。而一个智慧的人却恰恰相反，他在精神上不为所动，他能够通过某种永恒的需要意识到自己、上帝和万物，永远不会停止存在，也会常常尽享心灵的满足。如果说我所指引的到达这一境界的路十分困难，但至少是可以被发现的。只有如此少的人能够找到，过程势必是艰辛的。如果救赎近在咫尺唾手可得，又怎么会人人都忽视呢？所有卓越的事物都很稀少，故难以寻觅。
[69]《伦理学》，第1部分，命题17，注释。
《伦理学》在这样庄严且充满希望的曲调中落幕。很少有一本书可以涵盖如此多的思想，引发如此多的评论，同时也遭受阐述者间如此多的对立厮杀。它的形而上学可能是有错误的，心理学也不完美，神学也不令人满意且表述模糊，但是这本书的灵魂，它的精神和本质使所有读过的人无不为之折服。在结束部分，质朴的语言中闪烁着本质的精神：
[70]桑塔亚纳，《伦理学》，“导言”，第10页。
作为这样一个整体的部分，我们是不朽的。“人类的思想是不可能完全与人的形体同时毁灭的，一些部分会成为永恒。”[134]这个部分就是在永恒形式之下对事物的认知，我们越是这样认知事物，我们的思想越能够永恒。斯宾诺莎在此处的表述甚至更为模糊不清，在经历了阐述人之间无穷的争论后，他的文字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时人们想象他是指乔治·艾略特[135]说的依靠声誉获得不朽，那样我们的思想和生命中最理智和美丽的部分会在我们死后长存，永世不朽。可有时斯宾诺莎又好像指个人和个体的不朽，这可能是因为在斯宾诺莎的生命中，死亡过早地若隐若现，使他渴望以人类心中永恒的希望来安慰自己。但是，他坚持将永恒和持久加以区分：“如果我们对人的共同观点给予注意，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意识到自己心灵的永恒性，却混淆了永恒和绵延，并将其归结为想象或记忆，他们认为这些将在死后永存。”[136]但是，和亚里士多德一样，斯宾诺莎虽然谈论不朽，却不认为人的记忆可以在死后继续存在。“心灵只有在人的形体内的时候才可以想象或回忆。”[137]他也不相信天堂的回报：“那些远远偏离道德本质的人期望他们的德行好像是最伟大的劳苦，获得上帝至上的回报，好像德行和为上帝效力本身不是幸福和最伟大的自由。”[138]斯宾诺莎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写道：“幸福不是德行的回报，而是德行本身。”也许同样，不朽不是对清晰思考的回报，而是清晰思考本身，因为它将过去承载至当下，又延伸至未来，克服了时间的局限性和狭隘性，看到了千变万化背后永恒保留的景象。这样的思想是不朽的，因为每一个真理都是永恒的创造，是人类永恒所获的一部分，永远影响着人类。
[71]《伦理学》，第2部分，命题13，注释。
如我们所知，斯宾诺莎的哲学终究是试图去爱一个使他受到驱逐并陷入孤独的世界，像约伯一样，他代表了他的人民并诘问，为什么甚至是正直的人也要遭受迫害、驱逐和种种的不幸。一度将世界看作一个非人和不变法则的过程抚慰着斯宾诺莎，并使他感到满足。但是最终，他内在的宗教精神将这种无声的过程转变成几乎令人喜爱的事物。他试图将自己的欲望融入万物的统一秩序中，与自然融为一体。“至善就是心灵与整个自然的统一。”[130]实际上，个体的分离在某种意义上是虚幻的，我们是规律和因果关系洪流中的一支，是上帝的一部分；我们是存在流动不息的样式，它比我们自身更好，并且在我们死后长存。我们的身体是人类形体的细胞，我们的种族是生命戏剧中的插曲，我们的心灵是永恒之光中的点点闪烁。“如其所理解的，我们的心灵是思考的永恒形式，而这种思考的形式又是由另一种思考形式决定的，这另一种思考形式又由其他思考形式决定，以此类推，永无止境，因此它们同时构成永恒且无穷的上帝智慧。”[131]在这种个体和宇宙泛神论的融合中，东方人又说道：我们听到了欧玛尔[132]的回响，他“从不将个体一分为二”；还有古印度诗歌中写：“了解你与宇宙灵魂的统一，摒弃与整体背道而驰的梦想。”[133]“有时，”梭罗说，“当我悠闲地泛舟于瓦尔登湖时，我停止了生活，开始存在。”
[72]马勒伯朗士（1638—1715），法国哲学家。——译注
4. 宗教和不朽
[73]《伦理学》，第3部分，命题2。
这样的哲学教会我们对生肯定，甚至对死：“一个自由的人不考虑死，他智慧的思考不在于死，而在于生。”[129]它以广阔的视角使我们烦躁的自我得以平静，使我们与约束我们意图的种种限制达成和解。它可能会导致顺从或东方式的被动倦怠，但它也是所有智慧和力量不可或缺的基础。
[74]《伦理学》，第2部分，命题17。
这才是至上的美好。[128]
[75]《伦理学》，第2部分，命题17，注释。
平静地正视境况：
[76]《伦理学》，第5部分，命题1。
承受所有赤裸的真相，
[77]《伦理学》，第2部分，命题12、13。
更为重要的，决定论使我们能更加平静地期待和接受命运的两面性，我们记得所有的事物都遵循上帝的天命；甚至它还教导我们“上帝的理性之爱”，因此我们欣然接受自然规律，并在自然的各种限制之中寻找满足。将万物看作注定的人，可能抵抗，但不抱怨，因为他“在一种特定的永恒视角下认知事物”[124]，他知道他的不幸在整个体系中不是偶然的，他在世界的永恒结果和结构中找到公道之处。能够这样思考，他就从激情带来的不稳定的愉悦提升至更高层次的沉思，将万物看作一个永恒的秩序和进程的一部分，他学会微笑面对不可抗力，“无论他是现在还是一千年后得到他所期望的，他都泰然处之”[125]。他学习到古老的一课：上帝并不是变幻莫测的，爱管他的信徒的生活琐事，而是维系着宇宙不变的绵延秩序。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用优美的语言描述了同样的观点：“他的思想停留在真正的存在上，无暇顾及凡人的琐事，或者充满嫉妒和仇恨地与他们争斗；他的眼睛锁定在不变的规则之上，他认为没有互相伤害，而是按照理性在有秩序地运动；他模仿这些，而且尽其所能地与其一致。”[126]“所有必然的东西，”尼采说，“都不会使我生气，爱命运是我本性的核心。”[127]或者如济慈所说：
[78]斯宾诺莎联想理论的预知参见《伦理学》，第2章，命题18，注释。
这比我们所说的意志自由更加崇高，因为意志不是自由的，也许根本就没有“意志”。没有人会认为因为他没有了“自由”，他就可以不再对自己的行为和生活结构负道德上的责任。因为人的行为是由他们的记忆决定的，社会出于对自己的保护，必须使其公民通过希望和恐惧建立起社会秩序和合作的理念。所有教育的目的都是决定主义的，对年轻的思想灌输一套禁忌，期望这些禁忌能够参与他们行为的决策。“由恶而产生的恶不应该因为其是必然的就不构成恐惧，无论我们的行动自由与否，我们的动机仍然是希望和恐惧。因此那些断言我不会给予规矩和命令空间的言论是错误的。”[123]相反，决定论形成了更好的道德生活，它教会我们不要鄙视或嘲讽他人，也不要与他人动气；人是“无罪”的，尽管我们惩治恶人，但并不仇恨他们，我们原谅他们，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作所为的缘由。
[79]《伦理学》，第2部分，命题48，注释。
因此我们获得了人唯一可能获得的自由。激情的被动性是“人类的束缚”，理性的行动是人类的自由。自由并不是摆脱常规的规律或过程，而是摆脱了部分的激情或冲动；自由也不是摆脱激情，而是摆脱了未经调节和不顾大局的激情。只有在我们知道的情况下，我们才是自由的。[121]超人是自由的，并不是因为他摆脱了社会的评判和礼仪，而是因为他摆脱了本能的个人主义。有了这样的全局观和完整性，也就有了智者的泰然自若，不是亚里士多德式英雄的贵族式的自满得意，也不是尼采式理想的目空一切的优越感，而是一种更加亲密平和的心境。“通过理性而善的人，也就是说，在理性的指导下，寻求对自己有用的东西的人，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22]伟大并不是凌驾于人类之上统治他人，而是站在无知的欲望所滋生的偏颇和无益之上统领自己。
[80]《伦理学》，第2部分，推论。
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来源于他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中的理性存在于对混乱变动事物的规律性认知，所以在伦理学中，它存在于对混乱变动欲望的规律性构建中；在形而上学中它存在于所看，而在伦理学中它存在于所行，都处在永恒形式之下，形成认知和行为符合全局的永恒角度。思想有助于我们获得这种广阔的视角，因为它得到想象力的协助，能够意识到当下行为在以后产生的结果；如果反应是没有经过思考而立即作出的，那么也就不会对反应造成影响。理性行为的很大一个障碍是比想象更为生动的当下的感觉。“只要心灵按照理性的指引认知事物，不论是关于现在、过去或者将来的观念，受到的影响都是一样的。”[120]通过想象和理性，我们将经验转变成预见，我们成为自己未来的创造者，而不再是我们的过去的奴隶。
[81]《伦理学》，第4部分，命题18。
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古老哲学对理性和激情所做的区分，而斯宾诺莎对苏格拉底和斯多葛派作了重要的补充。他认为没有理性的激情是盲目的，没有激情的理性是死寂的。“感情是不可能被阻止或移除的，除非通过相反的和更加强大的感情。”[117]斯宾诺莎没有一味地反对理性而坚持激情——在这场竞争中，更深层和世代相传的因素通常会取胜。他反对无理性的激情，而赞成经由理性调节的激情，通过对全局的分析而得出结论。思想不应缺乏欲望之火，而欲望也不应丧失思想的光辉。“一旦我们对激情有了清晰的认识，思想归顺于激情的程度与其所含有的充分的想法数量成正比，那么激情就不再是激情了。”[118]“所有的欲望都是激情，只要它们来自不完整的想法；当它们产生自完整的想法时……它们就是德行了。”[119]所有的理性行为，也就是说所有应对全局的反应，都是德行的行动，而最终除了理智已经没有德行了。
[82]斯宾诺莎意识到“潜意识”的力量，就像梦游症（第2章，命题2，注释），并发现了双重人格现象（第4章，命题39，注释）。
但是他的伦理学核心是希腊式的而不是基督式的。“努力去理解是德行的首要和唯一的基础”[112]，这是最单纯且全面的苏格拉底式。因为“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受到外界因果的干扰，就像被逆风驱逐的波浪，我们摇摆不定，不知道未来的结果和命运”[113]。当我们最富激情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是最自我的，其实那时我们是最被动的，被困在某种冲动或感觉的激流里，面对突如其来的各种反应，而这反应仅仅是整体情况中的一部分，因为没有思考，也就只能认知到全局的一部分。激情是“不完整的想法”，思想是延迟的反应，直到问题的每一个重要方面都引起相关的反应，不论顺势的还是另外获得的，只有这时，想法才是完整的，反应才是全面的。[114]本能像驱动力一样庞大，但是作为指导却很危险，因为我们称为本能的个人主义，时时都在寻求自我满足，而不顾及整体性。例如，不加控制的贪婪、好斗，或者贪欲给人造成的破坏是巨大的，直至这样的人变成控制他们的本能的附属物。“我们日常产生的感情都来源于身体某一部位的刺激大于其他部位，所以感情通常是过剩的，并且限制思想使其只能考虑一件事，而无暇于其他。”[115]但是，“产自愉悦或伤痛的欲望，如果只与身体的一部分或某些部分有关，那么对于整体的人没有好处”[116]。要想成为自我，我们必须完善自我。
[83]《伦理学》，第3部分，命题6、7。
至此，这位哲学家为我们展示的更像是斯巴达的伦理，但在其他篇章中，他转而使用更柔和的语气。他惊叹于大量的嫉妒、互责、互贬甚至仇恨，这些都扰乱涣散了人心，除非能消除这些感情，否则没有什么方法能补救我们的社会。他相信用很简单的事情就能证实，爱比恨更能化解仇恨，也许因为爱和恨之间只一线之隔。恨在冤冤相报中滋长，一个人如果恨对方，而对方却以爱来回应，此刻这个人成为爱和恨相互冲突的感情的产物。既然（斯宾诺莎也许过于乐观地相信）爱可以生爱，所以他的仇恨也就土崩瓦解并失去力量了。仇恨认识到了我们的低劣和恐惧，我们不会憎恨一个我们有把握征服的对手。“想要通过互相仇恨来报复自己所受到的伤害的人，会陷入痛苦之中；想要通过爱来驱散仇恨的人，将享受到愉悦和自信。他可以以一对一，也可以以一敌百，几乎不需要命运的帮助，而那些被他征服的人也会心悦诚服。”[110]“心灵的征服并不需要凭借武力，而是通过伟大的灵魂。”[111]在这些章节中，斯宾诺莎看到了加利利山上闪耀的光辉。
[84]《伦理学》，第3部分，命题57。
像尼采一样，斯宾诺莎不支持谦卑，[105]认为那不是阴谋家的伪善就是奴隶的怯懦，那暗示着力量的丧失。对斯宾诺莎而言，所有的德行都是能力和力量的形式。所以懊悔是一个缺点而不是德行：“懊悔的人会加倍的不快乐和双重的软弱。”[106]但是他并没有像尼采那样耗费大量时间猛烈抨击谦卑，因为“谦卑是十分罕见的”[107]。正如西塞罗所说，即便是赞美谦卑的哲学家，在写书的时候还是会小心地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封面上。斯宾诺莎说：“最看不起自己的人是最接近骄傲的人。”（一句话道出了精神分析学家最中意的理论——每一个有意识的德行都意在掩饰或纠正一个秘密的恶行。）斯宾诺莎不喜欢谦卑，却赞赏谦虚，并且反感与行为不符的骄傲。自负使人们互相厌恶，“自负的人只讲自己的善行和他人的恶行”[108]。他喜欢和不如自己的人在一起，他们会目瞪口呆于他的完美功绩，但他最终将成为那些吹捧他的人的牺牲品，因为“骄傲的人最容易轻信阿谀奉承”[109]。
[85]《伦理学》，第3部分，命题2，注释。
“至于感情，我认为它是形体的改变，通过改变，形体内行动的力量得以增加或减弱、促进或受限，同时也可理解为这些改变的意志。”[97]（这个关于感情的理论通常归功于詹姆斯和朗格[98]，这里斯宾诺莎却以更加简明的方式进行了阐述，并且与坎农教授的发现不谋而合。）激情或者感情的好坏并不在其本身，而在于它减弱或增强了我们的力量。“对于德行和力量，我指的是一回事。”[99]德行是行动的力量，一种能力的形式，[100]“一个人越能够保存他的存在并且寻求对他有用的东西，他的德行也就越高”[101]。斯宾诺莎并不主张人为了他人的利益牺牲自己，他比自然更宽厚。他认为利己是自我保存的最高本能的必然结果，“没有人会忽略他认为好的东西，除非他有希望得到更好的”[102]。这对斯宾诺莎而言非常合理。“既然理性与自然并不冲突，它允许每个人爱自己，寻求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并且渴望得到任何能够真正引领他获得更完美状态的方法，每个人都应该努力保存自己的存在。”[103]所以斯宾诺莎的伦理不像空想改革者那样，建立在利他和人性本善的基础上；也不像愤世嫉俗的保守主义者那样，建立在自私和人性本恶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他认为不可抗拒的和情有可原的利己之上。一个教导人软弱的道德体系是没有意义的，“德行的基础正是维持人的存在，并在这样做的力量中获得快乐”[104]。
[86]《伦理学》，第2部分，命题48。
他从把幸福快乐作为各种行为的目标开始，将快乐非常简单地界定为愉悦的存在和伤痛的消除。但是愉悦和痛是相关的，不是绝对的，它们不是既成的状态，而是转换的过程。“愉悦是人从一个相对不完美的状态”（完美也就是指圆满或者满足）“转换至一个更加完美的状态的过程”。“这其中包含着快乐，一个人的力量也因此得到增强。”[95]“伤痛则是一个人从比较完美的状态转至不那么完美的状态。我之所以说是转换，因为愉悦本身并不完美。如果一个人生来就拥有完美，那么他也将没有……愉悦的感觉。与之相反的情况就更显而易见了。”[96]所有的激情都是过客，所有的感情都会改变，它们或者更加接近或者更加远离圆满和力量。
[87]《伦理学》，第1部分，“附录”。
伦理学有三个终极体系，三种理想品格和三种有关道德生活的思想。一个是佛陀和基督，强调阴柔，认为所有人都同等珍贵，只能靠善来抵制恶，用爱来诠释道德，在政治上倾向于无限民主。另一种是马基雅维利和尼采的伦理观，强调阳刚，接受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享受战斗、征服和统治带来的乐趣，以权力诠释道德，坚持世袭贵族制。第三种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观，否认阴柔和阳刚的普遍适用性，认为只有明智和成熟的思想才能根据不同的情况作出判断，什么时候施王道，什么时候施霸道，因此，他们以理智诠释道德，在政体上赞成贵族制和民主制的结合。斯宾诺莎独树一帜，将这些表面看来相互对立的哲学调和在一起，使之成为和谐的统一体，并且形成了现代思想中拥有最高成就的道德体系。
[88]波洛克编，《书信集》，第58封。
3. 理智和道德
[89]《神学政治论》，“前言”。
既然人类行为都遵循像几何学那样固定的规律，那么心理学应该以几何的形式进行研究，并且具有数学的客观性。“我将以线、面、体的方式说明人类。”[89]“我非常小心，不去嘲笑、悲叹或延误人类行为，只是去理解它们，而且出于这样的目的，我把激情看作……不是人性的缺点，而是与之相关的财富，就像热、冷、风暴、雷电等之于天气的属性。”[90]正是这种公正的方法使得斯宾诺莎在人性研究领域卓越突出，弗劳德[91]称之为“至今在任何公正的哲学家中最完整的解释”[92]。泰纳[93]在赞美贝尔的分析时，除了将其与斯宾诺莎的分析媲美外，竟找不到其他方式。约翰尼斯·弥勒[94]在谈到本能和情感的话题时写道：“除生理条件外，关于感情之间的关系，斯宾诺莎给出了最好的解释，这是不可超越的。”这位著名的生理学家像真正的大家一样为人谦逊，不断引用《伦理学》第三卷中的内容。正是通过这种对人类行为的分析，斯宾诺莎最终着手处理这个问题，并成为他著作的题目。
[90]《神学政治论》，第1章。
相应的，也就是没有自由意志，生存的必然性决定了本能，本能决定欲望，欲望决定思想和行动。“精神的决定除了欲望之外什么都没有，根据不同的意向各有不同。”[85]“精神上没有绝对的或自由的意志，但是精神有这样或那样的意愿却是由一个原因决定的，这个原因又是由另一个原因决定的，而这另一个又是由其他原因决定的，如此无限往下。”[86]“人们认为他们自己是自由的，因为他们了解自己的意愿和欲望，但是却不知道引导他们产生愿望和欲望的原因。”[87]斯宾诺莎把自由意志的感觉比作石头的想法，石头穿越不同空间，它以为是它自己决定了自己的轨迹并选择了落下的地点和时间。[88]
[91]弗劳德（1818—1894），英国历史学家。——译注
“每一个事物就它自身而言都在竭力保存自我的存在，而事物所竭力保存的自我存在恰恰就是那个事物的真正本质”[83]，事物借以保存自我的力量就是它存在的核心和本质。每一种本能都是因保存个体本性而来的手段（或者是我们的独身者没有提到的种族或群体）。愉悦和痛苦是本能的满足或受阻，它们不是我们产生欲望的原因，而是结果。我们不是因为事物给了我们愉悦，我们才对它产生欲望；它之所以使我们愉悦是因为我们对它产生了欲望；[84]我们对它产生欲望是因为我们必须这么做。
[92]《简论》，第1章，第308页。
通常被称为意志的，也就是决定一个观念在意识中冲动力的停留期的，应该被称为欲望，它是“人的根本本质”[81]。欲望是一种我们有意识的欲想或本能，但是本能并不总是需要通过有意识的欲望而起作用。[82]本能背后是为了自我保存而进行的模糊且多样的尝试和努力，斯宾诺莎在所有人类和低于人类的活动中发现了这一点，就像叔本华和尼采在每一处都能看出生命意志和权力意志一样。哲学家们鲜有不同。
[93]泰纳（1828—1893），法国思想家、文艺评论家和历史学家。著有《英国文学史》、三卷本《当代法国的由来》等。——译注
在尝试去除形体和精神之间的区别后，斯宾诺莎继续将理智和意志之间不同程度的差异整合为一个问题。精神是没有“能力”的，才智或意志不可以被称为实体，想象力或记忆力也不行。精神并不是处理观念的机构，而是在进程和相互联系当中的观念本身。[78]才智仅仅是一系列观念的抽象和简略形式，而意志是一系列行动或意愿的抽象形式。“才智和意志与这样或那样的观念有关，或者与意愿有关，就像岩石的构成对于这块岩石和那块岩石一样。”[79]最终，“意志和才智是同一的”[80]。因为意愿仅仅是一个观念，通过丰富的联想（或者也许通过缺乏竞争的观念）在意识中保持了很长时间而错过了采取任何行动的机会。除非在转变过程中由一个不同的观念打断，否则每一个观念都将付诸行动。这个观念本身就是统一的有机进程的第一步，而外部行动则是完成。
[94]约翰尼斯·弥勒（1801—1858），德国生理学家、比较解剖学家。——译注
如果广义上说“精神”与所有神经系统的分支相同，那么“形体”上的每一处变化都将伴随着“精神”的相应改变，或者更好的说法是形成一个整体。“正如思想和精神的进程在精神上相互连接和排列，所以形体的变化和通过情感影响形体变化的事物将按照它们的顺序安排。”[76]“任何形体变化都在精神的认知范围内”，而且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都会被感知到。[77]正如被感受到的情感是整体的一部分，循环、呼吸和消化系统的变化是其基础，所以一个观念伴随着“形体”改变仅仅是复杂的有机进程中的一部分，即便是数学中极微小的细微之处也与形体相关。（“行为主义者”不是曾经提出通过录下思考时声带无意发出的震动来探索人的思想？）
[95]参阅尼采：“什么是快乐？就是感觉力量在增强，并且克服了对抗。”（《上帝之死》，第2节）。
斯宾诺莎回答：精神不是物质，物质也不是精神；大脑进程既不是思想的原因，也不是结果；这两个进程之间也不是相互独立和平行的。因为它们并不是两个进程，也不是两个实体。它们是同一个进程，从内部看是思想，从外部看是运动；而且只有一个实体，从内部看是精神，从外部看是物质，但是现实中却是两者复杂的统一混合体。精神和形体并不相互作用，因为它们不是异质的，它们是一回事。“形体无法决定精神的思考，精神也无法决定形体保持运动或维持静止，或其他任何状态。”最简单的理由就是“精神的决定和形体的欲望决定……是同一的”[73]。而且整个世界都是照此方式双重统一的，无论在哪儿，都有一个外部的“物质”进程，但只是真正进程的一方面；如果以全方位来看，还将包括内部进程，虽然程度不同，但都与我们能见的自身精神进程相关。内部的“精神”进程在每一阶段都与外部“物质”进程相一致，“观念的秩序和联系与事物的秩序和联系相同”[74]。“思考实体和外延实体是同一的，只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属性或方面被认识。”“一些犹太人似乎理解了这一点——尽管充满疑惑，因为他们说上帝、上帝的才智和他的才智所认知的事物是同一的。”[75]
[96]《伦理学》，“附录”。
但是什么是精神，什么是物质呢？像一些缺乏想象力的人说的那样，精神是物质吗，还是如另一些富于想象的人说的那样，形体仅仅是一个观念？精神进程是大脑进程的原因还是结果？或者如马勒伯朗士[72]所说，他们互不相关，彼此独立，只是凑巧平行罢了？
[97]《伦理学》，第3部分，定义3。
2. 物质和精神
[98]朗格（1828—1875），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译注
最后，以通常把人的属性归于上帝而言，“才智和意志都不属于上帝”[69]，但是，上帝的意志是所有因果和规律的概括，上帝的智慧是所有精神的概括。按照斯宾诺莎的理解，“上帝的精神是在时空中散落的所有精神，是赋予世界生命的所有散布的意识。”[70]“但是所有事物在不同程度上都富于生气。”[71]生命和精神是我们所知万物的一个阶段或方面，而物质的延伸或形体又是另一个阶段或方面。我们是通过两个阶段或属性（如斯宾诺莎所称）来认知实体或上帝的，在这个意义上，上帝——万物流变背后的普遍过程和永恒实在，可能既有精神又有形体。精神和物质都不是上帝，但是，精神活动和分子活动组成了世界的双重历史，这些和它们的因果、规律才是上帝。
[99]《伦理学》，第4部分，定义8。
你说如果我不承认上帝能够进行看、听、观察、有意志等类似的活动……你就不知道我所说的上帝是哪一种了，因此，我推测你认为最完美的莫过于之前提到的那些属性了。我并不感到惊讶，因为我认为如果三角会说话的话，它肯定同样会说上帝是出众的三角，如果是圆的话，肯定会说上帝是个出类拔萃的圆，因此每个人都会赋予上帝自己的属性。[68]
[100]《伦理学》，第3部分，命题55，推论2。
上帝是人吗？不能在人格意义上解释这个词。斯宾诺莎注意到这种现象：“普遍认为上帝是男性形象，而不是女性”[66]，他很勇敢地提出这反映了世俗中女性附属于男性的情况。一名来信者反对他把上帝非人格化，斯宾诺莎的回应让人想起了古希腊的怀疑论者色诺芬尼[67]：
[101]《伦理学》，第4部分，命题20。
善和恶是一种偏见，而永恒的实在是无法辨识的，“世界应该阐明整个无限的自然，而不仅仅局限于人的特定目的，这才是对的”[63]。善和恶，就像美和丑，都是太主观和个人化的用语，如果放在宇宙当中，就不值一提了。“我提醒你，我不认为自然是美丽或丑恶的，是秩序井然的或一片混乱的。只有在我们想象的关系中，事物才能称为美或丑，井井有条或混乱不堪。”[64]“例如，眼睛看到我们身前的物体，接收到这样的运动信号，并且传导的是健康的信号，那么那些物体就被称为美的；如果不是，那些物体就被称为丑的。”[65]在这部分上，斯宾诺莎超越了柏拉图，后者认为，审美评判必须是宇宙的规律和上帝的绝对命令。
[102]《神学政治论》，第16章。
无论什么时候，自然中的任何事物对我们而言都是可笑的、荒谬的，或者是邪恶的，因为我们对事物仅有片面的知识，对作为整体的自然秩序和一致性知之甚少，而且我们想要所有事物都按照我们理性的命令安排。尽管我们理性判定事实上是恶的东西，在普遍自然的秩序和规律面前不是恶的，只在我们自身的本性规律中才是恶的。[61]……善和恶这两个词本身没有表达正面或负面的意思……因为一个事物或相同的事物可能同时会有善和恶，或者是中立。例如，音乐对于忧郁的人是善的，对哀悼者是恶的，对死人无所谓善恶。[62]
[103]《伦理学》，第4部分，命题18，注释。
上帝的意志和自然规律是同一的，只是表达的措辞不同，[58]所有事件都是不变规律的机械运动，而不是置身于星辰之中的独裁者不负责任的冲动念头。笛卡尔发现的机械运动仅见于物质和形体，而斯宾诺莎还发现了上帝和精神。这是一个决定论的世界，而不是设计的世界。因为我们都是有意识、有目的地在行动，我们认为所有的过程都有这样的目的，而且因为我们是人类，我们认为所有的事件都和人有关，而且是为满足人的需求而设计的。但是，如同我们的很多思维，这是人类中心说的谬见。[59]哲学最大的错误在于把人的目的、标准和喜好掺杂到客观宇宙中去。因此我们有“邪恶的问题”：我们力争调和生命的恶和上帝的善，却忘记了约伯[60]的经验教训，上帝是超越了我们微不足道的善与恶的。善与恶是与人相关的，而且经常以个人喜好为目的，但它们对于整个宇宙而言并不具有规律性。在宇宙中，个体不过相当于蜉蝣，就像“魔手”写人类种族的历史甚至也是瞬息即逝的。
[104]《伦理学》，第4部分，命题18，注释。
另外，在《神学政治论》中，他写道：“关于上帝的帮助，我指的是自然固定不变的秩序，或者是自然事件链”[53]，自然的普遍性规律和上帝的永恒教令是同一的。“从上帝的无限本性而言，万事万物都遵从同样的必然性，就像三角的性质始终遵从三个内角之和等于两直角之和的必然性一样。”[54]上帝之于世界，就如同圆的规律之于所有圆一样。上帝正如实体，是因果之链或过程[55]，是万事万物潜在的条件[56]，是世界的规律和结构[57]。形式和事物的具体内容之于上帝，就如同一座桥之于其建造所依据的设计、结构、数学和力学规律，它们是桥的根本基础、潜在条件和实体。如果没有了它们，桥就会垮塌。像这座桥一样，世界本身是由它的结构和规律支撑的，由上帝之手支撑。
[105]《伦理学》，第3部分，命题55。
关于上帝和自然，我与之后的基督徒通常持有的观点不同，我认为上帝是万事万物的内因，而非外因。我认为，万事万物都在上帝之内，它们在上帝之内生活和运动。我和使徒保罗在这一点上观点一致，也许和古代的每一位哲学家也保持一致，尽管在方式上与他们不同。我甚至敢说我的观点和古希伯来人相同，尽管他们的那些传说被大量地更改或歪曲，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推断出很多东西。有些人在此问题上犯了一个错误，他们认为我的目的……是表明上帝和自然是同一的，而自然是有形的物质。我没有这样的意思。[52]
[106]《伦理学》，第4部分，命题54。
但是斯宾诺莎进一步将实体等同于自然和上帝。在经院派的想法之下，他从两方面理解自然：能动的和充满生命活力的过程，斯宾诺莎称之为“能动的自然”，也就是柏格森说的“生命动力”和“创新的进化”；另一方面是这个过程的被动产物，“被动的自然”，也就是自然的物质和内容，包括树木、轻风、水流、山脉、田野和种种外在的形态。斯宾诺莎否定了后一种解释，他赞成前一种观点，自然和实体与上帝是同一的。实体和形式、永恒秩序和暂时秩序、能动自然和被动自然、上帝和世界，斯宾诺莎认为所有这些都是一致的，是同义二分法，每一个都将宇宙划分为本质和偶然。实体是非实在的，是形式而不是物质，有些人认为它是物质和思想混合而成的中立物，但其实跟这个没什么关系，显而易见，它是创造性的统一实体，而不是被动或物质的自然。斯宾诺莎的一篇书信可能有助于我们的理解：
[107]《伦理学》，第3部分，“附录”，定义29。
这隐藏的实在是什么呢？斯宾诺莎称之为实体，按字面意思就是隐藏着的东西。在这个词的含义上，八代人进行了大量的论战，所以如果在一段文字中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也不必感到沮丧。我们应该避免的一个错误理解是，实体并不是指物体的组成材料，像我们说木头是椅子的实体。当我们说“他所说的实体”时，我们就接近斯宾诺莎对这个词的用法了。如果我们回到经院哲学家——斯宾诺莎也是从他们那里借用的这个词——我们发现他们把它用作希腊词ousia的翻译，是einai的现在分词形式，表示内在的存在或本质。实体就是“是其所是”（斯宾诺莎没有忘记《创世记》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我是我所是”），是永恒不变的，其他所有事物都只是短暂的形态或样式。如果我们做一个比较，一方面是实体和样式的区分，另一方面则是在《知性改进论》中，永恒的规律秩序和不变的关系与转瞬即逝和注定消亡的暂时的秩序的区分。那么，我们则会得出结论，斯宾诺莎这里的实体与永恒秩序非常接近。我们暂且把它们当作一回事，这表明它隐藏于所有事件和事物背后，构成了这个世界的本质。
[108]《伦理学》，第3部分，命题55，注释。
斯宾诺莎体系有三个关键词：实体、属性和样式。出于简明的考虑，我们暂且将属性搁置一边。样式是任何个体事物或事件，是实体的转瞬即逝的具有特定形态或形状的显现。你、你的身体、思想、群体、种族、星球都属于样式，从字面理解，这些都是隐藏在它们之后的特定永恒不变的实在的形态和形式。
[109]《伦理学》，第4部分，“附录”，定义21。
书的第一页就使我们陷入了形而上学的大旋涡。我们对形而上学的厌恶（或者说无力判断？）根深蒂固，有时我们甚至希望逃离到其他地方，只要不是在斯宾诺莎的书中就行。但是正如威廉·詹姆斯所说，形而上学试图清晰地思考事物，获得它们最终的意义，找到它们在实在体系中的实体本质，或者像斯宾诺莎所说，它们的本质实体，因此使得所有真理得以统一，并达到“最高度的概括”。即便是最务实的英国人，[51]也会认为这是哲学。科学高高凌驾于形而上学之上，在它的每一处思考中都进行了形而上学的假设。恰巧这种假设的形而上学正是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
[110]《伦理学》，第4部分，命题45。
1. 自然和上帝
[111]《伦理学》，第4部分，“附录”，命题11。
斯宾诺莎不是拿来读的，而应当用来研究；你必须像对待欧几里得一样对待斯宾诺莎，认识到在这短短的两百页文字中，一个人书写了他毕生的思考，并且像雕塑家一样，去除了当中的一切繁文缛节。匆匆读过一遍之人休想了解其中深意；没有任何一部哲学作品像它一样，你错过了一点点就会造成损失。每一部分都依赖于前一部分，一些显而易见、看似无须提出的论点最后却成为阐述逻辑的非凡基石。直到阅读并思考了整部作品，你才能够完全理解其中重要的部分。尽管我们无须像雅各比那样充满激情地夸张——“没有人能够理解斯宾诺莎，《伦理学》中的每一句都隐晦费解”。“这里，毫无疑问，”斯宾诺莎在书中第二部分也承认，“读者会感到迷惑，会想起很多事情，使他停滞不前。因此我希望他能够和我一起继续缓慢前行，在读完之前不要对这些事情作出任何评判。”[50]不要一口气读完全书，你应当分多次进行阅读，且每次读一小段。读完以后，告诉自己，这仅仅是理解全书的开端。接下来你应该读些评论，譬如波洛克的《斯宾诺莎》或马蒂诺的《斯宾诺莎研究》，又或者两者都读。最后，再读上一遍《伦理学》，此时它便会像一本新书摊开在你的面前。经过这两遍的阅读，你将永远爱上哲学。
[112]《伦理学》，第4部分，命题26。
近代学生会在斯宾诺莎的术语上步履蹒跚、牢骚满腹。因为他用拉丁文书写，他不得不用中世纪和经院派的语言来表达本质上其实是近代的思想，那时人们不理解任何其他哲学语言。所以他用“实体”，而我们用“实在”或“实质”；他用“完满”，我们用“完全”；他用“理想”，我们用“目标”；他的“客观地”就是我们的“主观地”；他的“形式上”即我们的“客观上”。这些都是赛跑中的障碍物，使弱者望而却步，却激励强者更加奋勇。
[113]《伦理学》，第3部分，命题59，注释。
近代哲学最珍贵的成果就是加入几何形式，使得思想能够如欧式几何一般清晰。但是过度的精练也导致了晦涩难懂，每一句都需要《塔木德经》式注释。经院哲学家极其公式化地表述他们的思想，但是并不简洁，他们通过预定的结论来帮助他们澄清思想。笛卡尔曾经表示，只有当哲学通过数学形式表达时才能实现精准，但是他从未实践并忠实于自己这一想法。斯宾诺莎拥有经过数学训练的头脑，并把数学作为一切严谨科学程序的基础，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和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的成就一样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于我们更加松散随意的思维而言，斯宾诺莎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双重精练使读者精疲力竭。而我们试图安慰自己的方式就是指责这种哲学几何是一场人为的思想棋局，其中公理、定义、定理和证明就像国王、主教、武士和小丑一样受人操控，斯宾诺莎是在通过一场逻辑的棋牌游戏排遣寂寞。思想的本性是与秩序相抵触的，我们更愿意追随奇思妙想散落的点点滴滴，由我们的梦想编织并不牢靠的哲学。但是斯宾诺莎只有一个强烈的念头，那就是将这个世界中令人无法忍受的混乱变得统一而有序。他有着北欧人追求真理的热忱，没有南欧人对美色的眷恋，他心里的那位艺术家活脱脱就是一名建筑师，想要建造一个拥有完美对称形式的思维体系。
[114]用后来的术语解释就是：反射行为是对局部刺激的局部反应，本能行为是对部分情况的部分反应，理性是对全局的完整反应。
四、《伦理学》
[115]《伦理学》，第4部分，命题44，注释。
如果我们在学习斯宾诺莎著作时牢记这篇文章，那么他的著作内容也就一目了然，即便是令人十分泄气的复杂的《伦理学》也将自我阐明，显得简单易懂。
[116]《伦理学》，第4部分，命题60。
必须注意的是，我这里不是通过一系列因果和存在实体去解释一系列个体变量事物，而是一系列固定和不变的事物。因为以人类的虚弱是不可能追踪个体变量事物的，不仅是因为事物的数量远非人力所能及，而且同一事物或相同事物的环境变化多端，而每一种都有可能是事物存在的原因。事实上，一些特定事物的存在与它们的本质并无关系，也不是不变的真理。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去了解个体变量，因为它们的本质……只有在固定的和不变的事物中，或作为它们真正准则包含在事物内的规律中时才能发现，所有个体事物都是根据这些准则制定和安排的。而且，这些个体和可变事物密不可分地依赖于这些固定的事物，没有了它们，这些个体变量事物也无法存在或被理解。[49]
[117]《伦理学》，第4部分，命题7、14。
在《伦理学》中，斯宾诺莎将前两种知识形式合并为一种，称直观知识通过它们的不变量和关系来认知事物，这也揭示了哲学的内涵。也就是说，“直观知识”试图找到事物和事件背后的规律和不变关系。斯宾诺莎对“暂时的秩序”（由事物和事件组成的“世界”）和“永恒的秩序”（由规律和结构组成的世界）作了根本区分（这是他整个体系的基础）。让我们仔细地研究这个区分：
[118]《伦理学》，第5部分，命题3。
首先，有道听途说的知识。例如，我所知道的我的生日。其次是模糊的经验，“经验主义”知识是比较低级的，就像一个医生知晓一种治疗方法不是通过科学实验测试获得，而是从“以往”都有效的“大致印象”获得。第三种是直接推断，或者说是从推理而得的知识，例如，我从其他事物在远距离时的大小情况来推断太阳是巨大的。这样的知识优于其他两种，但也是不可靠的，因为会遭到直接经验的反驳。所以一百年来，科学推理出一种“以太”方式，现在的物理学家们已不推崇这种方法了。因此知识的最高种类是第四种形式，那就是直接推断和直接认知的结合。例如，我们从2:4=3:x中得出未知数的值为6，就像我们认为整体优于部分一样。斯宾诺莎认为精通数学的人大多是通过这种直观的方式学会欧式几何的，但他懊悔地承认，“我在这方面的知识少之又少”[48]。
[119]注意最后两条引用与精神分析家观点的相似性，只有在我们没有意识到产生欲望的原因时，欲望才是“情结”；因此，解决的首要方法就是意识到欲望和其产生的原因，以对其形成“完整的想法”。
但是在开始探索时，这位忠实而头脑清醒的哲学家立刻遇到了问题：我如何知道我所获得的知识就是知识呢？我如何知道对各种材料的感知形成的理性是可以信赖的呢？如何知道在这种理性下所得出的结论值得信赖呢？我们难道不应该在上路之前检查一下车子吗？我们难道不应该尽我们所能使之完美吗？“在所有事物之前，”斯宾诺莎像培根一般说道，“必须从才智的改进和净化中得出一种方法。”[47]我们必须小心地区分知识的多种形式，而且只信任最好的那个。
[120]《伦理学》，第4部分，命题62。
1. 以大众可理解的方式讲话，只要不阻碍我们达成我们的目标，帮助他们做一切能做的事……2. 只享受维持健康所必需的娱乐。3. 最后，只需要仅够维持我们的生活和健康所必需的金钱，在不违反我们的追求的前提下，遵守这些习俗。[46]
[121]参阅杜威教授：“医生和工程师在思想和行动上的自由程度取决于他所知道自己处理的事情的程度。我们很可能在此找到了自由的关键。”（《人的本性与行为》，第303页；纽约，1922。）
只有知识能带来力量和自由，唯一的永恒快乐就是追逐知识和理解的愉悦。但是同时，哲学家肯定也是一个常人和一位公民，在他追逐真理的过程中，他的生活方式将是怎样的呢？斯宾诺莎订立了一个简单的规则，据我们所知，他的实际行动与这个规则完全一致：
[122]《伦理学》，第4部分，命题18，注释。参阅惠特曼：“上帝，不能与他人共同享有的东西我也不要。”
经验告诉我，所有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情都是徒劳的和微不足道的，当我意识到所有我所恐惧的事物和所有使我感到恐惧的事物，除了我们的思想受到它们的影响之外，它们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时，我最终决定去探索是否存在真正好的事物，并能够传播这样的美好——这样的思想不会受到其他一切事物的影响。我是说，我决定去探索是否能够发现和获得享有绵延的终极幸福的能力……我知道获得荣誉和财富有很多好处，但是如果我想认真地研究一个新事物的话，我应该停止追求这些……一般地，一个人拥有这两样东西越多，快乐感也就越多，也就越想进一步增加它们。任何时候如果我们的愿望遭受了挫折，我们也会遭受极深的痛苦。名誉也同样：如果我们追逐名誉，那么我们必须调整我们生活的方向：取悦别人，不能惹人讨厌，还要揣摩别人喜欢什么……但是，对一件永恒且无穷的事物的热爱会使我们的思想享受愉悦，避免所有这些痛苦……最好的情况是我们的知识能够和整个自然保持一致……心灵懂得越多，也就能越好地理解自然的力量和秩序；而越多地了解自然的力量和长处，也就能够越好地摆正自己的方向并为自己定下规则；越多地了解自然的秩序，也就能够越容易地将自己从无用的事物中解放出来，这就是整个的方法。
[123]《书信集》，第43封。
翻开斯宾诺莎的下一本书，扑面而来的是哲学文献中的精华。斯宾诺莎告诉我们他为什么为了哲学而放弃一切：
[124]《伦理学》，第2部分，命题44，推论2。
三、《知性改进论》
[125]惠特曼语。
斯宾诺莎认为，要实现这种理想，首先要对耶稣达成共同的认识。收回不可信的信条，犹太人将很快认识到耶稣是最伟大和神圣的先知。斯宾诺莎并不接受基督的神威，而是使自己置身于民众之中。“上帝的永恒智慧……已经在所有事物中自我显见，但是主要还是体现在人的思想中，绝大多数体现在耶稣身上。”[44]“基督被送来不仅仅是教授犹太人，而是整个人类”，因此，“他需使自己适应民众的理解力……因此很多时候通过寓言传授”[45]。他认为耶稣的道义几乎和智慧是一致的，出于敬重，有人提出“上帝的智慧之爱”。在导致纷争的信条受阻的情况下，这个神圣的人物将聚集所有人，也许以他的名义，这个被唇枪舌剑厮杀得支离破碎的世界，将最终找到信仰的一致和博爱的可能。
[126]第500语节。
斯宾诺莎没有区分《旧约》和《新约》，并把犹太教和基督教视为一体。如果将厌恶和误解置于一边，哲学解释就可以发现相互敌对的信仰隐藏着的一致的核心和精髓。“我经常想，那些向所有人吹捧基督教的人，也就是宣称仁爱、愉悦、和平、节欲和宽容的人，他们心怀仇恨地争吵，并且每天恶语相向，充满憎恶，而不是像他们宣称的那样富于道德，这就是他们信仰的标准。”[43]犹太人能够生存下来，主要得益于基督教对他们的仇恨，迫害使他们团结一致，这也是延续种族存在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了迫害，他们也许会和欧洲人杂居通婚，也就会陷入包围他们的大多数人中。但是，当所有这些无稽之谈被摒弃一边时，明理的犹太人和基督教徒有理由达成教义上的认同，生活在和平与合作的环境中。
[127]《瞧这个人》，第130页。与其说是尼采的成就，不如说是他的希望。
根据这样的原理，斯宾诺莎说，《圣经》的内容与理性并不矛盾。[40]但是，如果按字面解读，当中错误百出，满是矛盾和明显的不可能性，就像说摩西编写了《圣经》的首五卷。透过语言和诗歌的迷雾，更多的哲学解读显示出伟大思想家和领袖的深刻思想，并使得《圣经》的不朽以及其对人们的巨大影响变得可以理解。两种解读有各自恰当的作用和位置：人们永远都需要宗教以形象的和带有超能力光环的方式表述其原则，如果这样的信仰形式遭到破坏，他们就会创造另外一种。但是哲学家知道上帝和自然是一体的，根据不变的法则，按照必然的方式运行。斯宾诺莎所敬重和遵循的也正是这个威严的法则。[41]他明白在《圣经》中，“上帝被描述为法则的制定者或君主，并且充满正义和仁慈等，这是对大众理解力和他们并不完善的知识的让步。事实上，上帝是根据他自然的必然性进行活动的，他的命令……就是永恒的真理”[42]。
[128]《海庇里安》，第2部分，203行。
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圣经》的语言有意充满各种比喻和寓意，不仅是因为它富有极高的文学色彩并饰以东方元素，因此运用夸张的描述性文字，而且因为先知和传教士需要通过唤起人们想象力的方式传播教义，这也迫使他们采用符合大众理解力和容易接受的方式。“《圣经》主要是为了整个民族而编写，其次是整个人类，而相应的内容也必须尽可能地适合民众的理解。”[36]“《圣经》不是通过间接的方式解释万物的，而是以最能感染人，特别是以最能感染未经教育的人们的方式和顺序进行记述的，使他们万分虔诚……它的目标不是以理性使他们信服，而是吸引和抓住他们的想象力。”[37]因此其中出现了大量的奇迹和不断现身的上帝。“大众认为与他们通过自然形成的概念不同，上帝的力量和神意通过各种超凡的事件清晰可见……他们确实认为自然在按照上帝旨意起作用时，上帝就停止活动；反之亦然，上帝在活动时，自然力量和自然因果关系就没有了作用。因此他们想象上帝之力和自然之力这两种力量彼此不同。”[38]（这是斯宾诺莎哲学的基本观点，上帝和自然过程是一体的。）人们愿意相信上帝为他们打破了自然秩序，所以犹太人对白天的延长给予神奇的解释，这样他们可以说服其他人（也可能是他们自己），犹太人是上帝的宠儿。早期历史上的各个民族文化中都充满了类似的故事。[39]清晰和真实的记载不会动人心弦，如果摩西说为他们在红海上开拓出一条道路的仅仅是东风而已（我们可以从之后的内容得知），那么对于他所领导的民众，这将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而且，使徒们借助奇迹故事和借助寓言的原因是一样的，他们需要符合大众的思维。与哲学家和科学家相比，这些人的伟大影响大部分都要归功于语言生动的比喻，宗教的创立者出于他们的使命和自身的强烈情感，也不得不采用这样的情况。
[129]《伦理学》，第4部分，命题67。
让我们以斯宾诺莎写作的顺序来学习这四本书。对今天的我们而言，《神学政治论》可能是最无法勾起我们兴趣的，因为斯宾诺莎发起的高度批判运动已经使他的观点变成了老生常谈，虽然这些观点都是斯宾诺莎冒着生命危险提出的。作者过于详细地阐述证明自己的观点并不是个明智的选择，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通晓他的观点，而他的作品也就失去了那种牵引我们的神秘感。伏尔泰是这样，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也是这样。
[130]《知性改进论》，第230页。
二、《神学政治论》
[131]《伦理学》，第5部分，命题40，注释。
尼采曾在某处说，最后一个基督徒死在了十字架上，可是他忘记了斯宾诺莎。
[132]欧玛尔（1048—1122），波斯诗人、数学家、天文学家。——译注
2月20日，星期日，与斯宾诺莎一起生活的一家人在确定他没有异常不适后去了教堂，只有梅耶尔医生留下来陪他。当他们回来时发现，这位哲学家已经死在朋友的臂弯里。许多人悼念他，纯朴的人们喜爱他的温和，有学问的人尊敬他的智慧。哲学家和行政官员都加入了人群，送他最后一程；拥有不同信仰的人们相遇在他的墓前。
[133]见波洛克《斯宾诺莎的哲学与生活》，第169、145页。
终于在1677年，剧终的一幕到来。斯宾诺莎只有四十四岁，可是朋友们知道他的日子已经所剩无几。他的家族有肺痨病史，而且一直生活在相对狭小的空间里，在充满粉尘的环境下工作，这都不益于他克服先天的不足。他的呼吸越来越困难，他敏感的肺部逐年衰竭。他安于自己将早逝的现实，只是担心生前未敢出版的书在他死后会丢失或遭到破坏，他将手稿锁在一个小小的书桌里，把钥匙交给房东，并请他在他离世后将书桌和钥匙交给詹·利乌威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出版商。
[134]《伦理学》，第5部分，命题23。
尊敬的阁下：如果说我曾希望在大学担任教授的职位，那么接受帕拉廷王子通过您提供的职位将完全实现我的愿望。特别是附加上自由的哲学思考活动，我认为是十分珍贵的……但是我不确定哲学思考活动的自由应限制在怎样精准的范围内才不会被认为是和已建立的国教相抵触……因此，尊敬的阁下，我将不会接受比我现在所享职位更高的世俗职位，而且因为无法放弃我所喜爱的安静的环境，我不得不放弃担任国家教师的职务……[35]
[135]乔治·艾略特（1819—1880），英国小说家，维多利亚时期重要作家。——译注
我们可以从这些小的事件看出，斯宾诺莎的人生并不像一般描述的那样穷困潦倒和与世隔绝。他有一定经济保障，有一些有权有势、情投意合的朋友，他对当时的政治事件也颇有兴趣，他也经历了生死之别的冒险奇遇。除了被逐出教会，他成功地获得了同时代人的尊重——1673年海德堡大学授予他哲学教席，邀请信措辞极尽尊敬和赞美，并许诺给予“最自由的哲学思考活动空间，殿下也确信他不会滥用这样的自由，从而质疑已经确立的国教”。斯宾诺莎颇富个性地回复：
[136]《伦理学》，第5部分，命题34，注释。
为了使朋友和通信人高兴，1665年，斯宾诺莎搬到了海牙郊区的伏尔堡；1670年，又搬到海牙城内。在之后的几年里，他与詹·德·韦特结下了亲密的情谊。德·韦特和其兄弟在大街上被暴徒谋杀，暴徒认为他们应对1672年荷兰军队败于法国负责。斯宾诺莎得知这一噩耗后，泪如雨下，如果不是有人拦着，他会一跃而出，成为第二个安东尼，去犯罪现场痛斥那些人。不久之后，法国军队首领康狄亲王邀请斯宾诺莎到他的总部，为他提供法国皇家薪金，并为他介绍和亲王一起敬仰他的崇拜者。而斯宾诺莎更像一个“好的欧洲人”，而非一个国家主义者，觉得越过这条界线没什么奇怪，就去了康狄的部队。当他回到海牙，关于他出行的新闻遍地都是，人们愤怒地窃窃私语。斯宾诺莎的房东凡·登·斯毕克担心有人袭击他的房子，斯宾诺莎安慰他道：“我可以很轻易地洗脱叛国罪的嫌疑，但是如果这些人对你有丝毫骚扰，或者甚至聚集起来在你的房前制造噪音，即便他们会像对待可怜的德·韦特一样对我，我也会下楼去直面他们。”[34]但是当人们得知斯宾诺莎仅仅是一名哲学家时，他们断定他应该是无辜的，这场骚乱也得以平息。
[137]《伦理学》，第5部分，命题21。
并不是所有的来信都如此让人不悦。其中许多来自文化修养良好、社会地位很高的人士，来信人中最著名的有亨利·奥尔登堡，他是当时成立不久的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冯·谢恩豪，一位德国的年轻发明家和贵族；荷兰科学家惠更斯；哲学家莱布尼茨，他在1676年拜访过斯宾诺莎；路易·梅耶尔，海牙的一名医生；西蒙·德·福里，阿姆斯特丹的一位富商。德·福里非常崇拜斯宾诺莎，他曾请求斯宾诺莎接受一份一千元的礼物，斯宾诺莎婉言谢绝了。之后，德·福里在立遗嘱的时候，又想把他的所有财产都留给斯宾诺莎，而斯宾诺莎说服德·福里将遗产留给他的兄弟。这位富商死后，人们发现他的遗嘱要求从他的财产收入中付给斯宾诺莎二百五十元的年金，斯宾诺莎再一次婉言拒绝：“大自然满足于简单之需，如果她是这样，我也是这样。”但是他最后还是被说服接受每年一百五十元的年金。另一位朋友，詹·德·韦特[33]是荷兰共和党的主要官员，提供给斯宾诺莎五十元的年金。最终，连君主路易十四都要提供给他相当数目的薪金，但是暗示斯宾诺莎在下一本书中题词献给国王，斯宾诺莎婉言谢绝。
[138]《伦理学》，第2部分，命题49，注释。
显然，这位温和的哲学家在必要的时候还是非常强硬的。
[139]《伦理学》，第4部分，命题37，注释2。
你以为你最终找到了最好的宗教，或者说最好的老师，并轻易地坚信他们，你怎么知道他们是之前、现在、以后的老师中最好的？你是否检阅了所有古代和近代在这里、印度和全世界范围内的宗教？即便你已经充分地检阅了它们，你怎么知道你选择的是最好的？[32]
[140]《政治论》，第2章。
斯宾诺莎对此回复：
[141]俾斯麦语。
你以为你最终找到了真正的哲学。你怎么知道你的哲学是世界上之前、现在和以后教授的哲学中最好的？姑且不谈未来人们的想法，你是否检阅了所有古代和近代在这里、印度和全世界范围内的哲学？即便假定你已经充分地检阅了它们，你怎么知道你选择的是最好的？你怎么敢使自己凌驾于教会主教、先知、使徒、殉道者、神学家和神父之上？你是一个可悲的可怜虫，是蠕虫的灰烬和食物，你怎么能够以你亵渎上帝的恶劣来对抗永恒的智慧？你那些鲁莽轻率、荒唐错乱、可悲可叹、遭受诅咒的理论有什么基础？怎样邪恶的傲慢自大使你趾高气扬地对天主教自身都无法理解的奥秘作出评判？等等。[31]
[142]《伦理学》，第4部分，命题37，注释1；“附录”，命题27。
《伦理学》在斯宾诺莎死后才得以面世（1677），随之还有未完成的《政治论》和《论虹》。所有这些著作都以拉丁文书写，拉丁文在十七世纪是欧洲哲学和科学界的通用语言。《神及人简论》以荷兰语书写，由范·佛罗登在1852年发现，这显然是《伦理学》的初稿。斯宾诺莎在生前发表的著作只有《笛卡尔哲学原理》（1663）和《神学政治论》，后者在1670年匿名发表，但立刻就被列入禁书目录，国内权威也禁止此书销售。但也因此，这本书以医学专著或者历史叙述为封面掩护而得以畅销。很多人写文章对该书进行批驳，有人称斯宾诺莎为“地球上存在的最亵渎神灵的无神论者”。柯勒鲁斯称另一反驳为“无价之宝，永世共存”，但只有这条评论存留下来。除了这些公开的批评，斯宾诺莎还收到很多来信，意在说服他改过自新；他之前的一个学生阿尔伯特·堡夫，改信了天主教，可以作为一个例子：
[143]《神学政治论》，第6章。
在莱茵斯堡的五年间，斯宾诺莎写出了《知性改进论》的片段和《用几何公式证明的伦理学》，后者完成于1665年。但是十年间，斯宾诺莎都不曾想要将其发表。1668年，阿德里安·考贝夫[29]发表了与斯宾诺莎相似的观点，被判入狱十年，并在服刑十八个月后去世。1675年，斯宾诺莎前往阿姆斯特丹，相信也许此时他可以安全地出版他的主要著作。“谣言散布开来，”他写给朋友奥尔登堡的信中说，“谣言称我的一本书即将面世，我试图证明并不存在上帝。我很遗憾的是很多人都相信这是真的。某些神学家（可能他们就是谣言的制造者）借此向公爵和行政官员对我提起控告……从一些可靠的朋友那里得知事态后，我进一步确信，神学家们四处潜伏等着我，我决定推迟出版，直到能够看清事态的发展趋势。”[30]
[144]《伦理学》，第4部分，“附录”，命题28。
在目前我们已有的斯宾诺莎画像上，我们还可以加上柯勒鲁斯的描绘：“他中等身材，面目俊朗，皮肤略黑，黑发卷曲，眉毛长而浓，可以一眼看出他是葡萄牙犹太人。他很不在意穿着，不比最低贱的百姓穿得好。一位显赫的政府官员去看望他，他衣冠不整地穿着晨袍，这位委员因此指责他，并另外送他一件袍子。斯宾诺莎回答道，一个人绝不会因为穿上好袍子就变得更好，他还补充道：‘用华贵的外表包裹那空洞和毫无价值的内在实在不可取。’”[27]但斯宾诺莎的穿衣哲学也并不总是这么奉行苦行主义。“无序懒散的举止不能使我们成为圣贤，”他写道，“因为，对外表的漠然是精神贫瘠的重要证据，而真正的智慧也将无处安身，科学研究也只会碰到无序和混乱。”[28]
[145]《政治论》，第5章。
五年后（1660），他的房东搬到莱登附近的莱茵斯堡，斯宾诺莎随着他们一起搬了过去。那所房子至今还保留着，街道也以这位哲学家命名。这些年斯宾诺莎过着简朴的生活，却享受着高尚的情操。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的房间，可以连续两到三天不见任何人，吃送来的最简单的饭菜。镜片的生意不错，但他并没有加班加点地干，收入刚刚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他太钟情于学问了，成不了“飞黄腾达”的人。柯勒鲁斯在这些住所中寻访斯宾诺莎，从知道他的人那里获得材料，记述了这位哲学家简短的人生。他说：“他每个季度都会很仔细地核对账目，这样，他就可以每年不多不少只负担必要的支出。有时他会对同屋的人说自己像一条蛇，嘴里含着尾巴围成一个圈——每到年底他就所剩无几。”[24]但是他安于这种简朴的生活。有人建议他不要相信理性，而相信神，他回答道：“虽然我有时发现经由本性理解采集到的果实并不真实，但这使我感到满足，因为在采集的过程中，我很高兴。我并不是在叹息和悲哀中度日如年，而是在平静、安详、愉悦中生活。”[25]“如果拿破仑有斯宾诺莎的智慧，”一位圣贤说，“那么他将在顶楼里写出四本书。”[26]
[146]《伦理学》，第3部分，命题22，注释。
紧随着被逐出教会的便是极端性经历。一天夜里，斯宾诺莎走在街上，一个虔诚的暴徒想以谋杀的方式阐述他的神学理论，用匕首袭击了这个年轻的学生。斯宾诺莎迅速转身，逃脱了暴行，仅在脖子上留下了轻微伤痕。斯宾诺莎由此得出结论：作为一个哲学家，这个世界上没有安居之处。之后他住在阿姆斯特丹城外奥特德克大街上一个安静的阁楼里。可能就是那时，他由巴鲁赫改名为别涅狄克特。他的房东夫妇是门诺派[23]基督教徒，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异教徒。他们喜欢他忧郁而又善良的面相（那些经历了许多痛苦的人要么变得尖刻，要么十分温和），而且在傍晚，斯宾诺莎有时会下楼和他们一起抽烟、闲聊，他们觉得很愉悦。起初，斯宾诺莎在范·德·恩德学校以教书为生，随后开始打磨镜片，好像他有着专门对付难以驾驭的材料的癖好。在犹太社会生活时期，他学会制作眼镜的手艺，这与希伯来教规相符：每个学生都应该掌握一些手艺，不仅是因为学习和维持生计，更如迦玛列所说，工作使人保持良好品德，而“每个有学问的人如果不能掌握一门手艺，将最终变为无赖”。
[147]《伦理学》，命题27，注释1。
有的人想要找到奇迹的原因，并以哲学家的角度理解自然中的事物，不想像傻瓜一样瞠目结舌，而那些被民众敬仰的自然和神灵的解读者却声称他们是异教徒、亵渎神灵，因为这些人清楚，一旦去除了愚昧无知，他们保持权威的唯一方法，也就是所谓的奇迹，将不复存在。[22]
[148]《伦理学》，第3部分，“附录”，命题27。
他平静地接受了教会的驱逐，说：“这并不能迫使我在任何情况下做不应该做的事。”但是，这只是在黑暗中吹着口哨自我安慰罢了，事实上，这个年轻的学生此时的确发现自己孤苦伶仃、无人怜悯。没有什么比孤独更可怕，而孤独中最艰难的处境莫过于一个犹太人背离了他的人民。斯宾诺莎已经尝过丢失原有信仰的痛苦，根除思想的内核是一项大手术，而且会使人伤痕累累。斯宾诺莎假使加入另一教会，接受另一种正统宗教，像母牛聚集取暖一样拥抱其他群组，那么他便会发现改变信仰就可以找回他被赶出家庭和种族时丢失的生活。但是他没有进入派系，而是独自生活着。他父亲本来希望儿子和自己一样，成为杰出的希伯来研究者，失望之下将他赶走了；他的姐姐试图骗取他那小份的继承财产[21]；他之前的朋友对他敬而远之。这样的斯宾诺莎缺乏幽默感也不足为奇，而且也可以理解当他想到那些律书的护卫者时，时常抛出的种种尖刻嘲讽。
[149]《神学政治论》，第20章。
4. 隐退和逝世
[150]《神学政治论》，第20章。
有人认为他们应该勇敢地冒险，但是，要想公正地评论他人就像要跳脱出自己的躯壳一样困难。也许作为整个阿姆斯特丹犹太社会精神领袖的米那西·本·以色列可以找到一种调解方式，使得犹太教会和这位哲学家和平共处，但是这位伟大的拉比那时正在伦敦劝说克伦威尔向犹太人开放英国。命中注定，斯宾诺莎应该属于全世界。
[151]《神学政治论》，第20章。
先别急着对犹太教会的头领们作出评论，因为他们也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毫无疑问，他们也不愿意遭受这样的指控，即指控他们不能容忍异端学说，就像把他们驱逐出西班牙的宗教法庭一样。但是他们又觉得应该对接纳他们的荷兰人表示感恩，所以要把这个人驱逐出教会，因为他的怀疑戳中了基督教教义和犹太教的要害。新教教会在那时还不像现在这样宽宏通达，宗教战争使得各派都固守在自己的教义里，已经流了血，出于防卫，因此更加珍视那些教义。犹太社会想要报答基督教的宽容和保护，但上一代出了一个科斯塔，这一代又出了个斯宾诺莎，荷兰对此会说些什么呢？而且，长老们认为，宗教团结是保护阿姆斯特丹的小小犹太群体免受分裂的唯一办法：也差不多正是保持团结，是散落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得以生存的最后方法。如果他们有了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法，并且建立自己的世俗权力机构以形成内部团结并赢得外部尊重，他们可能更加宽容。但是对他们而言，宗教不仅是一种信仰，还是一种爱国精神；教会不但是他们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中心，也是一种礼仪和崇拜；斯宾诺莎怀疑《圣经》的真实性，而《圣经》却是这些人民“可以随身携带的祖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认为异端学说就是叛国，是不能被宽恕的。
[152]《政治论》，第10章。
兹特告诫所有人，不得以口头形式与他交谈，也不得以书面形式与他沟通；不得为他提供任何服务，也不得与他同住一个屋檐下，不得与他靠近至四肘尺之内，不得阅读他口述或书写的任何文书。
[153]《神学政治论》，“前言”。
经天使评判和圣徒判决，我们强烈谴责、痛斥、诅咒并驱逐巴鲁赫·德·斯宾诺莎，全体圣社表示同意，在记有613条规诫的圣书面前，用以利沙[20]诅咒儿童和律书中所有的诅咒方式诅咒斯宾诺莎。白天的时候诅咒他，夜晚的时候也诅咒他；在他躺下的时候诅咒，在他起身的时候也诅咒；他出去的时候诅咒，回来的时候也诅咒。愿主永不宽恕和理会他，愿主的愤怒和不悦从今以后炙烤他，使他负载律书中所有的诅咒，从人世间抹掉他的名字；愿主将他和邪恶与以色列所有宗族隔离，使他承受律书中包含的所有诅咒；愿顺从主的你们在今天获得救赎。
[154]《政治论》，第8章。
教会长老在此声明，他们已经确认了巴鲁赫·德·斯宾诺莎的罪恶言行，而且已经尝试过各种方法和可能性使他迷途知返。但是他们无法引导他的思想向好的方向转变，相反，他们每天都更能证实他所秉持和公开承认的可怕异端学说，以及他以傲慢无礼的态度散布和宣传这些异端学说。许多可信的人与斯宾诺莎当面对证，并且公认他在此事上有不可推脱的罪行。教会长老对整个事件进行了审核，得出了结论，教会同意将斯宾诺莎革出教会，并令其与以色列人民断绝往来，自此时起，以下述诅咒将其逐出教会：
[155]《神学政治论》，第17章。
范·佛罗登给我们提供了开除某人教籍时通用的措辞[19]：
[156]《政治论》，第7章。
我们不知道他是如何回答的，我们只知道，如果他能够至少表面上维持对犹太教和他的信仰的忠实，他们就会提供给他五百元的年金，但他拒绝了。[17]1656年7月27日，他在阴森的希伯来宗教仪式中被开除教籍。“在宣读咒文时，时不时地传来号角悲切绵延的音调，仪式开始时灯火通明，随着仪式的进行，它们一个个熄灭，直到最后全部熄灭，象征着被开除教籍之人的精神生活不复存在，所有教徒被笼罩在一片漆黑当中。”[18]
[157]《神学政治论》，第20章。
以上这些是这个外表平静、内心骚动的年轻人的心路历程，1656年他（出生于1632年）被犹太教会长老以异端学说的名义传讯。他们问他是否跟朋友说过上帝可能是有实体的，也就是物质的，天使可能是幻觉，灵魂可能仅仅是生命，《旧约》中并没有提到永生的问题。
[158]《政治论》，第7章。
3. 开除教籍
[159]“田地和所有土地，和（如果可以的话）房屋都应为公共财产……向公民每年出租……除此之外，在和平时代免去所有人所有种类的税收。”（《政治论》，第6章。）
笛卡尔止步于此，而斯宾诺莎却积极地继续前行。
[160]《神学政治论》，第13章。
但是笛卡尔在认识论方面的理论并没有引起斯宾诺莎的兴趣，他不会让自己迷失在认识论的迷宫里。吸引他的是笛卡尔的存在论。这种观点认为在物质的多种形态下隐藏着一个同质实体，同时在思想的多种形态下隐藏着另一个同质实体。这种将实在分隔为两个终极实体的观点激起了斯宾诺莎的挑战兴趣，就像给他的思想注入了精髓。另一个引起斯宾诺莎兴趣的，是笛卡尔想要以机械的和数学的原理解释除上帝和灵魂以外的整个世界，这个想法最早出自达·芬奇和伽利略，可能是受到意大利城市中机械和工业发展的影响。笛卡尔认为上帝提供了最初的推动（像阿那克萨戈拉两千年前所说的一样），所有剩下的天文的、地理的和所有非精神过程和发展的过程都可以用同质实体来解释，而这种实体最初是以分散的形式存在（拉普拉斯[16]和康德的“星云假说”），每一个动物甚至是人类的每一个动作都是机械运动，比如说，人的血液循环和反射动作。整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是一部机器，但是世界之外是上帝，身体之内是精神灵魂。
[161]《神学政治论》，第17章。
最终，斯宾诺莎受到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之父笛卡尔（1596—1650）——就像培根是客观主义和唯物主义之父一样——和近代哲学传统思想的影响。对于笛卡尔的法国追随者和英国对手而言，他的核心理论是意识第一性，他的主要思想是：比起了解其他事物，心灵可以立即直接地了解它本身。也就是说：了解外部世界就是思想对外部世界在感觉和认识上留下印象。这样说来，所有哲学也就要以主体的思想和自我开始（虽然应该怀疑所有事物），也就有了他的第一论断——“我思，故我在”。也许开始的时候，这里面有文艺复兴时期个人主义的影子，就像魔术师那个神奇的帽子引发了之后的一系列思考。这时，认识论[14]这个伟大的游戏也开始了，由莱布尼茨、洛克、贝克莱[15]、休谟和康德发起的三百年哲学战争也开始了，并立刻促进、征服了近代哲学体系。
[162]《伦理学》，第4部分，命题58，注释。
不管怎么说，斯宾诺莎完成了拉丁文的学习，并且凭借这一语言，开始了探索古代和中世纪欧洲思想遗产的旅程。他学习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更欣赏伟大的原子论、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斯多葛学派也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向经院哲学家学习，从他们那里不仅借鉴了术语和概念，还有他们运用公理、定义、命题、例证、注释和推论阐述问题的方法。斯宾诺莎研习布鲁诺（1548—1600）——这个伟大的反叛者游走在不同国家之间，徘徊于不同教义之间，不停地求索和拷问，而最终被宗教审判以“不见血的仁慈手段”活活烧死。浪漫的意大利是一个孕育思想的地方，首先是关于统一的主要思想，实体即其本性，即其原因，即其本原。上帝即实体。对于布鲁诺而言，思想和物质一体，实在的每一个微粒都由独立的肉体和精神构成。因此，哲学的目的是寻求多样化中的统一，思想在物质中，物质在思想中，应寻求一种综合的方法，使得对立和矛盾相遇并相融，宇宙中最高的知识境界就是与上帝之爱达到知识层面的统一。所有这些想法都与斯宾诺莎的思想构架密切相连。
[163]《政治论》，第8章。
他好奇地想探究基督教思想家是如何阐述上帝和人类命运重要问题的。他开始跟随一位荷兰学者范·德·恩德学习拉丁文，这使他得以接触到更广阔的经验和知识领域。他的这位新老师本身就是一名异教徒，批判宗教信条和政府；他也是一个颇具冒险精神的人，走出象牙塔参与了反抗法国国王的一场阴谋，最终在1674年被推上了断头台。这位老师有一个姣好的女儿，博得了斯宾诺莎的爱慕——即便是一个现代的大学生，估计也会受到如此美貌的诱惑而学习拉丁文吧。但是这位女子也被物欲迷惑了双眼，当另一位追求者带着丰厚的礼物到来时，她便失去了对斯宾诺莎的兴趣。毋庸置疑，正是从那一刻开始，我们的主人公成了一位哲学家。
[164]波洛克，《斯宾诺莎的哲学与生活》，第79页。
他受到摩西关于上帝和宇宙合一观点的深刻影响，他研究本·格森关于宇宙实体与上帝合一的说法，他阅读了迈蒙尼德关于阿威罗伊[13]的永存性不受个人影响的讨论。但是，他总是觉得《迷途指津》中更多的是迷途，而鲜有指津，因为拉比提出的问题比他回答的要多。在读过迈蒙尼德的解决之道后，关于《旧约》中的种种矛盾和疑惑更是久久徘徊于他的脑海。对于一种信仰，最智慧的拥护者也是最反对它的敌人，因为最细微的差别都可能引起他们的关注和思考。比如迈蒙尼德的著作，还有伊本·厄兹拉的评论，直接表述了古老信仰中的问题，可是有时又回避难以回答的问题。斯宾诺莎读得越多，思考得越多，那些最简单的、之前最为肯定的问题反而成了他有所怀疑和需要思考的问题。
[165]全部详见威利斯著作。
正是犹太人的“奥德赛”造就了斯宾诺莎的思想背景，使他成为一个后来被开除教籍的犹太人。斯宾诺莎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可是小斯宾诺莎却对商业不感兴趣，而是更喜欢花时间在犹太教堂学习本民族的宗教和历史。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学生，年长的人都把他看作是未来之光，是上帝选中的人。很快，斯宾诺莎就从《旧约》学习到了艰难隐晦的《塔木德经》，他庞杂博大的学习范围从迈蒙尼德、莱维·本·热尔松[12]、伊本·厄兹拉到哈斯戴·克雷斯卡斯的著作，甚至到伊本·盖比罗的神秘哲学和摩西的犹太教神秘哲学。
[166]摩西·门德尔松（1729—1786），德国犹太哲学家、学者。——译注
2. 斯宾诺莎的教育
[167]赫尔德（1744—1803），德国评论家、哲学家。——译注
这是1640年，那时，被称为“近代最伟大的犹太人”[11]，也是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的斯宾诺莎还是一个八岁的孩子，他是犹太教会最喜欢的学生。
[168]施莱尔马赫（1768—1834），德国神学家、哲学家。——译注
此后西班牙衰败，荷兰进入繁荣时期。1598年，犹太人在阿姆斯特丹建造他们的首座犹太教堂，七十五年后，他们又建造了另一座欧洲最宏伟的犹太教堂，当时他们的基督教邻里帮助他们为这项浩大的工程筹款。也许我们可以从伦勃朗那些关于商人和拉比的不朽画作中得到一点线索，这时的犹太人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十七世纪中期，这平静的态势被犹太教堂中的争论打破。乌列·阿·科斯塔[9]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年轻人，他和其他犹太人一样受到文艺复兴时期怀疑一切的影响，写了一篇文章猛烈攻击关于来世的信念。这一负面态度其实并没有与古老的犹太教义相悖，但是犹太教堂迫使他公开收回言论，以免引起基督教会的反感——毕竟，基督教徒曾经慷慨地帮助过他们，而且这种涉及基督教核心问题的异端言论是很难被平复的。悔过的方式是要求这位骄傲的年轻人躺在犹太教堂的门口，让教区全体教徒从他的身上走过。乌列无法忍受这样的侮辱，回到家，他写了一封遗书谴责迫害他的人，然后开枪自杀了。[10]
[169]诺瓦利斯（1772—1801），德国浪漫派诗人，作品有《亨利希·冯·奥弗特丁根》。——译注
大多数犹太人接受了更加艰难的选择，四处寻找避难的地方。一些人驾船驶向热那亚和其他一些意大利港口，遭到拒绝后，他们忍受着疾病和无尽的痛苦，继续航行并到达非洲海岸，在那里，他们中很多人被谋杀，缘由据说是他们吞下了珠宝。少数人在威尼斯安定下来，因为威尼斯知道自己的海上优势要依赖犹太人。其他一些犹太人资助哥伦布航海——哥伦布可能也是犹太人——他们希望这位伟大的航海家能够帮助他们找到新的家园。他们中很多人登上了那艘破旧的航船驶向大西洋，行驶在彼此敌对的英法之间，最终在地域狭小却心胸宽广的荷兰受到一定程度的欢迎。在这群人中，就有一个来自葡萄牙家庭的犹太人，他的名字叫斯宾诺莎。
[170]布兰代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6卷，第10页；纽约，1905。参见布兰代斯《歌德》，第1卷，第432—437页；纽约，1924。
在西班牙的犹太人过着繁荣富足的生活，直到1492年费迪南德占领了格拉纳达，摩尔人被驱逐出西班牙。在伊比利亚半岛的犹太人丧失了他们在伊斯兰仁慈统治下享有的自由，宗教法庭突袭他们，逼他们作出选择，要么信奉基督教接受洗礼，要么接受流放，并被没收财产。并非基督教会想要置犹太人于死地，教皇一再反抗宗教法庭的野蛮和残暴，但是西班牙国王却想从这个外来民族那里搜刮财富装满自己的腰包。几乎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的同一年，费迪南德发现了犹太人。
[171]柯勒律治（1772—1834），英国诗人、评论家和哲学家。——译注
在圣城耶路撒冷陷落前的好几个世纪，犹太人遭受驱逐的历程就已经开始了。他们散布在地中海的每一个角落，从蒂尔[1]、西顿[2]和其他港口，到雅典和安提阿[3]，到亚历山大[4]和迦太基[5]，到罗马和马赛，甚至延伸至遥远的西班牙。圣殿[6]被摧毁之后，这样的驱逐几乎变成了大规模的迁徙。最终，迁徙分为两路，一路沿着多瑙河和莱茵河到达波兰和俄国；另一路进入摩尔人占领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公元771年）。在中欧，犹太人成为成功的商人和金融家；在伊比利亚半岛，他们从阿拉伯人那里欣然接受了关于数学、医学和哲学的全部知识，并且在科尔多瓦、巴塞罗那和塞维利亚的学校里建立起自己的文化。十二世纪到十三世纪，犹太人在向西欧传播古代和东方文化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在科尔多瓦，摩西·迈蒙尼德[7]，他那个年代最伟大的医生，写就了著名的圣经注释《迷途指津》；而在巴塞罗那，哈斯戴·克雷斯卡斯[8]提出了震惊犹太教的异端学说。
[172]译文参照王佐良译本。——译注
自从古代犹太人被巴比伦人逐出故土，经历大流散，犹太人的故事就成为欧洲史诗故事的一部分。公元70年，罗马占领了犹太人居住地耶路撒冷并把他们赶出家园，他们流亡到各个国家和大陆；他们被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信徒迫害、屠杀，虽然这两大宗教也来源于他们的教义和故事；封建制度禁止他们拥有土地，行会禁止他们参与各个行业；他们像被监禁一般挤在犹太人区，只能经营为数寥寥的行业，遭受人们的围攻，忍受国王的抢掠；他们通过金融和贸易建立了文明进程中必不可少的城市；他们被驱逐出教会，流浪四方，饱受着侮辱和伤害。他们没有任何政治机构，没有任何法律协助他们组成社会组织，甚至没有共同的语言。但是，这个神奇的民族保有了自己的肉体和灵魂，保全了自己民族和文化的完整，精心捍卫了他们古老的礼仪和传统，坚毅忍耐地等待着他们得以被解救的日子。他们的队伍比以前更加庞大，他们凭借天才般的智慧在各个领域享有盛誉。经历了两千年漫长的流浪，他们胜利回到古老但却从未被忘却的家园。有什么样的戏剧可以匹敌这样深重的苦难，这样多变的场景，这样伟大正义的圆满？又有什么样的小说可以与这样真实的传奇媲美？
[173]贝尔福·巴克斯（1854—1926），英国哲学家。——译注
1. 犹太人的“奥德赛”
[174]《伦理学》，“序言”，第22页，注释，人人丛书版。
一、历史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