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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弗朗西斯·培根

[10]罗尔斯顿编《爱比克泰德手册与论说》,第81页。

[9]译自马洛克《卢克莱修论生与死》,第15—16页。

[11]《爱比克泰德手册与论说》,第36页。

[8]肖特韦尔教授(《历史之历史概论》)称之为“所有古罗马文学中最奇特的作品”。

[12]《爱比克泰德手册与论说》,第86页。

[7]爱比克泰德(约55—135),希腊斯多葛派哲学家。——译注

[13]卢克莱修,《物理论》,第2卷,第1170页。这是最古老的也是最新的关于罗马帝国衰亡的理论;参阅西姆科维奇的《认识耶稣》,纽约,1921。

[6]马可·奥勒留(121—180),罗马皇帝,其统治时期延续了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去世后“黄金时代”结束。——译注

[14]罗宾逊、比尔德,《欧洲历史纲要》,第1卷,第443页;波士顿,1914。

[5]法朗士在其作品《伊壁鸠鲁的花园》的扉页上将费内隆的这些句子引为座右铭。

[15]罗杰·培根(约1214—1292),英国唯物主义思想家、科学家。——译注

[4]费内隆(1651—1715),法国神学家、诗人和作家。——译注

[16]培根,《学术的进展》,第2卷,第10章。这是中世纪的一个谚语,“切勿逾越”镌刻在直布罗陀海峡处,指明船只到了直布罗陀海峡就得返回地中海。

[3]附于本书最后的表格大概展示了欧美主要哲学流派的发展。

[17]佩恩,《剑桥近代史》,第1卷,第65页。

[2]芝诺(约前336—前264),古希腊哲学家,斯多葛派创始人。——译注

[18]《论说文集》,第3卷,第342页;伦敦,1860。

[1]品达(约前518—前442或438),古希腊诗人。——译注

[19]西德尼(1554—1586),英国伊丽莎白时期朝臣、政治家和诗人。——译注

他在遗嘱中写下了这样一段骄傲而独特的话:“我将我的灵魂赠予上帝……将我的躯体随意埋葬吧。我的名声将流传后代、享誉国外。”后代和世人都接受了他。

[20]马洛(1564—1593),英国诗人、剧作家。——译注

1626年3月,他一边骑马从伦敦前往海落特,一边在头脑中反复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用雪覆盖的肉体能保持多久而不腐坏,他决心马上试验一下。停在一座小木屋旁,他买了只鸡,杀了之后用雪塞满。在这个过程中他觉得浑身发冷、无力,发觉自己病得无法骑回城里,他便吩咐把他抬到附近的阿伦德尔勋爵家,安置在床上。他尚没有放弃生命,他甚是喜悦地写道:“那个实验……进行得十分成功。”不过,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实验。在复杂多变的生活中不时复发的伤寒早已将他消耗殆尽,如今他精疲力竭,衰弱得根本无法对抗逐渐向心脏发展的疾病了。他逝世于1626年4月9日,享年六十五岁。

[21]本·琼森(1572—1637),英国剧作家、诗人。——译注

余下的五年他在偏僻、平静的家中度过,虽遭受极端贫穷的困扰,但对哲学的不断求索使他收获了些许安慰。在这五年间,他写就了他最伟大的拉丁文著作《学术的进展》,出版了《论说文集》增补版、《林木集》的残篇和《亨利七世》。他悔恨自己没有早点放弃政治,将所有精力投入到文学创作和科学研究中。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都还在工作,甚至可以说,他是死在了战场上。在《论死亡》中,他曾表达过想要“死在热烈的追求中,就像一个受伤倒在血泊中的人,那一刻他几乎感受不到疼痛”。像恺撒一样,他的请求得到了满足。

[22]艾伯特译《弗朗西斯·培根》,第37页;伦敦,1885。

接着,来了突然的一击。1621年,一位心灰意冷的诉讼人控告他为了迅速结案而收受贿赂。这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然而培根立马意识到,如果他的宿敌们想要置他于死地,那么他很可能会下台。他退休还乡,静静地等待事态进展。当得知对手们叫嚷着要免去他的职务时,他向国王递上了一封“忏悔且谦卑地服罪”的信。詹姆士无奈于当时正得势的议会对他施加的压力,虽然培根曾多次为维护他而与议会唱对台戏,他也只能将培根投进了伦敦塔[138]。不过,两天后培根即获释,巨额罚金也被国王免去了。他的骄傲并未受大的损伤。他说:“我是英国这五十年间最公正的法官,但这也是两百年来议会所做过的最公正的判决。”

[23]尼克尔,《弗朗西斯·培根》,第1卷,第37页;爱丁堡,1907。

在那个活跃的年代,法官从诉讼人那里收取“礼品”可是一项风俗。培根在这方面并没有做得很出格,但他的开支总是超出收入好几年光景,使得他无法顾忌很多。这种事本来可以无声无息地消失,如果不是他在埃塞克斯一案中结了仇、急不可待地用言辞刺激了他的对手。一位朋友曾经警告过他:“宫中众口一词:……若你的话像剃刀一般伤到了一部分人,那么他们必然会以牙还牙。”[137]对此,培根没有在意。他看上去很受国王恩宠:1618年他被封为维鲁兰男爵,1621年又被封为圣阿尔本斯子爵;大法官的职位他更是一坐便是三年。

[24]好几百本书都谈到了培根这个阶段的事业。反对他,把他视为“最聪明又最卑鄙的人”(蒲伯这样形容他)的案例可以在麦考莱的论文中找到,更详尽的则可参见艾伯特译《弗朗西斯·培根》一书;这些也正验证了培根自己的话:“一个人用在自己身上的聪明就像老鼠的聪明,总得在房屋倒塌前跑掉。”(见论文《论自私》)赞同他的案例则可以在斯伯丁的《弗朗西斯·培根的生活与时代》以及《和评论家的几夕》(其中有对麦考莱详细的回答)中查阅。真理介于两者之间。

走开吧,好皮尔!回家吧,乖约翰!

[25]作者认为不应在本章对培根原本精练的言语再作任何精简,并且打算将这位哲学家的智慧用他自己那无与伦比的文字进行表述,以免占用更多的空间来表达同样的内容却少了清晰、美感或力度。

你若不屈从于以上任何一条,

[26]《自然的解释》末尾。

这可是在宫中赢得宠信的四条妙计。

[27]《论学问》。

欺骗、撒谎、溜须拍马,外加貌美皮厚,

[28]《古人的智慧》的献词。

歌德说:“一个人的短处来自他所处的时代,他的美德和优点属于他自己。”这对他本人来说似乎不太公平,不过就培根而言却是个异常公正的评断。艾伯特在对伊丽莎白时期宫廷盛行的道德规范进行详细研究后发现,当时所有的达官贵人,不论男女,都是马基雅维利的信徒。[135]阿谢姆[136]在一首打油诗中描述了女王宫殿之四种基本美德:

[29]《学术的进展》,第3卷,第3节。

“身居高位之人是三样东西的奴仆:君主或国家的奴仆、名誉的奴仆、事业的奴仆,所以他们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行动自由或时间自由……往高走是辛苦的,而人们却历经艰辛换取更大的痛苦;它有时是低贱的,而人们却不择手段以换取尊严。高位是易滑难守,一个趔趄,不是跌倒垮台,就是黯淡收场。”[134]这是对培根后期生活多么发人深省的总结啊!

[30]塔西佗(约56—120),古罗马演说家、高级官员,以历史著作名垂千古。——译注

六、结束语

[31]作者对《论说文集》一书比较偏好的是其中第2、7、8、11、12、16、18、20、27、29、38、39、42、46、48、50、52、54篇。

凡是统治精神战胜屈从精神的地方都显示着培根的影响。他为这样的一批欧洲人代言,他们将这块大陆从一片原始森林转变成一块孕育艺术和科学的宝地,从一小块半岛转变成世界的中心。“人不是直立的动物,而是不朽的神灵。”培根说,“造物主赋予我们与全世界平等的灵魂,却又使我们并不满足于一个世界。”对人类而言,万事皆有可能。时间尚早,只要给我们少许世纪,我们将驾驭和重塑这个世界。我们最终或许会明白那个最崇高的教训,即人与人绝不能互相残杀,只有当自然为我们的胜利设置了障碍时才能发动战争。培根在他的最为精彩的一个段落中这样写道:“将人类的雄心壮志划分为三类,就像是三个等级,是不会错的。第一类属于那些渴望在自己的国家中扩张权力的人,这种野心是粗鄙和堕落的。第二类属于那些努力在全人类范围内扩张本国势力和统治权的人,这种志向显然更有尊严,但同样贪婪无度。然而,假使一个人尽全力建立和扩充人类在宇宙中的权力和统治权,这样的雄心壮志无疑比前两种更为健全也更加高尚。”[133]这些互相抵触的雄心壮志争夺着他的灵魂,把他撕成碎片,这就是培根的命运。

[32]《学术的进展》,第7卷,第2节。

他的成就不会因其间接性而有所减损。他的哲学著作,尽管如今鲜有人问津,但“曾撼动过那些推动世界发展的智者”[131]。他为“文艺复兴”式乐观主义和雄心壮志摇旗呐喊,从未有人能如此强烈地影响其他思想家。确实,詹姆士一世没有接受他提出的扶持科学的建议,但将《新工具》比作“如神的宁静,超越一切的感悟”。更优秀的人们在1662年创建了“皇家学会”,这将是后来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联合会,他们将培根尊奉为他们的楷模和灵感;他们希望这个英国研究组织可以一步步发展成为全欧洲的大联合,正如《学术的进展》教他们所追求的那样。当法国启蒙运动的伟大思想者们创作出人类智慧的巅峰之作《百科全书》时,他们将它献给了弗朗西斯·培根。狄德罗在“内容简介”中说:“假如这部书获得成功,那么我们最应该感谢的就是大法官培根,是他,在那样一个既无技术也无科学的时代,勾勒出一个涵盖了所有科学和技艺的大辞典计划。这位非凡的天才,在无法写就一部关于所有已知事物的史书的年代,写出了一部关于人们应该知道的历史。”达朗贝尔称培根为“最杰出、最普世、最雄辩的哲学家”,法国国会用国库的钱出版培根的著作,英国思想的主旨和走向一直沿袭着培根哲学的传统。[132]他尝试用德谟克利特机械主义的观点理解世界的想法,为他的秘书霍布斯走向全面的唯物主义提供了出发点;他的归纳法为洛克提供了灵感,使后者构思出只受观察限制、摆脱了神学和形而上学的经验主义心理学;他对“利益”和“效果”的强调,在边沁的有用和有效同一性理论中得到了系统阐述。

[33]《论人的本性》。

热切推崇统一,渴望将其协调的智慧普及至一百多门科学中,这既是培根的伟大之处,也是他的弱点。他希望自己能像柏拉图一样,是“一位卓越的天才,站在高石上俯瞰世间的一切”。他为自己抗起了万千个任务,却在重压下垮塌了;他的失败情有可原,因为他担负的太多太多。他未能到达科学的理想之地,却如考利[130]在墓志铭上所写,他至少站在了边界上,指点着远处的美好景观。

[34]《论养生》。

工作如此繁忙的一个人,复兴哲学都只能在纷繁复杂、险象丛生的政治生涯间隙去完成,要让他创作出如莎士比亚一般丰富曲折的作品,无异于将学生的时间浪费在那些空想理论家的沙龙辩论上。莎士比亚欠缺的正是这位高贵大法官的特色——博学和哲学。莎士比亚对诸门科学都略有了解,这令人称奇,但是他一门都不精通;在谈到这些科学时,他总是以一个业余爱好者的口气大谈特谈。他接受占星术:“这一巨大的国度……星星在秘密地影响它的舆论。”[129]他永远都在出错,而这些错误是博学的培根根本不可能犯下的:他笔下的赫克托尔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话,克里奥兰斯暗自指称加图;他将牧神节设想成一座小山丘;他对恺撒的了解和H.G.威尔斯差不了多少。他无数次提到早年的生活和婚姻的艰辛。他时常开些粗鄙、下流和双关语玩笑,这放在一个温和的浪荡子身上再自然不过,仍未脱离斯特拉福德城的小痞子和屠夫之子的习气——但是,这在一个镇定、平和的哲学家那里几乎是不可能的。卡莱尔称莎士比亚为最伟大的智者,然而他更像最伟大的幻想家和最敏锐的观察者。他无疑是位心理学家,但不是一位哲学家:他不具备为了自身和全人类的目标而整合成形的思想体系。他沉浸在爱与被爱的问题中,只有伤心欲绝时才在蒙田的诗句中想起哲学。否则,他便心甘情愿地接受眼前这个世界;他的目光并不集中在使柏拉图、尼采、培根变得高贵的哲学复兴梦想上。

[35]《学术的进展》,第7卷,第2节。

即使培根精神的推崇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位大法官在为科学立下规约时,落在了同时代科学发展步伐之后。他反对哥白尼,忽视开普勒和第谷[128];他贬低吉尔伯特,似乎也没注意到哈维。事实上,比起研究,他更喜欢论说;又或许,他没有时间进行辛苦的实验。直至去世,他在哲学和科学领域所做的工作仍是零碎、混乱的;其中充斥着重复、矛盾、理想和引言。艺术永存而时间飞逝:这是每一个伟大灵魂的悲哀。

[36]《论善》。

但是话又说回来,培根的方式正确吗?它是现代科学最富成果的方式吗?不。总体而言,科学使用过的获得了最佳成果的方式,不是材料的积累(“自然史”)和对材料依据《新工具》中复杂表格的处理,而是简单的假设、演绎和实验。因此,在读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之后,达尔文产生了将其人口增长速度倾向于高过物质财富积累速度的假设应用于一切生物的想法,并由此演绎出这样一个极有可能的结论:人口对食品供给造成的压力促使生物为了生存而竞争,其中适者生存,并且每一代都更加适应它所生存的环境;最后,(通过假设和演绎确定问题及研究领域后)他转向了“大自然永不枯竭的面孔”,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对事实一一进行观察和归纳。再有,爱因斯坦构想出这样一个假设,或者是受了牛顿的启发,即光线的传播途径是曲线,而不是直线;从中演绎出这样的结论:星体看似在天空中确定的位置(根据直线理论),实际上是在距那个位置偏离一点的地方;然后他又设计了实验和观测来验证这一结论。显然,假设和想象的功用比培根认为的要大得多,科学步骤也比培根式方案更加直接和明确。培根自己也预料到自己的方法会被淘汰,科学实践自会发掘出更好的研究方法,而不是政治家讨论得来的。“这些东西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来使之逐渐成熟。”

[37]《学术的进展》,第7卷,第1节。

培根并没有自称突破前人;好比莎士比亚,他体面地接管,又用同样的方法,使一切经他触碰的东西焕发新的光彩。每个人都有他自身的渊源,就像每个有机体都有它自己的食物一样;属于他的就是他消化食物并把它们转化为血肉的方式。就像洛雷指出的,培根“不蔑视任何人的观察,却用自己的火炬点亮了每一个人的蜡烛”[125]。不过培根也承认他的人情债:他提到“希波克拉底那种有效的方法”[126]——将我们送至归纳逻辑的真实发源地古希腊;他还写道:“柏拉图(有时我们不太确切地写作‘苏格拉底’)展示了用归纳和观察个体的方式进行研究的好榜样;尽管这种方式太过散漫,既无力量也无效果。”[127]若要辩白自己从前辈那里承受的恩惠,他一定会鄙视;我们又何苦夸大其词呢。

[38]犹太教法典。——译注

但是,这样的系统陈述是培根的独创吗?苏格拉底的方法不是归纳吗?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采用的不是归纳法吗?罗杰·培根不是一边实践一边宣扬归纳法,而弗朗西斯·培根只是宣扬吗?伽利略不是总结出比科学实践中更系统的归纳法了吗?就对归纳法的使用而言,罗杰·培根做得最准确,其次是伽利略,再次是亚里士多德,最不确切的是苏格拉底。伽利略勾画出的是科学的目标,而非实践的手段,他向后人展示了一个用数量表述的全部经验和关系的目标!亚里士多德则是在没有其他方法、材料自身又不适合使用他至爱的宏观普遍假说演绎具体结论时,才会使用归纳法;比起对词语和观点进行界定和区分的分析法,苏格拉底其实并不怎么使用意在收集材料的归纳法。

[39]《论无神论》。

它有什么新意吗?麦考莱认为,培根描述的归纳法早已是过时的东西,根本不应引发什么轰动,更别说为其立碑了。“世界伊始,人们便开始从早到晚地运用归纳法:一个人推断肉饼不适合自己,因为他吃了就难受,不吃就不难受,吃多了最难受,吃少了少难受,而这就是他在无意识却十分有效地运用《新工具》中的所有表格。”[124]不过约翰·史密斯很难如此准确地运用这些“三表法”,他很可能不顾肠胃的困扰而继续吃肉饼。况且,就算约翰足够聪明,那也不能掩盖培根的成绩——逻辑学的工作是什么?不就是对聪明人的经验、方法进行系统的总结吗?——科学的工作呢?不就是通过规则将少数人的技艺转化为可以传授给大众的科学吗?

[40]《论无神论》。

现在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弗朗西斯·培根的哲学呢?

[41]给伯利的信,1606。

五、评论

[42]《论结婚与独身》。这与莎士比亚那句悦耳得多的话形成鲜明对比:“爱情使每份力量加倍。”

描述虽然简短,我们还是从中看到了每一位哲学家心中乌托邦的模样——一个民族,在一群最富智慧之人的领导下安居乐业、勤恳富足。每一位思想家的梦想都是用科学家代替政治家,为什么拥有如此多化身的它仍旧只是个梦想呢?是不是因为思想家都只是些空想家,从未走上现实的舞台去构建他们头脑中的方案呢?难道目光狭隘、贪婪无度的强烈野心注定会打败哲学家和圣贤们温文尔雅、诚恳严谨的抱负吗?或者,是不是因为科学尚未发展至成熟和自觉呢?——是不是只有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物理学家、化学家、技术专家才开始意识到,科学在工业和军事中日渐上升的地位赋予了他们在社会战略中至关重要的角色,并向他们指明,一旦他们联合起全部的力量,将说服整个世界,把他们推上领袖的位置?或许科学还不配支配世界,或许不久的将来它就可以了。

[43]《论恋爱》。

的确,它在新大西岛几乎没有什么政府职能;这些政府官员投身于掌控自然,而不是统治人民。“我们组织的终极目标是认识万物的原因及隐含的运动方式,并且在可能实现的范围内,扩大人类王国的疆域。”[121]这就是本书的主题句,也是理解弗朗西斯·培根的关键词。我们发现这些官员从事着如此不起眼的工作,诸如研究星体、筹划在工业上利用瀑布能量的方法、研发具有治疗功能的多种气体[122]、以动物为实验品增长外科知识以及通过杂交手段培育新品种的动植物等等。“我们模仿鸟类的飞行,我们能在空中做一定程度的飞行。我们拥有能够潜入水底的大小船只。”这里也有外贸,不过性质有些不同:岛上商品完全是自产自销、自销自产,因此不会为了抢夺国外市场而陷入战争;“我们与外界维持着一种贸易,它无关金银珠宝、绫罗绸缎、烟草香料或其他任何商品,它只为了寻求上帝的第一项创造,即光明——为了获取世界各地成长的智慧之光”[123]。这些“光明的商人”是所罗门宫的成员,每隔十二年被派出一批前往国外,并与这个文明世界里各个区域的外国人生活在一起,学习他们的语言及科学、工业和文学;十二年后当他们返回时,他们将向所罗门宫的长官汇报各自的发现;与此同时,他们在国外的岗位也会由新一批科学探索者接管。就这样,世界各地一切最好的东西很快地全部来到了新大西岛。

[44]《论从者与友人》;《论友谊》。

接下来是一段对“所罗门宫”的描述,由于它太过复杂,我无法在此摘录,但这段描述又是如此的辞藻华丽、令人信服,以至于连怀有敌意的麦考莱也写下了这样的评语:“世上再也找不出第二篇这样的文字,它富含深邃、宁静的智慧,实在是卓尔不群。”[120]所罗门宫在新大西岛上的地位相当于伦敦的议会两院,它是这个岛国的政府所在地。然而那里没有政治家,没有卡莱尔口中高傲无礼的“当选者”或是“国家骗局”;政党、政党预备议会、候选人遴选大会、全国大会、竞选、警察、印刷品、社论、演讲、谎言和选举通通不存在;这些大西岛人似乎从未想过要依靠这些荒诞的方式进入公共管理机关。然而,通往科学荣誉巅峰的大路却是向所有人敞开的,而且只有走过这条路的人才能走进政府。这是一个由挑选出的最优秀人才组成的政府,它属于人民,并为人民服务;一个由技师、建筑师、天文学家、地理学家、生物学家、医学家、化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组成的政府。实在是复杂,但是想一想吧,这可是一个没有政治家的政府啊!

[45]《论父母与子女》。

在艾得身体康复的几个星期内,这些漂泊者逐渐揭开了这片新大西岛岛屿的秘密。岛上的一位居民告诉他们:“大约一千九百年前,这座岛由一位国王统治,我们永远铭记并且崇拜他……他的名字叫作所罗门那,我们尊奉其为我们国家的立法者。这位国王心胸宽广……并且全心全意为国家和人民谋福利。”[118]“在这位国王的所有卓越成就中,有一项最为杰出,那就是他创造和建立了‘秩序’,或者‘社会’,我们称之为‘所罗门宫’;我们认为,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组织,也是这个国家的指路明灯。”[119]

[46]《论习惯》。

故事的开头精美细致却不矫揉造作,就像笛福和斯威夫特的名篇一样。“我们从秘鲁出发(在那里我们待了整整一年),经由南海前往中国和日本。”海上风平浪静,几艘航船连续数周行驶在一望无际的海上,就像一面镜子上的几个斑点,而船上探险者的储备也在日益减少。接着刮起了势不可当的大风,将航船毫不留情地一直推向北方,向北,再向北,推出了岛屿遍布的南海,推进了一片苍茫无边的未知海域。船员们的日常供给越来越少,疾病也趁机袭来。最后,正当他们即将放弃希望、听天由命时,他们难以置信地看见远处天空下出现一座美丽的岛屿。航船渐渐靠近岸边,船员们看见岸上站着的不是野蛮人,而是一些衣着简朴整洁又不失风度的人,并且显示着发达的智商。他们被允许上岸,但又被告知岛上的政府不准许外人停留。不过由于他们中有人生病了,他们可以暂时停留,直到这些人康复为止。

[47]《论敏捷》。

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曾讲述大西岛的古老传说[116],这是一片在西方海域沉没了的大陆。培根和其他一些人将哥伦布和喀波特发现的新美洲认作是古老的大西岛;这片伟大的大陆其实根本没有沉没,沉没的只是人们航海探险的勇气。这古老的大西岛现在重见天日了,并且看上去还住着一个精力充沛的民族,然而他们并不十分符合培根头脑中的聪明灵慧的乌托邦人的条件,于是他设想了一个新的大西岛:这是一个地处遥远太平洋中的岛屿,只有德雷克[117]和麦哲伦曾经航海经过,它远离欧洲,人们也并不了解它,这便给了培根充足的想象空间来实施他的乌托邦梦想。

[48]克罗伊斯(约前595—前546),吕底亚末代国王,以巨富闻名。——译注

如此这般改造科学,然后通过控制科学来完善社会秩序,这本身就已经是个乌托邦了。培根在他的简短的、同时也是最后一篇的著作《新大西岛》中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世界。该书出版于培根去世前两年。威尔斯认为这本书是培根“对科学最伟大的贡献”[115]:只简单几笔,他便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社会景象——在这里,科学终于登上了它应有的作为万物统帅的最高宝座;这是一次崇高的想象之旅,三个世纪以来,众多勇士以此为唯一标枪,与愚昧和贫穷斗争,追求知识与发明。接下来我们将看到弗朗西斯·培根的本质,他的“形式”,他生存和生命的法则,深藏于他灵魂中绵延不断的诉求。

[49]《论邦国的真正伟大之处》。

3. 科学的乌托邦

[50]《论谋反与骚乱》。

用培根的话来说,经过对材料的不断收集和分析,我们便到达了现象的“形式”——即研究它所隐藏的性质和内在的本质。培根的形式论跟柏拉图体系中的理念很相近:一种科学的形而上学。“我们所说的形式专指一切单纯自然行为的法则和规约以及由此排列和建构而成的一切单纯本性,不指任何其他……因此,热或者光的形式指的就是热的规律或者光的规律,不是别的。”[113](无独有偶,斯宾诺莎强调,圆的规律就是它的“本质”。)“因为尽管自然界中只存在根据各自规律呈现特定特征的单独个体,然而,在每一门学科中,这些规律——对它们的研究、发现和发展——却是理论和实践共同的基础。”[114]理论和实践,缺少任何一方都是无用和危险的;不能转化为成果的知识是苍白、冷血的,应为人类所不齿。我们努力认识事物的形式并不是为了形式本身,而是通过了解形式,了解这些规律,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来改造事物。因此,我们学习数学是为了计量和建桥;我们学习心理学是为了在社会的丛林中找到自己的路。当科学充分探索出万物的形式时,世界将只是一堆原材料,任由我们去建构心中的乌托邦。

[51]《论谋反与骚乱》。

不过归纳并不意味着对全部数据的“简单列举”,可以想象,那将是没有止境和毫无用处的,任何一大堆材料都不可能自己变成科学。这就像是“在空旷的田野上追逐猎物”;我们必须缩小包围圈至一定的区域来抓捕我们的猎物。归纳法必须包含对数据进行分类和对假设进行删减的技巧;这样,通过对或然解释的逐步排除,最终将只能剩下一种解释。或许这个技巧最有用的一项是“三表法”,即在表格中列举一些现象,如果出现两种特性或状态共同增减的情况,那么就表明在这两个共变现象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因果关系。例如培根问道:什么是热?——并寻找某些随着温度的上升而增加,或者随着温度的下降而减少的因素;经过长期的分析,他发现热和运动之间存在一种确切相关性;于是他得出结论:热是运动的一种形式。这便是他对自然科学为数不多的实例式贡献之一。

[52]尼克尔,《弗朗西斯·培根》,第2卷,第149节。

紧接着,培根对科学的研究方法作了一番令人钦佩的描述:“还剩下‘单纯经验’,这种经验如果听之任之,就叫作偶遇”(“经验的”),“如果对其进行探寻,就叫作实验……经验的真实方法首先是点燃蜡烛”(假设),“然后以烛光照亮道路”(安排和限定实验);“从适当整理、消化过的经验出发,而不是从杂乱无章的事实出发,继而推断出定理,然后从确立了的定理再引出新的实验”[111]。(我们现在读到的内容在后面的章节[112]会再出现,它强调把初期实验的结果作为进一步研究的“第一次收获”——在此,培根明确指出了假设、实验和推演的必要性,却未加以充分的论述,一些批评家就此认为他完全忽视了这一点。)我们必须走进自然,而不是走进课本、传统和权威;我们必须“将自然绑起来,逼她指出证人”,哪怕对她自身不利,这样我们才可能驾驭她以实现我们的目的。我们必须汇集各方面的材料,联合全欧洲科学家的研究力量,构建一部世界“自然史”。我们必须有所归纳。

[53]福基翁(前402—前318),雅典政治家、将军。——译注

追根溯源,我们的一切苦难都应归咎于教条和演绎。我们之所以发现不了新的真理,是因为我们将某些古老却可疑的命题当作不容置疑的出发点,从来不去考虑这个命题本身是否经得起观察或实验的检验。现在,“如果一个人始于确信,那么他应该止于怀疑;然而,如果他甘愿始于怀疑,那么他将止于确信”(哎呀,这也不是十分必然的)。这是近代哲学初期的一个普遍标志,是它独立宣言的一部分——笛卡尔也讨论了“方法论上的怀疑”,要作诚实的思考,清除蜘蛛网式的先决条件是必要的。

[54]《学术的进展》,第6卷,第3节。

如果这些偶像仍然伺机在每一个路口将我们绊倒,那么我们之中哪怕是最杰出的人也不可能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我们需要推理的新模式、理解的新工具。“如果没有发明指南针,那么西印度群岛就永远不可能被发现;同理,当科学创新和探索的手段仍然陈旧时,人类技术的发明和突破便鲜有进展。”[109]“当地球上的物质……已在我们这个时代被大规模地开采、运用之时,我们理性的世界如果仍旧大门紧锁、委身于昔日的有限成就中,那实在是有失颜面。”[110]

[55]《学术的进展》,第1卷。

“最后还有一类,那是经由哲学家的各种教条以及错误的论证法则转入人心的偶像,我将这些称为‘剧场偶像’。因为在我看来,现存所有公认的哲学体系不过是一幕幕舞台剧,展现的是他们不切实际、戏剧性的幻想……在这些哲学戏剧里,你可能会观察到与诗人剧场里一模一样的东西——为舞台所创作出的故事更加紧凑、更加典雅,更像我们希望的模样,远非历史上的真实故事所能比拟。”[108]柏拉图所描绘的世界由柏拉图一人构建而成,反映出的是柏拉图自己,而不是真实的世界。

[56]安东尼·庇护(86—161),古罗马皇帝(138—161)。——译注

第三类谬误则是“市场偶像”,它来自“人与人之间商业性或组织性的来往。因为人通过语言交流,而词汇的意义依托于大众的理解,于是,措辞不当便会在心灵间造成严重的阻隔”[107]。哲学家使用“无限”就如同粗心的语法学家玩弄“不定式”;可是,有谁真正考虑过“无限”是什么,或者它是否真的存在呢?哲学家讨论“无因的第一因”或者“不动的第一动力”,可是,难道这些不只是用些无花果叶子般的词语来遮掩赤裸裸的无知,或许还透露了言说者内心的愧疚吧?每一个清晰、诚实的心灵都明白,没有无原因的原因,也没有不动的推动者。也许哲学最伟大的复兴仅此而已——那就是,我们应该停止说谎。

[57]《学术的进展》,第1卷。

第二类谬误培根称之为“洞穴偶像”,即个人特有的错误。“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洞穴或窠臼,在那里自然的光芒发生了折射、褪色”;这就是他的性格,由先天环境和后天教养以及他的心情、身体机能和内心世界共同塑造而成。例如,有些人天生擅长分析,他们所见处处是差异;另外一些人则天生擅长综合,于是他们看到的处处是相似;于是我们便一方面有了科学家和画家,另一方面又有了诗人和哲学家。再有,“有些人的性情使他们酷爱古迹,另一些人则崇尚新奇;而只有少数人能恪守中庸,既不推倒古人的光辉业绩,又不藐视当代人的适时创新”[106]。真理无所谓派别。

[58]《伟大的复兴》,“序言”。

关于这一点,培根给出了一个黄金法则。“总的来说,所有从事自然研究的人都应遵守这条规则——即凡是令他的内心感觉异常兴奋或满足的东西都值得怀疑;对待此类问题,他应当加倍小心、谨慎处理,以确保理智的平衡、清晰。”[104]“切勿让理智从个别事物中纵身一跃或腾空而起,以抵达遥远的公理或几乎具有最高普遍性的原理……切勿让理智插上翅膀,而必须给它挂上重物,使它不能跳跃或飞翔。”[105]想象力或许是理性最强大的敌人,它只应是理性的尝试和实验。

[59]《各家哲学的批判》。

“根据自己的意志决定好问题之后,人开始求助于经验;使经验屈从于他、认可他的观点,像对待俘虏一样牵着它到处游行。”[102]简言之,“人类理智绝不是干燥、单纯、光亮的,而是掺杂了意志和个人情感的混合物,于是产生了一切所谓‘如人所愿的科学’……因为人之所有并非为真,只是他更愿意相信罢了”[103]。难道不是这样吗?

[60]依据以上所列条目,培根实际的著作如下:

当任一命题被确定下来之后(不论是出于公众的认可和信仰,还是出于它所蕴含的乐趣),人类理智便会强迫其他一切事物为此提供额外的支持和认可:尽管言之凿凿的反例数量丰富、证据充足,但它们不是被忽视,就是被蔑视,又或者出于某些特定的原因而被放弃或拒绝,反正就是不能牺牲该命题的权威性。有这样一个人,在庙里,有人指给他看几块高悬的匾额,它们是在海上遭遇沉船却死里逃生的人送来还愿的,人们责问他现在是否感受到了神的威力……“不过,那些许了愿却仍旧死了的人的遗像在哪儿呢?”所有的迷信都大体相同,不管是占星、读梦、预示、因果报应,还是其他什么,受蒙蔽的信众都只看到了愿望实现的那些事情,却忽视和遗忘了那些没有应验的祈祷,尽管后者要普遍得多。[101]

Ⅰ《关于自然解释的序言》(1603);《各家哲学的批判》(1609)。

这些谬误的第一类是“种族偶像”——人类天性中普遍存在的错误。“因为人总是错误地把自己的意识断言为事物的标准(普罗泰戈拉说的是‘人是万物的尺度’):相反,一切感知,不论是感官的,还是心灵的,都只与人相关,而并不适用于宇宙;人的心灵就如同一面面凹凸不平的哈哈镜,将自身的品质散播到其他事物上……并使它们扭曲、变形。”[99]我们的思想与其说是物体的图片,不如说是我们自己的画像。譬如,“出于自身的独特个性,人类理智极容易把事物中的秩序和规律设想成比实际存在高得多的一种程度……因此才有了一切天体都按照正圆形轨道运行的虚构”[100]。同样:

Ⅱ《学术的进展》(1603—1605);1622年译成拉丁文。

在培根那里,“偶像”这个词(或许反映了新教徒拒绝崇拜头脑中的虚幻实在)指的是把画像误当成实在,把思想错当成事物。于是谬误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而逻辑的首要任务便是要追溯并击毁这些谬误的缘起。培根接下来展开了对谬误公正而出色的分析。孔狄亚克[98]说:“没有人比培根更清楚地明白人类错误的缘由。”

Ⅲ《几种想法与几个结论》(1607);《迷宫之战》(1606);《新工具》(1608—1620)。

因此,第一步是“理智的净化”。我们必须变成小孩子,头脑中没什么主义,也没什么抽象的概念,清扫出所有的偏见和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必须摧毁心中的“偶像”。

Ⅳ《自然史》(1622);《智慧之球的描述》(1612)。

培根说,哲学之所以贫瘠了这么久,是因为她需要一个崭新的方法来使她重新焕发活力。古希腊哲学家最重大的错误就是过于关注理论而忽视了观察。然而思维应是观察的助手,而不是它的替身。“人,”《新工具》的开篇箴言这样说道,俨然是在对一切形而上学提出挑战——“作为自然的臣相和使者,所能做的和所能理解的取决于他观察自然秩序……所达到的程度;他不可能知道得更多,或是做得更多”。关于这一点,苏格拉底的前人比其后辈讲述得更为明确,尤其是德谟克利特,他对挖掘事实感觉灵敏,眼睛从不为浮云遮掩。难怪哲学在亚里士多德之后鲜有进展,因为它一直在使用亚里士多德的方法。“借亚里士多德之力超越亚里士多德就好像从光源中借一部分光亮来增强光源本身一样。”[97]在用亚里士多德创立的方法诡辩两千年后的今天,哲学的地位已经一落千丈,以致无人肯敬重它了。一切中世纪的理论、原理和争论必须被全部抛弃和忘却;要实现复兴,哲学就必须打扫干净屋子,重新开始。

Ⅴ《林木集》(1624)。

他的最刻薄的一位批判者说:“培根最伟大的作品是《新工具》的第一卷。”[95]从来没有人能将如此多的生命活力注入逻辑学当中,将归纳法谱写成一次史诗般宏伟壮丽的征程。如果你必须学习逻辑学,那么请从这本书开始吧。“人类哲学中关于逻辑学的这部分会不合很多人的胃口,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无非是一张网,一个险象丛生、诡异莫测的陷阱……但是如果我们根据事物的真实价值来排序的话,那么推理科学是打开其他一切的钥匙。”[96]

Ⅵ《起源论》(1621)。

2. 《新工具》

Ⅶ《新大西岛》(1624)。

于是,培根向我们奉献出他最伟大的作品。

注:上面的这些著作除了《新大西岛》和《学术的进展》之外,都是用拉丁文写成的;其中《学术的进展》是培根和助手为了赢得欧洲的读者而译为拉丁文。历史学者和批评家大都在文献中使用以上文集的拉丁文版。

培根令人耳目一新之处在于他对人类征服自然持有坚如磐石的信念:“我拿一切做赌注,担保人定胜天。”人们已经做到的“只不过是他们对应该做的事情的一种热情”。可是,如此大的希望信心从何而来?难道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人们没有在寻求真理、没有在科学的道路上探索前进吗?过去这么长的时间仅结出了如此有限的果子,难道我们还要对如今能取得巨大的成就报以希冀吗?——是的,培根答道;如果人们过去使用的方法都是错误或无效的呢?如果人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迷失了,探索一直在旁支小道上挣扎呢?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科学和逻辑体系中,对研究和思维的方式方法进行一次彻底的革命;我们需要一种新工具,它比亚里士多德的更好,更适合这个更广大的世界。

[61]《伟大的复兴》,“序言”。

于是他求助于詹姆士一世;知道他的君王爱听奉承,便鼓动三寸不烂之舌,将他捧上了天。詹姆士既是君王也是个学者,自豪于自己的文笔甚至超过权杖和宝剑;从这样一位博学文雅的国王身上或许可以期待些什么。培根告诉詹姆士,他草拟的这些方案是真正的“帝王之业”——“对此,个人的努力就好比站在路口的雕像,指明了道路却迈不开步伐。”这样一种皇家规模的事业自然要花费不少,但是,“就像君主和国家的大臣和密探为获取情报要送来清单一样,如果您不想错过世上许许多多有价值的信息,那么就必须允许大自然的密探和情报员送来他们的清单。如果说亚历山大大帝能够给予亚里士多德大量的财富用以资助狩猎人、捕禽人、渔人和其他诸如此类的人,那么现在这些为您揭示自然秘密的人则需要更多的捐助”[94]。有了皇室的资助,“伟大的复兴”便能够在几年内完成;否则,这项事业将需要耗费几代人的功夫。

[62]《伟大的复兴》,“工作计划”。

这个组织必须是国际性的;它能够跨越国际自由流转,让欧洲在知识上结成一体。“我发现的第二个不足是大学之间鲜有共鸣或书信往来,就全欧洲而言如此,即便是同一个国家或王国之内也是如此。”[91]应让这些大学分担不同的学科和问题,并在研究和出版领域互相合作。如此规划和关联之后的大学就配得上皇家的支持了,它们就能够成为乌托邦中统治全世界的公正不阿的学术中心了。培根注意到,“不论是科学领域,还是艺术方面,大学讲师所获的薪金都极其微薄”[92];他认为这一状况只能绵延下去,直到政府接管教育事业。“古代及盛世的文人志士始终在抱怨,政府过多地忙于法律,而疏忽了教育。”[93]他的远大梦想便是科学实现社会化,用以征服自然,扩展人力。

[63]《学术的进展》,第4卷,第2节。

于是,培根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升华了自己的爱好,将它作为拯救人类的要诀提出。然而他也比柏拉图(这个区别宣告了近代的到来)更加清晰地意识到专门学科的必要性,以及从事专门研究的人员队伍的必要性。任何一个心灵,包括培根在内,都不可能胜任覆盖全部领域的工作,尽管他可能是站在奥林匹斯山顶向下俯瞰。他明白自己需要帮助,并且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事业有如独临山巅般孤立无援。“你在工作中有着怎样的同事?”他问一位朋友。“对我而言,是处在绝对的孤独中。”[89]他梦想着从事不同学科研究的科学家互相协调,不断沟通与合作,并在一个专门性组织的指引下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想一想,如果人人富有闲暇,通过劳动组织和世代相传联合在一起,那我们还有什么好期待的呢?这不是一条一次只允许一人通过的道路(好似推理的过程),而是需要人类的全部劳动(经验的收集尤其如此),在付出各自最大限度的努力之后,再进行收获、调配和结合的过程。因为只有在那时,人们才真正开始知道他们各自的长处。不再是一大伙人做着同样的事情,取而代之的是这个人负责这件事,另一个人负责另一件事。”[90]作为知识的统一体,科学本身必须体现组织性。

[64]《学术的进展》,第6卷,第3节。

与科学一样,政府也遭受着缺乏哲学的苦恼。哲学与科学间的关系就像政治家与政治的关系:行动应由全部的知识和全局式的观点来指导,应反对盲目性和谋取私利。如同一旦脱离了人们的实际需求和现实生活,对知识的追求就会变成经院哲学一样,脱离了科学和哲学的政治诉求也将变成毁灭性的喧嚣。“将身体托付给经验主义者是错误的,他们通常只依据少数几个处方,而对疾病的缘由、病人的身体状况、意外的危险性以及真正有效的诊疗方法一无所知。同样的道理,将一个国家交给经验主义政治家一定是危险的,除非他们能与其他有识之士结合在一起……尽管听上去似乎在偏袒自己的职业,他仍旧说道:‘当国王成为哲学家,或者哲学家成为国王,国家就会兴盛。’而这早已被经验证实,史上那些国盛民安的时代都出现在富有智慧和学识的君主统治之时。”[88]他使我们想起了图密善之后、康茂德之前统治罗马的几位伟大君王。

[65]《学术的进展》,第2卷,第1节。

或许哲学最美好的果实是,凭借它我们可以忘记工业化环境一直在反复灌输的,要无休止攫取的信条。“哲学首先将我们引向对内在心灵的求索,至于其余需求,要么会随之而来,要么不再需要。”[87]些许智慧便可享乐终生。

[66]《学术的进展》(拉丁文本),第4卷。

以及贪婪之狱的种种纷争。

[67]《学术的进展》,第4卷,第2节。

脚踩全部的恐惧和无情的命运,

[68]《学术的进展》,第4卷,第2节。

快乐的人啊,他通晓万物的起因,

[69]《新工具》,第1卷,第60节。

归根到底,培根爱的是哲学,而非科学;只有哲学能为一个纷繁复杂、充满悲伤的生命带去那种由理解和领悟而生的持久的宁静。“学习能战胜或减轻对死亡和不幸的恐惧。”他引用了维吉尔的名句:

[70]《自然的解释》,见尼克尔《弗朗西斯·培根》,第2卷,第118节。

于是培根跑过一片又一片田地,将自己思想的种子播撒在每一门科学的土壤中。考察结束,他得出这样的结论:科学本身已经不够,必须有一种学科之外的力量和方法,对它们进行调配,为它们指出一个目标。“科学鲜有成绩的另一个重大原因就在于此。假若目标本身没有摆正,那么前行的路线就不可能正确。”[85]科学需要的是哲学——对科学方法的分析,对科学目的和结果的协调;没有这个,任何科学必然是肤浅的。“正如在平地上不可能看到完美的乡村全景,站在与科学同一水平线上而不升至一个更高点,是不可能发现科学中那些偏僻和深藏的部分的。”[86]他谴责那种脱离周围环境、只看独立的事实、不将自然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的习惯;他说,这就好像一个人拿着一根小小的蜡烛在屋子的四角照来照去,殊不知头顶上正有一盏明灯在放射光芒呢。

[71]它们在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第1卷附录中得到了发展。

朋友对培根而言主要是获得权力的手段,在这点上,他与马基雅维利持有相同的观点。如果不考虑米开朗基罗与卡瓦列里、蒙田与拉伯埃西[79]、菲利普·西德尼与休伯特·朗格[80]之间美好和不计利害的友谊,这一观点很容易被归因于文艺复兴。[81]或许这对友谊异常实际的定位可以解释培根为什么会从权力之巅跌落下来,就像类似的观点可以解释拿破仑下台一样;因为如果你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在对待他们的话,你的朋友很难以更高的处世哲学来对待你。培根接着引用古希腊七贤之一拜阿斯的话说:“爱你的朋友如同他将要成为你的敌人,爱你的敌人如同他将要成为你的朋友。”[82]即使是对你的朋友,也不要过多暴露你的真实目的和想法;在与朋友的对话中,比起表达观点,应更多提出问题;张口说话时,多提供数据和信息,而不是你的信仰和判断。[83]彰显自豪是前进的助推力,“炫耀只是伦理学中的过错,并不适用于政治”[84]。这又让人想起了拿破仑——培根就像这个小个子的科西嘉人,在他自己的院墙之内朴素简单,在外却喜好排场和仪式,他认为,这对赢取公共声名不可或缺。

[72]《学术的进展》,第7卷,第3节。

我们必须勤奋地了解与我们接触的各类人——他们的脾气、欲望、观念、习俗、习惯;他们主要依赖的协助、帮助和保障,以及他们从何处获得权力;他们的缺点和弱点,这是他们的主要空隙和可乘之机;他们的朋友、派系、上司、庇护人、敌人、嫉妒者以及竞争对手;接近他们的时机和方式……不过开启他人内心最可信的钥匙便是研究和挖掘他们的脾性及本性,或者他们的目的和计谋;评判相对弱小且简单的人最好靠辨别脾性,而那些相对谨慎和保守的人则需考察其谋划……通向这些考察的最短途径依赖于以下三点,那就是——第一,交大量的朋友……第二,在言论自由和言行谨慎之间遵守中庸之道和适度原则……不过,最重要的是切忌将自己表现得过于善良和友好,这对建立良好的自我形象和维护自我权利大有裨益,否则会使自己暴露于伤害和谴责之中;一定要……时不时地迸发一些自由、慷慨的思想火花,哪怕它们所含的刺并不少于所含的蜜。[78]

[73]塔尔德(1843—1904),法国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译注

在第八卷中,又有一门科学诞生了:生活成功的科学。尚未经历名利场上的大起大落,培根对如何升迁给出了一些初级建议。首先需要的是知识:关于我们自己以及关于他人的知识。“自知”只是一半,而了解自身的主要价值是了解他人的有效手段。

[74]勒邦(1841—1931),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著有《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译注

科学几乎涵盖了全部,无所不包。巫术、梦魇、预知未来、心灵感应等一切“精神现象”都应接受科学的审查;“因为我们无从知晓,到底在何种情况下、以何种程度的效力,这些所谓的迷信会对自然产生影响”[76]。尽管本身有强烈的自然主义倾向,他仍旧为这些问题所吸引;与人类有关的一切现象他都不想放过。的确,谁知道从这样的考察中会冒出怎样颠扑不破的真理或是新的科学呢,就像化学脱胎于炼金术一样?“炼金术好比一个人告诉他的儿子们,他在葡萄园的某个角落埋了一堆金子;在那里,儿子们翻土犁地,就是没有发现金子,但由于对葡萄秧周围土壤的翻动,他们收获了丰盛的葡萄。同样,意在炼金的种种探索和努力将许多有用的发明和指导性实验带进了光明。”[77]

[75]涂尔干(1858—1917),法国社会学家,被普遍推崇为社会学法国学派之父。——译注

又是三言两语,培根创造了一门新科学——社会心理学。“哲学家应该孜孜不倦地探索民俗、习惯、教育、模范、效仿、交际、友谊、赞扬、谴责、规劝、名誉、法律、书籍和学习等的权力和能量,因为这些是统管人们道德的东西;人类的心灵正是通过这些渠道形成和被驯化的。”[72]这个提纲被后起的这门新科学紧紧追随,以至于它读上去像是塔尔德[73]、勒邦[74]、罗斯、华莱斯、涂尔干[75]等人著作的一个内容总纲了。

[76]《学术的进展》(拉丁文本),见尼克尔《弗朗西斯·培根》,第2卷,第129节。

在心理学上,他几乎是个“行为主义者”:他要求对人类行为的因果关系做严谨的研究,并且希望将“或然性”这个词从科学词汇中彻底删除。“或然性是一个并不存在的事物的名称”[69],而“或然性之于宇宙犹如意志之于人类”[70]。一个富有意义的世界,一次充满火药味的挑战,都隐藏在这短小的一行字间:经院哲学对自由意志的宣讲被推到一边,排除在讨论之外;将“意志”与“理性”区别开来的普遍假说亦被抛弃。培根开此先河,却未能继续下去;[71]他不止一次地这样将一本书浓缩进一句话里,然后拂袖而去。

[77]《学术的进展》,第1卷。

于是,他巡视巨大的战场,在这里,人类的探索与自然的阻碍、人类的无知展开斗争,他在每一片领域洒下光辉。他重点关注生理学和医学,他推崇后者的工作为调节着“一件配件精密但容易走音的乐器”[66]。但是,他反对现代医生的散漫式经验主义,以及他们不假思索便用同样的处方诊治所有疾病的倾向——通常的医术。“我们的内科医生就像大主教,他们只有松一松或紧一紧的钥匙,再无其他。”[67]他们过多地依赖那些偶然和互不协调的个人经验,应该让他们更广泛地运用实验,进行解剖,如果必要,进行活体解剖;最重要的是,让他们建立一个系统性的易查询的有关实验和结果的体系。培根认为,如果生命只能延长有限的几天并且要以巨大的痛苦为代价的话,那么医学界应被允许施行平静而迅速的死亡(即安乐死);不过他也敦促医生们多加研习延长生命的技术。“这是医学的一个新领域,尽管仍不完善,却是它最高尚的部分!因为如果能够保证供给,那么医学将不再只限于治愈病症,医生也不再只因被需要而受人尊敬,他们将是给予凡人世间最大快乐的施与者。”[68]关于这点,我们或许会听到一些尖酸的叔本华式抗议,他们反对把长寿看成一种恩赐;相反,他们催促某些医生尽快终结疾病,并认为,对这样的速度应给予虔诚的赞颂。但对培根而言,虽然他有烦恼、结过婚、遭受磨难,但他从未怀疑生命终究是美好的。

[78]《学术的进展》,第8卷,第2节。

这就是培根在《学术的进展》中所从事的工作。如同一位进入自己领土的国王,他这样写道:“我的目的是对知识疆域进行一次巡查,发现那些被人力闲置、忽视和抛弃的区域;坦诚地测绘出这些荒芜之地,然后结合公共及私人力量,一起来改善这些地方。”[65]他将是这片杂草丛生之地的皇家勘探员,修整道路,将土地划分给劳动者。这是一个大胆而略显猖狂的方案,不过培根还十分年轻(四十二岁对哲学家而言确实年轻),尽可以规划远大航程。“我把一切知识都视为我的领地”,他写信给伯利说道;这并不是说他要自己定下一本早熟的《不列颠百科全书》,而是指他的工作将带他进入每一个领域,在对它们进行社会重建的过程中,他将成为各门科学的批判者和协调者。这样一种远大目标赋予了他的文风一种宏大的气质,也使他不时攀上英文散文的高峰。

[79]拉伯埃西(1530—1563),法国法官、作家。——译注

要有所成就,一个人就必须有知识。“要命令自然就必须顺从自然。”[62]让我们来认识自然的法则,这样我们就能够成为她的主人;像我们现在这样无知,只能是她的奴仆,科学是通往乌托邦之路。然而这条道路现在的状况是崎岖蜿蜒、不断转回原处,迷失在无用的小道之间,引向的不是光明而是混乱。让我们首先对所有科学的现状做一个调查,标注出它们各自规范而独有的领域;让我们“将科学各就各位”[63],检查它们各自的缺点、需求及可能性;罗列出有待解决的新问题;总而言之,“翻一翻、松一松它们的根周围的土壤”[64]

[80]休伯特·朗格(1518—1581),法国外交家、改革家。——译注

1. 《学术的进展》

[81]参见爱德华·卡朋特《愉快的伊俄拉俄斯:友谊之选》。

这是一部鸿篇巨制,并且除了亚里士多德,人类思想史上再无第二人将其完成。它与其他一切哲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着重实践,而非理论;它着重于特定的具体事物,而非思辨的和谐。知识就是力量,而不仅仅是论据或装饰:“它不是一种要持有的观点……而是一件要完成的工作;而我……在费尽心思构建的是一个基础,这个基础不为某个派别或教义,它只为实用和获取力量。”[61]至此,现代科学的曲调第一次出现了。

[82]《学术的进展》,第8卷,第2节。

他计划将所有研究集中在这一任务上。首先,他在“工作计划”中告诉我们,他将写一些导论,用以解释哲学由于坚持使用那些旧方法而陷入停顿的状态,并罗列他对新开端的几条建议。其次,他将尝试一种新的“科学类别”,并据此对每门科学的材料进行整理归纳并列举出其中未解决的问题。第三,他将描述一种新的“解释自然”的方法。第四,他将从繁忙的工作中腾出时间来进行实际的科学实验,探索“自然现象”。第五,他将展示“理性的阶梯”,通过它们,过去的作家们逐渐靠近正在成形的真理,这些真理已然超出了中世纪烦琐的背景。第六,他将尝试为某些科学结果做“预测”,他坚信只要运用他的方法,就一定能达到目的。最后,他将为《第二哲学》(或《应用哲学》)描绘一座乌托邦,它将从之前铺垫的科学中孕育而出,而他希望自己能成为这一切的先知。以上的一切将构成“哲学的伟大复兴”[60]

[83]见《论说文集》中的《论掩饰》和《论辞令》。

在众多成就当中,他的心不自觉地与哲学融为一体。哲学是他昔日青年时的保姆,今日官场上的伴侣,来日监狱中和落魄时的慰藉。他为哲学陷入了他所认为的坏名声而惋惜,并且谴责那种尖酸刻薄的经院哲学。“人们极容易因它周围弥漫的争议和谣言而轻视真理,并以一种从未有过的错误态度来看待这些纷争。”[57]“科学……几乎停滞了,得不到任何有益于人类的观点或论点……而学校的一切传统和延续都仍旧属于大师和学者,无关创造发明者……现在科学所做的只是在原地打转和无休止地辩论,最终又回到了起点。”[58]在仕途得意之时,培根一直在斟酌复兴、重构哲学。[59]

[84]《学术的进展》,第8卷,第2节。

四、伟大的复兴

[85]《学术的进展》,第1卷,第81节。

和亚里士多德一样,他也对如何避免革命提出了一些忠告。“防止叛乱最稳妥的办法……便是消除其根源;因为如果有了燃料,那么将很难判断火花会从哪儿迸发出来,继而引发大火……用过于严厉的手段压制言论不是解决矛盾的良方,因为蔑视它们往往是最有效的遏制策略,而四处奔走、企图消灭它们的举动反而会使好奇心增强……叛乱的根源有两种:太多的贫穷和太多的不满……叛乱的起源和动机是:宗教改革、税收、法律和风俗的变更、特权的废除、广泛的欺压、小人得志、异族侵略、物资匮乏、散兵游勇、党阀争斗,以及其他一切触犯了整个民族并使他们为了同一个目标而联合起来的事情。”当然,多数领袖的方针是:分化敌人,团结朋友。“通常,分化和破坏一切反政府派系,将它们彼此分开一段距离,或者使它们互相不信任,都是不错的方法;因为假使赞同政府的团体间充满意见和分歧,而反对势力却团结一致,形成整体,那将是极其危险的处境。”[50]避免革命更好的方法是均分财富:“金钱如粪土,不散发出去就毫无益处。”[51]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或者民主制度。培根不信任民众,他们在他那个时代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最低等的谄媚就是平民的恭维。”[52]“福基翁[53]做得对,当他被群众赞颂时,他问道:我做错了什么?”[54]培根想要的首先是拥有土地的自耕农,然后是负责管理的贵族阶层,最后,也是最上层的,就是“哲学王”。“几乎毫无例外地,任何由学识渊博之士管控的政府无不繁荣兴盛。”[55]他提到了塞内加、安东尼·庇护[56]和奥勒留;他希望后人也能将他的名字加入这些人的行列中去。

[86]《学术的进展》,第1卷。

《论说文集》在政治上提倡一种保守主义,这对一个渴望统治的人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君主制是政府的最佳形式,而国家的行政效率通常与权力的集中程度成正比。政府中“有三项事务”,“准备、辩论或检查、完成(或称执行)”。“其中,如果你希望进行人力的分配,那么将中间那项交给多数人去做,第一项和最后一项则只交付给少数人。”[47]他是个坦率的军事主义者,他谴责工业的成长将人改造得不再适合战争,并且哀悼长久的和平已将人们心中的斗志消磨殆尽。不过,他也承认原材料的重要性,“梭伦对克罗伊斯[48]说得好(当后者向前者炫耀地展示自己的金子时):‘阁下,如果再来一人,他拥有的铁比你的更多,那么他将是这些金子的主人了。’”[49]

[87]《学术的进展》,第8卷,第2节。

在《论青年与老年》一文中,他将一本书浓缩为一个段落。“青年更适合发明创造,而非判断抉择;更适合付诸行动,而非商讨咨询;更适合新奇工程,而非既定业务;因为随着年龄增长而积累的经验,在面对其理智范围内的事物时会起到引导作用,但在面对新鲜事物时,反而会产生误导……青年人在处理和管控行为时,大包大揽下的比能抱得住的多,惊扰到的比能安抚的多;飞速前往目的地的过程中往往不考虑手段和程序,执着地追求某些鲜见和偶然发现的原则;不考虑(他们如何)实现创新,从而引发未知的麻烦……老年人反对太多、考虑太久、冒险极少、懊悔太快,很少能将事情发挥到极致,而满足于自己取得的一点点成绩。当然如果能两者并用是最好……因为两者能够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然而他也认为,青年和少年可能因获得了过多的自由,而变得放荡不羁。“父母应尽早选择他们的孩子今后应当从事的职业或事业,因为那时的孩子是最容易塑造的;不要过多地放纵孩子的天性,以为他们最喜欢的就能做得最好。确实,如果孩子的喜爱和天赋足够出众,那么最好不要妨碍他们;然而一般说来,毕达哥拉斯的戒律是有益的:选择最好的。”[45]——习惯会让它变得舒适和容易,因为“习惯是人生的主法官”[46]

[88]《学术的进展》,第1卷。

相比爱情,他更看重友谊,尽管他保持着对后者的怀疑。“世上鲜有真正的友谊,尤其是在地位相等的人之间,但它常常被夸大。友谊存在于上下级之间,因为两方能做到各取所需、互利共赢……友谊最主要的益处在于释放心中的愤懑郁气,它们是由各种情感引发和诱导的。”朋友就是耳朵。“那些希望朋友能够敞开心扉、坦诚相见的人其实是自己心灵的吞噬者……那些头脑中充斥着各种思想的人,他的智慧和领悟力能够在与他人的交谈中变得愈加清晰,甚至迸发灵感;他能够更加灵活地指挥自己的思想,他能够更加有序地指引它们前进;他能够监控自身的思想通过语言向外表达的进程;最后,他能够超越自己,变得更加聪慧。由此可见,一小时的交谈远胜过一整天的沉思。”[44]

[89]尼克尔,《弗朗西斯·培根》,第2卷,第4节。

但是,培根在神学和伦理学方面的价值低于其在心理学上的成就。他是一位不受蒙骗的人性分析师,并将手中的利箭射进每个人的心中。即使是最陈旧无味的题目在他那里也能令人耳目一新。“男人一结婚,马上就成熟七岁。”[41]“常见的是坏丈夫都有个好妻子。”(培根是个例外。)“单身生活适合牧师,因为慈善之流如果要先填满一座池塘,将几乎不可能再用来浇地了……如果他有妻有儿,就等于向命运交托了人质;因为他若要达成大业,无论善恶,妻儿总是障碍。”[42]培根似乎工作太过勤奋以至于没有时间恋爱,或许他从未深刻地感受过爱。“要谈谈这样一种过度的感情是件很奇怪的事……从没有一个骄傲的人会荒谬到将自己想象成如情人眼中的自己那般美好……你可能会发现,在众多伟大和实现了自身价值的人当中(不论古今,只要是我们还记得的),没有一个是为爱而痴狂的;这说明,伟大的精神和事业能杜绝这种柔弱的感情。”[43]

[90]《新工具》,第1卷,第113页。

他的宗教信仰与英国国王一样,极具爱国主义精神。尽管他不止一次被指责为无神论者,尽管他哲学的主流思想是世俗和理性主义,他雄辩有力并且十分真诚地否定了无信仰之说。“我宁愿相信《圣经故事集》《塔木德经》[38]和《古兰经》中的所有寓言,也不愿相信这个宇宙中没有丝毫理性存在……略懂哲学往往使人倒向无神论,但深究哲学却使人的心灵靠近宗教,因为当人的心灵只顾着看那些分散四处的次要原因时,它有时会迷失其中而停滞不前;但当它能够抓住这些次要原因背后的主链条,将事物统筹、串联起来,那么它将插上翅膀,飞往天意和众神。”[39]对宗教的漠视产生自其派系的过于庞杂。“引发无神论的原因是宗教内部的分歧太多;因为每一次分歧都增加了双方的狂热;而许多分歧本身就引入了无神的观点……最后,无神论缘于学术清明,尤其是和平繁荣的时代;因为动荡和挫折更使人的心灵屈从于宗教。”[40]

[91]《新工具》,第1卷,第113页。

《论说文集》的道德哲学观带有马基雅维利而非基督教的意味,尽管它向后者表达了许多精明的敬意。“我们应该感激马基雅维利和其他同类作家,他们公开、不加掩饰地宣布了人们事实上的所作所为,而不是他们应该做什么;假如没有对性本恶的预先认识,要将蛇的智慧与鸽子的纯真结合起来是不可能的;没有这种知识,美德就暴露无遗且毫无戒备。”[35]意大利人有句不太雅的谚语:“他是个大好人,好得一无是处。”[36]培根将自己的说教与实践结合在一起,并建议把虚伪与诚实聪明地混合起来,就像合金可以既保留较纯、较软金属的特性,又能延长保存时间。他渴望一种充实而又丰富多彩的人生,能够与一切开拓眼界、深邃思维的事物接触。他并不倾心于纯粹的沉思生活,跟歌德一样,他鄙视不导向行动的知识:“人们应该知道,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只有上帝和天使是纯粹的旁观者。”[37]

[92]《学术的进展》,第2卷,第1节。

那我们能从这些萃取过的智慧中提取些什么呢?或许最好的出发点和对中世纪哲学风尚最显著的偏离,就是培根对伊壁鸠鲁伦理学的坦然接受。“那种哲学程式,即‘不用则不求,不求则不惧’,显示的是一种软弱、害羞和胆怯的心灵。确实,哲学家的大多数教义都不值得信赖,它们对人类的关注超出了事物实际需要的限度。它们提供了抵抗死亡的药方,却使人对死亡更加恐惧;因为它们将人的生命仅仅视为死亡前的准备和训练,如此,在面对敌人无计可施时,敌人不可能不显得可怕。”[32]没有比斯多葛派的禁欲主义更损害健康的了;假若对生活的兴趣早已丧失殆尽,心如死灰,为什么还要苟延残喘呢?另外,这种哲学根本也是行不通的,因为本性终将胜出。“本性往往是隐藏着的,有时它被克服了,但很少能被灭绝。禁锢只会使本性变本加厉地反击,教义和训话使本性有所收敛,而习俗只能改变或弱化本性……但是,人不能过于相信自己对本性的胜算,因为本性可以长期潜伏,一有机会或诱因便会复苏。就像《伊索寓言》中那只猫,虽然变成一位少女,文静端庄地坐在桌子的一端,到了一只老鼠在她面前跑过便按捺不住了。人应该要么完全避免这种情况,要么经常遇到这种情况,这样他才能做到不为所动。”[33]培根确实认为,身体应该习惯于放纵如同习惯于节制一般,否则,一时的不节制就可能引发大的毁灭。(因此,一个吃惯了干净、易消化的食物的人,一旦由于遗忘或其他生活必需无法得到这种完美食物时,便很容易生病。)然而“快乐宁要多样,也不要过度”,因为“年轻时本性的力量经得起多次的放纵,但这些都是年老时要归还的债务”[34];年轻时的代价要待成熟之后来偿付。通往健康的辉煌大道是一座花园,培根同意《创世记》作者所言:“万能的上帝首先种下一座花园”;他也赞同伏尔泰所说,我们必须精心耕耘我们的后花园。

[93]《学术的进展》,第1卷。

当然,《论说文集》必须归于值得咀嚼和品味的那一类书。你很少能发现在这样小的一个盘子里,盛放着如此多做工精美、调味丰富的食物。培根厌恶无谓的铺陈,不屑于多费一字;他的每一小段文字都呈现给我们无尽的宝藏;他的每一篇文章,虽只有一两页篇幅,却向我们展示了一位伟人关于人生种种重大问题的见解之精华。很难说内容和形式谁更出众,因为他的散文式语言就好比莎士比亚的诗词,无与伦比。他的文风又似塔西佗[30],刚健有力、紧凑精彩;确实,他的简洁行文得益于对拉丁成语和习语的使用。然而,其中丰富的隐喻却是伊丽莎白时期的典型特点,折射着文艺复兴的光彩;英语文学史上没有第二人能创造出如此韵味深厚而又言简意赅的文字了。对它们的过分修饰却也是培根写作风格的一个缺陷:无休止的隐喻、寓言和暗语反复击打着我们的神经,并最终让我们不耐烦。《论说文集》就像一份味美量大的食物,一次吃下太多会无法消化;但若每次进食四五小份,那它们绝对是最有营养的英文滋补品。[31]

[94]《学术的进展》,第2卷,第1节。

他最优美的文学作品《论说文集》(1597—1623)表明他挣扎在政治和文学这两位爱人间,难以抉择。在《论荣誉与名声》中,他将各种等级的荣誉都献给了政治和军事成就,没留一点儿给文学或哲学。而在《论真理》中,他又写道:“探索真理,即哄它开心或向它求爱;认识真理,即赞颂它;相信真理,即享受它;这些是人类天性中至高无上的善。”通过阅读书籍“我们与贤人交谈,而通过行动我们则和傻子对话”。这就是说,我们得懂得如何选择自己的书籍。对此,他有一段著名的话语:“有些书只可浅尝辄止,有些书应该囫囵吞下,有些书则得细细咀嚼、慢慢品味。”无疑,这些不同种类的书只是浩瀚无际、奔流不息的笔墨海洋、奔流中的一粟,而我们的世界却每天浸泡其中,被污染乃至被淹溺。

[95]麦考莱,《论文集》,第3卷,第92页。

我的赞颂只献给心灵本身。心灵即人,知识即心灵;一个人是什么取决于他知道什么……难道情感的快乐不比感官的快感更加强烈,理性的愉悦不比情感的快乐更加强烈吗?难道不是只有真实并且自然的快乐才会使人不知疲倦吗?难道不是只有知识才能清理心中的所有困扰吗?有多少东西是我们以为并不存在,其实却真实存在的呢?又有多少东西是我们高度重视、倍加珍惜,甚至超过了它的真实价值的呢?这些虚幻的臆想,这些欠妥的评估,是错误的阴云,最终将化作烦恼的暴风雨。难道没有一种能使人的心灵凌驾于这些困扰之上、使他尊重自然的秩序和人所犯的错误的幸福吗?难道只有这么一种观点,只谈享乐而不谈发现,只谈满足而不谈福祉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发掘大自然宝库中的种种财富,就像弄清楚自家店铺中美丽的东西一样吗?真理难道是荒芜的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凭借它生产出具有价值的财富,从而赋予人类生活以无穷无尽的物品吗?

[96]《学术的进展》,第5卷,第1节。

培根的升迁看上去是实现了柏拉图的“哲学王”梦想。因为在一步步向更高政治权力攀爬的过程中,他也逐渐到达哲学的顶峰。很难想象,这样渊博的学识和宏大的文学成就,只是他惊心动魄的政治生涯的一些插曲和消遣。隐居生活最好——这是他的格言。而他似乎并不确定自己到底是更喜欢静思还是活跃的生活方式。他希望能像塞内加那样,当哲学家的同时兼任政治家;尽管他怀疑这种方向不同的生活会缩短他的前程,削弱他的成就。他写道:“将每日的沉思与活跃的生活结合起来,或是退休后全身心地投入沉思,很难说究竟谁更有害或阻碍心灵的成长。”[26]他认为,学习不能是唯一的目的,它自身也算不上智慧;知识不运用于行动便只是苍白无力的学术虚荣而已。“投入过多的时间在学习上是懒惰,将学到的知识过多地用于装饰是虚伪,全凭书本上的教条下决断是学究气……手工业者讨厌学问,头脑简单之人敬仰学问,而真正有智慧之人运用学问;因为学问本身并不教你如何运用,而需要一种脱离它、超越它、由观察得出的智慧。”[27]这是一个新的标签,它标志着经院哲学的终点——即知识从应用与观察中分离出来——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了经验和效果上,这是英国哲学的典型特征,并最终在实用主义那里达到顶峰。这并不是说培根一度放弃了对书籍或沉思的热爱,在一篇缅怀苏格拉底的文章中他写道:“若无哲学,我无意生存。”[28]他将自己描述成终究“是个更适合从事文学而非其他任何职业的人,却生而受了命运的摆布,违背了自己的天赋”(即秉性),“而积极活跃地生活着”。[29]他的第一部出版物就叫作“知识的颂歌”(1592),其中展现的对哲学的热忱必须以引言表述:

[97]《自然的解释》。

三、《论说文集》[25]

[98]孔狄亚克(1715—1780),法国哲学家,感觉主义心理学的代表。——译注

埃塞克斯被判有罪,处以死刑。培根在这次审判中的角色一度使他不受欢迎;自此以后,他便生活在一群宿敌的包围中,这些人总在伺机毁掉他。贪得无厌的野心使他总也不得安生;他从不满足,入不敷出的情形已有一年甚至更久。他挥霍无度,铺张炫耀对他而言是一种权术。四十五岁时他结婚了,婚礼奢华至极,花去了新娘嫁妆的一大部分,而这嫁妆本是那位小姐的魅力之一。1598年他因债务被捕。尽管如此,他在官场上继续前进。多才多艺而又知识渊博的他是每一个重要委员会中举足轻重的成员;渐渐地,更高的职位对他敞开了:1606年,被任命为副检察长;1613年,升为检察长;1618年,五十七岁时,他终于成为大法官。

[99]《新工具》,第1卷,第41节。

一位极有权势的朋友对他很是慷慨——这就是英俊的埃塞克斯伯爵,伊丽莎白女王爱这位伯爵,却未能如愿以偿,于是便怀恨在心。1595年,埃塞克斯为培根谋求一个政治职位未能成功,作为补偿,便将一座位于特维克纳姆的美丽庄园赠给他。这是一份厚礼,人们以为这下可以把培根紧紧拴在埃塞克斯身边了,实则不然。几年后,埃塞克斯阴谋策划将伊丽莎白软禁起来,并推选她的继任者登上王位。培根一封接一封地写信给他的恩人,抗议这一叛变行为;埃塞克斯一意孤行,培根警告说,自己将把对女王的忠诚置于对朋友的感恩之上。埃塞克斯铤而走险,但失败了,自己也被逮捕。培根在女王面前反复为埃塞克斯求情,以至于女王最后只得命令他“谈点别的话题吧”。后来埃塞克斯暂时获释,便再次招兵买马,进军伦敦,试图煽动群众的革命情绪。培根气愤地与之抗争。与此同时,培根已在国家检察院谋得了一个职位,埃塞克斯再次被捕,并以叛国罪接受审讯,培根参与了对他这位慷慨朋友的起诉。[24]

[100]《新工具》,第1卷,第45节。

最终,培根在没有贵人相助的情况下爬上来了,尽管每走一步都得耗费许多年。1583年,作为汤顿地区的代表他被选入议会;他的选民十分喜爱他,于是他在选举中一次又一次连任。辩论时,他简明扼要、语言生动,是一位不使计谋的雄辩家。本·琼森说:“没有人比他说得更简洁、更概括、更有力,或者比他更少说空话和陈词滥调了。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具备独特的魅力。他的听众不敢咳嗽或斜视,唯恐遗漏任何内容。他的演说也是一种发号施令……没有人比他更能感染听众。听众们所担心的,就是他将结束演说。”[23]多么令人嫉妒的演说家啊!

[101]《新工具》,第1卷,第46节。

尼古拉斯·培根勋爵于1579年溘然长逝。他原计划为培根提供一笔资产,但是死亡赶在了计划之前。年轻的外交官在被急匆匆召回伦敦时发现,十八岁的自己成了一个失去父亲且身无分文的人。他早已习惯了那个时代各种各样的奢华,发觉自己很难忍受眼下的清贫生活。他一边学习法律,一边再三恳求他那些显赫的亲戚为他谋一份官差,以使他不再为经济状况担忧。然而他那些几近乞求的信函收效甚微,不论它们在文辞上多么优美、多么富有活力,也不论它们的作者是多么的有能力。或许正是因为培根没有低估自己的才能,并将获得官职看作自己的使命,以致伯利伯爵未能给他理想的答复;也或许是这些信件过多地表白了作者对这位值得尊敬的伯爵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忠诚:政治如同恋爱,不能将自己全盘托出;一个人应该时时付出,但任何时候都不能付出全部。感激因期待而更加真挚。

[102]《新工具》,第1卷,第63节。

但是,我的出身、抚养和教育通通将我引向政治,而不是哲学:事实上,我从小就浸染在政治中。与许多年轻人一样,我时常因头脑中不同的观点而摇摆不定。我还感到,为国家担负义务是我最特殊的使命,这是生活中其他职责所不能比拟的。最后,我心怀一线希望,如果我能够在政府中担任一定的官职,那么我就可能获得稳固的帮助和支持,以助我一臂之力,完成我命中注定的使命。出于以上动机,我投身于政治了。[22]

[103]《新工具》,第1卷,第49节。

因为我确信自己生来是为人类服务的,并且认为照料公众福利的举动属于公共权力范围,对所有人公开,就像水和空气一样。于是我扪心自问:什么最有益于人类?怎样的工作性质最符合我的天性?当我四下搜寻时才发现,任何工作都比不上技术进步和发明创造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更显著……最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能够成功——不仅仅是在某一项特殊的发明创造上,不管它多么有用——而是在自然界点亮一盏明灯,起初它会照亮人类现有发现的边界,当升得更高时,它便会将黑暗中的每一个角落、每一条缝隙都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在我看来,这样的发明者才称得上是宇宙中人类王国的开拓者、人类自由的捍卫者和禁锢人类发展种种必然性的终结者。此外,我发觉自己的天性尤其适合对真理进行深思熟虑。因为我的头脑足够机敏,能够一下子发现那最重要的因素——我指的是对共性的辨认——而同时又能够足够稳重,专注地观察那些细微的差别。我拥有钻研的热情,能够不匆忙下结论,乐于沉思,谨慎抉择,敢于承认并改正错误,整理思绪一丝不苟。我既不沉迷于猎奇,也不盲目崇敬古迹。欺骗更是为我所不齿。综合以上几点原因,我认为我的天资和性格与真理确有些亲近和关联。

[104]《新工具》,第1卷,第58节。

培根十二岁时被送进剑桥三一学院。他在那儿待了三年,离开时对学院的课程和教学方式厌恶至极,对亚里士多德的教条更是反感,决心将哲学引上一条更具成效的道路,即使它从学术辩论转向对人类福祉的启迪和增进。尽管只是个十六岁的少年,他却被任命为英国驻法国大使的随员。仔细斟酌利弊得失之后,他接受了这项使命。在《自然的解释》的序言中,他写到了这次从哲学转向政治的重大决策。这是一段不可不读的独白:

[105]《新工具》,第1卷,第104节。

然而真正造就培根一番伟大成就的是伊丽莎白时期的英格兰,这个近代最强大国家最辉煌的年代。美洲的发现使当时的贸易中心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也使大西洋沿岸的几个国家——西班牙、法国、荷兰和英国——在商业和金融领域的地位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这一地位此前一直为意大利所拥有。那个时候,半个欧洲还只能以她为进出东方的港口。随着这一变化,“文艺复兴”也从佛罗伦萨、罗马、米兰和威尼斯转至马德里、巴黎、阿姆斯特丹和伦敦。1588年,西班牙海军遭受毁灭性打击,英国商业逐渐遍布每一片海域,城镇在家庭手工业的带动下欣欣向荣,水手们环游地球,船长们征服美洲。文学在斯宾塞的诗歌和西德尼[19]的散文中开花结果,戏剧舞台上则涌现出莎士比亚、马洛[20]、本·琼森[21]及其他上百位朝气蓬勃的剧作家。在这样一个年代、这样一个国家,任何人只要是块金子,就不可能不发光。

[106]《新工具》,第1卷,第56节。

培根于1561年1月22日出生在伦敦约克府,这里是他父亲尼古拉斯·培根勋爵的住所。在伊丽莎白执政的最初二十年,尼古拉斯·培根一直负责掌管王印。麦考莱这样说道:“父亲的声威被儿子的名望遮盖了。不过尼古拉斯勋爵绝非一般人。”[18]这其实也是可以推测出的,天才是一个顶点,它由一个家族的才智逐渐堆砌而成,而天才的后代又逐渐归于平庸。培根的母亲是安妮·库克夫人,她的姐夫是威廉·塞西尔勋爵,即伯利伯爵,此人是伊丽莎白的财政大臣,在英格兰地区极有权势。她父亲曾是英王爱德华六世的主要家庭教师;她本人是一名语言学家和神学家,但并不热衷于用希腊文与大主教们书信往来。她亲自教育儿子,并为之呕心沥血。

[107]《新工具》,第1卷,第43节。

二、培根的政治生涯

[108]《新工具》,第1卷,第44节。

经过一千多年的辛苦耕耘,大地终于又重新迎来鲜花遍地;商品成倍增长并有所余裕,从而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在贸易兴起的地方又建起了一座座大城市,人们互相合作,培植文化,重建文明。十字军打开了通向东方的大门,奢侈品与异端思想不断涌入,使得禁欲主义与僵化教条注定要被取代。廉价的纸张从埃及流入,取代了昂贵的羊皮纸,使得学习不再是由神父们垄断的特权;印刷术早就在等待便宜的媒介,此时便如炸药一般一触即发,到处扩散着它那既具摧毁力又具澄清力的力量。勇敢的航海家们在指南针的武装下,在茫茫大海上冒险探索,克服了人们对于地球的无知;耐心的观察家们在望远镜的帮助下,在教条的束缚之外冒险探索,克服了人们对于天空的无知。在大学学堂里,在寺院里,在各个隐居的寓所里,人们停止争辩,开始了探索。在迂回曲折中,致力于从普通金属中提炼黄金的炼金术逐渐变成了化学;从占星术中,人们将探索的触角伸向了天文学;从能说话的动物寓言中,发展出了动物学。这一系列的觉醒始于罗杰·培根[15],在达·芬奇(1452—1519)那里得以发展;其巅峰时期则包括天文学界的哥白尼(1473—1543)、伽利略(1564—1642),电磁学领域的吉尔伯特(1544—1603)、解剖学领域的维萨里(1514—1564)以及血液循环领域的哈维(1578—1657)。随着知识的增长,恐惧在消减;面对未知人们不再盲目崇拜,而更多的是想要征服。每一个充满活力的心灵都被注入了新的自信,障碍已被推翻,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够限制人们大有作为。“那些小小的帆船,就像天上的星辰一样,也能绕着地球航行,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幸运。我们理应在前人声明‘切勿逾越’的地方‘继续前行’。”[16]这是一个充满成功、希望和活力的时代,在每个领域都将有新的开始和进展;这个时代正期待着某个声音,某个综合一切的灵魂来总结它的精神和决心。这个人就是弗朗西斯·培根,“现代最强有力的思想家”[17],他“摇着铃铛将各路睿智之士召集在一起”,并宣布,欧洲已经成年。

[109]《学术的进展》,第5卷,第2节。

在最初的几个世纪里,教会得到皇帝们的支持;但教会逐渐吞噬了皇帝的权力,并在数量、财富以及影响力等方面迅速发展壮大。到公元十三世纪,教会已经控制了欧洲三分之一的土地,[14]口袋里塞得满满的全是富人与穷人们的捐款。借助其经久不变的教义的魔力,教会将欧洲大陆上的民族团结在一起达一千年之久;教会组织如此庞大且太平,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但是,这种团结,正如教会所设想的那样,需要一种共同的信仰,这种信仰有一种超自然的约束力,不因时间而改变或衰落;因此,这些明文规定的教条就像硬壳一样紧紧地束缚着中世纪欧洲尚未发展成熟的思想。正是在这种教条的钳制下,经院哲学狭隘地从信仰转向理性,又从理性折回到信仰,在未经批判的假定与可以预料的结论中兜圈子。十三世纪,整个基督教世界被亚里士多德哲学的阿拉伯文和犹太文译本震惊,且激动不已;但教会的力量仍足以稳住形势,借助托马斯·阿奎那和其他人之手将亚里士多德改头换面扮成中世纪神学家。结果十分精妙,但毫无智慧可言。正如培根指出的:“人的智慧与思想,如果作用于外在事物,则将受制于材料;但如果作用于自身,就像蜘蛛织网一样,将源源不断织出知识之网,此项工作虽然精妙,却缺乏实质性的益处。”欧洲的心智早晚会挣脱这硬壳的钳制。

[110]《新工具》,第1卷,第84节。

与此同时,历史正在进入新的场景。卢克莱修有一段令人关注的文字,文中他将罗马帝国农业的衰落归结于其土地的耗竭。[13]不管原因是什么,昔日富强的罗马已趋于贫穷,制度面临瓦解,权力与自尊已变为衰落与麻木。城市退化成毫无特色的穷乡僻壤,道路年久失修,再也见不到热闹的集市;颇有教养的罗马小家族的繁衍远远比不上那些年复一年穿越边界进入罗马、缺乏教育却强健有力的日耳曼族系;异教信仰让位于东方宗教;一步一步地,罗马帝国逐渐沦入教皇制度。

[111]《新工具》,第1卷,第82节。

如果这是伊壁鸠鲁信徒的精神,那么想一想像奥勒留与埃皮克提图这样鲜明的斯多葛派信徒身上令人振奋的乐观主义精神吧。在所有文学作品中,除了皇帝奥勒留的《沉思录》,再也找不到比奴隶爱比克泰德的《论说》更令人沮丧的了。“去追求那些本就会发生的事情,而不是选择追求你希望发生的事情,这样你将生活得很顺心。”[10]毫无疑问,抱着这样的心态就能主宰未来甚至宇宙。有这样一件事:埃皮克提图的主人一直虐待他,有一天,他为了打发时间不停地拧埃皮克提图的腿。埃皮克提图平静地说道:“如果您继续拧,我的腿会断掉。”主人并没有就此停手,而他的腿最终被拧断了。埃皮克提图和蔼地评论说:“我不是告诉过你,这样会拧断我的腿吗?”[11]——这种哲学里面有一种神秘的高尚情操,正如某些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和平主义者身上那种沉静的无畏。“无论如何都不要说我失去了某个东西,我只是将它还回去了。你的孩子死了吗?——他不过是回去了。你的妻子死了吗?——她不过是回去了。你的财产被剥夺了吗?——它不也是被还回去了而已吗?”[12]在这些段落里面,我们能感受到它与基督教十分接近和它的不屈不挠的殉道精神。的确,难道基督教的克己理论、基督教几乎共产主义式的世界友爱大同的政治理想以及整个世界将终于大火灾的基督教末世论等,不都是漂浮在思想长河中的斯多葛派学说的片段吗?在埃皮克提图身上,希腊罗马式的灵魂已经失去它的异教精神,并准备好了接受新的信仰。他的书籍也被早期的基督教教堂尊为宗教课本。这些《论说》以及奥勒留的《沉思录》距离《效仿基督》仅一步之遥了。

[112]《新工具》,第2卷,第20节。

国家也像个体一样,逐渐成长,也终将消亡:“有的国家强盛了,有的国家衰落了,短短的时间内,物种发生了变化,像接力赛跑一样将生命的火炬传递下去。”面对战争和不可避免的死亡,没有别的智慧,只有心态平和——“心平气和地看待一切事物”。很显然,这时候昔日异教徒的享乐主义已经消失,而一种几乎是来自异域的精神笼罩着这把破旧的竖琴。历史如果失掉幽默色彩便会一无所有,但也从未开过这么大的玩笑,把这样一位崇尚克制、书写史诗的悲观主义者冠以伊壁鸠鲁信徒之名。

[113]《新工具》,第2卷,第13、17节。

地球在远古时期也试图培育许多怪物,有着怪异的面孔与肢体……有些没有脚,有些没有手,有些没有嘴,有些没有眼睛……诸如此类的各种怪物,地球都会培育出来,但以失败告终;因为大自然阻止了他们的增加,他们无法达到期盼已久的风华正茂期,或者找不到食物,或者无法实现婚姻的联合……许多生命的种族在那时一定就已经灭绝,无法继续繁衍后代。在所有我们见到的还存活着的生物中,每一个种族自存在伊始就都有各自独特的技能、勇气或是速度,用以保护自己……那些未能被大自然赋予这些品质的生命便会成为其他物种的猎物,直到他们这一类物种灭绝。

[114]《新工具》,第2卷,第2节。

除了天体的进化和毁灭,还有物种的起源和消亡。

[115]《世界史纲》,第35章,第6节。

舞动着银色的镰刀割出另一片海湾[9]

[116]《世界史纲》,第35章,第25节。

这些地方将由别的海洋相继

[117]德雷克(1540—1596),英国海军上将,伊丽莎白时期最著名的航海家。——译注

远去;那些月亮般的细沙抛却了它们的栖身地

[118]《新大西岛》,第20页;剑桥大学出版社,1900。

世事无常。海洋在缥缈的雾霭中

[119]《新大西岛》,第21页。

消散。每时每刻,你便以此种方式,不断消散

[120]《新大西岛》,“序言”,第25页。

一样在流动中形成,也将一样在流动中

[121]《新大西岛》,第34页。

在所有星系的星球里,它算最小的

[122]参见1923年5月2日的《纽约时报》,一个军政部门的化学家写的运用军用瓦斯治疗疾病的报告。

你啊,地球——你的王国、大陆和海洋——

[123]《新大西岛》,第24页。

都将逐渐重回到永恒的流动状态

[124]《论文集》,第3卷,第471页。

自外形中呈现;甚至连这些星系以及众星辰

[125]杰·姆·罗伯逊在《弗朗西斯·培根哲学著作集》“序言”(第7页)中引用。

我看见众星辰,看见其体系

[126]《学术的进展》,第4卷,第2节。

原子汇聚成星球,或慢或快地下降

[127]《迷宫之线》书末。

渐渐消散,不再是我们所知的样子

[128]第谷(1546—1601),丹麦天文学家。——译注

直到我们认识并为之命名。他们

[129]《十四行诗》,第15首。

碎片连着碎片;万物由此生长

[130]考利(1618—1667),英国诗人和小品文作家。——译注

没有一件事物常在,一切都在流动变化之中

[131]麦考莱,《论文集》,第3卷,第491页。

公元前146年,罗马人进犯希腊,发现这两个对峙的学派将哲学领地一分为二;由于既没有闲情也缺乏敏感思考的能力,他们于是将这两个哲学流派同其他掠夺品一起带回了罗马。伟大的组织者,同无可幸免的奴隶们一样,倾向于斯多葛派的心态:对于一个敏感的人来说,无论是做主人还是做仆人都是困难重重。因此,罗马的哲学,无论是皇帝马可·奥勒留[6]还是奴隶爱比克泰德[7],大都属于芝诺学派;甚至卢克莱修都以斯多葛的方式谈论伊壁鸠鲁主义(就如海涅所说的英国人悲伤地享乐一样),并且以自杀结束了他关于快乐的严肃宣传。他的宏伟史诗《物性论》[8]遵循伊壁鸠鲁的做法,以隐约的赞美来谴责快乐。他几乎与恺撒和庞培生于同一时代,处于骚乱与惊恐的水深火热之中;他那紧张不安的笔下永远是为安宁与和平祈祷的人们。有人把他形容为一个胆小的灵魂,年少时被笼罩在宗教的恐怖阴影之下;因为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诫读者,除了现世,世上没有地狱;除了生活在理想化的伊壁鸠鲁式花园里那些做派绅士而不问世事的人,这世上也没有任何神灵。对于罗马人逐渐热衷的对天堂与地狱的宗教崇拜,他以冷漠无情的唯物主义予以反击:灵魂、思想与身体一同诞生、一同成长,一同经历苦痛,并一同消亡。除了原子、空间与法则,任何事物都是不存在的;而法则中的法则便是:进化与毁灭无处不在。

[132]尼克尔,《弗朗西斯·培根》,第2卷,第235页。

这样一种理论向苍天呼唤能与之匹敌的对手,伊壁鸠鲁应声而出,尽管在生活中,他自己同芝诺一样也是个斯多葛派。费内隆[4]这样描述伊壁鸠鲁:“他买了一座美丽的花园,亲自耕耘。他在那里办学,与他的门徒过着舒适愉快的生活,并在散步与劳作中教导他们……他对所有人都既温和又友善……他认为没有什么比投身于哲学更高尚了。”[5]他的出发点便是坚信冷漠无欲是不可能的,只有快乐——尽管不一定是感官上的快乐——才是生活与行动唯一可能而且合理的目标。“大自然引导每一种生物体喜欢自己所爱好的更甚于其他任何爱好”;——即便是斯多葛派成员也能在恬淡寡欲中找到一种微妙的快乐。“我们不必逃避快乐,但是必须选择快乐。”然而伊壁鸠鲁并不是享乐主义者,他追求智力上的欢愉而非感官上的快乐;他警告人们要提防那些刺激和干扰灵魂的快乐,快乐本应使灵魂得到安宁与平和。最后他建议,不要追求通常意义上的快乐,而要追求心神安宁——宁静、平和、泰然自若;所有这些都在芝诺的“冷漠无欲”边缘徘徊。

[133]《新工具》,第1卷,第129节。

芝诺把他的“冷漠无欲”哲学建立在决定论的基础之上,而另一位后来的斯多葛派成员克吕西波斯认为很难将决定论同东方的宿命论区分开来。当不信奉奴隶制的芝诺某天因为一点过失而痛打他的奴隶时,奴隶平静地向他申辩道,根据他主人的哲学,他是注定要犯这个错误的;对此,芝诺以哲人的镇静回答道,根据同样的哲学,他,芝诺,也注定要为了这个错误而痛打他。正如叔本华认为个人意志无法战胜宇宙意志,斯多葛派认为,人们为生存而作的斗争注定最终要极不公平地归于失败,在这样的情况下,冷漠无欲是唯一合理的生活态度。如果胜利根本无法实现,那么就应该对其不屑一顾。获得平和的奥秘在于:不强求成就能完全满足欲望,而应将欲望降低到与成就持平。罗马的斯多葛派成员塞内加(逝于公元65年)说:“如果你对所拥有的永远不满足,那么即便你拥有了整个世界,你还是会觉得痛苦。”

[134]《论说文集》中的《论高位》。

这些道德理论的自然对立对希腊人来说并不新鲜。人们在忧郁的赫拉克利特与“爱大笑的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之间早已发现这种对立;还曾看过苏格拉底的学生们分成以安提西尼为首的犬儒派和以亚里士蒂帕斯为首的昔勒尼派,一方颂扬冷眼旁观,另一方歌唱快乐幸福。但对这些在当时几乎都是外来的思维方式,作为宗主国的雅典人并不愿意接受它们。直到克罗尼亚倒在血泊之中而底比斯化为灰烬,希腊才开始听从第欧根尼;当荣耀远离雅典,她便为芝诺与伊壁鸠鲁准备了成熟的环境。[3]

[135]《弗朗西斯·培根》,第1章。

亚洲的灵魂渐渐潜入希腊疲惫的身躯,随后,各种东方宗派与信仰蜂拥而至,它们沿着这个年轻的征服者开发的通道涌入希腊,从那些断裂的矮墙处流入发展初期的欧洲思想洼地。那些源自希腊贫苦大众的神秘宗教信仰得到了发展与传播,漠然与顺从的东方精神在衰落与消沉中的希腊找到了现成的土壤。由腓尼基商人芝诺[2]介绍到雅典的斯多葛派哲学(约公元前310年)只是众多东方精神之一。无论是斯多葛学说还是伊壁鸠鲁学说——一个坦然接受失败,一个在快乐的怀抱中忘掉失败——两者都是关于在征服与奴役之下如何求得幸福的理论;恰好就像十九世纪,持有悲观的东方斯多葛主义的叔本华和持有消极的伊壁鸠鲁主义的勒南,象征着一败涂地的法国大革命与支离破碎的法国。

[136]阿谢姆(1515—1568),英国人文主义者、作家。——译注

亚历山大之死(公元前323年)加快了这一衰败进程。这位年轻的帝王,尽管一路来聆听亚里士多德的悉心教诲仍然保持着野蛮本性,却也学会了尊崇希腊的丰富文化,并梦想着在他军事扩张的胜利狂潮中将之传播到东方。希腊商业的发展以及通往小亚细亚途中希腊商埠的增多,都为希腊地区的统一并进而建立一个希腊帝国夯实了经济基础;亚历山大还希望希腊的思想能和商品一样通过这些繁荣的商埠四处传播与扩张。但是他低估了东方思想的惯性与抵抗力,也低估了东方文化的广度与深度。毕竟,希腊文明还不够成熟,且缺乏稳定性,想要把它强加在一种与之相比更源远流长的庄严的传统文明之上,还只是一个幼稚的幻想。亚细亚的广大简直让希腊相形见绌。亚历山大本人在他的全胜时期也被东方的灵魂征服:他(在几位淑女中)迎娶了大流士的女儿为妻,他采用了波斯的王冠与皇袍;他为欧洲引进了君权神授论;最终,他以庄严的东方格调宣布自己为神,让持怀疑论的希腊人惊讶不已。希腊人因此嘲讽他,亚历山大却沉醉其中。

[137]《弗朗西斯·培根》,第13页,注释。

公元前五世纪末,斯巴达封锁并攻陷了雅典城,源自希腊哲学与艺术的政治主权思想得以延续,但雅典人那活跃而独立的思想却日渐衰微。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处以死刑,雅典人的灵魂便随他一同逝去,仅仅在他引以为傲的学生柏拉图身上得以残存。公元前338年,马其顿国王菲利普在克罗尼亚战败雅典人,三年后,亚历山大将底比斯古城夷为平地,至此,雅典人无论在政权上还是在思想上的独立性都被损毁殆尽,就连品达[1]的华美颂歌也无法粉饰这一残酷事实。马其顿人亚里士多德主导着希腊的哲学思想,这也反映出希腊人在政治上受制于北方更强壮、更年轻的族群。

[138]位于泰晤士河北岸,原为王室城堡,后改为囚禁政治犯的监狱。——译注

一、从亚里士多德到文艺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