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门肯，《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哲学》，第10页；波士顿，1913。
[3]据传公元前508年，古罗马被伊特鲁里亚国王波希纳的军队包抄，罗马青年斯凯沃拉潜入敌营谋杀波希纳。但行动失败，因为他杀错了人。被捕后，他对着波希纳喊道：“我叫盖乌斯·穆丘斯，罗马的公民。我以敌人的身份来到这里，来刺杀我的敌人。我欣然接受死亡，正如我欣然地接受使命。我们罗马人是勇敢的，不幸来临的时候，我们会勇敢地面对。”波希纳听后又害怕又恼怒，他下令将穆丘斯抛进火中。穆丘斯接受了惩罚，毅然将自己的手伸进火中，丝毫不露任何痛苦的神情。波希纳被穆丘斯的勇敢所感动，便释放了他。——译注
[5]《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129页。尼采主要著作如下：《悲剧的诞生》（1872）、《不合时宜的沉思》（1873—1876）、《人性的，太人性的》（1876—1880）、《曙光》（1881）、《快乐的智慧》（1882）、《善恶的彼岸》（1886）、《论道德的谱系》（1887）、《瓦格纳事件》（1888）、《偶像的黄昏》（1888）、《上帝之死》（1889）、《瞧这个人》（1889）和《权力意志》（1889）。上述著作中，了解尼采本人最好的书也许要数《善恶的彼岸》。《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晦涩难懂，后半部分的阐述相当详细。如果说实质性内容最多的，要数《权力意志》。至今最完整的尼采传记出自福尔斯特·尼采女士。哈勒维的《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一生》，虽说篇幅较短，也还不错。萨尔特的《思想家尼采》（纽约，1917）则从学术的角度对尼采进行了阐述。
[2]列维编《瞧这个人》（英文版），第15页。
[6]《悲剧的诞生》，“导言”，第17页。
[1]引述自法盖《阅读尼采》，第71页；纽约，1918。
[7]门肯，《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哲学》，第18页。
1900年，尼采去世。很少有人为成为天才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
[8]1866年普奥战争，普鲁士在萨多瓦战役中获得决定性的胜利。1870年普法战争，德意志在色当战役中取得对法国的决定性胜利。——译注
尼采被送到精神病院，[151]但很快，他年迈的母亲前来认领并带走了他。母亲宽恕了他，开始亲自照顾儿子。多么感人的画面！一位执着的母亲，儿子曾背弃她珍爱的一切，而敏感的她承受了这一切，如今，她对儿子的爱依旧浓烈，重新将儿子抱在怀里——这难道不是一幅圣母怜子图吗？1897年，尼采的母亲去世，他被妹妹带走，来到魏玛居住。在魏玛，有一尊克莱默所作的尼采雕像——一副可怜的模样，曾经强有力的心灵，现在已经破碎、绝望，变得百依百顺。但是，尼采也并非全无快乐：如今，他享受着神志清醒时从未体会过的安宁与平静；大自然对他仁慈，才让他疯的。有一次，他发现妹妹望着他在哭泣，他无法理解妹妹的眼泪，问她：“伊丽莎白，你为什么哭？我们难道不幸福吗？”还有一次，他听到别人在谈他的书，苍白的脸上突然泛起红光，说：“啊！原来我也写过一些好书。”这些清醒的瞬间很快便被时间湮没。
[9]亨尼克，《自我主义者》，“给布兰代斯的信”，第251页；纽约，1910。
1889年1月，最后的猛烈一击——中风，在都灵向尼采袭来。几近失明的他跌跌撞撞地回到自己的阁楼，仓促而又疯狂地把几封信写完：给科西玛·瓦格纳的，他仅写道——“阿里阿德涅，我爱你”；给布兰代斯的信稍长，以“被钉死者”署名；给伯克哈特和奥弗贝克的信如此荒诞，以至于奥弗贝克匆匆赶来救他。赶到时，他发现尼采正用双肘猛击着钢琴，带着酒神般的狂喜，歌唱着、喊叫着。
[10]埃斯库罗斯（前525/524—前456/455），古希腊悲剧诗人，与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并称古希腊最伟大的悲剧作家，有“悲剧之父”的美誉。——译注
或许，如果尼采能再得到些赞美，即使是一丁点儿，也能遏制他的唯我主义，并让他更好地控制自己的理性与神智。但是，人们对尼采的赞美姗姗来迟。在几乎所有人都忽视他、辱骂他的时候，泰纳给他寄来了一封信，送给他慷慨的赞美之言；布兰代斯写信告诉他，他正在哥本哈根大学讲授一门以尼采“贵族的激进主义”观点为内容的课程；斯特林堡也来信对他说，自己正在把他的思想用于戏剧中；或许最好的还是，一位匿名的崇拜者给他寄来了一张四百美元的支票。但是，当这些星星点点的光芒开始闪烁之际，尼采的视力和灵魂已经陷入黑暗，他放弃了希望。“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他写道，“唯有未来的未来才属于我。”[150]
[11]哈勒维，《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一生》，第106页；伦敦，1911。
尼采的思想强度过早地耗尽了他的生命。他与时代的抗斗最终使他精神错乱；“与一个时代的道德体系抗争，总是一件可怕的事，这个时代终会展开报复……对抗争者发动内外夹击”[144]。在生命的最后年头，尼采的文字愈加尖刻，他不但攻击个人，还攻击固有的思想——瓦格纳、基督教等等。他写道：“智慧的增加或许正是由语言锋利度的降低来衡量的”[145]，但他无法控制手中的笔。随着精神的崩溃，连他的笑声听起来都神经兮兮。除了通过他自己的文字，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知道，腐蚀其身心的到底是什么：“或许，我最知道为什么人类是唯一会笑的动物：孤独的他承受着太多的痛苦，使他不得不创造出笑来。”[146]在身体方面，疾病以及日益恶化的视力状况是造成尼采崩溃的另一原因。[147]此外，他开始患上夸大妄想症和疑虑妄想症。有一次，他把自己的一本书寄给泰纳，并附上一张纸条，在纸条上，尼采向这位伟大的批评家保证，这本书是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著作。[148]在《瞧这个人》这本尼采最后的书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充斥着疯狂的自我赞美。[149]瞧这个人！——这个人我们真是瞧得够明白的了！
[12]福尔斯特·尼采，《青年尼采》，第235页；伦敦，1912。
“我爱他，因为他想创造那超越自身之物，然后突然死去。”查拉图斯特拉说。[143]
[13]弥达斯，希腊神话中的国王，因释放酒神狄俄尼索斯的老师、半人半兽的山林神西勒诺斯而被赐予点石成金术，最终发现点金术是个灾难。——译注
十、终曲
[14]《悲剧的诞生》，第50、183页。
经过这一番演绎（如果的确必不可少），最后还剩下什么呢？剩下的足以让批评家们不爽。尼采遭到每一个追求社会地位者的驳斥，但是，他依然屹立不倒，他是现代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是德国散文的一个巅峰。无疑，当他预测未来人们会将历史分为“尼采前”与“尼采后”时，他对自己的夸张感到些许心虚，但是，他确实成功地对几百年来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体制和理念进行了有益的批判性审查。至今，人们还认为，尼采打开了希腊戏剧以及哲学的新视野；他向世界揭示了瓦格纳音乐中浪漫主义堕落的萌芽；他凭着手术刀般锋利——或者说虽给人带来痛苦但有益健康的敏感与微妙，对人性进行了剖析；他揭露了伦理道德中一些藏而不露的根须，现代思想家中还从没人能做到这些；[140]“他创造了一种迄今为止在道德王国——贵族中还不为人所知的价值观”[141]；他迫使人们诚实地思考达尔文学说的伦理学意义；他写出了十九世纪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散文诗，而最重要的是，他把人类看作人类必须超越的东西。尼采的话带着嘲讽与真诚，他的思想就像一道纯洁的闪电、一阵强劲的狂风，穿越了现代人类心灵的乌云与蛛网。因为尼采的文字，欧洲哲学的空气干净了许多、清新了许多。[142]
[15]《悲剧的诞生》，第62页。
学者普遍认为，文化全盛时期是那些贵族世袭的时代，其实，这是一个谬见。相反，正是由于正在崛起的资产阶级的资助，人类文化如繁花般盛开的伯里克利时代、美第奇家族[139]时代、伊丽莎白时代、浪漫主义时代才会诞生。此外，文学艺术领域的杰出创作均非出自贵族家庭成员之手，而是来自中产阶级后裔——比如，接生婆的儿子苏格拉底、律师的儿子伏尔泰、屠夫的儿子莎士比亚。时代的激荡刺激着文化创造，在这样的年代里，一个充满活力的全新阶层正在朝着权力和自豪迈进。在政治领域也如此：如果把没有贵族血统的天才排除在政治之外，那真叫自掘坟墓。因此，更好的原则便是——“事业向天才敞开”，无论出身何处；天才总在最不寻常的地方降临人间。让所有的出类拔萃者统治我们吧！唯有当贵族成为一个变动的团体，当贵族掌握特权不是因为他的出生，而是因为他的能力时，这个贵族制才算好的——贵族成员应通过人人机会均等的开放式民主不断筛选与培养产生。
[16]《尼采与瓦格纳》，第167页；纽约，1921。
也许，尼采的政治思想比他的道德思想更为高明。贵族制是最理想的政体，对此，谁会反对？“哦，慈悲的上天啊！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最适合的人，一个最聪明、最勇敢、最优秀的人，我们会找到他，立他为我们的国王，这样，真的什么都好了……我们应该用什么办法来找到他？慈悲的上天难道不肯教给我们找到他的方法吗？我们真的万分需要他！”[137]但是，到底谁才是最好的？最好的只出现在特定的家族里吗？我们因此而必须实行贵族世袭制吗？然而，我们不是有过世袭制吗？它带来的是什么？争权夺利的朋党派系、整个阶级的不负责任以及社会发展的停滞不前。贵族因与中产阶级的通婚而多次遭到毁灭，但或许，它同时也因与中产阶级通婚而获得拯救；试问，除此之外，英国的贵族制又是如何保存自己的呢？近亲结婚的结果是一代不如一代，显而易见，这些问题错综复杂，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思考。而对这些问题，尼采强有力地表达了自己的支持与反对。[138]世袭贵族不喜欢世界统一，他们偏爱狭隘的民族主义政策，无论他们表现得拥有多么宽广的世界主义情怀，一旦放弃了民族主义，他们便会失去权力的主要源泉——对外交关系的控制。此外，正如尼采认为的那样，一个世界性的国家对文化或许也是毫无裨益的：人民群众的团体一庞大，其前进的脚步便会减慢。而且，与一心想要统一扩张的帝国时代相比，如果德国只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各个朝廷为了赞助艺术而相互竞争，德国对文化的贡献或许会更大；器重歌德、拯救瓦格纳的不可能只有一个皇帝。
[17]《悲剧的诞生》，第114页。
尼采因疾病与焦躁而变得孤独，他被迫卷入那场反抗人类怠惰和庸俗的战争，于是，他认为，一切伟大的美德都是孤独者的美德。他从反对叔本华关于个体淹没于物种之中的观点出发，提出个体应该获得不均衡的解放，摆脱社会控制的束缚。爱情受挫以后，他开始猛烈攻击女性，这完全不符合他哲学家的身份；对一个男人来说，这也令人感觉相当别扭。失去双亲与朋友的尼采从来不知道，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刻来自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与友谊，而不是统治与战争。他的人生不够长久，或者说不够宽广，他那些片面的真理也因此没有成熟为智慧。或许，再给尼采几年生命，他便能够将自己混乱刺耳的思想整理为协调悦耳的哲学之音。尼采在谈论耶稣时曾说过一句话，这句话用来形容他自己其实更为真实：“他走得太早，他本应收回自己的学说，如果能够活到”一个更为成熟的年龄，“如果收回自己的学说，他就足够高贵”[136]。但是，死神却另有安排。
[18]《悲剧的诞生》，第102页。
总的来说，正如每一位读者所发现的，尼采并未认识到社会本能的地位和价值，他认为自我与个体的冲动需要通过哲学进一步强化。大家一定想知道，当整个欧洲陷入各国为一己之利而挖掘的战争泥潭时，当它日渐忘记那些文化习惯和风俗时，尼采的眼睛正望向哪里？这些风俗习惯正是尼采所赞赏的啊！而且这些风俗习惯的存在需要依赖于合作、礼节和自制。基督教的核心作用便是通过灌输温文尔雅的极端理想形象来约束人类那天生的野性，而思想家如果担心人类已经堕落、丧失了自我、满口基督教伦理道德，他只需看看身边，便会感到安慰与放心。
[19]《悲剧的诞生》，第182页。
至于尼采在《善恶的彼岸》和《论道德的谱系》中所勾勒的伦理体系，那完全是一种夸张，尽管读来令人振奋。我们都承认，告诫人们要更加勇敢、要更为严格地要求自己是必要的——几乎所有的伦理学家都如此告诫人们；但是，告诫人们要更加残忍、“更加邪恶”就并非正当之举了[134]——这难道不是尼采的过分之处吗？此外，时代不需要他不停地抱怨说，道德是弱者用来限制强者的武器。强者们并未因此而对尼采产生好感，相反，他们相当狡猾地利用了他的观点：大多数道德准则不是来自上层，而是来自下层；民众通过模仿德高望重者而表达自己的赞美和指责。此外，我们应该不时地嘲弄一下谦卑，这也没错，正如我们的“白发好诗人”[135]所云，“我们已经低头容忍够久了”，但是，我们在当代人身上实在看不到太多的谦卑。尼采缺乏的，正是那种他本人极力赞美的历史感——他认为历史感对哲学极其重要——不然，他早就会认识到，有关人心温顺谦卑的说教对那帮残暴、好战的野蛮人来说，是一剂必不可少的解毒良药，而这帮野蛮人在公元头一千年里几乎毁灭了那个他获得滋养、寻求庇护的文化。这种对权力和运动狂野的推崇，不正反映了时代的狂热与混乱吗？所谓普遍的“权力意志”也无法说明印度人的宁静、中国人的镇定以及中世纪时农民对循规蹈矩的满足。权力是我们当中某些人的偶像，但大多数人宁愿安定、和平。
[20]《悲剧的诞生》，第113页。
在尼采所有的著作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受到的批评最少，一部分原因是它晦涩难懂，另一部分原因是它那毋庸置疑的价值使种种吹毛求疵自惭形秽。崇尚“日神精神”的斯宾塞和崇尚“酒神精神”的尼采有着共同的永恒轮回思想，但在人们看来，永恒轮回就像一个病态的幻想，是哲学家为了使人们相信来生，在最后关头所作的荒诞离奇的努力。在尼采身上，每一位评论家都能看到这样的悖论：他一方面大胆宣扬自我主义（查拉图斯特拉宣称，“自我就是一切，神圣不可亵渎，自私应该得到祝福”——这显然与施蒂纳相呼应），另一方面又为了迎接超人，服务于超人，呼吁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但是，读了这样的哲学，谁会把自己划归仆人而不是超人之列呢？
[21]《悲剧的诞生》，第95页。
或许，尼采把前苏格拉底时代看作希腊的黄金时代并没有错。因为毫无疑问，伯罗奔尼撒战争对伯里克利文化的经济和政治基础都是一次重创。然而，如果我们在苏格拉底身上只看到他的激烈言辞（好像尼采的主要作用并不在此），而忽略他对社会的拯救，那真是荒谬；苏格拉底身处的社会就像一片废墟，相比哲学，造成社会崩溃的原因更在于接连不断的战争、生活的腐化、道德的败坏。唯有精于悖论的教授才会将赫拉克利特那晦涩且教条的只言片语置于柏拉图那成熟的智慧和艺术之上。尼采指责柏拉图，就像指责他所有的“债主”一样——在债务人眼里，债权人永远成不了英雄。然而，如果没有塞拉西马柯和卡里克利斯的伦理学、苏格拉底式的柏拉图政治学，尼采的哲学还有什么？尽管用尽了他的语言学知识，尼采从来不曾真正吃透希腊精神，他从来不曾学到，中庸和认识自己（正如阿波罗神谕的铭文和伟大的哲人所告诫的）是用来防范——而不是扑灭——激情与欲望的火焰的，[132]日神阿波罗必须约束酒神狄俄尼索斯。一些人把尼采说成是一个异教徒，事实并非如此；尼采既不是伯里克利那样的希腊异教徒，也不是歌德那样的德国异教徒，他们因善于平衡与自制而变得强大，而尼采身上缺少的正是这样的平衡与自制。“我要把一切修养的前提——宁静，归还给人类。”尼采写道。[133]但是，一个人如何给予别人自己所没有的东西？
[22]《悲剧的诞生》，第150页。
现在，让我们回头再看看与尼采一起走过的路。一路上，由于意见相左，我们常常禁不住想打断他，此刻，虽然已不起任何作用，我们仍然可以坦陈我们的意见。晚年的尼采还不算糊涂，意识到自己的荒谬如何促成了《悲剧的诞生》的独创性。[129]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130]等学者对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嗤之以鼻，并将它扫出语言学的殿堂。尼采试图从埃斯库罗斯推出瓦格纳，但他的努力只是一位年轻崇拜者在一位暴虐神祇面前的自我牺牲。谁会认为宗教改革富有“酒神精神”，即狂热的、非道德的、嗜酒的狂欢？又有谁会认为，文艺复兴正好相反，宁静、克制、温和，富有“日神精神”？谁会怀疑，“苏格拉底文化的本质是歌剧文化”[131]？对苏格拉底的攻击，是一位瓦格纳崇拜者对逻辑思维的藐视；酒神崇拜，是一位不离板凳的人对行动者的崇拜（对拿破仑的神化也是如此），是一位害羞的单身汉对男人的酗酒和性欲深藏不露的嫉妒和羡慕。
[23]哈勒维，《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一生》，第169页。
从尼采的风格和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浪漫主义运动的产儿。他追问道：“哲学家都是如何要求自己的？使自身超越时代，使自己化为‘永恒’。”对这一理想，尼采肃然起敬，但他的敬意更多地表现为破旧立新，而非循规蹈矩；尼采曾经受过时代精神的洗礼，并沉浸其中。他不知道康德的主观主义——正如叔本华所直言，“世界是我的意志”——如何演变成了费希特的“绝对自我”，“绝对自我”又如何变为施蒂纳的不平衡的个人主义，直到超人的非道德主义。[121]尼采的超人不单单是叔本华心中的“天才”、卡莱尔心中的“英雄”以及瓦格纳的齐格弗里德，他有点儿像席勒的卡尔·摩尔[122]和歌德的葛兹[123]。其实，尼采从年轻的歌德那里得到的远不止“超人”（Uebermensch）一词，尽管他对歌德后来那奥林匹亚神般的平静抱以嘲讽、妒忌。尼采的语言充满了具有浓厚浪漫气息的温柔与感性，“我受苦”出现的频率与海涅的“我死”不相上下。[124]他自称为“一个神秘的、酒神女祭司般疯狂的灵魂”，把《悲剧的诞生》称为“一位浪漫主义者的自白”[125]。他给布兰代斯[126]的信中写道：“恐怕我身上有着太多的音乐家气质，以至于我不得不成为一位浪漫主义者”[127]，“当作家的作品开始说话时，作家就必须闭上嘴巴了”[128]。但尼采从不隐藏自己，在他作品的每一页中，他都以第一人称出现。他颂扬本能，反对三思；颂扬个体，反对社会；颂扬“酒神”精神，反对“日神”精神（即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反抗），因此成为时代的背叛者——这是铁的事实。尼采之于他那个时代的哲学，正如瓦格纳之于他那个时代的音乐——他们将浪漫主义潮流推向最高，是浪漫主义运动的两座高峰。尼采大力颂扬从一切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叔本华的“意志”和“天才”，正如瓦格纳颂扬那粉碎了《悲怆奏鸣曲》《第五交响曲》和《第九交响曲》等古典主义枷锁的激情。尼采是卢梭谱系中的最后一位伟大子孙。
[24]哈勒维，《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一生》，第151页。
看啊，这是怎样的风格！“终有一天，人们会说，海涅和我是迄今为止用德语写作的最伟大的艺术家，任何一个地道的德国人，哪怕他竭尽全力，也被我们远远甩在后头。”[119]实际情况大致也确实如此。“我的风格会跳舞。”他说。他的每一个句子都是一把长矛，他的语言流畅、紧凑，充满活力——这是剑客的风格，迅速而出色，令常人目不暇接。但如果我们反复研读他的作品，便能发现，他的出色源于一种夸张的手法、一种有趣但终究有点儿神经质的自负、一种极为敏捷的对一切公认理念的颠覆和对一切品德的嘲讽以及对一切罪恶的赞美。我们发现，尼采就像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喜欢骇人听闻，并乐于其中。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如果一个人对道德毫无偏好，他便很容易在尼采的文字中寻得乐趣。这些教条式的断言、这些未经修饰的泛论、这些预言式的重复、这些自相矛盾的话语——与他人的矛盾，但更多的是自相矛盾——这一切展示了一个失去平衡、在癫狂边缘徘徊的头脑。最终，尼采的出色令我们精疲力竭，他的出色像鞭打肉体的噼啪声、对话中高分贝的强音。在他那强有力的话语中，有一种条顿人的狂暴；[120]在他的文字中，丝毫看不到作为艺术第一原则的那种克制，丝毫没有尼采钦羡的那种法国人的平衡、和谐以及争论时的文雅。尽管如此，尼采的文字风格依然是强大的，他的激情与不厌其烦的重复征服了我们，他无意证明什么，他在宣告，他在启示，他凭着自己的想象力而不是逻辑，赢得了我们的心。他献给我们的不只是哲学，不只是诗篇，而是新的信仰、新的希望、新的宗教。
[25]哈勒维，《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一生》，第151页。
它像一首美丽的诗。或许，这就是诗，而不是哲学。我们知道，这首诗并非十全十美，它有时也荒谬至极；我们知道，在努力说服自己、修正自己的道路上，尼采走得有点儿过了头。但在字里行间，我们能看到备受煎熬的尼采。我们爱他，即使在我们质疑他的时候。曾几何时，我们终日疲于伤感、妄想，忍受着质疑与拒绝的痛感。随后，尼采像一支强心剂，来到我们的身边，就像拥挤不堪的教堂内冗长的仪式结束、人们散去以后那宽敞的空间和清新的空气。“谁懂得体会我那文字的气息，谁便知道，那是高贵的气息、令人神清气爽的气息。一个人必须适应这种气息，否则，他会窒息而死。”[118]千万不要将这瓶麻醉剂误以为是哺育婴儿的乳汁。
[26]《作为教育者的叔本华》，第8节。
九、评论
[27]《作为教育者的叔本华》，第6节。
你难道没听说过我的孩子们的事吗？跟我说说，说说我的花园，我的“欢乐岛屿”，我那全新的美丽民族。因为他们，我很富有，因为他们，我曾一贫如洗……我不曾放弃什么？为了得到它们——那些孩子、那生命的田园、那些寄寓着我最高意志与最高希望的生命之树，我还有什么不能放弃？[117]
[28]齐格弗里德，《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英雄人物。——译注
听惯了民主的声音，这种贵族的声音是不是过于刺耳？但是，“无法忍受这种哲学的民族终将走向死亡，将这种哲学奉为莫大福祉的民族注定将成为世界的主人”。唯有这样的贵族，才拥有一统欧洲的远见和勇气；唯有他们，才能结束当下这愚钝的民族主义、这狭隘的“祖国情结”。让我们做一名“优秀的欧洲人”吧！像拿破仑一样，像歌德、贝多芬、叔本华、司汤达、海涅一样。长久以来，原本可以团结一致的我们，却像一盘散沙，满脑子爱国式偏见和狭隘的地方主义，沉浸于此，伟大的文化何以繁荣？狭隘政治的时代已经过去，伟大的政治时代已蠢蠢欲动，它已成为一股不可遏制的力量。新的人类何时会出现？新的领袖何时会诞生？欧洲何时会重生？
[29]《不合时宜的沉思》，第1卷，第122页。
这样的贵族会成为一个固定的社会阶层吗？贵族的权力会世袭吗？答案多半是肯定的，虽然偶尔也会被注入新的血液。最能败坏与削弱贵族制的依然是贵族与庸俗不堪的有钱人的联姻，正如英国贵族习惯所为；正是这种通婚腐蚀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治国机构——古罗马贵族元老院。世上没有“偶然的出生”，每一次出生都是大自然对婚姻的一个裁定，完美的人唯有在一代代的精挑细选与充分准备之后才会诞生；“一个人成为其自身之前，代价已由其先辈付出”。
[30]《不合时宜的沉思》，第1卷，第104页。
因此，理想的社会便可分为三个阶层：生产者（农民、无产者和商人）、官员（军人和机关工作人员）和统治者。统治者掌权，但他们不在政府中担任行政职务，因为政府像仆人一样，其实际工作是卑微的。在这样的社会里，领导者不是官员，而是精通哲学的政治家。他们的权力依赖于他们对财政和军事的控制，但在生活中，他们更像军人，而不是银行家。他们将重新成为柏拉图的捍卫者（柏拉图没错，哲学家就是最高贵的人）。他们会成为文人雅士，但不缺勇气和力量，他们集学者和将军于一身。通过礼仪和精神，他们紧密团结在一起：“通过道德[115]、尊重、习俗、感恩，这些人能够严守规则，通过相互监督、内部竞争，这些人更能按规矩办事；另一方面，他们的连结也将激励他们在思考、自制、雅致、自豪、友谊等方面产生更多的灵感。”[116]
[31]《尼采与瓦格纳》，第223页。
哪里有生物，哪里就有服从的声音。一切有生命者都是服从者。我听到的下一句是：不能听命于自己者，便要听命于他人。这就是生物之道。而我听到的第三句乃是：命令比服从更难。因为命令者要背负起服从者的一切重负，这些重负会将他生生压垮——在我看来，一切命令之中都包含着努力与冒险，有生命者在命令他人时，自己也处于极大的风险之中。[114]
[32]《不合时宜的沉思》，第1卷，第122页。
在政治活动中，要防止商人进入统治阶层；因为商人像普通政客一样，目光短浅、思想狭隘，他们不像接受过专门治国训练的天生贵族，拥有长远的眼光和开阔的思维。高贵的人拥有治理国家的神圣权利，也就是说，他们有出类拔萃的掌握权力的能力。普通人有普通人的位置，这个位置绝不是王位。普通人只要坐在属于自己的位子上，便会快乐，且对社会来说，他的品德与领导人的品德一样必不可少，因为“一个深刻的头脑，如果把庸俗本身作为拒绝庸俗的理由，是绝对不可取的”。勤奋、节俭、规矩、节制、坚信，有了这些美德，庸人也会变得完美，但这种完美只就庸人作为工具而言。“一个高等文明就像一座金字塔，唯有以广阔的地基为基础，才会高高耸立；树立起一座金字塔的先决条件是有强大而稳固的庸民阶层。”不论何时，不论何地，都会有一些人成为领袖，一些人追随领袖；在那些智力高超的较高等人的指引下，大多数人将被迫工作，但同时，他们也乐于工作。[113]
[33]源于阿拉伯半岛和叙利亚沙漠的游牧民族，包括今日的阿拉伯人、犹太人及叙利亚人等。——译注
比资产阶级高贵而比贵族低贱的是士兵。在战场上，被荣誉麻醉的士兵在临死的那一刻是快乐的，因此，一位手下士兵全部阵亡的将军远比一位通过利润机器吸光员工鲜血的雇主高贵得多，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员工离开工厂而奔赴血腥战场时的轻快脚步便可明了。拿破仑并不是屠夫，相反，人们对他心怀感恩，因为他将军人的荣誉赋予阵亡的士兵；他不像雇主，为了经济利益将他们剥削致死。人们纷纷投奔拿破仑，聚集在他奔赴地狱的旗帜下，他们宁愿冒着生命危险去战斗，也不愿在难以忍受的单调乏味中制造一百万个领扣。“终有一天，荣誉将属于拿破仑——他为一个时代创造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普通人和勇士终于比商人和市侩更有价值。”对那些身心日益软弱、生活日益舒适、内心日益可鄙的民族来说，战争是一剂良药，它能激发人在和平环境中慢慢退化的本能。民主制的柔弱娇气是一种毒药，而战争和兵役是必要的解药。“当一个社会本能地放弃战争与征服时，这个社会便已堕落，这同时意味着时机的成熟——实行民主制的时机已经成熟，店主们扮演统治者的时机已经成熟。”然而，在现代，发起战争的理由绝不能称为高贵；与今天人们使用枪炮解决贸易争端相比，过去的王朝战争和宗教战争要更高贵一些。[111]“五十年之内，这些巴别塔式的政府”（欧洲的民主制政府）“都将卷入一场大战，为了获得世界市场而拼个你死我活”[112]。或许，在这场疯癫之后，统一的欧洲便会来临，但如果能够实现这样的目标，即使来一场商业大战也不算是过于高昂的代价。因为只有在统一的欧洲，有机会拯救欧洲的更高级的贵族制才会诞生。
[34]尼采认为瓦格纳的父亲是犹太裔演员路德维希·盖尔。
无论如何，奴隶都比当今的主人——资产阶级要高贵得多。十九世纪文化低劣的标志便是腰缠万贯的商人成了人们崇拜、欣羡的对象。其实，这些商人也是低贱的奴隶，他们是例行公事的傀儡、繁忙生意的受害者，他们没有时间追求新思想，因为对他们来说，思考是一种禁忌，思维的乐趣遥不可及。因此，他们总是孜孜不倦、无休无止地寻找着“幸福”，他们的豪宅从来没有家的温馨，他们的奢华粗鄙不堪、毫无品味，画廊里挂着的一幅幅“真迹”甚至还贴着价格标签，他们那充满肉欲的享乐，如此单调乏味，一点儿也不能使人思维活跃、神清气爽。“瞧这些富得流油的人！他们获得了财富，却因此一贫如洗。”做一个贵族，有外在的约束，但贵族们获得了相应的补偿——深邃的头脑；富人们虽然也接受了外在的约束，却无法涉足智慧的王国。“看看这些身手敏捷的猿猴，看看他们都是如何往上爬的！他们相互践踏，也因此使自己堕入泥潭与深渊……店主们身上散发的是一阵阵恶臭，抱负被扭曲，连口中呼出的气息都充满邪恶。”其实，这些豪商巨贾们没有任何用处，因为他们不会以高贵的方式使用钱财，他们永远不会用钱财来赞助文艺事业，因此也无法使其钱财穿上尊贵的外衣。“唯有知识分子才应该持有财产”，因为除知识分子之外，其他人都把财富本身看作终点，为了获取钱财，他们不顾一切，愈来愈像一头鲁莽的公牛。看看“当今这些癫狂的国家吧，对他们来说，最大的渴望便是多多生产、多多赚钱”。于是，人变成了猛禽：“天天打着伏击战，为的就是有一天能捕获对方。这便是他们猎取猎物的办法——守候，他们称之为睦邻友好……在各种各样的垃圾中，他们攫取甚至最微小的利益。”“如今商人们的道德真的不值一提，他们的道德只是海盗道德的改进版——以最低价买进，以最高价卖出。”此外，这些人天天喊着要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喊着反对任何人的干涉，其实，他们才是最需要被监管、被控制的人。或许此时，实行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较为合理，尽管社会主义依然是一种相当危险的制度：“我们应该从私人或私企手中夺回那些有利于大量财富积累尤其是有利于货币市场发展的运输部门和贸易部门，并像对待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一样，把拥有过多财富的人列为社会危险分子。”[110]
[35]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流行于德国的一种音乐，尤指钢琴伴奏的艺术演唱歌曲。影响最大而且最多产的利德音乐作曲家是舒伯特，作有六百多首。——译注
伴随女权主义而来的是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它们都是民主的废弃物。如果平等的政治权利能够达成正义，为什么平等的经济权利无法做到？为什么还需要有领袖？赞颂《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人中并非没有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的赞颂我不要。“他们中的一些人宣扬我的人生哲学，但同时，他们又宣扬平等……我不希望人们把我与这些鼓吹平等的家伙混为一谈。因为在我心中，正义如是说：‘人类没有平等。’我们希望我们毫无共同之处。”“你们这些鼓吹平等的人，无能的暴烈与疯狂就这样从你们心中喊出平等的口号呵。”大自然不喜欢平等，它喜欢个体间、阶级间、物种间的差异。社会主义违背了生物发展规律：进化过程包含着较高级的物种、种族、阶级或个体对较低级的物种、种族、阶级或个体的利用；生命便是一种剥削，它终究都将依赖别的生命而生存；大鱼吃小鱼，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真相。社会主义就是一种嫉妒：“他们总想得到我们的东西。”[109]然而，社会主义运动是易于控制的。要想控制社会主义运动，只需时不时地打开一下主人与奴隶之间的活板门，毙掉一两个满腹牢骚的领袖即可。令人害怕的不是领导者，而是那些下层的人，他们以为可以通过革命摆脱自己的从属地位，殊不知，他们的低贱是自己无能与懒惰的必然结果。唯有奋勇反抗的奴隶才显得高贵。
[36]《尼采与瓦格纳》，第279页。
婚姻冲突的部分原因在于，女人在婚姻中获得圆满的同时，男人却日益狭隘、空虚。男人追求女人的时候，承诺要把整个世界都献给她；等她嫁给他以后，他便开始兑现自己的承诺。但是，他必须从孩子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忘掉他承诺的世界，因为从这时起，爱情无私蜕变为家庭的自私。诚实和创新是单身汉才能拥有的奢侈的东西。“就最深刻的哲学思考来看，所有的已婚男子都是可疑的……在我看来，一个把全面衡量存在价值作为自己的事业的人，还要为了妻子和孩子，担负起照顾家庭、赚取面包、保持安稳、追求社会地位的重任，那真是荒唐至极。”许多哲学家在孩子出生前便已死去。“风，透过门上的钥匙孔吹将进来，对我说，‘来吧！’我那聪明的门自动开启，对我说，‘走吧！’但是，爱已将我绑缚在孩子身上了呵。”[108]
[37]哈勒维，《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一生》，第191页。
于是，女权主义便成为民主和基督教思想的必然结果。“当男人不像男人时，女人便努力使自己像个男人。唯有男人味十足的男人，才能拯救女人的女人味。”易卜生“这个典型的老处女”，创造了那个“被解放的妇女”。“女人是由男人的一根肋骨创造的？——‘我的肋骨如此脆弱，太神奇了！’男人说。”因为“解放”，女人失去了权力和地位；如今，妇女哪里还能享受波旁王朝时所享受的地位？男女平等是天方夜谭，因为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冲突是永恒的，没有斗争的胜利，就没有和平——唯有一方成为另一方的主人，和平才会降临。男女平等会带来危险，即使平等了，女人也不会满足。其实，女人从属于男人便已心满意足，只要这个男人是真正的男人；毕竟，女人的完满和幸福系于她们的母性。“女人的一切是一个谜团，这个谜团的答案只有一个——生儿育女。”“对女人来说，男人是一个工具，其最终目的永远是孩子。但对男人来说，女人是什么呢？……一个危险的玩偶。”“男人应该学会战斗，女人应该学会取悦战斗中的男人，除此之外，一切都是愚蠢的。”“与完美的男人相比，完美的女人是一种更高类型的人类，同时也更为稀有……对待女人，无论怎么温柔，都不过分。”[107]
[38]《尼采与瓦格纳》，第310页。
民主意味着放任自流，意味着有机体的各个部分都可以随心所欲，意味着整体与个体间的连贯性失效、肆意与混乱的时代到来、对庸俗的追求及对卓越的仇恨，民主还意味着伟人的消失——伟人怎么会屈服于粗鄙辱人的选举？如此一来，他们还有什么机会？“正如家犬痛恨野狼，民众最痛恨的莫过于自由的精神、抗拒镣铐与跪拜的人”以及非“固定党员”。在这样的土壤中，超人何以成长？当一国之中最伟大的人被束之高阁，灰心丧气、默默无闻，这个国家又如何能变得伟大？这样的社会终将失去本色；在这样的社会中，民众相互模仿，这种模仿在水平上而非纵向上展开——主流之人取代超人而成为了偶然或楷模。人与人之间愈来愈像，连性别差异也愈来愈小——男人变成了女人，女人变成了男人。[106]
[39]意大利西南海岸的一处度假胜地，靠近那不勒斯。——译注
八、贵族制
[40]《尼采与瓦格纳》，第295页。
最糟糕的是英国人，腐蚀法国人头脑的便是英国人对民主的妄想。“店主、基督徒、妇女、英国人以及其他民主主义者可以归为一类。”英国的功利主义和庸俗习气是欧洲文化的糟粕。唯有在人吃人的激烈竞争中，人们才会把人生看成一场生存竞争，仅仅为了生存的竞争。唯有店主和船员数量成倍增加，远超贵族数量之后，民主才会出现。这是英国献给现代世界的礼物，一份希腊式礼物。谁将从英国手中救出欧洲并从民主手中救出英国呢？
[41]《瓦格纳事件》，第46、27、9、2页；参见法盖《阅读尼采》，第21页。
俄国是欧洲的金发野兽。俄国人民“顽固、倔强，信奉逆来顺受的宿命论。因此，即使在今天，他们也比我们欧洲人更有优势”。俄国有一个强大的政府，他们没有“低能的议会”。在那里，意志的力量积蓄已久，迫切需要释放。因此，如果哪一天俄国成为欧洲的主人，我们也不必惊讶。“一位胸怀未来的思想家，在思考关乎欧洲的各方面问题时，必定会将筹码放在犹太人和俄国人身上——他相信，他们最有可能在力量之间的伟大博弈中取得胜利。”但总体来说，意大利才是当今最优秀、最具活力的民族，正如阿尔菲耶里夸耀的：“人类之树”在意大利生长得最茂盛。即使是最底层的意大利人，都拥有男人的风度、贵族般的自豪；“无论何时，威尼斯一位贫穷的船夫看上去都比柏林的大臣还要风度翩翩。说到底，柏林的大臣不及一个威尼斯的船夫”[105]。
[42]引述自霭理士，《心迹》，第27页；伦敦，1898。
德国人在心理上有个毛病，那就是过于冷淡；这是他们为自己的坚强性格付出的代价。德国错过了一段悠久的文化传统，正是这段传统，使法国人成为整个欧洲最优雅、最敏感的民族。“我只相信一种文化，那就是法国文化，我认为，在欧洲其他地方，称自己有文化都是一种误会。”“如果一个人阅读蒙田、拉罗什福科……沃夫纳格和尚福尔[101]，那么，相比于阅读其他国家的作家的作品，他更能体会到一种古色古香。”伏尔泰是“高贵的心灵之王”，泰纳是“第一位健在的历史学家”，甚至后来的法国作家福楼拜、布尔热[102]、法朗士[103]等，其思想和语言的清晰度都远远超过欧洲其他作家——“这些法国人的思维真是干净、微妙而又精确！”欧洲人高贵的品位、感觉、举止其实都是法国人的杰作，但是，它们只属于过去的法国，即十六、十七世纪的法国。法国大革命在摧毁贵族制的同时，也摧毁了文化的媒介和苗圃。如今，法国的灵魂已经变得瘦弱而苍白。尽管如此，它依然闪耀着某些优秀品质的光芒；“与德国人相比，法国人在思索心理学和艺术方面的问题时，表现出无与伦比的精细和透彻……此时此刻，当德国在政治领域以世界一极的姿态崛起时，法国在世界文化之林中获得了全新的重要地位”[104]。
[43]参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与瓦格纳相关的部分，第258—264、364—374页。
新教和啤酒使德国人的智慧变得愚钝不堪，如今，还得加上瓦格纳的歌剧。结果，“今天的普鲁士人成了最危险的文化公敌之一”。“有德国人在场，我便会消化不良。”“如果正如吉本所言，世界要走向灭亡，需要的只是时间——尽管是很长的时间，那么，要想在德国铲除一个错误的观点，需要的也只是时间——尽管是更长的时间。”德国人击败拿破仑后，正如当年马丁·路德击败教会，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从此，德国抛弃了她的歌德们、叔本华们、贝多芬们，她开始崇拜“爱国者”；“德国高于一切——恐怕这就是德国哲学的终结”[100]。德国人有一种天生的严肃和深度，这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还能拯救欧洲。相比法国人和英国人，德国人拥有更多的男性品德：他们坚毅、耐心、勤劳，在学问、科学、军纪上，皆是如此。如果能够看看整个欧洲是如何因德国军队而忧虑，一定是件有趣的事。要是能将德国人的组织能力与俄国潜在的人力、物力配合起来，那么，一个伟大的政治时代便将来临。“我们希望德意志民族与斯拉夫民族交互发展，我们希望能拥有最聪明的银行家——犹太人，如此，我们便能主宰整个世界……我们希望与俄国无条件地联合。”不然，我们面临的便将是四面楚歌、自我灭亡。
[44]《尼采与瓦格纳》，第311页。
这批杰出的统治者已经走向堕落，原因有三方面：首先，天主教对女性品德的颂扬；第二，宗教改革中的清教徒与平民化理想；第三，与低等人群通婚。天主教教义在演变为文艺复兴的贵族文化和非道德文化之时，宗教改革凭借犹太教的严峻与肃穆将演变中的天主教教义打了个稀巴烂。“最终，有人理解什么是文艺复兴吗？有人愿意去理解什么是文艺复兴吗？在重估基督教价值的过程中，为了使那与基督教价值相悖的贵族价值取得胜利，人们用尽了一切手段、一切本能、一切聪明才智……在我眼前，我看到了一种可能性，它的魅力和绚丽的色彩有无限的魔力……切萨雷·波吉亚[98]成了教皇……我的话你理解吗？”[99]
[45]《不合时宜的沉思》，第2卷，第122页。
一群金发猛兽、一族征服者和统治者，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组织能力，肆无忌惮地将可怕的利爪伸向那些或许在人数上占据优势的人民……这群野兽建立了国家。国家本应以一纸契约开始，但这样的美梦很快烟消云散。契约跟他有何干系？他是一呼百应的总指挥、大自然的主人，他已经凭借暴行登上了历史的舞台。[97]
[46]《孤独的尼采》，第65页。
然而，就是这么一批人，却在日后进入了德国、斯堪的纳维亚、法国、英国、意大利和俄国的统治阶层。
[47]德·缪塞为法国浪漫主义作家，与女作家乔治·桑恋爱。后来，乔治·桑抛弃了缪塞，爱上了青年医生佩吉洛。——译注
正如基督教对欧洲的征服结束了古代贵族制，好战的条顿男爵对欧洲的占领复兴了古老的男性品德，并为现代贵族制的发展奠定了根基。这些人的肩上没有“道德”重负，他们“不受任何社会约束；他们在返回野兽般的良心无辜中，变成幸灾乐祸的猛兽，他们在进行了屠杀、纵火、掠夺、殴打等一系列可憎的暴行之后，还会大摇大摆、心安理得地离去，仿佛只是完成了一场学生式恶作剧”。
[48]《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212页。
[49]哈勒维，《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一生》，第234页。
因此，贵族是通往超人的必由之路。民主——“这种热衷于清点人数的制度”——必须尽早铲除。对所有高贵的人而言，废除民主的第一步便是毁灭基督教。民主始于基督的胜利；“第一位基督徒，在其本能最深处，是一位反对任何特权的叛逆者，他为了‘平等的权利’生活，并为了‘平等的权利’不懈斗争，要是在现代，他早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如果他是你们当中最伟大的人，就让他成为你们的仆人吧”——这是一切政治智慧、一切健全头脑爱玩的颠覆游戏。的确，一个人在阅读《福音书》的时候，会感觉自己像是沉浸在俄国小说的氛围中；原来，《福音书》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剽窃。
[50]《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315页。
七、颓废
[51]《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279页。
唯有把超人当作人生的目标、努力的酬劳，我们才会热爱生活、奋发向上。“我们必须设立一个目标，为了这个目标，我们相亲相爱。”[93]让我们成为伟人，或者成为伟人的仆人和工具吧！为了实现拿破仑的目标，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奋勇向前，将自己作为工具，为波拿巴欣然牺牲自己，倒下的时候还歌唱着他的名字，何其壮观的景象！或许，即使我们无法成为波拿巴，我们当中理解这一切的人依然能够成为他的先知，为他的到来铺平道路。我们，不论来自哪片土地，不论生于哪个时代，无论相隔多远，都能为了这一目标携起手来，共同努力。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助手呵，这些热爱高贵的人呵，如果查拉图斯特拉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即使身陷苦痛，也会引吭高歌。“今天，你们这些孤独的人哟，好似一盘散沙的人哟，终有一天，你们会成为一个民族。选择了自己的你们，从你们这里，一个优秀的民族将要诞生；你们的民族里，超人将要诞生。”[94]
[52]《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1页。
充沛的活力、高超的智力、无限的自豪——这就是造就超人的三要素。但是，活力、智力、自豪这三者必须达成一种平衡：一个崇高的目的能将混乱的欲望铸造成一种强大的个性，一个人拥有了崇高的目的，便拥有了特定的热情，这种热情在目的的统领下成为权力。“如果一位思想家不是园丁，而只是植物的土壤，那么，他是可悲的！”谁是冲动行事的人？怯懦者。怯懦者缺乏自我克制的能力，怯懦者不敢说“不”，怯懦者是不和谐音，是颓废者。自我约束，是人生的一个制高点。“一个人如果不甘成为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员，他只需放下对待自我那种随和的态度便可。”有了目标，便可对人苛求，但首先，需严格要求自己；有了目标，便可随心所欲，除了背叛朋友——这是高贵者享有的终极特权，是超人的最后法则。[92]
[53]《瞧这个人》，第97页。
如此生育、培养出来的人是超越善恶的。在实现目的的道路上，如果需要变得“恶”，他会毫不犹豫地变得“恶”，他会无所畏惧，而不是慈悲善良。“什么是善？……勇敢便是善。”“什么是善？一切能够增强人的权力感、权力意志、权力本身的东西。什么是恶？一切源于软弱的东西。”或许，超人身上最显著的特点便是对冒险和斗争的热爱，但前提是，这种冒险和斗争有目的性。超人不会首先寻找安全的避难所，他会将幸福留给多数人。“查拉图斯特拉热爱着这一切，比如远洋航海，他不爱没有冒险的生活。”[91]因此，一切战争都是善的，尽管在现代，战争的根源都是那么粗鄙不堪。“一场善的战争能够神化任何开战的原因。”连革命也是善的，但善的不是革命本身，因为最不幸的事情莫过于人民大众掌握至高的权力。在斗争年代，那些由于缺乏激励或机遇而蛰伏已久的人物终于苏醒，成为时代的伟人，他们在骚乱中诞生，成为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舞者。在法国大革命的动荡中，拿破仑诞生了；在暴风骤雨、社会秩序极度混乱的文艺复兴时期，一批伟大人物如繁花般四处盛开。此后，欧洲便再也无缘重见这一美景。
[54]《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106页。
没有好的出身，高贵便无从谈起。“仅仅是智力不能使人高贵，相反，我们总是需要某种东西来使智力高贵起来。那么，这种东西是什么呢？血统……（在此，我指的并不是‘阁下’这样的贵族头衔，也不是‘哥达年鉴’[89]——那说的是蠢驴。）”拥有了良好的出身以及优秀的育种，按照超人的培养方案，下一步便是进入一所严厉的学校。在这里，追求完美被视为理所当然，甚至不值得赞扬，学生几乎得不到任何安慰，反之，他们需要承担许多责任；在这里，学生要学会默默忍受肉体上的疼痛，学生的意志是学会服从、学会发令，绝不能让自由意志主义者胡说八道！在这里，学生不准通过放纵和“自由”而削弱自己坚强的毅力和德行！但在这里，学生要学会痛快地笑；我们可根据哲学家笑的能力给他们分出高下。“谁跨越了最高的山峰，谁便笑对一切悲剧。”在这种超人教育中，没有任何迷幻麻醉般的道德说教，准超人们虽然必须忍受意志上的禁欲，但没有任何肉体上的惩罚。“美丽的姑娘，不要停下你们的舞步！这里没有带着邪恶眼神的扫兴者……长着美丽脚踝的姑娘，这里也没有你们的仇敌。”[90]就算是超人也喜欢美丽的脚踝。
[55]哈勒维，《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一生》，第261页。
你很年轻，渴望结婚生子，但我问你，你是一个敢于盼望孩子的人吗？你是胜利者吗？你能克制自己、控制自己的情感、驾驭自己的品行吗？当你许愿的时候，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兽性？为了得到某种必需品？为了排解自己的孤独？为了化解内心的冲突？我倒希望，你的胜利和自由是对孩子的渴望。你应该建造一座活生生的纪念碑，来纪念你的胜利、你的自由。你应该超越你自己。但首先，你必须磨炼你的肉体和灵魂，使之健壮强大。你不仅要繁衍自己，还要使后代越来越强！我把两个人创造一个个体——一个比创造他的人更为强大的个体——的意志称为婚姻。如果一对夫妻彼此尊重，对如此意志的婚姻表示尊重，我便把这对夫妻的关系称为婚姻。
[56]对瓦格纳《众神的黄昏》的嘲讽。
让优秀的个体为了爱情而结婚——英雄配女仆、天才配女裁缝？真是荒谬至极！叔本华错了，爱情不能保证优生，对于陷入爱河的男人，我们不应让他作影响其一生的决定，爱和智慧，男人无法同时拥有。情人之间的誓言，应被宣布无效，情人之间的爱情，应该立法规定为婚姻的法定障碍。最优秀者只能与最优秀者通婚，爱情应该留给乌合之众。婚姻的目的不只是传宗接代，它还肩负着培育个体的重任。
[57]《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263页。
一开始，尼采说得好似希望一种全新物种产生，[87]但后来，尼采想到了超人——一种优秀个体。超人突破重重险阻，从泥沼般的平庸百姓中脱颖而出，他的诞生，更多地要归功于谨慎的育种和悉心的培养，而不是布满荆棘的自然选择。杰出个体的成长与正常生物的成长过程是相悖的，因此可以说，大自然对其最优秀的产品是最为残忍的，她更喜欢平庸普通的物种，并为其撑上一把保护伞。大自然有一种永无休止的逆转趋势，它会将物种逆转至同一个类型、逆转至普通百姓的水平——即大多数人控制最优秀的人，如此循环往复。[88]唯有通过人工选择，通过一种深谋远虑的优生优育，通过一种使人高贵的教育，超人才能生存。
[58]《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116—118页。
正如道德不存在于善良之中而存在于力量之中，人类的目标不应是整体的提升，而应是培养出更健康、更强大的个体。“我们的目标不是整个人类，而是超人。”一个明智之人，最不会去做的事情便是改善人类：人类无法被改善，人类甚至根本就不存在。人类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唯一存在的只是一大堆个体。这些个体堆积在一起，看起来更像一个庞大的实验室。在这样的实验室里，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些试验成功，但是，失败的是大多数。在这里，试验的目的不是谋求大众幸福，而是类型的改善。如果不出现更高级的类型，还不如终结人类社会。社会应是一种强化个人权利和个性的工具，种群本身不应是目的。“如果所有的个体只会维护机器，那么，机器又有何用处？如果机器”，或者说社会组织，“本身便是目的，那真是一场人间喜剧”[86]！
[59]《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245页。
六、超人
[60]《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5页。
现今，热爱交际的欧洲人总喜欢摆出傲人的架势，仿佛他们才是唯一获得认可的种族。他们对自己的品质，比如公德心、慈善、尊重他人、勤奋、节制、谦逊、宽容、同情心等，大加赞美，并视这些品质为人类特有的美德。在这些美德的作用下，他们在普通大众面前彬彬有礼、隐忍不言，显得极有用处。但在一些情况下，当人们认为领袖或领头羊确不可少时，他们便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召集大批聪明的善于交际的人，来代替发号施令的指挥官，各种议会机构便源于此。然而，要是果真有一位专断独裁者出现，来管理这些善于社交的欧洲人，那也是上天的一种祝福，好似一块巨大的磐石被卸去——拿破仑出现后的一系列影响便是最好的明证；一部受拿破仑影响的世界史，几乎就是一部人类追求高尚幸福的历史。通过一个个伟大的个人、一个个伟大的时期，这种高尚的幸福横跨了整个世纪。[85]
[61]《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457页。
终极的伦理学是生物学层面的，我们评判事物的依据应该是该事物对生命的价值，为此，我们需要从生理学的角度“重估一切价值”。真正能考验一个人、一个种群、一个物种的是活力、能力和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或许能够接受十九世纪（不然，一切高尚的美德便会遭到毁灭），因为在十九世纪，肉体得到人们的重视。灵魂是有机体的功能之一。人类大脑中的血，多一滴或少一滴，都会给人带来无限痛楚，这种痛楚远远超过被鹰啄食肝脏的普罗米修斯所忍受的痛苦。不同的食物催生不同的思想方法，比如，米饭推动佛教的形成，而德国的形而上学则是畅饮啤酒的结果。因此，一种哲学是真理还是谬论，完全取决于该哲学赞美的是人生的升华还是人生的堕落。堕落者说，“人生毫无价值”，其实，还不如让他说“我毫无价值”。当人生中一切崇高的价值开始腐烂，当民主——即对一切伟人的质疑——每十个年头毁灭一个民族，人生为何还值得过活？
[62]《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162页。
发现世界上还有如此多的罪恶、如此多残酷的事情，尼采深感欣慰。他认为，“残忍构成了古人极大的喜悦和快乐”，一想到这一点，尼采便感到虐待狂般的愉悦。他相信，我们从悲剧中，或者从任何崇高的事物中获得的快乐都是一种经过提炼的间接的残忍。“人类是最残酷的动物，”查拉图斯特拉说，“欣赏悲剧的时候、观看斗牛的时候、旁观刑罚的时候，他们能够感受到人间未曾有过的快乐。然后，人类创造了地狱……瞧，地狱就是他的人间天堂。”如今，想想自己的压迫者在另一个世界接受永久的惩罚，人类便能忍受一切苦难了。[84]
[63]《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354页。
堕落的原理是这样的：领袖们受到大众美德的影响，并被大众美德庸俗化。因此，“第一要务便是迫使道德体系服从等级秩序，并对各种道德假设重新进行考查，直至人们彻底认识到，说出‘适合你的也适合他’这样的话是不道德的”。不一样的特点会产生不一样的功能，所以，在社会中，强者那“罪恶”的品德与弱者那“美好”的品德都不可或缺。苦难、暴力、危险、战争，与善良、和平有同等的价值。众所周知，伟大的人物只会在充满危险暴力的环境中、在迫使人变得残酷时才诞生。对人来说，最好的东西便是强大的意志、权力以及无限的激情。没有激情的人就像一块豆腐，终将一事无成。贪婪、嫉妒甚至仇恨都是斗争、选择、生存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要素。恶之于善，相当于变异之于遗传、创新和试验之于风俗习惯。如果永不用近乎犯罪的手段冲击一下现有的“秩序”，哪里有进步可言？如果恶真的不好，那它早已不复存在。我们必须警惕自己，不要过于善良，因为“人类必然变得越来越善，又越来越恶”[83]。
[64]《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376页。
强者不会用理性的外衣来掩饰内心的欲望，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即“我要”。对那些充满活力、未受腐蚀、拥有主人翁精神的灵魂来说，欲望因其本身而正当地存在，而良心、怜悯或悔恨绝无立锥之地。但如今，犹太教、基督教民主思想风行于世，使得强者们羞于承认自己拥有强大的力量和健壮的身体，他们开始为自己寻找“理由”。贵族的美德和价值标准正在慢慢消失。“欧洲正在受到新佛教的威胁”，连叔本华和瓦格纳都皈依了佛教，成为可怜的佛教徒。“欧洲整个道德体系的建立是以一种对大众有用的价值为基础的。”强者不得施展强大的力量，他们必须尽可能表现得如弱者一样，因为“勿做我们力量范围之外的事，便是善”，康德，这位“柯尼斯堡[81]的伟大中国佬”不也证明，人类绝不能被当作手段吗？于是，强者的本能——打猎、战斗、征服和统治，由于缺乏宣泄的渠道，逐渐演变成自我伤害，并进而产生禁欲主义和“歹心”。“一切本能，如果找不到一个排解通道，便会向内深入——这就是人类那不断发展的‘内向化’：于是，我们便有了被称之为灵魂的最初形式。”[82]
[65]《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434页。
决定我们思想的便是这些埋藏在最底层的欲望、这些权力意志的悸动。“更多的时候，人类既无法意识到，也无法感受到自己的智力活动……有意识的思考……是人类最微弱的智力活动。”本能是权力意志最直接的动作，它不受意识的干扰，因此，“本能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富智力的活动”。确实，意识的作用被糊里糊涂地高估了，“意识或许应该被放在第二位，它几乎可以说是次要的、多余的。也许，意识注定要消失，注定要被完全的自动化取代”[80]。
[66]《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108（419）、5、8、11、79、80页。
在权力意志面前，理智和道德便成为绝望之物，因为它们只是被权力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武器。“哲学体系是一座华丽的海市蜃楼”，我们看到的并非我们长久寻找的，而只是我们自身欲望的反映。“所有的哲学家都会摆出一副姿态，好像他们的思想都是通过冷峻、纯粹、神圣且不偏不倚的辩证法得来的……实际上，他们的观点只是片面的主张、想法或‘建议’，它们基本上是被抽象、提炼出来的哲学家心中的欲望。事后，他们便会搜集种种论点来为自己辩护。”
[67]《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423—426页。
这一切“道德”的背后是一种隐秘的权力意志。爱是对占有的渴望，求爱是一场战斗，交媾则是战斗后的控制。难怪唐荷西要杀了卡门，那是为了防止她成为他人的所有物。“人们以为自己在爱情中是无私的，那是因为他们想从他人身上得到好处，这些好处往往是从他自己身上无法得到的。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他们便会要求占有对方……在所有的人类情感中，爱情是最自私的，所以，受伤时，爱情最不宽容。”[79]即便是爱真理，也只是出于占有真理的渴望，或许，爱真理者只想开垦一片处女地，成为第一个占有真理的人。谦卑是权力意志的保护色。
[68]《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341页。
后来，耶稣的教义又发展出民主思想、功利主义、社会主义。于是，人们开始根据庶民哲学、渐进的平等化和庸俗化、颓废和堕落的生活来定义进步。[77]颓废生活的最后一幕便是对怜悯慈悲、自我牺牲的赞美，对罪大恶极者不理性的安慰，以及“人类社会排泄功能的丧失”。积极的同情是可取的，而怜悯则是一种麻痹心灵的奢侈品，对那些无可救药、昏庸无能、穷凶极恶的废物，那些满是缺陷、活该害病、违法犯罪的畜生来说，怜悯则是浪费感情。怜悯隐含着粗俗，是一种侵犯，比如，“‘探望病人’是想到邻居无助之时，心生的一种类似性高潮的优越感”[78]。
[69]《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210页。
在这里，我们看到两种相互对立的对人类行为的价值评判、两种伦理观念和标准，即“贵族道德”和“庶民道德”——一种是主人的道德，一种是奴隶的道德。贵族道德是古典时代[73]公认的道德标准，尤其对罗马人而言。在罗马人（哪怕是一个普通民众）看来，所谓的美德便是男人气概、勇气、冒险和胆量。但在亚洲，尤其是在犹太人的脑海中，却孕育了另一种道德标准：遭受政治压迫的人们变得谦逊、无助、无私。实际上，这是在求助。在庶民道德的笼罩下，人们热爱安定与和平，厌恶冒险和权力；人们不再追求力量，他们乐于狡诈，人与人之间的报复不再公开，而是变得隐秘；怜悯代替了严厉，模仿代替了创新，人们不再因享有殊荣而自豪，而是无情地谴责自己的良心，因为荣誉只属于异教徒、罗马人、封建主和贵族，良心才属于犹太人、基督徒、资产阶级和大众。[74]从阿摩司[75]到耶稣，一大批能说会道的先知将奴隶阶层的思想发扬光大，使之几乎成为普世伦理观。于是，“俗世”和“肉体”成为罪恶的代名词，贫穷成了道德的象征。[76]而耶稣则将这种价值标准推至顶峰。在他看来，人人都拥有平等的价值，享有平等的权利。
[70]奥韦尔贝克（1789—1869），德国画家。——译注
他将自己的部分零散感悟收集起来，集成了两部书：《善恶的彼岸》和《论道德的谱系》。他希望能在书中毁灭旧有道德，为超人的道德铺平道路。有一阵子，尼采重新做回一名语言学家，力求以那并非无可挑剔的词源学来推广他的新伦理。他发现，在德语中，有两个词表示“不好”，一个是schlecht，另一个是böse。Schlecht用在上级对下级的语境中，表示“平庸的、一般的”，后来演变为“粗鄙的、没用的、不好的”。Böse用在下级对上级的语境中，表示“不熟悉的、不规则的、不可估量的、危险的、有害的、残忍的”，比如说，拿破仑很böse。许多原始的民族都害怕杰出的人，把这些人看作分裂分子，中国便有这么一句俗语：“伟人乃公众之不幸。”类似的，gut也有两种含义，分别与schlecht和böse相反：一种含义为贵族使用，表示“强大的、勇敢的、有权的、好战的、神圣的”（gut一词来源于Gott，神），另一种含义为平民使用，表示“熟悉的、和平的、无害的、善良的”。
[71]布尔克哈特（1818—1897），瑞士艺术和文化史学家。——译注
尼采从未感到如此寂寞，连他的朋友们都觉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古怪。曾与尼采在巴塞尔共事的奥韦尔贝克[70]和布尔克哈特[71]等学者对《悲剧的诞生》赞赏有加，但此时，他们不得不悲叹，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已经没落，而要他们为一位诗人的诞生喝彩，他们做不到。尼采的妹妹（她差点儿就佐证了尼采的观点：对于一位没有妻子的哲学家来说，姐妹可以很好地扮演妻子的角色）突然离他而去，要去嫁给一位尼采极度鄙视的反犹太分子，然后，再去巴拉圭建立一块共产主义殖民地。考虑到兄长的健康，她恳求羸弱的尼采一同前往。但是，比起健康的身体，尼采更珍重自己的心灵，他希望留在战斗打响的地方，对他来说，欧洲是一家必不可少的“文化博物馆”[72]。从此，尼采居无定所，不时地四处迁移，先后在瑞士、威尼斯、热那亚、尼斯、都灵生活。在圣马可广场的狮子周围，经常有鸽子聚集，尼采就喜欢在鸽子堆里写作——“圣马可广场是我最好的工作室”。然而，他不得不听从哈姆雷特的建议：勿站在太阳底下，因为阳光会刺伤他患病的眼睛。于是，尼采不得不把自己关在昏暗、肮脏、寒冷的阁楼里，在紧闭的窗前奋笔疾书。由于眼疾，尼采不再著书立说，写下的只是一些格言警句。
[72]菲吉斯，《自由意志》，第249页；纽约，1917。
对尼采而言，《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像一部福音书，他后来的著作仅仅扮演着评论者的角色。如果欧洲不欣赏尼采的诗歌，也许，它会理解尼采的散文。随着查拉图斯特拉的歌声远去，先知变身为哲学家，把玩起逻辑学。我们这位哲学家虽然怀疑逻辑，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如果逻辑学不能使论证牢不可破，它至少能使论证更为明白清晰。
[73]大致来说，古典时代始于公元前7世纪，经历基督教的崛起和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公元5世纪），直至古典文化的消解。从地理位置看，是在地中海周边地区。——译注
五、英雄道德
[74]参见泰纳《法国大革命》，第3卷，第94页；纽约，1885。
尼采用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对此，他并不满足，因为他必须使自己不朽。继超人学说之后，尼采又提出永恒轮回论。他认为，万物都会回归，每一个细节都会丝毫不差地经历无数次轮回：尼采会回归，苦难深重的铁血德意志会回归，从草木愚夫到查拉图斯特拉的人类心灵所经历的一切苦难都会回归。这样的学说是可怕的，恐怕人类历史上再也不会出现如此无畏地肯定人生、拥抱人生的学说。难道不是吗？现实的组合是有限的，而时间是无止境的，终有一天，生命和物质将不可避免地重演过去的故事。由于这样的重复，一切历史都必须收回其在天空画出的曲折轨迹——决定论将我们再次带回历史的关口。难怪查拉图斯特拉最后意欲谈论此事时，恐惧感突然袭上心头。内心恐惧的他，全身颤抖，不敢踏出一步，直至一个声音在他耳边说：“你自己又有何碍，查拉图斯特拉？把话说出来，将一切打个粉碎！”[69]
[75]阿摩司，最早的希伯来先知，为十二位小先知中的一位，《圣经》中有一卷书以他的名字命名。——译注
尼采似乎早已预料到，所有的读者都会把自己看作超人，并通过指出超人还未诞生，来为自己辩护；我们只能做超人的先驱、超人的土壤。“不要图谋超乎你能力之外的东西……不要要求超乎你们能力之外的道德！不要寻求不可能的事情。”[67]对我们来说，唯有超人才知道的幸福不是幸福，我们最好的目标便是工作。“很长时间以来，我不停地为了我的幸福而奋斗，如今，我为我的工作而奋斗。”[68]
[76]《善恶的彼岸》，第117页。
爱最远方的人，胜过爱你的邻居。[66]
[77]《善恶的彼岸》，第121—123页。
告诉我，我的兄弟，如果人类缺乏目标，那难道不是缺失了他们自己吗……
[78]《曙光》，第232页。
该是人类确立目标的时候了，该是人类播种最高希望的时候了……
[79]《瓦格纳事件》，第9页。省略号之后为法国思想家邦雅曼·贡斯当的话，原文为法语。其实，尼采曾更为委婉地谈论爱情，他说：“男人会在何时对女人迸发激情？……最低等的激情来自纯粹的色欲，但当一个男人深感脆弱、需要帮助、情绪高涨时，灵魂会像决堤的河流，啃噬他，同时，他会产生被抚摸、被侵犯的感觉。伟大爱情的源泉便在这一刻喷发。”（《人性的，太人性的》，第2卷，第287页。）尼采还引用谚语说：“‘真爱中，拥抱肉体的是灵魂’，这是我听过的最为纯洁的话。”
我爱那样一种人，他们不是到星空之外寻求没落和牺牲的理由。为了有一天能让大地属于超人，他们只将自己献给大地……
[80]《人性的，太人性的》，第2卷，第26页；《善恶的彼岸》，第9页；《快乐的智慧》，第258页；《善恶的彼岸》，第162页；《权力意志》，第2卷，第38页。
我爱伟大的轻蔑者，因为他们更是伟大的崇拜者，他们像一支箭，渴望射向彼岸。
[81]康德的出生地，曾是普鲁士公国的首都，现为俄罗斯西部城市加里宁格勒。——译注
我爱那些只知在没落中生活的人，因为他们正是那些超越者。
[82]《善恶的彼岸》，第128、14、177页；《权力意志》，第1卷，第228页；《论道德的谱系》，第46、100页。学习心理学的人或许会对以下关于精神分析的内容感兴趣：《人性的，太人性的》，第1卷，第23—27页；《曙光》，第125—131页（《梦的原理》）；《人性的，太人性的》，第1卷，第215页（“阿德勒的神经结构理论”）；《曙光》，第293页（《矫正过度》）。对实用主义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善恶的彼岸》中第9、50、53页以及《权力意志》第2卷，第20、24、26、50页。
人类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一座桥梁，而不是一个目标：人类的可爱之处，在于他是过渡、是没落。
[83]《善恶的彼岸》，第165（引用自约翰·斯图尔特·穆勒）、59页；《权力意志》，第1卷，第308页；《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421页。
我告诉你们什么是超人。人类是应当被超越的。你们曾做过怎样的努力超越人类？……
[84]《论道德的谱系》，第73页；《善恶的彼岸》，第177页；《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317页。
所有的神都死了；现在，我们希望超人来临。……
[85]《曙光》，第84页；霭理士，《心迹》，第50页；《善恶的彼岸》，第121页。
这是亵渎神明吗？但查拉图斯特拉抱怨说：“不再有人懂得敬畏。”[63]他自称是“不信神的人中最虔诚的一位”[64]。他渴望信仰，怜悯“所有如自己一样因厌恶而深感痛苦的人，对他们来说，过去的上帝已经死去，新的上帝甚至还未出现在襁褓中”[65]。于是，他呼唤新上帝的名字：
[86]《权力意志》，第2卷，第387、135页；《人性的，太人性的》，第1卷，第375页。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62]
[87]《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104页。
让真理打破一切能打破的东西吧！许多房子等着被建造。
[88]《权力意志》，第2卷，第158页。
让我们谈下去吧，你们这些最聪明的人，无论我们谈得有多糟糕。沉默更糟糕，一切不可言说的真理都会变成毒药。
[89]欧洲贵族名录。哥达还是英国童话中的愚人村。——译注
因此，最高的恶是最高的善的一部分。这是创造性的善。
[90]《权力意志》，第2卷，第353页；《善恶的彼岸》，第260页；《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49、149页。
真的，善与恶的创造者必须首先是一名毁灭者，他必须捣毁一切价值。
[91]《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60、222页；《上帝之死》，第128页；《权力意志》，第2卷，第257页。
何等欢闹喧嚣的无神论！“没有诸神，不正是神道吗？”“如果诸神存在，还有什么可以创造？……如果诸神存在，我怎么能忍受不是上帝的自己？因此，诸神并不存在。”[58]“谁比我更不虔敬，我就能愉快地听他布道！”[59]“恳求你，我的兄弟，要对大地忠诚，不要相信那些对你侈谈超越大地的希望的人！他们只会毒害他人，不管他们自己知道与否。”[60]许多昔日的叛逆者，最终还是回来舔舐这甜蜜的毒药，把它当成人生必不可少的麻醉剂。“君子们”聚集在查拉图斯特拉的洞穴里，为传播他的教义作准备；他离开他们一阵子，回来后发现他们正给一头“用自己的形象创造世界”的驴子上香——“愚蠢到了极点”[61]。这并非教诲，但紧接着，尼采写道：
[92]《曙光》，第295、194—197页；《偶像的黄昏》，第57页；《权力意志》，第2卷，第221—222、369、400页；《作为教育者的叔本华》，第1节。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57]
[93]萨尔特，《思想家尼采》，第446页。
谁长着耳朵，就让谁听去吧。
[94]《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107页。
于是，所有的神哄堂大笑，他们在坐椅上晃动着身子，喊道：“有诸神而没有上帝，这不正是神道吗？”
[95]卡拉卡拉（188—217），罗马帝国的暴君，其统治加速了帝国的衰亡。——译注
一位老朽的吹胡子瞪眼的神，一位嫉妒心十足的神，就这样忘乎所以。
[96]《上帝之死》，第195页；霭理士，《心迹》，第49—50页；《权力意志》，第2卷，第313页。
他们死于一位神祇道出一句邪恶至极的话语之时。这位神祇说：“世上只有一位神！除我之外，不能有别的神。”
[97]《论道德的谱系》，第40页。
他们没有在暮光中踟蹰逝去，尽管谎言都那么说！[56]相反，他们大笑而死！
[98]切萨雷·波吉亚（1475—1507），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17岁时成为大主教，18岁已是枢机主教，其父去世后失势。——译注
古代诸神在很久以前便已寿终正寝。可以肯定的是，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美好而快乐的结局！
[99]《上帝死了》，第228页。
别忘了怀疑。下山后，查拉图斯特拉遇到了一位与他谈论上帝的老隐士。查拉图斯特拉一个人的时候，他心里暗想：“这可能吗？这位生活在林中的老圣徒竟然不晓得上帝已死！”当然，上帝已死，所有的上帝都死了。
[100]菲吉斯，《自由意志》，第47页，注释；《偶像的黄昏》，第51页。
查拉图斯特拉，三十岁，经历山中冥想后，下山向大众布道，就像其原型波斯人索罗亚斯德那样。但大众却转身去看走钢丝。演员从钢丝上掉下来，一命呜呼。查拉图斯特拉把死者背在肩上，带着他离开。“你把危险当作自己的职业，所以，我要亲手埋葬你。”“与危险并肩生活，”他宣扬道，“把你的城市建在维苏威火山边，把你的船只派遣到未经探索的海域去，使你自己随时处于战斗状态。”
[101]尚福尔（1741—1794），法国作家，以风趣著称。——译注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尼采的杰作，他本人亦深知这点。“这部作品独树一帜。”尼采后来这样写道，“别与诗人们相提并论，也许，当今世界还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像《查拉》一样，脱胎于如此强大的力量。……即使将世界上所有善良、伟大的灵魂聚集在一起，也无法说出查拉图斯特拉的一句话。”[54]有点儿夸张！但毫无疑问，《查拉》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著作之一。然而，印刷过程中的一波三折令尼采头疼。一开始，书的第一部分被推迟印刷，因为印厂正忙于印刷五十万册赞美诗；紧接着，书的出版又遭到一系列反犹太小册子的阻挠；[55]最后，出版商又拒绝印刷书的最后一部分——因为从经济利益考虑，该部分毫无价值。于是，尼采不得不自掏腰包。尼采的书卖了四十本，送了七本；一人表示认可，没人表示赞赏——从未有人如此孤单。
[102]布尔热（1852—1935），法国小说家和评论家。——译注
此时，他的“灵魂缓缓升起，飘飘欲仙”[50]。尼采找到了一位新的导师——索罗亚斯德，一位新的神祇——超人，一种新的宗教——永恒轮回：他现在必须歌唱——在狂人的灵感中将哲学注入诗歌。“我会唱一首歌，而且我要唱响它，尽管我孤单地站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尽管我不得不唱给我自己听。”[51]（一句话，道出了多少孤独啊！）“啊，你，伟大的星星！假如没有你所照耀的人们，你的幸福何在？……瞧！我对自己的智慧已经厌倦，就像采蜜过多的蜜蜂；我需要有人伸手来分享了。”[52]就这样，尼采完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全书完成时，正值“神圣时刻——瓦格纳在威尼斯谢世”[53]。这是他给《帕西法尔》的华丽答复，可是《帕西法尔》的创作者已经仙逝。
[103]法朗士（1844—1924），法国小说家和评论家。1921年获诺贝尔奖。——译注
查拉图斯特拉走过我的身边。[49]
[104]萨尔特，《思想家尼采》，第464—467页；《瞧这个人》，第37、83页；《善恶的彼岸》，第213—216页；《偶像的黄昏》，第54页。
这时，我的朋友，突然间，一分为二，
[105]《论道德的谱系》，第98页；《善恶的彼岸》，第146、208页；萨尔特，《思想家尼采》，第469页。
白昼、湖水、正午、无休无止的时间。
[106]《权力意志》，第1卷，第382—384页及第2卷，第206页；《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141页。
享受着阳光，时而享受着阴凉；存在的唯有
[107]《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248、169页；亨尼克，《自我主义者》，第266页。
我享受着，我的享受超越善与恶，时而
[108]《孤独的尼采》，第77、313页；《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232页。
我坐在那儿，等待着——但不期盼任何东西，
[109]《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137—138页；《善恶的彼岸》，第226页；《权力意志》，第1卷，第102页（尼采在此预测了一场革命，“相比之下，巴黎公社……似乎只能算有点儿消化不良”）及第2卷，第208页；《曙光》，第362页。写下这些高贵的文字之时，尼采正住在一间肮脏昏暗的阁楼里，年收入1000美元，但他将大部分收入用于著作的出版。
尼采找不到一个可以隐居的地方：“与别人一起生活很难，因为相对无言太难了。”[48]他从意大利辗转到瑞士上恩加丁的锡尔斯——玛利亚，登上阿尔卑斯山顶。在这里，他既不爱男人，也不爱女人，只求超越人类。就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山巅，尼采灵感四溢，写就了一生最伟大的著作。
[110]《不合时宜的沉思》，第1卷，第142页；《人性的，太人性的》，第1卷，第360页及第2卷，第147、340页；《偶像的黄昏》，第100页；《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64、305、355页。
在之后的著作中，尼采的书名——《曙光》《快乐的智慧》充分体现了作者在康复期间的感恩之情。与他日后的著作相比，这两部书的语气更为亲切，语言更为温和。此时，尼采开始了一年的平静日子，靠着大学补助过着朴素的生活。此时，这位傲慢的哲学家竟然像开始融化的坚冰，变得可爱而又脆弱，他发现自己坠入了情网。但是，莎乐美拒绝了尼采的深情表白，或许是因为尼采的思想太过尖锐、太过深刻，令人局促不安。相比之下，保罗·李较为安全，于是，保罗扮演了“佩吉洛医生”的角色，而尼采则成了“德·缪塞”[47]。尼采绝望地离开了，临走时还不忘写下几句针对女性的警句。实际上，尼采天真、热情、浪漫、温柔，非常单纯。他攻击温柔，不过是想忘却这一人之本性——因为温柔，尼采遭到欺骗并陷入无尽的苦痛；因为温柔，尼采受到了无法愈合的创伤。
[111]《快乐的智慧》，第77—78页；《善恶的彼岸》，第121页；法盖，《阅读尼采》，第22页；《人性的，太人性的》，第2卷，第288页。
大病过后，尼采开始热爱健康，热爱太阳，热爱生命、欢笑和舞蹈，他还爱上了卡门的“南方音乐”；在与死神进行了一番殊死搏斗后，尼采的意志变得更为坚强，他变得乐观向上，即使在痛苦的时候也能感受到生命的甜美。也许，正因为这场大病，尼采决定接受斯宾诺莎的观点——面带微笑地接受自然的限制和人类的命运。他在悲壮而努力地践行着。“在我心里，伟大便是‘热爱命运’：……不仅要在任何情况下毫不气馁，还要爱它。”唉！知易行难啊。
[112]《论道德的谱系》，第255页（该预测作于1887年）。
1879年，在盛年时期，尼采病倒了。他的身心遭受重创，匍匐在死亡的边缘。在病榻上为自己准备后事的时候，他还不忘战斗到底。他对他妹妹说：“答应我，我死后，只有我的朋友才能站在我的棺材旁边，绝不能有任何好事之徒。记住，不要让牧师或其他任何人在我下葬时散布谎言，因为那时，我再也无法保护自己；让我诚实地以异教徒身份进入坟墓吧。”[46]但是，尼采痊愈了，这一充满英雄色彩的葬礼不得不推迟。
[113]《上帝之死》，第219—220页。
经历了艺术上的失意，尼采转而向科学和哲学寻求庇护。体验过酒神的热烈和特里布森、拜罗伊特的狂欢后，尼采将自己的灵魂投入科学的海洋，在那里接受日神般冷峻的洗礼，而哲学也确实为他“提供了一个任何暴政都无法渗透的避难所”[45]。像斯宾诺莎一样，激情四射的尼采试图通过细察自己的激情来平静自己，他说，我们需要“一种情感化学”。因此，在他的下一本书《人性的，太人性的》里，他扮演了心理学家的角色，他以外科医生般的冷酷对最温柔的情感、最可贵的信仰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在一片反对声中勇敢地将这一切献给当时臭名远扬的伏尔泰。尼采还把书寄给瓦格纳，瓦格纳回赠尼采《帕西法尔》一书。两人从此断绝往来。
[114]《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159页。
四、查拉图斯特拉之歌
[115]这个可怜的流亡者什么时候又掺和进来了？
尼采并非如自己所想的那样，他实际上更像日神阿波罗：尼采不喜欢酒神般的狂野活力，也不喜欢美酒、歌曲和温柔爱情，他喜欢细微、脆弱、精细的东西。“你的哥哥，他有独特的敏锐气质，总是感到诚惶诚恐，”瓦格纳对福尔斯特·尼采女士说，“有时候，他会因为我的笑话而感到尴尬——然后，我便会使出浑身解数来给他讲我的笑话。”[42]尼采身上有许多柏拉图的影子，比如，尼采担心艺术会使人忘记坚强。[43]性情柔弱的尼采天真地以为，全世界的人都像他自己一样——他差点因此皈依基督教。也许，世上还没有足够的战争让这位儒雅的教授称心如意。然而，当他冷静下来，他心里比谁都清楚，瓦格纳和他都没有错，帕西法尔的温柔和齐格弗里德的力量都不可或缺，从宇宙的高度俯瞰，这些看似残忍的对立其实能相互融合，成为一个个有益的创造性统一体。尼采称之为“星际友谊”[44]，正是这种友谊，将他与瓦格纳无声无息地维系在一起，与瓦格纳的交往是尼采人生中最为宝贵、最有意义的经历。后来，尼采精神错乱了，但当他看到去世已久的瓦格纳的照片时，在头脑清醒的一瞬间，他轻轻地说：“我很爱他。”
[116]诺尔道，《退化》，第439页；纽约，1895。
瓦格纳迎合一切虚无的佛教天性，并给这种奉承穿上音乐的外衣；他迎合一切基督教精神，一切颓废的宗教表现形式……理查德·瓦格纳……一个绝望的浪漫主义破老头，在圣十字面前轰然倒地。难道没有德国人怀着悲痛和怜悯，目睹这可怕的一幕？我是他唯一的受害人吗？……然而，我也曾是最堕落的瓦格纳崇拜者……我是时代的产儿，像瓦格纳一样，也就是说，我们都是堕落者。对于这一点，我心知肚明，所以我要为自己辩护。[41]
[117]《权力意志》，第2卷，第353、362—364、371、422页；《善恶的彼岸》，第239页；《不合时宜的沉思》，第2卷，第39页；《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413页。
尼采选择了逃跑，没跟瓦格纳打招呼。当时，瓦格纳在音乐领域正如日中天，享受着全世界的膜拜。尼采跑了，他“对浪漫主义中的女性化和随心所欲的狂想曲、对充满理想主义的谎言、对人类良心的软化感到厌倦与反感，而这一切曾经征服一颗最勇敢的灵魂”[38]。然而不久，在遥远的索伦托[39]，他再次碰到欢庆之余出来休假的瓦格纳。当时，他正在写作一部全新的歌剧——《帕西法尔》。瓦格纳在剧中刻意赞美基督，赞美怜悯的、没有肉体的爱，赞美一个被“十足的傻子”“傻子基督”拯救的世界。尼采再次一声不响地走开了，从此再没有跟瓦格纳说过话。“如果一个人缺乏对自身的坦率和真诚，我绝不认为他是伟大的。我一旦发现这种缺乏，那这个人的成就便与我不再有任何干系。”[40]相比圣徒帕西法尔，尼采更青睐叛逆者齐格弗里德，所以他无法原谅瓦格纳：在瓦格纳心中，基督教的道德价值和美学分量远远超过其神学缺陷。在《瓦格纳事件》中，尼采怒火满腔，发疯似的对瓦格纳展开猛烈的攻击：
[118]《瞧这个人》，第2页。
1876年，就在拜罗伊特，各种节日剧院内不分昼夜地演出瓦格纳的歌剧，不曾间断。瓦格纳的崇拜者们来了，大大小小的国王、王子来了，游手好闲的阔佬也来了，而其中身无分文的则被挤在门外。尼采突然想到，瓦格纳与盖尔何其相似[34]，《尼伯龙根的指环》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突出的舞台效果，音乐剧中那些遥远的情节，有的在音乐中消失，却进入戏剧中去了。“我曾想，将来会有一种布满交响乐的戏剧，一种脱胎于利德[35]的艺术形式，但瓦格纳被充满神秘感染力的歌剧深深吸引，踏上了相反的路。”[36]而尼采做不到，他无法往这个方向前进，因为他憎恶戏剧的和歌剧的东西。他写道：“待在这里我会发疯。我心怀恐惧地等待这一个个漫长的音乐之夜过去……我已经无法继续忍受了。”[37]
[119]《瞧这个人》，第39页。尼采认为自己是波兰人。
在所有这些文章中，最为激情澎湃的一篇题为“瓦格纳在拜罗伊特”。文章里，尼采将瓦格纳比作齐格弗里德[28]，称其“从不知恐惧为何物”[29]，他还认为，瓦格纳创造了唯一真正的艺术，因为他是将各种艺术融合为崇高的审美综合体的第一人。尼采还在文中向整个德国呼吁，认识即将到来的瓦格纳节日的伟大意义——“对我们来说，拜罗伊特象征着战斗之日的清晨圣礼”[30]。这是一个年轻崇拜者的声音，一个女性般的灵魂发出的声音，它在瓦格纳身上发现了男性的果断和勇气，这种果断和勇气将在日后成为超人理念的一部分。但这位崇拜者同时是一位哲学家，他在瓦格纳身上看到了一种使高贵灵魂不悦的专横跋扈和狂妄自大。他无法容忍1871年瓦格纳对法国人的攻击（瓦格纳的歌剧《唐豪瑟》在巴黎没有得到善待！）；听闻瓦格纳对勃拉姆斯的嫉妒，他感到震惊。[31]甚至在《瓦格纳在拜罗伊特》这篇充满溢美之词的文章里，其主题也没有为瓦格纳埋下一个好兆头：“很长时间以来，世界都是东方化的，如今，人们渴望希腊化。”[32]——尼采知道，瓦格纳有一半闪米特人[33]血统。
[120]菲吉斯，《自由意志》，第230、56页。
在其著名的《不合时宜的沉思》第二卷《作为教育者的叔本华》中，尼采将炮火对准了信奉沙文主义的大学院校。“经验告诉我们，培养伟大哲学家的最大障碍在于，公立大学总是将那些糟糕的哲学学者捧在手里……没有国家敢庇护柏拉图和叔本华这样的人……国家总是害怕他们。”[26]在《我们的教育机构的未来》一文中，他再次展开攻势；在“历史学对生活的利与弊”中，尼采对整日沉迷于古老学术细枝末节的德国知识分子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实际上，尼采在这些文章中已表明了自己的两个独特观点：一、道德和神学必须根据进化论重建；二、生命的职责不是让多数人变得更好，这些大多数人被个别看待时，是最无用的，生命的职责应该是“天才的创造”，是优秀人格的培养和提升。[27]
[121]参见桑塔亚纳《德国哲学中的唯我主义》。
1872年，尼采回到巴塞尔，身体依然虚弱，内心却燃烧着一股激情，他不想把剩余的体力再浪费在枯燥乏味的讲台上。“我手头的活够我工作五十年，在如此压力下，我必须争分夺秒。”[23]当时，尼采对战争产生了一丝幻灭感，他写道：“德意志帝国在根除德意志精神。”[24]1871年的胜利使德意志的灵魂增添了一份粗鄙的自负，而对精神发展来说，没有什么比这种自负更为恶劣。尼采是顽皮的，在任何偶像面前，他都不会服服帖帖。尼采决定对德意志这种愚笨的自负进行抨击，为达到目的，他开始攻击大卫·斯特劳斯——在所有拥护这种自负的人中，他最受人尊重。“我战斗着踏入社会：这是司汤达给的建议。”[25]
[122]卡尔·摩尔，席勒剧作《强盗》中的主人公，戏剧描写了一对贵族兄弟之间的冲突。哥哥卡尔·摩尔带领一批叛逆的学生来到一片森林，成为罗宾汉式的强盗，而弟弟则策划继承父亲的巨额财产。——译注
“从德意志精神的酒神根基，涌现出一种力量，一种与苏格拉底文化的原始条件毫无共同之处的力量……即德意志音乐……在它那如太空般广阔的天宇上，遍布着从巴赫到贝多芬，从贝多芬到瓦格纳的轨迹。”[22]很久以来，德意志精神被动地反映着意大利和法国的日神艺术；所以，要让德意志民族知道，他们的本能优于这些腐朽文化；要促使他们像改革宗教一样，掀起一场音乐改革，将马丁·路德般狂野的活力重新注入艺术和生命之中。谁能说，经历了战争痛苦的德意志民族不会迎来另一个英雄时代？谁又能说，有了音乐精神，悲剧不会重生？
[123]葛兹，歌德剧作《葛兹·冯·伯里欣根》里的主人公。葛兹信仰自由，拥有独特的想法，想成为正直社会中的中流砥柱，以反抗那充满谎言、文过饰非的社会。——译注
但是，酒神的时代也许还能归来？康德不是摧毁了一切理论理性和理论家吗？叔本华不是已经让我们重新认识了本能的深刻和思想的悲剧吗？瓦格纳不是另一个埃斯库罗斯吗？他借着酒神般的狂喜，恢复了神话和象征，并再次将音乐和戏剧糅合在一起。
[124]相关例子可参见哈勒维的《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一生》，第231页。
的确，苏格拉底和欧里庇得斯最终都放弃了自己的主张：欧里庇得斯在其最后的剧作《酒神的伴侣》中向狄俄尼索斯投降，是他自杀的序曲；而监狱中的苏格拉底奏起了狄俄尼索斯的音乐，以慰藉自己的心灵。“苏格拉底不得不这样自问：‘也许，我无法理解的东西不一定不合理？也许，还有那么一片将逻辑学家排除在外的智慧王国？也许，艺术是科学不可或缺的相关物和补充？’”[20]但是，一切都为时已晚，逻辑学家和唯理论者的工作已经无法回到原点，希腊戏剧和希腊性格已经衰落。惊人的事情已经发生：诗人和哲学家“放弃自己的主张之时，他们早先掀起的潮流已征服了一切”[21]。英雄的时代已经落幕，酒神艺术已经终结。
[125]《悲剧的诞生》，第6、25页。
难怪阿波罗的德尔斐神谕称苏格拉底为最有智慧的希腊人，而欧里庇得斯位居苏格拉底之后，为第二位最有智慧的人；也难怪“阿里斯托芬凭借其无懈可击的直觉……对苏格拉底和欧里庇得斯有着同样的憎恨，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文化堕落的病症”[19]。
[126]布兰代斯（1842—1927），丹麦文学评论家和学者。——译注
在苏格拉底的影响下，柏拉图从运动员变为美学家，从剧作家变为逻辑学家，他开始反对激情，抨击诗人，研究知识论，他甚至在基督教诞生之前便成了一名基督徒。在希腊古城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上，刻着这么两句毫无激情的隽语——gnothi seauton（认识你自己）和meden agan（凡事勿过度）。后来，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出现了“知识是唯一美德”的谬论，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则是使人萎靡不振的中庸之道。一个民族在青年时代会创造神话、诗歌，衰落之时便转向哲学、逻辑学。青年时代的希腊诞生了荷马、埃斯库罗斯，其衰败之际则成就了欧里庇得斯——一个放弃逻辑学而投身戏剧的剧作家，一个摧毁神话和象征的唯理论者。欧里庇得斯还是一个感伤主义者，他驱逐了那个崇尚男子气概时代所盛行的悲观的乐观主义，他是苏格拉底的朋友，摒弃酒神狄俄尼索斯式的合唱，迎来一群日神阿波罗式的辩论家和演说家。
[127]亨尼克，《自我主义者》，第251页。
“理论家型”[17]的苏格拉底是希腊人的性格从坚忍变为松散的标志之一，“人们的身体和灵魂曾经拥有的马拉松式强健，逐渐被含糊不清的启蒙取代，并伴随着体力和脑力的日益弱化”[18]。批判哲学取代了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哲理诗，科学取代了艺术，理性取代了直觉，辩论取代了竞技。
[128]法盖，《阅读尼采》，第9页。
希腊戏剧最深刻的特点，在于狄俄尼索斯通过艺术征服悲观主义。在现代诗赋中，我们遇到的希腊人是欢快的、乐观的，但过去的希腊人并非如此，他们熟识人生的痛楚和悲剧般的短暂。当弥达斯[13]向西勒诺斯发问：对一个人来说，什么样的命运是最好的，西勒诺斯回答道：“朝生暮死的可怜人类，意外与不幸的孩子，你为什么要逼我说出那不说为好的答案？最好的命运可望不可及，那就是不出生，成为虚无。其次便是早死。”显然，这些人无须再学习叔本华或印度宗教。但是，希腊人用自己杰出的艺术驱散了幻灭的阴云：他们用自己的痛苦创造了洋洋大观的戏剧，他们还发现，“唯有作为审美现象”、作为艺术沉思或艺术重建，“存在和人世才表现为合理”[14]。“崇高是艺术对丑恶的平息。”[15]悲观主义是颓废的表现，乐观主义是肤浅的表现；“悲观的乐观主义”才是强者的心态，他们锲而不舍地试图从深度和广度上体验人生，即使以悲痛为代价；在他们眼里，能够认识到斗争是生命的法则，这是一种快乐。“过去的希腊人不是悲观主义者，悲剧本身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事实。”“悲观的乐观主义”催生了埃斯库罗斯式的戏剧和前苏格拉底哲学，当时正值“希腊辉煌时代”[16]。
[129]《悲剧的诞生》，“导言”，第1、4页。
在尼采之前，没有语言学家能够如此诗意地表达自己。在书中，尼采描写了希腊艺术信奉的两位神祇：狄俄尼索斯（或巴克斯）和阿波罗。狄俄尼索斯是酒神、狂欢之神，他象征着乐观向上的人生、行动中的欢乐、狂喜的情感和灵感、本能、冒险和无畏的痛苦，狄俄尼索斯还是歌曲、音乐、舞蹈、戏剧之神。阿波罗是和平、安逸和休憩之神，象征审美情感和理性思考、严密的逻辑和哲人般的冷静，他还是绘画、雕塑和史诗之神。在希腊艺术中，最高贵者莫过于以上两位理想人物的结合——狄俄尼索斯骚动不安的男性力量以及阿波罗恬静安宁的女性美。在戏剧中，狄俄尼索斯是合唱的灵感之源，阿波罗是对白的灵感之源；狄俄尼索斯的信徒们扮成半人半羊状，组成一支整齐的队伍，合唱便来源于此；而对白则是一种回想，是对情感体验的一种反思。
[130]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1848—1931），德国古典语言学家。——译注
1872年初，尼采的处女作，也是其唯一完整的著作——《悲剧的诞生：源于音乐的灵魂》出版。[12]
[131]《悲剧的诞生》，第142页。
三、尼采和瓦格纳
[132]参见桑塔亚纳《德国哲学中的唯我主义》，第141页。
他犹豫了。希腊精神以及诗歌、戏剧、哲学、音乐的灵感触手可及，然而，尼采无法抗拒祖国的召唤，因为那同样饱含诗意。他写道：“眼前，是你的祖国，它有着可耻的起源，而且对许多人来说，它是一口永不枯竭的苦难之井，是一团在无数次危机中将他们吞噬的火焰。但是，在它发出召唤的时候，我们的灵魂便会骤然忘掉自己；在它血腥的召唤下，广大民众被国家所驱策，鼓起勇气，振奋精神，拥抱英雄主义。”[11]在前往战争前线的路上途径法兰克福时，尼采看到一大队骑兵穿过小镇，马蹄声响彻天空，骑兵们看起来光彩夺目。他说，当时，自己眼前一亮，突然有了某种认识，自己的全部哲学自那一刻的感知开始孕育发展。“平生第一次，我感到最高、最强的‘生命意志’并不表现在为生存而展开的悲惨斗争中，而是表现在‘战争意志’‘权力意志’‘征服意志’中！”由于视力问题，尼采没有成为真正的士兵，他不得不接受在后方从事护理工作的安排。虽然他目睹了很多恐怖景象，但他从来不知道战场上真正的厮杀到底是怎样的。后来，他那羞怯的灵魂在没有亲历的情况下竭尽想象把血腥的战场理想化了。即使是做护理，尼采也过于脆弱和敏感；一见血便不舒服的他很快病倒了，半死不活地被送回家中。此后，他的神经变得像雪莱一样脆弱，脾胃像卡莱尔一样娇弱；在他那战士般的铜盔铁甲下藏着的却是女孩般的灵魂。
[133]参见哈勒维《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一生》，第192页。
离巴塞尔不远就是特里布森，音乐巨匠理查德·瓦格纳和别人的妻子同居于此。1869年，尼采应邀前往，并在那里过了圣诞节。尼采对未来的音乐有着火一般的热情，而瓦格纳，对一个能让自己的音乐事业沾点学术气息的新人也不会小觑。在这位伟大音乐家的影响下，尼采开始写作他那以希腊戏剧开篇、以《尼伯龙根的指环》收尾的处女作，他在书中大肆赞扬瓦格纳，将瓦格纳比作现代的埃斯库罗斯[10]。为了能有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远离喧嚣的人群，他来到阿尔卑斯山。1870年，就在这里，尼采得知德法开战了。
[134]想了解对尼采更为猛烈的攻击，可参见诺尔道的《退化》，第451页。
军旅生涯结束后，尼采走向一种完全相反的生活：开始了作为语言学家的学术生涯。他没有成为战士，而是做了博士。二十五岁那年，尼采受聘成为巴塞尔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在这里，他能够远远地欣赏俾斯麦的铁与血。但对这个需要终日伏案的不咸不淡的职业，尼采又感到后悔，他的后悔很奇怪：一方面他希望自己从事的是像医生那样务实、不必久坐的职业，另一方面又发现自己被音乐深深地吸引。他有几分钢琴家的气质，还写过几首奏鸣曲。他说：“没有音乐，人生便是不完整的。”[9]
[135]指沃尔特·惠特曼（1819—1892），美国诗人。该诗句摘自其作品《草叶集》“自我之歌”的第21首。——译注
二十三岁的时候，尼采应征入伍。他本可以因为近视和寡母独子的身份被免除兵役，但军队还是没放过他；在萨多瓦和色当[8]那些游荡的日子里，哲学家也得去当炮灰。尼采从马上摔下来，胸肌严重扭伤后，负责征兵的中士才不得不放弃这个猎物，但尼采的伤再也没有彻底恢复。他的从军生涯如此短暂，以至于离开军队的时候，他还像刚入伍时一样，对战士的迷思一点也没有改变。他向往充满命令与服从、忍耐与纪律的斯巴达式艰苦生活，但如今，他已经无须实践这个理想。尼采之所以开始崇拜军人，是因为健康问题使他再也无法成为军人。
[136]《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99—100页。
也就在此时——1865年，尼采发现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这是“一面镜子，从中我窥见了世界、人生，以及我那骇人而又壮丽的本性”[6]。他把书带回自己的寓所，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不放过任何一个字。“叔本华好像是亲口在对我说，我能感受到他的热情，我似乎能够看到他站在我的面前。为了放弃、为了拒绝、为了顺从，每一行字都在发出号叫般的声音。”[7]灰色调的叔本华哲学给尼采的思想留下了永久印记：当他虔诚地追随“作为教育者的叔本华”（尼采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时，甚至当他谴责悲观主义而认为悲观主义是颓废的一种形式时，他骨子里依然是不快乐的。他的神经系统似乎是为了忍受痛苦而精心设计的，他颂扬悲剧，赞美其为生命的快乐——这不过是又一次自我欺骗。唯有斯宾诺莎和歌德能将尼采从叔本华手中解救出来。尼采虽然宣扬“宁静”“爱命运”，但从不付诸实践，所以，智者的宁静、沉着的平静从未属于尼采。
[137]卡莱尔，《过去与现在》；纽约，1901。
十八岁的时候，尼采终于对其父辈信奉的上帝信心尽失。他开始用余生不停地寻找新的神祇。最终，他认为自己找到了——“超人”就是他的新神。事后，尼采说，自己轻易地接受了这种改变；但是，尼采向来善于自我欺骗，因此，他的自传并不可靠。他变得愤世嫉俗，像一个孤注一掷后惨败的失意者。宗教曾是尼采的生命支柱，而今，生活在他眼里空空如也，没有丝毫意义。在波恩和莱比锡期间，他突然与大学同学一起淫荡纵欲，他甚至一改挑剔考究的习惯，学会了吸烟喝酒这些男人的嗜好。但很快，他便对酒精、女人、烟草产生了厌恶，他开始冷嘲热讽他那个时代国内流行的嗜酒之风。他认为，喝酒吸烟的人难以清晰地感知、敏锐地思考。
[138]尼采曾说过：“年轻时，我向世界强有力地表明我支持与反对的；如今，我老了，我懊悔无及。”
但在尼采心底，却隐藏着一种近乎神经质的坚忍和自豪：如果他的同学怀疑穆丘斯·斯凯沃拉的故事[3]，他会在自己的掌上点燃一把火柴，任其在手上燃烧，直到全部熄灭。[4]这件事很典型，终其一生，尼采都在不断寻找肉体的和精神的方法来锤炼自己，实践自己理想中的男性形象。“我所不是的，在我看来，就是神性和美德。”[5]
[139]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名门望族，文艺复兴时最著名的艺术赞助人。——译注
父亲早逝以后，尼采不得不由家中那些圣洁的女人来抚养，这让他深受其害。在她们的影响下，尼采的内心变得女人般脆弱和敏感。他不喜欢邻里那帮掏鸟蛋、偷果子、玩打仗、说鬼话的坏小子。他的同学叫他“小牧师”，有一位同学还说他像“教堂里的耶稣”。他喜欢一个人读《圣经》，或者读给别人听，他充满感情的诵读，听得人热泪盈眶。
[140]当然，尼采伦理学思想的核心可以在柏拉图、马基雅维利、拉罗什福科那里，甚至在巴尔扎克《高老头》的伏脱冷那里找到蛛丝马迹。
1844年10月15日，尼采出生在普鲁士的洛肯，那天正好是当权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生日。这一象征爱国的巧合，使得尼采那曾数次担任皇家家庭教师的父亲感到异常兴奋，于是决定用国王的名字命名自己的孩子。“无论如何，选择这一天作为我的生日有一个好处：小时候，我的每一个生日都是举国欢腾的日子。”[2]
[141]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西梅尔语。
尼采抨击基督教，正是因为他心里积聚了太多基督教的仁义道德；他的哲学学说是通过矫枉过正的否定来平衡基督教过分的温和、仁慈与和平的努力。从这点看，善良的热那亚人称尼采为“圣徒”，不是一种极大的侮辱吧？尼采的母亲与那位抚养康德长大的母亲一样，是一名虔诚的清教徒。或许是除了一次严重的违规之外，尼采自始至终都是一名虔诚的清教徒，如雕像一样贞洁。也正因如此，他对清教主义和虔诚行为展开猛烈攻击。尼采，这个积重难返的圣徒，是多么渴望成为一个罪人啊！
[142]对于熟悉阿茨巴舍夫、斯特林堡、普日贝舍夫斯基、霍普特曼、戴默尔、汉姆生、邓南遮作品的读者来说，我无须指出尼采对当代文学的广泛影响。
尼采的父亲是一名牧师。尼采出生于神职之家，不论是他的母系还是父系，先辈中都有好几代人担任过神职，尼采本人也是一名传教士。
[143]《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86页。
二、青年时代
[144]霭理士，《心迹》，第39页。
尼采是无畏的，于是他便成了德意志的代言人。
[145]霭理士，《心迹》，第80页。
如果一切真如以上所说，那么，历史上最伟大、最显赫的人物莫过于俾斯麦了。俾斯麦对现实人生了如指掌，他曾直言“国与国之间不存在利他主义”，现代社会的事情不应通过投票和口才决定，而应该通过铁和血决定。对充满妄想、“理想”、民主思想的风烛残年的欧洲来说，俾斯麦真像一股摧枯拉朽的旋风！在短短几个月里，俾斯麦使颓废的奥地利俯首称臣，使沉醉于拿破仑传奇的法国屈膝投降；在短短的几个月里，不也是俾斯麦迫使所有德意志小“邦国”、小君主国、公国和政权融入伟大的德意志帝国之中，使其成为全新的力量道德的象征？焕然一新的德意志需要一个声音来宣扬它日益强大的军事和工业力量，需要一种哲学来为其发动战争作辩护。基督教无法为战争辩护，但达尔文学说可以。只要有一点儿大无畏精神，一切皆有可能。
[146]《权力意志》，第1卷，第24页。
达尔文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完成的是百科全书派没有完工的工作：百科全书派推翻了现代道德的神学基础，但道德本身依然完好无损，奇迹般地悬在空中。其实，只要有一阵生物学的微风，便能将这空架子的残余收拾干净。然后，思路清晰的人很快便意识到每个时代最深邃的思想家的共识：一、在这场我们称为生命的战斗里，我们需要的不是善，而是力量，不是谦卑，而是骄傲，不是利他，而是果敢的智慧；二、平等、民主与选择、生存是相悖的；三、天才，而非庸民，才是进化的鹄的；四、权力，而非“正义”，才是各种事物的区别和一切命运的裁决者。——尼采是这么看的。
[147]参见古尔德《传记汇编》中关于尼采的一篇文章。
从伏尔泰到奥古斯特·孔德，暗暗激励着法国自由思想家们前进的是不再默默地被埋没在基督教理想背后……而是要超越基督教理想，如有可能的话。孔德“为他人而活”的主张比基督教还基督教。德国的叔本华、英国的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他们主张将同情心、怜悯、利他作为行为的准则，该主张得到了人们的赞誉……所有的社会主义体系都不经意地将自己搭建在这些共同的教条之上。[1]
[148]菲吉斯，《自由意志》，第43页。
斯宾塞的伦理哲学并非进化论最必然的结果。如果生命是一场唯有最适者才能生存的竞争，那么力量便是最高的美德，柔弱便是唯一的缺陷。能够存活下来的便是善，是胜者；退却的便是恶，是败者。对这一必然的结论，唯有维多利亚时代中期懦弱的英国达尔文主义者、有身份的中产阶级——法国实证主义者和德国社会主义者——才会隐瞒。这些人有足够的勇气对基督教神学说“不”，但他们既不敢诉诸逻辑，也不敢打破产生于基督教神学的道德观念以及人们对温文尔雅和利他主义的崇拜。他们纷纷退出英国国教、天主教、路德教，却不敢放弃基督教——尼采如此说道。
[149]《瞧这个人》，第20页；诺尔道，《退化》，第465页。
尼采不仅嘲弄了英国的进化论者，还嘲弄了德国的民族主义者。但这些都不重要，因为这些都是他惯用的伎俩，他总是将矛头指向那些对他影响至深的人。其实，尼采是在下意识地掩饰自己所受的恩惠。
[150]《瞧这个人》，第55页。
尼采是达尔文的孩子，俾斯麦的弟兄。
[151]“这是他该待的地方。”说出这样的话，诺尔道真是畜生！
一、尼采之“家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