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怎样才能做到无争呢？好处都属于别人的。例如佛家所说就要菩萨发心，慈悲爱人，爱一切世人，一切牺牲都是为别人，自己不想得到任何一点报酬。因此，“天下莫能与之争”。纵然要争，也没有用，我既什么都不要，本来便是空，与“空”争个什么！人之所以有祸害、有痛苦、有烦恼，就是因为想抓住点什么，既然一切都不要、都舍出去了，那自然无争，自然争不起来。这看来是反面文章，其实正是为了正面可保全自己，成就自己的道德，完美自己的人格，所以老子加重语气说：“岂虚言哉？”这不是空话啊，不是空理论啊！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讲到这里，全篇还是一句老话——“曲则全”。
“诚全而归之”，这句话可以做两种解释。一种是说“曲则全”最重要，人生最伟大的作为，不必要求成功在我，无论在道德学问上的成功，或是事业上的成功。如果“功成身退而不居”，一切付之全归，这赤裸裸的坦诚，就是“曲则全”的大道，是人生的最高艺术。“诚”字可以把它作动词用，说明实在要走“曲则全”的道理，才能够得上为天下之所归，众望之所属。
“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这“四不”的名句，是为人立身处世必然要记住的道理，岂止要把它作为“座右铭”，应当要把它作为“额头铭”，要贴在额头上，记在脑子里，则终身受用不尽。
另外一种解释是，“诚”字后面加一标点，构成“诚，全而归之”。这样一来，便是说明如何做到“曲则全”的真正条件，那只有一个“诚”字才可。绝对不能把“曲则全”当作手段，要把它当作道德，要真正诚诚恳恳地去做。如果知道“曲则全”的名言，却把它当成手段去做，那就“不诚无物”，完全不对了。这种解释也不是我的发明，很多古人的注解早已有了。
“不自矜，故长”。“自矜”也就是现在所讲的自尊心，说好听点叫自尊心，说不好听就叫作傲慢，自尊心与傲慢几乎是同一心态，但用处不同，效果也不一样。比如走在街上，看到别人的钞票掉了，很想把它捡起来，但又不敢去捡，为什么？因为有自尊心。那你就干脆捡起来等人来认领，或是送到警察派出所招领，这也没有什么不对。所以自尊与傲慢，看是用在什么地方，用不对了，就是傲慢，用得好就是自尊。傲慢的人不能成功，所以要不自矜。
“自见”“自是”“自伐”“自矜”是人类的通病，一般人的心理，大多具有这些根本病态。当我们经常到一家名餐厅宴会，这家会做菜的名厨师，在我们吃饭当中，出来打一照面，招呼贵宾的时候，我们就要向他恭维几句，或者敬他一杯酒，表示他做的菜真是高明，不然他就很扫兴。如果说你的菜做得天下第一好，那么虽然他这时还挂着一脸油烟，累得要死，心里的滋味却舒服得很，这是一般的常理。所以，老子再三说明，一个人有了这些心病，一定要能反省，知道自加改正才好。假使你这个人已经很高明，高明就高明，又何必一定要别人加说一句你太高明。你是不是高明，别人慢慢自会看清楚。假如自己天天喊我很高明，除了做广告以外，那还有什么用呢？所以有道之士，自处绝不如此，绝对没有这种心理行为，才算合于道行。
“不自伐，故有功”。“自伐”是自我表扬的代名词。有了功劳的人爱表功，差不多是人们的常态。尤其许多青年同学，很容易犯这个毛病，虽然只做了一点事，就想人家表扬一下，要鼓励鼓励。有些人稳几天可以，多过几天心里就稳不住了，我做的事这么久了，好像老板都不知道，就要想办法表现出来。真正有修养的人不自伐，有功等于无功，儒家的人常以尧舜来做标榜，“功在天下”“功在国家”，而他自己更加谦虚，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贡献似的，那才是不自伐的最高竿，当然不会埋没了你真正功高望重的知名度的，因为天下明眼人毕竟很多。
老子所说的“四不”，在体而言，同于佛说的离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在用而言，又同于孔子所说的戒四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恰如其分。所以，它不但限于个人自我的修养，仅是修道者的道德指标，同时，也是所谓帝王学——领导哲学最重要的信守、最基本的修养。历史上凡是要立大功、建大业的人，只要一犯此四个原则，绝对没有不彻底失败的。
“不自是，故彰”。“自是”与“自见”差不多是同一个道理，但同中有异。“自是”是主动认为我一定都对的，我绝对没有错。譬如现在人喜欢引用拿破仑说的“拿破仑的字典里没有难字”，乍听很有气魄，其实拿破仑就太“自是”，结果还是要失败。他不过是像项羽一样的人物，并没有真正成功的内涵。他的字典里面没有难字，那是“自是”。
我们现在举出东晋时期，史称五胡十六国乱华的时代，秦王苻坚的故事。
“不自见，故明”。人本来要随时反省，使自己看见自己才好，为什么在这里却说要“不自见，故明”呢？这是说，人不可固执主观的成见，执着了主观成见，便同佛家所说的“所知障”，反为自障了！有了主观成见，就无法吸收客观的东西。尤其对一个领导人来讲，千万不要轻易犯了这个错误，即如一个公司的老板、董事长，一旦事业成就，便不可得意忘形，须有“不自见”，才能更加明白事理。有人说，老庄是帝王学，是伟大的领导术，也许重点就在这些至理名言中。当一个领导群众的人，千万不可有“自见”，需要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把所有的智慧，集中为你自己的智慧，你的智慧就更大了。
苻坚弑其君苻生，自立为王，正当东晋穆帝——司马聃升平元年（公元三五七年），他起用了那个在野的名士、平时扪虱而谈天下事的王猛为政，不过十三四年之间，北灭燕云，南胁东晋，大有不可一世的气势。再过了没几年，王猛得病将死（王猛当政也只十六七年），苻坚不但为其百计祈祷，并且还亲自到病榻前访问后事。王猛对他说：
道家、佛家、儒家教人的道理几乎都是一样的。不过佛家、儒家是从正面讲，老庄道家是从反面说。反面说，意义深刻，不但深刻，而且更具有启发性的作用。佛家与儒家从正面上说，往往变成了教条式的告诫，反而使人抗拒。老庄道家的说法却合乎“曲则全”的作用，比较使人容易接受。
善作者不必善成（成功不必在我之意），善始者不必善终（也就是《易经》坤卦无成有终的意思），是以古先哲王，知功业之不易，战战兢兢，如临深谷。伏惟陛下，追踪前圣，天下幸甚。
——《老子》
又说：
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晋虽僻处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没之后，愿勿以晋为图（告诉他，切莫轻易南下用兵图谋东晋）。鲜卑、西羌，我之仇敌，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
不必要求成功在我
王猛一死，苻坚三次亲临哭丧，而且对他的儿子（太子）苻宏说：“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夺吾景略（王猛字）之速也？”过了七八年，苻坚一反常态，不顾王猛的遗嘱，便欲将百万之众，南下攻击东晋。当他聚集高级臣僚开军事会议时，左仆射（相当于辅相的权位）权翼持不同的意见说：“晋虽微弱，未有大恶；谢安、桓冲皆江表伟人，君臣辑睦，内外同心，以臣观之，未可图也！”
（选自《老子他说》）
太子左卫率（相当于侍卫长官，警备总司令）石越曰：“今岁镇（天文星象的岁月，镇星）守斗（自南斗十二度数起，到须女星的七度，属星纪，正在吴越分野之处），福德在吴（古代抽象天文学，认为太岁所在，其国有福），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据长江之险，民为之用，殆未可伐也！”苻坚却坚持自己的意见说：“昔武王伐纣，逆岁违卜。天道幽远，未易可知。夫差、孙皓皆保据江湖，不免于亡。今以吾之众，投鞭于江，足断其流，又何险之足恃乎！”这便是苻坚的最大自伐、自矜之处。
“以其不争”，圣人的不争，是对于利益不争，利益由别人先得，坏事情别人不要去，由他先面对。这个“不争”是不争好处，并不是不做事。“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所以世界上没有人与他争。不是不敢与他争，而是不想争，因为他接受的都是倒霉的事情，别人不会来抢了。这是上古传统的政治哲学以及政治艺术的道理。
会议席上，文官武将，各人就利害关系，正反面的意见都有，始终无法决议。苻坚便说：“此所谓筑舍道旁，无时可成。吾当内断于心耳！”当时这个时候，再也没有一个人，如王猛一样，教他先求修明内政，建立最高的文化政治以巩固基础了！散会以后，苻坚特别留下亲王的阳平公——苻融商量，苻融说：“今伐晋有三难：天道不顺，一也；晋国无衅，二也；我数战兵疲，民有畏敌之心，三也。群臣言晋不可伐者，皆忠臣也，愿陛下听之。”苻坚听了他的意见，便正色地说：“汝亦如此，吾复何望！”苻融听到他的坚持自见与自是，愈觉不对劲，便哭着说：“晋未可灭，昭然甚明。今劳师大举，恐无万全之功。且臣之所忧，不止于此。陛下宠育鲜卑、羌、羯，布满畿甸，此属皆我之深仇。太子独与弱卒数万留守京师，臣惧有不虞之变生于腹心肘掖，不可悔也。臣之顽愚，诚不足采；王景略一时英杰，陛下尝比之诸葛武侯，独不记其临没之言乎！”
上古的圣人、政治领导的做法与道德，就能“处上而民不重”。他虽然居在最高的地位，但老百姓没有感觉到重压，没有压力。“处前而民不害”，领导人站在最前面，一般人并不觉得他占了先，也没有妨害大家。“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因此古代历史上的圣君明王，天下归心，那是自然而来的。
苻坚仍然不听他的意见。等到回到后宫，他最宠爱的妃子张夫人，也苦苦来劝谏他勿出兵侵略东晋。苻坚便说：“军旅之事，非妇人所当预也！”换言之，军事的事，不是你们女性所应该参与意见的。他最喜欢的小儿子苻诜也来劝谏。苻坚便训斥他说：“天下大事，孺子安知？”换言之，你这个小孩子，哪里懂得天下国家的大事？大家没有办法阻止苻坚的主观成见，便来找他最相信的和尚道安法师，请其设法劝阻。道安婉转劝说，也不成功。弄得太子苻宏没有办法，只好再拿天象来劝谏说：“今岁在吴分，又晋君无罪，若大举不捷，恐威名外挫，财力内竭，此群下所以疑也！”苻坚还是不听，转对儿子说：“昔吾灭燕，亦犯岁而捷，天道固难知也。秦灭六国，六国之君岂皆暴虐乎？”
“欲先民，必以身后之”这句话要注意，年轻人读到这里，不要误以为要打仗的时候，你们先上前线，我在最后面打，而是指领导大家的人，要把本身的利益放在最后。老子讲过“后其身而身先”，有好处时，领导人要让被领导的人先得，剩下来才自己拿，没有剩下来也没关系，我就不要了。假使遇到困难，我先去面对，你们在后面一步，这就是领导的原则，也是领导人的道德。
这样一来，只有一个人在冷眼旁观——待时而动、乘机而起的燕人慕容垂。慕容垂独对苻坚说：“陛下断自圣心足矣，何必广询朝众！晋武（晋武帝司马炎）平吴，所仗者张、杜二三臣而已，若从朝众之言，岂有混一之功！”这一下正好投合苻坚的心意，因此，便大喜说：“与吾共定天下者，独卿而已。”谁知不到一个月，秦王苻坚自统六十余万骑兵南下，一战而败于淝水，比起曹操的兵败赤壁还要悲惨。慕容垂不但不能与他共天下，正好趁机讨好，溜回河北，不但复兴后燕，而且还是促成苻坚迅速败亡最有力的敌人。
要想做一个领导人，一个居上位的人，最少要做到说话不刻薄，态度也要尽量谦虚。中国皇帝自称“寡人”“孤家”，表示全国百姓你们诸位都好，我自己是倒霉鬼。这也是“必以言下”的谦虚态度，表示一切老百姓是主人，我这个寡人是奴仆，寡德之人，来替你们做事。
我们读历史，看到历史上以往的经验，便可了解古人所推崇的古圣先贤的名言学理是多么重要、多么可贵。譬如苻坚的暴起暴亡，抵触老子所说的“四不”戒条，无一不犯，哪有不败之理。苻坚虽有豪语，所谓“投鞭足以断流”。其实，正是他投鞭以断众见之流，因此而铸成大错特错。所以老子说“故有道者不处”，正是为此再三郑重其言也。
江海包含了一切的山谷水流，百川皆归于海，海能容纳一切细流，所以称为海。老子再三用海来比喻，形容一个人的学问、道德、品格的修养。因为大海是世界上最低的地方，容纳了来自各处的淡水、咸水、清水、脏水等一切的水，而成为土地上最大的海洋。这是物理自然的道理，因此人的修养要像海洋一样，能包容一切。
（选自《老子他说》）
——《老子》
道家管理学的终极秘密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看到后世的说法，尤其最近一百年来，许多谈论中国政治思想的，所谓黄老之道，都以老子为根本。老子主张无为，因此许多人认为那些辉煌朝代的帝王是无为之治。那么，什么才是无为？当皇帝什么都不管，那他管什么？大概只管吃饭。所以把无为解释成什么都不管，是很莫名其妙的。
有利益大家先拿，有困难我先面对
所谓汉唐黄老之道的用法，历代帝王所用的秘诀，大原则大政治，就是《庄子·大宗师》中的一段精华：“以刑为体，以礼为翼，以知为时，以德为循。”这些秘密，帝王们尽管用，但是可用不可讲，讲了就不能当帝王，只能当教书匠了。如果你们学会了这个秘诀，想当了不起的人，或者当一个老板，也是可以用不能讲，这一点特别说明。
（选自《历史的经验》）
所谓无为之道，是讲为人上者，做领导人的无为，而把国家大事，一切付之于法治，就是“以刑为体”。这是法治的精神，并不一定是讲法律！也就是现代所谓制度化的观念，将一切归之于制度。所以，上面的领导人，他在这个位置，等于一个手指头，只要按到一个电钮，整个制度就跟着动起来，所谓损力少，成事多，这就是无为的道理。
孔子的学生子路，有一次救了一个落水的人生命，这个落水的人，是一个独子，他家里非常感谢，谢了子路一头牛。子路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头牛，大概杀来炖牛肉给老师吃。孔子奖励子路，说子路做得对，这个风气提倡得好，将来鲁国的人都愿意救人了，救了人有牛肉吃，这样很好嘛！子贡比子路有钱，当然，子贡的个性也不同，依鲁国的法令，当时的奴隶制度，赎人回去，奴主应该收赎金的，可是子贡不收赎金，孔子责备子贡做得不对。这两件事，子路收了别人的红包，孔子说他收得对，提倡好的风气是劝德，而子贡这样做应该也没有错，他谦让嘛，自己有钱，不收人家的钱。可是这样一来，就使别人不敢随便赎人了，所以有时候做好事很难。由这个道理看起来，人应该廉洁，不苟取，一点都不要，这是对的，当然，不可以提倡贪污，不过有些时候，像子贡的不受金于府，也不可以公然做出来，不然就会收到廉而过清的反效果。
我们不要看到“刑”字，就认为完全归之于法治。首先要了解历史，在我们历史上的经验很多，不重法治天下会大乱，完全信赖法治天下也会大乱，这就是应用之妙，所以要配合上面庄子这四句话。
（九）廉而过清的反效果
在我们的文化历史上，还有个东西需要了解，就是法家的学问，法家也出于道家。法家非常残酷，历史上记载，刑法太严格的法治就变成一个残酷的时代。所以由司马迁开始，把完全讲法治的人另外归类，列入酷吏这个传记里。
所以一个高明的领导人，对于部下，不能只偏爱一人，偏听一个人的意见，也不专权任用一个人，凡事大家一起来，像古代车轮的支杆，一起都动，于是就不会有专君的现象了。
看这些法家残酷的法治，问题就来了，法家怎么会出在道家呢？道家是讲道德、清静无为，讲慈悲的，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严重的偏差？我们要知道，一个讲清静无为修道的人，一定非常注重道德。因为注重道德，对人对己的要求就非常严格。严格的结果，就是法治的精神。譬如佛家的戒律，我们学佛本来要解脱，一个学佛的人，自己性命也不管了，头发也剃了，衣服也换了，一切都放下不要了，本来还自在的一个人，结果出了家，反而觉得很不自在，为什么？因为必须要守戒律。
申子（战国时韩国人，名不害，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申子，为法家之祖）也说，一个女人独占了丈夫，在多妻制的时代，其他的太太一定发生捣乱的行为。家庭如此，国家也如此，一个臣子“专君”了，其他所有的大臣、干部都被遮盖了，所以专宠的太太很容易破家，而专君之臣容易破国。
戒律是一个道德的规范，对自己要求的严格，管理的严格，于是就产生了法家的精神。法家就是戒律，而且是对于整个社会的全面的戒律，用之太过就变成残酷，用之恰当呢，法家就是治世最重要的规范。所以庄子提出，光“以刑为体”是不行的，还要“以礼为翼”。
所以吕不韦著的《吕氏春秋》（这本书是吕不韦的智囊团们把中国文化中杂家的学问收集起来编著的，我主张大家要读，它也是中国杂家之学的大成，杂家可不一定是坏的，正的反的，好的坏的，包罗万象，叫作杂学）说：宇宙万物滋生靠阴阳，它生长了高丽参可以补人，也生长了毒草可以害人，并不偏向只生长一类。天下雨，需要水的地方下，不需要水的地方也下，公道得很，这就是天地无私。人要效法天地。所以当领袖的人，万民之主，不能为了一个人而偏私。
下面庄子把这四点再加以引申，讲以刑为主的做法。
齐国的名相晏婴，这位了不起的人物曾经说过，一个好的干部，固然对主管要忠心，可是忠心太过就变成专权了。就是说一切都要经过这一个干部，容易形成这个干部的专权，那就太过分了。两三个兄弟，都要当孝子，其中一个要特别孝，那么下面的弟弟都被比下去了，这也是不孝。古代多妻制的时候，有几个太太，其中一个独擅专房，不能容纳别人，这就是妒忌。因此忠、孝等过分了也不好，也有反效果。
以刑为体者，绰乎其杀也；以礼为翼者，所以行于世也；以知为时者，不得已于事也；以德为循者，言其与有足者至于丘也，而人真以为勤行者也。
（八）领导要处理好专权与偏私
“以刑为体”不能过分，过分就成了酷吏，“绰乎其杀也”。所谓“绰乎”，是很轻松自在，并不是严刑峻法。刑法过重，法令太严密，那就是严刑峻法，我们的文化史上素来认为那是错误的，也不是法家的真正精神。
由这里知道，书本上的道理到底对或不对，很难评断，同一个道理，同一个原则，用对了就有益，用错了就有害，所以知识这个东西，也是靠不住的，在乎个人的运用。
“以礼为翼者”是以文化的精神做辅翼，足以永垂万世。
有的人，勇敢彪悍，可以做军人，保卫国家，而结果走错了路，如现代青年，当太保流氓，好勇斗狠去欺负人，成为私斗，这是勇的反面。勇是了不起，但有勇的人，走偏了路，就变成大太保，乃至当强盗土匪。所以做领导的人，对于勇的人才处理，国家社会该怎样培养他，要很恰当。《长短经》中说“将帅轻去就者，不可使镇边”，如果一个将帅有勇，而行事不够慎重的话，就有“轻去就”的倾向。因为有勇，所以决策时不免掺杂个人的主观好恶，而忽略了整体大局的考量。这样的将帅是不适合镇守边疆的，应该用有仁德持重的镇守边疆，才可常保边界的平安。我们再去读历史，常常看到某一将领在前方，做得非常好，突然会把他调回来，当然，也有的调错了，乃至因此亡国的。如明朝末年，熊廷弼镇守东北，把满族人挡住了，最后皇帝被奸臣蒙蔽利用，把熊廷弼调回来，乃至论死。假如说皇帝浑蛋，本来他在宫廷里长大，对外面的事不全懂，实在就无话可说了。但这些职业皇帝也蛮聪明的，他从左右大臣那里听来的理论，比我们书本上得来的多，公文比我们看得多，他明知道不必要，可是硬把前方干得好好的将领调回来，也自有他的道理，因为犯了他内心上的妒忌。换什么人？“使仁德守之则安矣！”换一个大度雍容、有仁德、识大体的人坐守边疆，不要打起来就好了。读了这一段，再一想欧美各国的作风，都有他们的道理。在我们看来，他们的这种做法全错了，但不要忘了，我们是站在我们的立场去批评，就我们目前的观点而言。而在他们的立场，只希望他们这一代不乱，安于现实就好了。
“以知为时者”是要知机，要知道进退存亡之时机。事情到某一阶段，应该停止的时候就要停止，是不得已只好这样做，也是不能不这样做。不得已有两个观念。一个观念，拿儒家来说，孔子想救世，明知道救不了的时代，他仍要去救，尽其一生去救。每个宗教家都是如此，这是不得已于事也。另一个观念，知道事情没有办法做，只能适可而止，恰到好处，就是不得已于事也。所谓知，就是两方面的应用。
（七）勇武之人易忽略大局
“以德为循者，言其与有足者至于丘也”。这个丘，不是指孔丘，是说这个地方堆起来像山丘一样。以道德为标准，依照道德的规范，“有足者”等于佛家讲的圆满，达到一个圆满的标准，树立一个很高的像山丘一样的标准。
比如历史上很有名的党祸，在汉、宋两代都很严重，宋代甚至一度立了党人碑，连司马光、欧阳修这一班历史上公认为正人君子的，都列名在党人碑上，几乎要杀头坐牢的！而我们现代从历史上来看宋代的党祸，双方都不是坏人，这两派都是好人。另外一派的领袖王安石，历史上说他如何如何坏，其实也说不出他什么坏的事实，只是说他的政策不对，当时实行得不对，但是我们政治上的许多东西，如保甲邻里制度，就是他当时的这一套制度，他的收税原则也没有错。王安石本人，既不贪污，又不枉法，穿件衣服都是破的，虱子都在领口上爬，爬到衣领上去，被宋神宗看见，都笑了。三餐吃饭，都只吃面前的一盘，一则是因为近视，看不见对面的菜，更重要的是从来不求美食，对于物质的生活，没有什么过分的需求。可是在宋代形成了那么大的朋党，只是政治意见不相投，而成为很严重的问题。朋党则比周，同一政治意见的人会互相包庇，每人都推荐自己信任的朋友，拉自己的关系，结果就废公趋私，变成一个大私的集团，内外挟制，而坏人利用这个团体，把好人当招牌，安安稳稳坐在上面，好人替坏人做了傀儡。这就成了贤人政治的反面。
“而人真以为勤行者也”。实际上，修道之人外表上看起来忙得很，“以刑为体，以礼为翼”，其实他内心什么事情都没有，很逍遥，很自在，一天到晚忙，可是像没有事一样。一般人认不清楚，以为他这个人修道很努力啊，以为这个样子才叫作修道。这是只看外形。这一句话就是庄子这一段里的点题，一个真正修道的人，入世处世，好比当了皇帝，日理万机，一天有一万件事那么忙，但心中无事，这就叫作无为之道。因为一切他都有一个制度，有个规范，已经弄好了。
在诸子百家中，墨子主张贤人的政治，“尚贤”“尚同”是他主要的思想。历史上的政治哲学思想都是圣贤的政治哲学。赵蕤反贤，但他并不是反对圣贤政治，而是说尚贤太过分了、太偏重了，就会出问题。正如孔子说的“矫枉过正”，矫枉到超过了正的分寸，又是偏了。“尚”就是重视，尚贤政治好的一面是平教化，社会教育文化到最高的水准，社会安定，没有犯罪的人，所以“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最终的结果就是“泽施于下，万人怀德”八个字，使全民得到这种政治所产生的福利。而在另一面，光讲贤人在职，贤能与不贤能的人，好人或不好的人，很难分别，如果走偏了，好人与坏人往往也会结成一党。
（选自《庄子諵譁》）
（六）贤人政治的反面是朋党
道家管理学的最强一战
名，是很好的，给人家名誉，这是好事，如现在的表扬好人好事，绝对没有错，但是也会使人生矜篡的念头，就是傲慢、篡夺的念头，这就是由名位而生相反的一面。中国的古礼，名称地位不同，待遇也不同。古代的官制很严格，阶级不同，穿的衣服颜色也不同，它的最初目的在表扬有德，这是好的。可是像秦始皇的车服，显示得那么威风，而汉高祖和项羽，当时看了秦始皇的那种威仪以后，汉高祖心里面就起了“大丈夫当如是乎”的念头，项羽更直截了当起了“取而代之”的念头，名位就有这样反的一面，正如老子的话：“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人的本质差了，就提倡礼，但是有了礼，制度规范是很好，可也是倡乱的开始。从汉高祖、项羽看了秦始皇的威仪所起的念头这件事可以看出，老子的这句话是可信的了。
现在来看一个历史故事，以了解黄老之学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原因，使研究黄老的人，掌握到研究的正确方向。道家最初发生最大影响的，是在汉高祖刘邦的创业之初，所用建立功业最大的人才，便是张良、陈平这些道家人物。汉初的“文景之治”，文景父子两代的领导思想，都是用黄老道家学说。汉文帝与汉景帝的母亲都喜欢研究《老子》，而受其影响很大。
（五）名誉越多越易滋生混乱
刘邦在位不过几年就死了，政权则落到他妻子吕雉的手中，天下最诱惑人的权势，极少有人摆脱得开，因此吕后便想因势乘便，要把帝位转给娘家的人。但是，当年跟刘邦一起打天下的文臣武将们，袍泽情深，都不以为然，所以等吕后一死，便起来削清吕家的权力。在这一段时间中，政治、经济、社会等，都非常混乱。
到了汉文帝的孙子——汉武帝的时候，才主张用儒家，兼用法家的思想，所以在中国的文化历史上，严格地看“文景之治”这一段，比较空白，但也比较朴素。汉文帝当时反对定礼，所持的理由是，儒家的礼太繁了，我们读《礼记》就知道，他的说法不无道理，所以墨子也早已反对，还有很多学者和墨子一样都反对繁文缛节，孔子、孟子的思想，对于过分的礼也是不太赞成。照《礼记》的规矩，真是烦琐得很。我们现在这样站、这样坐都不对的，讲话、走路、站、坐、穿衣，生活上一点一滴，都要小心谨慎，所以说是繁礼，麻烦得很，讨厌得很，专门讲外表，笑都不能哈哈大笑，不能露齿，那多痛苦！汉文帝认为这并不是礼的真正精神，不必定那么多条文，大家只要以身作则来教化，就可以了，所以下令不谈这个问题。
吕家的权力既然削平，大臣们就要找出刘邦的儿子来接皇帝位，可是刘邦的儿子已被吕后杀得差不多了，只有一个小儿子刘恒，被分封在西北边塞为代王，毗邻匈奴——内蒙古的荒漠贫瘠地带。因为他母亲薄氏喜欢走道家“清静无为”的路线，防意如城，无欲无争，所以吕后没有把她放在眼里，才保全了性命。这时大臣们商议，就找到这位远在边塞、性情朴实、清心寡欲、守道尚德的代王，把他迎请到首都长安来，继承汉祚，他便是后来的汉文帝。
到了汉文帝的时候，学者们建议定礼，可是汉文帝反对。后来到汉武帝的时候，才建立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系统。当时汉文帝和他的母亲，是崇拜道家老子思想的，那个时候的政治哲学，是主张政简刑清，完全是老子思想，尽量地简化，不主张烦琐，这是有名的所谓“文景之治”。
研究这段历史，在黄老之学方面的运用，是很有意思的。
中国文化最喜欢讲礼，礼也包括了一切制度。有礼、有规矩，在公家或私人的行为上，是比较好。但是相反的，制度、规矩，行久了，太多了，会出大毛病，会使人偷懒、逃避。和法令一样，立法太繁，就有空隙可钻了。汉高祖统一天下以后，除由叔孙通建立了政治制度以外，由春秋战国下来，从秦始皇到汉代为止，中国文化又被拦腰斩了一刀，没有好好地建立。叔孙通替汉高祖建立的是政治制度，没有建立文化制度。
刘恒，顶了一个代王的头衔，被冷落在边塞，突然传说长安有人来，请他回中央当皇帝，真是福从天降，人世间没有更好的事了。可是，他知道这个消息后，就去请示母亲，该不该应邀。这时刘恒的两个重要干部，一个是郎中令——相近现代的秘书长——张武，一个是中尉——类似现代的参谋长——宋昌。张武认为，此时正是中央政府最混乱的时候，而且朝中的一班大臣，都是跟刘邦一起打天下的人物，是刘恒的父执辈，很难驾驭，所以不能去，必须打听清楚。而宋昌则反对，他分析情势，认为可以去。他说，自秦始皇暴虐以来，天下大乱，各地英雄纷起抗暴，而最后统一天下的，是你的父亲刘邦。天下的老百姓都认为天下是你刘家的，虽然有吕后这一次夺权，但为时很短，天下人心仍然归刘。现在大臣们把政权动乱的局面安定下来以后，如果不是看清楚民心归趋所在，也不会到遥远的边塞来迎请你回去当皇帝。既然天下归心，那么大势已在掌握，为什么不去？两人的意见恰恰相反，很难下一决定，最后请示母亲时，这位深通《老子》的老太太，运用无为之道、用而不用的原理说：“先派舅舅薄昭到长安去看看吧！”意思是先派一位大使前往观察一下形势，收集些情报资料。这位大使舅爷自长安回来，报告情况说，可以去接位，于是刘恒才带领张武、宋昌等一些干部，前往长安，准备承接皇位。
（四）规矩越繁越有空隙可钻
这时刘恒的身份还是代王，不算是皇帝，不过是刘邦几个儿子中的一个，连太子的名分也很勉强，最多只能说他同等于一位太子而已。在另一方面，这时汉朝中央政府的权力，实际上早已掌握在周勃一人手中。当刘恒从边塞来到首都长安城外的渭桥地方，周勃早率领了文武百官，跪下来接驾，刘恒也立即跪下来还礼。这就是刘恒之成为汉文帝，他深知此时的局势非常微妙，进退应对之间很难处理，何况自己还没有即位，所以立即下跪回拜，这也就是老子的精神——“谦德”。《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汉文帝的一生，就实践了这三件法宝。
可是历史上有许多事情，看起来是讲义，实际上都错了，如战国时候赵国宰相虞卿的故事（在《战国策》或《史记·虞卿列传》里都有记载）。虞卿这个人了不起，他曾著了一部《虞氏春秋》，比吕不韦的《吕氏春秋》还要早一点。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平民出身，游说诸侯，得到赵王的信任当辅相。这个人非常讲义气，他已经当了赵国的辅相，而他的朋友魏国公子魏齐，在魏国出了事情被通缉，逃到赵国来找他。按当时魏赵之间的关系，赵国是应该把魏齐送回魏国去的。可是虞卿是赵国辅相，魏齐以当年未发达时的私人朋友身份去找他，如果站在法制的立场，虞卿应该把这件事报告赵王，把魏齐引渡到魏国去。而虞卿认为如果这样做太不够义气，因此“弃相捐君”，连宰相都不当了，偷偷离开了赵王，带魏齐一起跑了。这个历史上的故事，在赵蕤看来，从做人方面来讲是难能可贵的，这是讲义气，但对公的大义而言，这种义气是不对的。
在刘恒左右的张武和宋昌也是了不起的重要干部，都曾深习黄老之学。在渭桥行过礼后，周勃向刘恒说：“代王！我和你退一步，单独说几句话。”宋昌就出来说：“不可以。请问周相公，你要向代王报告的是公事还是私事？如果是私话，则今日无私。如果是公事，则请你当众说，何必退一步说？”宋昌确实是一位好参谋长，这也是老子之道无私的反面运用。
义有正反面，如对朋友讲义气，讲了的话一定做到，言而有信，对朋友有义，这个节操品行很好，但是处理不当，相反的一面，就有大害，而且变成“华伪”，表面上很漂亮，实际上是假的，这就是赵蕤说的反义。从历史经验来说，义的正面是国家有困难，社会有困难，为了救社会，为了救国家，为了帮助很多人，把自己的生命都牺牲掉，在最要紧的地方绝不投降，绝不屈服，这才是正义，在义的正的一面，便是大义。
周勃被他说得没办法，就说：“没有别的，只是公事。”宋昌说：“什么事？”周勃说：“是皇帝的玉玺在此，特别送上。”于是将玉玺送给代王。刘恒接过玉玺，照常情，他就是皇帝了，他却说：“这不可以，今天我初到，还不了解情形，天下之事，不一定由我来当皇帝，可以当皇帝的人很多，我现在只是先代为把玉玺保管起来，过些时日再说。”这就是黄老之道的“用而不用”，要而不要。谦虚是谦虚，该要的还是要。
（三）仗义的领导要注意华伪
他收下玉玺以后，还是没有立刻即皇帝位，住在宾馆九个月，没有办事，等一切都观察清楚了，才宣布即位当皇帝，这时年纪还很轻，政事还是很难为。第一，他的同宗兄弟中，还有年纪比他大的，还有一些远房伯伯叔叔的孩子，亦算是刘家的宗室。第二，以前曾跟刘邦一同起来创业、掌有兵权的老将军们，分在四面八方，人数很多。内在的政治基础不够稳固，外面的实力空虚，自己手上没有一个兵，只是手里拿到一颗玉石刻的大印，能印得了什么？
仁爱有一定的范围，超过了范围，就变成私，如果有偏心，他对我好，我就对他仁爱，这是不可以的，只要偏重仁爱，偏私就会来。自古府主败亡者多仁慈而不智，项羽、梁武帝等人，其例甚多。
可是他考察了九个月以后，发现最难对付的，是长江以南的地方势力，包括了缘湘、赣五岭以南的广东、广西、福建乃至云南、贵州等地，其中的南越王赵佗，在吕后乱政的时候，他听说在故乡的兄弟被诛，祖坟被挖，对汉朝非常怨恨。吕后死后，他见汉朝中央主政无人，便自称皇帝，而且兴兵到湖南长沙的边境，准备向北进攻。
仁就是爱，普遍地爱大家，当然是好事。可是爱的反面，就有私心，有爱就有偏私，中国古代的礼乐制度，是文化的原则。但家与国是要分开的，所给某一家的义务不能普及到全国，给某一家的鼓励也不能普及于全国。在位服务公家的人，虽然为官大夫，但对公家的公名公利，绝不能归于己有。
赵佗原来是河北人，是与汉高祖同时起来，反抗暴秦的英雄好汉之一，秦始皇被打垮以后，他未能在北方发展，就到南方，在广东当县尉令，任上县令死时，把县政交给了他，他便自称南越王。那时五岭以南地区尚未开发，为边远的蛮荒烟瘴之地，汉高祖亦奈何他不得，派了一位亦道亦儒的能员陆贾当大使，干脆承认了南越王的地位。后来因为吕后对不起他，所以在吕后死后，他也自认为有资格即皇帝位，窥伺汉室。
（二）仁爱的领导要注意偏私
像这样一个局面，该怎么办呢？如果说出兵与赵佗一战，这一主战思想，将使问题更加严重，决策不能稍有疏失，内战结果，胜败不可知，天下属于谁家，就很难说了！因此只有另作他图。汉文帝有鉴于此，所以他在就皇帝职位后，除了修明内政以外，便只有用黄老之道了。
有聪明才智的人，心思灵敏，很有智慧，用之于正，对社会有贡献，而相反的就是做作，这是智慧的反面，所以在《说苑》这部书上说，“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权谋就是手段，手段本身并不是坏的，圣贤讲道德，道德也不过是一个手段，仁义也是一个手段，并不是坏的，正人用手段，手段就正，在乎动机，存心正手段就正，存心邪门的人，即使用仁义道德好的手段也是邪。
在历史的记载上，有关汉文帝处理这个大难题的有两封信，其中一封是汉文帝给赵佗的，一封是赵佗答复汉文帝的，这样两封往来的信件，消弭一场大战于无形，亦拯救了无数生灵。
仁、义、礼、乐、名、法、刑、赏，是中国文化所处处标榜的，可是在纵横家看来，儒家所讲的仁义，道家所讲的道德，都不过是政治的一种措施、一种方法而已，他们认为儒家、道家标榜这些，是好玩的、可笑的，这不过是一种政治方法，有什么好标榜的！
当然，事情并不如此简单，汉文帝在写这封信之外，还有内政上的措施、军事上的部署等，并且遴选了一位老谋深算的特使，便是赵佗的老朋友陆贾。各方面都有了妥善的安排，处于一个有利的形势，增加了这封信的力量，于是收到宏大的预期效果。
这是大原则，《长短经》的作者赵蕤列举了上古三代的亡去。亡者无也，是过去了、没有了的意思，不要一定看成亡国的亡，时代过去了，没有了，都称亡，如昨天已经过去，用古文可写成“昨日亡矣”。所以三代的成为过去，并不是因为政治上、法治上有什么不好而亡，而是说不管走法家路线、儒家路线或道家路线，一切历史的创造在于人。
从这两封信上，我们不难窥见黄老之道的精神与内涵。现在，我们先在这里介绍两信的原文，然后再做一概略的分析。
——《长短经》
汉文帝赐南越王赵佗书
臣闻：三代之亡，非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矣。故知法也者，先王之陈迹，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故尹文子曰：“仁义礼乐名法刑赏，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术。”
皇帝谨问南越王甚苦心劳意。朕高皇帝侧室之子，弃外奉北藩于代，道里辽远，壅蔽朴愚，未尝致书。高皇帝弃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临事，不幸有疾，日进不衰，以故乎治。诸吕为变故乱法，不能独制，乃取他姓子为孝惠皇帝嗣。赖宗庙之灵，功臣之力，诛之已毕。朕以王侯吏不释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
（一）仁义道德不值得标榜
乃者闻王遗将军隆虑侯书，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侯；亲昆在真定者，已遣人存问，修治先人冢。
一个好领导，要注意九个坏毛病
前日闻王发兵于边，为寇灾不止。当其时，长沙苦之，南郡尤甚。虽王之国，庸独利乎？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之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
（选自《老子他说》）
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问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长沙土地。朕不能擅变焉。吏曰：得王之土，不足以为大；得王之财，不足以为富；服领以南，王自治之。虽然，王之号为帝。两帝并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争也。争而不让，仁者不为也。愿与王分弃前患，终今以来，通使如故。
一个真正好的政治领导人，做到了真正的无为而治，具有道德的成就，则不必要去管理，人民自然就被感化。“静”不是佛家的静坐，而是《大学》之道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的“静”。这是行事的静定功夫，不是在座上打坐。领导人有这样的静定，是为天下的大静。明朝有一位年轻人考取了功名，出去做官，上任之前，去拜访一位老师，请教如何把官做好，老师说：“你可千万不要作怪。”做官的人，的确往往会作怪。什么是作怪呢？例如，前任建立了一种制度，很有成绩，后人接任，为了自我表现，胜过前任，于是作怪了，乱出主意，乱定办法。就像一栋房屋本来好好的，他偏要拆掉，另行建造，这就出乱子。为政少玩花样，社会自然富庶，天下太平。
故使贾，谕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为寇灾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遗王，愿王听乐娱忧，存问邻国。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是老子引用古圣人所说的话，这个“圣人”就是庄子所说的“为人上者”，就是上面的人，也就是领导人。领导人不一定就是皇帝、君主，像学校的校长，军队中的班长，乃至于一个家庭的家长，都是领导人，都要做到这几项原则。
南越王赵佗上汉文帝书
（四）领导人如何使人民富强安乐
蛮夷大长老臣佗，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赐臣佗玺，以为南越王，孝惠皇帝义不忍绝，所赐老夫者甚厚。
接下来，做了下面的结论。
高后用事，别异蛮夷，出令曰：毋与越金铁、田器、马牛羊。老夫僻处，马牛羊齿日长，自己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凡三辈上书谢过，终不反。又风闻父母坟墓已坏削，兄弟宗族已诛论。吏相与议曰：今内不得振于汉，外亡以自高异。故更号为帝，自帝其国，非有害天下也。高皇帝闻之大怒，削南越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窃疑长沙王谗臣，故发兵以代其边。
老子说了这许多历史经验，只是注解前面的“以无事取天下”。多忌讳、多利器、多伎巧、多法令，这一切都是有事，是有为法。有为法太过分了，社会就更乱，问题就更多；如果是无为法，就会清静、讲道德，社会自然安定。
老夫处越四十九年，今抱孙焉。然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者，以不得事汉也。今陛下幸哀怜，复故号，通使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这在历史上也有很多经验。我们读了历史，看到每一个朝代到了后来法令越来越多。汉高祖入关，有名的约法三章，很简单。不到一百年的时间，汉朝的法网就很严密了。就政治而言，如汉景帝、汉武帝都是很精明的领导人，但政治领导人越精于法令，法令就越多，社会也就越乱。这是一种无可变更的历史法则。从生活经验来看，越懂得法令越会犯法，越会钻法令的漏洞。法网愈密，则可钻的漏洞愈多，愈容易钻。
现在，且分析一下这两封信。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科技一发达，人的头脑越来越灵光，物质享受越来越高明，人人好奇，都要研究，制造出来的东西就越奇怪，越便利。这个现象大家称为社会进步。这所谓进步，我常说，如果以文化立场来看，以精神层面来探讨，并不一定会予以肯定。以物质文明的发展而言，历史愈往前进，物质文明生活愈便利；但以精神文化而言，人类文化反而越来越退步、退化。无论古今中外，人类文化思想是同源的，都觉得后来的人比较进步，后来的社会一定是在前面，所以说进步与退步的说法，应该有一个界限。因此，以现代看到的，所谓社会越进步，则“人多伎巧，奇物滋起”的情形越严重。
汉文帝给南越王赵佗的这封信，用文学的眼光，从文字上看它的写作技巧，可以判断，也许不是出于秘书长这一类的人物所写，而是汉文帝的亲笔信，这也就表示出他的诚恳。
“人多利器，国家滋昏”，这句话很容易明白。所谓利器，不仅指杀人的锋利武器，而且泛指利便之器。物质文明，科技愈发达，社会上人人因此而热昏了头，热昏就会肇乱。反过来说，历史的经验，时代到了变乱的时候，“人多利器”，大家都有权力，以利器支使天下，大家都可以造反，社会就非乱不可。
“皇帝谨问南越王甚苦心劳意……不得不立，今即位。”这一段，一开头“甚苦心劳意”这一句，就是带刺的，他向南越王问候说：“你用心良苦，太辛苦了。”又说他自己没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我父亲刘邦——汉高祖小太太的儿子，素来被人家看不起，送到北方的边塞，路途遥远，交通更不方便，“壅蔽朴愚”，那时知识不够又愚蠢，所以很抱歉，平常没有写信向你问候。就这样一句话，把赵佗笼络住了。假定写成现代白话信，就是说：“赵伯伯，你好，你很辛苦哦！很伤脑筋吧？我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他们硬要叫我坐上这个位子当皇帝，弄得我不能不当，现在我已经即位了。以前很少向你送礼，现在寄一只火腿，专程叫一个人代表我去看看你。”这样一个大意。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这是他经验的累积，以及历史的事实。大而言之，就是在政治上有太多禁忌，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做，这个名词不行，那个名词不对，动辄得咎。现在很多国家就有很多忌讳，老百姓不敢说心里话，更不敢批评，知识高的用外国语，知识低的用隐语、暗语、耳语以诉胸中积怨。老子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禁令愈多，人民什么都不敢做，不能做，于是物质上就愈贫穷，精神上也更贫穷，贫穷到痛苦的地步。
再看他第二和第三段，“乃者闻王遗将军隆虑侯书……朕不忍为也”这两段的主旨。他先说：“我现在当了皇帝，知道你曾经给隆虑侯将军写过一封信，因为你与先父一起革命而离开家乡的，如今你不知道留在北方故乡家属以及同宗兄弟们的情形，所以写信给他，为你联络，并且希望中央政府，把湖南长沙方面的两位边防司令，给予免职的处分。隆虑侯将军已向我报告了你的来信，我已经准许了你的要求，调动了你所要求撤换两位将军中的一位，你在北方的家属和同宗兄弟们，我也已经派兵保护得好好的，并且派人修过了你祖先的坟墓。”这一小段话，表面上看来，是一番温语，诚恳的安抚。实际上也等于说：“你不要乱动，否则，我可以把你的家人族众都灭绝了，连你的祖坟也挖了。”先来一个下马威。这些话虽然没有明白写出来，而字里行间，隐然可见，赵佗是感受得到的。
（三）老子的理由
然后又晓以利害，在第三段说：“你发兵于边，为寇灾不止，南方边界上长沙一带的人，被你扰得痛苦极了，就是在东南一带，你的心腹之地如广东、广西等地的百姓，可不也因你发动战争而痛苦极了吗？战争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结果只是多杀士卒，伤良将吏，一个战役下来，损失许多你自己多方培养而成的优良军事干部，兵员的死亡，更不计其数。于是许多人，丈夫死了，太太守寡；父亲死了，孩子成孤儿；儿子死了，父母无依无靠。最后可能你的国土也完了，像这样悲惨残酷的事，在我则是不忍心去做的。”
老子然后说：“吾何以知其然哉？”他为什么知道“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的这番道理呢？为什么说这是政治哲学、军事哲学以及立身处世哲学的基本原则呢？以下这些就是理由。
第四段，他更进一步，借“吏曰”的话，就自己的利害立场，表达了自己的宽宏大度，而且在无责备的言语中，责备了赵佗的擅自称帝与不仁。“我本来要整理内政，将边界上与你犬牙相错的领土，重新勘定规划。我问管内政的大臣，他们报告说，高祖在位时，就分封了湖南以南的土地，归你管理。这是老太爷留下来的制度，不能随便变更。依据他们的意见，中国本来是我刘家的，纵然把你现在所管理的土地归并过来，在我也并没有增加多少，因此，这湘、赣以南的地区，我还是要委托你去统治。不过你也自称皇帝，使一个国家有两个元首，是你有意造反嘛！这就不对了。你只晓得讲斗争，谁又不懂斗争呢？你却不懂仁而谦让的更高政治哲学。希望你放弃过去的意见，好好听中央的指挥，从今天起，恢复以前的政治关系，治理好你的地区。”
“奇”是一个单数，是特别突然冒出的偏道。“奇”的道理太多，一切兵法、政治谋略都包括在内。这里只是告诉大家一条“探奇”的路。我们中华文化的宝藏太丰富了，要大家自己去打开，如果古书读不懂就难了。现在是“洋学”盛，这把钥匙就很难打开我们自己的这座老宝库了。
汉文帝亦很会用人，他所派送这封信的大使，选择了陆贾，这位老先生是汉高祖以来专门做特使的人，而且每次都能完成任务，第一次说服赵佗的就是他。汉文帝因此在信上最后说：“我叫你的老朋友陆贾转达我的意思，希望你立刻接受，不要造反。另外送给你在中原最贵重的礼物，愿你听乐娱忧，存问邻国。”这八个字的结语，在作文的文法上，正和开始的“甚苦心劳意”五个字，遥遥相应，首尾相接，妙到毫巅。而其内容含意，更见深厚，就是说：你也年纪大了，不要野心勃勃，想当什么皇帝。年纪大的人，每天玩玩，听听音乐，喝喝咖啡，或者打太极拳，游山玩水，下盘棋乃至打八圈卫生麻将也无妨，再不然去邻国访问，做些睦邻工作也好，这样安安分分多好，大可不必自寻烦恼啦！
所以，在这个时代，以聪明对聪明，办法对办法，手段对手段，是必然遭致失败的。在未来，只有不用聪明的聪明，不用办法的办法，不玩手段的手段，诚恳、老实，才会获致真正的成功。因此，应该“以正为奇”，走正道。不过在某一时间，某一社会，某一环境，尤其在一个非常愚笨的时期或社会中，是需要用一点智慧的，那是真正的“奇”，其实也是正道。
综读全文，真是好厉害的一封信，字字谦和，可字字锋利如刃。南越王赵佗读了，自然心里有他的盘算：如今刘邦有了一位如此厉害的小儿子即位，自己万万不如他，看来这天下不可能属于自己的，只有赶快见风转舵，退步，撤兵。
关于“奇”字，发挥起来，千变万化，人莫能测。更有“以正为奇”，走很正的路子，就是至高的奇。我常告诉年轻人，不要玩弄聪明，不要用手段，不要动歪脑筋。这一百年来，世界的变化，国家的变化，社会的变化，训练得每一个青年的脑子都很厉害，各个人的本事都很大，人人都是诸葛亮。当然只是半个诸葛亮，只“亮”了一半，就是坏的那一半很“亮”。
赵佗比汉文帝大几十岁，已经自称皇帝。这一来又自己取消了皇帝的名号，回一封信给汉文帝，可也是用的道家手段，试看赵佗回信的原文就知道。
中国几千年来的军事思想，凡涉及用兵，涉及谋略，总不外“出奇制胜”四字。即便经商、创业，也要出奇制胜。换言之，要有个人的才具、本事、高度的智慧，才能出奇以制胜。
他一开始就针对汉文帝自称只是刘邦侧室所生小儿子、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谦辞，说道：“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蛮子里的一个头目，而且是一个年纪大了的糟老头子，我该死，对不起你，向你再拜叩。不是我造反，而是你的那位大妈——吕后，如何如何不对，才逼我做的。”
（二）以正为奇 天下归心
看这赵佗，好伶俐的口齿，这么轻轻一拨，把一件诛灭九族的叛逆弥天大罪，推到一个已死的老太婆身上，而且这个老太婆，亦是汉文帝心目中深恶痛绝的人，赵佗所说的也是事实。接着他说“老夫处越四十九年”，暗示我是与你父亲刘邦同时起来革命的人，现在统治两广四十九年了，“今抱孙焉”，我孙子都很大了。可是，我这大把年纪，还要训练部队，准备作战，“夙兴夜寐”，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实在太辛苦了，这都是你大妈做的那些事情，使我没有办法报效中央，不得已才如此做的，并不是我想造反。现在你大皇帝如此之好，又怜悯我这老人，送了这许多珍贵的东西，恢复我的王位，这样我就放心了，相信死了以后，也不会被挫骨扬灰，我当然听话，绝不自称皇帝。
年轻人将来要做事，就要“以无事取成功”，不去侵犯别人，也不去占有或夺取别人，而是以正道得助。像有些年轻朋友，到处跑，到处钻，结果一无所成。如果真正有修养，有本事，成功自然属于你。
就这样往来的两封信，消弭了一场可怕的大战，这就是黄老之道。所以深懂得黄老之道的人，其运用之妙，能兵不血刃而使天下太平。
中国的历史是讲究无事取天下的，尧、舜、禹可以说是如此，禹以后商汤、文、武、周公、孔子，历代的圣王，差不多都是如此。说到孔子，虽然他没有取天下，不过他取了另一个天下，就是空的天下，所以被称为素王。素王是没有土地的皇帝，换言之，他是文化王国的帝王，在文化王国中号令数千年，甚至可以号令万代。这样取天下，是历史上取天下的标准，也就是以无事来取天下。以现代观念及术语来说，那是政治作战的成功；更贴切地说，这是他教化牧养百姓的成功。
实际上，赵佗行文到中央时，绝对不称王，只称老夫是“蛮子的头目”，在他自己的领域内，还是当他的皇帝，自称不误。汉文帝也不是不知道，只是睁只眼，闭只眼，大家过得去，就暂时算了。因为自春秋战国以来，五百年左右的战乱，全国民穷财尽，不但财富光了，人才也没有了，这时最重要的，是培养国家的元气。但这不是短时间可以办到的，所以对赵佗在南方的闭关自守，暂不过问。
“无事”如何能创业？这就是真本领了。“以无事取天下”是老子思想的精华所在，是做事业的最高道德标准，也是最高的政治哲学、最高的谋略，要特别注意。“无事”就是只要求自己行为的功德成就，道德的成就，而不以谋略，不以手段，不以有为的功业来取天下。这种人，有道德，有学问，又无心取天下，而他的道德修养反让天下所归。但众望之所归那是余事，不是本事；本事就是本分的事，就是学道，学习如何完成一个圣人之道。
此后，没有几年，北方的匈奴作乱，汉文帝也是写了一封比给赵佗还更简短的信，只对匈奴的领袖说了几句话，就把一场战争化解了。所以，从汉文帝在位的二十三年，他儿子景帝——刘启在位十六年，一直到他孙子武帝——刘彻初期的一共五六十年间，国家民族安定，成就了汉代辉煌的文化，奠定了汉朝四百年政权的深厚基础。
至于用兵，在军事的运用上，《孙子兵法》曾说“兵者，诡道也”。“诡道”就是“以奇用兵”，能用奇兵那是上将之才、大将之才。不过，虽说为了国家天下，不能不出奇计，到底为道家所忌。所以人生在世，要行正道，正道就是诚；许多人学问好，头脑聪明，喜欢诡道奇计，大错特错。就是个人创业、做人的道理也是一样。我们也可将这几句稍微修改一下，“以正做人，以奇做事，以无事创业”。
汉文帝个人的道德修养，当然是学老子，行黄老之道。例如：他即皇帝位后，所穿的一件袍子，一直穿了二十年，补了又补，就没有换一件新的，这不是矫揉造作，完全出于道德修养，老子“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三宝之一的奉行。然后，又尽量减轻刑罚，更改法律与社会制度，财经上减轻税赋，种种改变，宽大到极点。历史的记载，汉文帝当了二十几年皇帝，监狱中几乎没有犯人，这是著名的“文景之治”的景象。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这是政治的三大原则。老子是反对战争的。他曾说过“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师之所处，荆棘生焉”，都是反战的话。但那是讲“道”，本体的道理，而讲到“用”，老子就主张在军事上应该有充分的准备。譬如一个人，必须有一把刀，但永远不杀人。人需要自卫，而不是去伤害人，也不接受别人的伤害，不高亦不卑，不贱亦不贵。所以他告诉我们，对于社会、国家、天下事，要以正道治国。真正的政治，不能用权术，不能用手段，而是用真正诚恳的道德，不能虚诈，不能作假。
（选自《老子他说》）
（一）以正治国 以奇用兵
王道还是霸道，非要二选一吗
——《老子》
上古时儒道不分家，文化同根，都和孔孟所讲的原则相同，推行王道。秦汉以后儒道分为两家，此后中国再没有出现真正的王道政治，只有“以力假仁”类似王道的情形。我们且看一个历史故事，大致就可以了解其中的道理。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汉高祖统一天下，称帝称王。文帝即位，汉朝政治真正走上轨道。文、景两帝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汉武帝正式以儒家孔孟思想为施政中心，政绩非常辉煌。汉朝的政治究竟是用道家抑或儒家？是行王道抑或霸术？说句老实话，当然是霸术！到汉宣帝的时候，我们看看下面的记载：
以正做人，以奇做事，以无事创业
汉宣帝甘露元年——皇太子柔仁好儒，见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绳下，常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选自《易经系传别讲》）
淮阳宪王好法律，聪达有才；王母张倢伃尤幸。上由是疏太子而爱淮阳宪王，数嗟叹宪王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宪王，然用太子起于微细，上少依倚许氏，及即位而许后以杀死，故弗忍也。久之，上拜韦玄成为淮阳中尉，以玄成尝让爵于兄，欲以感谕宪王；由是太子遂安。
一个领导人，像有些帝王，把自己最心爱的大臣一下子革去，不让他干了，或者把宰相一下子派去当县长，或者乡镇长，就是这个道理。这些都是高明的帝王，希望这部下将来能有更大的担当。这就是“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的道理。
——《资治通鉴》
古今中外一般人的心理都是如此。我们不要自以为是君子，不在其列，其实我们也包括在内。这四句话后世都认为是帝王之学，统治的道理。所以《易经》《老子》《庄子》被人用得偏的时候，就是法治的思想；用得宽大的时候，就是儒家的仁治思想。譬如教育，有时候打两下手心，罚个站，打几下没有什么了不起，“小惩而大诫”，他一辈子都记得要去做好人。所以人生的道理，太得意的时候，碰到一点倒霉挫折，如果你懂得《易经》，反而应该是好运气。假设一个人永远在好运中，这个人就完了，没有倒过霉，便永远没有出息。
汉宣帝的太子（汉元帝）个性、处事都是软软的，心地比较善良，即使看见杀鸡也会觉得恐怖而不忍心，同时他也喜欢儒家孔孟之道。父亲汉宣帝所运用的政治原则着重法治，下面一班大臣执法也都是严厉苛刻，以严刑峻法来驾驭部下，并约束一般人的思想行为，他看不下去。有一次，他陪父亲吃饭。在古代宫廷之中，家人父子兄弟在一桌吃饭也是不容易的。当皇帝高兴的时候，才把太子或什么家属叫来一起吃，叫作“侍燕”。太子得到侍燕的机会，趁父亲高兴的时候，就态度从容、语气缓慢地，不敢以父子的私情，只是用君臣的关系说：“陛下，您现在以法治的精神治理国家，我看下面执法的人最好用一般的儒生——现代语是用些学者。”
“小人”是普通一般人，“耻”就是难堪。孔子说，如果一般人没有碰到钉子，没有给他难堪，他很难发现自己的缺点，也难改正自己的过错。纯用教化、用仁义之道让一般人学好是做不到的，那些仁义之道都是假的。一般人因为怕法律，怕社会不齿，有个可怕的东西在心里，所以才讲仁义。所以如要一般普通人做好事，一定要有个促使他向善的力量在后边才可以。普通一般人没有好处、无利可图，他也不会干的。“劝”就是劝导、教导的方式。没有鞭子打下来，没有威武在他面前，没有惩戒，不把刀架在脖子上，他不会改过的，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古代帝王制度，在家族的立场是父子，在公事的立场是君臣，父子是君臣，夫妻也是君臣，那是很严重的。汉宣帝本来一顿饭吃得蛮舒服，一听见这样的话，尤其是从准备继承政权的孩子口中说出来，一气之下，脸色都变了，饭也吃不下了。他对太子说，我们刘家自有天下以来，自有刘家的体制，是王道和霸道混合应用的，不能只用王道不用霸道，也不会只用霸道不谈王道，怎么可以专用儒家的孔孟之道、只讲道德的教化呢？这是做不到的，不可能的！时代已经不同了，如果现代实行周朝文王、武王时代的制度，那就糟了！
——《周易》
汉宣帝盛怒之下，说出了内心的真话。也可以说，这正是周朝以后一直以来，汉、唐、宋、元迄明、清，历代帝王的真传秘诀。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
汉宣帝又批评当时崇尚孔孟之道的儒家说：现代这一班世俗儒生，根本就没有头脑，都是一些不通时务的好古之徒。他们不懂人情世故，主观上有偏见，喜欢说古代什么都好，现在什么都不对。读书人很容易犯这个毛病。现在的读书人则不是说古代怎么好、现代怎么坏，而变成了外国的什么都好，中国的一切都不行。
先吃透普通人的心理
汉宣帝又说，这些读书人只是把这种听起来蛮崇高、美妙的理论吹得天花乱坠，把人吹得头脑昏昏的，令人觉得愈听愈好听，而不知道把握政治上的要点、洞察当时的时代背景，这样的书呆子怎么可以做官？怎么可以把政治交到他们手里去搞呢？
（选自《易经系传别讲》）
说完这一段历代帝王治理国家大事的秘诀之后，汉宣帝叹了一口气说，我们刘家的天下大概就要败在你的手上了。从周秦以后历史的事实发展上，证实了宣帝讲的话相当真切实在。而且很不幸而言中的是，汉朝的政治差不多就是从汉元帝开始走向下坡，开始衰败。因这一次的谈话，汉宣帝对这位太子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慢慢疏远他，而想改变主意把皇位传给另外一个儿子淮阳宪王。不过，后来又经过一番周折，元帝才保住了太子的权位。
所以你懂了《易经》的领导原理，知道人事、万物随时随地都在变化。“变化云为”事实上是四个阶段。“变”是原则，“化”是影响，“云”是说话，“为”是进行。思想领导行为，一个真正好的领导人，懂了《易经》“变化云为”的原则，就到处有吉祥，万事顺利。好事哪里来的？是上天做主吗？菩萨做主吗？都不是，是由人为来的。学过《易经》，就知道是“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是由心物交感而来的。中国的政治哲学，人心就是天心。所以《书经》上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帝在哪里？菩萨在哪里？就在人们的心里，大家看得到的，就是天心；大家心里的意见，就是上帝的意见，这就是中国文化。菩萨、上帝就在你的思想里，没有你就没有菩萨、没有上帝。这就是“吉事有祥”的道理。
我们看了这段历史，再看以后的历史，唐、宋、元、明、清都是儒家、道家、法家、纵横家、谋略家、王道、霸道杂用的拼盘，并不是绝对没有王道，那些治世帝王也照样讲究仁慈。最后，做得最精彩、有声有色而远超历代的，莫过于清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所以清朝在前面一百多年的文事武功，都大有可观之处。至于宋儒如司马温公（光）、张南轩、欧阳永叔（修）等所标榜儒家政治的王道理想，说实在的，也只是承继传统儒家的思想，止于理想的领域而已。说不好听一点，也无非是推崇孔孟，而仍在臣道上自我陶醉一番而已。碰到精明如汉高祖、唐太宗之流，一定心里暗笑，觉得是尽入我彀中了。坦率暴露一点便如曹操，干脆叫明了。除非像宋太祖赵匡胤的宋代子孙们，可以听进去一半，相信一半。但对于宋朝的历史政权并无好处，毕竟还是未能达到统一。
是故变化云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来。
其实孟子在《离娄》章也说过，“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一味仁慈，不能把国家政治做好；只讲法治，则连自己走路都走不通。换言之，偏听医师的话，饭也不敢吃；偏听律师的话，路也不敢走；偏听佛家的话，做人也不敢做了。
这是孔子赞叹《易经》的伟大与重要，我们必须要懂。当然真懂了《易经》也很倒霉，一个人会永远陷在忧患中、痛苦中，没有什么好处。但是一个真正的领导人，必然是永远在忧虑中的。忧患意识是少数人的事，你要一般老百姓都来同忧患是不可能的。像舞厅里，灯光一暗，音乐一响，闭上眼睛婆娑起舞的人，要他们这个时候有忧患意识是办不到的。跳舞喝酒就是寻求欢乐，怎么能要他们去忧患？忧患是舞厅老板的事，这个月生意好不好，赚的钱够不够开支？老百姓有什么忧患意识？只要活得快乐就行啦！要天下人一同忧患，很难！
（选自《孟子与公孙丑》）
懂了《易经》才懂得领导，才可以做领袖。当领袖并不一定当皇帝，诸凡单位主管、家长、父母，都是领袖。做领袖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能说诸心”，要能使人心服口服，那不是“命令”就可以办到的，要先从自己内心做起。你的一切措施、作为，不能只为自己着想。所以孔子要求领导者要“能研诸侯之虑”，要能知道别人想的是什么。除了天下诸侯，其他的部属、下面各级的领导，都各有思想，各有需要，能把这些研判清楚，再综合起来做决定，那就很妥当、很完善、很简单，就可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完成伟大的功业。
为什么年纪越大，权力越不肯放
——《周易》
亢龙有悔。
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周易》
（三）忧患意识必然是少数人的事
亢者，高也。亢龙就是飞到高空，很远很远的龙。悔，不是后悔，是毛病的意思。这是《易经》乾卦上九爻的爻辞。人的地位不要太高，高得没有办法再高了，便是最难处，等于做生意赚钱到某一个程度，赶快要放手。道理在哪里？放条路子给别人走走，不然有一天人家也会把你挤死的。
乾卦代表老板，坤卦代表干部。坤卦是“天下之至顺也”，所以当部下的，是听命行事。听命也不容易。“恒简以知阻”，看着很简单，但是你要知道，由于公司业务开展，老板的心情，同人的想法，以及个人在工作中的想法与做法，随时会有险阻艰难摆在面前。《易经》要我们随时注意，所以后世有人讲，《易经》与老庄合起来，是最高的帝王学、领导学，也是最高的谋略学。这个说法不无道理。
孔子的看法如何呢？
乾卦是“天下之至健也”，当老板、当领袖的人，他的性能是“恒易以知险”。譬如我们有本钱，开个公司非常容易，但是随时都有危险，这些在今天国际经济瞬息万变中，更是看得很明白。
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第二层的道理，是乾、坤两卦在领导上的原则问题。
人到了最高处的时候，便没的位置坐了，所以菩萨只好钉在壁头上。尧舜禹汤都是如此，没有位置，只有挂在墙壁上。高到最后，别人不敢跟你接近了，谁的话你都听不进去，下面便没有群众了。因此，人才遗落在下，而你的左右旁边，反而没有真正的人才，都是马屁虫，连君子也都变成马屁虫了。就这样可怕！所以“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那是必然的。
坤卦代表了大地，代表了女性，也代表了柔顺，是“天下之至顺也”。它的性能德行是“恒简”的，说明了宇宙间的道理是很简单的，并不是那么高深幽远，而是人人易知易行的。虽说非常简单，但我们不要忘了，天地的道理越是简单的，越是难懂，简单到了极致，虽然圣人亦有所不知焉。这是第一层的道理。
记得我二十一岁便留了一撮胡子。那时唯恐自己不老，被人家叫一声“你们年轻人，你们小孩子”，心里便很难受、很不以为然。因为我从小就坐上位，上位坐惯了——“亢龙有悔”。现在恨不得常居下位。人到了这个时候，一点味道都没有了，笑话也不能讲，玩也没人玩。人千万不要把自己变成高位，要变成最平凡的才是最难得的。
乾代表天，也就是宇宙的功能。宇宙能够生出万物，是其本来的功能，是无声无相的。给它一个代号，《易经》叫作“乾”，这就是“天下之至健”，大家都叫它神，或者如来。我们中国《易经》文化不用宗教名词，只用一个逻辑的代号，这个代号叫作“乾”。
就政治团体讲，这个乾卦在古代就代表帝王、代表领导者。一般称皇帝为九五之尊，即指乾卦的九五爻而言。因为九五爻在上卦之中，是最好的位置。到了太上皇就惨了！自古以来，政治权力就是一大问题。我们研究人类这种心理，年纪越大，权位越不肯放。等于有钱的家庭，有了财富，有了成就，到了年纪，说交给子孙，死都不干。
——《周易》
所以孔子研究人生的道理说：人在少年，戒之在色。到了中年，戒之在斗。到了晚年，戒之在得。“得”是什么都想抓住，尤其到了老年，觉得前头有限，后虑无穷，没的可靠的人！只想抓权力、抓金钱，这是很可怜的。我们历史上很多帝王就是这样。一个资本家不敢把财富、权位交给后代，也是这样。有些人权位没有到手以前，还蛮好，还很可爱，一到了手便像着魔了一样，六亲不认。这种地方大家要多做检省和修养。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
此外，权位很难交下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有权位的人，尤其到了年龄大的时候，总认为年轻人的经验不够、能力不够、思想不成熟，所以不敢放手，不敢把权位交下来。但是不敢交下来的后果也是很惨的，造成了历史上多少的悲剧。
（二）老板的危险，员工的艰难
唐明皇逃难到四川的路上，骑在马上，在蒙蒙细雨中，听到马铃铛的声音，那种凄凉味道，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唐明皇幸蜀，骑在马上自己在叹气，怎么会弄成这么个样子！当时高力士跟在旁边（高力士是个忠臣，是一个很好的宦官。大家不要被小说家骗了，高力士为李白脱靴，这是小事），听到了，说：“皇上，这还不是怨你自己。”唐明皇问怎么说，高力士说：“谁叫你用李林甫做宰相呢？”唐明皇一叹说：“李林甫这个小子，我晓得他会搞成这个样子的。”高力士说：“皇上，你也知道他坏？”唐明皇说：“怎么不知道呢！”高力士说：“他坏，为什么还要用他？”唐明皇说：“哎呀！这你就不懂了。现在再找一个像李林甫那样坏的还找不到呢！”一句话说明了人才难求呀！我们看历史不懂，很多人看历史都不懂，人才最难，天下就是合意的人才难找。说到这里我们想到清朝有一位名士叫郑板桥，也是一位才子、一位高人。有一首诗写得很好，他说：
“人谋鬼谋，百姓与能”，人的智慧是看得见的，鬼的智慧看不见、不可知。不可知的一面永远不可知吗？也不一定，“百姓与能”，任何一个平凡的人都会知道。所以一个做领导的人，不管你有多么高的才能，头脑好得跟诸葛亮一样，用尽了心思，但是所打的主意，正如古人所说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因为天下没有一个笨人。人的聪明程度都差不多，智慧最高的，最聪明人的反应，最快的只有几秒钟，次一点的几分钟，笨的人到死了他还不知道，那是很笨的啦！一种谋略不管骗人的也好，救人的也好，聪明人当下知道，笨的人也许过一会儿才知道。后人研究曹操跟诸葛亮的聪明相等，只差几分钟而已，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个个都可以知道。普通人也可以懂得宇宙，也可以未卜先知。懂了这个道理，就知道我们普通人为什么要研究《易经》了。
南内凄清西内荒，淡云秋树满宫墙。
这是《易经》最高的哲学境界，也同帝王领导学有关。天地宇宙的定位，天总归是天，地永远是地，改变不了的，所以叫“天地设位”。但天地也有缺陷，天地的缺陷由谁来弥补呢？由人来补。天地人谓之三才。得道的圣人，能够以他的智慧和能力，弥补天地的缺陷，所以说“圣人成能”。换句话说，得道的圣人也善于用“天地”。
由来百代名天子，不肯将身作上皇。
——《周易》
郑板桥为什么要写这首诗呢？因为他看到乾隆当了太上皇，有所感慨。第一，感慨乾隆很了不起，能够在自己老的时候，把皇位交下来给儿子。第二，他又为乾隆担心，当了太上皇那种境遇。虽然皇帝还是自己的儿子，但是权位交了以后，想喝口台湾的冻顶乌龙，几个月都喝不到。当皇帝的时候，要什么不到二十分钟就来了。为什么？情况不同了。是皇帝儿子不对吗？不是，中间捣乱的都是左右的人！所以说“南内凄清西内荒，淡云秋树满宫墙”。这里可以看到郑板桥的文学境界，淡云是一个人失势后那种冷漠凄凉的情况，秋天的树叶子落光了，唯有淡淡的枝影，那种冷漠、无助。下面一转，自古高明的皇帝宁可死在位子上。历史上有些当皇帝的，不肯把权位交出来，到死了以后，尸体臭了，蛆虫乱爬，尸腐水流，抬不出去的也很多。因为儿子们在争权夺位，抢当皇帝，常常把皇帝的尸体，任由蛆虫啮食，可见权位抢夺的可怕。不但皇帝如此，当董事长、大老板的也是一样。
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
有一位华侨很有钱，年纪也大了，一个朋友跟他说：先生，你的年龄那么大了，钱也那么多了，也应该休息休息了，还那么辛苦做什么？他说：就是因为我年龄大了，所以更要努力赚钱，不然我死了便不能再赚了。他那朋友只有苦笑。这也算是一种哲学。但他死后也是落得老婆儿子争财产、打官司，老人的后事却无人管。那些大老板有很多不能放手的理由，这也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但是等到眼睛一闭，你放不放呢？不放也得放！但他眼睛没有闭以前，就是不放。他不愿意“亢龙有悔”。
（一）领导的心思，人人都知道
不过中国从前的皇帝，也真有些是为人民办事，而不顾自己的。所以皇帝自称孤家寡人，那真是孤家寡人。我常常说，就是有机会我也绝不当皇帝！不要说当皇帝，连平常人年纪大了，也是孤家寡人一个。你想，两个老朋友正在那里说笑话，红色的、黄色的、绿色的……都可以说，但是你的后生晚辈年轻人一过来，你什么也不敢说了，不得不傲岸端庄，装出一副非常道貌的样子。这样年轻人自然也不敢靠拢来了，结果没有人跟你讲话，那真是孤家寡人了，尤其是读儒家书方方正正的老朋友们，奉劝各位以后要常跟年轻人跑跑，说说笑笑。不要将来变成孤家寡人的时候，大家看到了只向你敬礼，大家都敬而远之，永远不跟你亲近，那种味道才是“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这是补充“亢龙有悔”的道理。
真正的领袖必定永远忧虑
（选自《易经系传别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