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还有一个文学上有名的故事——张敞画眉。汉宣帝也是了不起的皇帝，张敞是当时的才子，后来成了名臣。他和太太感情很好，因为太太幼时受伤，眉角有了缺点，所以他每天要替太太画眉后才去上班，于是有人把这事告诉汉宣帝。一次，汉宣帝在朝廷中当着很多大臣对张敞问起这件事。张敞就说：“闺房之乐，有甚于画眉者。”夫妇之间，闺房之中，还有比画眉更过头的玩乐事情，你只要问我国家大事做好没有，我替太太画不画眉，你管它干什么？
所以过去中国帝王，用人唯才，尤其处乱世，拨乱反正的时候，要用才，只好不管德行。我们知道，曹操下一道征求人才的命令，也是历史上有名的文献。他说，不问是偷鸡摸狗的，只要对我有帮助，都可以来投效。只有曹操有胆子下这样的命令，后世的人不敢这样明说，可都是这样做。汉高祖只有张良、萧何、陈平三杰帮他平定天下，其中陈平为他六出奇计，在当时只有他和陈平两个人知道。汉高祖和项羽作战，要陈平对项羽做情报工作，而且用反间计，给了陈平五十镒黄金做经费。有人向汉高祖挑拨，说陈平盗嫂，最靠不住。汉高祖听进去了，在陈平出去办事之前，来辞行请示的时候，提起盗嫂的事。陈平听了，立即把黄金退还汉高祖，表示不去了。他说，你要我办的是国家大事，我盗不盗嫂和你国家大事有什么关系？实际上陈平根本没有哥哥，当然没有嫂嫂，而是别人捏造的，但是他不去辩白这一套，这就是有才干之人的态度。汉高祖非常聪明，马上表示歉意，仍然请陈平去完成任务，这也是英明之处。有些人则会因小失大，往往因为小事误了大事。
所以，读书读历史，就是懂得人情，懂得做人做事。有时候一些主管，对部属管得太琐碎了，好像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当圣贤，但办事的人不一定能当圣贤。我们在孔子的弟子中看到，德行有成就的人，言语不一定成功，而言语上有成就的，如宰我、子贡，德行上未必有颜回那么标准。政治有成就的人，气度又与有德行的人不同。文学好，文章写得好，更不要问了。千古以来，文士风流。历史上文人牢骚最大，皇帝们赏赐几个宫女，找几个漂亮太太给他，多给他一点钱，官位高一点，他就没有时间牢骚了。这都是说人才的难求全，但历史上也并不是没有全才，不过，德行、言语、政事、文学都好的，实在少见。
孔子被困在陈蔡之间，是历史上有名的故事。这时候他的处境很困难，而所带领的一些学生都不离散，大家围绕着他，团结在一起。他晚年时感叹说，当时随我在陈蔡之间一起蒙难的学生，现在都不在了。这是他怀念故旧之情。当时跟着他的这些学生，都在某方面有特出的成就，也是孔子门下最有名的几个。在品德方面最好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这四个人；在言语方面，当然不是现在的语文系，而是擅长说话的，有宰我、子贡两个人；政事则有冉有和季路；文学是子游和子夏。这四种人和孔子所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等配合起来，就看得很清楚了。一个人的成就，各有专长，全才很少。就以孔子的学生来说，德行好的人并不一定能够做事。我们观察人才，尤其在学生里可以看出来，有些学生品德非常好，但是绝不能叫他办事，一办就糟。所以做领导人的要注意，自己不能偏爱，老实的人，人人都喜欢，但不一定能够做事，有才具的人能办事，但不能要求他德行也好。
（选自《论语别裁》）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如何应对拒不合作的高人
不要期待每一个下属都是圣贤
研究中国哲学史、文化史，要特别注意所谓隐士，这是中国文化从上古就有的一种特殊人物。青年同学研究中国文化，对于这个问题，应该密切注意。过去一百多年来，好像所有著作都没有提到这一方面，甚至于忽略，乃至说不了解。有一位同学依这个观念写博士论文，写了六年还没有完成，因为资料找不全，很痛苦。
（选自《老子他说》）
隐士是后世的通称，汉代称为“高士”，宋朝叫作“处士”，清朝也叫“处士”。所谓隐士，第一，都是学问特别好的有道之士，认为人的生命不是究竟，否定世间的一切。第二，没有个人的欲望希求。这些人学问好、道德好，可是都跑去当隐士，永远不出来。所以庄子说他们“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友”。连皇帝请他出来做臣子都不肯，各国诸侯想与他做朋友也做不到。
“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这是讲一个道德领导的哲学，也就是我们自己的道德哲学。人要能够自知，要有自知之明，老子在第三十三章讲过“智”与“明”两个字，就是“知人者智”，能了解别人，那是聪明智慧；“自知者明”，了解自己的才算明。天下明白人很难找，真正的明白人，就是能够了解自己，但是人永远不了解自己。所以说，只有圣人才能自知，不自欺，没有主观的成见，达到无我的境界。圣人也能够做到自爱、自重，能够尊重自己，才能够尊重别人，也才能够爱人。但是圣人“不自贵”，自己不认为高贵，不像一般人有了学问、有了地位、有了钱，就认为自己了不起，那就完了。那是彻底的凡夫，平凡的人。真正的自知自爱不自贵，就是能舍弃了自贵自见，那才是圣人之道。
中国文化对隐士思想的推崇极为高远，这是代表文化精神的一个招牌。我们要了解，道家思想形成了隐士学派，在三千年来二十六代历史上，占了非常重要的位子，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可以说几千年来，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并不是孔孟，也不是老庄，而是隐士，他们是操持中国文化的幕后主角，在国家时势危急的时候出现，拨乱反正，济世救人；等到天下太平，有许多连名都不留就走了。
“厌”字，现代的解释是“讨厌”之“厌”。可是，古文有时候是借用，作为“压迫”的“压”字解。一般人并不怕政治的权威，政治到达最高的成就时，就是天下太平盛世；当道德的政治达到不需要威权的时候，人们会自动自发呈现出道德，不需要刑法。道德的政治，做到没有任何形象上的威严时，才是真正的威严。当然，这要靠每人自动地遵守道德规范，而不是依靠外在刑法的管制。“狎”是玩弄的意思，“居”字真正的意思是人们共同生活居住的社会。“无狎其所居”这句话，就是真正高明的政治，是不玩弄人，更不会愚弄社会，也就是后世所讲“玩人丧德，玩物丧志”的道理。人不可自以为高明而去玩弄人、玩弄天下而丧失道德。贪图物质享受的人“玩物丧志”，自己的情操会堕落。“无狎其所居”也是这个道理。“无厌其所生”是不要压迫人，上天有好生之德，人类的道德能持续发展，一切自然生生不息。“夫唯不厌，是以不厌”，前面的“厌”字应念成“压”，可是不能死啃文字。因为你不施加压力给社会人民，所以人民自己也不感受压迫，自然会好好地活下去，活得很快乐。我们看动物世界，只要合于天时地利，那些动物自然就活得很好。
自古以来真正彻底的隐士，我们已经无法确实得知他们的事迹。只有道家，搜罗一部分，假托一部分，归入若隐若现的神仙传记里去了。至于我们熟悉的历史人物，如许由、巢父、伊尹、傅说、姜尚、鬼谷子、黄石公、张良、司马德操、陈抟、周颠等，只能算是“半隐士”。就是说，他们的生平，或者在前，或者在后，过的是隐士生活，其余半截的生活，就出山入世，参与现实社会，和实际政治有了牵连。
——《老子》
关于真正彻底的隐士和“半隐士”，宋代诗人陆放翁的一首诗可作为恰当的说明。“志士山栖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心，不须先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到今。”他认为，真正的隐士，入山唯恐不深，避世唯恐不远，而被人知道、出了名的隐士，已经辜负当初逃隐的动机，姑且不说别有用意的严子陵，就是许由、巢父他们，被人发现了踪迹，有了“高尚其志”的隐士声名，也早就错到底了。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
何以证明隐士思想对于历史文化有那么重要的影响呢？我们从三代以来，唐尧想禅位于许由的历史故事，一路看下来，都可以找到资料。
真正高明的领导，不会玩弄他人
像汉高祖刘邦当了皇帝以后，因为他爱的妃子是戚姬，所以想把太子从吕后的儿子换成戚姬的儿子如意。吕后去找张良想办法，张良说，没有办法，除非把商山四皓请下来，做太子的老师。汉高祖一看，商山四皓，那是高人耶！我都请不动，竟然被太子请来了！太子不能换了，将来的皇帝位子他是坐稳了的。汉高祖这么样的英雄，还受了这些老头子摆布，为什么呢？难道汉高祖流氓的态度，真怕这几个老头子武功高吗？不是这个道理，这是隐士思想最大力量的缘故。以西方政治哲学来说，隐士就是不同意主义者；隐士思想，不是反对，但也不是赞成，只站在旁边看，照民主政治的说法，就是始终保留自己的一票不投。
（选自《老子他说》）
中国的隐士在历代政权上始终保留有否决权的一票，历代帝王就怕这一面。一直到清兵入关，康熙都想尽办法收罗这些不同意派的人。康雍乾三代一百年之内，开了几次博学鸿词科，不要考试而请来这些人物。有些隐士不满意清政权的，最后都被康熙、乾隆挖出来了。后来袁世凯要当皇帝，也受了这个思想的严重打击。当时南通的状元张謇，是袁世凯的老师，也是不同意的，可见这样的力量也就是文化的精神，始终在这个民族里起着巨大的作用，为大政治的人，这个道理应该要了解。
总之，在我们的历史上，自战国以下，科技的发展，都被“奇技淫巧，典礼所禁”这个观念所扼杀，那也是事实。而这个观念，是否受老子的“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思想所影响，却很难肯定。老子所指的“难得之货”正如吕不韦思想中的“奇货可居”的大货。换言之，它的内涵，多半是指天下国家的名器——权力，并非狭小到像他自己——老子一样，只愿意骑上一头青牛过函谷关，绝不肯坐大马车去西渡流沙。
商山四皓虽然没有做到真正道家所说的“被褐怀玉”，但影响了汉代早期整个的政治决策。又像东汉的严子陵等也是一样。其实历代都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外表上都做到了老子这一句“被褐怀玉”，甚至于民间流行的济公活佛也是如此。济癫和尚被许多庙主赶出来，衣裤鞋子都穿不上，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去吃肉包子喝酒去了，他也是“被褐怀玉”“外示狂夫”。所以，在表面上，儒家与道家影响了中国文化，但隐士思想的影响更为严重，因为他们的学问都是帝王师的修养。
学老子的汉文帝绝对没有错，但是后代有些假冒伪善，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帝王，却错学了汉文帝。例如以欺诈起家，取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的晋武帝司马炎，在他篡位当上晋朝开国皇帝的第四年，有一位拍错马屁的太医司马程，特别精心设计，用精工绝巧的手工艺，制作了一件“雉头裘”，奉献上去。司马炎便立刻把它在殿前烧了，并且下了诏书，认为“奇技、异服，典礼（传统文化的精神）所禁”，敕令内外臣民，敢有再犯此禁令的便是犯法有罪。读中国的历史，姑且不论司马氏的天下是好是坏，以及对司马炎的个人道德和政治行为又做什么评价，但历来对奇技淫巧、精密工业以及科技发展的严禁，大体上都是效法司马炎这一道命令的精神。因此便使中国的学术思想，在工商科技发展上驻足不前，永远停留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的形态上。
（选自《庄子諵譁》）
我们至少必须要了解自春秋、战国以来的历史社会，由周代初期所建立的文治政权，已经由于时代的迭更，人口的增加，公室社会的畸形膨胀，早已鞭长莫及，虚有其表了。这个时期，也正如太公望所说的“取天下者若逐野鹿，而天下共分其肉”。一般强权胜于公理的诸侯，个个想要称王称帝，达到独霸天下的目的，只顾政治权力上的斗争，财货取予的自恣，谁又管得了什么经纶天下、长治久安的真正策略。因此，如老子他们针对这种自私自利的心理病态、社会病态，便说出“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的近似讽刺的名言。后来虽然变成犹如医药上的单方，但运用方伎的恰当与否，须由大政治家而兼哲学家的临机应变，对症抓药。至于一味地盲目信守成方，吃错了药，医错了病的责任，完全与药方药物无关。
如何应对下属的欺骗
从表面看来，这种思想的反动并非完全不对。例如老子的“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等告诫，便是铁证如山，不可否认。而且由秦汉以后，历代帝王政权几乎都奉为圭臬，一直信守不渝。其实，大家都忘记了，如老子的这些说法，都是当时临病对症的药方，等于某一时期流行了哪种病症，时医就对症处方，构成病案。不幸后世的医生，不再研究医理病理，不问病源所在，只是照方抓药，死活全靠病人自己的命运。因此，便变成“单方气死名医”的因医致病了！
魏文帝问王朗等曰：“昔子产治郑，人不能欺；子贱治单父，人不忍欺；西门豹治邺，人不敢欺。三子之才，与君德孰优？”
小人扶其所长以善投，人君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观之而其貌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于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夫至于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岂可胜言哉！
——《长短经》
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小人与君子共之，而且胜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课事（工作的考核）考劳（勤惰的审查），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心习又投矣。
魏文帝曹丕问大臣王朗等：根据历史记载，春秋战国时郑国的大臣子产，能够不受部下和老百姓的欺骗；孔子的学生子贱治单父的时候，受他道德的感化，一般人不忍心骗他；而西门豹治邺都的时候，一般人不敢骗他。不能骗、不忍骗、不敢骗，三个不同的反应，在今天看来你认为哪一种好？
夫进君子而退小人，岂独三代以上知之哉！虽叔季之世（衰乱的末代时势）临政愿治，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自信为很高明的领袖们），各贤其臣（各人都认为自己所选拔的干部是贤者）。孰不以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决非小人？乃卒于小人进而君子退者，无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
对曰：“君任德，则臣感义而不忍欺。君任察，则臣畏觉而不能欺。君任刑，则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义与夫导德、齐礼、有耻且格等趋者也。任察、畏罪与夫导政、齐刑、免而无耻同归者也。优劣之悬，在于权衡，非徒钧铢之觉也。”
如果单从用人行政的立场来讲贤与不肖、君子与小人、忠与奸，清初名臣孙嘉淦的“三习一弊”奏疏中，已经讲得相当透彻了！其中如说：
这是王朗的答复，首先解释不忍欺的道理，就是孔子的学生子贱治单父的事情。王朗说，上面的领导人本身有德，一切依德而行，能够真爱人、真敬事，一般部下和老百姓，都感激他的恩义，不忍心骗他。
几年前，社会上发起一个“敬老会”，对老人，表扬其年高德劭。第一次举办时，我就发现，这简直是在玩弄老人，为老人早点送终的办法。叫年纪那么大的老人坐在那儿听训、领奖，还要带去各地游览。实际上，对于老人是一种辛苦的负担，我想那些老人可能累坏了，而且更因为这种风气一开，就有许多人也不免想进入被“敬老”的行列，这样就变成有所争了。岂不见老子说“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吗？又如，我们标榜好人，让好人受奖，开始动机没有什么不对，但形成风气后，社会上就有人想办法去争取表扬，那么表扬好人的原意也就变质了。我每年也接到推荐好人好事的公文，但我看来好人好事太多，推荐谁去好呢？而且征求一下，大家只对我一笑，摇摇头，摆摆手，谁也不肯接受推荐。我常常笑着说：有两个好人，我想推荐，可惜一个已经死了，一个还未投生。大概我还勉强像小半个好人，只是我也同大家一样，讨厌人家推荐我，更怕自己推荐自己。还是相应不理，让贤去吧。
其次听到领导人任察，所谓“察察为明”，什么事都看得很清楚。如近代历史上清朝的雍正皇帝，刚开始上台的时候，一个大臣晚上在家里和姨太太们打牌，第二天上朝，雍正就问他昨天夜里在干什么，这位大臣回答昨夜没事，在家里打牌。雍正听了，认为他说话很老实，很高兴地笑了，并且送了他一个小纸包，吩咐他回去再打开来看。这位大臣回到家里打开纸包一看，正是昨夜收牌时所少掉而到处找不到的那一张，不知道怎么到了皇帝的口袋，说明雍正早已知道他昨夜是在打牌，如果当时撒谎，说在处理公事，拟计划，写报告，那就糟了。这在雍正，就是察察为明，偶然用一下则可，但是不能常用，常用总不大好。
老子往往将道的体相与作用，混合在一起讨论。而且在作用方面，所谓老庄的“道”，都是出世的修道和入世的行道，相互掺杂，应用无方，妙用无穷，甚至妙不可言。所以，读老庄如读《孙子兵法》，所谓“运用之妙，在乎一心”。要想把《老子》的内涵完全表达出来是很费事的，尤其在入世应用之道方面，常常牵涉到许多历史哲学，利用史实加以选择，透过超越事实的表面层，寻求接近形而上道理的讨论。这在一般学府中应该属于一门专门课程，但是许多地方，牵涉到历史事实的时候，就很难畅所欲言。
这样以“察察为明”的作为，便是使人不能欺的作风。所以做领导人的，明明知道下面的人说了一句谎话，也许他是无心的，硬要把他揭穿，也没有道理，有时候装傻就算了。再其次说到不敢欺，上面的法令太多，一犯了过错，重则杀头，轻则记过，完全靠刑罚、法规来管理的话，那么一般部下怕犯法，就不敢欺骗了，这样在行政上反而是反效果。下面的人都照法规办理，不用头脑，明知道法规没有道理，也绝对不变通处理，只求自保，那就更糟了。
（四）临病对症的药方
尽忠不能只做单方面的要求，如果上面领导得不对，下面也不可能忠心的，所以王朗在这里引申，要上位者有真正的道德，下面自然感激思义，这和《论语·为政》所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一样。任德感义的，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一样，可以达到最高的政治目的。
再回过来讲老子的“不尚贤，使民不争”。此处之贤，是指何种贤人而说？真正所标榜的贤人，又贤到何种程度？很难有标准。不论孔孟学说或者老庄言论，各家所指的圣贤，要到达何种标准都很难确定。所以，属于道家一派的《抱朴子》说：“白石似玉，奸佞似贤。”一方白色的好石头，晶莹剔透，看起来好像一块白玉。但就它的质地来看，不论硬度、密度都不够真玉的标准，实际上只是一种质地较好的石头而已，充其量只能叫它什么“石”，如“青田石”“猫眼石”等。至于人也是如此，有时候大奸大恶的人，看起来却像个大好的贤人。所以贤与不贤很难鉴定。我们用这些观点来解释老子的“不尚贤，使民不争”，相信会更有帮助。
假使靠察察为明，使下面的人怕做错，成为风气，就与孔子所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的结果相同。就是说不要认为拿政治体制来领导人，拿法令来管理人，就是很好的政治。法令越多，矛盾越多，一般人就在法令的空隙中逃避了责任，而且自认为很高明，在内心上无所惭愧。他最后说，这两种情形之下，好坏悬殊，主要的还是在于领导人自己的权衡，像天平一样，不能一头低一头高，要持平。但一个领导人、大干部，决定大事的时候，不能斤斤计较小的地方。
不管如何说，各家的思想都有专长。尤其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书籍多得不可计数，有着说不完的意见。著作之多，多到令人真想推开不看了。往往我们觉得自己有一点聪明，想的道理颇有独到之处。但是凑巧读到一本古书，脸就红了。因为自己想到的道理，古人已经说过，几千年前就有了，自己现在才想到，实在不足为贵。总之，像上面讨论的这些正反资料，在书中多得很。
（选自《历史的经验》）
淮南子说，鸟饿了抓不到虫吃的时候，看到木头，不管什么都啄来吃。野兽真的饿了，为了获得食物，管你是人或是别的什么都敢去碰。人到穷的时候，就想尽办法以谋生存，骗人也得要骗。韩非子说“国有常法，虽危不亡”，淮南子却说不见得，纵使法令非常严格，动不动就判死刑，然而众生业海，照样犯罪杀人，这就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没有办法的事。真到穷凶极恶的时候，就胡作非为，因此还是要以道德的感化，才能够使天下真正太平。
对待人才的七种方法
前汉时代，崇拜道家学术的淮南子，提出了与法家主张相反的意见，如说：“鸟穷则啄，兽穷则触，人穷则诈。峻刑严法，不可以禁奸。”这正如老子所说的“长短相形，高下相倾”，有正面就有反面。淮南子是道家，他以道家思想又反对法家，而法家原也出于道家，这是一个颇为有趣的问题。
桓范是南北朝时代的人，他的著作中有一篇文章题为《世要论》，属于纵横术中的一部分，也是人臣的学问，所以讲中国文化，我觉得尤其在这个拨乱反正的时代，统一中国的今天，这一部分很重要。这个时代，不是完全讲四书五经，坐以论道的时候。当然我们需要以道德为中心，但是要知道做法，而这些做法多得很，可惜现在外面一般人都不研究。在《长短经》里，赵蕤就引据了《世要论》的话，应认清楚干部。
（三）法家的反面
（一）不会讲话的人才，恕之以直
韩非子由家庭现象，扩而充之，推及一个国家，便说：“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夫舍常法而从私意，则臣下饰于智能；臣下饰于智能，则法禁不立矣。”这就是代表法家思想的一个关键，不特别标榜圣贤政治。他们认为人毕竟都是平常人，一律平等，应该以法治为根本才对。这种道理正是与老子的“不尚贤，使民不争”互为表里，相互衬托。由此可知，法家思想确实出于道家。
臣有辞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顺，可不恕之以直乎？
过去有人批评我们中国人和华侨社会说：“两个中国人在一起，就有三派意见，由此可见中国民族性不团结的最大缺点。”我说这也不一定，只要是人类，两个人在一起就会有三派意见。譬如一对夫妻，有时就有几种不同意见，只是为情为爱的迁就，以致调和，或一方舍弃自我的意见。又例如一个大家庭里有许多兄弟姐妹，有时意气用事，互相争吵，实在难以确定谁是谁非，只可引用一个原则。凡是相争者，双方都早已有过错了。因此法家主张居领导地位的人，对左派右派之间的诽誉，只有依法专断，不受偏爱所惑，就算是秉公无私了。
有些干部不会讲话，讲出来不好听，可是当主管的要注意，他嘴巴笨讲不出来，而他的主意可好得很，不要对那个嘴巴笨的干部火大而不去听，这就错了。有些人一肚子好主意，可是嘴笨讲不好，而且他讲出来的话，好像比毒药都难吞下去，让人听了难受得很，开口就是“不行！不行”，可是他的意见对事情非常有利，这就要领导人有高度的修养，对这种干部要了解清楚，要有体谅人的修养，了解他虽然不会讲话，心是好的，也是直的。
其实，人类社会对人与人之间的是非毁誉，很难有绝对的标准。站在领导地位的人，对于互相怨憎的诽谤和互相爱护的称誉，都要小心明辨，不可偏听而受其迷惑。如果先入为主，一落此偏差，则人主惑矣。
（二）朴实但聪敏的人才，恕之以质
他说，人类社会的心理很怪。彼此喜欢“比周”，大家在一起肩比肩（“比”字就好像一个人在前面走，我从后面跟上来。“比”字方向相反的话就成为“背”。你向这面走，我向那面走，便是“背道而驰”。懂了这个字的写法，便可了解后世称“朋比为奸”的意义。“周”是圈圈），彼此两三个人情投意合，就成为一个无形的小圈子。若有人问到自己的朋友：“老张好吗？”就说：“我那个朋友不得了，好得很。”如果有人说他朋友不好，就会与人吵起架来。相反地，对自己所讨厌的人，就会联合其他人予以攻击。
臣有朴而辞讷，外疏而内敏，可不恕之以质乎？
法家学说出于道家的支流，与老庄思想息息相通。法家最有名的韩非子提出一个理论，可以说是老子“不尚贤，使民不争”的引申发挥，但他提倡用法治领导社会，并不一定需要标榜圣贤道德的政治。他说：“相爱者比周而相誉，相憎者朋党而相非，非誉交争，则主惑乱矣……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夫舍常法而从私意，则臣下饰于智能；臣下饰于智能，则法禁不立矣。”
天生人物，各个气质不同，禀赋不一样，有种人朴实得好像永远是乡巴佬的样子，有一点近乎十三点的样子，但不是十三点，大约只是十二点半。想想他真可爱，很朴实，但有时做人又多了那么半点憨态，但不是坏事，讲话嘟嘟囔囔讲不清楚。这样的人，看他的外表没有什么了不起，而脑子里聪敏得很。当主管的人，对于这种人，就要了解他本质淳朴、聪敏的一面。
（二）法家用法治领导社会
（三）可以临危授命的人才，恕之以忠
实际上我们晓得，“尚贤”“不尚贤”到底哪一样好，都不是关键所在。它的重点在于一个领导阶层，不管对政治也好，对教育或任何事，如果不特别标榜某一个标准，某一个典型，那么有才智的人，会依着自然的趋势发展，才能不足的人也就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倘使是标榜怎样做才是好人，大家为了争取这种做好人的目标，终至不择手段去争取那个好人的模式。如果用手段而去争到好人的模式，在争的过程中，反而使人事起了紊乱。所以，老子的“不尚贤，使民不争”并非是消极思想的讽刺。
臣有犯难以为上，离谤以为国，可不恕之以忠乎？
我们更进一层，便可知对于“选贤与能”的贤能标准，很难遽下定义。以道德作标准吗？以仁义作标准吗？或以才能作标准吗？无论如何，结果都会被坏人所利用，有了正面标准的建立，就有反面作伪模式的出现。所以古人说“一句合头语，千古系驴橛”。说一句话，一个道理，就好比你打了一个固定的桩在那里，以为拴宝贵东西所用，但用来用去用惯了，无论是驴或是鹰犬，也都可以拴挂上去，那是事所必至，理有固然。
这一句话所指的，在历史上的故事也很多，就是冒险犯难，临危授命，拨乱反正的人才。如现代史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初，希特勒横征欧非，把世界扰乱得那么严重的时候，英国人最初对丘吉尔不敢任用，因为丘吉尔是有名的流氓作风，闹事专家，但是最后抵抗希特勒，还是靠他，实际上丘吉尔就是“犯难以为上”的人。有些人天生的个性，喜欢冒险犯难。越困难就越有兴趣去干，教他做平平实实、规规矩矩的公务员，办没有什么大困难的事，他懒得干。“离谤以为国”，为了国家，可以忍受一切的毁谤，大家都攻击他，他也不管。历史上唐、宋、元、明、清历代开国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人物。像有许多人，被派到前方去艰苦中作战，后方还有人向上面密报，说他的坏话。有些精明的皇帝，接到这种报告，连看都不看，原封不动的，加一个密封，寄到前方去给他自己看，也就表示对他信任，恕之以忠。
臣愚以为张栻恐宋孝宗误以生事之臣，为办事之臣，只当对曰：陛下固欲求办事之臣，更于办事之臣中，而求晓事之臣。则心足以晓事，而身足以办事。心与身皆为国用，于以共勷政治，庶乎其得人矣。
（四）违背众意的人才，恕之以公
所谓办事者，以其能办是事而不愧，则非不晓事之臣，明矣。
臣有守正以逆众意，执法而违私欲，可不恕之以公乎？
要之，事不外乎理。不审乎理之所当然，而妄逞意见，以事纷更者，乃生事之臣，究非办事之臣也。
许多人非常公正廉明，但有时候公正廉明却受到群众强烈的反击。像当年在成都开马路的时候，就发生这种事，当时群众认为破坏了风水，大家反对，地方的势力很大，所谓五老七贤，出来讲话，硬是不准开。某将军没有办法，请五老七贤来吃饭，这边在杯酒联欢吃饭的时候，那边已经派兵把他们的房子一角拆掉了，等五老七贤回家，已经是既成事实。随便大家怎么骂法，而事情还是做了。等到后来马路修成了，连瞎子都说，有了马路走路都不用拐棍了。天下事情，有时要改变是很难的。有时必须守正以逆众意，违反大众的意思坚持正确的政策。要有这个担当。这就要谅解他这样是为了长远的公利，也有的时候，在执法上违反了自己的私欲，宁可自己忍痛牺牲，这都是难能可贵的。
夫为王臣，而至以匪躬自励，事一人，而必以夙夜自警，是岂徒晓事而不办事者所得与哉。
（五）个性倔强的人才，恕之以直
所以《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臣有不屈己以求合，不祸世以取名，可不恕之以直乎？
且以是人而当重任，任其相与附和者，必取疲懦软熟，平日再不敢直言正色之辈，而后引为同类，谬为荐扬，久而相习成风，率皆顽钝无耻，而士气因以扫地矣。
有些人的个性倔强，要想教他委屈他自己的道德准则，违反他的思想意志，而去迎合某一件事，他死也不干。还有一种“不祸世以取名”，这也是很难的，几十年来现实的人生经验，很少看到这种人。如果做一件事，马上可以出名，个人可以成功，可是，结果将会为后世留下祸根，那么他宁可不要成这个名，而不做这种事。要了解这种人是直道而行的操守。
夫大臣者，膺朝廷股肱心膂之寄，所当毅然以天下事为己责，与人君一德一心，以成泰交之盛者也。如不得实心办事之人，而但以敷衍塞责者，外示安静以为晓事，国家亦乌赖有是人为哉。
（六）易被埋没的底层人才，恕之以难
是人也，用之为小臣，在一邑则一邑之事因之而懈弛。在一郡，则一郡之事因之而阘茸。效奔走，则不能必其勇往而直前。司案牍，则不能必其综核而悉当。至用之为大臣，而其流弊更不可胜言矣。
臣有从仄陋而进显言，由卑贱而陈国事，可不恕之以难乎？
彼非不知事中之可否，而或有所惮而不敢发，或有所碍而不肯行，于是托晓事之说以自便其身家，而巧为文饰。
有些人地位很低，可是他有见地，古今中外，这样被埋没的人很多。往往这类人提建议时，中间阶层的人说他越级报告，非把他开革了不可。实际上有的人路子很窄，地位也不高，也没有名声，但能进贤言，有很好的意见提供给领导人。虽然他的地位很低，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而所提的意见，都是忠心为国。对于这种人，做领导人的要注意，这是难能可贵的。
若夫自负才智，睥睨一世者，当其未得进用，亦尝举在延之事业而权其轻重，酌其是非，每谓异日必当奋然有为。一旦身任其责，未几而观望之念生，未几而因循之念起，苟且迁就，漫无措置。
（七）个性孤僻独特的人才，恕之以劲
况“敬事”二字，有正有伪，不可不于办事求之也。在老成慎重通达治体之人，其于一事之是非曲直，前后左右，无不筹划万全，而后举而行之。官民胥受其福。朝廷因赖其功，以为晓事，是诚无愧于晓事之名矣。
臣有孤特而执节，介立而见毁，可不恕之以劲乎？
盖人臣敬事后食，见事欲其明，而任事更欲其勇；明而不勇，则是任事时，先无敬事之心，又安望其事之有济，且以奏厥成效哉。
这个“劲”就是“节”，古代往往两个字连起来，“劲节”成为一个名词。每以竹子来象征，因为竹子是虚心的、笔挺的，有些人个性孤僻，不喜欢与同事、朋友多往来，有特殊个性与才能。大约有特别长处的人，都有特别的个性，看来很孤僻，这种人也有他的操守，不随便苟同，超然而独立，可是这种人，容易遭到毁谤，当主管的就要了解这种人是有特别节操的。
天下有欲办事而不晓事者，固足以启纷扰之患。天下有虽晓事而不办事者，尤足以贻废弛之忧。
此七恕者，所以进善也。
臣谨按：张栻立言之心，非不甚善。而其所谓“不当求办事之臣”数语，则未能无过也。
前面曾经说了有六种正派一面的干部，这里就说到，当主管做领导人的，要对部下了解、体谅的七个恕道。换言之，做主管的如果不具备这七种恕道，就不能得到这六正的干部。这点我们要注意了。人们常说历史上的人才多，现在的人才少，并不尽然。正如曾国藩以及历代许多名臣都说，每个时代到处都有人才，第一在自己能不能赏识，第二在自己能不能培养。即使是人才，也还要加以培养。没有好的环境和有利的条件，才干发挥不出来，人才也没有用。所以六正与七恕，是君臣两面共修之道。
对于这个问题，乾隆时代的监察御史熊学鹏，就张栻（南轩）对宋孝宗的问答，写了一篇更深入的论文，可以暂借作为结案：
（选自《历史的经验》）
一是清末刘鹗在所著《老残游记》中记述的一则故事。为了一位久仰大名的清官，不惜亲自出京游览求证，但所得结果使他大失所望。因此他得一结论说：“天下事误于奸慝者，十有三四。误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十有六七。”这又是从另一角度描述贤而且能的人才难得。
九种防邪之道
天下人才，贤士固然难得。贤而且能的人才，又具有高明晓事的智慧，不炫耀自己的所长，不标奇立异，针对危难的弊端，因势利导而致治平的大贤，实在难得。以诸葛亮之贤，一死即后继无人，永留遗憾。虽然魏延、李严也是人才，但诸葛亮就是怕他们多作怪，因此不敢重用，此为明证。
下面也是赵蕤在《长短经》里对桓范《世要论》的引述，一个领导人在防恶上，应该注意考虑到九种原则、九个顾虑，也是人物的分类。
昔富平孙冢宰（孙丕扬，富平人，字叔孝，嘉靖进士，拜吏部尚书，追谥恭介）在位日，诸进士谒请，齐往受教。孙曰：“做官无大难事，只莫作怪。真名臣之言，岂唯做官乎！”
读书千万不要被书所困，一切的运用全在自己。像这一类的书读多了以后，等于医学的常识丰富了以后，连一杯水都不敢喝，生怕有传染病；法律学多了以后，连一步路都不敢走，动辄怕犯法。而对于“九虑”这些东西看多了，连朋友都不敢交了。其实只要我们把握了大原则，相信多数人，不伤任何人，爱护所有人，凡事但求心安就好了。
一是明人冯梦龙自叙《古今谭概》所记：
（一）识别真正险诈之人，虑之以诈
晓事，是唐宋时代的白话，也就是现代语“懂事”的意思。张南轩对宋孝宗建议，要起用懂事的人，并非只用能办事而不懂事的人，的确是语重心长的名言，也是领导、为政者所必须了解的重点。
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虑之以诈乎？
宋孝宗言：“难得办事之臣。”右文殿修撰张栻对曰：“陛下当求晓事之臣，不当求办事之臣。若但求办事之臣，则他日败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
有些人小事忠得很，但他是借此达到另外一个大不忠的目的。有些人小信一定好，而他是要完成他的大不信。所以要顾虑到，是不是真正的险诈。不过话又说回来，从历史与人生的经验上看，有许多人有本事，也是做小事一定尽忠，绝不是诈，并没有存心骗人，也不是出于什么大的反叛目的，这样做了多少年，可是一把他放到大的职位上去就完了，他就不忠了。于是别人说此人施诈。但我的看法不同，这是主管对于人才的看法没有深切地了解。这种人在小位置上忠心，到了大位置上并不是不忠心，而是受环境的影响，于是变坏了。这不是他诈不诈的问题，而是他这材料不够坐那个大位置，等于很好的小吃馆子，如果要它办酒席大菜就完了。还有就是年龄的关系，这就是孔子的话，人老了“戒之在得”，年老了样样想抓，这个“得”字就出了毛病。这不能说他在年轻时的作风就是假的，因为年轻人不在乎，觉得自己还有前途，来日方长，有的是机会，所以就不至于贪得。年纪大了的人，觉得在世的日子短了，先弄一点到手吧，这一来就完了。这就是心理的问题。讲修养，就是要把这种心理变化过来，能有这个气质的变化，这才是真本事、真修养，这也并不容易。所以关于这一点，我对于古人的这个观点，还是不同意，因为它讲的是道理，没有研究人的心理。人的心理，是跟着空间、时间在变更的。一个人真能修养到自己的心理、思想，不受环境的影响，不因空间、时间的变动而跟着变动，才称得上是第一等人。但是世界上的人都做了第一等人，那第二等人谁去做呢？
一是南宋名儒张南轩（栻）和宋孝宗的对答：
（二）辨认表里不一之人，虑之以虚
暂时推开老子，介绍后世三则故事，便更容易明白老子立言的用意。
臣有貌厉而内荏，色取仁而行违，可不虑之以虚乎？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这是说有些干部在外表上看，脾气很大，冲劲也很大，可是内在没有真胆识；有些人在态度上看起来非常仁义，而真正的行为，却与仁义相违背，就是说有的人在平日看起来是颇仁义的，但是真到了义利之间的关键头上，要做一决定时，他就变得不对了。所以当主管的人，对干部的看法、考核，要顾虑到是不是表里如一，脚踏实地。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三）注意那些善妒之人，虑之以嫉
老子所看到的春秋时代，正是开始衰乱的时期，乱象已蔚，人为之过。因此，他更进一层而深刻地指出，当时应病与药的“尚贤”偏方，其后果是有莫大的后遗症的。贤能的标准，千古难下定论。但是推崇贤者的结果，却会导致许多伪装的言行。当时各国诸侯，为了争地称霸，不惜任何代价网罗天下才能智士，凡是才智之士，便统称为“贤者”。而这一类的贤者愈多，则天下的乱源也就愈难弭平。所以他指出“不尚贤，使民不争”的主张。
臣有害同侪以专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虑之以嫉乎？
（一）办事与懂事
这个情形很多的，人类嫉妒的心理是天生的，一般人所谓的吃醋，好像男女之间相爱，女性的妒忌心特别容易表现，所以一般都说女性醋劲最大，其实男性吃醋比女性更厉害，而且不限于男女之间，男性往往发展到人事方面，诸如名利之争、权势之争等。譬如有些人名气大了，就会有人吃醋，有的人文章写得好了，就会有人吃醋了，字写得好了也吃醋。乃至于衣服穿得好了，别人也会吃醋，甚至两人根本不认识，也吃醋。这是什么道理？这是高度的哲学和心理学，嫉妒是人与生俱有的劣根性。
要能办事的人，还是要懂事的人
不论做领导的人，或者做干部的人，对于这些都要知道的。人的心理，有这个毛病，有些人喜欢打击同事，自己专权，于是挡住了下面的情形，同时使下面也不了解上面的意思。这都是出于妒忌心理，才发生了这些情形。所以当一个领导的，听到干部当中甲说乙的话，乙说甲的话，都不能偏听，而要尽量客观，要注意他们之间是不是有妒忌的心理。
（选自《论语别裁》《列子臆说》）
（四）清楚谁在挑拨害人，虑之以谗
孔子以这三点观察人，所以他说“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这个廋是有所逃避的意思。以这三个要点来观察人，就没什么可逃避的了。看任何一个人做人处世，他的目的何在，他的做法怎样。前者属思想，后面属行为。另外，再看他平常的涵养，他安于什么。有的安于逸乐，有的安于贫困，有的安于平淡。学问最难是平淡，安于平淡的人，什么事业都可以做，因为他不会被事业所困扰。这个话怎么说呢？安于平淡的人，今天发了财，他不会觉得自己钱多了而弄得睡不着觉；如果穷了，也不会觉得穷，不会感到钱对他的威胁。所以安心是最难。以这三点观人，放在《为政》篇中，就是知人励品的重点所在。
臣有进邪说以乱是，因似然以伤贤，可不虑之以谗乎？
“察其所安”，再看看他平常做人是安于什么，能不能安于现实。譬如有些人就很难安，有一位七十多岁的朋友，已满头白发，读书人，学问蛮好。刚刚退休，太太过世了，在生活上打牌没有兴趣，书法好但没兴趣写字，本可看书，但是拿到书就想睡觉，躺下来又睡不着。因为他太无聊、寂寞，事事无兴趣，只好交了个女朋友，我劝他不必结婚了。他这种现象，就是老年人的无所安，心不能安，年轻人也一样，这是心理上的问题。一个人做学问修养，如果平常无所安顿，就大有问题。有些人有工作时，精神很好；没有工作时，就心不能安，可见安其心之难。
挑拨、说坏话、害人的话就是谗言。这是古今中外一例的，譬如一个文人，尤其是学哲学、学逻辑的人，经常容易犯这个错误。逻辑学好了以后，非常会辩理，怎么样都说得对，死的可以说成活的，在理论上、逻辑上绝对通，但事实上不一定对。所以有些干部，能言善道，很有文才，很有思想，专门发表邪说。这段文字上看“邪说”两字，定在这里，明明白白，看起来很清楚，如果我们做了主管的时候，干部讲邪说，不一定写文章，对于某件事情，他轻轻一句话，就听进去了，中了他的邪说，乱了真理，他用一种好像是对的道理，而伤害了好人。所以当领导的，就要顾虑到，是不是有谗言的作用。
“观其所由”，知道他的来源、动机，以法理的观点来看，就是看他的犯意，刑法上某些案子是要有了犯意才算犯罪。过去中国人不大打官司，喜欢打官司的叫作讼棍。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人被控用刀杀人，这是有罪的，要偿命的。有讼棍要被告一千两银子，包可无罪。被告为了保命，就是上当受骗，也只好出这一千两银子。而那个讼棍得了银子，将送出去的公文抽回来，将“用刀杀人”的“用”字，轻轻加了一笔，变成“甩”字，于是“甩”刀杀人，没有犯意，是无罪的。李陵《答苏武书》中所谓“刀笔之吏，弄其文墨”，从政的人都要了解这一点，公事办久了，从政久了，法律熟了，专门在笔杆上做功夫，害死人杀死人，比刀都厉害。
（五）提防卖弄恩情之人，虑之以奸
“视其所以”，看他的目的是什么。
臣有因赏以偿恩，因罚以作威，可不虑之以奸乎？
孔子观察人谈原则。他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有些专权的人，他对他的部下有赏赐，并不是公正的赏，而是自己与受赏的人有关系，故意卖恩情给对方。譬如小的单位主管，有考核权的，对于自己喜欢的人，就多给他分数，对于所讨厌的人，尽管他有本事、有功绩，还是设法扣他的分数。“因罚以作威”，以示权威。赏罚基于私心，这一类，就是好佞之人，不公正。
孟子也喜欢看相，不过他没有挂牌，他是注意人家的眼神，光明正大的人眼神一定很端正；喜欢向上看的人一定很傲慢；喜欢下看的人会动心思；喜欢斜视的人，至少他的心理上有问题。这是孟子看相的一科，也可说是看相中的“眼科”吧！
（六）严禁欺君罔上之人，虑之以欺
第二部应该研究的书是什么呢？就是黄石公传给张良的《素书》，这一部书很难说确是伪书，但也的确是中国文化的结晶。对于为人处世及认识人物的道理，有很深的哲学见解，也可以说是看相的书。它并不是说眉毛长得如何，鼻子长得怎样，而是真正的相法。眉毛、鼻子、眼睛都不看的，大概只看这个人处世的态度和条理。
臣有外显相荐，内阴相除，谋事效公而实挟私，可不虑之以欺乎？
以前有一位老朋友，读书不多，但他从人生经验中得来几句话，蛮有意思，他说：“上等人，有本事没有脾气；中等人，有本事也有脾气；末等人，没有本事而脾气却大。”这可以说是名言，也是他的学问。所以各位立身处世，就要知道，有的人有学问，往往会有脾气，就要对他容忍，用他的长处——学问，不计较他的短处——脾气。他发脾气不是对你有恶意，而是自己的毛病，本来也就是他的短处，与你何关？你要讲孝道，在君道上你要爱护他，尊重他。我有些学生，有时也大光其火，我不理他，后来他和我谈话，道歉一番，我便问他要谈的正题是什么。先不要发脾气，只谈正题，谈完了再让你发脾气，他就笑了。
这种事情就很严重了，我们从历史上的政治中，常常可以看到，有些干部明明内心想要害某人，而表面上说某人的好话，但暗暗地把某人搞垮。谋事则冠冕堂皇，托之于公事上，实际上则挟有了私意，手段非常高明，这就是欺，古代所谓欺君罔上。我们看历史，这种悲惨的故事实在不胜枚举。
中国这套学问也叫“形名之学”，在魏晋时就流行了。有一部书《人物志》，大家不妨多读读它，会有用处的，是魏代刘劭著的，北魏刘昞所注，专门谈论人，换句话说就是“人”的科学。最近流行的人事管理、职业分类的科学，这些是从外国来的。而我们的《人物志》却更好，是真正的“人事管理”“职业分类”，指出哪些人归哪一类。有些人是事业型的，有些人绝对不是事业型的，不要安排错了。有的人有学问不一定有才能，有些人有才能不一定有品德，有学问又有才能又有品德的人，是第一流的人，这种人才不多。
（七）灵活应对攀附之人，虑之以伪
“如要看条理，只在言语中”，一个人思想如何，就看他说话是否有条理，这种看法是很科学的。
臣有事左右以求进，托重臣以自结，可不虑之以伪乎？
“寿夭看脚踵”，命长不长，看他走路时的脚踵。我曾经有一个学生，走路时脚跟不点地，他果然短命。这种人第一是短命，第二是聪明浮躁，所以交代他的事，做得很快，但不踏实。
有些人，是靠领导人旁边最亲信的人，专走这个门路，服侍他们，搞得很好，由他们影响领导人，达到自己的目的。或者是找在领导人面前分量最重、言听计从的人，托他们的力量，结交他们，以巩固自己的权力与地位，这都是伪。
“穷通看指甲”，一个人有没有前途看指甲，指甲又与人的前途有什么关系呢？绝对有关系。根据生理学，指甲是以钙质为主要成分，钙质不够，就是体力差，体力差就没有精神竞争。有些人指甲不像瓦形的，而是扁扁的，就知道这种人体质非常弱，多病。
不过这种事，有时也很难定论，要看各人的运用。以近代史看，曾国藩、胡林翼就是走的这个路子，这是历史上的两段秘密，当然正史上没有记载，而这种野史的记载，是真是假，暂且不去管它。
“事业看精神”，这个当然，一个人精神不好，做一点事就累了，还会有什么事业前途呢？
据说，清咸丰皇帝，所以知道曾国藩的大名，在太平天国一起来的时候，就教曾国藩在湖南练湘军，是因为咸丰早就对他有了印象。最初曾国藩在京里做官的时候，是在礼部做一个小京官，大约等于现在部里的司长级，还是附员一类闲差。他知道一个汉人，在满族人的政权里做官，非走门路不可，于是他结交了一位亲王，两人感情很好，后来这位亲王向咸丰保荐曾国藩，说他“胆大心细，才堪大用”。咸丰看到是这位亲王——咸丰的伯伯或叔叔的保荐，就答应了召见。后来果然咸丰在便殿召见曾国藩，他进去以后，便殿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只是在上首位置，有一把皇帝坐的椅子，下面是一个锦墩，太监带他进去以后，教他在便殿等候，他向皇帝的位置，行了三跪九叩首大礼以后，就规规矩矩坐在锦墩上等候，等了一个多时辰，皇帝始终没有出来，最后一位太监出来通知他，皇帝今天有事，改天再召见，曾国藩只好对着空椅子三跪九叩首以后回去了。回去以后，这位保荐他的亲王马上问他情形。曾国藩报告了经过，亲王问他在便殿里有没有看见什么东西，曾国藩仔细回想，除了皇帝的座位和锦墩以外，的确没有另外看见什么东西。这位亲王听后说：“糟了！”赶紧跑进宫里，找到便殿当值的太监，送上红包。结果打听出来皇帝座位后面的墙上挂了一张很小的字条，上面写的是“朱子治家格言”。亲王就回来告诉了曾国藩，而且告诉曾国藩，他向皇帝保荐的话是“胆大心细”四个字，胆大是不易测验的，除非教他去打仗，而心细则可测验的。果然过了几天，咸丰又召见曾国藩问起这张朱子治家格言的事，这时曾国藩当然答得不会含糊了。咸丰赞许，把曾国藩的名字记下来，而曾国藩也由此因缘，成了清代的中兴名臣。这是野史上的记载。
讲器宇，又麻烦了，这又讲到中国哲学了，与文学连起来的。“器”怎么解释呢？就是东西。“宇”是代表天体。“器宇”就是天体构造的形态，勉强可以如此解释。中国的事物，就是这样讨厌，像中国人说“这个人风度不坏”，吹过来的是“风”，衡量多宽多长就是“度”，至于一个人的“风度”是讲不出来的，是抽象的形容词，但是也很科学。譬如大庭广众之中，其中有一人很吸引大家的注意，这个人并不一定长得漂亮，表面上也无特别之处，但他使人心里的感觉与其他人就不同，这就叫“风度”。“功名看器宇”就是这个人有没有功名，要看他的风度。
第二件事是胡林翼的故事。当时湖北的巡抚官文是一个满族人。清代的制度，因为始终有种族的观念，巡抚（相当现在的省主席）如果是满族人，而军门（相当现代的保安司令）则是汉人。反正在省的一文一武两大首长，一定是一个汉人、一个满族人。在巡兵的时候，巡抚和军门提督，两人都要签名，光是一个人签名，则调不动兵，如此以为互相牵制。所以当时打太平天国，也很麻烦的。当时湖北的官文是一个糊涂虫。有一天官文的第五姨太太做寿，胡林翼听说是抚台的夫人做寿，胡林翼身为军门提督，分嘱部下，不得不去。他本人虽然也可以不到，不过胡林翼还是去了。在巡抚衙门前，刚一下轿的时候，看到一个人身穿朝服，从里面出来，一脸怒容，上轿走了。胡林翼打听是怎么回事，人家报告，这位官员很有骨气，因为听见巡抚夫人生日，前来做寿，到了以后，知道只不过是五姨太的生日（当时多妻制，一人可以娶几个太太，但原配以外的姨太太，是没有地位，被人看不起的），所以没有进去拜寿，上轿就走了。大家称赞这位官员了不起，到底是读书人，有品格，有骨气！可是胡林翼把“马蹄袖”一抹，投了一张名卡，还是进去拜寿了。以胡林翼当时的声望名气，他亲自前往拜寿，官文和他这位最得宠的最小姨太太都高兴得很。官文吩咐这个姨太太，第二天就去回拜胡林翼的老太太，拜胡林翼的母亲为干妈。从此以后，胡林翼打太平天国，就可随便调兵。像胡林翼这种人，绝对是正派的人，但是为什么这样做？这就是权术，没有办法不如此做，要想事业成功，有时候也不能呆板地拘小节，问题在动机如何？他的动机绝不为私。如果不用这个方法，敌人打到门口了，还调不动兵，怎么去打仗？所以在这种小事上马虎一点，反正母亲收了一个干女儿，总不吃亏。所以上面这句话“臣有事左右以求进，托重臣以自结，可不虑之以伪乎”，也不是呆板的，要看实际的情形、如何运用、动机何在而定。
曾国藩的《冰鉴》所包含的看相理论，不同其他的相书。他说“功名看器宇，事业看精神，穷通看指甲，寿夭看脚踵，如要看条理，只在言语中”。
（八）看透圆滑应付之人，虑之以祸
还有人说露门牙的人往往短命，因为他露牙齿，睡觉的时候嘴巴闭不拢，呼吸时脏的东西进到体内，当然健康要出问题。还有很多这一类的道理，都是这样的。但是古人看相，很多人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问他什么原因，他说“书上说的”，实际上这些东西是从经验中来的。
臣有和同以取谐，苟合以求进，可不虑之以祸乎？
但中国人还有另外一套看相的方法，叫“神相”或“心相”，这就深奥难懂了。“神相”不是根据“形态”看，而是看“神态”。“心相”则有几句名言，“有心无相，相由心变。有相无心，相随心转”。一个人思想转变了，形态就转变。譬如说一个人快发脾气了，怎么知道的呢？从他相上看出来的，他心里发脾气，神经就紧张，样子就变了。有人说，印堂很窄的人度量一定小，很宽就是度量大，印堂就是两个眉尖中间的距离，这是什么道理？有人天生的性格，稍遇不如意事，就皱眉头，慢慢地，印堂的肌肉就紧缩了，这是当然的道理。
“和同”本来出自老子的“和光同尘”，意思是说，一个修道的人，不要特别把自己标榜得了不起，要和普通人一样，你修道者的光明也和普通人一样。“尘”就是世俗人，社会一般人，尘世之间，大家都吃饭，而你一个人非要买包子吃，这又何必呢？将就吃一点就好了嘛。这本来是“和光同尘”的意思，可是道家这一思想，后来被引用，就变成“太极拳”——圆滑的观念了，人说白的是黑的，我也马马虎虎说是黑的，跟着乱滚，也被称作“和同”了。“取说”的“说”，通“悦”。“和同以取说”，指的是臣下为了讨好上司，便放弃做人的原则，做乡愿去了。这里是说，有些干部圆滑得很，“太极拳”马马虎虎应付一下，只要配合主管的要求，什么都来，只要对他自己前途有利的就干，这种心理发展下去将来就是一个祸害。到了利害关头，一点气节都没有，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
讲到观察人的道理，我们都知道看相算命，尤其现在很流行。中国人看相的历史很早，在春秋战国时就多得很。一般而言，中国人的看相自有一套，包括麻衣、柳庄、铁关刀，乃至现代意大利、日本人研究出来的手相学、掌纹学，许多新的东西都加上，也逃不出中国相法的范围。
（九）小心悦主求亲之人，虑之以佞
武则天有一天问她的同宗侄子宰相武三思，她说我们政府里头哪一个是好人啊？武三思讲老实话，他说跟我好的都是好人。武则天这位精明的女皇帝说，你这个是什么话？武三思说这个道理很简单，我假使不认识他，是好人我也不知道啊！而我认识的人，我认为是好人的，才肯与他多来往，所以我讲跟我好的都是好人。武则天说这个蛮有道理。是这个样子嘛！社会上好人多得很，可是机会不凑巧，我不认识嘛！我怎么知道哪个是好人啊！这个话蛮合逻辑。武三思本来在唐朝政治上是个坏的，奸臣之流，虽说是奸臣，有时候做一点事情也不同。所以说认人很难。
臣有悦主意以求亲，悦主言以取容，可不虑之以佞乎？
唐朝女皇帝武则天，女人当了皇帝，真正了不起。历史上讲她坏，攻击她私生活乱，但是武则天在政治作为上，有许多方面非常了不起，的确很难得，也很能够接受人家的建议。最后接受了狄仁杰的建议，不要搞下去了，你年纪大了退休吧，她就规规矩矩放下而退休了。慈禧太后就做不到，汉高祖的太太吕后也做不到，武则天做到了，提得起放得下，说不当皇帝就不当了。这一点就很不容易，尤其是女性很难的，女性到了年纪大时，什么东西都要抓，越想抓得紧，越是什么都抓不住，所以孔子说人年老“戒之在得”。
有的干部只做上面老板喜欢的事，专说老板喜欢听的话，以求得他欢心，取得他的亲信。这种就是佞臣。
做任何事业之前，先学会看人
（选自《历史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