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一定不会忘记，但他越是热情地保证，我越是觉得他在撒谎。
“那么记得带两个备用轮胎。”我叮嘱道。
之后，我决定在西宁为接下来的旅程做准备。我买了一些挂面和罐装食品、水果和汤羹，还买了几个存储容器、水壶和热水瓶。此外，我又给自己买了顶帽子。我找到了一个卖鹌鹑蛋罐头的地方，于是便买了一箱。这里的食物真便宜，我根本懒得记账——总共也就花了几美元而已。在城里闲逛时，我发现西宁有一种特别的馅饼，是用塞满了大葱的面团在油锅中炸制而成的，人们一般会趁刚出锅的时候吃，热乎乎、油滋滋的，正适合青海的雪天。
“这是辆好车。”付先生说。
西宁是那种既质朴又破落的中国城市，但我已开始喜欢上这里。它没有美丽的外表，但这没有关系。这里的食物虽然其貌不扬，但味道却很好。这里的天气变幻莫测，总能让你大吃一惊。当地人会主动向我问好，他们彼此间也相处得很融洽。我喜欢西宁，就像喜欢黑龙江的朗乡一样：因为它们都位于真正的乡野之间。渐渐地，我意识到自己是这个地方唯一的“夷人”。三月中旬是旅游淡季，一般没什么人来，这也是他们愿意搭理我的另一个原因。此时此地，能在家乡看见一个远道而来的“夷人”也不失为一件新鲜事。
“你觉得这辆车能行吗？”
西宁有几家百货公司——勉强算是吧，至少有两个电影院，还有一座巨大的清真寺。全城大概只有二十辆汽车，而付先生的就是其中之一；此外，这里的主要街道都有四条车道那么宽，让你几乎体会不到人流车流的存在。破烂的公交车上锈迹斑斑，就是在中国农村地区随处可见的那种车。
这将是一趟艰难的旅程，我们要在西藏最荒芜的地带穿越1200英里（1900千米），但他的座驾看上去却相当不堪一击。那车叫“戈蓝”，我讨厌这个名字。它破得就像从垃圾堆里捡来的一样。只要有风穿过西宁，付先生的“戈蓝”就会随风摇摆。这辆车并不适合开去西藏。车身的另一块金属牌上印着“三菱”字样，它真的很像一台“碰碰车”。
西宁有人跟我说格尔木那个地方既原始又恐怖，我不禁为此担忧起来。他们让我准备好保暖的衣服、食物、水和茶叶，叮嘱我把一切需要的东西都带上。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已经够糟糕了，却被告知将要去的另一个地方还要糟糕得多，没什么比这更奇葩的事了。然而，他们的提醒又让我深感好奇。
“成交。”我说，然后我们握了握手。
当地人在这里种植土豆，他们经常吃炸土豆条——那东西又细又脆，油乎乎的，看起来一点也不好吃，跟麦当劳里面卖的差不多：简直一模一样。
付先生算了一下，随后给我列了一张单子，上面的人民币换算下来大概是375英镑，包括他那辆日本小轿车的租金、他作为司机的酬劳以及全部的油费。一路上的饭钱都归我付。
我遇上了一位姓荀的年轻小伙子，他刚刚皈依佛教，而且正在学习英语。我跟他说，我实在太喜欢这里的馅饼了，但他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每当你跟中国人说起饺子、莲藕、炒面或馒头这样的农家食品时，他们总会有这样的反应。他们喜欢的是肉。
“那么你开车去格尔木吧，”我说，“我们在那里会合，然后一起去西藏。路上我们可以走走停停，我带些吃的去，还可以一起听贝多芬。”
荀先生说：“羊筋、牦牛筋、蒙古火锅、冬虫夏草、炒骆驼蹄，这些才是我爱吃的。”
于我而言，他这番话简直如音符般美妙。
西宁的山里长着各种美味的黑苔，他们管那叫“发菜”。“发菜”经常被用来做汤，样子跟海带差不多。但事实上，在西宁西部乃至整个青海和西藏，只生长着大麦一种作物，而牦牛肉则是唯一的肉类。也许正是因为只有两种食材，这些地区的人们才学会了许多不同的烹饪方法。但这也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因为无论怎么做，最后的味道都没什么差别——吃来吃去都是牦牛的味道。
“那趟车太糟糕了，”付先生说道，“它用的还是蒸汽机车，途中要穿越沙漠。开得非常慢。”
* * *
我原本就想坐火车去。那是中国境内开得最远的一趟列车，当年人们从西宁把铁路修到小城格尔木后，发现根本无法深入青藏高原，于是他们便停了下来，让铁路终结在一片茫茫荒野之中。无论如何，我都不愿错过这条路线。
皈依佛教的荀先生和我一同去了位于西宁西南约15英里（24千米）的塔尔寺。格鲁派是藏传佛教中一支，它的创立者宗喀巴约500年前就出生在这个地方。宗喀巴曾经去过拉萨，并在甘丹寺讲经布道，黄教正是由他所创。他离开几年之后，他的母亲写信叫他回家。但他拒绝了，他对母亲说：“如果您想做些有用的事，就为我修一座寺庙吧。”老太太还没来得及行动，宗喀巴当年出生的地点就长出来一棵菩提树——和当年佛祖得道之处的菩提树一样。于是，宗喀巴的母亲在树旁修了一座佛塔，还建了一座庙。再后来到1588年，整座寺院全部修建完成。1903年，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的白马将主人背到这里之后，不久便倒地而亡。这匹马后来被做成了标本，放在某座寺庙供人朝拜。荀先生是这样告诉我的。
“我可以坐火车去格尔木。”
但荀先生没有说的是，那座中国人最近才重新开放的寺庙，早就把标本扔了出去。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颁布了宗教改革的法令。不过时至今日，30年过去了，“贡本噶丹贤巴林”（塔尔寺的藏语名称）又重新兴盛起来。过去几年时间，有500名僧侣来这里安顿，此外还来了一些小沙弥，都是些爱笑的男孩子，脸颊红彤彤的，他们四处奔忙，兴高采烈地干着勤杂活。
“从这里开车去格尔木的话，沿途的风景也很美。”付先生说。
如今寺庙虽然经历了改革，却依然有着浓厚的佛教氛围。寺院的建筑包括大大小小的神殿、佛塔、院落、印经院、医务处、医学院（用于教授中草药疗法）和起居处（里面住着十三位活佛和他们的母亲），这些建筑散布在山谷中一片低矮的褐色山坡上。寺庙的另一端已经发展成了一座小镇，沿路便可以走到。
我问了付先生一些问题，但他只作了些模棱两可的回答，因此我无法判断他是否真的开车去过。
因为有荀先生相助，加上时值一个寒冷的冬日，所以我有幸在这里见到转经筒转动。于是，我们跟在了一队戴着翻沿黑帽、穿着棉袄和长靴的当地人身后。
“那时候没有公路。”李先生说。“现在的公路修得很好了，”付先生说道，“我开车去过拉萨好几次。”
朝圣者们将身子伏在地上，一路跪拜着进入了小金瓦寺。小金瓦寺的庭院中挂着一些以羊毛填充的“堆绣”。荀先生告诉我这样做是为了祈祷丰收，但我的导游书上却不是这样写的。书上说这是一种向待宰的动物赐福的方式（“类似地，牛羊可能会被领着按顺时针方向绕寺庙行走，以此作为它们在这世上最后的活动”）。大殿里，孩子们正伸手去抓木桶一样的转经筒。一间上了锁的屋子内，有一名嗓音尖厉的男人正一边诵经一边敲鼓；香炉里塞满了柏木叶，正散发出缕缕浓烟，炉子的外壁已被朝圣者们贴满了中国硬币（旁边就摆了一罐鱼胶）。二楼左右两侧的露台上陈列着一些动物标本，包括两只蒙着纱布的大牦牛、两头山羊和一只棕熊，它们将头伸出栏杆，像审判者一样俯视着下方的朝圣者。这些标本的皮囊被填充物塞得鼓鼓的，眼珠子换成了玻璃的，每一只都仿佛在咧嘴而笑，看起来野性十足。对不信佛的人来说，这种圣地只会让人感到匪夷所思；不仅如此，这里不时还会飘来阵阵酥油的味道。
我又问了他几个问题，这才发现他父亲是二十年前骑马去的，为的是支教。
从内蒙古到西藏，所有的寺院都散发着这样的气味。酥油味道很像仲夏时节美国人家的冰箱断电很久后闷出的气味。牛奶一旦存放时间过长，就会有这种臭味。然而，酥油并非只能用作宗教仪式上的燃料。它不仅可以用来烧饭、点灯和雕刻，还能对车轴起到很好的润滑作用。不论是在精神还是工业层面，酥油都可以充当西藏人的润滑剂。朝圣者用酥油润滑完车轮后，还会带一罐去庙里祭拜，将一块块黄色油脂放入祭坛附近的大缸。
“我父亲去过西藏。”李先生说道。
荀先生说这里出现过许多神迹——不仅有在宗喀巴降生处长出的菩提树，还有花寺里的大片树木。荀先生一口咬定它们都是神迹，带来过神的启示。
这些焦虑让我不得不开始准备西藏之行。我告诉付先生，我想跟他讨论这件事。
“那我必须去看看。”我表示。
后来我记起了老旧的北安普顿医院，学生时代我曾在那里工作过，于是我心想：就是它！西宁宾馆整个就像一所疯人院。宾馆的房间逼仄狭小，食物、消毒剂和污水的气味混在一起，紧闭的房间会突然传出粗厉的抱怨声，电视根本没人看，伤痕累累的墙壁显然受到过暴力袭击，窗户上钉着木条，阴暗的走廊上总有人拖地，有客人蹲在座位上一言不发，安静得如同一只鸡在栖息。所有这些场景，都仿佛是我所熟知的那家老式医院生活的重现。即便是那些女孩子也不像平常有求必应的中国服务员，而更像是沉默寡言又无所畏惧的疯人院看护人。在这家精神病院般的宾馆里，我分不清自己到底是病人还是客人，但有时我会把自己想象成那种被抓来供人观察的可怜生物，后来不知怎么就被人遗忘了，二十年后有人在上了螺栓的门后找到我，而那时我已被这个地方逼疯。
看到我如此兴致勃勃，荀先生也很高兴。他将我介绍给了花寺里的僧人。
这家宾馆让我想起了很久以前见过的一栋建筑，但我已记不清它具体位于何处。宾馆是苏联人修建的，仍保留着五十年代的风貌。它充满了腐臭的气息，到处都霉迹斑斑。为什么中国的地毯都是又烂又臭的？我讨厌宾馆的时间安排，六点钟要准时吃晚饭，晚上八点才开始供应热水。女服务员有每个房间的钥匙。至于厕所，不倒光两桶水根本冲不干净——而且用来装水的是垃圾桶。
僧人说道：“去看看这些树的树干吧，仔细看看。”我仔细瞧了瞧，发现片状的树皮上有许多小抓痕，像是蠕虫爬过后留下的。
李先生笑了，他一本正经地纠正道：“这是西宁唯一的宾馆。”
“那些是藏文。”僧人说。
“这是西宁最好的宾馆。”付先生向我介绍。
“请念给我听听吧。”我说。
付先生在仪表储物箱里搜寻了一番，把卡带盒拿给我们看，上面写着“科里奥兰序曲”。他说这是自己特别喜欢的一首贝多芬作品。
“我不会念。”
李先生笑了，露出满嘴黄牙。他的笑声如犬吠一般，像是在告诉我：你错了！他对我说道：“‘田园’是‘嘟—嘟—滴—滴—嘟’这样的调子。不，这不是第二号。第二、第五、第六、第七和第九我都很熟。这不是交响曲，是序曲。”
“上面说了什么？”
“不是第六号交响曲‘田园’吗？”
“我们不知道，但我可以告诉你，这些文字不是人工刻上去的。”他并不是说那些字是蠕虫爬出来的，而是源自某种超自然的力量。
此时，他的同伴李先生说道：“我觉得这是第二号交响曲。”
此时，他见到一些内地游客在抽烟。
我表示非常感兴趣。
“不要抽烟！”他用西藏口音的普通话说道，“这里都是树，要是着火了谁负责？这座大殿已经七百年了，”——实际上根本没有七百年，我觉得他就是不想让那些人好过——“但你们也注意一点！这些酥油很容易起火的！”
司机先生姓付，他说可以开车送我去西藏。到拉萨大概要五天时间，先穿过青海的沙漠，再进入大山，路上可以借宿在军营。这安排如何？
内地游客走了以后，僧人对我说道：“他们根本不在乎，总是吸烟，烟头扔得到处都是，连圣树下面也敢扔。”
“贝多芬，”司机紧接着说道，“我喜欢贝多芬。”
很明显，西藏的僧人并不喜欢内地游客，但他们只能耸耸肩抱怨几句。印经院仍保留着中世纪的印刷方式：僧人先将油墨涂在印经板上，然后压上一层长条状糙面纸，再把纸张揭开晾干，一页经文就印好了。我看到有张纸上的文字形状很像一条丝带。
司机一言不发，但他的同伴告诉我：“贝多芬。”
“把这个贴在门上，可以防小偷。”
“这是什么音乐？”我问司机。我们正行驶在从车站去宾馆的路上。
“上面写的是什么？”
西宁令人窒息的唯有海拔。从其他方面看，它就是一座普普通通的边陲小城：笔直的街道两侧排列着方正的棕色房屋，城市四周环绕着棕色的大山。溪流里的水都已结冰。这是一个难看但友好的地方，当地人喜欢说笑，他们的双颊大都冻得又干又红，像是擦伤的桃子。恶劣的天气为这个地方增添了一丝戏剧色彩。这里的雨水又脏又凉。但一般不会有长时间的降雨，多数时候此地仍是以干旱著称——由于土壤太干燥，作物根本无法在塑料大棚外生长。这里也下雪，会有又大又湿的雪花啪嗒啪嗒地从空中落下。平日的风已将地表的土壤撕扯得支离破碎。我在西宁待了一周时间，把种种天气状况都经历了一通——雨水、沙尘暴、刺眼的阳光以及降雪。我要是楼梯爬得太快，就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于是我发明了一种缓慢而沉重的步伐，好让自己不间断地前行。城里随处可见穆斯林，他们脸上留着连鬓胡须，头上顶着类似于厨师的帽子；此外还能见到一些随地吐痰的汉族人，以及爱戴牛仔帽和穿长袍的藏民。
“这是印度的文字，是梵文，我们不懂。”
* * *
他又在一块印经板上涂了油墨，印出了一张新的经文。
列车嘎吱嘎吱地行驶着，越往前走地势越高。我们现在爬到了海拔7000英尺（2千米）的地方，窗外严寒刺骨、空气稀薄，风力非常强劲。铁轨上方的悬崖间有许多窑洞，人们在窑洞的每一面墙上都凿了开口，将搁板和摇摇晃晃的梯子嵌入岩石之中。窑洞的居民中有的在坐着晒太阳，有的在晾衣服，有的在犁地——那些槽形的菜地，看起来就像是因为磁性而被吸附在山坡上的。除此之外，他们也做饭。与其说这是一座山，倒不如把它当作住宅楼来的容易些，不是吗？这根本不是悬崖峭壁，而是一栋大楼的西侧，最高的地方则是阁楼。青海就是穴居人的世界。
“如果在门上贴这个，你的客人会永远幸福快乐。”
同其他旅客交谈后，我确定北边的山脉就是达坂山，山的那边就是甘肃。有的山坡上凿有住人的窑洞，其中一些还修得挺精致，有门窗和简单的排水管道。我见到有人在窑洞的上层搭了阳台，阳台向外突出，代表着建筑的正面。
但和上一张一样，他并不懂上面写了什么。
车站标牌上有三种文字：中文、蒙文和藏文。我看不懂，所以全然不知列车已经走了多远，但它依旧在慢慢地开着。青海的面积比整个欧洲都大，但却空旷得很。树上的叶子落光了，没有一丝生气，一棵棵跟简笔符号似的，仿佛出自哪个小孩的画笔。地面上寸草不生，房屋和山峦是褐色的，河水是灰色的，岸边结的冰也是脏脏的。我们经过的这个峡谷有20英里（32千米）宽。由于见识过新疆的状况，如今我也有理由猜想：眼前的这些田地或许并不像看起来这般干燥，到夏季时它们可能也会变得绿意盎然。然而，身处这样一个棕褐色的、死气沉沉的世界总觉得怪怪的，目之所及竟然没有一样能吃的东西。它就像一颗死亡星球。眼前的风景可以吓坏来中国的游客，而中国人自己也会心生恐惧。在中国人眼中，它并不属于这个世界：它处于世界的边缘，什么也算不上。
我去了大经堂，而且几乎克服了酥油的味道。后来我还进了厨房，那地方看起来跟皮革厂一样，到处都是直径7英尺（2米）左右的大缸。
住宅区由一片片低矮的平房构成，每栋房子都带有土墙围起的院落。建围墙似乎是这一带约定俗成的规矩。除了房屋，还能看到一些灌溉设施以及暴露在外任凭风吹雨打的菜园。然而刚到青海的这段时间，我最深刻的印象却是这里每一座村庄看起来都像一个劳改场。实际上，很多人正是通过劳改的方式开始了在当地的生活——他们最初是被送来青海受罚的。用当时的话说，他们要在这里接受劳动改造。然而，最后犯人却变成了开拓者。
“这厨房上次使用还是在1958年，”荀先生说道，“那些大锅一次性可以煮十三头牦牛。这里煮出的食物可以喂饱全寺的人。”
随着列车的行进，路边堆积如山的泥土越来越红，先是呈现出棕褐色，然后又变成灰色，直到上面爬满沟壑。再往前走，岩石代替了泥土，石头越来越多。然而，它们贫瘠的程度却丝毫没有减少。因此，无论是见到人们整理土地，还是看到这里有生命存活，都会让人觉得怪怪的：为了种庄稼，人们在田间劳动着——用铲子挖，用犁头拉，用耙子耙；红旗下的操场上，有学生在嬉戏打闹；不上学的孩子则用桶挑着水，或是在碎石间捡着煤渣。我还看见有个男人信步走在茫茫荒野之中，不但满脸笑容，手里还用皮带牵着一只蹦蹦跳跳的猴子。
寺院里的建筑一点也不美，甚至都算不上顺眼，但它们却带有一种质朴的大山的魅力，有些雕花柱子看起来既神圣又诡异。这个地方的魅力完全源自它的生活气息：朝圣者和僧侣们往来不绝；小沙弥们要么在打水，要么在吃冰棍；忏悔者们有的正给雕像献上白色和黄色的哈达，有的在烧酥油，有的在转动经筒，还有的正怀着对宗教的满腔热情俯身跪拜，令人印象非常深刻——他们一年要磕十万个长头才算虔诚。他们做的并不算是严格的叩头动作，倒像是充满力量的体操训练，为了防止受伤，他们还戴着手套和护膝。
他们太穷了，穷得连驴子和水牛都养不起。犁地时，通常是一个人在前面拉犁头，两个人在后面推，虽然弄得尘土飞扬，但又不得不继续往前走。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有人亲自拉犁头耕地。青海人还会自己拉推车和货车，完全用人力代替了动物。我感觉他们把地耕完之后，就会在犁沟上立起一片塑料大棚。
荀先生和我一起在路边走着，沿途经过了一些卖纪念品的货摊和小商店。我们走进一家餐馆吃午饭，店里除了我们，没有别的客人。我们点了烤牦牛肉、甜瓜、南瓜、肥猪肉、包子、海带汤和炸薯条。牦牛肉包子是我选出的当日最佳，我把它记在了本子上，在它的前面还写着饺子、樟茶鸭和其他所有我爱吃的菜。
然而，当地人却找到了生存之道。他们用竹子搭框架，盖上一层塑料膜，做成了简易的温室。他们在温室里种蔬菜，青海仅有的作物都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夜间的温度会达到零度以下，所以要在大棚上加盖草席。白天时，阳光会透过塑料薄膜给它们提供温暖。但即便在正午时分，我也能在壕沟里见到冰。
我们坐在了一个富兰克林炉旁边，炉子自带一根十英尺高的锡制烟囱。荀先生说自己前一年刚到过美国，为的是给一个贸易代表团当翻译。要获得那份工作，他必须通过一个竞争激烈的英文考试。他表示已经把美国走遍了。
大约50英里（80千米）过后，我们进入了青海省。有中国人告诉过我：“青海什么也没有。”这反倒引起了我的兴趣。不久我们的周围就只剩下了又大又滑的泥土堆——放眼望去，哪里都是成堆的硬土。窗外像一座没有边际的垃圾场，这是我在中国见过最贫瘠的地方——比内蒙古还不适合植物生长，甚至比吐鲁番盆地和甘肃的峡谷还要干燥。经过此地的是“湟水”，它几乎与“黄河”同音，但只是后者的一条支流，河水看起来有毒，无法充当生命之源，这也是此地寸草不生的另一个原因。
“我去了旧金山。”他笑着说，还告诉我他有多讨厌唐人街。他不但认为“唐人街”这个词本身就很侮辱人，而且觉得那地方陈旧、荒唐且令人尴尬。“那里的饭菜太难吃了。”他这样说道。
上午十点左右，黄河河道在干酪般的峡谷中变得宽阔起来，列车到达了兰州。由于以前来过这里，我并不想在此停留。趁火车锅炉添水的功夫，我买了一些花生在月台上边走边吃。我注意到大部分人都在兰州下了车，但上车的人极少。兰州刚下过小雨。中国的雨水总会让一座城市看起来比以前更脏，有时甚至会带来许多灰尘。兰州的雨便是如此，细雨过后的城市不但极其阴沉，而且相当干燥。等到蒸汽机重新启动，我们便再次出发了，火车开得很慢，一路上还有许多站要停靠。
“你对纽约的第一印象怎样？”
我饿醒了，于是决定去“登记”吃早餐。我花大概十二便士买了一张早餐券，他们告诉我七点半去报到，我便老老实实地照做了。时间刚到七点半，餐车里就坐满了不耐烦的客人。一个戴着头罩、身系围裙的女孩端着托盘在车厢里来回穿梭，一次又一次重重地把碗搁在桌上。车厢里突然一阵缄默，大家都不出声了，随即又响起一片狼吞虎咽的声音。他们像在织毛衣一样迅速地夹着筷子，过了一分钟左右，大家就起身把座椅推了回去，然后纷纷离开。早餐就这样结束了。
“没有温哥华漂亮。”
我们进入了甘肃的峡谷区，眼前尽是黄色碎石堆成的土山，这是全中国最粗糙的地貌之一，如今我算是领略到了。这里没有树，除了浑浊的黄河之外，几乎见不到水。在去往兰州的路上，有一段铁路就是沿着黄河修建的。地上的土壤又干又脆，颜色和质地都很像放了很久的车打干酪6——就是在捕鼠器上放了整个冬天而且没人碰过的那种。
接着，我问他在美国都买了些什么带回来。
“我会尽力而为。”
“一支钢笔、一本故事书，还有一本相册。”
“你在西藏会喘不过气来的，因为那边海拔很高，呼吸非常困难。”
他那时没有钱。但如果有钱的话，他会买些什么呢？冰箱、摩托车、电视和电动面条机！
“先到西宁，再去西藏。”
毫无征兆地，荀先生突然说道：“‘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7”
“你要去哪？”他问。
“荀先生，你读简·奥斯汀？”
整夜都有人不停地进进出出，隔间的门也跟着开开关关。有个人连着打了好几小时呼噜，上铺还有个人一直没关灯。房门不时发出砰砰的声响，车厢过道上总有人聊天。站台上的夜灯偶尔将一条条黄色的光斑投进隔间，但不久我们又会重新陷入黑暗之中。早晨起床时，我看到下铺有个男人在小口喝茶。
“我最喜欢的书就是《傲慢与偏见》。”
我正在读桑晔和张辛欣5合著的访谈集《北京人》。刚来中国时我在北京见过桑晔。这书读起来很愉快，它的内容很简单，却揭示了许多道理。通常大家都以为中国人高深莫测，但我觉得他们有时也很坦诚，对什么都直言不讳，完全不知道拐弯抹角，这本书则证实了我的想法。这就是它如此具有新鲜感的原因。
当你想起这本书的时候，会觉得它的名字非常有中国特色。荀先生说自己还喜欢狄更斯和萨克雷。在这样一个中亚地区的高原上，显然有许多时间来读这样一本人物众多、情节复杂的英国小说。他说自己也读一些宗教典籍。中学毕业后，他决定皈依佛教。“我希望自己一生好运。”他说。现在他已经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了。
“最好别去。”他说，接着他笑了笑——这是在告诉我：让我们假装吸烟的人不存在吧。
在回寺院的路上，我们遇到一名朝圣者，他说自己靠养牦牛为生。他大概养了30头牦牛，一头可以卖60英镑左右（但克里斯·波宁顿租一头牦牛都要5英镑每天），为了带妻子和两个孩子来塔尔寺朝圣，他不得不卖掉了其中两头。汉语中“牦牛”的发音和“毛牛”相同，这是一种可爱的动物，浑身长着长毛，仿佛母牛经过了盛装打扮，要去歌剧院参加表演。
听了我的话，战士变得不安起来。
塔尔寺的“酥油花”很有名，由于使用酥油作为雕刻材料，所以这些艺术品都带有刺鼻的气味。在一间长40码的大殿内，陈列着五彩缤纷的雕像和饰带，它们的造型多种多样，花朵、天使、树木、庙宇、小动物和各路仙人应有尽有。观音像是其中最大的雕像之一，她是慈悲之神。但黄教认为，这位神仙有三十六种化身，而这尊雕像展现的是一个小胡子男人的形象。
“我讨厌这种烟味，”我对这名战士说道，“我想叫那人别吸了。”
塔尔寺外的市场生意有些惨淡。因为是冬天，这里一个外国游客也没有，连内地游客都很少。商店里卖的东西有佛珠、铜器、狼皮、拐杖、佛像、饰品，以及藏族的披肩、帽子和角制品。此外，还有一家店在卖桶装食用油。罐子的标签上写着：
就在这节卧铺车厢内，离我们稍远的地方，有一名男子在吸雪茄。那雪茄和丘吉尔的一般大，但吸烟者本人却很矮小，而我把他吸烟的行为视作一种冒犯。整个车厢都弥漫着烟味，虽然吸烟的确有害健康，却没人前去阻止。
挪威Sandarit牌食用油 5磅装
“确实是‘文革’期间的事，但他们是自愿过去的。”他说。
世界粮食计划署供应
“他们是‘文化大革命’时被送去的吗？”
挪威赠送
“我们爱喝红茶，”他说道，“我曾经生活在一个种茶的公社。当时我太小，没法采茶，但我的父母亲会采。”
挪威桑讷菲尤尔Jahres Fabrikker A/S公司制造
“我喜欢喝绿茶。”我说。
“这个怎么卖？”我问。
“这茶很好。”过了一会儿，一位战士边说边拿起了我的龙井茶。
“十五元一桶。”
战士们缩进了自己的床铺，掏出爱情小说来读，读着读着就打起了瞌睡。
“你有多少桶？”
过去提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时，毛泽东主义者们往往要对这两个词加以区分——有人告诉我“战士”是为大家所接受的称呼。他们对此表示同意，告诉我“战士”是经常使用的词，而且如今再也没人关心这两个词的区别了。顺便说一下，“同志”这个词已经不常使用了。
“有很多。”
我说：“我想知道，你们是管自己叫‘兵’还是‘战士’？”
店里堆了许多箱子。它们是怎么到这里来的？也许是从印度或阿富汗过来的吧。不管怎样，这些承载着挪威人民善意的赠品，如今正在遥远的青海为一家生意兴隆的小店创造收入。
在车上跟谁住一个隔间全凭运气，而我被分配给了三名军人。即便里面穿了厚厚的秋衣秋裤，他们的制服仍然显得很大。这几个人挺年轻，只有二十来岁，而且人人都有一张招人喜欢的脸。他们开始泡茶，同时彬彬有礼地说了些“很幸运和美国朋友同行”之类的话。
同一市场内，有的藏族人在为灰色水獭皮讨价还价，有的在买佛珠，有的则在用银子交换大块的琥珀。漂亮的饰品特别受欢迎，有人在试戴内地制造的牛仔帽，这些在藏族人当中很流行。
三月的空气潮湿阴冷，即便是在周四的深夜，火车总站里也是人头攒动——那情形绝不是“拥挤”二字就可以形容的。我几乎无法从车站的一边走到另一边。这里的人已经密集到了我无法理解的程度：有人在长椅上睡觉，有人在角落里泡面，有人在四处乱转，有人坐在自己的行李上，还有人在给孩子喂奶。这是一个巨大的车站，但我仍然无处可坐——一点空间都没有。未来几小时，有八趟列车将要发车，而且都是长途客车，但这也不能解释此地的人潮拥挤。那么多人一起赶车的场面真让人震惊，但这对我也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样我便可以跟着大家走，而不用担心迷失方向。
此时我想起了付先生那台小车里的录音机，加之我们即将开车前往拉萨，于是去一家音乐商店买了几盒卡带。回到西宁市区以后，我继续采购录音带，但音乐商店和百货公司的商品琳琅满目，我只好鼓起勇气请店员帮我找找其中哪些收录了红歌。
第二次来西安，我见到的是一个没有游客的繁华都市。它有着自己的生命，发展着同其他内陆省会一样的经济，主要经营工业和农业产品。兵马俑的发现让当地旅游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但现有经济却也与旅游经济并行不悖。对待游客，中国奉行的是速战速决的策略——把他们运过来，陪着转一圈，再赶紧把他们运走。至于那种流连徘徊，不但要找便宜房间，而且只愿意四处乱逛、偷窥别人窗户的人，他们是不喜欢的。他们真的一点也不想我待在那里。但他们能做什么呢？再也没有保姆跟着我了。他们可不能一路追踪旅行者。到了中国之后，你或多或少都能在他们眼前消失一阵子。现在我成功做到了这点，而且一路上都有和我一样的老外，他们总是出现在当地邮局附近。我见到过不少身材高大、鼻梁高挺的老外，个个都是风尘仆仆的。除了交换眼神，我们之间没有更多交流，但我能感觉到他们和我有着同样的灵魂。他们也在写关于中国的书吗？也许吧。似乎每个人都在做这件事，而这么做的唯一理由在于，旅行者在书中自我表达的成分，往往要多过他对于所到国家的介绍。
“哪种歌曲？”售货员小姐问，“您知道歌名吗？”
我走进城里的一些小巷，身边的院落里都是摇摇欲坠的房屋，潮湿而多尘的环境中飘来阵阵恶臭，同时夹杂着做饭的香味。我徘徊在亮着灯光的窗边，看孩子们做功课，看主妇们在灶台边忙碌。途中我遇到一家又小又脏的餐馆，里面的人围桌而坐，桌上摆着蒸锅和水壶。我很想进去，但是一个空位也找不到。早晨散步时，我给自己买了油条，这是一种经过油炸的面团，有点像长条形的约克郡布丁4，中国的行人常把它作为冬日的早餐。油锅一般都在户外，人们会在去工厂的路上买几根，然后边走边吃。
“《东方红》，”我回答，“还有一首的开头是‘我爱北京天安门’，另外还有《浏阳河》和《白毛女》。”
同中国许多其他城市一样，西安并不干净，但街上却空无一物。中国人不爱冲洗街道，但却会不知疲倦地扫地。扫地并不能让一座城市容光焕发，它只会带来一片光秃秃的景象，让人看了心里不安，就像这个地方被人蹂躏洗劫过似的。
这些都是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歌曲，在过去二三十年间曾被广为传唱。
西安笼罩在一片冬日的迷雾之中，到处都是光秃秃、灰蒙蒙的。阳光下的城市朴素而单调，虽然城里的建筑平淡无奇，但它四周的城墙却雄浑古雅，城门上还矗立着气势恢宏的塔楼。事实上，西安的城墙似乎真的可以抵御入侵的军队。我又来到了兵马俑。跟上次一样，这里仍然透露出诡异的艺术氛围，陶俑的表情动作栩栩如生，宛若真人一般，真叫人匪夷所思，好像一支庞大的军队凝固在了时间里。卖古董的小贩们无聊得快疯了，因为现在是淡季，冬天很少有外国游客来这里参观。至于中国本地游客，看起来则更像衣衫褴褛的朝圣者。他们不会在这里花钱，因为根本没钱可花。他们的单位租了些破旧的巴士，把员工们一股脑儿都塞了进去，然后便拉着他们行驶几百公里，来到这里参观宝塔或陶俑。他们甚至认为外国游客住的酒店也值得多看一会儿。于是，他们就站在60英镑一晚的西安金花大酒店门口，看着老外们进进出出。天真的中国人至今仍以为，看老外也算是一种观光。
“我们不卖那些。”荀先生说，“我们已经听腻了那些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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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店里倒是有许多别的音乐，不仅有流行歌曲和香港摇滚乐，还有音乐剧《俄克拉荷马》的录音带。此外，还可以找到施特劳斯、门德尔松、巴赫以及全套的贝多芬交响乐，于是我买了一套贝多芬，准备在去西藏的路上听。
我表示到了青海会找人问问，那里有很多养牦牛的人。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我正在西宁的大街上瞎转，天突然就阴了下来。然后雪花开始飘落，先是轻轻地、柔柔地，后来变得狂暴而激烈，但大家似乎都毫不在意。当然，路上也没什么行人和车辆。覆盖了几英寸的积雪之后，这个地方倒是好看了些。一位盲人男孩被困在风雪中，他不停地用拐杖敲着地面，如果没有听到任何声响或回音，他就会大声叫唤——但没过几分钟他便迷了路，因为风雪已经湮没了他的拐杖声。他扬起头，让雪花打在脸上，伸出舌头舔了舔。此时一队身穿黑袍的穆斯林从旁经过，将他救了出来。那些人中有满脸胡须、目光严肃的长者，也有相互嬉闹的淘气的小男孩。我跟随他们去了清真寺，那是我在中国见过最大的一座，但它也同我见过的其他所有宗教建筑一样，一看就是重新修葺的。
“比如，租一头牦牛要30元一天，”他告诉我，“但我很好奇，牦牛的主人能分到多少钱？”
我在西宁待的时间比原计划要久，因为我不但喜欢上了这里的馅饼和漫天飞雪，也喜欢上了那些双颊通红的汉族人，还有那些在街上边走边笑的藏族人。我把附近的山都爬了个遍——我还去了北山的土楼观，那里的僧侣都住窑洞，大小殿堂也都建在悬崖之上，整个道观看来就像一架大型木制消防梯。在不同的山顶都可以俯瞰西宁全貌，我发现这座城市比我想象中要大——但除了这些山头，西宁就只剩下一堆鞋盒般的棕色建筑，就算爬上去也没有任何风景可看。积雪融化后，凛冽的风从山间吹来，卷起阵阵沙尘。这城市真的不大好看，但当地人却很友好。我喜欢在这里做一个绝无仅有的野蛮“洋鬼子”。
波宁顿说中国百分之九十的山都没有被征服过，其中有许多海拔都超过了20000英尺（约合6千米），但他说在中国登山要花很多钱。
1克里斯·波宁顿（Chris Bonington，1934— ），英国著名登山运动员，曾十九次出征喜马拉雅山，四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同新疆的猎熊和辽宁的游钓一样，为登山探险配备物资也是中国旅游产业中的一项。
2雪人（Yeti），直译作“夜帝”，英文中又叫Meti或Abominable Snowman，即喜马拉雅雪人，据说是一种介于人和猿之间的神秘生物，但关于它是否真的存在，目前尚无定论。
想来那一定很值钱。攀登23000英尺（7千米）的高峰可是一分钱都赚不到，而且还有生命危险。但如果能弄到一张喜马拉雅山大毛怪的照片，就可以成为新闻的焦点，还会有可观的收入。经费是登山者们经常面临的问题。波宁顿的登山队规模很小，只有四五个人，但却携带了四十箱物资，因此需要雇佣许多夏尔巴人3和牦牛来搬运。
3夏尔巴人（Sherpa），藏语意为“来自东方的人”，居住在喜马拉雅山两侧，主要在尼泊尔，少数散居于中国（属未识别民族之一）、印度和不丹，为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各国登山队充当向导或背夫而闻名。
他笑了。他的眼里是不是闪过了一道光？他答道：“不，我们只想拍照。”
4约克郡布丁（Yorkshire pudding），英国的一种食品，以蛋、面粉加牛奶或水调和后经油炸制成，样子很像面包，味道略咸，易于吸收肉汁，常与烤肉一起食用。
“你要抓一个关进笼子吗？”
5张辛欣（1953— ），女作家、导演，代表作品有小说《在同一地平线上》《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等。
他身体强健、勇气十足，扭头扫视周遭时如老虎般神气，一副青春焕发的模样。他脸上总是洋溢着纯真而坚毅的笑容，他是个快乐的人，把一生都奉献给了登山探险事业。他对待喜马拉雅山雪人的态度是认真的。在以前的一次珠峰探险中，有人拍到过‘雪人’在眠龙冰河上留下的脚印。
6车打干酪（Cheddar cheese）是英美常见的干酪，原产自英国西南部的车打（Cheddar）村。
“我们还期待遇见‘雪人’2。”他说。
7孙致礼译：《傲慢与偏见》，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第3页。
为了搭乘开往青海西宁的慢车，我需要先坐车去西安，途中我遇到了登山家克里斯·波宁顿1。他说自己来中国是为了攀登乔格茹峰，这座山峰位于珠穆朗玛峰附近，海拔几乎和它一样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