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女的洞悉了我的想法，答道：“我们就是廓尔喀人！”这个梦是在警示我非法购买小玩意儿的后果，而不是说走在中国宽敞的道路上遇见陌生人会有多危险——据我在中国走南闯北的经历来看，没有比这更安全的事了。
“给。”我说着在包里找到了一张纸。那文件有问题，但我心想：廓尔喀人4会救我的。
厦门市场上的东西极好，骑楼下还开着许多布料店，这一切都让我想到，在各种纪念品商店或友谊商店绝对买不到中国顶好的商品，玉器、木雕、象牙拆信刀、熊猫玩偶、绿松石首饰、景泰蓝瓷器、黄铜制品、塑料筷子、漆器、骨制手串或那些实在无聊得很的卷轴画复制品都不能算顶好。若是要我推荐一些便宜又特别的中国物件——要质量好、要独一无二、还要值得带回去——我会介绍这些东西给你：套筒扳手、螺丝刀、水彩颜料和画笔、铅笔、书法、牛皮纸信封、挂锁、管道工的工具、柳条篮、草鞋、T恤、羊绒衫、盆栽、真丝地毯和真丝靠垫套、桌布、陶罐、热水瓶、图文并茂的艺术书籍、药草、香辛料以及按磅计价的茶叶。竹编鸟笼也很讨人喜欢，但把鸟关在里面的想法太令人沮丧。中国也许还是世界上唯一可以买到蟋蟀笼的国家——有的是用劈开的竹筒做的，有的则是陶瓷材质的。
“证明文件拿出来！”
这些东西中有许多都是在厦门本地的湖里工业区制造的。在改革更为激进的年代，这片区域曾是一个土地开垦计划的改造对象。“红卫兵”们和各工作队决定修筑一座堤坝来连接厦门市区和海湾的西部，然后再把堤坝后方的地填起来种水稻。但是那片土地非常贫瘠，含盐量又高，水稻无法生长。时光飞逝，如今这里已经成为营利企业的大本营，除了银行、轻工业和工厂，新的市政大楼也坐落于此。
那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带了包，里面装了几尊在某个中国市场上买的古董小像。
这里曾经有过一个公社，那时候厦门到处都是农业公社。我在别处见过一些公社，而且对此感兴趣，很想知道它们最后怎样变成了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于是为了一探究竟，我去了厦门西北方向的郊外，也就是以前“蔡塘公社”的所在地。
“把你包里的东西都交出来！”那女人尖声吼道。
我穿行在蔡塘的乡野间，路上遇到了一座古墓，墓穴入口摆了一男一女两尊八英尺高的卫士俑。这个地方位于山后的一块胡萝卜地旁边，附近有只像霸鹟5的鸟在飞来飞去。此外，还有一些深埋地下、只剩头部裸露在外的动物石雕，包括一匹马、一只公羊、几头狮子和一些已被破坏的兽像。这里还有个祭坛，坛前放着一张雕花桌子。这座古墓不曾引起过任何人的注意，也没有遭到严重破坏。要是在以前，外国旅行者肯定会把这些东西拿走，装箱，然后运到哈佛大学的佛格博物馆。魏先生告诉我，墓碑上说这是清代一个胡姓家族的墓地，因为位置实在太偏僻，所以无人前来打扰。
我在厦门做了许多逼真的梦，但梦里并没有出现厦门或者游荡在此处的幽灵，比如马可·波罗、外国商人、摩尼教徒、传教士、海盗或者旧时厦门的买办。我梦到了自己的家乡，梦见了塔吉克人（塔吉克族是中国唯一的印欧人种民族，是不是很巧？），还再次见到了罗纳德·里根（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又过了几夜，我梦见了那个星期在福建看到的山，自己则在山上的峡谷中行走。几个蒙古族长相的人将我捉住，领头的是一个凶悍的小个子女人。他们身上都佩有弯刀，还不停地拿刀戳我，好像迫不及待要把我杀死。
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一对农民夫妇正在劳动。他们在胡萝卜地里忙前忙后，每人身上都挑着一根扁担，扁担两头各稳稳当当地挂着一只水桶。田地远端的广播里正在放中国戏曲。
* * *
“这里以前属于‘蔡塘公社’，”男人说，“那时候我们种的是水稻，因为不让种别的。”
他顺着这个话题说了下去，但不一会儿，我们便看到一个小院里有位母亲在打孩子。我的目光被吸引了过去。那孩子大概七岁，因为被打得太狠了，所以情绪有些失控，根本无法平静。他走来走去，不停地打他母亲，边哭边叫。很快魏先生和其他旁观者就开始把这个饱受折磨的孩子当作了取乐的对象。
我得跟着他在胡萝卜地里走来走去，因为他不会为了跟我说话而停止浇水，但他表示不介意我提问题。
“在中国，我们会专攻某个领域的知识，比如有人学农，有人学工。”
“这是我家的地。我从来都不喜欢搞人民公社，我宁愿在自己家的地里劳动。”
“我对什么都感兴趣，魏先生。”
“你想要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
“您不但对吵架感兴趣，对生物也挺感兴趣。”
“是的，”他说，“想种什么就种什么。以前会命令你‘种水稻’，不管这个主意是好是坏。知道以前的问题在哪吗？命令太多了。”
这场争吵已经持续了十五分钟，却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我感到有些无聊，于是就走开了。魏先生说，他很反感把那些粗话翻译给我听，但我告诉他，我只有知道了这些才能更了解中国。我还向他解释说，英文中的“王八”是“cuckold”，它源自“cuckoo（傻子）”一词，显得更有逻辑。我跟他说，母王八可不是好的交配对象。只要交配一次，它们就能下好几年的蛋！
他咯吱咯吱地穿过泥地，走到储水管跟前，先是把自己的水桶灌满，接着又把他妻子的灌满，然后再次开始在羽毛状的胡萝卜叶子间穿梭。
“不是，主要是北方人这样说。北方人非常强悍。他们生活在长江以北，说话时嗓门很大，肌肉也很发达。可我们南方人却又瘦又小，柔声细气的。我们不会那样说话，不会因为别人多收了你的钱就骂他‘王八’。”
“你们的胡萝卜长得真好。”我说。
“全中国的人都是这样说的吗？”
“这些是拿来喂猪的，”他说，“现在市场上胡萝卜很便宜，与其赚那几分钱，还不如拿去给我的猪吃。这样反倒更有意义。我可以把十头猪养得肥肥的，等它们长到100公斤就拿去卖，每头能卖100元。胡萝卜价格上涨的时候，我再把它们拿到市场去卖。”
“是的，非常恶劣。如果一个男人的老婆跟别的男人睡了，人家就会叫他王八。”
他还在地里浇水，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这很恶劣吗？”
“这样的安排好多了！”他回头朝我大声说道。
“他骂他是王八，也就是乌龟。”魏先生有点不情愿地说道。
我从那出发去了厦门的东部，也就是所谓的“前线”，因为属于台湾省的金门就在对岸。由于两岸间的摩擦时有发生，东海岸的道路已经关闭了35年，直到最近才重新开放。这里虽然遍布着战壕、碉堡和各种防御工事，海边的风光却很美，白色沙滩上种了许多棕榈树，海浪一波接一波地朝岸边涌来——而且一个人影都见不到。
“怎么骂的？”
我大步跳过一个散兵坑，信步穿行在一排排棕榈树下。
“那个孩子骂了摄影师。”
“保罗先生，别这样！您会中弹的！”
“发生什么了，魏先生？”
魏先生在路的一端颤抖着，他叫我回去。
接着出现了一阵更大的骚动，屋里的孩子开始惊声尖叫。有人在对着孩子咆哮，跟着每个人都开始咆哮了。
“谁会开枪打我？”
魏先生说，他几乎可以肯定，这对夫妇是外地游客。他能辨认出他们的北方口音，他觉得他们来自山西。他低声向我通报着情况：“那女的说他们是贼，男的说他们是骗子。屋里还有个小孩。摄影师正用拳头敲着桌子……”
“部队的人！”
“贼……”
“哪边的部队？”
“我们被骗了！”
“可能是我们的——也可能是他们的。”
“不可理喻！所有人都是骗子！”
他试图宽慰我，说可能有一天中国会同它最东部的台湾省和解，到时候我就能在这游泳了。由于环境危险且不对外开放，这个海滩保存得非常完好，景色秀丽宜人。
“快去把单位领导找来！”
* * *
“领导来之前我不跟任何人说话，我从来没受到过这样的侮辱……”
工人文化宫是厦门最大的建筑之一。中国别的城市也有这样的社区活动中心，都是1950年代在苏联的影响下修建的，但我从来没进去过。我想去里面看看，可魏先生表示很不解，还说我们可能很难获得许可。鉴于已经对此种情况有了充分了解，我意识到，参观文化宫最迅速的方式就是直接走进去，完全不必为了获得许可而费心。中国有的行政部门办起事来既拖沓又爱推卸责任，所以特殊请求几乎无一例外地会被他们拒绝，而明目张胆地闯进去却很少遭到阻拦。
“一开始他跟我们说一块钱一张，后来这个贼又变卦了，说要两块！”
曾几何时，这个工人文化宫里全是叫人讨厌的电影和政治说教会，如今电影剧场正在播放一部关于敦煌石窟的纪录片，阅览室挤满了看报纸杂志（其中有电影杂志，也有健身月刊）的人，排练厅里还开了一个健美操班，一堂舞蹈课刚刚结束。
魏先生给我翻译了他们叫骂的内容。起初都是因为钱——一对夫妇声称之前已经和摄影师讲好了一个比较便宜的价格，但他随后又坐地起价。然而，为了面子，他们争吵的内容越来越宽泛，情绪也越来越激动。这并不能算是普普通通的争论，而是肆意的咆哮，随即每个人都加入进来——先是这对夫妇和摄影师，然后是围观的众人。争吵原本发生在景点内，后来沿着小径一直蔓延至岩石后方，最后竟然吵到了一间小屋里。大家的声音都极其洪亮，而且中途没有片刻停顿，连珠炮似的辱骂和惊叫声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我问一位跳健美操的女士，为什么决定来报名。
有一天我在厦门目睹了吵架的盛况。中国的旅游地区都有所谓的“景点”，中国人旅游时一定会去那些地方，否则就觉得自己白走了一趟。这可以说是一项仪式般的安排，大家都会严格遵守。在厦门，不但有“大八景”和“小八景”，还有“外八景”。通常人们都会在景点拍照留念，但由于中国没什么人能买得起相机，所以这些景点周围都会站着许多专业摄影师，以一元一张的价格提供拍照服务。这场争吵就发生在其中一个摄影师以及对他不满的顾客之间。
“为了健康和美丽，”她回答，“我有头痛的毛病。”
厦门人脾气都很好，但总是一副焦虑不安的样子。中国人住的是层层叠加的楼房，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口角。让人惊讶的是，那样的争执竟然没有发生得更加频繁。他们很少拳脚相向，一旦有人动手，被揍的往往是小孩，而且揍得很凶。冲突发生时，最常听见的就是无法控制的喊叫——两个人面对着面，朝对方尖叫。他们吵得很响，而且会持续很久，往往能吸引一大群人过来围观。为了顾全面子，这样的争吵只能由第三方出面调停，而直到中间人开始介入，双方依然会喊叫个不停。
就是在这栋楼的图书馆里，我找到了董乐山先生翻译的《一九八四》，这本书是1985年在广州出版的。董先生以前跟我说这本书是“内参”，只在沉稳可靠的知识分子间传阅。但他显然错了，厦门的任何人都可以从图书馆借走这本书——我还特意向图书管理员求证了这件事。
我到过中国许多地方，但只有在厦门才会不停地被漂亮女孩搭讪。她们总是悄悄地跟着我，突然一把抓住我的胳膊，问道：“Shansh marnie?”这时她们会高兴地捏我一下，然后继续拉着我不松手。她们想要的就是这些吗？
“这本书很好看吗？”她问。
港口停满了货船和渔船。稍远一些的大街小巷里有许多摊位，卖着炒面、水果、甜品、蔬菜、鱼汤和各种吃的东西。对于中国的南方人来说，最开心的消遣方式就是下馆子——去那些油乎乎的馆子或灯笼下的小摊吃东西。我无法原谅他们把珍奇的鸟类往嘴里塞，但其实他们当中极少人有钱享受这样的美味。他们经常吃面条，而且因为此地气候宜人，他们喜欢在城里四处乱转，心情好的时候就吃点东西，这种习惯还被他们带到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
“特别好看，你会喜欢的。”
我朝海湾对岸的厦门市区望去，可以看出轻工业和银行区域向西扩张的轨迹。据说厦门是中国最繁忙的新兴城市之一。曾几何时，这里生产的是用于出口的纸伞、爆竹和筷子，但如今他们制造的却是自行车、玩具、“骆驼牌”香烟和微芯片。而且，柯达公司正花巨资在此地建造一家胶片工厂。
“那我今晚就带回去！”
我们登上了日光岩的最高处。1982年时，78岁的邓小平先生也曾成功登顶。当时他身后的随从还带了个氧气瓶，但他根本用不上。
另一个房间里并排放着许多电子游戏机，我怀疑到底有没有人用过它们。魏先生告诉我的确有人玩过，但是没人有闲钱浪费在这些东西上。此时我见到七八个孩子在附近转悠，于是我问他们知不知道这些机器怎么用，他们给了我肯定回答。我又问他们能不能教我，他们也答应了。随后，我往几个装有“太空侵略者”游戏的机器里投了一些硬币，孩子们立马行动起来，手指尽情地在机器上飞舞。他们同所有的美国人一样精通游戏，将青春浪费在了电子游戏上。
“六七年吧。”
我搭讪了一位年轻女士，当时她刚上完舞蹈课，正要回家。她叫万丽，是经济部的一名干部。她从前在大连外国语学院上学（可惜她并没有在那里见过Cherry Blossom），但从小在福建中部的三明市长大。在中国人眼中，那座小城有点乌托邦的意味，它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全国各地的人们一起开发建设起来的。万小姐声称，关于三明的一切传说都是真的：那里没有困难，没有污染，大家相处融洽，是一座模范城市。
“待了多久？”
“三明市的人民都非常文明有礼，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像美国一样！”
“他就待在家里。”
她大约25岁，虽然笑容略显紧张，态度却十分坦诚。她说自己每天都会来文化宫，因为她爱结交这里的朋友——她喜欢同陌生人说话。
我问：“你父亲‘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都做了些什么？”
魏先生只是在一旁瞧着我们，但我能看出来，这位年轻女士的大胆让他感到很惊讶。
魏先生笑了。他今年21岁，他父亲与我同岁。
我问她：“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吗？”
“因为它那时影响到了我——20年前在非洲的时候，”我说，“我觉得自己是一名革命者。”
“你是厦门第二个这样问的美国人！”她说，“我们单位有300人，其中只有20个党员。”
“您为何对‘文化大革命’如此感兴趣？”魏先生问我。
“怎么会这样少？”
他离开了，扁担随着一捆捆废纸的重量上下弹动着。
“因为入党很难，不是自愿就可以的，要组织批准才行。你首先必须表现好，给大家留下好印象，你得勤奋工作——要加班，要学习。”
“不好，”他说，“工作很辛苦，赚钱却很少。”
“要向模范战士雷锋学习。”我说。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雷锋会用整个晚上的时间来擦地板。
他的生意怎样呢？
万小姐给了我一个中国式的回复：“不是学雷锋，你需要被注意到。”
男孩说如果废纸品质不错，比如干净整齐的旧报纸，他会出五毛钱一公斤的价格回收——大概是四便士每磅。我觉得这样的价格非常合理。但如果是其他废纸，每磅的收购价格还不到一便士。
雷锋是在1962年车祸去世之后才被人注意到的，那时候人们找到他的日记，发现里面全是感叹句，比如：“我又擦了一层地板，又洗了许多盘子！对毛主席的爱，照耀着我的心房！”
我们正朝日光岩走去，途中在一条小道上遇到了一个收废品的人。那是个胖胖的男孩子，肩上用扁担挑着许多废纸。我拦下了他，但因为听不懂他的方言，只好让魏先生代我提问。
万小姐说：“你得被选中才能入党。党要的是最优秀的人，不是任何人想入就能入的。如果党的工作做得好，国家也会跟着好。党需要高素质的人才。”
我问魏先生，为何要如此精心地修复鼓浪屿。“因为政府想把这里打造成一座旅游岛。”他说。他还说，政府在别处拆了许多建筑，但却决定保留这片区域，这让他松了口气。
“我能肯定，你就是个高素质人才。”
然而，中国近年来的这种破坏之风并没有蔓延到鼓浪屿，这里只是受到了一些小的影响，比如墙面被涂上了大字（有栋别墅的墙上还清楚地留着用两英寸（5厘米）见方的汉字写下的标语“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不知道。”
鼓浪屿上的建筑规定在中国可谓独树一帜。按规定，这里的建筑不能超过三层，材料必须使用红砖或雕花石，所有设计方案都要经过建筑委员会批准。这里的房屋颇具古韵，即便像菜市场和博物馆这样最新的建筑也是如此，都是精心修建的。当地正在修缮那些别墅，希望在保留原有特色的同时将它们改造成酒店和宾馆。中国人一向务实又节俭，如今为了让某样东西看起来妥帖一些，他们竟然不惜花费时间和金钱，这倒是件奇事。北京的周围曾经环绕着一圈宏伟的城墙，墙上共有四十四座敌台和十六扇大门，但都被夷为了平地，他们一边铲一边高唱着：“破四旧！立四新！新思想！新风俗！新习惯！新……”本着同样的精神，1970到1974年间，古北口的一个部队推倒了一段两英里（3.2千米）的长城，把古城墙的石砖都拿去建营房了。
“你拥有健全的马列主义思想吗？”
然而，我喜欢中国古老的海边风光。这里有当年贸易者和侵占者留下的痕迹，而且因为常有人从这里出海，它充满了开放的氛围。大亨们虽然在海外赚了成百上千万资产，却不改忠厚虔诚的本性，他们恪守着儒家传统思想，在家乡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岛上虽然矗立着带有大公教会标志的罗马风格教堂和据传由约瑟夫·康拉德3设计的德国旧领事馆，但他们回乡修建的房屋和学校在其中却显得非常和谐。慈善家们还在岛上“观海园”一带盖了别墅，与外国买办、茶商和领事馆的小官员为邻，每栋别墅都有带有独立柱廊，掩映在丛丛棕榈树间。
“我在努力，”她说完就笑了起来，“我也很喜欢跳舞！”
鼓浪屿岛上有一片风景优美的住宅区，里面不允许使用任何带轮子的车辆——汽车、自行车、手推车都不行。它离厦门码头只有五分钟轮渡的路程，从岛上最高处的日光岩往下看，风景很像佛罗伦萨或某个西班牙城市：高低起伏的红色陶瓦屋顶，碧绿的树木，还有教堂里高耸的尖塔。住宅区的中心地带有三所基督教教堂：这座小岛上曾经只有外国人居住，包括荷兰人、葡萄牙人、英国人和德国人。它后来为日军所占领，直至“二战”结束。国民党同共产党在这里进行了几场艰苦的战争，最后国民党占领了金门——从这里向东北望去，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地方。
她离开后，魏先生对我说：“她给我留了张名片，您看见了吗？”
* * *
“你高兴吗？”
为了寻求安慰，我去厦门市场花1.25英镑买了两只哀伤的鸽子，把它们给放了。它们拍打着翅膀翱翔在海湾上空，经过鸣声阵阵的渔船，朝鼓浪屿附近飞去。我以为这是一种暗示，所以第二天便跟随它们去了那座小岛。
“高兴呀，我希望还能见到她，在中国认识个姑娘太难了。”
这人开始嘘我，看样子是准备报复我。我没有钱，于是回到住处从房间取了35元，但当我走回这家餐馆时，笼子里已经空空如也。我想象过举行一个小型放生仪式，这样我便可以把那两只鸟放出笼子了。可事到如今，一切都为时过晚。猫头鹰和老鹰都进了别人的肚子。
他说自己可能五年之内都不会结婚，但26岁是个不错的结婚年龄。
我对他说：“这是迷信，是旧思想，就跟你们认为吃犀牛角可以壮阳一样。听着……”但他此时正在转身离开，“这种鸟会吃老鼠，是益鸟，你应该把它放掉。”
我使出了自己能想到的最机智的办法，旁敲侧击地问他有没有和女人睡过觉。他骄傲地表示，从来没有。
他觉得受到了冒犯，显出很愤怒的样子，嘴巴都气歪了，一句话也说不出。
“这在中国似乎是个问题，年轻人都没有性生活。”
“那不是真的，”我说，“只有野蛮人才会信。”
“的确是个问题。即便你要跟哪个姑娘约会，也找不到地方带她去，但我并不在意这个。”
“这种鸟的肉吃了对眼睛好。”他说。
“你是说，你不接受婚前性行为吗？”
“可是它们那么小，”我说，“一口就可以吃掉。”
他有点厌恶地说道：“那是违法的，而且也不符合我们的传统。”
他说：“它们很好吃的。”
魏先生似乎无视了中国文化中与性相关的典故：轩辕黄帝曾经夜御千女而羽化登仙；即便是像玉这样的普通物件也与性不无关联——传说它是神龙的精液石化而成；龙是阳物的象征，而莲花则是阴户的某种化身，这样的故事太多了。
他笑了，意思是：你这个傻瓜。
“如果跟女人上床被发现了，是不是会被抓起来？”
“可是它们不开心。”
“可能会被抓，会被批评，会被告发。”
“因为我是花钱买来的。”他说。
“但是如果你有对象的话，完全可以小心行事。”
“为什么不放它们走？”
“还是有人会知道的，”魏先生说，“而且就算你没有被抓，别人也会看不起你。”
我走进厦门的一条小巷，在一家脏兮兮的小餐馆里看见两个笼子：一个装了只小猫头鹰，另一个则关了只愁眉不展的老鹰。它们当中任何一只的肉拿来包饺子都不够。因为受限于狭小的空间，它们在笼内都无法稳稳当当地站立，焦虑得瑟瑟发抖。我停下脚步观察它们时，身边围过来一群人。我问餐馆老板要把它们做成菜得花多少钱。他说猫头鹰20元，老鹰15元。
问题似乎就这样解决了，但当我问及万小姐，魏先生却开始闪烁其词。
我发现几乎不大可能挑出厦门的毛病。由于地处南方，这里的水果质优价廉，各种品类应有尽有：山楂、橙子、橘子、苹果、梨、柿子、葡萄。又因为在海边，这里也有许多五花八门的鱼类，比如各种各样的鳗鱼、巨大的石斑和大虾。其中质量最好也最贵的是和美国大龙虾一般大小的淡水龙虾，它们都被养在餐馆的水缸里——这是中国南方的习惯，由于缺少冷藏设备，他们会让食材活到最后一刻。其他水缸里不仅有鳗鱼和其他鱼类，还有青蛙和鸭子——甚至还有雏鸭。你会被请到水缸跟前挑选想要的菜，选好之后他们便会一刀割向那动物的喉咙。
“我会留着她的名片。”他说这话时，呼吸有些急促。
这里的别墅宏伟而坚固——屋顶盖得很高，四周都有阳台，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老房子很像。但为了腾出地方来建银行和酒店，那些地方的老房子都被拆除了。厦门的这些之所以能够保留，是因为没人有钱拆除它们或者建造新楼。现在因为审美和历史方面的价值，政府对它们下达了文物保护令。厦门的新楼都建在了海堤以外的郊区，可谓适得其所。
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魏先生，不过我在厦门照顾自己完全没有问题。而且，春节就要到了，这是中国最喜庆的节日，因此大家心情都很好，他们会买各种贺卡和书画，还有写满了新年祝福的红色对联。
参与“波士顿倾茶事件”1的船只就是从这里出发的。茶的英文名称“tea”其实源自厦门方言。厦门风格的建筑在广州、新加坡老城区和马来西亚的乡村也都能见到——就是那种高高的带骑楼的商住楼房，第二层之下临街的空间被用作了过道。它通常会让人联想到海峡华人2——那些在东南亚开店经商的人。这种建筑在中国别的地方不常见到，它既实用又美观，而且我无法想象它空荡荡的样子，因为总有男子穿着松垮睡衣晃荡其间，有妇女从麻袋中舀着米，还有年轻的中国姑娘从楼上的百叶窗边深情地向外凝望。
就在离开厦门之前，我遇到了一个名叫吉姆·科克的美国人，他是柯达公司的员工，负责监督镀膜机的安装。镀膜机听起来似乎是台相当无关紧要的机器，但却花了中国人7000万美元，而整个项目的开销则达到了三亿美元。有了这台机器以后，他们就可以自己生产相机胶卷，再也不用依赖日本人的摄影产品了。
然而，他们并没有忘记祖国。他们会回来成家，也会往家里寄钱。很多人会回来盖大房子，在这里安享晚年。毫无疑问，厦门有最豪华的住宅、最庄严的别墅、最精美的围墙和花园，以及最具善心的企业。这些都得益于那些成功的侨民，他们在海外致富以后，又出于对家乡的浓情厚意而把钱都送了回来。
吉姆·科克最近才和妻子吉尔结婚，他一直期盼着这份工作。但来厦门三个月后，他承认自己开始感到疑虑重重。他并不悲观，但显然变得谨慎起来。最让他惊讶的是中国人的愚笨。
厦门位于山石遍布的海边，一直以中国最富裕的城市著称，这里有最漂亮的房子，也有最幸福的居民。此外，厦门拥有海外关系的家庭比例也是全国最高。据说在厦门的大街上随便拦住一个人，他都会告诉你自己有个叔叔在马尼拉，或者有个堂兄在新加坡，又或者他的大家族中有一整个支系已经在加利福尼亚定居。而且，他们同这些海外亲戚都还有联系。一般来说，当人们想离开中国去外面寻找一番新天地的时候，他们就会从贫穷的福建出发（十九世纪时这里还很穷），其中大多数会从厦门启航。这里是中国最大的港口之一，而那些都是以航海为生的人。当时从这里离开的人有成百上千万之多。
“他们习惯了手工操作，”他说，“这没有问题。他们光靠一段电线和一根棍子就能进行装配，但他们从来没接触过复杂机器或高科技。我每个细节都要向他们演示一百遍。”
* * *
“可是，中国年轻人学习能力一定不错。”
但他根本没听见我说话。“请叫我乔治。”他说。
“稍微年长的工人最好，就是那些五十多岁的。那些三四十岁的总喜欢怨天尤人，好像他们天生就应该干更好的工作似的。”
“如果来美国的话，你觉得因为自己是中国人，就应该少付钱吗？”我问。
“他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所以他们可能觉得受到了欺骗。”
“外国人更有钱，”国庆说道，“为什么就不能多付点呢？”
“也许吧。我本来以为这是很简单的项目，可能八个月就能完成。中国人说要一年。但实际上，需要更多时间。”
我问他从上海到厦门的火车票花了多少钱，他回答说40元。可是，我买票却花了148元（大概26英镑）。如果坐飞机的话，他买机票要花83元（14.5英镑），而我则要出173元（30英镑）。外国人在中国买东西总是要花更多的钱，政策就是如此。当然他们也能享受到更好的待遇，总体而言是这样——但在火车上却是例外。我听说过，为了给外国人腾地方，会有中国人被赶出软卧车厢，但我从没亲眼见过。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问。
他笑了起来，然后小声念了念。
“清洁问题，”吉米回答，“他们认为地面看起来干净就算清洁到位了。他们把细枝和稻草捆起来用作扫地的工具。然而，这是不够的。这种设备需要绝对无尘的环境，要是有灰尘颗粒进入胶片，它就报废了。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封闭工厂，安装空调系统。”
我在去厦门的车上还遇到一个人，他向我提出了一个熟悉的请求。我能帮他取个英文名字吗？他名叫李国庆，因为出生在10月1日国庆节这样的好日子。我老觉得中国人给自己取英文名这件事怪怪的，比如叫“罗尼”（Ronny）或“朱利安”（Julian）之类，但国庆坚持要一个英文名字，于是我说道：“乔治（George）怎么样？”
“你后悔来中国吗？”
倪先生有些谨慎，但后来加入我们的邓女士则非常健谈。她也要到海边去。她今年30岁，有一个孩子，丈夫正在学习工程学，自己则供职于一家政府机构。她顶着一头时尚的卷发，上身穿一件织有罂粟花图案的亮黄色毛衣，下身搭配一条短裙。“但是那里很冷！”她边说边拍打着自己的膝盖，“我应该把裤子穿上。”
“不后悔，但这里同我以前想的不一样。你知道的，大家都认为中国人很聪明。但厦门的许多此类项目都出了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这里那么多厂子都是空的。”他放低了声音，继续说道，“得长期作战才行。”
那么中国人喜欢赌博又是怎么回事呢？那不也是一种预测和投机行为吗？我认为的确如此，但用中国人的话说，赌博是不理智的行为。它并不能对可能的结果做出明智的判断。它只是一时的兴起，是鲁莽之举，带着点歇斯底里的意味。你可以在两只斗殴的蟋蟀身上投注（过去在中国很流行），也可以把钱押在掷骰子的结果上，因为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运气的好坏——这都是精神层面的东西。
然而，我并不认为厦门的工厂没有全力运作就是个悲剧。这座城市养育的儿女中许多都在国外获得了成功，他们会源源不断地把钱送回来。而厦门之所以如此美丽，正是因为它没有发展重工业，而且由于面临来自浪漫主义者和退休者的压力，这里的老建筑和精致的庭院都没有遭到破坏。
“我不知道。”说着他举起双手做出了投降的姿势：中国人想到未来时总是这般恐惧。过去发生的种种冲击和倒退已经让中国人震惊不已。
* * *
倪先生带我一字一句地读着报纸上的文章，后来我问他，觉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中国的农历新年到了。全国上下都忙碌起来，街上有人放鞭炮。每年这个时候，车上都挤满了赶着回家的乘客，在这种情况下出行几乎不大可能。由于买不到火车票，我只好在这里待到了春节结束，之后我又重新上路，向西出发了。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指受过高中教育、干白领工作的人，而不是那些戴眼镜的呆子，他们整天只知道一边坐着品茶一边大谈孔孟之道。中国社会其实更容易从反面定义，因此可以说知识分子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而是会读书写字，工作时不用弄脏双手的人。
11773年在波士顿发生的一起著名政治事件，目的是反对英国政府对殖民地的控制以及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于北美茶叶进口贸易的垄断，殖民地的民间反抗组织“自由之子”先是发起抗议，在抗议无效后其成员在夜间登上东印度公司的茶船，将全数茶叶倾入海水。此次事件被视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
对我来说，那天与倪先生的相遇弥足珍贵，因为他跟我讲了《人民日报》上一些报道。第一则报道就很有意思——“党对知识分子充满信心。”
2出生在英国海峡殖民地（新加坡、马六甲及槟城）的华人及其后裔。
过了一会儿，他问我要不要换钱——用我的外汇券换他的人民币。又问我在厦门需不需要翻译，并表示他可以一路相陪。他是自学的英语，想找机会练习。然后，他又问了一遍——要不要换钱？
3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英国作家，被誉为现代主义的先驱。
“我们上海人都求知若渴，”倪先生说，“但厦门人只对赚钱有兴趣，这是他们最大的特点。他们不喜欢读书，不喜欢受教育，只知道做生意。”
4廓尔喀人（Gurkha）是居住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尼泊尔、印度大吉岭等地区的民族，以骁勇善战著称。
他即将参与一项海上疏浚作业。他解释说自己是一名测量员，他不喜欢中国南方。他觉得被派来此地工作两年是非常悲惨的遭遇。他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身上有着那座城市典型的傲气——耿直、随意、蛮横且口齿伶俐。他自认为很有教养，而南方人都是乡巴佬，并且贪婪无比。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当中那么多人都离开了中国。（勤劳勇敢的福建人遍布世界各地，这也是事实。）我们路过了漳州，橘子的故乡。
5霸鹟（flycatcher）：雀形目霸鹟科（Tyrannidae）的鸟类，主要生活在北美洲及南美洲的热带地区。
从上海出发，我又踏上了这条熟悉的路。铁路干线穿过遍地卷心菜的浙江，经过花枝招展的杭州，路边的游客熙来攘往，其中不乏娇小可爱的日本人。好不容易等到了群山出现，但太阳却一溜烟地躲到了它们身后，夜幕随之降临。我拉起毯子蒙住头开始呼呼大睡，当时隔间里有三个中国人，但我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就只剩下了一个。这位先生姓倪，他解释说其他两人都在鹰潭下了车，火车在那之后就转向了左边的支线行驶，这条铁路将穿过一个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省份——福建。倪先生也要去厦门，为了我着想，他说话时使用的甚至还是这座城市的英文旧称“Amo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