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位于江苏省一个偏僻的角落，我本打算在那里下车，然后去位于它东南方向100英里（160千米）左右的小镇淮安。淮安地处京杭大运河沿岸，1898年周恩来就出生在这个地方。我想去看看他的故居。很多人私底下都说周恩来是中国解放的幕后英雄。诚然，他很少写东西，也绝不是理论家，但他温文尔雅，富有同情心。他是一名君子，就是孔子描述和称赞过的那种：性格温和、待人友善、心胸宽广，优点不一而足。
他拿出一个鼓鼓的背包，里面有一堆罐装食品，阿兰管这叫应急包。这些东西都是他在安特卫普买的，有胡萝卜、鲭鱼和沙丁鱼。此外，还有一种“TV Meat（电视肉肠）”品牌的小香肠，专供人们看电视的时候慢慢咀嚼。而阿兰自己也有一台12英寸（30厘米）的电视，可以用来播放录影带。他的行李比我在车上见过的所有人都要多。“我在安特卫普的房东跟我说，我不能留任何东西在自己租的房子里，所以我就全带来中国了。”他还有很多罐带汁的牛肉块，好几包叫“Bifi”的看起来跟牛肉干一样的东西，一罐“Choco”牌的用来涂面包的巧克力酱，以及一打巧克力棒。
然而，徐州比较麻烦的一点在于，列车要在凌晨三点才到站。那时整个中国都睡着了。我将在一个冬夜，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时刻，从火车上走下来，而且要在打发掉六个小时后，才会知道能否找到一辆公交或汽车带我去周恩来的旧居。
“牛肉。”他答道。哈尔滨那位先生也是这样跟我说的，为什么大家都会想念家乡的牛肉呢？阿兰接着说：“不过我在这也能吃到。”
于是我决定继续留在床上。
“你最怀念的是什么？”
阿兰和李先生凌晨五点时在蚌埠下了车，要从那里转车去合肥。前一天晚上入睡前，他们把自己的盒子和行李箱都堆在了外边的走廊上。列车长对阿兰的大箱子怨声载道，但李先生解释说那都是“外国专家”从比利时带来的财物。
我们前后把照片看了两遍。我开始注意到阿兰奶奶家的壁炉台上摆了几个陶瓷小人，她家还有一块特别的垫子，以及他的父亲穿了一件蓝毛衣。阿兰很喜欢看家人的照片，他说自己很想家。
“按规定，按规定，”列车长说道，“这些东西必须登记。”
“这个是我的奶奶，这个是我的妹妹，还有我的母亲，我的父亲……”
他们并没有理会列车长。夜里也有别的人来敲门抱怨那个大箱子，但他们五点起床时我还在沉睡。后来其中一个人坐在了我的脚上，我醒了过来，但那时他们已经走了。在火车上就是这样，人们来来往往，如做梦一般。早上八点，我发现阿兰的铺位上新来了一个人，是一位年轻的女士，她正在看一本漫画书，为了隔离灰尘，她在脸上紧紧裹了一层面罩。
我们一起看了阿兰的照片——里面记录了许多比利时国内惬意的生活，有衣着鲜艳的胖子，也有在小客厅里进食或闲坐的人。
“长江。”她说道。我决定往长江里撒尿，所以我去了厕所。厕所门口有一行长长的中文，总共七个字：“停车时请勿使用。”但当时并没有停车，列车正在穿越横跨在长江之上的铁路桥。我走进厕所，往地上的洞里看了看，然后便开始发射。
李先生也表示同意。
在到过新疆、东北和辽阔的内蒙古之后，我如今已经知道，眼前是华东地区最典型的风光，应当也是最无趣的。窗外尽是些褐色工厂，黑乎乎的河水在平坦的白菜地间穿流。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这片土地上翻耙、施肥和栽种，所以如今任何植物都可以在此生长也不足为奇。而这背后的秘密你每天早上都能发现，因为那时人们会用长柄勺把深色木桶中的大粪舀出来肥田。这里是中国地势最平坦、风景最难看、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但大粪却不断赋予它生产能力。上海居民每天排出的粪便总量达到了7500吨2，而且全都派上了用场。农田的产量虽高，但它也是当地人苦闷生活的缩影。这里的每个人都因农事而筋疲力尽，而且每一寸土地都已被开发利用。既然可以种菠菜，为什么要种花呢？既然阳光可以照耀庄稼生长，为什么要种树将它挡住呢？至于那些无法耕种的土地，则是建工厂的好地方。大家都对无锡的太湖赞叹不已，但那不过是一潭死水。无锡本身看起来也很糟糕，尽管它与外滩相距75英里（120千米）之远，但也只能算作上海地界的延伸。
“我老板今天对我不满意，”阿兰说，“但是错在那些工人，中国工人喜欢打瞌睡。”
* * *
作为这个世界的新兴人口，他们极富进取心，是唯一适合雇佣的人：他们拥有专业技能，可以解决实际问题，而且愿意出差。在所有其他方面他们都表现得很愚蠢，但这没有关系。我发现他们非常友好，因为他们对工作充满了热情。
对于任何一种旅行而言，都有充分的理由回过头去验证一番你此前的印象。或许你对那个地方的判断有点草率呢？又或许你去的时候正值一个不错的月份呢？或许是天气因素让你的回忆更加美好了？无论如何，旅行往往就是要抓住某个瞬间，而且它是一种个人体验。即使你我一同上路，我们的所见、所闻、所感也不尽相同。我们对于旅行经历的描述会不一样。你也许会注意到我如何用问题对别人狂轰滥炸，我如何在市场上闲荡，还有我对于中国的水恐惧到几乎要患上恐水症。我可能会提到你有多么焦躁，你喜欢吃饺子，或者高温中的你如何无精打采。你可能会记下各种各样的中国食物，而我可能会写一写他们狼吞虎咽的吃相。
他们都是电话领域的专门人才，平日里接触的都是电线、系统、卫星、交换机、连接器和计算机之类的东西。他们的专业知识涉及的面非常窄，但是非常深入，那就是他们所关心的全部。他们可以神采奕奕地和你谈计算机电话系统，但其他什么也谈不了。要是跟他们说起广州的雨或者哈尔滨的雪，他们会一脸茫然，更别提看书了。
第二次上海之行让我感到非常震惊：因为拥挤的人群和交通——人们与车辆争夺着先行权；因为恐怖和美丽的强烈反差；也因为它神经质般的活力，这是一种上海所独有的狂乱。上海人对于这座城市有种归属感，就像纽约人强烈认同着自己的城市。那既不是沙文主义，也不是什么市民自豪感。那是一种共同的体验，是相同的烦恼和抱怨，是一种“它很糟，但我还是爱它”的态度。那也是一种为当地所占有的感觉，深陷于它的怀抱，内心却又矛盾重重。从外地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上海和纽约都很可怕，光是听到那些噪音就会觉得它们不适合居住。我在波士顿这样的大城市长大，但当人们谈起纽约（或上海）如何有活力时，我的脑海里只会出现一堆疯狂的行人。我总觉得那些喜欢歌颂城市的作家很可笑，因为每一个城市居民为了不丧失理智并在其中生存下去，都会设想出一幅自己的城市图景。你的纽约并不是我的纽约。但换句话说，我的上海或许正是你的上海。它简单而拥挤，不断朝周围扩张，很少有引人注目的地标。纽约则一直在建高楼大厦，它注重室内空间——并且充满了秘密。上海最重要的地方是街道，它的室内空间不足以容纳这么多人，所以大家都在街头工作、聊天、做饭、玩耍和做生意。这座城市人口过剩，但找不到其他方法应对。它的问题在所有城市中最普遍也最明显，但对于称赞它的人来说，也许这正是魅力所在：随便一个在街上闲逛的人，都能明显感受到这里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上海的市井生活带有强烈的旧中国气息，而这些画面似乎又让这座城市更具“氛围”。然而，我宁愿换个地方生活，因为我不想随时跟人相撞，不想无时无刻都在躲避车流，我希望听见自己思考的声音。
他做了个鬼脸，什么也说不出来。他一点地理知识也没有。他不仅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在其他方面也无知得很。
一位姓洪的年轻人问我，“你知道‘詹与狄恩’3演唱会的事吗？”
“什么国家都行，”我说，“比如巴西、赞比亚或者瑞典。”
“詹与狄恩”？就是那个唱《儿语》《冲浪城市》和《狂野冲浪骑士》4的？就是那个曾在1960年代初流行于南加州，酷到不行的二人组合？是那个“詹与狄恩”吗？在我的印象中，1966年时詹开车撞到了一棵树上，导致瘫痪和脑损伤，自那以后这个团体就不再活动了。
他满脸困惑：“我想不出来。”
然而，我错了。这个从“海滩男孩”音乐风格中衍生出来的美国组合（这两个团体有时会合作），已经再度活跃起来并一路高歌猛进，在第一张唱片发行29年之后，竟然来到了上海演唱《冲浪城市》。也许我不应该感到惊讶，毕竟仅仅一个月前，谭先生还在朗乡的荒野中给我唱过一首尼尔·萨达卡的歌。
“随便想一个国家吧。”我说。
小洪说，“我们很喜欢‘詹与狄恩’，同学们都很兴奋。詹和迪恩还邀请了一些学生去台上跳舞。他们一起跳舞，开心极了。”
李先生也差不多。
我去拜访了美国总领事布鲁克斯先生，几个月前他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告诉我，他一点也不知道中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为了打发时间，我们玩起了说各国首都的游戏。阿兰知道的不多，甚至匈牙利、印度和秘鲁的首都也说不上来；而李先生知道的更少，但至少他说出了匈牙利首都在哪里。阿兰不怎么看书，他平常喜欢玩自己那台摄像机，那是他花了750英镑在免税店买的。他会把自己拍的录影带寄回家——里面记录的都是跟比利时一样无趣的山东风光。
“中国人会继续做生意的，”他说，“只有斯大林主义复辟才会令外国投资者担忧。”
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外国专家”。他不会说中文，对政治也不感兴趣。中国艺术对他来说就是友谊商店里卖的那些珐琅烟灰缸和竹制痒痒挠。除了青岛、合肥和上海，他没有到过别的地方。尽管如此，他对比利时却非常熟悉。他的弗拉芒语和法语都说得很流利。他试图教我说一个弗拉芒语词汇“schild（盾牌）”，但发音实在太难了，我只能尽力去模仿，听起来就像在吞一只圆蛤。
有许多人的表现都称得上是资本家或小资产阶级商人。他们经营家族企业。他们自己开店做生意。我还乘坐了一辆私营出租车。“这辆车是我自己的，”司机对我说。那车虽然破旧，但完全归他所有。人们开始不停地换工作，他们可以做女装，也能自己卖东西，又或者推着自家的手推车去卖菜。如果有人管这叫资本主义，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你必须说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道路”。同样，把这和“新自由主义”扯上关系也不对。有时候，虚伪一下也必要的。政府不喜欢以软弱形象示人。
我把这些都告诉了阿兰，但他说情况他都了解。他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将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幸好他还有点幽默感，或者说至少有些傻气，才让这样的生活不至于难以忍受。他的英文中总是夹杂着法文，比如“Will you traduce her for me?（你可以把她的话翻译给我听吗？）”“I feel happy as a roy（我感觉像国王一样高兴）”或者“The Chinese has good formation but bad motivation（中国人的职业素养不错，但做事缺乏动力）”。1
这是中国人不喜欢闲聊的又一个例子。他们如清教徒一般厌恶着懒散和愚蠢的行为。中国人的态度向来是“埋头苦干，不说废话，不问东问西”。是否靠卖自家白菜赚了大钱，是否将西方戏剧搬上舞台，又或者是否认为使用刀叉会更加卫生，都不会有很大关系。但要是对这些事品头论足，就是在犯错误，因为这样做会导致矛盾。还记得在北京的时候，我向一位朋友抱怨方先生像个保姆似的跟着我，这位见多识广的朋友先是看着我，然后闭上眼睛摇了摇头，他在用这个动作告诉我：一个字也不要多说了。
众所周知，中国的电话简直是不可救药。你无法直接拨号连通任何外地城市，就算打本地电话也很困难。好不容易接通之后，你还经常能听到五个或者更多人在同时说话。中国的电话同中国的生活一样：无处没有他人的存在，大家挨得紧紧的，做着和你一模一样的事。不仅如此，电话线路还经常出故障，你要等上八个小时才能重新连通。有时整个城市的线路都会中断，可能一连好几天都无法从上海打电话出去。在山西的省会太原，除了本地电话之外的任何电话都打不通——这座城市几乎与世隔绝，只有摩斯电报密码才能从外面到达这里。老式中国电话是笨重的黑色硬塑料材质，一撞就会破碎或开裂；新式电话则是用轻塑料做的，跟玩具一样，往往颜色还不讨喜，比如火烈鸟粉或浅灰蓝色。从中国人对着话筒吼叫的样子来看，不难想象他们打电话时是怎样的心情。他们的电话中充满了喊叫声，在中国没人在电话里平心静气地聊天。
与此同时，只要你不表现出洋洋自得的样子，你就可以尽情去做喜欢的事。这些日子再也没人从背后偷窥我了。他们已经忘了我还在中国四处游荡。有天在上海，我遇到了一群天津南开大学的学生，大概有二十人——正要去美国访问。他们是一个剧团，要去明尼阿波利斯、圣路易斯和其他十来个城市演出一部由小说改编成的话剧《骆驼祥子》。这些学生友好而热情，他们对此次海外之行感到非常兴奋。这出戏改编自老舍的同名小说，讲的是1930年代北京一个人力车夫的故事。
阿兰来自安特卫普，他的同伴是一名姓李的中国人，他们要去合肥。他们对政治毫无兴趣。他们是电话工程师，来自一家中比合资公司，公司主营电话系统升级业务。阿兰说道：“我觉得我们来得正是时候。”
* * *
所以我并不是在凭空想象。冬季在中国旅行时常让人感到疲倦，有时我怀疑这种疲倦会让我的感官变得迟钝，或者搞得我头晕眼花，充满幻觉，而且眼前这些大片的褐色耕地也让人感到沮丧。在这个人口过剩的地区，到处都是这样的景象。这里和比利时一样，让我的双眼感到疲惫。
我又在上海待了一阵子，不仅在古董店买到了一个旧金鱼缸，还看了一场特别糟糕的中国电影：里面全是暴力和庸俗不堪的市井小民。天下起了雨。雨水开始渗进我的心灵。我穿行在教堂附近那些迷宫般的小巷中，在绵绵细雨里瞥见一幅又一幅古代中国的画面。那些夜晚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我独自跋涉在雨中，扫视着各家的窗户，看人们熨衣服、做面条、贴大红春联，看他们在蒸汽腾腾的廉价馆子里喝酒狂欢，看厨子们杀鸡。在上海黑暗的夜色中，这种默默无闻的感觉很是美妙，没人能看清我的脸，但我却能清楚地听见一位母亲在斥责自己的孩子：“你到哪里去了？”
“是的，很像。”
1此句中“traduce”和“roy”分别为法文“traduire（翻译）”和“roi（国王）”的谐音，而“formation”则是英法同形不同音，意为“职业培训”“教育”等。
我们一起望着窗外的壕沟、耕地、水塘和电线杆。
2作者注：引自《中国日报》1987年7月7日的一篇报道。
“你觉得山东的这个地区看起来像不像比利时？”
3詹与狄恩（Jan and Dean），由威廉·詹·贝里（William Jan Berry，1941—2004）和狄恩·托伦斯（Dean Ormsby Torrence，1940— ）两名成员组成的美国著名摇滚音乐团体。
我住的隔间里有一个比利时人。跟他混熟以后，我终于鼓起勇气问了他一个先前反复在心中默念的问题：
4这三首歌的英文名称分别是“Baby Talk”“Surf City”和 “Ride the Wild Surf”。
窗外是平淡无奇的褐色农田：一道道壕沟，一根根电线杆，一间间瓦房，看起来就跟比利时的风景一样沉闷无聊。对农民来说，这是一年中最糟糕的时节：泥泞的田埂，车轮碾过的地面，脏兮兮的水塘，寒冷的天气，还有一月的毛毛细雨。田里现在什么粮食都没种，有人骑在自行车上艰难地前行，有人用鞭子抽打着水牛，有人在推小车，车上的大木轮摇摇晃晃，根本不听使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