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四处走动着，希望能停留更长时间。一般来说，这种感受我在中国并不常有。通常我去一个地方，会从各方面去了解它，待上三四天之后便会离开，然后继续前行。中国人自己总会告诉我该去这里或那里，叫我去看这个庭院或者那个楼阁。青岛人告诉我“你应该去泰山”——它是位于这座半岛东部的圣山。但是，能在美丽的青岛吹着微风已经让我很开心了，而天黑之后它呈现出的些许噩梦般的氛围，也别有一番风味。
共产党的干部们都渴望在青岛有一间房子或一套公寓，在呼呼作响的微咸的海风中安度晚年。这个愿望也许带着点资产阶级的意味，但谁又能责备他们呢？与其说青岛是座城市，倒不如说它更像个小镇。这里没有浓重的工业化气息，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气候都很宜人——夏季舒适，冬季凉爽。虽然偶有台风，但显然它能够经受得住。况且，这里也没有拥挤的交通。中国的城镇很少有统一的建筑风格，青岛几乎是个特例——它充满德国风情，缺乏中国特色，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正是因为年轻，它才会如此幸运，而实际上整个城市规划和建设工作当年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这里不同于寻常的中国城市，既没有历经了数个世纪的丰碑、宝塔、废墟、工厂和楼房，也没有任何面子工程和糟糕的设计。它不仅外观漂亮——让人感到既熟悉又荒诞是它最大的特点——而且无处不显露出繁荣，是烟台远远比不上的。这里的生活看起来丰饶富足，食物的品质颇高——海产品和山东蔬菜都很新鲜。此外，它的海滩也很干净。珩科鸟在海边昂首阔步地行走，老人们则在岩石周围和沙地里挖挖凿凿，将搜寻到的海胆和黑色海藻装进自己的袋子，你原以为他们是清扫大军中的一员，但实际上他们却是市场上的商贩，要拿这些东西当食材售卖。然而，在他们的一番搜寻和挖掘过后，青岛的海滩却意外地变得明亮而整洁。难怪中国人都想来这里养老。
它在海边的地理位置堪称完美，充分利用了悬崖的优势：面朝大海，背靠苹果园，重工业的痕迹隐而不现，规划十分得体。当地还有许多大专院校、几所技术学校和一家海洋研究所。所以，除了来度假的游客和退休的老人，这里还能见到众多的学生。
青岛本是德意志帝国位于中国沿海的前哨站，它在不同时期都受过围困，先后被日本人、美国人和中国国民党所占领，但最后它却成为了一座适合养老的海滨城市，是所有前殖民地中最为古雅别致的一处。如果将这里的房屋搬到英格兰的养老胜地滨海贝克斯希尔3，也必将不会辱没那里的街道。青岛甚至还有一条微风吹拂的步行道，经常可以看见徐徐漫步的老人。这里也有码头和卖冰激凌的小贩，却没有丝毫浮躁和脏乱的气息。如果只有一天时间，来青岛看看是个不错的选择。同贝克斯希尔一样，低矮的平房在这里随处可见。
青岛是步行环境最宜人的中国城市之一——我猜想，他们当初在制定宜居城市建设计划时，应当考虑到了这一点。我在散步时遇到了一些学生，碰到什么问题我都要向他们询问一番。而我问个不停的理由，则源自对孔子行为的效仿，因为《论语》中说“子入大庙，每事问”4。
这是座规模宏大的教堂，四周没有东西遮挡，墙面刷了灰泥，有两座尖顶塔楼。如今它已经完全被修葺一新——油漆是新刷的，塑像和十字架都重新镀了金，耶稣受难像也经过了修补上色，教堂中殿则被装点得金碧辉煌。一切都亮堂堂的，充满了对神的敬意，祭坛上还摆着好几篮鲜花。教堂内部可以容纳600人——据说周日时这里全是人——但我来的时候只看见三个人在祈祷。那是某个工作日的下午三点左右，跪在地上默念祈祷词的都是老人。在高高的祭坛上方，墙面上写着一行字：“Venite adoremus dominum.（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在青岛做弥撒，用的是拉丁文。
一位女孩今年二十一岁，即将成为一名实习教师。她跟我说这件事时还耸了耸肩，似乎并不情愿的样子。
从这个角度来看，青岛的古迹和建筑让它显得如同新疆荒漠之中的高昌故城一样诡异。沙漠之中那些泥墙筑起的寺庙和摇摇欲坠的清真寺，遥远地呼应着青岛市区内大大小小的教堂。其中最大的是天主教堂，它建于1930年代初期，当时管辖这座城市的南京政府正日渐衰落，城里到处都是传教士。
“当老师有什么不好吗？”我问。
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在书中可以找到遥远的过去——那些辉煌而有趣的历史，也可以读到最近的事——大部分都发生在毛泽东时代。然而，这二者之间相隔的一千年中国历史，却都是模糊不清的。或许这段历史在政治上有问题，或许它让国家蒙羞，或许它充满了矛盾。
“没什么不好，是一份好工作。但是，你知道的，工厂的工人比教师赚钱多，因为他们的奖金更高。”
“不是的，”他说，“我对真相很感兴趣，但是找不到相关书籍。”
另一位女孩说：“我觉得自己老了。”——她才二十二岁。她解释道：“好像我人生的一切都已经决定和安排好了，什么意外也不会发生。我会毕业，会拿到研究生学位。政府会说，我必须当老师。我一生都要那样度过。”
“你真的认为这是一段糟糕的历史吗？”
“如果可以自己选择，你会干什么？”
“是的，但有关部门不会公布。如果我们知道当时占领这座小城的德国人极少，也许会感到很丢脸。这段历史太糟糕了——我们就是这样想的。”
“我会去旅行——不一定要去外国，”她说，“我想在中国四处走走，就是闲逛而已。这里没人闲逛，你注意到了吗？大家的心态都不够开放，做事情从来不会没有方向。每个人都有一个目标。但我想到处转转，跟人说说话，而且要去偏远一些的地方，比如甘肃和新疆。”
“肯定有。”我说。
我搭讪的男学生远不如女生有冒险精神，他们要传统得多。虽然女生们经常咯咯地傻笑，但那仅仅是害羞的表现。她们有时也非常直接。
“没有数据。”凌先生说。
“你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觉得自己老了的？”一名女生问我。我坦言相告：“是在六七岁的时候，当时还在上一年级。后来高中毕业时，还有三十岁时，也有过这种感觉。但从那以后，直到你刚刚问我这个问题之前，我都觉得自己很年轻。”
书里介绍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青岛，但关于德占时期的叙述却很模糊。我问一位姓凌的大学生对此了解多少——当时的德占区有多大，人口多少，他们是如何建成这些大型建筑，又是怎样开发郊区的？
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出生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那几年，所以对它完全没有印象。他们眼中的“文革”，就如同我眼中的美国大萧条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些似乎都是过去发生的事——虽然不是很遥远，但重要的是它们已经结束了。大萧条时期过去了，二战也是。父亲给我讲过许多大萧条时期的故事，“大学毕业生在街上卖苹果”就是其中之一。我还听说过，在二战时期，“社区的防空队员会大喊‘把灯关掉！’”这些年轻的中国人也听过类似具有代表性的“文革”故事。他们和丙先生不一样，连给红卫兵当跟班的经历都没有。他们听到的故事，通常讲的都是某个人突然不见了，或者邻居和亲戚们被送去了乡下劳动。
有一本中文的青岛旅行指南开头这样写道：“青岛是座比较年轻的城市，只有80年的历史。它曾经是个小村庄，1949年以后发展迅速。”帝国主义的野心、外国势力的侵占和两次世界大战，就这样被一笔带过了。当时甚至连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第七舰队都曾在青岛驻扎过一段时间。人们当然没有忘记这些屈辱的历史，只不过指南里只字未提。实际上，这座城市现在到处是日本商人。我在宾馆里见到一些德国人，问他们怎么看这里的德式建筑，他们说：“房子太老了，供暖很困难。”1986年，第七舰队受邀回访此地，虽然40年前他们在中国解放战争中支持了错误的一方（他们支持的是蒋介石），但仍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他们印象最深的事，是毛主席的逝世、“四人帮”的剿灭以及邓小平和他的改革，但尽管如此，他们心中的焦躁却多过了希望。
1898年，中国人被迫应允了德国人一个长达99年的租约，但过了不到二十年——也就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人占领了青岛。令人惊讶的是，德国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竟然完成了这么多工程。事实上，他们当年建造的房屋依然屹立不倒，他们修的铁路依然通向济南，而他们留下的啤酒厂也仍在酿造中国最好的啤酒——青岛啤酒，而这个品牌的英文名“Tsingtao”，采用的仍是旧式拼音。
“如果你亲身经历了这些变化，就会觉得它们来得很慢，”一个年轻人说道，“只是因为你是外国人，从局外人的角度看，才会觉得我们发生了剧变。对我们自己来说，这些变化都太慢了。”
不论与当地环境是否相称，帝国主义者们总喜欢仿照故乡的风格修建庞大的纪念性建筑，以此来获得强烈的安全感。1890年代时，德国人曾经假借一个毫无道理的托辞来威胁中国人，最终强迫他们交出了许多重要地带的管辖权。1898年，德国人把一个小渔村改造成了德国城镇的样貌。中国最奇怪的建筑之一就位于青岛，那是前德国总督的旧居，是仿照德国君主的宫殿而建。我走进去到处看了看，不过后来被看门人赶出来了。这栋房屋外观宏伟壮丽，四周有围墙防护，阳台用花岗岩和灰泥砌成，横梁为都铎式风格，屋顶用琉璃瓦覆盖，阶梯呈螺旋状，入口处设有门廊，室内有长廊（位于高高的拱顶下方）和一间暖房。它始建于1906年，至今仍保存得相当完好，仿佛将永远屹立不倒。毛泽东1958年到访青岛时曾在这里住过。正因为如此，红卫兵们当时虽然在青岛大肆破坏所谓受到邪恶的外国势力影响的建筑，却唯独把总督府留了下来。这里至今无人居住，不发挥任何实用功能。
我想起在以前，是不允许外国人随便同中国人说话的（虽然这条古老的规定很少执行，但它毕竟是一项众人皆知的规定），所以对于自己现在能同他们这样开诚布公地谈话，我很是感激。中国最为健康的迹象，莫过于如此直截了当的对话。
第二天太阳出来时，青岛这种如梦境般的荒诞氛围也没有消失。它白天的样子几乎和晚上一样奇怪，但没有那么恐怖了。在一些深受欧洲建筑影响的外国城市，我并不会感到轻松自在。思乡情切的帝国主义者们会在异乡修建花岗岩大厦、浸信会教堂、尖顶的天主教堂和带有整洁前院的半独立式洋房，但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有点吓人。它们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弄得我头晕眼花。尽管如此，我还是会想，中国人都在这个地方做了些什么？或者，那些面摊附近竟然有座肃穆的路德教堂，这又是搞什么？我陷入了这种关于建筑的迷思（比如哥特式的尖顶出现在一堆宝塔中间，又比如在英式小平房的窗边看见中国人的面孔），但这些都太像我噩梦中的情景了，所以与梦里相比我的紧张程度并没有丝毫缓解。
他们没有成长在毛泽东时代，所以对于这位老人的态度也是模棱两可。实际上，我有时同年轻人谈话，会发现他们还不如我对毛泽东狂热。我钦佩他的军事才能、他的敏锐头脑、他的智慧和领袖气质，还有他的韧性和创造力。他带领红军完成了“长征”的壮举，他凭借不屈不挠的精神打败了日本人，他留下了丰富的著作，他统一了这个巨大的国家，有谁会不为这些拍手称赞呢？当然，儒家思想也有助于中国人保持团结的精神和深厚的家庭观念，但对我而言，向来喜欢矛盾的毛泽东（他甚至就这个话题写过一篇长文）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吸引力也最难以盖棺论定的人物。
在黑暗的尽头，冒着严寒的男男女女手拿小旗和扩音器，透过话筒高喊着：“来我们旅馆住吧！”“我们宾馆欢迎你！”“我们这里的饭很好吃，还有热水！”本着相互竞争和自由经营的精神，他们竞相招徕着刚刚抵达的乘客，声音一个赛一个地大。
在这些学生眼里，他就是个谜一般的存在。的确，他在历史中投下了一道长长的身影，而他们如今仍生活在他的身影之下，并且不太喜欢这道身影。
我们跨越了山东半岛——它的形状就像一只乌龟的头，青岛位于半岛南岸，也就是乌龟下喙的位置。他们说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夜晚。炫目的灯光将空气中的冰晶照得闪闪发亮。在火车头排出的滚滚气流中，我看见了这座德国人建的车站和它的塔楼，车站的时钟已经不走了，这一切让我感到如噩梦一般，就好像极端天气时置身于一堆欧洲建筑之间的心情。毕竟，噩梦中的世界总是被搅得天翻地覆，而几千个中国人在寒冷的夜晚蜂拥而入一个德式车站的场景，便是很好的例子。熟悉与荒诞的感觉交织在一起，就营造出了恐怖的氛围。而且，车站周围一片漆黑。
“他是个奇怪的人。”青岛的一个学生告诉我。
我的火车票才一英镑多一点，这里所有东西都很便宜，但因此也要付出别的代价。这趟车行驶150英里（240千米）要花七小时，所以平均时速只有20英里（32千米）左右。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每隔五分钟就要停一个站。蒸汽火车在停车和发车时总会发出一阵急促而不连贯的叮当声——有点犹豫不决的意味。冬日的太阳越来越红，列车缓缓地跳着康茄舞2，从早到晚地穿行在平坦的山东大地上，烟囱里冒出的团团烟雾不断从窗前飘过。白天的所有时间，我们都在缓慢前行，就像一列支线列车正在穿越英格兰乡下某个落后的郡，车上全是乡巴佬，大家都在聊天，吃东西，享受得很，而且我们几乎每站必停。
我问他觉得毛泽东像谁，因为中国人的生活中处处都是榜样模范，比如英雄战士雷锋，干劲十足的“铁人王进喜”，还有那个移山的愚公。
他指的是十元套餐，这相当于一名工人一周的工资。菜不停地上来，味道都不错，这个套餐里的菜太丰富了，我不得不做个统计。这是我在中国火车上吃过最丰盛的一顿，大概也是最好吃的一顿。但它居然出现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地方的一趟慢车上，真奇怪啊！先上来的是一盘白海藻凉拌肉片，然后是笋片和胡萝卜片炒猪肉丝，接着是大白菜炒虾仁、芹菜炒鸡丁、烧干鱼、虎皮鸡蛋和中国菠菜，最后还有一碗西红柿蛋花汤和一大盆米饭。我吃了一部分，然后目瞪口呆地盯着剩下的食物——这顿饭才花了我1.7英镑。
“他不像任何其他中国人，”那个学生说，“我觉得他读书太多，所以想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十块的，”他说，“包您不后悔。”
听了他的话，我本想用“你说的没错，但是……”之类的话来应对，可我为什么要费劲去劝他们认同毛泽东呢？他们的余生都要在这里度过，我却可以想走就走。最终是他们要决定如何对待关于毛泽东的记忆，不是我。
“哪种最好？”
“毛主席去世的时候，我知道我得哭，”一位学生说，“我们被要求爱戴他。我当时还只是学校里的一个小朋友。我其实什么感受也没有，但老师们都在看着，我必须强迫自己哭出来。”
“别吃那个啦，”他说，“我们有很多菜可以选，价格都不一样。两块的、四块的、五块的、八块的、十块的，您要哪种？”
* * *
“来点那个怎么样？”我指着另一个人的盘子说道。
海湾里结满了冰，毕竟这是一月。好在白天时阳光明媚，差不多可以用温暖来形容。青岛各个海角的岩石上也都嵌着冰，有的边缘还裹着一圈光亮透明的冰壳。我开始问自己，这个地方之所以如此让人愉悦，是否就是因为它的天气并未跟随时令的脚步。有一天，我在第二海水浴场看到一个人在游泳。他在岸边走着走着就跳进了水里，据说在寒冷的哈尔滨，人们也会冬泳——他们会把河面上的冰砸破，再跳下去游一游。但那根本不是游泳，而是在意志力驱使下做出的一次相当无意义的行为，就像把手指头放在一根点燃的火柴上一样（那个因“水门事件”而被定罪的串谋曾经倡导过这种疯子般的消遣方式。顺便说一下，那人名叫G.哥顿·利迪5）。要是旁边没有人看，或者事后没有机会向别人吹嘘，这些人还会这么干吗？
“您要吃什么？”餐车负责人问我。
我到达青岛时是一个寒冷的夜晚，当时我感到自己踏进了一个噩梦，梦里全是德国老电影和冬季暴风雪中的场景——蒸汽火车、浓雾、黑漆漆的车站、没有指针的钟面。不过，我离开时却是一个明媚如春的日子，此刻在阳光下能把车站看得清清楚楚：它其实是一处历史遗迹，锥形顶上有一颗象征中国的五角星。耳边传来了响亮的汽笛声，没过多久，列车就驶过这些岛屿、灯塔和微风习习的街道，奔向了空旷的野外——山东的郊野地势平坦，看上去很像一片冲击平原。
来餐车吃饭的只有六七个人，他们正小口吃着中国菠菜和另一种看上去很恶心的蔬菜。
1罗杰·摩尔（Roger Moore，1927—2017），英格兰著名演员，在007系列电影中成功塑造过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的形象。
这趟车还保留着1950年代的感觉，有点阴森恐怖。大部分乘客都是在烟台上的车，他们已经开始吃饭了。他们吃的东西有面条、桶装米饭、海带、坚果、水果和很多别的食物，而且一直吃个不停，直到傍晚到达青岛时才停嘴。与一般的中国列车不同，这趟车上有很多人喝酒——而且很多人都喝醉了：他们随地吐痰、喘着粗气，脸涨得通红。
2康茄舞（Conga），一种古巴舞蹈，身体随着强劲的音乐节奏摇摆。
这条铁路的历史并不悠久。1950年时，美国已经逐渐淘汰蒸汽火车并关闭相关线路，但中国人却还在修这条从烟台到青岛的铁路。几年之后，一列崭新的老式蒸汽火车便开始气喘吁吁地沿着这条铁路运行，锅炉上红旗飘飘。铁路本该早就修好了，但它的修建并不符合当时侵占山东的德国人或日本人的利益。不论如何，殖民主义者的远见和利他行为当时在中国表现得并不明显。与非洲和印度不同，来到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们把中国人视作竞争对手，这是毛泽东痛恨他们的又一个原因。他们干的并非全都是敲诈勒索的勾当，但却都是通过瓜分中国实现了自身的繁荣。
3滨海贝克斯希尔（Bexhill on Sea），英格兰东南部一座历史悠久的海滨城市。
中国人有时很爱干净，但有时候堆些垃圾，弄得邋遢点，反倒让他们觉得舒服，仿佛这就是物质繁荣的象征。车厢里不但烟雾缭绕，而且拥挤到我在过道上走路都费劲。此外，还到处都充斥着尖叫声和难闻的气味。广播里在放一首中文版的《马来亚之花》（“玫瑰玫瑰我爱你，心的誓约……”），有些人正聚在一起大玩纸牌，有的乘客在看《烟台工人日报》，有的在读爱情小说（讲的是一名人民解放军士兵同他在武汉老家的女友的故事），还有的在读一本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中文杂志，名字叫做《世界电影》，封面是罗杰·摩尔1饰演詹姆斯·邦德时的一张剧照。
4作者注：闻之，曰：“是礼也。”（3.15）
在短短一天的旅程中，中国人总能把火车变成垃圾的海洋。车上几乎每个人都在扔垃圾，连一寸空间都不放过。我坐着看书时一直注意着对面的人，才过了几个小时他们就把桌子堆满了，我在书页的空白处匆匆记下：鸭骨头、鱼刺、花生壳、饼干袋、葵花籽壳、三个茶杯、两个玻璃水杯、一个热水瓶、一个酒瓶、两个罐头瓶、口水、食物残渣、橘子皮、虾壳和两张用过的尿片。
5G.哥顿·利迪（G. Gordon Liddy，1930— ），前联邦调查局特工、律师、脱口秀主持人及演员，因参与“水门事件”被判犯有串谋、入室盗窃和非法窃听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