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解释起来太费时间啦。”
“如何追踪生产率呢？”
接着，我们去了社长的家。社长是由委员会指派任命的领导，手中没什么实权。他本人不在家，但我被允许在家里四处转转。我注意到两件事：一是他的书很多，包括各种各样的小说、故事集和诗集，但就是没有政治宣传册；二是他家有很多老式中国家具，比如黑木椅、红木桌、一张雕花长靠椅以及好几个精美的柜子。这些东西都是古董，但在他家却被当作了普通家具使用。
“不一样。我们的收入取决于我们家庭的人口数量，以及我们的生产率。”
马先生说他们还自己办了医院，合作社特别为此骄傲。除了他们，中国还没有哪家合作社能自己集资建医院并为它配备工作人员。这个项目共花费了40万元（不到65000英镑），它不仅仅是一家针灸诊所，而且配备了现代医疗设备以及具有资质的医生。他们有好几台心电图仪、一台X射线机、一间手术室和一个计划生育咨询室。医护人员中有一名针灸师和一名全职药剂师（他管理着整个部门，负责配备和分装库存的300来种草药）。医院很干净，没有难闻的气味，收费也很低。实际上，之所以建这家医院，就是因为合作社的人不喜欢去烟台的市医院看病，他们觉得那里的医疗费太贵了。在市医院生一个孩子要20元，而在这里只需要一半费用——不到2英镑。
“合作社里每个人挣的钱一样多吗？”我问。
“我们一直谨记，要‘为人民服务’。”马先生说。
我们走进了会议室，这里没有胡耀邦留下的纪念照，但是有一些别的摆设：一个小的龙形象牙雕、一具中国诗人塑像、十六尊袖珍佛像、许多烟灰缸和一棵棕榈树；除此之外，还有一只带玻璃罩的企鹅摆件，罩子的铭牌上写着：中国南极科考队赠。
这个毛泽东时代的口号，从他口中说出来，倒像是热情友好的超市标语了。
“胡耀邦去年来视察过，”马先生说，“他在这里开过一次简报会。”
* * *
宾馆大厅有一个黏乎乎的池子，瀑布的水断断续续地从上流下，瀑布上方则装饰了一幅长城壁画和一只乌龟摆件。在较新的中国旅馆，内部装修大都是这个样子，不同的只是水池的规模、乌龟的大小、水藻的深度以及长城是画上去还是绣出来的。这里的长城是画上去的，而且画中的城墙上出现了一个电灯插座。
烟台是个看起来十分荒凉的小城，它灰头土脸的，就像阿尔斯特5沿岸某个被风刮过的地方。这里曾经有一个大型外国社区，所以除了风吹日晒，我们还有许多建筑可看：高大的独栋洋房，威严肃穆的医院，花岗岩和红砖砌成的别墅，以及各种低矮的小石屋。它们都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时修建的，但保存得相当完好。当年为单户家庭修建的房屋现在都变得跟蜂窝似的——每栋楼有十二间，每间住一户家庭。这里风景像极了爱尔兰：黑暗而多石的海岸，纠缠在一起的海草，底朝天的木船，成卷的渔网，还有拎着一篮篮贻贝的渔民。唯一不像爱尔兰的地方是一幅宣传画，画中有两个中国人正在向大家宣传晚婚晚育的好处。为了切中要点，他们把图中那位女性（刚生完孩子）的头发画成了花白色。中国人通常在六十岁之前不会长白发，因此这次生产有着非凡的意义。
马先生带我去了他们的宾馆。这栋楼是两年前盖的，当时的指导思想是尽量建得坚固一些，因为烟台只有两家宾馆。这家“明珠合作社宾馆”有40间客房，墙面漆成了黄色和绿色，按照中国的标准来看，这里可谓物美价廉。客房会漏风，但是很干净，而且也不贵。我表示自己不介意搬来这里，但马先生说他们目前还不接待外国人。
烟台人总是抱怨天气，但我喜欢他们这样做。原本的小雨微风突然变成了剧烈的暴风雪——突如其来的冰雹把街上的泥土都冻硬了，建筑物的边缘也都结了冰。在沈阳和哈尔滨，人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寒冷无动于衷，这着实让人费解，但烟台人不会这样。他们会眯缝着眼睛，冲着冰雹破口大骂，不停地抱怨：“到底怎么回事？”他们会在大街上用脚踢地上的冰，还发明了一种怒气冲冲的走路方式：愠气十足地拖着脚步慢慢走，这样便不会摔倒。他们几乎从不会停止谈论天气，而且会因为这样的天气向我致歉。然而，他们所有的举动都让我感到温暖。
然而，这又是一件如此自然的事。我想起了自己身边所有自命不凡的人和自认为无所不知的人，以及那些讨厌的教师、评论家和书评家，我希望他们都被赶上去内蒙古的火车，到那里去铲猪粪，住牲口棚。不过，我当然也会在其中。在中国，不干体力活的人通常都被称作知识分子。这群人太招人烦了，作为惩罚，我们都要在那里挖洞。这样的命运真是悲惨，但很容易就能想到相关政策是怎么来的。每个人在他的一生中，或多或少都希望过自己讨厌的人被车拉到别的地方去铲粪——尤其是那种四体不勤又心高气傲的人。
但实话实说，有了这一点雪，烟台反倒更好看了。这不是个美丽的地方，它看上去多灾多难、凌乱不堪而且开发过度，跟爱尔兰差不多。在积雪的覆盖下，原本干巴巴的大山竟有了柔美的轮廓。山东的山在很多年前就失去了表层泥土，山上寸草不生。它们只是一堆泥土和松动的石头，跟碎石堆和矿渣堆没什么两样。这样的风景虽然不丑，却看得人心力交瘁。
马先生答道：“政策又错了。”
我提过中国人还在生产羽毛笔、夜壶和老爷钟，但烟台人又在我的清单上加了一个挂毯。中国人既然能开着十九世纪的工厂并在里面造着十八世纪的产品，那么他们要回到更久远的年代，复活一门中世纪手艺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但凡有一点在中国的旅行经历，你都能明显察觉到，中国人有时费了很大精力，做出来的东西却不怎么样。烟台绒绣挂毯厂就是这方面的极端例子，这就跟业余爱好者用胶水和牙签做西班牙无敌舰队模型，或者用酒瓶盖装饰建筑物表面差不多（我在新罕布什尔见过一次）。
“你觉得吃苦对他们有好处吗。”
我问经理他们能否为我绣一张巴约挂毯6，我描述了一番后，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女工们正在绣《蒙娜丽莎》、维米尔的《弹琵琶的女人》以及至少一幅伦勃朗的作品。她们也绣普通的花鸟以及中国那些庸俗的工艺品上必不可少的图案，比如那只毛茸茸的白猫，它不是在同毛线球玩耍，就是在吓唬一条金鱼。在中国旅行的话，几乎不可能不见到这只白猫，而且如果你是备受重视的外国友人或同胞，他们会送你一幅用玻璃装裱好的白猫绒绣作礼物。夏伟7在他后期的书中一改以往对中国人的狂热态度，他提到这只白猫，说它格调低俗，是中国文化衰落的标志。但毫无疑问，这只猫只能说明中国人有一些无伤大雅的趣味，并且将艺术技巧用错了地方。我们美国人也在疯狂地制造具有中国风格的东西，比如小小的宝塔模型和留着可笑辫子的黄脸满清官吏，在中国人看来，应该没有比那些更庸俗的工艺品了。我并不反感这只猫（烟台的绒绣工人制作了大量它的绣像），但仍会默默感激没人把它送给我当礼物。
他摇摇头：“没有。即便是这样的地方，条件对他们来说也都太好了。大部分知识分子都被送去了农村——去了农场和山里。他们去的是最落后的省份，比如青海、宁夏和甘肃。对了，还有内蒙古——很多知识分子最后都去了那里。他们得吃苦，当时我们是这样说的。”
目前客户订得比较多的是人物绣像，比如他们最喜欢的叔叔阿姨，或者谁家的胖娃娃。挂毯厂的女工们正在绣框旁绣着各种各样的肖像：在澳大利亚悉尼郊区站在自家钢琴前的罗杰和贝蒂·兰德勒姆；对着一盆花愁眉苦脸的邱林福夫妇；两个玩跷跷板的满脸骄纵的日本小孩；还有烟台的姐妹城市——新西兰提马鲁市的市长。令人惊讶的是，她们不但绣得很像，而且用色也很准确。花上250英镑，就能让她们把你去年夏天拍的那张迪克叔叔站在门廊挥手的照片绣出来。但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有人会花那么多钱，把一张模糊的小照做成一幅巨型挂毯或墙帷。
我问道：“‘文化大革命’期间，会有知识分子被下放到这个公社来劳动吗？”
最终我对烟台的渔业和制造业都失去了兴趣，觉得还不如了解一下胡先生的个人经历。几天后他向我透露，他结婚才两周时间。这个消息让我兴奋得如同猫见了猫薄荷一般，于是我开始不停地向他发问。然而，他一点也不介意。他是个活泼的人，瘦瘦的，思想中有截然不同的两面。他对自己也很是满意，总是美滋滋的，而且话很多。听他说话的口气，仿佛见过大世面一样。他很自豪，因为他离开烟台去过外地——最远到过青岛和曲阜（孔子的出生地）。而且，根据他的描述，他的婚礼办得很隆重。
我们是在一个四处漏风的大会议室见面的，他还给了我一些苹果吃，苹果都是合作社自己种的，果肉脆而多汁——这是他们较新的项目之一。马先生说这些苹果会销往全国各地。我们一起出门走了走——胡先生跟在我们身后——他带我去参观了一些别的赚钱项目。这家公社还种植和销售蘑菇。这样的生意虽然看起来不起眼，但后来我得知他们有大量蘑菇销往美国：必胜客用的大部分蘑菇都来自中国。
两年前，他在烟台一所铺满石子路的旧公园里遇到一位姑娘，当时她正同朋友一道散步。胡先生被这位姑娘迷住了。他开始约她一起散步，给她买面条，到她父母家陪她一起看电视。就这样过了一年，他决定切入正题。
“我们会把它捐给一个贫穷的村子，或者作为税收上交给政府。”
他问她：“小穆，你怎么想的——我们去登记好吗？”
“如果条件继续改善，最后你有了一大笔钱，你会做什么呢？”
小穆非常激动，激动到几乎说不出话来。“我们去登记好吗？”这样的话明摆着是在求婚，因为登记只能带来这一种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86年）第七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
“绝对不会有那样的危险。”他的语气如此坚定，我想不出更多问题了。他年纪稍长，二十年前就来到此地，当时这里还是一个贫穷的公社。对于这个地方现在的成功，他表现出一点沾沾自喜又有什么好怪罪的呢？我喜欢这个人，因为他很少单独使用“我”这个字。每次回答问题时，他几乎用的都是“我们”——这个“我们”，指的是社会主义中的人民大众，而非旧社会里的权贵阶级。
胡先生今年26岁，穆小姐25岁。《婚姻法》第五条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
“那么你会被当成资产阶级的。”
在核实他们的年龄、婚姻状况、工作和住址之后，婚姻登记机关就会给他们发结婚证。《婚姻法》的其他条款还解释称，近亲不能结婚，麻风病患者也不能。胡先生希望单位能为他解决住房问题——也就是在烟台给他分一间房。他提交过好几次申请，但都石沉大海。
“不完全信。我觉得如果能通过自己的方式富起来，就应该去那样做。”
小穆告诉他没关系。如果要一直等房子住，那么他们可能永远都结不成婚。她劝他考虑先对付过去，结了婚再说。她说，要不先跟他父母一起住吧？胡先生答应了，说那就这么办吧。但是，又来了一个问题。在中国古老的传统中，一月就在农历春节之前，是个不吉利的月份，因此双方父母都恳求他们不要在这个月结婚。
“你还信这个吗？”
我问：“那你真的觉得一月份不吉利吗？”
“更多的财富和更丰富的物质生活，”马先生回答，接着他又说了一些更离经叛道的话，“告诉你，过去我们有一句口号，叫做‘富要一起富，穷要一起穷’。”
“并没有，”胡先生回答，但他显得有些犹疑，“可是为了他们，我们改了日子。”
“归向何处？”
“你迷信吗？”
“不是，但我们殊途同归。”
他颤颤巍巍地笑了，笑起来时脸显得非常瘦。那笑声在告诉我：你刚才问了我一个不得体的问题，但我还是会回答你。他说：“我不这么认为。”
“这不是资本主义的态度吗？”
“你信上帝吗？”我接着问。
“是的，好极了。”他交叉着双臂坐在那里，眼睛都没有眨一下。这神情是在对我说：下一个问题。
“有时候信。”他回答，但这次没有笑。
我问：“‘富裕’起来是好事吗？”
他托词说这样做是为了让老人家满意，这才让自己镇定下来。最后他决定圣诞节一过就结婚。学英文的中国人都会把圣诞节当作一件大事——他们会在一起吃吃喝喝，互赠卡片和礼物，但这些其实都和基督教本身没什么关系。
听到“富裕”这个词从中国人口中说出来，总觉得怪怪的。
胡先生买了几盆菜，还有几箱红酒和啤酒。他的校友小华负责做饭。大日子那天，他包了一辆出租车——以前他从未自己这样干过——然后就被载去了小穆家里。他穿了一套西装，还打了领带。接完小穆之后，他们便一起前往他父母的家中。车一到鞭炮就响了起来，当时是上午11点。到了中午，客人们都来了，大家一起吃吃喝喝，直到晚上10点才结束。
“知道，但那时候在搞‘文化大革命’，我们对此无能为力，”马先生表示，“不过现在一切都不同了，我们和自由市场有了更多联系，我们现在富裕了。”
后来胡先生和小穆就上楼去了。他们休了两天假，没有出门。但在家里他们也只是偶尔才能享受二人世界，而且现在的住处也不能称作爱巢，因为这套三居室公寓总共住了七口人，而电视机就放在胡先生和小穆的房间。家里的人时不时就要进来看他们喜欢的电视节目。
“那时候你们知道自己在执行错误的政策吗？”
《婚姻法》第九条规定：“夫妻在家中地位平等。”然而，在胡先生父母的家中，大家的关系却有些微妙：因为小穆不会做饭，他的母亲包办了所有的伙食，而“家”对他们来说，也只是一个有电视和折叠床的房间而已。
“我们以前干得已经很卖力了，”他说，“但单一作物的政策是不对的。”
中国婚姻法对计划生育的规定毫不含糊，这是它的一大特点。《婚姻法》第12条指出：“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只有一种作物的时候，如果你们再勤快一些，可以获得这么高的收入吗？”
虽然好奇得很，但我并没有问胡先生他们在这方面是如何努力的。我只是问他，婚后过得怎么样。
马先生说：“物价确实比以前高了，但除了抵消上涨的那部分，我们还是有富余。”
“到目前为止都很好。”他回答。
“你们的钱变多了，但购买力提升了吗？”说完我向他解释了“购买力”的意思。
他说自己不介意妻子保留自己的姓氏。中国法律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法律还规定父母应当善待子女并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具体的条款是这样写的：“禁止溺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
“‘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合作社还是一家公社，当时只有小麦一种经济作物。除此之外，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本可以做更多事，但那时候不行，因为党不允许。1979年以后，生产开始多样化，我们有了新的作物、新的苗圃，还新建了各种工厂、交通设施、商场和宾馆。这些项目都能赚钱。”
如果胡先生认为婚姻无法继续，而小穆也持同样的观点，那么他们很快就可以离婚。离婚也有一些限制条件，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婚姻法》第27条：“女方在怀孕期间和分娩后一年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但即便小穆怀孕，她也是可以提出并被准许离婚的。对待离婚，这似乎是一种比较开明和周到的做法。总体而言，《婚姻法》直截了当得就跟驾驶手册一样。
如此迅速的财富增长，他们是如何实现的？党委书记马卫红给了我一长串解释，但归根结底他是想说，自从政府放松了干预，一切都改变了。
* * *
他没有食言。第二天我们开车去了以前的“西关公社”，现在叫“明珠合作社”。这个新名字源自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文中称赞它是“山东的明珠”。合作社共由500户家庭组成，大概有1500人。它距烟台市区约二十英里（32千米），看起来像一座小乡镇，不怎么吸引人。但我一到，合作社的党委书记就告诉我这个合作社现在极其富裕。1971年这里的人均年收入为100元，而1986年这一数字达到了9000元。人们现在赚的钱除了满足基本需求外还绰绰有余，所以每人每年只领1000元，剩下的都用于村里的投资。
雪还没有停，烟台的冰雪越积越厚。冷风从西伯利亚吹来，让这个地方更显阴沉。
“我替您找找。”
在一个下雪天，宾馆来了一大群朝圣者，这些人的脸上挂着微笑，一看便知他们早已对基督教义烂熟于心。他们都是美国人，来自得克萨斯州。之所以来烟台，是为了寻访一位女传教士的踪迹：她名叫慕拉第8，100年前曾到过这里。这群人找到了慕拉第旧居的遗址，位于约40英里（64千米）以外一个叫做蓬莱的海滨村落。他们跟我说，他们把这位女士视作圣人，所以他们打算自己出资重修她的故居和教堂，中国政府就快要应允了。在毛泽东时代，这是无法想象的事。
“那么以前搞过公社的村庄或合作社呢？我相信它们并没有被烧成平地，胡先生。”
仅仅在六年前，我见到过一张南京某天主教堂的照片，并且抄录了它下面的说明文字。那段话的语气非常激烈，有一部分内容是这样的：
“1979年就废除公社了，现在一个也不剩。所以你根本没得看。”
美帝国主义把传教作为幌子。他们在全国各地建了很多这样的教堂，在里面开展破坏活动……美国传教士同清军联手镇压了“小刀会”，而教堂就是他们的大本营。
“我真正想去的地方是公社。”我说。
我问胡先生如何看待官方态度的这种反差。
我在烟台的导游胡先生试图劝阻我去参观公社。他说，去锁厂和刺绣厂看看不是更开心么，或者去制造老爷钟的地方看看也行。我想说的是：“你们还在生产蒸汽引擎、帽架、夜壶、羽毛笔和小桌布之类的东西，到底是谁做的市场调查？”
“如果人们认识慕拉第和烟台的一些别的传教士，他们就会来这里参观，并且会感到很愉快。”
几个月以来，我一直想找个公社看看。我很好奇，1980年时我在广州郊外造访的那个公社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山东是一个以农业公社闻名的省份——至少过去是这样。中国人以前总是吹嘘自己的公社，那么现在既然改革了，这些公社会变成什么样呢？
他口中的“人们”，指的是外国游客。他的态度代表了中国人的普遍看法：如果能吸引游客，又不有伤风化，那么就要鼓励，不管是传教士旧居、重修的教堂还是参观资产阶级以前在山东住过的郊区。但旅游业显然也会带来危险。花柳病本来已经被完全消灭（一位来自纽约州布法罗市的医生单打独斗了50年才获得成功，这人名叫乔治·海德姆，是一名理想主义者，后来他加入了中国籍，改名为“马海德”），但在1987年又卷土重来，于是各家性病诊所纷纷重新开业。然而，使用抗生素并非唯一的治疗措施。
鉴于已经马不停蹄地往南走了好几天，我决定在烟台停留一天。这地方冷得不合时宜，夹杂着雨雪的风从海上吹来，让整个城市披上了一层薄雪。眼前的风景荒凉破败，碎石堆起低矮的山丘，海滩上巨砾遍布。废弃的砖房随处可见，砖墙上还残留着毛泽东时代的标语。我几乎坐了一整天，一边听海风呼啸一边喝着茶，偶尔写写东西或是在城里逛逛，很快就到了晚饭时间（晚上吃的是蛋白蒸扇贝，上面还撒了腐臭的菠菜——冬天的蔬菜太可怕了）。然后，我想出了一个计划。
1作者读到的是“Surely government banner men are many; Certainly foreign soldiers a horde; But if each of our people spits once. They will drown banner men and invaders together.”，选自1962年于北京出版的英文诗集《起义诗选》（Poems of Revolt），此处中文为译者据英文回译。
中国的交通工具上总是人满为患——很少有空座位，从来没有空车厢，这着实让人郁闷。不论日期、时间和季节，火车、公交和轮船上都是如此。有意思的是，在一个旅游淡季的工作日夜晚，“天湖号”上也载满了人。去大连的火车上全是人，去沈阳的也是。你从来无法确定自己能否在车上找到座位，这种情况下，即便你挤上车时抢到了位置，也可能随时失去它。在中国搭交通工具往往会很挤，而且总是不舒服，每一次都像一场斗争。这样的经历几乎不会给你带来什么乐趣，但是它的过程却是紧张而难忘的。我猜想，在中国旅行后，我会不断地渴望独处。
2乐通公司（Roto-Rooter），北美最大的管道修理和疏通服务供应商。
我才适应躺在床铺上航行的感觉并开始做梦，便响起了一阵铃声和雾号声。烟台到了，时间是凌晨四点半。码头上笼罩着一层冰冷的雾气，龙门架上结了冰，我虽能听见海水拍打栈桥的声音，却看不清它们——因为雾气和海水连成了一片。尽管能见度很低，但乘客们并没有停止或放慢他们的脚步。一千多名乘客一股脑儿全都投入到了海上的迷雾之中，他们迈着双腿跨过码头——要去哪里呢？这个时间，既没有公交也没有出租车，而他们当中很少有人是这座小城的居民。他们得等待早晨的到来，等着又大又破的公交车过来接他们。
3极可意（Jacuzzi），意大利老牌水流按摩浴缸生产商。
他们清嗓子的声音很响，几乎淹没了大家的谈话——听起来就像乐通公司2的工人在通水管，或者有人在清扫泄洪沟，又或是极可意3浴缸在排出最后一加仑的水。他们仅靠双颊发力就能吸上来一口痰：呵——咳！然后他们会咧嘴露出牙齿，再俯身低下头去。你原本以为他们会把痰吐飞到五码之外，就像拉勒米4的仓库管理员经常把痰吐过栅栏一样。然而并没有，他们从不用力，痰很少落到几英寸以外的地方。他们不是往外吐，而是往下吐：这是中美之间一个重要的文化差异，我来中国花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才看明白。痰不是“啪”地一声就利索地进了痰盂，而是成滴成滴地慢慢流下，并且经常落在那个恶心容器的外壁，再一股股地接着往下流。中国人吐痰时会弯腰，双膝略弯、背部拱起是他们做准备时的标准姿势。这样的动作没什么爆发力，几乎不会发出任何声响。他们只是让痰流下去，再继续往前走。唉，这是一个拥挤的国家，你可没办法自顾自地背过身去吐痰而不撞到任何人。但折腾一番后，痰液很快就会顺着自己的通道“啪”地一声落定不动——中国人吐痰的过程经常有点虎头蛇尾，随意得很。
4拉勒米（Laramie），美国怀俄明州城镇。
我等人人啐一口，旗人大毛都完了。1
5阿尔斯特（Ulster），爱尔兰古代省份，位于爱尔兰岛东北部。
八旗子弟固然多，外国士兵也不少；
6巴约挂毯（Bayeux Tapestry），也称作贝叶挂毯或玛蒂尔德女王（la reine Mathilde）挂毯，创作于11世纪，原长70米，宽半米，现存62米，上面绣制了黑斯廷战役的全过程，现藏于法国诺曼底大区巴约市博物馆。
然而，他们又无时无刻不在吐痰。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有一首打油诗是这样写的：
7夏伟（Orville Schell，1940— ），美国作家、学者，以写中国的书而闻名。
这艘船上全是爱吐痰的人——这和海上的空气有点关系，还有就是也许大家都想好好清清喉咙。我原本都已决定忽略吐痰的人，但上船后我才意识到为什么自己会因为中国人吐痰而困扰不已。原因其实很简单，他们并不擅长吐痰。
8慕拉第（Lottie Moon，1840—1912），美南浸信会传教士，在华传教近40年。
“天湖号”游轮会在夜间穿越渤海湾，开往位于山东沿海的烟台。船上的乘客有一千多人，大部分都住在统舱内，还有一些住在六人间的小客舱。现在从船上回望大连，只能看见一片黑漆漆的山和一湾黑漆漆的海港，而一百多海里之外的烟台，此刻正沐浴在月光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