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自加拿大的萨斯喀彻温省8。”啊，这就解释了一切。他还通晓所有的行话。“我们把整套设计卖给他们……还会针对工厂提出一些意见。”然而，联合碳化物公司并不会参与工厂的修建，他对中国工人有些看法。
我在这趟车上遇到了理查德·乌，他在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工作，两年来一直在沈阳和周边地区活动。我问他，做这份工作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他们的工作态度不同于欧洲或美国的工人。他们动作很慢，工资很低。不是中国工人不好，而是制度太糟糕。如果给他们一些激励的话，他们的表现会更好。”
我把钱扔向那个晦气的司机，然后急匆匆地用双脚在冰面上朝车站滑去。开车前最后一分钟，我终于赶到了——又是一趟冰冷的列车，但至少它是往南开的。
我本不打算问他们公司在沈阳生产什么产品，因为我觉得他说了我也听不懂，但我实在太无聊，所以还是问了。
“那么你给十块钱就行了，不用十五块。这样便宜些，你还省了钱！”
“防冻剂。”乌先生说。
“我为什么要付钱给他？他又没有把我送到车站，而且搞不好我还要误车！”
列车继续在平坦的雪地中穿行，薄薄的积雪之下都是犁沟、田埂和残草。路旁还有工厂——在冰霜的装点和烟囱蒸汽的笼罩之下，它们的轮廓显得朦胧而柔和，宛若隔了一层银色的白纱，好看极了。
“你可以走过去，”他说，“但是得先付钱给司机。”
车上也许有卧铺床位，但即便如此，我到现在也一个都没见到。我很担心一起身自己的座位就会被人抢走，这种事不是没发生过。现在我们距大连还有近300英里（480千米），我可不想连着站上六小时。事实上，车厢内已经拥挤不堪，乘客们比肩接踵——有人抽烟，有人吃面，有人吐痰，有人气管炎犯了，有人在剥橘子。
“我该怎么去车站呢？”
这趟车上没有餐车。一名妇女头上戴了个类似睡帽的东西，正推着一辆车走来走去，车里有鱼干和大块的鸡蛋糕——这是中国人外出时最喜欢吃的零食。我选择了鱼干。它的口感很硬，吃起来像一张旧鞋垫（看起来也像）——而且是中国的鞋垫，少数民族穿的那种。它的包装上写着“少数民族风味鱼干”。
“我跟你说过的，这个司机很晦气。”
天气依旧很冷，简直让人匪夷所思。我讨厌寒冷，就像讨厌无所事事的状态和讨厌污浊的空气一样。那是一种浑身疼痛的感觉——也许对于死亡的恐惧左右了我的情绪，我才会感到严寒是如此恐怖。在我看来，零度就意味着死亡。我觉得这样的天气容易抹杀人性，我深深同情着那些不得不在内蒙古、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生活和工作的人们。然而众所周知，这些省份的人都特别乐观——中国内陆地区的人民总是以情绪高昂而著称，他们把自己视作拓荒者。
这是一个霜冻的早晨，时间是七点半，古老的奉天城乌压压的一片。我们有半小时的时间去车站，但刚出发就遇上了堵车（无轨电车的集电杆与电线脱离，阻塞了交通）。滞留十五分钟后，我们重新出发，汽车猛地侧转了一下，后轮轰地响了一声：爆胎了。
然而，我却被寒冷的天气困扰着。寒冷这种东西很难描述，也不大可能给人留下清晰的印象，这倒是一件好事。我当然对低温天气没有任何记忆，所以后来对于自己所经历的这一个月天寒地冻，我并没有什么难忘的感受——只是有些视觉上的印象：人们脸上落满了冰霜，围巾上黏着被冻住的唾沫，腿脚裹得肥肥的，戴着连指手套，脸颊总是红彤彤的；中国人乌黑的头发上，总能看见小小的冰晶，雪地也被他们踩得硬硬的；稍大些的城市经常罩着一层雾气，即便是最阴冷的城市也变得奇幻起来；白霜在日光下闪闪发光——只有在零下30度时才能见到那种特别的钻石般的微光。
孙先生帮我搞到了一张离开沈阳的车票，但当我们坐汽车去火车站时，他挤眉弄眼地说道：“这个司机很晦气的，上次我坐他的车，他把车给撞了。”
列车行驶了几百英里后，积雪终于越来越薄，最后到达瓦房店时，它们突然诡异地全部消失了。因为看惯了窗外被积雪覆盖的样子，此时的风景显得有些破败萧条。此后再也见不到雪了，这样的变化似乎有些太快。
天气非常冷，我看到骑车穿行在雪地上的人们脸上挂满了冰霜，凛冽的寒风一阵接一阵地刮着，过低的温度让我感到自己快要被冻伤。最后，我向这一切屈服了。
千山脚下整齐地分布着许多果林，林子里的树木纤细而多枝，枝条上并没有叶子，远望是一片棕褐色。在离大连不远的地方，还可以看见很多小石屋。这一切让窗外的风景有了苏格兰山区和农场废墟的模样。
“中国的死刑，”他说着顿了顿，“一击毙命。”
* * *
我问了他对于中国死刑的看法，过去三年中，总共有一万人被执行了死刑（将来人数会更多）。
我踏上大连火车站的月台，有位年轻的中国女士正冲我微笑。我看得出来她非常时髦：满头动感十足的卷发，戴一副太阳镜，绿色外套上有一圈毛领——是兔毛。她说自己姓谭，是奉命来接我的。
这个项目我倒是愿意去，但短时间内却无法成行。我们聊起了法律制度，然后又谈到了死刑——在同中国人聊天时，我总是会提到死刑。他极力支持死刑，但却声称死刑犯的致命一枪是从头前部打进去的，可我坚持说子弹对准的是后脑勺。
“可是，请叫我Cherry（樱桃）。”
这些旅游项目的推出，是各省旅游局相互竞争的结果。孙先生还提到有个项目叫做“律师游”。“任何对中国法律和我们的法律制度感兴趣的外国朋友都可以参加这个项目，他们可以旁听庭审和参观监狱，”他说，“这给了他们一个了解中国另一面的机会。”
“好的，Cherry。”
孙先生还在坚持自己的提议。我知道辽宁省旅游局推出了不少特别的旅游项目吗？游客有很多选择，比如“单车游”“本地美食游”“康复游”或“疗养游”——“使用传统中医理疗方法，治疗和康复效果更好”。然而沈阳远远算不上疗养之地，在我看来，即便是最健康的人来到这里，最后也会患上支气管炎。
“或者叫我Cherry Blossom（樱花）。”
他完全不知道这回事。他想让我看看沈阳一些比较著名的东西——除了东北“三宝”（人参、貂皮、鹿茸），还有这里的工厂和汽车装配厂。中国人不仅还在生产蒸汽引擎、痰盂和羽毛笔，他们也在制造全新的老爷车——他们的红旗牌轿车，很像1948年产的帕卡德7汽车略微发胀以后的样子。我拒绝了去抚顺的提议，那里有中国最大的露天矿藏——总宽度超过四英里（6.4千米），深度达到了1000英尺（304米）。在这样一个雾蒙蒙的霜冻天气里，根本不可能看到矿藏底部，更不用说瞥见矿山对面的风景了。我想要离开这座黑乎乎的大城市。
这样的名字还真挺难叫出口，但我还是努力试了一下：“Cherry Blossom，到烟台的车票多少钱？”她的回答总是很迅速，通常都是些“这会让你搭上一条胳膊和一条腿”之类的话。她喜欢使用生动形象的语言。
《朴次茅斯和约》是日俄战争结束时签订的一项和约，正是它把沈阳（当时叫奉天）的控制权交给了日本人。这件事就发生在80年前，大概是孙先生祖母生活的时代。泰迪·罗斯福6提议并在小镇朴次茅斯签署了这个和约——具体的签署地点是在朴次茅斯海军基地，这个地方刚过新罕布什尔州的边界，位于缅因州的基特里，但我觉得这只会让孙先生感到更加混乱。
她把我带到外面，我们就在大连火车站外的阶梯上站着，她问我：“你觉得大连怎么样？”
我问他：“你知道《朴次茅斯和约》5吗？”
“我来这里才七分钟。”我说道。
他看起来有些茫然，根本搞不清楚状况。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对于黄帝和唐朝之类的古代历史了如指掌，但却对比较近的中国历史一无所知呢？
“要是玩得开心的话，时间一眨眼就飞走啦！”Cherry Blossom说。
“离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不远。”
“不过既然你问了，我就说说吧，”我继续道，“我对大连印象非常深刻，这里的人们乐观勤劳，经济欣欣向荣，生活质量很高。我能感受到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涨，这肯定得益于新鲜的空气和繁荣的经济。港口很热闹，我想各种市场里的商品一定琳琅满目。我目前见到的这些，只会让我想去看更多。”
“你来自美国哪里？”
“那就好。”Cherry Blossom说。
“太冷了，”我说，“我要到南方去。”
“还有，”我说道，“大连看起来像波士顿南部，波士顿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事实的确如此。这是一个日渐老去的港口城市，建筑大都用砖块砌成，它有着宽阔的街道、鹅卵石铺的小路、电车轨道以及一个海港应具备的所有设施，比如货栈、干船坞和起重机。我仿佛觉得，一直往前走的话，最终我可能会遇到“三叶草酒吧烧烤屋”9。这里的天气也和波士顿很像——气温很低，云朵在天上飘荡，偶尔透出些许阳光；除此之外，两地的建筑也都差不多。大连有许多砖砌的教堂，它们也许曾用过“圣帕特”“圣约瑟”和“圣雷米”之类的名字，但现在已经变成了幼儿园和托儿所，其中有一个成为了现今的大连市图书馆。然而改革开放后，这里也有了“热面包西饼店”和“红星剪烫”之类的商店。
孙先生说：“你应该在这待久一点。”
“连男人们都会迫不及待地去红星烫头发，”Cherry Blossom告诉我，“嗖嗖地，他们就进去了。”
那天的沈阳烟雾弥漫——天空阴沉沉的，道路上结满了冰。这里和哈尔滨一样冷。
这里的大街小巷让我想起波士顿。大连的主干道叫做“斯大林路”，但这不打紧，它看起来还是很像“大西洋大道”10。
“我还想要一台摄像机。我想把科威特和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拍下来，这样我就可以把那些照片给我妈妈看了，她从来没有离开过沈阳。”
俄国人以前把大连叫做“达里尼”11，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时，他们曾计划把大连建成一个大型港口，用来停泊沙皇的舰船。从对抗日本的角度来看，这个地方极具价值，因为它不同于海参崴，冬天不会结冰。日俄战争后，日本人在大连放风筝，每只风筝上都写着“俄国人投降了！”从此，这座港口城市被交到了日本人手中。他们后来完成了俄国人的计划，把原来的小渔村变成了大型港口。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个地方都很繁荣。后来日本战败，苏联人根据《雅尔塔协定》中的相关条款，夺回了这座城市的控制权。苏联人在这里一直待到了中国解放，解放后这座城市才更名为“大连”（“伟大的连接”）12。这里的空气咸咸的，经常有海鸥出没，我喜欢这里。
“那就是你要的全部吗——一台电冰箱？”
“你来大连要完成什么心愿呢？”Cherry Blossom问。
他告诉我，中国北方的法定婚龄是男性26岁、女性24岁；而在南方的话男女要各小一岁。但几周之后我买了一本中国婚姻法的小册子，里面的规定好像和孙先生说的不一样4。
我告诉她，我是来这里取暖的，之前在东北实在太冷了。我表示需要一张船票，从大连坐船穿越渤海湾去烟台。她能帮我搞定吗？“请交叉着手指为我祈祷吧！”她说。
“我会需要的，在科威特工作两年之后，我也到了结婚的年龄。”
说完这话她便消失了。我找到了一家旧宾馆——一栋日本人在战前修建的宏伟建筑，但却被拒绝入内。一家单调乏味的中国宾馆收留了我，这家宾馆是新建的，有点像华美达旅馆13，大堂内的鱼池里都是死水。一整天我都在找古董店，但唯一找到的那个还很令人失望。一名男子试图向我兜售一座奖杯，它是日本一所高中在1933年举行的男子标枪比赛中奖励给获胜者的。“纯银的，”他低声说道，“清朝的。”
“你要它做什么呢？”我问，因为孙先生跟我说过他同父母一起生活。
第二天我见到了Cherry Blossom，她没有带来任何关于船票的消息。
“一台日本电冰箱。”
“您得保留着希望！”
“那么你打算在科威特买点什么？”
我们约好稍后再见，而再次相见时，我看到她在笑。“交到好运了吗？”我问。“没有！”她笑着回答。她告诉我这个坏消息的时候，我注意到她的脸长得圆乎乎的，上面稍微有些疙瘩。她系了一条砷绿色的羊毛围巾，用来搭配头上的羊毛帽，那顶帽子是她自己在单位的女工宿舍里（她有四个室友）织的。
“一个给他妈妈，一个给他兄弟，一个留给自己。”
“我彻底失败了！”
“他要那么多电视做什么？”
那她为什么还在笑？天啊，我讨厌她那顶愚蠢的帽子。
还有每天都要以梅林牌枇杷罐头和双喜牌面条为食，这样的日子过了整整两年，他一定老对同伴说：“阿卜杜勒，请把福鹰牌开罐器递给我。”
“但是，”她说着动了动自己的手指，“等等！”她的嗓音很尖锐，搞得每句话都跟在惊叫一样。她把手伸进了自己的塑料手提包。
“他每个月能挣107美元。”
“票在这里！这其实是一次彻底的胜利！”现在她正冲着我摇头晃脑，一头浓密的卷发动起来跟弹簧似的。
“他肯定花了很多钱。”我说。
我问：“Cherry Blossom，你刚才是在耍我吗？”
他说得那家伙像是赢了某个游戏节目的头奖似的。
“是的！”
“一台电冰箱、三台电视机——其中还有个是带遥控的，一台收音机、一台录像机，还给厨房添了一个炉子——微波炉，一台录音机，还有一辆本田摩托车，全是日本货。”
我真想打她。
“你的朋友买了什么？”
“中国人就是这样恶作剧的吗？”
“我们可以赚了钱在那买东西。”
“噢，是的。”她咯咯地笑了。
“要在科威特过那样的生活，还要沙尘暴中吃罐装食品，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
可是，所有的恶作剧难道不都带有施虐的意味吗？
我想象着，在这些工作队所住宿舍里，用来装方便食品的木条箱和纸箱可能已经堆到了天花板那么高。
我去了一个1979年就已开放的自由贸易市场，各式鱼类、贝类和海草都能在里面找到——一磅大虾才卖三英镑，却已经是最贵的东西了。除此之外，他们还卖鱿鱼、鲍鱼、生蚝、海螺、海参和大堆的蛤蜊、比目鱼。卖鱼的看上去不像典型的中国人，他们有着蒙古人般扁平的脸，也许是满族人，在这个半岛和中国北部，总共居住着五六百万满族人。逛完市场之后我食欲大增，当天夜里我便吃了蒜蓉酱炒鲍鱼，美味极了。
“是的，还有面条，我觉得是这样。”
Cherry Blossom说夏天时大连会有外国游艇停留，游客们会在这里待上半天。
“梅林牌牛腱肉、白莲牌猪脚冻、向日葵牌午餐肉和中国食品公司的辣汁无骨鸡块——都是这种东西？”
“半天时间在大连能看什么？”
“他只有罐头吃。”
她说，那些人都是坐大巴去参观贝壳雕刻厂、玻璃厂、示范小学（那里的孩子会唱《音乐之声》里的歌），然后回到船上，继续前往烟台或青岛。
“吃的怎样？”
“我想去斯大林广场看看。”我说。
“大家都睡在一间房里。”
然后我们就去了那里，广场中央有一尊苏联战士雕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个地方曾为苏军占领。
“住宿条件呢？”
“Cherry Blossom，苏联自己都没有斯大林广场，你知道吗？”
“不友好。”
她说不知道，她觉得很惊讶，于是向我问及原因。
“跟沈阳差别很大……”顺便说一下，沈阳今天有零下28度，“那里的人怎么样呢？”
“因为有人认为他犯过一些错误。”我说。
“我有个朋友刚从那边回来，他说那边的天气很糟糕。”
“Cherry Blossom，大连有毛泽东广场吗？”
我问他会不会对新工作感到焦虑。
“没有，”她说，“因为他犯过错误，但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14
“不用，其他工人都来自德国、韩国、巴基斯坦和美国，大家都会说英语，这就是他们需要我的原因。”
我告诉她，我在书里读到过，林彪曾生活在大连，但她表示并非如此。她从小就生活在大连，没人跟她说过林彪和此地有关系。
“难道你在科威特不要说阿拉伯语吗？”
然而，年纪稍长的司机却表示，林彪的确在大连住过。
孙先生是一名口译员，但他干得不是很好——为了让对方听明白，我们说话时中英文都用上了。然而，他告诉我不久他将要去位于波斯湾的科威特给一个中国工作队做口译，这让我大吃一惊。
Cherry Blossom用中文对司机说：“我不知道林彪在大连住过。”然后她用英文对我说：“天太黑了，他的故居不好找，不如我们去海边吧。”
“没必要仅仅因为它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建的就推倒它，”孙先生说，“毛主席是一位伟人，我们不能忘记他的功绩。”
我们开始朝大连市南部出发，要去一个叫做“付家庄海滨浴场”的地方。由于道路两侧都是悬崖峭壁，路面又曲折不平，所以司机开得很慢。Cherry Blossom说道：“这车开得就像一月的冷蜂蜜流下时一样慢。”
“你觉不觉得应该像对待其他的毛主席雕像一样，把这尊雕像推倒并毁掉？”
“Cherry，你的表达总那么生动。”
孙先生带我看了沈阳的一尊巨型毛泽东树脂雕像。作为开国元勋的毛泽东被当作神一样崇拜，他周围还有58个代表中国革命不同阶段的人物。就算没人说我也知道这尊雕像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立起来的。跟成都的毛泽东雕像一样，它也刻画出了这位老人挥手赐福无产阶级的光辉形象。这样的塑像都造价不菲。
“是呀，我就是像鱼儿一样古灵精怪。”她又捂着嘴咯咯地笑了。
孙先生是个自学成才的人。在本该上学的日子，他去了农场劳动。但他仍然秉持“自力更生”和“为人民服务”的信条，秩序与服从的思想在他的脑海中根深蒂固。在他帮我弄火车票的过程中，我们进行过几次很有启发性的对话。他是个直言不讳的强硬分子，这让我很高兴，因为有时我觉得自己遇到的每个人都对过去深恶痛绝。
“你一定快乐得跟蛤蜊一样吧。”我说。
我需要有人帮我搞到去大连的车票，因为去大连的火车总是满员（我之前怎么知道这个？），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买到车票。我就是这样认识孙先生的。
“我太喜欢这个说法了！感觉比捡到一百万美元还开心。”
出远门的中国人实在太多了，即便在气温低于冰点的冬天也是如此，所以你永远都不能确定是否能找到一家宾馆入住。然而，在沈阳我没有遇到任何问题。除了我之外，拥有500间客房的凤凰饭店里只有六名客人。时间才晚上七点半，餐厅就已大门紧闭。我求他们开门放我进去，他们说我可以在里面吃饭，但不能要任何过于花哨的菜式。凤凰饭店的特色菜有熊掌（350元一份）、鹿鼻和“猪里脊肉片”。我吃了脆皮鸡和卷心菜，味道一点儿也不好，但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几周以来我第一次有了温暖的感觉，因为这家饭店有暖气。我的房间里满是照明灯具，墙上挂着仿制的动物皮，虽然厕所无法使用，但却有一台电视。
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瞎扯本来挺累人的，但一个中国人能表现得如此风趣却是件新奇的事，所以我很享受同她的对话。我喜欢这位姑娘，因为她并没有装得一本正经。她知道自己有点磨人。
根据中国官方统计的数字，所有的火车乘客中有三分之一都是要去远方的城市参加会议。对于任何工作来说，这都是一份不错的福利。虽然他们的工资可能很低，但那些会议一般都在旅游景点召开，所以说起来是出差，但其实是在度假。美国的公司在举行销售会议时也是这样，比如他们会选择阿卡普尔科2或者巴哈马3这样的地点。
这时我们开始下坡，付家庄越来越近了——眼前是巨大的岩石峭壁，铺满黄沙的海岸空空荡荡，一月的风从海上吹过，海浪随风拍打着沙滩。离海岸不远的海湾上，漂浮着五座隐隐绰绰的小岛。一对男女正在沙滩上亲热——中国人亲热时喜欢站在风吹不到的地方，他们通常会选择岩石或者建筑物的后方，而且总是和对方紧紧地抱在一起。他们一直在亲来亲去，但看见我们时便走开了。一个醉酒的渔夫正摇摇晃晃地走向他的大木船，那船仿佛是从中国古画中搬出来的：船底是利落的圆弧形，船身非常笨拙，总体呈现出一只木鞋的形状，也许这样的设计很适合在海上航行。
这又是一座典型的中国城市，因此也如同噩梦一般，沈阳今夜的温度是零下30摄氏度——所有东西的表面都结满了细小的冰针和冰花。大街上几乎空无一人，在如此黑暗的夜晚，沈阳看起来像是一座黑白老照片中的城市。它安静得无可挑剔，闪烁的灯光寥寥无几，黑与白便是它的色调。我的问题在于，每当呼气的时候，眼镜片上都会泛起一层白霜。
我问Cherry Blossom会不会带游客来这里，她说那些人并没有时间过来。
列车从哈尔滨开出13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沈阳。我已经受够了这趟车，于是决定明天换一趟车来继续我的旅途。同时，我还可以在沈阳逛一逛。
“有些人的脸长得很好笑。”她说。
车上的灯光很黯淡，地板上的雪还没有融化。我已经冻僵了。尼古拉说希望现在就已回到了尼斯。我试着想了想自己愿意待在哪里。我考虑了很多种可能性，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还是愿意待在这里做现在的事——向南行驶，前往中国的海滨城市大连。在回家乡还是去他乡之间，也许很容易做出选择。显然这次我选择了去“他乡”，不是吗？
“Cherry，你见过最好笑的脸长什么样？”
我问了他对中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的看法，还问了他的旅行经历、他的理想和他的家庭情况。但他的回答不怎么有趣，最后我放弃了努力，建议他学中文。
她尖声说道：“就是你的脸！”然后，她用手捂住眼睛，大笑起来。
“Maybe I booleeve—（也许我上兴——）”
“Cherry Blossom，你又开了个莽撞的玩笑！”
“You have to repeat the whole sentence.（你应该重复整个句子。）”
我们去了一家又大又空的餐厅喝茶。除了我们，这里没有别的客人。这家餐厅位于付家庄的一个悬崖上头，周围的风景尽收眼底。
“Maybe.（也许吧。）”
“你想去看看‘龙洞’吗？”
“Do you believe that Klaus Barbie is guilty of Nazi war crimes?（你相信克劳斯·巴赫比犯有纳粹战争罪吗？）”
我答应了她，于是她把我带到楼上，那里还有一家装饰成岩洞的餐厅。餐厅的墙是用纤维玻璃做的，里面摆着鼓鼓的棕色塑料假山，闪烁的灯光从塑料钟乳石内透出来，每张桌子都被固定在一条墨绿色的裂缝中，桌子周围铺有仿造的苔藓和石子。这家餐厅背后的创意也许并不糟糕，但它却再次生动地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中国人做起事来永远不知道适可而止。这样的装修不但庸俗不堪，而且毫无造型和艺术可言，十分怪诞可笑。它就是一个复杂的灾祸现场，到处皱皱巴巴、臭气熏天，像个已经开始熔化和发臭的巨型塑料玩具。你就坐在那堆皱皱的岩石上吃着鱼脸肉配鲜姜，一不小心额头就会磕上钟乳石。
“Non. I do not booleeve een Gott.（不，我不兴三弟。）”
Cherry Blossom问我：“你觉得浪漫吗？”
“Nicolas, do you believe in God?（尼古拉，你信上帝吗？）”
“也许有人会觉得浪漫吧，”我说着指向了窗外，“我觉得那才浪漫呢。”
我向他解释了“believe（相信）”作为动词的用法，然后说我们来实际运用一下。
夕阳已经沉入渤海湾，将大连的小岛、悬崖和空无一人的长滩都染成了橘色。
“要我教你英文吗？”我问，因为这样我便可以借机问他一些个人问题了。他高兴地答应了。
Cherry Blossom对我说：“让你的想象力飞起来吧！”
“不——理——我——”他模仿道。
我们离开了“龙洞”（我心想：加利福尼亚肯定有个类似的餐厅）。我说：“我知道有一种康复游，大家都到你们省来体验中医疗法。”
“比例——五（Believe）。”我教他发音。
“是的，类似于减肥中心。”
“这个词怎么念？”他用戴着手套的手指向词汇表。
“Cherry Blossom，你是从哪知道这个的？”
他在看一本名为“Easy Steps to English（《轻松学英文》）”的教材，不过才看到第三章。
“我们学院有美国外教，他们教了我很多东西！”她很热爱在大连外国语学院度过的学习时光。如今她已经二十二岁了，但她坚持要继续学习和工作。她不打算结婚，在向我解释原因时，她一改之前的幽默作风，变得沮丧起来。她不结婚的决定是在一次访问北京之后做出的。当时她带领了一群来访的医生去参观一所中国医院——看那里的人如何工作，如何对待病人，如何做外科手术，等等。那些医生表示有兴趣观摩产妇分娩。Cherry Blossom当时在场见证了整个过程，她说婴儿出生的那一刻她差点晕过去：小孩子的头被挤得扁扁的，脸上都是血，产妇的羊水哗啦啦地流，满屋子都是母亲和孩子的嚎叫声。
我们相互倾诉着各自在东北地区低温天气中的经历。
但从各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次完全正常的分娩。
他吃力地用英文告诉我：“I am in Harbin. I am very cold. I go into a cinema to get warm. It is not a cinema! It is a big room. With chairs. Chinese people in the chairs. And they are all watching a small television. I sat there all day. It was not warm but it was better than the street.（我在哈尔滨。我很冷。我去了一家电影院取暖。那根本不是电影院！只是一个大房间。里面有椅子，中国人都坐在椅子上。他们都在看一台小电视。我在那坐了一整天。那里并不暖和，但比街上好点。）”
“真是一团糟，”她边说边厌恶地摸了摸她那圆嘟嘟的脸蛋，“我很害怕，我讨厌这样。我绝对不生孩子——绝不。我不要结婚。”
我在车上闲逛时遇到一个法国人，此人名叫尼古拉，正要返回北京。他是一名来自尼斯的木匠，完全不知道现在自己身处何地。他不会说中文，正在尝试自学英文。他说自己在中国待得一点也不开心。他说，这里的食物令人作呕，宾馆也脏乱不堪。他问我有没有去过哈尔滨。
我说：“也不是结了婚就一定要生孩子的。”
初冬的傍晚，所有的村庄都烟雾缭绕的，因为到了吃饭时间——所有的炉灶都被点燃了。那些小小的屋子像简单的积木一样排列在山坡上，宛如雪地中的玩具小镇，一缕缕炊烟正均匀地从它们的屋里冒出来。
她一直在摇头，认为这样的想法荒谬得很——她无法接受。如今，结婚的全部意义就在于生孩子。虽然现在强调，最理想的婚姻应当同工作联系起来，夫妻双方最好来自同一单位，来自同一个忙碌的小分队，但Cherry Blossom无法忘记在北京首都医院15的产房里见到的一切，她无法克服那种恐惧。她说，她想一直待在单位的女工宿舍，继续自己织东西。
众人因此笑了起来，因为这是一套现成的说辞，目的就是为了装糊涂，阻止别人喋喋不休地说下去。后来他在吉林与辽宁边界处的四平下了车，下车时仍在胡言乱语。
我打算坐船去烟台，但当我们穿越整个大连来到港口时，已经是深夜了。途中我们经过了以前属于资产阶级的郊区，那里的房子都是日本人和苏联人建的。在这些街区倾斜的道路上，分布着一些破旧的半独立式洋房和灰泥平房，房子上方都是些光秃秃的树。我在中国还从未见过类似的房屋。郊外的街道、尖桩的栅栏和砖砌的围墙都与这些房屋相得益彰。后来我还在它们的前院里看见了晾晒的衣物，在窗户旁边看见了中国人。
他一直跟着我，于是我吼了回去。“我听见你说话了，同志，但我听不懂！”
我经常像这样走在街边，边走边观察那些带有山墙、飞檐和竖窗的阴森森的大别墅，但这样的场景往往是在噩梦里出现。那些房屋初看上去跟我梦里的很像，但后来我在窗边看见邪恶的面孔时，我便意识到自己不再安全了。在噩梦中，我有多少次被追逐在这样的街道上啊！
但他并不是喝醉了，而是疯了。如果一个中国人老是独来独往而且总表现出攻击性，那么他一定是精神错乱了。
“你就要走了，我很难过。”到达游轮时，Cherry Blossom这样对我说道。
“他一直在喝酒。”另一个人说。
在我的中国之行中，她是唯一这样跟我说话的人。虽然言行举止都很老套，但她人真的很好。我祝她一切顺利，并同她握了手。我要告诉她，我很感谢她的照顾，可是刚开口就被她打断了。
有人说：“他喝醉了。”
“保罗，祝你一路顺风。”她说完又咯咯地笑了，对于自己的爽朗，她感到很得意。
他继续念叨着这些名字，并且开始跟着我走。
1意大利著名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1941—2018）执导的《末代皇帝》，由尊龙、陈冲等主演，1986年在北京、大连、长春等地拍摄，1987年上映。
一个男人朝我挥舞起了双臂，虽然并非有意，但他的动作着实有些危险，因此附近的人都闪开了。然后他开始尖叫：“美国！基辛格！尼克松！”
2阿卡普尔科（Acapulco），墨西哥重要港口城市。
他们只是笑笑，或者耸耸肩。对于厕所里的冰锥、地面上结的冰、餐车中呼啸而过的风以及在车厢连接处形成的冰窟，他们都无动于衷。我真羡慕这种毫不在乎的态度。虽然我在中国见过很多胆小鬼，但坚忍不拔却是中国人最大的特点。
3巴哈马（Bahamas），位于大西洋西侧的岛国。
我不停地在各个车厢间穿梭，同车上的人打招呼，交流了几句之后，我总会说声：“好冷啊。”
4编者注：中国大陆法定结婚年龄为男性22周岁，女性20周岁。
车里几乎没什么人往窗外看。有人用锡杯吃着面，有人大口啜着茶，有人高声说着话，有人睡着了。最近火车上的规定有所放松，允许乘客在车内玩牌类游戏，很多人正利用了这一点。实际上，他们是在硬座车厢里赌博，还有一些人聚在一起打麻将。
51905年9月5日，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朴次茅斯海军基地，日俄双方代表签订《朴次茅斯和约》，宣告了日俄战争的结束。
透过车窗上亮晶晶的白霜向外望去，穿得鼓鼓囊囊的行人正在慢慢地穿越雪地。此外，骑自行车的人、赶牛车的车夫和背书包的孩童也都是如此。我看见马匹们绝望地在一丛丛干硬的残草间搜寻着食物。有时眼前会出现白茫茫的一片，其中能辨认出的只有一排电线杆——就是中国常见的那种，连着好几英里都排满了这种丧气的十字架。现在我们到了吉林省境内，一层冰冷的雾气飘荡在满是积雪的大地上。
6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昵称泰迪（Teddy），美国第26任总统，人称老罗斯福（以区别于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因成功调停日俄战争，1906年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人。1908年签署法案，将半数庚子赔款退还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因其影响力，位列拉什莫尔（Rushmore）“总统山”四头像之一。著名的玩具“泰迪熊”也是以他的昵称命名。
我挣扎着是否要在长春停留，不过很容易就做出了决定。长春太冷了，所以我决定继续往前走。火车内壁上的冰越来越厚，时间慢慢流逝着。我一件件地把所有衣服都穿上了，到下午三点左右，我把双手缩进袖子坐在那里读《论语》，用鼻子翻着书页。
7帕卡德（Packard），美国老牌豪华汽车生产商。
中国有一个重要的电影制片厂就坐落在长春，当时电影厂正在跟人合拍一部电影，讲述的是中国末代皇帝的一生1。如果只涉及他在位的时间，那么这部电影将非常简短。这位皇帝于1908年登基时只有三岁，但仅仅过了三年多他便退位了。他的名字叫溥仪，长大后他又取了个英文名字叫亨利（Henry）。后来日本人成立伪满洲国，选中了亨利作为傀儡皇帝来执政，一直在长春控制着他。这个莫名其妙的政权崩溃瓦解后，亨利被苏联人作为战犯逮捕。和出生时一样，在他的弥留之际外界也是一片动荡：当时他身患癌症，“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红卫兵们的咆哮声不绝于耳。溥仪代表了毛泽东坚决反对的一切：他来自腐朽的满清王朝，是当时的统治阶级，拥有财富和特权，他投靠日本人，为中国写下了一段屈辱的历史。
8萨斯喀彻温省（Saskatchewan），加拿大产粮大省，冬季极为寒冷，平均气温达零下25摄氏度。
午后不久我们便到了长春，车站放眼望去都是冒着蒸汽的火车头，而寒冷的天气让蒸汽更加明显。来此处转轨的列车共有十四趟，一阵阵白雾从它们的引擎中翻腾而出。黑色的车轮上挂着冰柱，烟囱里冒出滚滚浓烟，蒸汽冲出活塞时发出刺耳的声响。列车又快又稳地行驶在满是积雪的轨道上，无论是冰与火的交织，还是黑与白的色调变化，都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9三叶草酒吧烧烤屋（Shamrock Bar and Grill），应为波士顿的一家酒吧烧烤屋。
可我有什么好抱怨的呢？车窗外的雪地上，有人在挖洞修篱笆，有人在走路上班，有人在小屋外头晾衣服。不停撞击车窗的大风同时也在侵袭着这些人。穿上冬衣之后的他们看起来鼓鼓的，像极了塞满棉花的布偶，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他们冻得通红的脸颊。我想象着他们在过怎样的生活，然后决定不再抱怨午饭时的鱼干和软骨。
10大西洋大道（Atlantic Avenue），波士顿的一条主干道。
但我后悔把自己的手套和围巾留给他了，因为这又是一趟没有暖气的列车。他们就没有东西需要加热吗？隔间里的温度只有华氏40度出头，餐车里甚至更冷。地面上全是冰，窗户上全是霜。因为冷到无法安静地坐着，我只好在列车的两端之间来来回回地走。
11达里尼（Dalny）, 在俄语中的意思是“遥远的地方”。
田先生耸耸肩，和我握了握手，一个字也没说便走开了。这就是中国人的告别方式：不会徘徊逗留，不会交换地址，不会依依不舍，不会有任何的多愁善感。他们只是在离别时刻背过身去，因为从此你将不再重要，因为他们还有那么多其他的事情要操心。就像中国人聚餐之后的分别一样，大幕砰然落下，然后大家都消失不见。虽然这样的分别方式有些敷衍，但我并不在意——这显然让他们远离了虚伪。田先生渐行渐远，很快便消失在一片穿蓝衣的人群之中。
12编者注：大连旧称“青泥洼”，1898年被沙俄强行租借，命名为“达里尼”。日俄战争后被日本占领，1905年改称为大连市。1945年日本投降，苏联红军进驻。1950年改名旅大市，取旅顺、大连各一字而得名。1955年苏联撤离。1981年复称大连市。
“在大连我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我说。
13华美达（Ramada），美国知名酒店连锁品牌。
我们正在进行一场热烈的对话，田先生和我。他在向我描述“红卫兵”不同派系之间如何在哈尔滨的大街上斗殴——学校跟学校斗，工厂跟工厂斗，每一派都声称自己是最纯粹的毛泽东主义者。到车站后，田先生又跟我讲墙上是怎样被涂满各种标语。“那完全是糟蹋东西。”他说道。中国人的坦率总能触动我，让我心怀感恩。列车伴随着响亮的汽笛声慢慢靠近，我脱下了自己的羊皮手套、围巾和冬帽，这些都是我为了在此处御寒而特意添置的。我把它们递给了田先生。
14作者注：她的说法不对。真正的原因是，毛泽东曾发起过一项决议，禁止各省、市、城镇或广场以他本人或其他在世领导人的名字命名（《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哈尔滨城里城外都是一样地冷——无时无刻不冷，角角落落都冷。为了让自己暖和起来，唯一能做的就是往南走，离开这座城市，离开黑龙江。从《中国日报》上的报道来看，在700英里之外的渤海湾有座叫大连的港口城市，那里天气应该不错。田先生又跟我说了一遍，温暖的天气会让他感到不适。
15现北京协和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