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去了机车棚，在那里见到了地陪金女士。机车棚里弥漫着烟雾和蒸汽，光线也很暗，但同时也很暖和，因为有人正在给锅炉生火，熔炉内也是火光闪耀。我正信步走着，不料金女士却猛地将自己砸向我，直接把我推到了墙上，接着她歇斯底里地笑了，笑得颤颤巍巍的——这是中国人最可怕的笑声之一。后来我才明白，原来她救了我，不然我就踏进了地上那个深洞，那样我的后背肯定会摔坏。
“不行，太远了，改日再去吧。”
我被弄得惊慌失措，必须去外面深呼吸几下才行。整个小镇的积雪都被碾压得硬硬的，所有街道和人行道上的冰都没人清理。人们习以为常地在冰上骑车，步行时也有自己的方式——稍稍拖着脚走——这样可以防止摔倒。
“今天就去吧。”
“这个镇子是不对外国人开放的，”田先生夸耀道，“你能到这里来真是非常幸运。”
“我们会找一天去原始森林的。”田先生说。
“朗乡有少数民族吗？”我问，当时我心里想的是布里亚特人、蒙古族人、满族人和西伯利亚土著人。
第二天，我乘坐窄轨列车沿着伐木的路线进入了森林深处，最后却感到很失望。我原以为可以见到一片荒野，但那里却满是砍树推土的伐木工人。
“有回族，”金女士回答，“还有朝鲜族。”
整个小镇一片漆黑。宾馆很冷，我的房间也很冷。尽管才傍晚六点半，但我已经爬上床了——总之，我穿了最多的衣服钻进被窝，缩在毛毯里听我的短波收音机。在朗乡的夜晚，我都是这样度过的。
在小镇全都暗下来、人们又重新开始等待天亮之前，我们去了一家朝鲜餐厅。那是一栋简单的木制结构小屋，地板是石头铺的，开放式火炉里的火正烧着，不仅可以取暖，还要用来做饭。四个朝鲜妇女围着火炉在吃饭——她们都是餐厅主人的亲戚，而餐厅的主人则是一位更年轻的女子。这些人都戴着皮帽，围着漂亮的围巾。她们身材矮小，脸型四四方方的，肤色相当暗沉，牙齿大而整齐。
我的问题似乎解决了，任何提高产量的政策都是好东西。我心想，如果出现经济衰退的话，愿上帝保佑中国。
“我分不清朝鲜族人和汉族人。”田先生对我说。
“当然，”他说，但我无法分辨他的态度，“生产规模大了许多，产量也提高了。”
这个小镇上只有几百名朝鲜族人，但全中国有二百万。
“你觉得那样是不是更好？”
“人们来这家餐馆时会说朝鲜语。”一位妇女说道。
“没有，每个人都分了一块地，给他们自己种。”
这几名妇女都是在中国出生，然后嫁给了朝鲜族人，但她们的父母都出生在朝鲜。其中年纪最长的一位大约四十岁，最年轻的那位可能不超过二十岁。我想问问她们是不是经常戴这么漂亮的围巾和帽子——甚至她们的外套都很时髦——但我不想让自己听起来高人一等，于是我难得矜持礼貌了一回，什么也没问。
“农民们都走了吗？”
“我想去朝鲜看看，”一名妇女说道，“但我不知道去哪里。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出生在什么地方。”
“它被取缔了，”他说道，“解散了。”
“你们会和汉族通婚吗？”
我问丛先生，他所在的公社后来怎么样了。
“有时会，但我们都没这样做。”
田先生的脸上显露出了无尽的厌倦——但那是一种心平气和的厌倦——我从中可以看出，丛先生和田先生毫无共同之处。在中国，代沟有着特别的意义，并且不容忽视。
她们一边吃饭一边柔声细语地说笑着，她们也问了我一些问题——我从哪里来？结婚了没有？有孩子吗？我多大了？她们总是面带微笑，不像汉族人那么严肃和冷漠。她们说，尽管她们的文化在中国只剩下了美食和语言，但她们仍然为身为朝鲜族人而感到自豪。她们的丈夫不是伐木工人就是仓库管理员。
丛先生表示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寒冷。他连帽子都没戴！他来自遥远的北方，1950年代他曾到那里拓荒，在一个生产玉米和其他谷物的公社劳动。虽然他年纪不是很大，但却有点像中国人说的老古董。作为来自中国最偏远地区的一名公社工人，新的改革让他感到困惑。他有四个孩子，如今这是个可耻的数字。“因为超过了两个，我们受了罚，”他说，“作为惩罚，你可能会失去工作，或者被调去别的岗位。”
在朗乡的日子，我的手脚自始至终都是冻僵的——像针刺一样地疼。我的眼睛也很痛，肌肉已经硬到动弹不得。连我脑子里的抱怨声都冻得冰冷。田先生问我想不想去滑雪场看看，我答应了，于是我们驱车来到了镇外四英里（6千米）的地方，此时太阳刚刚滑落到远山背后，随着夜幕的降临，天气变得更冷了。
朗乡宾馆的餐厅是目前为止我在黑龙江省内到过的最冷的房间。我拉紧了帽子，用手垫着屁股，坐在那里哆嗦个不停。我把自己的温度计放在桌上，上面显示的是华氏36度（摄氏2度）。
黑白相间的山体上共有十条滑道——其实就是被切割出了坡度的冰槽。人们把一些跟棺材盒似的小箱子拉上山，然后坐进去从槽道上砰砰砰地往下滑，箱子碰撞时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人们也跟着一起尖叫。我在严寒中上蹿下跳，向田先生表示我对此不感兴趣。
“五点就是晚饭时间，哈哈！”这一声“哈哈”是在告诉我：惯例就是如此，又不是我规定的，所以你不要这么难讲话。
田先生带着一个容易开裂的“棺材盒”艰难地爬上了坡，滑下来的时候笑得露出了满嘴大牙。他又来了一次。也许他爱上了这项运动。
“现在连五点都不到。”我说。
“您不喜欢滑雪吗？”他问。
“我们可以吃晚饭了。”丛先生说。
“田先生，这不是滑雪。”
冷风穿过宾馆大堂，把门帘吹得鼓鼓的，让它看起来像一面扬起的风帆。
他惊讶地问道：“这不是吗？”
对于我的讽刺挖苦，他并没有理会，而是说道：“啊，干净的。”然后他摇了摇头，好像这个要求很无理似的：“那你得等等。”
然而，他还是一直滑个不停。
“我想换换口味，那么就来间干净点的吧。”
我沿着小路朝山下走去，途中发现了一处小棚屋，有点像看守人待的地方。屋子里有个火炉，生动地展示着大家在朗乡是如何取暖的：炉子里的火极其微弱，导致棚屋的墙上还留有半英尺厚的霜，所有的墙（木墙和泥砖墙）全是白色的。
“这里的房间怎么样？”我问。他用很快的语速对丛先生说了一番话。“您是要干净一点的房间，还是普通的？”田先生问。
我一直在记录温度，主干道上是零下34摄氏度，宾馆大堂是零度，餐厅刚刚超过零度。食物被砰地放下之后一分钟就会变凉，于是菜里的油脂便会凝固。他们提供的菜有肥腻腻的肉、油乎乎的土豆、大米粥以及大块的生青椒。这是中国菜吗？有一天我吃到了包有肉和米饭的卷心菜，上面还浇了肉汁。在苏联和波兰时我也吃过这种东西，他们管它叫“golomki（卷心菜卷）”。
为了维持血液循环，我一直不停地蹦蹦跳跳，而田先生只是耐心地站在一旁。
持续的低温让人感到非常疲惫。我开始享受早早上床的生活了。我会先躲在毛毯下面听BBC和VOA，几小时之后再脱掉毛衣和一层袜子，到第二天早晨被窝里就会变得很暖和，有时会让我忘了自己在哪里。后来见窗户上的霜已经厚到无法望见窗外，我才会想起自己还在朗乡。
“对呀，宾馆也会的，整个朗乡都会暖和起来的。”
这里没人谈论寒冷的天气。不过也是，为什么要谈这个？他们自己乐在其中——真的是这样，在冰上舞蹈，在冰上滑行。有一天傍晚，我在黑暗中见到一些孩子在一个冰架上相互推搡，直到对方跌落到结冰的河面上（有些人在河面的冰上凿洞取水。）这些在寒冷的黑夜中玩耍的孩童，让我想起在南极洲的漫漫长夜中嬉戏于浮冰之上的企鹅。
“我是说，宾馆里面很冷。”我说。
* * *
“还有三四个月。”
旅行时我会做很多梦，也许这也是我旅行的主要原因之一。做梦和很多因素有关，比如陌生的房间、奇怪的声音和味道、摇摇晃晃的感觉、五花八门的食物、对于旅行的焦虑——尤其是对死亡的恐惧，当然还有气温。
“什么时候？”
在朗乡的话，过低的温度总让我做一些又长又累人的梦。寒冷的天气让我无法进入深度睡眠，所以我一直处于刚失去意识的浅睡眠状态，就像一条漂游的鱼。我在朗乡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被困在了旧金山的一所房子里。我戴着耳机用机关枪扫射了一通，从前门跑了出去。我逃上了一辆路过的缆车——当时里根总统正拉着车上的吊环站着。我问他，是不是正在经历上任以来相当艰难的一段日子。他回答说：“太糟糕了。”后来我们一直说个不停，直到我被冻醒。
“会暖和起来的。”
不过那还没完，后来我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这回我梦见自己在一所时髦的大房子里参加圣诞派对，南希·里根也在。她的头发上缠着粗粗的白色卷发棒，胳膊很纤细，眼睛有点凸出。她对我说：“你很幸运，能有这样的家乡。”她说这话时，我才意识到我们正身处科德角，可能刚好就在我家里，只不过梦里的家要更完美一些。她伤感地说道：“我小时候很穷。”我对她说：“我刚才梦见了里根总统”——然后我就在梦里跟她讲之前做过的那个梦。
“这里面很冷。”我对宾馆经理丛先生说道。
在事情变得更加离谱之前，田先生过来敲门把我叫醒了。
我们到达朗乡时是下午三点左右，那时候天已经开始变黑了。北纬地区的冬季就是这样，夜晚来得很早。我迈出了寒冷的车厢，踏上了冰冷的月台，然后我们去了宾馆，那里也很冷——但我发现室内的湿冷比室外的严寒更加难以忍受。在紧闭的门帘和幽暗的灯光中，这宾馆就像个地下墓穴。
“我们今天去原始森林。”他说。
田先生解释道：“他卖的不是老鼠，是老鼠药。把这些死老鼠摆出来，是为了证明药效。”
我们驾驶了近30英里（48千米），后来金女士也加入了。开车送我们的司机姓应。道路不仅结了冰，而且颠簸起伏，非常狭窄，但一路上除了偶尔见到几辆军用卡车外，几乎没有别的车辆。我们到了一个叫“清泉”的地方，那里有个小木屋，然后我们便开始徒步穿越森林。林子里到处是积雪，但并不是很深，大概只有一英尺（30厘米）。树木都很高大，离得也很近——肥壮的树干一个挨着一个。我们沿着一条窄路往前走着。
“不是，不是！”在寒冷干燥的空气中，这个男人的皮肤已经冻成了紫黑色。然后他又开始讲话，但说的是方言，我听不懂。他说话时，围巾上的冰晶慢慢融化了。
我问了金女士一些她的个人情况。她非常坦诚自然，挺讨人喜欢的。她今年32岁，有个女儿，丈夫是政府部门的职员。他们一家三口同其他六位亲人共同生活在朗乡的一套小公寓里——三个房间一共住了九个人，婆婆在家负责做饭。在这样拥有大片空地的省份，人们却不得不住在密集街区的拥挤空间里，这似乎有点残忍。然而这样的情况很常见，而且住在同一屋檐下的都是一家人。我老觉得，中国的秩序是靠传统的儒家家庭来维护的。在邓小平改革之后，家族企业和家庭农场应运而生。
“老鼠也可以当药？”
我踢着脚走在树林里。
“不不，”一阵模糊的声音从覆盖着冰霜的围巾后面传过来，“我在卖药。”
---“你读《毛泽东语录》吗？”我问金女士。
“你们吃这些东西吗？”我问。
“有时会读，”她说，“毛主席为中国做了很多伟大的事。现在大家都批判他，却忘了他也说过很多有智慧的话。”
这里几乎算不上一个城镇。它只是一个由一堆平房组成的村落，除了中央巨大的贮木场外，还有一条主干道，脸上裹着围巾的人们整天站在那里售卖肉类和蔬菜。有一天我在朗乡见到一个男人，他面前摆了一块方布，布上放着六只冻得僵硬的死老鼠和一堆老鼠尾巴。朗乡的条件真的糟到连老鼠和老鼠尾巴都有人吃了吗？
“你最喜欢他的什么思想？你觉得能体现他智慧的？”
远处的群山是小兴安岭最南部的一片山峰，山的前面全是森林。这个地区大部分的人类聚居地都只是由伐木场发展壮大而成，而朗乡则是中国伐木业的一个中心。但我之所以过来，是因为这里有一条窄轨铁路可以通向森林深处，人们要从那里把木材运回镇里加工。
“‘为人民服务’，”金女士答道，“我没法全部背给你听，那太长了，但真的很有智慧。”
让我惊讶的是，竟然有孩子站在屋外看火车经过。他们只穿了薄薄的外套，没戴帽子和手套，其中许多人的双颊都被冻得通红。他们的头发很久没洗，一缕缕的像大钉子一样在头上翘着，脚上穿的是布拖鞋。他们看起来非常耐寒，我们经过那些满是冰雪的村庄时，他们会朝火车大声喊叫。
“那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呢？——你会唱吗？”
列车仍在稳步前行，途中频繁地靠站。车门开开关关，冷空气如同冰箱里的冷气一般从外面跑进来，每次都会在车厢内形成一股凛冽的风。我讨厌起身，因为再次坐下时座位又会冻得冰凉。
“噢，会呀。”她答道，然后真的在我们穿越丛林的路上唱了起来。这首歌的曲调并不朗朗上口，但却充满了抑扬顿挫的音符，很适合我们轻快的步伐：
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在我看来，与之相反的观点似乎更能成立：凡是少胳膊的、瞎眼的、聋子或者诸如此类的人，内心会生出一种新的感情。在H.G.威尔斯的小说《盲人国》中，真正有缺陷的其实是视力正常的人。我之所以对书里的这段话印象颇深，是因为在车上看到了跛脚的人。后来我在朗乡又遇到了一个驼背，他亲手搭建和布置了自己的房子，为的是方便自己同时从事收音机修理和影棚摄影的工作，这让我再次想起了上面这段话。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老实说，凡是瞎眼的、独眼的、聋子、哑巴、缺腿的、少胳膊的、驼背的以及诸如此类的人，我对他们都有一种执拗的成见。我发现人的外表同内心之间有一种奇怪的联系：一个人五官四肢一有缺陷，他的内心就会丧失某种感情。9
我边走边观察着林子里的鸟类。中国很少有地方的树上全是鸟，这里是其中之一。那些鸟小小的，飞起来很快，一般都栖在很高的枝头。我遇到的问题在于，为了方便调节焦距，我只能光手拿着我的双筒望远镜。气温已经达到了零下30度，这意味着再过几分钟我的手将会冻到无法操作。尽管严寒刺骨，但仍可以听见鸟叫，整个森林都充斥着啄木鸟用嘴轻轻敲打树干的声音。
我在座位上冻僵了，戴着手套捧着《当代英雄》，用鼻子翻着书。一旁的中国人也许在想：这就是他们鼻子那么长的原因吧！虽然这本书很薄，但我一直没看完，有好多次我都是从头开始读的。但它的主人公毕巧林8是一个浪漫的朋克，他老想着去死，所以他叙述故事的方式也是断断续续的。我们沿着铁轨一路向前，我读到了毕巧林最具个性的一段观点：
“田先生，你能唱点什么吗？”我问。
车里越来越冷了。如果总是要停站和开门，那么供暖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中国人的理由。对于厕所他们也是这样解释的：要是冷空气可以从地上的洞口钻进房间，那么就没有必要给厕所供暖了。如果不能有效地让房间暖和起来，那么根本就没有必要提供暖气。正因为如此，这个地区的人才从来不脱秋衣秋裤，而且吃饭的时候还要戴皮帽。
“我不会唱《毛主席语录》。”
中午时我们到达了桃山镇，田先生告诉我：“大家会来这里滑雪。”有的乘客下车了，但那些人看起来更像伐木工人而不是滑雪者。然而西北方向的确有许多雪山，最具西伯利亚气息的则是一片白桦林。
“那就唱点别的吧。”
车上的厕所也像是孩子设计的：只是在地板上挖出了一个直径两英尺（60厘米）左右的洞而已。当然，我以前也见过蹲便式厕所，可是这一个还在以每小时50英里（80千米）的速度穿越中国北方的冰雪。厕所里没有管道也没有挡板，低头可以看见车底的冰迅速从眼前划过，寒冷的气流会从洞口钻上来。要是有谁傻到来用这样的厕所，那么他身上那个几乎从来不会受冻的要害部位肯定会被冻坏。它简直就是个拿来冻屁股的冰柜，但尽管如此，乘客们还是一个个地往里钻。而从里面走出来时，他们总是眯缝着双眼，紧咬着牙关，仿佛刚才被什么东西狠狠地夹了一下。
他突然一把取下了毡帽，尖声唱了起来：
穿越了几小时雪地之后，列车进入了一个山区。山里的村落都很小——短短的三四排平房，有些房子是砖砌的，有些则是泥土和木材搭建的。这些都是最简单的斜顶小屋，样子跟一年级小朋友画出来的差不多：窄窄的门，一扇窗户，粗粗的烟囱里冒出一缕炊烟。
Oh, Carol!
过了一阵子，他告诉我他唱的是《斯卡布罗集市》，这首歌的演唱者西蒙和加芬克尔是他最喜欢的歌手。他们在哈尔滨大学很受欢迎，《恶水之桥》是大家梦寐以求的专辑。
I am but a foooool!
“曲调很熟悉，”我说道，但我想不起歌词了。他盯着我，要求我再回忆回忆。我说：“我放弃了。”
Don’t ever leave me—
代我向那儿的一位姑娘问好……）
Treat me mean and croool...
欧芹、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
（哦，卡罗尔！
（您正要去斯卡布罗集市吗？
我真是个傻瓜！
Renmanbee da warn hoo-day...7
请别抛下我——
Party say roomee tie!
请别残忍对待我……）
Ah goon Scamba Fey!
他的歌声充满了力量与激情，这是尼尔·萨达卡10的一首摇滚老歌，唱完以后他告诉我们：“这是我们以前在哈尔滨大学老唱的歌，当时我还是学生！”
“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还有这个——”接着田先生张开了口，发出了一阵乌鸦般哀怨的声音：
林子里没有风，只听见鸟叫的声音——叽喳声、呢喃声，还有用嘴啄树干的声音。田先生和金女士看见一座不远的小山丘上冒着烟，于是决定前去一探究竟。我继续拖着沉重的步伐往前走，边走边观察附近的鸟类。我见到了一些沼泽山雀和三种啄木鸟，而我想找的是一种跟鸡一般大小的黑啄木鸟。我看见一对旋木雀在一根树干上移动，它们将自己的羽毛抖得松松的。看到这些娇小的鸟类丝毫没有受到寒冷天气的影响，我感到很高兴。
“那你喜欢什么呢？”我问他。这时我扔掉了筷子，开始用手把黑木耳抓起来吃。
然后，我清楚地听到了一声枪响。我转过身，看见司机应先生跑进一个灌木丛，捡回来一只死鸟。他带了枪！我拖沓着脚步顺着原路往回走，他正把那只死鸟塞进自己的口袋。
“我喜欢这首歌，但我不喜欢中国音乐。”田先生说。
“你在做什么？”
我请他解释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词。这首歌的主人公是一名战斗在越南边境的士兵——我在云南坐的那趟车，再往南走一点就是越南了。这名士兵已经结婚，但妻子并不在身旁。他深深地思念着妻子，意识到自己是为她而战——最后他们胜利了，他成了英雄，这一切都出自她的鼓励。这样的叙事代表了中国的一种转变：几年前，他应该还在为毛主席而战，但为另一半奋斗其实要更有意义一些。由此看来，这首歌和《要让炉火燃着》6很像。
“你看，一只鸟！”他得意洋洋地说道。他拿的是一支直接取自射击场的单发0.22小口径步枪。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十五的月亮》。”田先生回答。
“你打算把那只鸟怎么样？”他打死的是一只朱雀，此刻我正把他捧在手心。它的身体很柔软，个头非常袖珍。在这样一个寒冷阴郁的地区，这只死去的鸟身上竟然还有温度。我捧着它，像捧着一道奢侈的餐前小菜。
“这是什么音乐？”我问。广播里正在放一首歌曲，我在别的车上也听到过。
应先生也许听出了我的敌意，他没有回答我。
服务员给我们拿来了冰冷的面条，冰冷的腌洋葱，造型像沙滩玩具的午餐肉丁，以及冷冰冰但很好吃的黑木耳——这是黑龙江的特产。田先生还是吃了面条。在中国就是这样，即便有些东西不合你的口味，但当菜单上除了它什么都没有时，你还是得吃。
“你要把这只鸟吃掉吗？”
“除了面条，什么都行。”他说。
他低下头，用脚踢着雪，像一个被责骂过的小孩。
“你想吃面条吗？”我又问。
这只鸟根本没什么可吃的，我确信他打鸟只是为了好玩。
“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开枪打鸟，应先生？”
“他们有什么菜？”我问。
他没有抬头看我，他在赌气，觉得失了面子。
餐车的窗户上都是霜，地上都是冰，我桌上有一瓶结了冰的水，瓶子已经胀裂。我的指头太冷，根本拿不动筷子。我把手插进袖子里，缩成一团。
“我不喜欢杀鸟，”我说，“这是一只美丽的鸟，它多好看啊，但现在它成了一只死鸟。”
我冷得睡着了。后来田先生把我叫醒，问我要不要吃早餐。我心想吃点东西可能会觉得暖和点，于是就答应了。
我也对自己很生气，因为我不知道身后跟着一名持枪歹徒，而他要在这里大开杀戒。我原本真的以为自己处在一片荒无人烟的地带。然而，也许是我的话太多了，应先生看起来一副想拿枪射击我的样子。我把朱雀交到他手中，然后走开了。回头望时，我看见他也踏上了这条小径，正往大路走去。我找不到田先生和金女士，但我看见了他们一直要找的东西——山坡上有棵树烧着了，看起来挺刺激的，但那火也成不了什么气候。
“我太热了。”田先生说。
我独自走到了森林更深处，见到了更多鸟类——一群群硕大的啄木鸟正扑闪着翅膀。在麻省的桑威奇，平日里就能看见这么多鸟，但这里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动物圈养程度最高的国家：要是看见野生鸟类，中国人一定会先舔舔嘴巴。
“我很冷。”我说。
在中国，这里是个与众不同的地方。美丽的小鸟在高大茂密的林间歌唱和飞翔，除了我之外见不到别的人。
“我在书上没读到过这些。”田先生说。此时，门被风吹开了。
在这里继续前行根本没有危险。因为在雪地上留下了脚印，我也不可能迷路。我又走了大概一个小时，然后看见了一缕烟。即便走到附近，我也辨认不出是什么。那好像是一团地下的火，我站在它上方，见它从地底的一个深洞里飘出来。洞底有三个中国女孩正在火边取暖。我同她们打了声招呼，她们抬起头，看见了我这个长鼻子“夷人”——这人还戴着傻乎乎的帽子和手套，外套被好几层毛衣撑得鼓鼓的。看来她们真的被吓到了，仿佛把我当作了在边境徘徊的西伯利亚人，毕竟此地离边境只有80英里（128千米）。她们“哎呀”了一声，中国人在表示惊讶时总是会说这两个字。
“没有开玩笑。有些奴隶是为英方战斗的，英国人向他们承诺，只要获胜就给他们自由。英军投降后，这些黑奴被送去了加拿大。”
“你们在干什么？”
“我觉得你在开玩笑，竟然还有奴隶。”
“我们在午休！”
“不光是农民，他告诉了所有人，包括农民、地主、走资派、臭老九、少数民族和奴隶。”
她们爬出洞来看我。她们穿了棉袄和毡靴，头和脸都用围巾包住了。
“没错，”田先生说道，“就是他告诉农民们英国人要来的消息。”
她们说自己就在这里工作，还带我去防风林后面看了她们种植树苗的地方。伐木工人来来往往，一片片山坡都被砍光了。现在的想法是，再过300年左右，这片土地上又会长出一片森林，可供再次砍伐。但是，从中国历年的酸雨记录来看，这样的预期似乎不可能实现。但这里的防风林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好像在山坡上平行排列了许多树篱一样，整体看来，它就像等高图上的一条线。
“保罗·列维尔5。”
在转身回去之前，我跳进洞里烤了会儿火取暖，这三名中国女孩就跪在洞口边缘看着我。直到我出去之后，她们才回到洞中。
“是的，有个人也叫保罗，他也是个重要人物。”
此时我发现田先生正踏着重重的步伐向我走来，他问：“你喜欢这里，对吧？”
“所以，田先生，你了解我们的独立战争？”
“这里棒极了。”
“我中学时学过美国历史，所有中国人都要学的。”
“原始森林，”他说，“没人动过的森林。”
“你怎么知道的？”
“你想不想建一所房子，和妻子单独来这里生活？”
“列克星敦就在波士顿附近。”他说。
“想啊，”他说，“在这里安个家，写点东西，比如诗歌和小说。”
“波士顿附近。”
“再生四个孩子。”
田先生问道：“您来自美国哪个城市？”
“这不允许，”他说道，然后他笑了，“可是这地方天高皇帝远的，他们不会知道，不会有事的。对，我要生四个孩子。”
即使穿了三双袜子和保暖靴，我的双脚还是很冷，而且就算有了厚毛衣、羊皮背心和皮外套，我也没有觉得特别温暖。我戴着帽子和羊毛衬里的连指手套，像个傻子一样，但恼火的是我还是觉得很冷，或者说至少不暖和。此刻我多么地怀念南方夏日的火车和闷热的“铁公鸡”之旅啊，当时我还能穿着我的蓝色睡衣在车上到处乱转！
我们走到了伐木工人劳作的地方，他们当中很少有人戴手套或帽子。他们穿着相当薄的外套和亮晃晃的白球鞋。我很惊讶，他们穿得这样少，却能经受这样的寒冷。他们正在将一捆捆刚砍下来的木材拖到一起，以便装上卡车。一些年轻的工人停下来盯着我看——也许是因为我穿得太暖和了吧。但工头却因此对着他们咆哮，于是这些衣衫褴褛的伐木者只好回去工作。这片稠密的森林也许是中国最后一片草木丛生的荒野吧，人类的声音和拖拉机发出的嘎嘎声在其中都显得很怪异，让人听了不大舒服。
在这些省份，每趟车都跟军用列车似的。我坐的这趟像是刚从前线回来，车上满是病号和伤员。
金女士已经在往回朝大路走了，我们追上她时天色已经开始变黑。我们一边往停车的地方走，一边讨论着关于死刑的问题。田先生赞成死刑——他觉得要把罪犯都杀掉，这是唯一的办法。但金女士表示不赞同，她说贪污犯和皮条客不至于判死刑，但杀人犯得偿命。
太阳刚出来，列车就呼呼啦啦地冒着白烟进站了。这趟车从600英里（965千米）以外的大连开过来，途中每一站都停。正因为如此，车上的垃圾多到让人叹为观止——到处是花生壳、苹果核、啃过的鸡骨头、橘子皮和油兮兮的纸巾。车内又脏又冷，连人们吐在地上的痰都冻成了一坨坨奇怪的黄绿色的冰。车厢的连接处仿佛一条冰雪隧道，窗户上已经结了一英寸（2.5厘米）厚的霜，车上的门都没有锁，一旦有冷风穿过车厢，它们就被摔得砰砰作响。这就是在黑龙江的体验：我悄悄地从寒冷的室外逃进了室内，却发现更冷了。我找到一小块地方坐下，跟别人一样蜷成一团，连帽子和手套都没有脱。当时我正在读莱蒙托夫4的《当代英雄》，于是我在书的空白处写道：
虽然天气很冷，但我的心情不错。我觉得自己来到了一个中国很难到达的地方，但所有困难都是值得的。它代表的不是一种成就感，而是某种充满希望的感觉，因为这是一个我乐意回来的地方：这里有些东西是值得期待的。
有时我觉得他是故作幽默，有时我又觉得他高深莫测，但同时在某些事情上，他真的是毫无用处。“需要我做点什么吗？”他经常这样问，可每当我提出一个建议，比如去买张票、打个电话或者确认一下某件事情，他都会无一例外地办砸。尽管如此，他还是不停地表示要帮我干点什么。
我五点钟就吃了晚饭，然后上床去躲在毯子底下听收音机——我在朗乡的夜晚都是这么度过的。第二天黎明时分，田先生和我就坐火车离开了这座小镇。天实在是太冷了，我觉得要是途中撞上什么东西，我身体的某些部位可能会直接脱落。这又是一个寒风刺骨的早晨。天空是灰色的，这里从来都是阴云密布。有一些云的背后透出了微弱的光，那是太阳，但那模糊的光圈只是粗略地显示出了太阳的轮廓，如果真有这东西的话。
“没有，”他回答，此时他看见一个人滴了一口痰在地上，然后用毡靴擦掉了，“他们在忙别的事。”
我读书，睡觉，在寒冷中打着牙颤。这趟列车是开放式的，每节车厢都塞满了木头座椅。沿途所有车站它都要停靠，而且每次停站时所有的门都会打开，过不了几分钟，寒风就会穿过整个列车，把车里吹得凉飕飕的。列车启动时门会被关上，但每当车厢里的温度刚开始变得可以忍受，下一站又到了，于是车门又被打开，凉风又钻了进来。
我问：“田先生，还有别人在听这个吗？”
车上的午餐只花了我十二便士，但用来配米饭吃的只有一道菜。那是一种长在黑龙江北部的蔬菜，叫做“黄花菜”，吃起来像一堆剁碎的百合花梗。
“Bourgeois liberalism has been rampant for several years. It is a poison in some people’s minds. Some people make trips abroad and say capitalism is good, and paint a dark picture of socialism.（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已经猖狂了多年，它是人们思想中的毒瘤。有的人去国外旅游，说资本主义好，还要抹黑社会主义。）”
我想到了那名司机，以及自己大声责备他射杀小鸟的情形，于是我问了田先生一些关于“失去面子”的事。中文里有个更加准确的词来表达这个意思：丢脸。
播音员正在读《工人日报》的一篇头版社论。候车室里还有其他人，但他们并没有听广播，而是在相互说着话。他们穿得很暖和，戴了皮帽和连指手套，脚上蹬着长靴。他们烟抽得很厉害，不时要起身去用一下痰盂——这可是火车候车室中最重要的东西。泼妇骂街般的声音仍然不断地从广播里传出来，田先生殷勤地给我翻译着。
在上海时小王对我说过：“外国人不要面子的。”我向田先生转述了这句话。
“We must absolutely not allow a handful of people to sabotage production.（我们必须坚决制止一小撮人破坏生产。）”田先生把广播里鸭子叫一般的声音翻译成英文给我听。
“但我们是要面子的，”田先生说，“在中国就是这样。”
“是的，但我听不懂。”
“怎样才能不丢脸呢？”
“你在听新闻？”田先生问。
“有一个说法，叫做‘脸皮厚’——就把脸皮放厚些，但这不是好事，这代表你麻木不仁。害羞的人容易觉得丢脸。”
候车室的广播里传来一阵粗暴的声音，那个每天早上都要播新闻的北京老女人又在喋喋不休了。在中国，新闻好像一种特殊性形式的唠叨，让人不得安宁。
这个办法挺好，或者至少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就是人的本性。
他一个包也没带，也许把牙刷揣在口袋里了吧。他的口袋里还塞着羊毛帽和一双破旧的手套，完全是轻装上阵，没有任何累赘。他是中国人简朴生活的典型代表，睡觉时还穿着秋衣秋裤，吃饭时也不脱外套。他几乎不洗漱。身为中国人，他也不怎么需要刮胡子。看上去他没有任何私人财物，像个生活在沙漠中的贝都因人3。这一点也深深吸引着我。
田先生说：“如果有人批评你，而你不感到丢脸的话，说明你不是个好人。”
田先生二十七岁，是哈尔滨大学毕业的。他走路的样子有点滑稽，但他十分自信，从不大惊小怪。他很有耐心，也很坦诚，这些品质让我喜欢上了他。因此，虽然他能力不怎么样，但我也觉得无所谓了。到朗乡要坐一整天火车——我们得迎着风雪一路向北。他看起来是个很好相处的同伴，我不觉得他会妨碍我什么。
后来，餐车服务员过来陪我们坐了一会儿。他说我应该穿两条秋裤，一条不够，而且应该穿中国那种厚裤子（我当时已经穿上了滑雪时才穿的长裤）。他来自佳木斯，他说那天佳木斯天气不错，只有零下34度，那里通常有零下38度。他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回去工作了。
田先生说：“我去过广州，觉得那里太热了，浑身无力。”
田先生什么话也没说。他一直在沉思，并且不停地点头。
“我喜欢暖气。”我说。
“你的主意不错，”他说，“在森林里建一所房子，生几个孩子，写点东西。”他穿着破旧的外套坐在寒冷的车厢内，一边说话一边拧着他的毡帽。他还在不停地点头，头发像大钉子一样翘着，袖子上沾了酱油：“我真的想那么干。”
“暖气不好，”他说，“会让你想睡觉，反应也会变慢。”
1帝奇亚诺·坦尚尼（Tiziano Terzani，1938—2004），中文名邓天诺，意大利知名记者、作家，曾任德国《明镜周刊》（Der Spiegel）北京分社社长。
风小了一些，但是依然很冷。它吹在我的额头上砰砰作响，我的手指和脚趾都冷得卷曲了起来，我的嘴唇已经发干发裂。我觉得自己跟山姆·麦基2一样。我走进火车站的候车室时，浑身哆嗦了一下，仿佛我的脸被人按在了一块冰冷的板子上。这里也没有暖气，我问田先生对此怎么看。
2山姆·麦基（Sam McGee），加拿大英语作家罗伯特·W.塞维斯（Robert W. Service，1874—1958）长诗《山姆·麦基的火葬》（The Cremation of Sam McGee）中的主人公，因为寒冷而被冻死。
周围还是一片黑暗，街上空荡荡的，人们缩作一团，成群结队地在等公车。在冬日哈尔滨的公车站，他们往往要等很久，这样消磨时间的方式似乎有点残酷。再者，公交车上并没有暖气。意大利记者帝奇亚诺·坦尚尼1曾经忿忿不平地记录过自己在中国的生活，提到黑龙江时，他引用了一位法国旅行者的话：“虽然我们不确定上帝把天堂设在了哪里，但可以确定，他选的肯定不是这个地方。”
3贝都因人（Bedouin），在沙漠中过着游牧生活的阿拉伯人。
“正是如此。”他回应道。
4莱蒙托夫（Mikhail Lermontov，1814—1841），俄国著名诗人、作家。
“这是中国人的待客之道。”我说。
5在1775年列克星敦战役和康科德战役之前，保罗·列维尔在午夜骑马向殖民地民兵发出警告，提醒他们英军即将逼近。
“朗乡是不准外国人去的，”田先生说，“所以我必须跟您一起。”
6《要让炉火燃着》（Keep The Home Fires Burning），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著名的英国爱国歌曲。
“你坚持要跟我一起来吗？”我问。
7原歌词为“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Remember me to one who lives there...”
现在是哈尔滨的凌晨五点半，气温达到了零下35摄氏度，外面在下小雪——细小的雪粒像小珍珠一样在黑暗中筛落下来。雪一停，杀气腾腾的风就刮了起来，吹在我的脸上如同刀割一般。此刻，我们正赶往火车站。
8毕巧林是莱蒙托夫的社会心理长篇小说《当代英雄》的主人公。
“很冷。”田先生回答。他的眼镜上起了一层白雾。
9草婴译：《当代英雄》，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第61页。
“外面冷吗？”我问。
10尼尔·萨达卡（Neil Sedaka，1939— ），美国著名流行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