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在一月，大部分活动也是在室外进行的。在零下30度的空气中，露天市场依然开放。大家都来这里购物，买买冷冻食品（西瓜、肉类、面包），或者舔舔冰激凌。冰激凌是哈尔滨最受欢迎的小吃——香草冰激凌，其次是将一把樱桃大小的山楂用木签串在一起，在外面裹上一层红色糖浆，他们管这叫做“冰糖葫芦”。市场上的小贩们都乐呵呵的，为了保暖，他们脸上蒙着旧布，手上戴着连指手套，头上顶着皮帽。不用说，他们一整天都得待在室外，而当看见我时，他们则破口而出：“嘿，老毛子！”
我到达哈尔滨时是一月的第一个周末，那天正好是平安夜——俄罗斯东正教的平安夜。我去了一所教堂，看到一个抖抖索索的八字胡男人——也许是苏联人，他显然不是中国人——当时正在用松树枝装饰各种圣像和雕塑。教堂内部看起来很糟糕，而且非常冷。第二天这里举行了一场圣诞节祷告，有二十个人在一起诵经，唱歌，点蜡烛。他们都是苏联人，其中大部分是老太太。他们看起来偷偷摸摸的，跟早期基督教徒一样，但显然没有任何人迫害他们。祷告的氛围很沉郁，直到结束后也没人理我——那些人踩着地上的冰雪嘎吱嘎吱地离开了。
哈尔滨人管发色较浅的老外叫“老毛子”，因为浅色头发总会让他们想起老人家。就此而言，他们还专门把苏联人叫做“二毛子”，但这个称呼被认为有些不敬。
我住的地方也很冷，导致我老要穿三四层衣服。这家店名叫“天鹅宾馆”——我觉得是“冻鹅宾馆”才对。宾馆大堂内有假山庭院和观赏池，但由于太冷，池子里的鱼都死光了，植物也冻成了褐色，看起来硬邦邦的。满族人和汉族人都穿着厚外套，戴着皮帽，他们坐在大堂的沙发上，一边抽烟一边大声说话。有人告诉我哈尔滨有家“国际饭店”比较暖和，但对于在黑龙江的任何人来说，宾馆暖和与否似乎并不重要。各家宾馆拼命吹嘘的是自己的饭菜，他们竞相为顾客提供美味佳肴，比如烤熊掌、蘑菇炖鹿鼻、蒙古火锅、银耳汤、猴头菇和山鸡串。
我来了几天之后，“哈尔滨冰雪节”开幕了。对于这个冰窖般的城市来说，冰雪节就是个用来吸引游客的伎俩，不过这个伎俩还不赖。这个节日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冰雕展。中国人把那些冰雕叫做“冰灯”，这样的说法更准确，字面意思就是“冰做的灯笼”，而这些冰雕内部往往还装有电灯。
他们在车上从不洗漱，理由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是车上既没有热水也没有浴室。可是这无关紧要，在冰天雪地的北国，异味通常不会很明显。他们根本不脱衣服，即便在室内也是如此——帽子和外套都不脱，吃东西时也是这样。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暖气被调到了最小——他们恪守着毛泽东时代的节俭思想，把暖气和照明视作奢侈浪费，只有在影响到生铁或棉布等物资的生产时才不得不多用一些。他们不论在室内还是室外都穿着外套，戴着帽子，因此养成了一些很不好的习惯。其中最坏的习惯就是他们似乎从不关门，不论你走到哪里，门都是半敞着的，冷风就像尖刀一样从门外穿进来。
哈尔滨全城都参与到了冰雪节之中。雕刻者们会把许多冰块堆在灯杆周围，然后一点点地凿刻打磨，直到雕出宝塔、火箭飞船或者人的形状。每个街角都有一尊冰雕，比如狮子、大象、飞机、杂技演员和桥梁，其中一些有三四十英尺（9—12米）高。但最具气势的都在人民公园里面，那里的冰雕占据了80英亩（32公顷）的地方：不仅有冰做的中国长城，而且有缩小版的泰姬陵、两层的中国亭子、巨型轿车、一个排的士兵、埃菲尔铁塔以及四十多件别的作品。所有这些都是用大冰块雕琢而成，里面放置了被冻起来的荧光灯管。因为装了灯管，所以只有在晚上才能欣赏这些冰雕；那时的气温接近零下40度，然而大家毫不在意。他们在冰雕间转来转去，偶尔脚下一滑就跌在了地上，他们吃着冰激凌，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些被深深冻住的俗气的艺术佳作。
我戴了连指手套，穿了秋衣秋裤和保暖靴，还戴了一顶有耳罩的帽子，并且在皮夹克里面套了两件毛衣。有一天阴云密布，四肢都要冻僵了，我穿得比这还多：我把行李中所有的衣服都穿在了身上，变成了一个鼓鼓囊囊的傻大个，但就算如此我还是觉得很冷，所以得不时地在室内跑来跑去或者跳上跳下。中国人都包裹得很严实，有的人还戴了面罩，但他们脚上穿的不过是橡胶底的灯芯绒便鞋而已。难道他们走路时双脚不会冻得脱落吗？他们热衷于穿织得很厚的毛线裤，这让他们的腿粗得跟大象一样，同他们瘦得皮包骨而且已经冻坏了的脸相比，显得有些怪异。
“冰雕是苏联人带来的。”一个日本人告诉我，“中国古代没有这样的艺术，但是中国人喜欢它们，并且发展了创作技法。在里面放灯管是他们的主意。”说话的人是盛冈先生，他戴着一个头巾状的帽子，穿的竟然还是薄薄的纤维外衣。他并非第一次来哈尔滨，但是此行颇为激动。他说，必须要在冬天来哈尔滨，才能见到它真正的样子。遗憾的是，极少有外国人敢在冬天来这里。
可是在加拿大，人们会拿寒冷的天气开玩笑，或者对此津津乐道。而在哈尔滨，甚至在整个黑龙江，都不会有人谈到这个，但外地人却从未停止过讨论天气。我买了个温度计，这样就不用因为想知道温度而老去麻烦别人了，但这该死的东西上面的最低刻度只到冰点，也就是零摄氏度。我第一次把它放在室外的时候，玻璃管中的红色液体全都缩进了底部的玻璃泡中，凝成了一颗细小的水珠。所以，我还是得问别人才能知道温度。上午十点左右，窗外阳光灿烂，但气温却只有零下29摄氏度。到了夜间，温度还要下降10摄氏度——实在是太冷了，如果按华氏温度算，数字还会更大，我根本不愿去想它。
我说，这也许和快要把人冻僵的天气有关。
然而时代已经改变，如今的哈尔滨只能和位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埃德蒙顿姐妹相称。当你凝视着这座城市时，多少都能猜出来一些这样的结局。它严肃的氛围、灰暗的色调和无聊的夜晚，都和那个遥远的加拿大城市有几分相似。
“噢，是的！”他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我来过这里，当时我还是学生。这个地方很棒——到处是身无分文的俄罗斯贵族，其中有些人要变卖自己带来的珠宝首饰才能维持生计。有的人过得很体面，就住在你在城中见到的那些别墅里。但大部分苏联人都是因为贫穷而流亡至此，当时这里是属于日本人的城市。”
哈尔滨原是松花江边的一个渔村，城市历史不超过一百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时，俄罗斯沙皇强迫颓败的清王朝点头，修建了一条穿越满洲通往海参崴的捷径，哈尔滨因此成为铁路枢纽。此后这座城市不断发展，日俄战争（1904年）和俄国革命之后，各条铁路都开始经过此地。贪婪的日本人当时影响很大——他们打算占领整个亚洲，这里就是他们的第一个目标——但他们于1931年建立的伪满洲国到1945年便已走向穷途末路。最让哈尔滨骄傲的是，从巴黎坐火车来这里只要九天时间，因此它可以比上海提前很久就接触到最新的时尚、音乐和报刊杂志。由于西伯利亚大铁路可以与巴黎相连接，脱衣舞、查尔斯顿舞1和迪克西兰爵士乐2早在1920年代时就通过哈尔滨进入了中国。
我们一起在这些冰雕间闲逛，穿过一条冰道，走上一个冰雕村庄的主干道，后来又经过了一对冰狮子。
在这片红色大地上，人们的两颊被风刮得通红，鼻涕不停地流，哈尔滨就像一座绝望之城。这座城市颇具苏联风情（随处可见洋葱式圆顶教堂、带塔楼和三角墙的别墅以及建有浮夸柱廊的办公大楼），同时又显得奇异而呆板，只有在极度寒冷的国家，城市才是这副模样——破旧萧条，如死亡般静寂，如化石般僵硬。它的俄式华美早已掩埋于煤灰和泥雪之下，现在不时能见到日式的屋顶、中国式的政府大楼或各种雕塑——大部分雕塑都很畸形，让这座城市显得更加怪异，因为除了比例失衡外，它们上面往往还挂着奇形怪状的长冰柱。我最喜欢早晨的哈尔滨，满地的霜雪在此时会闪闪发光——丑陋的面容上终于有了斑驳的亮色。
盛冈先生说道：“我们向往哈尔滨，就像你们向往巴黎一样。”
* * *
“我们向往的是在巴黎的艳遇与浪漫。”我说。
在一些村落和小镇，房屋的外观很像苏联的小屋。为了减少积雪，农舍的屋顶都盖得陡峭而倾斜，这一点最不像中国的房屋。其中有一些是巨大的砖房，屋顶连着胖胖的烟囱，很像美国旧时的农庄；另一些则类似于我在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见到的那些舒适的木头平房，火炉的烟囱从屋檐底下伸出来。烟囱里并没有冒出很多烟，原因很简单：即便是在这样的冰天雪地中，节俭的中国人也总是舍不得用燃料，他们乐意住在冰冷的屋子里。他们说，你真正需要的是再穿一套秋衣秋裤，为什么要浪费煤料呢？
“你觉得我们以前在哈尔滨都有些什么呢？脱衣舞娘、夜总会、巴黎时装、各种最新的潮流——书籍、音乐，什么都有。对我们来说这里就像欧洲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男孩子曾经那么憧憬哈尔滨的灯红酒绿。”
太阳出来以后——火热的阳光穿透了冰霜——天空变得晴朗，积雪笼罩上了一层属于北方的淡蓝色。道路尚未清理，人们在冰雪间骑行。还有人驱赶着四轮马车，马身上的毛又粗又乱。在大片平坦的雪地上，到处都有残草往外钻。这是黑龙江与它的近邻西伯利亚最大的不同（黑龙江位于比海参崴还要北的地方）。这里全是耕地，而西伯利亚几乎都是森林和未开垦过的荒地。哈尔滨之行基本就是一次穿越耕地的旅行。积雪不够深，还盖不住地上的犁沟。
对于这样一个中国大冰窖来说，他的描述似乎极不寻常。当然，他说的是当年由日本兵占领和管辖的“满洲国”。
此时的黑龙江天还未亮，但黑暗中的人们却都行色匆匆地走在积满了雪的道路上。我大概见到了五十个黑影在雪中穿行，所有人都裹得很严实，矮矮胖胖的像不倒翁一样。他们的身影大的大，小的小，有的要去上班，有的要去上学。
“脱衣舞娘都是苏联人，那正是吸引人的地方。其中有一些人出身很高贵，但是运气不太好，所以只能跑来当舞女，表演卡巴莱3 歌舞……”
列车员又回来了几次，最后她用老办法夺走了我们的寝具。我突然想到，要是在英国寄宿学校的话，这些列车员——通常是女的——肯定可以成为出色的女舍监。她们不仅专横跋扈，唠唠叨叨，自谓无所不知，而且嗓门尖锐，一点幽默感也没有，除此之外，她们还行事刻板，在规则面前毫无灵活性。她们何止强硬——简直是坚不可摧。没了她们，列车便无法运转。
他说话的时候，我仿佛看见了一屋子色眯眯的日本人，苏联女郎的胸部晃来晃去，把他们看得目瞪口呆。
后来我向别人询问了这件事，发现他所言不假。难怪他们要那么讲究，发给每名乘客一条干净枕巾，让他们盖在枕头上。
“而且你知道的，苏联女人直到三十岁左右都非常好看，”盛冈先生说，“那些都是美女，可爱极了。我跟你说，其中有些女的还是贵族。我记得遇到过一个卡巴莱歌手，她跟我讲过在俄罗斯乡间别墅参加大型聚会和化装舞会的经历。”
“No.（不是的。）”第三个人说道。他们用英文在对话，这样做是为了照顾我吗？还是说，他们平常就用这样几乎让人听不懂的方式交谈（“They need the bedding”在他们口中变成了“Dey nee da bay deen”之类）？他解释道：“有个内地人告诉我他们每四天才会洗一次，就算是四个不同的人用过也一样。”
尽管带着点剥削压迫的意味，但这不失为一个来自古老世界的有趣故事。他说那时候哈尔滨夜总会的客人中有八成都是日本人，剩下的则是中国富人。“几乎没有苏联人，”他说，“他们去不起那种地方。1930年代在上海的话，日本人和中国人各占一半。”
“Maybe she wants to wash it.（可能她要拿去洗吧。）”另一个人说道。
我还想同他再多聊一会儿，不过我的双脚实在太冷了，我真的很担心会生冻疮。于是我向他道歉，表示我必须离开公园，去个暖和点的地方。
“They need the bedding.（她们想要寝具。）”其中一个年轻人说道。
“我也没有什么别的要说了，”他说道，“1945年8月，日本在前线全面溃败，一切都结束了。”
但是那几个香港年轻人太冷了，根本无法向她屈服，而且我也觉得她的要求毫无道理——我们还有四小时才到哈尔滨。说来说去还是那几句：他们想在我们到达之前早早就把所有东西折叠和清点好。
岸边的斯大林公园内，冰雕和冰碑的数量更多，比如城墙、篱笆、狮子和炮塔，尤其多的是斜坡和滑道，人们可以乘雪橇沿着它们一直滑到松花江上。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底部带有滑板的帆船以及用马拉的雪橇。可是并没有很多人去乘坐，因为大家都没有钱。不过倒是有很多人在冰块旋梯上玩耍，把膝盖摔得又青又肿。
“谁关的灯？”她一边质问一边又开灯。她站在门口，重重地呼吸着——白雾从她的鼻子和嘴巴里冒出来。“我要床单被套，快点拿给我！”
这让我想到，很多外国公司不久将在中国启动业务，但最不可能来的就是保险公司。我心想，谁要来给这些人提供保险服务？我看到有个男的在冰雕上滑行，后来他跌倒了，头也摔破了，于是他被拖到雪地里，然后就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这个国家的墙上总能看见裸露的电线，地面上也随时可能遇到洼穴。众所周知，曾经有游客消失在升降机井道中，因受伤、行程缩水或疾病问题向中国国际旅行社索赔的案件不计其数。就算是普通的中国工厂也很危险，但中国人总是漫不经心地陪客人在里面乱逛，身边的机器随时可能缠住你的头发或者戳中你的眼睛，地面上有开口很大的裂缝，池子里满是毒物，火炉不停地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在这里很少看到安全帽，而我见过的工人里几乎没人戴面罩。
过了几分钟，她又回来了。
我住的宾馆很冷，但是服务却很周到。工作人员的态度非常友好，好到竟然让我心生疑虑——比如有个人热情地和我握手，我却怀疑他想掏我的口袋。我的房间在十一楼，走廊的标语牌上写着：“欢迎来到本楼层！”这种情况极不寻常，有的标语上还写着“祝您身体健康”，还有很多“生意兴隆”和“福寿安康”之类的话。
她离开以后，我又关灯缩进了被窝里。
我问楼层里的服务员发生了什么事，他咧开嘴笑着对我说：“欢迎来到本楼层！”
清晨五点半，列车员重重地把门敲开后便直接进来了，她放下一个热水瓶，然后喊道：“起床啦，该吃早饭啦。”
“为什么你要欢迎我来到这个楼层？”
那几个香港年轻人在隔间里瑟瑟发抖，像地牢里的囚犯一样。他们喝了些热水。我提出给他们一些茶叶（珠兰牌绿茶：千年贡茶，品味高贵），但是他们拒绝了。他们更喜欢喝热水，中国人把这个叫做“白开水”。
“希望您开心。”
夜里我们经停了沈阳和长春，由于天气寒冷，环境又嘈杂，我醒了过来。列车员已经给了我棉被和毛毯，但车厢还是四处漏风。雪被带进了过道，所有的窗户上都结了一层厚厚的霜。中国火车上的厕所都很简陋，就是在地板上简单地挖了个洞而已，我朝洞里小便时地上腾起了一阵白雾，就跟尿在了热炉子上似的。
“我在中国还没见过有谁会这样特意欢迎我到达某个楼层。”我说。
他们错在点了昂贵的二十元套餐，其实十元套餐要好些——里面既没有多刺的鱼，也没有肥腻的猪肉，更没有火腿罐头，只有一些汤和蔬菜。我喜欢周围这些暴躁的人，喋喋不休的服务员，掉得到处都是的饭菜，还有胡吃海塞的乘客。这样的场面看似混乱不堪，但实际上却有着严格的程序要遵守：上菜的顺序是不能被打乱的。车上的大多数服务员都是动作粗暴而态度友好。他们的心眼并不坏，只是因为工作太辛苦变得脾气有些不大好。他们不会对你低三下四，也不会想方设法找你要小费——在这里根本不用给小费。他们做事情专注而不拘小节，而不是真的粗暴。要是有人吼他们，他们会以牙还牙地吼回去。
“这个楼层非常好。”
餐车很大，里面蒸汽腾腾的，用餐环境十分嘈杂。最开始的时候，这里挤满了香港人，但是他们不喜欢这里的食物，觉得难以下咽，于是就怒气冲冲地走了。这趟车上大概有四十名香港人，他们走路时将自己的衣服摩擦得嘶嘶作响，回到自己的隔间后便用巧克力饼干来充饥。
他坚持着自己的说法，声音又响又粗，但这只会让我感到焦虑，于是我深入了解了一下，发现去年这家宾馆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火灾，有两人因此丧生。当时整个十一楼都被烧毁了，罪魁祸首是一名美国商人，据说是因为在床上抽烟。中国方面把他拘留了起来——我是这样听说的——他在一家宾馆里被关了很长时间，理由是他的公司拒绝偿付中方要求的七万美元损失。然而，火灾过后这里也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没有消防梯，没有烟雾报警器，也没有防火的装修。他们做的所有事情不过是印了几百张硬纸板警示牌放在各个房间里，牌子上写着：“请勿在床上吸烟。”
“讲不出来了，”他说，“我才看到第五章。”说完他又看书去了。
在哈尔滨期间，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个加拿大人，他说很高兴来到这里，这让我大吃了一惊。此人名叫斯科蒂，他显然来自阿尔伯塔省的埃德蒙顿——哈尔滨的姐妹城。
“再讲讲。”
“可是，这里只有我一个埃德蒙顿人。”他说。
“这一条是你的星线，”他说道，“它中间没有断过，看到了吗？这说明你这个人很情绪化。那条是你的生命线，你可以活到八十或者八十五岁。”
他长得挺敦实，脾气很好，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让他觉得难以置信的是，这个国家竟然让他成为了一名响当当的人物。他受到过省长的宴请，也见过黑龙江的许多共产党高级官员。他被派来管理一家钢铁厂，任期为两年，也许他就快要相信，自己对于中国工业的未来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很难描述，”他说，“我属于那种非官方的要员。”
其中有个人正全神贯注地研究着一本介绍手相的小册子。晚饭前，他看了看我的手相。
我对他说道：“希望你能继续干下去。”众所周知，对于他们不再需要的外国人，中国人会相当干脆地与之断绝往来。早在十九世纪，冯桂芬就明确了向外国人学习的原则。冯桂芬本人是一位政治家的幕僚，同时也是一名教育家以及改革的倡导者。他将所有的外国人都视作蛮夷，但也表示有必要通过他们学习各种机械技术（尤其是船舶和枪炮的制造方法）。他在《制洋器议》中提到要“聘夷人数名，招内地善运思者，从受其法，以授众将”，并表示“且用其器，非用其礼也，用之乃所以攘之也”。中国政府如今在很大程度上仍在秉持这样的理念，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现在所谓的外国专家会如此之多。外国专家就是有技能可以传授的“夷人”，但千万不要误以为请他们来，是为了让他们在这里无限期地待下去。能来中国就是因为他们有用，一旦他们不再发挥作用，就会被送回家。
我并没有用这些想法去叨扰跟我同隔间的那几个人。我只是静静地坐着，好奇他们为什么不脱掉滑雪服。
我问斯科蒂会不会想家，他说自己才来哈尔滨四个月——时间还不够长。
他说，完全可以从他们说话穿衣的方式来判断。这连我都知道。香港人不是体重超标，就是赶时髦似的瘦得皮包骨。他们经常大声喊叫，穿的是崭新的衣服，戴的是时尚的眼镜。他们总以为自己很潮，对自己的摩登程度深信不疑。他们经常用手肘推人，特别暴躁和苛刻。他们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相互指责，一点修养都没有。他们的很多特质都是受英国殖民统治的后果。
“我妻子十分怀念能去杂货店买东西的日子，她讨厌这里的厨房，”他说道，“我吗？我很想念家乡的牛肉，这里根本没有牛肉。”
“比较细嫩。”
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个，但是吃中国菜的时候如果不问，你会经常不知道里面放的是哪些食材。即便是最常见的食材，中国人也能做得让你难以辨认。
“香港人的脸呢？”
“你的钢铁厂怎么样？”我问。
“也可以，”他说，我让他具体说说，于是他继续道，“内地人的脸看上去比较粗糙。”
“是一家老式工厂，”斯科蒂答道，“所以我必须强硬一点。坦白地讲，我有些冷酷，但为了把质量搞上去，我必须这样。拿今天来说，你知道我做了什么吗？我刚拒绝了一单价值两万美元的生意。嘿，这让他们很担心！”
“内地人呢？”
“为什么拒绝呢？”
“这很容易。”
斯科蒂突然展现出了对于工作的十足热情，他谈论炼钢的样子让我确信，他是最适合来中国的人——他就是一个有使命需要完成的技术人员。他似乎并不是那种甘愿被嘲弄的人，我笃定如果有人叫他“夷人”，他肯定会回敬给对方一个同样的词。
“要是看见一个香港人，你能马上认出来吗？”
“每一块钢材上面都应该印有炉号，但是这批货没有。于是我就把它们退回去，告诉他们不行。”他淘气地笑了，又继续说道，“最终我还是会接受这批货的，只要他们把炉号印上去。但他们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件事呢，这可是我的秘密。就让他们担惊受怕一会儿吧，要让他们反思一下这次因为疏忽大意而造成的麻烦。”
“当然有！”好几个人立刻答道，他们难以相信我会问出如此无知的问题。然而，我依旧在步步紧逼。
“这批钢材很重要吗？”
“你认为内地人和香港人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他说，“要用来做一批管道法兰4！”
他耸了耸肩。也许那句话是他从别的地方看来的。
我们说了一会儿管道法兰。实际上，管道法兰并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们也没法由它联想到别的话题，但幸福的是我们正处于市区一家比较暖和的宾馆。在室外已经达到零下30摄氏度的天气里，能够在一个暖和的地方同一个胖胖的加拿大人谈论管道法兰，也可以算是一次愉快的经历了。
“比什么落后了三十年？”我问道。
在哈尔滨时，我一直在尝试做些安排，希望接下来继续往北走，到黑龙江省内更加荒凉的地方去。此前我一直不知道，接下来的目的地——朗乡，是不对外国人开放的。然而，我还是想说服中国人。我跟他们说，我会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而且不会待太久。他们表示会考虑我的请求。
“内地落后了三十年。”有个人说道。
在等待他们答复的时候，我转遍了大大小小的商店。我买了一双手套，但没有买皮帽。那些动物的皮毛（白貂皮、黑貂皮、狐狸皮和水貂皮）本来多好看啊，可是做成帽子和外套之后又是那么的丑陋不堪。把雄鹿杀死，用它高贵的鹿角来给阿姨的旧外套做纽扣，这是多可怕的事啊！我在哈尔滨古董商店发现了一件象牙制品。“这是古代的雕刻，”店员说道，“是一个地球。”
到目前为止，他们对中国内地的印象怎样呢？
“不可能。”
他们都在盯着窗外一只毛绒绒的绵羊，那只羊发现了一株从雪地里钻出的残草，正小口小口地啃着。后来它抬起头，朝他们回望过来。
我怎么知道中国古人不会雕出圆形的地球呢？这是常识问题。直到1850年左右，中国人还认为地球是平的。
他们说不是——这些滑雪服是他们在铜锣湾的一家折扣店里淘到的。
那只是一个战前的苏联台球，但我还是把它买了下来。
“你们是要去滑雪吗？”我问。
1查尔斯顿舞（Charleston）是美国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流行的一种摇摆舞，以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城命名。
我的隔间来了三个皮肤黝黑的香港人，他们说觉得很冷。他们穿着厚厚的尼龙滑雪服，走路或者摆动手臂时会发出刺耳的声响，这种布料摩擦发出的声音让我感到牙齿发酸。这节卧铺车厢里全是穿这种滑雪服的香港人，他们是直接从九龙上的车。此前他们从未来过中国内地，也从来没有见过雪。他们的英语很糟糕——真看不出来是受英国殖民统治的居民，而且他们也不会说普通话。和我见过的大部分香港人一样，他们身上土气十足，而且虚荣做作得可笑。他们营养不错，但脑子却相当不清楚，对政治的看法也很天真。在某些方面，香港和英国本土有点相似：它们都是由一堆海岛所组成，都存在移民和语言隔阂的问题，并且都有着森严的阶级制度。
2迪克西兰（Dixieland）爵士乐，也被称为芝加哥爵士乐，将新奥尔良爵士乐与经典爵士乐风格混合在一起。
我在一个寒冷的下午离开了北京，列车穿行在一片黑白景色当中——在白雪的映衬下，树木、灯杆和犁沟的轮廓更加突出了。整个郊外看上去就像一块钢版浮雕，而浮雕上的图案也变得越来越清晰生动，因为在中国乡间更加清澈明净的空气中，积雪的颜色显得更加洁白透亮，不再像北京那样满是尘埃。选择冬天往北方走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而且我打算一路向北，去了哈尔滨之后，我还要去黑龙江北部的大森林。我听说那里是一片原野，有真正的树木和鸟类。
3卡巴莱（Cabaret）一种曾经盛行于欧洲的娱乐表演，融合了喜剧、歌曲、舞蹈等多种元素，表演场地主要为餐厅或夜总会。
我乘坐的列车继续朝着边陲小城满洲里行进，之后它将与穿越西伯利亚的列车接驳。我之所以选择这趟车，不仅是因为这是到达哈尔滨最快的方式，也因为我还想看看到黑龙江之后再继续前往苏联的都是些什么人。结果我发现跨越边境的人少之又少，因为要去莫斯科的话，这是最迂回曲折的路线，而海参崴又没有人去。
4法兰，英文“flange”的音译，一种用于连接不同管道的零件，也叫轮缘或凸缘。
我想去看看哈尔滨最具个性的样子：在隆冬时节，一切都冻得硬邦邦的。哈尔滨地处一个遥远的东北省份——黑龙江，与它境内最大的河流同名。苏联人把黑龙江称作“阿穆尔河”，这也曾是两国在地界上的争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