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就是这样。孩子的一切都由这个男的照料，他给他裹了一层厚被子，搞得像育婴袋一样，正用手轻拍安抚着他。他不仅要喂奶、换尿布，还要逗他玩。那女的则在无所事事地四处瞎转，有好几次我都见她在旁边的硬座车厢睡着了。也许她是生病了吧，但我没有问。所有的活儿都是这个男的干。
孩子睡着了，正发出轻微的鼾声，但不一会儿他就开始哭。男人拿出奶瓶喂他，孩子的母亲则离开了隔间。
“是个男孩。”他一边喂奶一边说。
“两周。”
我并没有问他这个。
“孩子多大了？”
他是一名医生，他妻子也是。他在北京工作，而他妻子在广州上班。为了迎接孩子出生，他特地去了广州。现在他们全家要到北京住几个月——因为妻子可以休产假。隔间里到处是奶瓶、爽身粉和罐装奶粉之类的东西。他们给孩子用的是一次性纸尿裤，换下来的那些就扔在我床铺下面的桶子里。我并不介意，我喜欢婴儿身上的奶香味，而这个男人照顾孩子时流露出的父爱与关心也让我十分动容。
“搞错了。”她含糊不清地说。然后，她领我去了另一个隔间，里面有一男一女，还有一个婴儿。
我在自己的铺位上看书，那个男人在给孩子拍奶嗝，他妻子就在一旁看着。我喝了点广东产的雪利酒。此时此刻，我仿佛同这个小家庭共处于一间林子里的小木屋。晚餐时我点了这列车的特色菜“铁板鸡块”——用一个热铁盘装的鸡块，油在盘子里咝咝作响。餐车的环境真是与这道菜相得益彰——锅炉上冒着蒸汽，人们大声说着话，啤酒的嘶嘶声夹杂其间，抽烟的人在吞云吐雾，服务员将装满菜的盘子重重地搁在桌上，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空盘夺走。
“没睡错。”我说。我知道她想让我换地方，但我觉得她没有理由说我做错了什么。我让她核对了一遍车票和床铺号，然后我装腔作势了一阵，因为听见她的道歉会让我很有成就感。
和我同桌的两个年轻小伙子已经喝得半醉。我喜欢这种穿行在夜色中的拥挤餐车，服务员一盘一盘地上菜，大家狼吞虎咽地进食。
“你睡错床铺了。”她说道。
“我们卖电灯泡和各种灯具，”其中一个小伙子说道，“已经在外面推销了一个礼拜，现在我们要回家。”
我们离开武汉之前，卧铺车厢的列车员把我叫醒，对我说我得换个地方。
“你家在哪里？”我问。
武汉很冷，人们需要连指手套和靴子来保暖。我隔间里的那几个推销员下车时就是这样的装扮，他们从窗外把行李箱拉了出去，动作相当笨拙。当看见一位女孩拎着条死鱼走在月台边上时，他们露出了困惑不解的表情。
“哈尔滨。”
武汉附近的长江水面大约有一英里（1.6千米）宽，沿江两岸建有栈桥和台阶，同印度恒河边上的石阶码头差不多。在汉口一侧也有许多新的建筑，而且在街上可以看见汽车——我记得上次来时还有老太太在拉四轮和二轮马车。崭新的建筑和拥堵的交通未必能代表进步，但它们的确体现出了某种不同。现代化并没有减少任何中国城市带给人的恐怖感。相反，各种各样建设计划让许多城市看起来比以往更加恐怖。
“我正打算去那，”我说，“我想去看看冰雪节和大森林。”
我读了会儿书，然后睡着了，醒来时火车已经开到了湖南北部的岳阳市。这是一座灰暗的城市，周围全是朦胧的大山。又过了几个小时，我们来到了武汉。1980年时我曾到过这里。它对我来说是噩梦一般的城市，到处是泥泞的街道和黑黑的工厂，充满泡沫的污水从工厂倾泻而出，直接流入长江。现在的武汉比我记忆中的大了些，也没有以前那么黑了。几十架高大的起重机正忙着盖新楼，其中包括一家医院。
“太冷了，什么也没法看，”另一个小伙子说道，“恐怕你到时候只想躲在房间里。”
到了午餐时间，餐车里到处都是人。尽管车上一个游客都没有，乘客们穿的都是旧衣服——他们不停地喊叫，吐痰，把烟圈吹到别人脸上——但大家还是拿钱不当数。我猜他们大都是广东人，坐这趟车是为了去做生意赚钱：广州是一个商品生产的集中地，而北京则是一个有利可图的销售市场。这些邋里邋遢的乘客都是生意人。我旁边的一位先生和他妻子一顿饭就花了近二十元，换算起来大概是三英镑，乍一看似乎不是很贵，但事实上中国老百姓一周的工资也只有这么多。这位先生头发花白，发型凌乱，吃饭的时候还要抽烟——一手拿筷子，一手拿香烟。但是，他年幼的儿子却一口饭都不吃：这个招人烦的小家伙先是把塑料盒中的牙签全部取出来扔在了地上，然后又打翻了一杯水，之后又开始拿着烟灰缸在桌子上敲敲打打，大喊大叫个不停。小男孩大概五六岁，面对他的任性吵闹，他的父亲竟然哈哈大笑——这样的态度非常不像中国人。但在这趟闹哄哄的列车上，并非只有这对父子的举动非同寻常，车上还坐满了酒鬼：不仅有喝啤酒的醉汉，还有喝完自己随身携带的米酒以后满脸胀得通红的老头子。
“这很有挑战性，”我说，“不管怎样——到底有多冷？”
然而，这个城市对于列车员来说却是生火的信号。等到车厢内暖和得差不多，乘客们便脱掉外套，开始穿着塑料拖鞋和皱巴巴的睡衣走来走去。他们站在车厢间的穿堂风中刷着牙，还有一些人在过道上练功夫。
“零下22华氏度（零下30摄氏度）。”他说着给我倒了些他的啤酒，并同我碰了杯。
那天早晨火车上很冷，车窗上凝结起了一层水雾。我用凉水刮了胡子——但不论何时车上的水总是凉的——上午十点左右，我们到达了长沙。几个月之前我去拜访毛主席的出生地时，曾经来过这里。夏天时这里既潮湿又闷热，到了冬天，这里变得烟雾弥漫，到处都灰蒙蒙的，显得更加难看了。一提到“中国的城市”，我就会有一种奇怪的恐惧感，就如同想起“苏联的厕所”“土耳其的监狱”或者“新闻记者的道德”之类的词一样。在冬日的寒雨中来到这些城市，能见到的除了一栋栋墙体开裂而且被熏得乌黑的公寓，就只剩下泥泞的街道、细弱的树木和深褐色的天空，这是它们最糟糕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已经把中国人的热情好客视作理所当然了。他们的关注有时会让我感到无所适从，比如我在本子上涂涂写写时，他们会探身靠近我的肩头，想看看我写的是什么；又比如我看书时，他们那些迷茫的脸就会凑上来，深深地沉醉在其中的英文单词里。然而，他们的好奇与善意却是真实的，总体来说他们对陌生人非常友好，可以说是坦诚有度。
火车上的第一夜，我的隔间里鼾声此起彼伏。这些声音呼呼啦啦的，甚至盖过了车轮的哐当声，时不时就会将我吵醒。但除此之外，其余时间我都睡得很沉，第二天直到早上九点才起床。
“你们经常到处跑吗？”我问。
他送了我一包肉干作为见面礼，并同我分享了他的茶，我回赠给他一根巧克力棒，他也接受了。我觉得他很友好，但也许会把我弄得筋疲力尽，还好他旅途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睡过去的，只不过鼾声震天。那个像威利·罗曼的人也睡了很久，可是凌晨四点醒来之后，他就开始在车厢里做操，摇头晃脑的同时不停地拍打着前臂。他推销的是饲料和谷物，行李架上塞满了他的行李——有盒子也有箱子。他神情很严肃，但看见我时，他突然笑出声来，送给我一个灿烂的笑容。他这一笑来得很迫切，似乎在对我说：求你不要问我任何问题！后来他转过脸去，眉头又皱了起来。这样的行为方式也非常具有中国特色。
“是的，全国各地都去，但是不出国，”第一个小伙子说，“我想出去，但是出不去。”
卖工具的杨先生称赞了我的毛衣（“款式漂亮，质量好，又很保暖。你在北京会需要它的。”），他的问题都很直接：“你是——什么？你大概三十五岁吧？有孩子吗？”
“你想去哪个国家？”
我同几个推销员住一个隔间。其中有个人简直是中国版的威利·罗曼2，另一个人则很活泼，他笑得太多了，总是跟人说“我是卖机械工具的”，那副模样跟美国的推销员如出一辙。第三个人实际上没什么存在感，这让我想到，中国人几乎已经把拥挤空间中的生存之道演绎到了极致。
“日本。”
我看着那些正在上车的人。有个穿棉袄的老太太手里拿着个铁饭盒，里面的饭菜很难闻，有炖鸡爪和广东牛腱，还有和一堆海带混在一起的臭鸡蛋——在中国，臭鸡蛋可是备受推崇的食物；一个戴墨镜的小混混走路时还在听收音机；有个男人拎了三箱行李和一箱香蕉；推销员随时都带着样品盒——里面也许是橡皮塞；三个气急败坏、胡子拉碴的男人蹬着高跟鞋；还有一个三口小家庭——爸爸面容憔悴，妈妈烫了卷发，小孩见到所有会动的东西都要伸手去抓，真是被宠坏了；学生把头发梳得跟刺猬一样，脸上写满了不耐烦；肥头大耳的干部仍然穿着毛泽东时代流行的套装；偷偷喝酒的人双眼浮肿；漂亮女孩身边有长得如恶龙般的奶奶同行；胖乎乎的香港男孩带了崭新的眼镜；物理学教授正要去参加会议；大嗓门的美籍华人虽然只会说一点点粤语，但却逢人便说；一对来自日本的中年夫妇保养得很好，脸上没什么皱纹，可是神情却很焦虑；留学生拎着一堆免税礼品、几件西式服装和一个乐器盒；瘦削的人民解放军面带微笑，看起来十分可爱，但他们的制服比自己身体大了四个尺码而显得不够威严。
他的话让我大吃了一惊。我的心情肯定已经写在脸上了，因为这位中国推销员问我怎么看待他的选择。我说：“我觉得有时候日本人很令人恼火。”
对于坐火车的人来说，唯一的糟糕经历就是在月台等待其他乘客上车。哪些人会跟你同住一个隔间呢？这事情要碰运气，可比相亲重要得多，因为那些人将会和你同吃同睡。我在火车上不但遇到过麻风病患者和讨厌的小孩，在去桂林的路上还遇到一个带了五只鹦鹉而且没有笼子的男人。
“美国人还朝他们的土地上扔了一颗原子弹呢。”
要是你告诉某些来中国的游客，你将花两天时间坐火车，他们会嘲笑你，然而他们自己却不得不在中国的某个机场等上五个小时，直到浓雾散开。这是每一个在中国坐飞机的人都有过悲惨的遭遇。
“那是太坏了，不过同志，是他们先轰炸珍珠港来发动战争的，难道不是吗？”
在这潮湿的冬夜，我们在广州站等着北京快线的到来，据说这是中国最好的列车之一。这趟车按照以前“湖广铁路”1的路线运行，总共要开36小时——也就是要在火车上度过两个夜晚，它全程将行驶1500英里（2400千米），穿过五个省份，自下而上纵贯中国，在武汉跨越长江。
“没错！”第二个小伙子说，“就在同一天，他们占领了上海。”
懒惰的旅人和游客为中国的神秘感所吸引，但要了解中国人其实很容易。中国人在不得不听天由命的时候，总是一副面部扭曲、怒目斜视的样子。他们要是沉默起来，这世上无人能及。像往常一样，我到处问了些挑衅的问题，但是没什么收获。
中国人认为说别的国家坏话是不礼貌的行为，当有外国人在场时更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这两个人咯咯地笑了。贬低日本人的行为太不妥当了！不过真的太有趣了！我们坐在那里一直扯个不停，直到其他人都离开了餐车。后来列车停靠在了信阳。我们已经从湖北到了河南。车站到处是黑黑的冰块和泥泞的融雪，与几天前在广州时棕榈遍布、蜻蜓漫天飞舞的景象大相径庭。
* * *
在我的隔间，那个男人同他的小儿子依偎在一起，他的妻子在上铺躺着。他们都睡着了，我听到了婴儿特有的笑声和呼吸声。男人不时把腿伸出床去，然后起身用搪瓷杯和茶壶里的热水给孩子冲一些雀巢力多精。他很体贴：他没有打开隔间里的灯，而是借了过道上的光。孩子哭闹得越来越厉害，这位父亲把奶瓶塞进了他嘴里，于是一阵心满意足的呼吸声传了过来。他真的是位耐心的父亲。列车一路上停了又走，为了让一列开往南方的快车通过，我们在侧线上等了一段时间，所以有所延误，不过后来又同那些孤独的货运车一起热热闹闹地继续上路了。在一片黑暗之中，男人对着孩子柔声低语，还唱歌给他听。孩子困了，他就用被子把他包好，自己悄悄地蜷在他的身旁。
那天晚上我一直在想，接下来在他身上会发生什么。不过，这当然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他去做生意赚钱，他就能实现小康并经营起一个独生子女家庭。他不会说“为人民服务”之类的话。他会把自己当作“知识分子”，中国人常用这个词来形容那些不用干体力工作的人。要是他如自己所愿搞起了个体经营，或许他会辛勤地工作。放假时他会来酒店吃一顿——就像我现在住的酒店，他们还有“假日特供”，比如圣诞酒会、新年聚餐（“赠送免费的帽子、礼品和球拍”）以及28元一位的“元旦香槟自助早午餐”。
第二天早晨，我听到了窗外沉沉的风声，并感受到了阵阵寒流——与此同时，日光也显得有些诡异——这些都是降雪所导致的。列车正在艰难地同暴风雪抗争：这样的情景很美，就如同在汹涌的大海上乘风破浪一般。
他今年二十一岁。他的父母都是老师。
车上的喇叭开始广播了。早操时间结束了，预先录制好笑声的喜剧节目也放完了，现在正在放外国音乐，先是《卡门》中的选段，接下来是《莱茵石牛仔》《家乡青青绿草地》《圣母颂》和《花儿都到哪里去了》。
安德鲁耸耸肩说道：“我们并没有太当回事。”
我喝了绿茶，看着窗外的狂风暴雪。风雪逐渐减弱，但天气似乎更冷了。地上是浅褐色的冻土，掉光了叶子的树木矗立在一片白雪之中，显得纤弱无力。积雪覆盖之下的小镇和城市不再如梦魇般可怕。但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改变，没有任何工作因暴风雪而中止。驴子依旧在拉着堆满干草的车，工人们依旧你拥我挤地去工厂上班，戴着毛线帽、背着书包的孩子们正穿过田间小路去上学，从积雪中开辟出来的道路上，有很多人在骑行。
“但是他很强大，”安德鲁说，“他的身体很有意思，还有他的外表和他做的事。”他关注的是电影中异想天开的内容，这倒也是一个角度。但我问道，“这部电影讲的是越南的事，你发现了吗？”“发现了。”“所以这难道不是一部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极具帝国主义色彩的电影吗？”
天空的颜色如灰烬一般。太阳偶尔会出来几分钟，慢慢变成一个饱满的圆形，但是它的橙色非常黯淡，就像一个快要烧坏的旧灯泡。它先是悬在空中，然后开始微微颤抖，最终又回到云层后面。
我告诉他，《第一滴血》的主人公兰博简直代表了我厌恶的一切。
车上还是很吵。有个男人在大声喊叫——他并没有生气，而是在跟人正常说话。我突然想到，很多监狱里的情形肯定也是这样：广播里传出的永远是权威者的声音，人们都挤在一起，没有半点隐私可言。因此，对于习惯了沉默和独处的人来说，在中国旅行是一次奇特的经历。
安德鲁将自己视为一个个体，他有自己的愿望和需求。过去35年间，如果你问学生们有什么志向，人人都会回答：“为人民服务。”但安德鲁没有这样说，他说的是“从商”“赚钱”和“进出口”。他的思想相当开放，学习也刻苦。他喜欢他的同学们。他同七名室友住一间房，平常都在图书馆做功课。他最喜欢的作家是马克·吐温。他在学校的电影院（是由一位姓梁的富豪捐资修建的）看过《金色池塘》《超人》和《第一滴血》。
我们离北京越来越近，在积雪的覆盖下，结冰的田地和犁沟的轮廓显得更加清晰。铁路旁边的煤场内，人们正用铁镐和铁锹铲着煤堆。积雪并不深——只不过因为风很大，导致有几英尺的地方比较紧实。顺着那个方向，透过如烟似雾的空气向前望，可以看见在这座拔地而起的城市中有许多起重机和吊杆。
这是新的思维——致富光荣，一个政治正确的口号。中国的年轻人、不断成长的学生，甚至许多农民秉持的正是这样的理念。它同时也是邓小平思想的本质。
* * *
“我们可以试试。”
由于这是一座位于蒙古边缘的北方城市，并且地势平坦、空气干燥，所以北京有着美丽的天空。冬日的空气最为冰冷，却也是天空最蓝的时候。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把自己的国家称作“天下”，意思是“天空之下的一切”——遇上好天气的时候，天空真是美到不行！它明净得如同一片海洋，却又完整得没有一丝缝隙和波纹，就连一片云也看不到。它无穷无尽、平平整整地铺展开来，变得一天比一天冰冷，可是到了冬日的黄昏，它又将化作一片灰烬。
“那可能吗？”
“也许吧，”他说完偷偷地笑了，“我觉得，我们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我们希望利用资本主义好的一面，而不是坏的一面。”
“先生，”约翰逊博士说道，“去中国这件事有着重大的意义，你会因此而把孩子教育得更加出众。你的精神与好奇心，将在他们身上投射出无限光辉，他们将永远以有一位曾经参观过中国万里长城的父亲为荣。我是认真的，先生。”
“那样你就成了走资派。”
无论如何，这里并不如我想象中空旷，而是挤满了游客。长城上人头攒动，黑压压的一片。
“希望是吧。”
这倒是给了我一些灵感。把长城比作“蛇”已经很接近了，但实际上它更像一条龙。龙是中国人最喜欢的动物（“在他们的等级划分中，龙是仅次于人的生灵”），而且直到最近——八十或一百年前——中国人还相信龙的存在。有很多人报告说他们见过活龙——当然一些龙骨化石也已经陆续出土。龙对他们来说是祥兆，是守护神。凶猛残暴的龙和屠龙者在中国是不存在的，龙是中国最友好亲切且最经久不衰的象征之一。而且，我发现长城和中国龙之间有着迷人的相似之处——长城的形态也很曲折，沿着高低起伏的蒙古山脉蜿蜒向前；它上面那些垛口就像龙脊一样，而筑墙的砖块就好似龙身上的鳞片；它弯弯绕绕，一副保家卫国的架势，从世界的这头不断地延伸，直到世界的那头。
“你也许会赚到很多钱。”
从长城回来的路上，我顺道去北京大学逛逛。这所大学地处市郊，校园环境如同公园一般，有许多松树、一座人造小山和一个美丽的湖，但此时湖水已经结冰。瘦巴巴的学生们两颊通红，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在冰面上滑行，偶尔有人跌倒，他们的耳罩也随着身体起伏摇晃。
“我想从商，”他说，“做进出口生意。”
这些年轻人穿着嘎吱作响的旧溜冰鞋，脸已经冻得通红，但是神情却很愉悦。为了融入他们，我借了一双溜冰鞋，看着我不断跌倒，出尽洋相，他们开始变得对我非常友好。他们问了我很多问题：你对中国怎么看？美国学生同中国学生相比如何？喜欢吃中国菜吗？会用筷子吗？最喜欢哪座中国城市？他们身上有些傻气，但很讨人喜欢，他们的牙齿都不怎么整齐，手也冻得惨白冰凉。当我问他们有没有女朋友时，他们会转过脸去咯咯地笑。
我询问了他自己的打算。
1清末时提出修建的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的粤汉铁路（广州至武昌）和湖北省境内的川汉铁路（汉口至成都）。
我喜欢他的态度，但并没有很多事情可以问。他告诉我，南方的学生都比较自满，而且很有经济头脑，不像北方的学生那样热衷于政治。
2威利·罗曼（Willy Loman）是美国作家亚瑟·米勒（Arthur Miller，1915—2005）名剧《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中的主人公。
一位自称安德鲁（Andrew）的学生——这家伙是广东人，中文名字叫安拓——说道：“你想知道的一切我都能告诉你。”
3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英国著名文评家、诗人、散文家和传记作家。
在一个闷热的冬日，我去了位于广州城南、坐落在珠江对岸的中山大学。桉树密布的校园格外静谧。学生们在骑自行车，打排球或是慢跑。他们洗衣服，谈恋爱，学习。有些人会盯着我看。
4詹姆士·包斯威尔（James Boswell，1740—1795），英国作家，《约翰逊传》的作者。
在中国，你的想法很容易被否定。前不久我才觉得中国的改革日新月异，一切都欣欣向荣，人们获得了更多自由，外国投资也越来越多。的确，中国的某些方面从来没有改变过，比如农民依旧在弯腰种着水稻，锄草的人依旧站在板凳上劳作，小男孩依旧踩着两千年前就已出现的灌溉泵，人们依旧要牵着水牛耕地，依旧养着成群的鸭子。不过，在我离开广州继续探索中国之前的几个月里，人民币贬值了百分之三十——以前一美元可以换三元钱，现在差不多可以换到四元了，而黑市对于硬货币价格的反应也非常敏锐，走在路上最常听见的问候语就是：“Shansh marn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