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电吉他的和弦声，这句弱智的歌词没完没了地重复着。
I am a disco dancer!（我是迪斯科舞者！）
“那是首印度歌曲，”我说，“你喜欢它吗？”
I am a disco dancer!（我是迪斯科舞者！）
“我喜欢。”孙小姐答道。
付先生还在睡，但孙小姐醒了，我还没来得及换卡带，她便塞进了一盘她自己的带子。那是一部印度电影的原声带，说的是印度语；但主题曲是用英文唱的。
“你听得懂歌词吗？”
我四周空无一人，但有的山坡上有牦牛在吃草——或许它们的主人正是那些以游牧为生、以帐篷为居的藏族人，据说他们就游荡在西藏的这片区域。牦牛大都是黑色和棕色的，有的身上长有白斑。它们的长毛上绑了丝带作为装饰，尾巴也很可爱，如同马尾一般浓密。在有的地方，还能看见成群的藏羚羊在路边吃草。
“听不懂，”她说，“但是很好听。”
道路笔直得出奇——几乎没几个弯道，一个坡道也没有，连我之前预想的盘山公路和急转弯也没遇上。我必须强迫自己一直盯着路看，因为我不停地想要欣赏周围的风景。我正行驶在白雪斑斑的沙漠之上，地面既干燥又平坦，像一张巨大的桌子，而沙漠边缘的雪峰则酷似身形巨大的德鲁伊人在桌边露出的头颅和肩膀。远处是伟岸的群山，只见得黑漆漆一片，加上陡峭的悬崖和坚硬的山坡，样子相当吓人。然而，前方的道路依然平坦，看起来毫无危险。路上没有别的车辆。我突发奇想，要沿着这段西藏公路骑行应当是件容易的事，于是我便开始计划一场可以骑行的西藏之旅。
可我却觉得它很难听。我一直往前开着，但并不知我们现在位于何方。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因为只有一条路可走。自打出了车祸，我就决定谨慎行事，所以把平均时速控制在了50英里（90千米）左右。况且，汽车一直在发出不吉利的声响，让我觉得一旦加速，它就会散架。此时付先生醒了，但他一点也没有表现出要开车的意思。我对此感到十分高兴，因为现在的感觉太美妙了：窗外阳光灿烂，在大山的怀抱中，我们沿着这条西藏公路颠簸而下，路边是成群的牦牛和羚羊。
我从后视镜中可以看到付先生的脸色发生了变化：之前的恐惧和不适让他面如纸色，现在他已变得满脸蜡黄。睡梦中的他显得平静了一些，他的呼噜声很大。孙小姐也睡着了。我把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的卡带塞进录音机，继续向拉萨前进。我喜欢这样。我喜欢听音乐，也喜欢车里其他乘客都睡着时的自在状态。我热爱西藏风光。在刚才那段路上我险些丧命。但我却活了下来。不但活着，而且还能开车，这种感觉太美妙了。
四点左右，我们的油几乎耗尽了。付先生说后备箱有大罐的备用汽油，但当我注意到汽油表的刻度时，我们正好开到了一个小型住区附近。
付先生睡着了。这样一种疯狂和疲劳交替往复的状态我以前在中国也见过。这似乎就是中国的一种生活方式：先是全神贯注或马不停蹄地拼命劳动，然后突然就停下来睡着了。在火车里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两个正手舞足蹈侃侃而谈的人会突然停下，开始像牛蛙一样打起呼噜来。
“在这停下吧。”付先生说。
于是，他高高兴兴地回到车里。现在我坐到了孙小姐旁边，但她几乎没有注意到我。我握起方向盘，带领大家出发了。在过去几小时中，这辆令人匪夷所思的日本小轿车已经退化成为一辆老爷车。如今它遍体鳞伤，不但走在路上劈啪作响，还会排出滚滚浓烟。但最能显出它老态的，是它会向一侧倾斜——不知道是因为弹簧坏了还是轮轴裂了。它刚刚经历了致命一击，但仍然一瘸一拐地在路上颠簸。我必须紧紧握住方向盘才行。这辆浑身毛病的车总试图把自己开进道路右侧的壕沟。
他指引我开向了一个小棚屋，后来我发现那是个加油站——用的还是接着长软管的老式喷嘴。它跟西藏的所有加油站一样，都是由人民解放军负责运营的。
“是的，是的。”我答道。
“我们应该把轮胎也修修。”
“你会开？”他眨了眨眼睛。他很瘦，像一只饿极了的仓鼠。
付先生说：“不，他们不修轮胎。”
我不想伤害他的自尊，尤其是在海拔这么高的地方，所以我小心翼翼地对他说：“我会开车。”
在西宁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要带两个备用轮胎，但他只带了一个，而且路上已经用掉了。所以，我们现在一个备用轮胎也没有。
他摇摇头。他太虚弱了，根本没力气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要去哪里修轮胎？”
“你想怎么办？”我问。
他茫然地沿着道路指向了拉萨的方向。这说明他一点概念也没有。
我心想：真他妈见鬼。
我走向了正在帮我们加油的士兵。
孙小姐哭了出来。
“这是哪里？”
“我看不见了！我不能呼吸了！”
“五道梁。”
他没在开玩笑。他看起来像是病了，不停地揉着眼睛。
地图上的名称总是印得很大，但这个地方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这里只有一个加油站、几处营房和一张带刺的铁丝网，难道也值得为它命名？而听到“五道梁”这个名字也意味着坏消息，这表示我们离目的地安多还有大半程的路要走。
毫无征兆地，他停在了道路中间，气喘吁吁地说道：“我不能再开了！”
仿佛是为了给此刻渲染些戏剧氛围，天气忽然变了。一阵风刮了起来，云层遮住了太阳，四周变得阴沉而寒冷。我的地图被吹得啪啪作响，不停地拍打着车顶。夜幕很快就要降临了。
我回到车里，付先生往前开了50码（45米）。他的车开得越来越糟。他挂错了档位，变速箱正在咯咯地响。与此同时，后轮那可怕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安多，付先生？”
他揉了揉眼睛。孙小姐还在抽泣。不知一分钟之内她会不会尖叫起来呢？
“六点左右。”
“我觉得不舒服，”他并没有抬头，“是高原反应。”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付先生的估计非常不准。我已经不相信他以前走过这条路了。或许地图也在误导我们——它上面有一些路实际根本不存在，而且有的住区也只是刮着风沙的废墟。
“付先生，快看看那些山。”
付先生没有地图。他只有一张纸，上面潦草地写着从格尔木到拉萨途中七座城镇的名称。由于他反复查看，那张纸已经变脏了。此时，他又把它拿了出来。
这个山口的海拔差不多有17000英尺（5千米）。付先生把车停下，我走下车去看一块石碑，石碑上注明了海拔高度以及附近的山脉名称。外面空气很稀薄，我有点喘不过气来，而附近的风景也看得人头晕目眩——高原的轮廓温软柔和，长长的雪地层层叠叠，仿佛整个乡村都披着美丽的长袍，又像把印度人晾晒衣服的画面放大了无数倍。我被这个地方的壮丽风景迷住了，高海拔所带来的不适早已被抛诸脑后。
“下一站是雁石坪。”
这样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我们来到了一个连接唐古拉山和昆仑山脉的山口。中国人认为有一股细流从这附近的某个山谷流出，之后它变得越来越汹涌湍急，一路直奔上海。这便是长江的源头——只有老外才管它叫“扬子江”。能让中国人真正感到神秘的地理现象并不多，而这条河便是其中之一。但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大部分人都会对大江大河着迷。
我们重新出发了。我负责开车，付先生又开始打盹了。
从那以后，我们就一直走走停停。轮胎发出的声音吓人得很，但这还不是最糟的情况。付先生改变了开车的方式。原本他总是开得很快——后来我明确地告诉他应该开慢些。（再没有人可以让我坐的车高速行驶了，我心想：我会抗议的。）然而，付先生后来开得过于小心，这和他之前鲁莽的驾驶方式一样，几乎让我心力交瘁。
孙小姐还在放着“I am a disco dancer”。
“这地方海拔很高！”他吼道。他脸上沾了灰，头发都竖了起来。他的脸色也变了，没有一点血色。
过了一小时，我们经过了一个棚屋、几头牦牛和一条凶巴巴的狗。
他站起身摇摇晃晃地走过来，朝我露出了恐怖的笑容，看上去很暴躁。他大喊道他很好，但从他说话的方式来看，他并不好。
“雁石坪到了？”
“你还好吗，付先生？”
“没有。”
后来他一直勾着头跪在后轮旁边。
在逐渐暗淡的光线和寒冷刺骨的空气中，这片高原似乎失去了原有的浪漫色彩。一位法国旅行者曾写道：“与这片土地相比，连戈壁都显得丰饶起来。”事实的确如此。“月球表面”是最常用来形容这种地方的词，但这里却比月球表面更甚——它完全是另一个星球。
他用鼻子粗声粗气地呼吸着。然后他猛地按下刹车，跑出去朝后轮的轮辋上吐了几口唾沫。他这么做并不是因为恼火，而是想看看它到底有多热。
前面还有更多的住区，这些住区规模都很小，外观也一样：污迹斑斑的白色小屋、方正的墙壁、平坦的屋顶、红蓝绿相间的三角旗，突起的灌木枝上，写满祷文的经幡在迎风招展。在经幡随风摆动的同时，上面的祷文也跟着在空中舞动，充满了优雅的气息。我们见到了更多的牦牛和恶狗。
“我觉得它越来越热了。”付先生沿着道路开了一百码（90米）之后说道。
“雁石坪到了？”
我们停车后顶起车身，卸下一个后轮近距离观察了一番。刹车盘已经变形，一些金属件插进了轮辋，导致轮子低速转动时发出轰隆隆的声音，转快一点的话，声音就变得响亮而刺耳。这种情况没有办法修理。我们只好把后轮装回去，付先生拧紧螺母的时候，我四下观望着。我一生从未见过这样的光亮——此时的天空就像一片光芒四射的海洋，在死气沉沉的沙漠中，长着硬如皮革的植物，而沙漠的边缘，则尽是些奇怪的灰色山丘和白雪皑皑的山峰。我们已经在高原上了。这是个我从未见过的世界——空荡荡的原野，被风侵蚀的岩石，还有密集的阳光。我心想，如果非得把我困在某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就不错。我想象着自己被遗弃在这里，从此永远留在青藏高原的尽头，内心充满了喜悦。
“没有。”
车身已经变形到惨不忍睹，我感到一阵凄凉。令我惊讶的是，它竟然还能重新启动，而且四个轮子仍能照常运转。我们出发几分钟后，后车轴发出了一阵响亮而刺耳的声音，让我觉得这车就要散架了。但于我看来，这才是合乎逻辑的事。
我们到达时天几乎全黑了。雁石坪位于沿途的一段弯道上，二十来栋房子全都建在泥地里。这里有孩子，有狗，也有牦牛和山羊。其中有几条狗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大最凶狠的，它们是藏獒——在藏文中，藏獒的意思是“看家狗”。这几条狗懒散地四处闲荡着，边走边流着哈喇子，发出的叫声可怕极了。
时间已经到了午后。刚才真是惊心动魄，不过我却因此受到了鼓舞，因为我们刚刚死里逃生。现在大家居然都还活着，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付先生什么也没说。我们又重新上路了，他看起来既茫然又慌乱。他的眼镜在车祸中摔坏了，我能看见他愤怒的眼神。此外，他身上也很脏。孙小姐在吸着鼻子轻轻地抽泣。
“这里没地方住。”付先生抢在我开口之前说道——当时我正在减速。
付先生用汉语向他们表达了谢意，这意味着他不得不放下了自尊。然而，那些人却毫不在意。他们又嘲笑了他一番，然后跟他挥手作别。
“下一站是哪里？”
过了不到半小时，轮胎就修好了，车也被挖了出来。我们八个人负责推车，付先生负责加大引擎油门，终于跌跌撞撞地把车推回到公路上。车轮开始转动时，每个人都沾了一身灰，我心想：我可真喜欢这些人。
他拿出了他那张脏脏的纸。
他们都表示：“Ya，ya!（好的，好的！）”然后，大家都开始干活儿了。
“安多，安多有一家酒店。”
“我知道你们想帮忙。现在我们先要把轮轴顶起来，再把车胎装上，然后把这辆该死的汽车推回路上。得去找些绳子来——套住它，”——他们不停地笑着点头——“把我们推到那边去，因为Nga Lhasa la drogi yin，如果你们不干的话，我会很生气的。你们怎么说？”
“还有多远到安多？”他沉默了。他不知道还要多久。过了一会儿，他说：“几小时吧。”
这时，他们当中有个人已经接过了付先生的铲子，另一个人则在用手刨着地面。还有一个人清空后备箱——先拿出各种盒子，再取出备用轮胎。其他几个人来碰了碰我脸上的伤口，“啧啧”地向我表示同情。
“酒店”倒是个漂亮词，但在中国的种种经历都告诉我，这个词不可信。中国人更常用的说法是“宾馆”，就是那种我从来无法准确界定的地方。它可以是医院，是疯人院，是住宅，是学校或监狱，但几乎不可能是酒店。然而不论如何，我渴望去那里。现在已经七点半了，我们已经在路上开了十个小时。
我又看了一眼我的短语书，用手指着一个短语说道：“Nga Lhasa la drogiyin.（我要去拉萨。）”
我们在黑暗中继续往前开着。这是一条曲折的路，有的地方结了冰，而且积雪更多了，海拔更高了，天气也更冷了。我们又遇到一个山口——由于此地的海拔也达到了17000英尺（5千米），所以山口结了许多冰，一年四季都化不开。
他们回应道：“Amayriga, Amayriga!”
付先生醒了，他看到了积雪。
“Nga Amayriga nay ray.（我是美国人。）”我说。
“路！小心看路！”他喊道，“路！路！路——”
他们点了点头，用英文回答道：“True.（果真如此。）”意思是，简直太不好了。
由于海拔太高，他一直在打瞌睡，但每次醒过来都会变成一个讨厌的唠叨鬼。他一直在叫我小心路况，因为他很害怕。我很想对他说“老兄，今天差点没把我们弄死的人可是你”，但为了他的面子，我没有说出口。
我指着汽车说：“Yappo mindoo.（那个不太好。）”
这条路比较狭窄，我总是把远处卡车的车灯误当作安多的灯光。在这样的海拔之上，没有植被生长，空气既寒冷又清澈。在一片黑暗中，我看见了星星点点的灯光。
他们回敬了同样的话，然后又笑了一阵子。
“那是安多吗？”
我掏出自己的《实用藏文短语》查询起来，然后对他们说道：“Tashi deleg!（你们好，祝你们好运！）”
“看路！”付先生的声音从后排传来，我咬紧了牙关，路！路！
但我并没有转身回去，而是对正在靠近的几辆卡车招了招手，看到他们放缓了速度，我感到很高兴。这是一支有三辆车的载重车队，那些藏民停好车后，便左摇右晃地慢慢穿过沙漠走了过来。此时我们的车还翻倒在砂石中，付先生仍然在双膝跪地不停地挖，孙小姐像疯子一样蹲在地上守着她那堆破塑料片，看到这一切，他们愉快地笑了。总共来了七个藏民，他们身穿破旧的外衣，看起来非常油腻。然而，听到他们的笑声，看到他们头上戴的扁帽子和脚上穿的破鞋，我便放下心来：外表越是普通，就越像救苦救难的英雄。
因为紧张，他一直叨叨个不停。现在他是乘客，我是司机，他俩现在都坐在后排——她还在抽泣，而他在唠叨。“你要一直看路，”他说道，“看路。安多还没到——那是辆卡车！”
“回来，”付先生说，“来帮我挖。”
时不时地，他会拍拍我的肩膀，喊道：“厕所！”
这就是内地人的自尊。他摇摇头，挥手让我走开。他知道卡车司机都是藏族人。要是让那些家伙见到自己因为愚蠢的驾驶行为而弄得如此狼狈，该多丢脸啊！这就是他拒绝我的唯一理由。
这已经是最委婉的说法了。经常需要小便的人是孙小姐。我总看见她一摇一摆地走到路边，悄悄蹲进一条壕沟，恰好那里没有风——天太黑了，连牦牛都看不到她——然后就地解决。
“不用。”付先生说道。
就这样，三小时又过去了。我在想，是不是直接把车停在路边，就在车里睡觉会更舒服一些。午夜的青藏高原，四周漆黑一片，路面结了冰，窗外还刮着风，并不是开车的好时间。但问题是路太窄了，我们没地方停靠。况且道路两侧都有壕沟，如果停下的话，可能会撞上沿途开过的军用卡车。
“去拦住他们吧。”我说。
我很高兴我们还能继续行驶。后轮为什么没掉下来呢？轮轴为什么还在发出刺耳的声响？车胎为什么没有走气呢？毕竟，我们没有备用轮胎可用，但什么坏事也没发生。月亮从云层中钻了出来，照亮了白雪覆盖的山坡和路边漆黑的山谷。
几辆棕色卡车在公路上缓慢而费力地行驶着。几小时前，我们刚刚超过它们。
我朝窗外望去，但几乎同时，付先生又冲我喊了起来。
大约二十分钟过后，我们都筋疲力尽了。散热器护栅被撞碎了，塑料片散落了一地，孙小姐把它们捡起来堆成小堆。她想要保留它们，好像收集这些东西能体现出她深深的关切一样。
临近午夜，我终于看见了写有“安多”的路标。黑暗中的安多，看起来既阴森又危险。当时我还不知道它白天的样子要可怕得多。
我们轮流挖了一阵子，但就算把车挖出来也不过是些表面功夫而已。而且，车身暴露得越多，它看起来就越畸形。
“我们要借宿在军营里。”付先生说。
付先生取出一把铲子，在汽车周围挖了起来。那样做有什么用呢？它只剩下三个轮子了，哪也不能去。看来我们没什么指望了。我犹豫过要不要抓起背包开始搭顺风车，可该朝哪个方向走呢？付先生把自己弄得一团糟，但他应该也能自己解决问题。我无法想象怎么把这辆车拖到公路上去。我环顾四周，心想：这是世界上最空旷的地方之一。
为了顾全面子，付先生和我交换了位置，驶过了到达哨所前的最后二十英尺（6米）。然后，他下车去跟哨兵理论了一番。
让我感到愤怒的是，事故竟然发生在晴空下一段干燥的路面上，而且还来得这么早。如今我们进退两难，都怪付先生没用，他之前开得太快了。但我也有错，我不该什么都不说。
回来时，他气得浑身发抖。
谁都没有说话。我们都因劫后余生而激动得无以言表。付先生拖着沉重的脚步朝我走来，拍了拍我的肩膀。他的指头上有血。我虽然从车里逃了出来，但并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受伤——我想应该有吧。然而，我还是自我检查了一番。我的眼镜碎了，玻璃扎进了脸颊，但伤势并不严重——不论如何，伤口不深。我的前额肿起了一个包，脖子有点痛，手腕也破皮了。不过这都没事。
“他们满员了。”他说。
付先生笑了。他的笑源自一种盲目的恐惧，意思是：天啊，现在怎么办！
“现在怎么办？”
我踉踉跄跄地走开，希望离车越远越好，此时我看见付先生和方小姐正喘着粗气，还不停地咳嗽。孙小姐在发抖。付先生则显得不知所措又悲痛万分，因为他看到自己的车被毁了：镀铬层剥落了，散热器护栅碎了，轮缘变形了，车门也坏了。我们现在距离公路有50码（45米），深陷于遍地砾石的沙漠中。阳光依旧灿烂，看起来真不可思议。
“去住宾馆。”
因此，当汽车最后停下时，我大吃了一惊。整辆车已经侧翻过去，只是因为地上的石砂太厚才没有完全翻个底朝天。我不得不用肩膀顶开车门。外面仍是尘土飞扬，我这一侧的后胎已经脱落，我能听见它发出的嘶嘶声。
孙小姐又在默默地呜咽。车子开过一片石头地，前面没有路了。我们来到一座用木板围起的小屋，但还没来得及下车，一只藏獒就闯入了车灯照亮的区域。这狗的头颅四四方方，舌头厚而多肉，一边淌着哈喇子一边狂吠。它的体格有小马驹那么大，有点像巴斯克维尔猎犬2，但是凶恶多了。
这一状况大概持续了七秒钟。在这样一辆打滑的车中，这几秒钟显得既痛苦又漫长，恐惧无时无刻不在侵蚀着你。我从未感到过如此无助和绝望。
“你要下车吗？”
我紧紧地握着门把手，脑袋死死地顶着前排座椅。我担心自己一旦有所放松，就会被甩向另一侧车门。我好像听见了孙小姐的尖叫声，但汽车和风的声音要大得多。
“不要。”付先生吓得声音都哑了。
弯道上有条阴沟，而且路面上明显有块很高的凸起。但付先生仍然保持着90的时速，他碰到了那块凸起的地面，于是我们全都飞了起来——汽车跃向空中，我感到一阵飘然，后来它又晃晃悠悠地往下落，冲向了道路右侧一根笔直的石柱。付先生当时紧紧抓着方向盘，车轮一滑，汽车转而冲向了道路左侧。我从头到尾都能听见风打在车身上的声音，就像是一股急流。那声音越来越大，车身也摇晃得更加厉害，因为它又飞向空中，被卷入了一阵夹杂着灰尘和碎石的大风。我们已经完全离开了路面，正全速奔向一旁的沙漠。付先生还在与方向盘纠缠，汽车则在摇晃个不停。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可怖的风一直撞击着颠簸的车身，飞扬的尘土遮住了窗外的光线，我们悬浮在空中。那一刻我心想，我们就要粉身碎骨了。
这只大狗在发疯似的蹦来蹦去，它身后有几头牦牛站着睡着了。付先生在这个岩石遍布的山坡上继续行驶着，假装自己是在正常的路上。他已经在后排座位上喊叫了一天，现在是想要证明些什么吗？
我之所以将这一切都记得清清楚楚，是因为两秒钟后就出事了。
前面的狗越来越多。我又能吃到牦牛肉了；我能理解为什么藏民不洗澡；我觉得这里的寒冷程度和高海拔还能忍受；我还可以穿越这里的山路。然而，我却受不了那些恶狗。我并没有生气或不耐烦，只是极度害怕。
孙小姐接过中国制造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卡带，把它塞进录音机，前几节的音乐便响了起来。阳光从窗外透进来，天空晴朗蔚蓝，灰色山丘之下的大地上铺满碎石。我们两侧都是白雪皑皑的山峰，刚好越过那些小山丘的顶端。汽车正驶向一处弯道，我有点担忧，不过想到这条通往拉萨的路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公路，我还是感到很开心的。这真是个美丽的日子。
“那边有家宾馆。”付先生说道，看到前面微弱的灯光，他笑了起来。
“孙小姐，放这个吧。”
那是一栋脏兮兮的两层楼建筑，窗户上装有栅栏。我猜想这是一所监狱，不过这也没关系。我们先是环顾四周看了看有没有狗，然后就进去了，但孙小姐还留在车旁呕吐。有个藏民坐在地上一块破烂的棉被上，正咬着一根牦牛骨上的生肉。他穿一身沾满了污垢的黑衣服，头发凌乱不堪，虽然天气寒冷，但脚上什么也没穿。
他转弯的时候开得太急了，以至于我发现自己为了不被甩出座位，竟然一直牢牢抓着门把手。如果此时喝茶的话，没法不洒出来。他正在以90的时速前进——我分不清刻度盘上写的是公里还是英里，但这有关系吗？要是你对他说“开慢点”的话，他会没面子的，他的自尊心会受伤，况且不正是他带我们穿越了那段雪地吗？现在已临近中午，前方的路面比较干燥。按照目前的速度，我们可以在傍晚前到达第一个目的地——安多县。
“我们要一间房。”付先生用汉语说道。
很快，我就找到了答案。
藏民笑了笑，他说没有房间了。他张嘴嚼着肉，牙齿都露了出来，然后把牦牛骨头推到我面前，让我咬一口，热情得有些吓人。
我并非不善言辞，但还是什么也没说。开车的才是老大，作为乘客一般都应该闭嘴。虽然我总有说点什么的冲动，但我心想：剩下的路还很长，不必一开始就跟他争执，破坏气氛。再说，我也想见识一下付先生的驾驶技术还可以糟糕到什么程度。
我掏出了自己的《实用藏文短语》。
他真是个糟糕的司机，应该没什么驾驶经验。也许他上过某所国营驾校并拿到了驾驶证，然后被分配到西宁的一家单位。他开车时戴手套完全是装模作样。汽车点火启动后，他不是加档太多，就是握不稳方向盘，要么就是开得太快，而且他下坡时经常关火并且挂空档，以为这样可以省油——这无疑是司机身上最坏的习惯，但在中国却非常普遍。
“你好，我不饿，”我用藏文对他说，“我叫保罗，你叫什么名字？我来自美国，你呢？”
然而，他并没有减缓速度。道路越来越直，他开得也越来越快——时速大概达到了80，这对于这样一辆行驶在狭窄路面上的小汽车而言，似乎有点荒唐。路上除了卡车之外，也见不到别的车辆——锈迹斑斑的大卡车满载着货物，用来遮盖货物的防水油布随风飘扬。卡车司机都是藏族人，付先生总是按着喇叭就不经意地超越了他们，似乎从来都不注意前面有没有弯道。
“Bod。”他说的是“西藏”的藏文叫法。他正对着我的手套咧嘴而笑。我觉得很冷——屋里的温度比零度要低得多。他做了个手势，请我同他一起坐在被子上，又用同样的手势示意付先生离开。
“不好意思！”
他推开了付先生的身份证，但却对我的护照产生了极大兴趣。于是他放下那根多汁的骨头开始翻我的护照，在上面留下斑斑血迹。看到我的证件照时，他笑了起来。他把照片同我现在这张冻得发灰的脸比了比，又看了看我眼睛下方的伤口，然后又笑了。
车子又撞上了一处隆起。
“我知道，照片和我本人并不是很像。”
由于大部分弯道都很急，付先生不得不慢慢开。这时我会从保温杯中啜几口茶，然后把录音带递给孙小姐，让她塞进录音机。走了100英里（160千米），我们已经把勃拉姆斯听完了。听门德尔松的时候，我就会考虑接下来要不要把贝多芬的交响乐递给她。我喝着绿茶，看着窗外洒满阳光的道路和白雪皑皑的山峰，听着美妙的音乐，不禁得意起来：能够如此前往拉萨，实在惬意得很。
听到我说英语，他开始变得非常机敏，像一条狗在听车道上传来的脚步声。
“不好意思！”付先生对我说，但他仍然越开越快。
“有房间吗？”我问他。
我们越过了第一片崇山峻岭，接下来的环境虽然冷，但积雪已经没有格尔木那一侧多了。付先生开始加速。每当见到一段干燥的路，他就会把油门踩到底往前加速，只有遇见冰雪时才会慢下来。有两次他都撞到了因为冰冻而胀起的路面，我不但被甩出了座位，还碰到了脑袋。
他嘟嘟囔囔地回了句什么。他的头发都剃光了，下颌骨又宽又大，看起来像只猿猴。我用汉语又问了一遍，因为我听不懂他刚才说了什么。
因为恐惧，付先生这几个小时没说一句话，但他的呼吸声——他用鼻子出气的同时还在不停地喘息——仿佛一场独白。
“六块钱一个人。”他说。
我们起初经过的山口都很狭窄，几乎见不到光，而且路上结满了冰。付先生只好慢慢地开。他真不是个好司机——跟他一道行驶的头五分钟我就发现了——冰雪让他放慢了速度，变得小心翼翼的。结冰的路面看上去挺危险，但我们一点点地向前移动，并且试着不去想掉进路边山脊中的可能性，最终成功通过了那段路。之后又有好几英里湿滑的雪地，但付先生也成功开过去了。我们就这样开了两小时。这天是个令人愉快的晴天，阳光照射在积雪上，有的雪已经开始融化。然而我们正逆风而上，越往上走越冷，即便有太阳也无法改变这样的事实。
“噢，谢谢，谢谢。”付先生毕恭毕敬地说道。
我看得出来，付先生很怕下雪。他从未亲自在雪路中行车，只是听说过一些可怕的故事。而他之所以希望在格尔木再待一周，就是想等雪化了再上路。他觉得没有办法穿越雪地，可是路上的积雪状况还不是太糟。路面相当畅通无阻——不论如何，来往的卡车已经在雪地上压出了两道明显的车辙。但同时这也导致冰雪都堆在道路中央，形成了一道硬硬的突起，底盘较低的小汽车经过时，会不停地颠簸摇摆。
“喝茶，喝茶。”这名“食人族”说着递给了我一个锡壶。
再往前走约20英里（32千米）就到了铁路的尽头，我们遇到了这片山脉的第一个山口。中国境内的铁路最远就修到了这里——只有军人才可以乘火车来这么远的地方——过了山口，就只剩下狭窄的道路了，付先生此刻正开着他的“戈蓝”缓缓滑行在这样的路上。
我喝了几口酥油茶，就在我喝茶的时候，一辆卡车停在了外面。十二个藏民走了进来，都是妇女和儿童，他们走向过道，把被子铺在地上，倒头就栽了下去。
拉萨离我们有1000英里（1600千米）。我朝西藏方向望去，瞥见一辆冒着蒸汽的黑色火车。唐古拉山脉的蓝色山峰和山脊之下，是一片白得耀眼的雪地，那火车正吃力地在雪地中前行。这是我在中国见过最迷人的画面之一：列车吭哧吭哧地行驶在白雪皑皑的沙漠之中，它身后的山脉晶莹剔透，头顶的天空万里无云。西藏犹如一颗巨大的钻石，眼前的一切都如珠宝一般，冒着轻烟，闪着灵光。
我付钱之后从车里取了包，在楼上找到一间空房。在楼梯间的灯光下，我看清了这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楼梯平台上有人吐过，呕吐物已经冻住了。越往前走，墙边的情况越糟。因为所有东西都结冰了，所以并没有难闻的气味。房间很脏，四壁全是光秃秃的水泥，比我见过的任何监狱都要阴森可怕。但真正像监狱的地方在于，房里所有灯都亮着——虽然数量不多，但全都是裸露的灯泡，而且找不到开关。时不时会听见有人在别的房间嚎哭或低语。这里既没有水，也没有浴室。此外一个厕所也没有，有需要只能在楼梯间解决。
这惹恼了我，更恼火的是，第二天早晨九点半时我还在等他，因为他在等人开住宿费的发票。最后我们大概十点才上路，我坐在车子后排，心想这要是在火车上该多好，而且想到一路都要盯着孙小姐的后脑勺，我觉得很心烦。
就在不远处，我听见孙小姐在用她那病恹恹的声音斥责付先生，她似乎很是恼火，一直抱怨个没完。我关上了门。门上没有锁，我用一张铁床将它抵住了。这间房里有三张铁床和几床散发着臭气的被子。
“我必须吃热馒头。”付先生说。
我意识到自己在发抖。我感到又冷又饿，于是吃了半瓶“马玲牌”桔子罐头和一根香蕉，还用我自带的那壶热水泡了茶。因为海拔的关系，我感到头晕气短，而楼道里那些冻住的呕吐物也让我觉得反胃。我才吃完东西，所有的灯就都灭了：时间已是午夜时分。
“我们可以买些东西在路上吃。”为了能早点出发，我最后一次不顾一切地请求道。
我戴上手套和帽子，添了毛衣和外套，再穿上第三双袜子和保暖鞋便上床去了。我这一生虽然在不断地经历寒冷，但戴着有耳罩的帽子睡觉还是头一回。我在身下垫了一床被子，又盖了一床。但即便如此，还是暖和不起来。我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我的心脏怦怦直跳，脚趾冷得发麻。我试着想象如果自己是克里斯·波宁顿的话，会经历些什么。过了一会儿，我又能看见月光透过窗上厚厚的冰霜照进来了。
我们都知道，早餐八点才供应。付先生是在为自己争取一小时的时间。我想从《毛泽东语录》中找点什么话来告诉他应当灵活行事，要敢于面对困难并用意志力克服它们。但我一句也想不出来。不管怎样，毛主席的话也许对付先生并不起作用，他年纪轻轻、骨瘦如柴，做起事来疯狂得很，他不但听贝多芬，戴驾驶手套，还有个白吃白喝的女朋友。他是中国新生代中的一员。他甚至还有一副太阳镜。
半夜里，我起床小便。我找到个搪瓷盆，猜想那就是尿盆，于是就尿在了里面。到了第二天早晨，尿盆里的小便冻住了，而我吃剩的橘子罐头和鹌鹑蛋也是：我所拥有的一切能结冰的东西都冻住了。
“总得吃早饭吧。”付先生笑着说。
虽然我前夜没怎么睡着，但一见到阳光就高兴起来。我找到了一些花生，把它们吃掉了，然后又吃了冻香蕉。接着我去拜访了那位藏民，同他一起喝了我自带的茶。他不想喝中国茶，于是做了个鬼脸，好像在说：“这东西真恶心！你怎么喝得下去？”
“六点半或七点太阳就出来了，那时候就走吧。”
早晨的阳光送来了一丝温暖，但也唤醒了楼梯和过道上的臭气，让这个地方显得更糟了。整栋楼上下都是发黑的团状或条状大便。在这样一个天堂般的地方，我们住的地方却跟厕所一样。
“我们可以九点走。”
付先生起来了，他一直在发牢骚。他说孙小姐感到很不适，而他自己也觉得不舒服。
“应该早些出发，因为下雪，得开慢些。”
“那我们走吧。”我说。
中国人对于吃饭时间的执着真是近乎疯狂。
“先吃早饭吧。”
“吃完早饭就走。”他回答。
“噢，天啊！”
晚饭时我问付先生：“明天什么时候出发？”
但他坚持要这么做。付先生和孙小姐去了一间炊烟缭绕的小屋吃早餐，他们吃的是酥油炒鸡蛋。小屋门口躺了一条死狗，其他的狗则蜷在地上乱叫。马路上有一只被压扁的死羊，犹如一张又硬又破的炉前地毯。池塘已经结冰，对面就是军营。在一片废弃的住宅区中，零星地散布着几栋房屋。戴深红色头巾的藏民看着我走在小路上。我一直往前走，直到那些狗开始叫才停下脚步，然后转身回到大路上。路上到处是被压扁了的死动物，尸体硬邦邦的——像一张张令人毛骨悚然的小垫子。
然后，很快她连这个不标准的发音也忘记了。
这天我们又弄到很晚才出发。不过，这次我在地图上做了些计算，通过预估各城镇之间的距离得出了一个平均速度，感觉好多了。但我又想起了车胎的事。
她的双唇动了动，结结巴巴地学了一声：“Trow。”
“备用车胎修好了吗，付先生？”
“Travel。”
他说过今天早饭前要送去修的。虽然安多跟垃圾场没什么分别，但修汽车的地方还是有的，而且不论规模大小，几英里之内也只有这里能修。
“‘旅行’用英文怎么说？”
“没有，去那曲要好一点。”
付先生一句英文也不会讲，但他深信孙小姐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然而在接下来的四五天里，我根本想不到办法从孙小姐口中听到任何英文。她嘴里时不时会蹦出一个中文单词，然后问我用英文怎么说。
那个地方在100英里（160千米）之外。
“是的，她会说英语。”
付先生拿起了方向盘。沿着道路开了几英里后，他停下车，开始抓脸。
“她要和我们一起走吗？”
“我开不下去了！”他尖叫道。他说的是汉语，听起来像一个可怜的投降者。
“这位是孙小姐。”
他又心神不定了。对于这种情况，我只好欣然接受。在付先生钻进后排座位时，我安慰了他。我把勃拉姆斯的卡带塞进录音机，在晴朗的天空下往南驶去。
当天晚上我们吃了顿饭庆祝，我们点了木耳、面条、牦牛肉片和一种叫做“馒头”的蒸面团。付先生说自己没有馒头就活不下去，所以他又点了一份，准备在去西藏的路上吃。同桌还有一位年轻女士在分食我们的饭菜，在付先生开始介绍之前，她一直没有说话。
然而，我自己也是心有余悸。我在车祸中撞到过头，弄疼了脖子，脸上还留下一道深深的伤口。我的右手腕还在疼，也许是因为之前全速前进时一直紧握车把手而扭伤了。我也有高原反应——我觉得头晕恶心，在安多才走了一小段路就心慌不止。但这些与付先生的苦恼相比都不算什么。他的脸已经失去血色，嘴唇也开裂了，没过一会儿，他干脆晕了过去。孙小姐也睡着了。他俩一起摊在座位上，像一对服毒殉情的恋人。
他丝毫没有拒绝的理由，而且这个办法也顾全了大家的面子。
去那曲的路上不会再有住区了，等待我们的只有狂风劲扫的高原，天气很冷，连野生牦牛都眯缝起了眼睛，一群群野驴动也不动，只是抬起头盯着我们这辆破损严重的三菱牌“戈蓝”轿车。几小时之后，公路走完了，前方只剩下一地松散的砾石，野驴也多了起来。鹅卵石摩擦着汽车底盘，同时也在车胎上磕磕碰碰。我们已经没有备用轮胎了。对于此次西藏之行，我们准备得极不充分，这实在荒唐，但我并不是非常介意。我觉得，既然已经从那场车祸中幸存下来，那么旅途中最艰难的时刻就算是过去了。死里逃生总能让人的生命力变得更加顽强。而且我知道，只要是我自己开车，就会安全得多。付先生的驾驶技术真不怎么样，作为一个紧张兮兮的新手司机，他在西藏毫无用武之地。
我对他说：“明天再出发吧，但是得早点走。我们开到中午再看看，如果积雪情况很糟就回来，改天再试。如果情况还不错，就继续往前开。”
有的山坡上，可以看见飘扬着彩色经幡的小屋。我的心情好极了：经幡的颜色五彩斑斓，小屋的墙壁被粉刷得雪白，烟囱中升起袅袅炊烟，人们头戴狐皮帽，腰间别着银扣，身上披着羊皮外套，脚上套了暖和的大靴子。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我见到一对戴帽子的母女正在攀爬在悬崖旁边的小路，裙子被风吹得鼓鼓的。还有一个帅气的牧民坐在一群牦牛中间，头上的红帽子连着一双大耳罩，很是漂亮。
他显然很不安，但我确信我们可以出发了。
付先生很恼火，因为那曲没有吃东西的地方。高海拔环境让他变得既苛刻又暴躁，他不愿在那曲停留，但我不停地纠缠他，让他去找个人来修轮胎。修理工作是在一个小棚屋里进行的，用到了火和凿子。在他们使用如此原始的方法对车胎进行硫化时，我到城中转了转，我的眼前尽是牦牛。
付先生并没有妥协。他指着南方说道：“雪！”
天上下起了又大又湿的雪花，像肥皂片一样。气温才零下十摄氏度，但狂风暴雪给人的感觉却比这冷得多。我走进一家内地人开的商店避雪，在那里吃掉了我的“金星牌”鹌鹑蛋罐头。我注意到一位藏族妇女正在买一个橘色的塑料包，一名藏族中年男子则在摆弄一只金发洋娃娃。娃娃的臀缝里插了把跟灌肠剂一样的金属钥匙。男子拧紧发条，它的手脚都动了起来。于是，他笑着把娃娃买走了。
到了汽车站，我们被告知路况并不是很糟糕。早上刚有辆车从西藏开过来——当然它误点了，但他们解释说所有的车都会误点，即便不下雪也是如此。
在那曲的一条小街上，有几个想换钱的藏民一直跟着我。他们也卖些小玩意儿，比如铜制烟罐、银币和藏印。藏印上刻有姓名或其他文字，用来加盖在文件上。我买了一枚银制藏印，上面刻了一句藏族箴言：拜天求悟。
“太小了。”他说完就笑了，意思是这地方根本无足轻重。
那曲位于拉萨以北，这里有西藏唯一名副其实的酒店，但即便如此我心里还是想着：下次我要自己带帐篷和睡袋过来。付先生开车带我们离开了这里——他这样做也许就是为了面子，因为从出发一英里（1.6千米）后，他又把车停下来揉眼睛。
“付先生，你觉得格尔木怎么样？”
“我开不下去了！”
我们开车去了汽车站。一路我都能感觉到，格尔木的确是中国偏远的边城，它基本与军营无异，商店、集市和宽阔的街道都屈指可数。除此之外，建筑物也少得可怜，但由于当地的楼房都不高，所以也算不得破坏市容。这个地方是拓荒者的家园——和西宁一样，1950年代曾有大量志愿者来到这里。他们深受毛泽东的鼓舞，志愿到中国贫穷荒芜的地方参与开发建设。他们要设立安置点，开辟道路，铺设电报线，修建营房。首先到来的是勘探人员和工程师，后来是铁路工作者和军人，最后教师和贸易者也来了。
随后，他便倒向了后排座位。
有人跟我说汽车仍在正常往返于格尔木和拉萨之间，尤其是现在已经没有飞机了——通往西藏的航线暂时中断了。肯定有汽车司机能告诉我们最新路况。
自从骑上“铁公鸡”开始此次中国之旅，这是我最高兴的时候。我开着车，不仅可以安排一切，还能自己掌握时间。而且，整个西藏空空如也。窗外的天气极具戏剧氛围——山上覆盖着积雪，风呼呼地刮，前方山脉的顶端聚集着许多乌云。我又在想：还好昨天没死。
“我们得找人问问积雪的情况。”
今天，在洁白庄严的念青唐古拉山下，牧民们赶着成群的牦牛，公路笔直地穿过黄色的平原。这条路顺畅无比，我因此感到更加幸福了——在这样偏远的地方还能感到如此安全，真是不错的体验。付先生和孙小姐在后排睡着了。路上见不到别的车。我以一个合理的速度向拉萨驶去，顺道观察着路上的鸟：有老鹰，有鸻鸟，还有乌鸦。路上的羚羊也越来越多，有一次我还见到一只浅黄色的狐狸在蹦蹦跳跳地过马路。
付先生一言不发。
突然下起了暴风雪。我刚从一个充满阳光的干燥山谷出来，转了个弯，便进入了一个阴暗而泥泞的山谷，棉花似的大雪打在两侧的车窗上啪啪作响。谢天谢地，怕雪的付先生没有醒过来。雪渐渐小了，进入下一个山谷时，空中只剩下些干干的小雪花在飘落，随后太阳又出来了。藏族人管自己的这片土地叫做“雪域”，但实际上这里不常下雪，而且从不下雨。虽然会刮大风，但很快就会过去。藏民们从来不会为此烦忧。刚才突降大雪的时候，我还看见孩子们在外面玩耍。
“现在我们可以去汽车站了。”我说。
起初我是想快些到达拉萨的，但现在就算晚一点我也不介意。如果能在这条路上多待几夜我也会感到很高兴，但前提是不要再遇到像安多那样的垃圾场。
旅馆又是一个监狱般的地方：楼道里凄凄冷冷，不时传来粗厉的声音，作息安排也奇怪得很。我的房间里有三棵仙人掌、一本日历和两张扶手椅。然而，窗户上却没有窗帘，屋里也没有热水。“晚些会有的。”他们说。旅馆大堂又脏又湿，地上都是大家从外面带进来的泥巴。旅馆后面有一个观赏水池，里面的冰都泛着绿色，通往餐厅的路上，积雪则达到了一英尺（30厘米）。我问有没有吃的。“晚些会有的。”他们说。有的房间里摆着上下铺，有六张的，也有八张的。为了抵御寒冷，房间里的人都穿厚外套，戴皮帽。为什么我的仙人掌还没冻死呢？旅馆双人间的价格是每晚5.5英镑，餐费是1.25英镑。
当雄这地方看起来挺有希望的。它位于一段弯道上，附近有一处军营和五六家只有一个房间的小餐馆。我们停下车，点了四道菜，其中有木耳和牦牛肉。看来付先生恢复得差不多了，他竟然有精力埋怨那个女服务员多收了他的钱——准确地说应该是我的钱，因为买单的人是我。
“我们得先去旅馆。”他说道。他在试图指挥我。
厨房里有六名军人在取暖，我试图跟他们说话，但他们立刻溜走了。来中国旅行过的人有时会跟我说，军人和官员都要把他们烦死了。但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每当我要接近他们，他们都会转身离开。
“我们去汽车站问问吧。汽车司机应该知道。”
我发现付先生又在往车胎上吐口水，看它是否过热。他跪在地上，不停地吐着，抹着，观察着。
“大家都说路况很糟糕，看看这雪！”
“我认为应该在这里过夜。”我说。
他点点头。他讨厌我问来问去。他打算全权安排我们的行程，可是如果我什么都要问，他还怎么安排？而且，他也给不出什么答案。
有个小男孩在看我们。我盯住他看时，他跑走了。
“格尔木有汽车站吗？”
“我们不能待在这。孙小姐生病了。现在离拉萨只有105英里（168千米）。”
他没有回答，这就是说没人告诉过他。我们继续争执着。下雪的确是个坏消息——积雪总是在那里闪闪发光，好像永远不会消失一样。可是一定有人知道路况吧？
“你身体怎么样，可以开车吗？”
“有人告诉你公路被积雪堵住了吗？”
“我很好！”
他指向了窗外。但我并没有看雪，而是注意到他戴了一双优雅的驾驶手套。他开车时总是戴手套，那东西就像鞋套或靴罩一样古老。
可是他看起来糟透了。他面如土灰，刚才吃得也不多。他告诉过我，他不但心口疼，眼睛也疼。
“快看那边！”
“车胎不热，”他说，“很好。”
他笑了：哈哈！你这个傻瓜！
他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最终在一个叫白仓村的地方放弃了，说自己没办法再开下去。我接过方向盘，开到了一个名叫羊八井的美丽的河畔小镇，在那里驶入了一条狭窄而多岩的山谷。从格尔木出发时，我就一直盼望见到这种山谷。我一直没注意的是，西藏的这片区域是一片空旷的原野，道路平坦而笔直，远方有白雪皑皑的山峰。然而，这个山谷既陡峭又寒冷，而且很深，有一半地方都见不到光。一条河流从中穿过，水流得很快，鸟儿在潮湿的巨砾间飞窜。我在鸟类书籍中见过这些鸟，知道它们属于鸫科，而此地最多的品种则是白翅红尾鸲。
“你亲眼见到了吗？”
从山谷出来，地势更高了，四周都是陡峭的山坡，山峰上的积雪更多了，颜色也更蓝了。我们在傍晚的阳光中沿河岸向前行驶着。再往南去，这条小河终将汇入气势磅礴的雅鲁藏布江。山谷变得更加开阔，阳光变得更加充足，空气也变得非常干燥。两旁的山上虽然光秃秃的，但碎石却不停闪着亮光，煞是美丽，再远一些的大山上，覆盖着软绵绵的积雪。
“是的。”
前方是一座小城。我以为又是个边防城镇，但事实上它就是拉萨。远远望去，一群红白相间的建筑依坡而建——那就是布达拉宫，它的外观很漂亮，有点像一座大山，又有点像一个带有纯金上盖的音乐盒。
“你确定吗？”
我从未在进入哪个城镇时感到如此高兴过。我决定同付先生结清报酬，跟他分道扬镳。我把热水瓶还有剩下的食物都留给了他。他显得有些尴尬。磨蹭了一会儿后，他伸出手指碰了碰我脸上那道在车祸中留下的伤口。伤口已经结痂，血都已经干了，虽然看起来挺吓人，但一点也不疼。
“因为在下雪，到处都在下，而且下得很大。”他这样答道，甚至都没看我一眼。他开着车快速行驶在格尔木布满车辙的街道上——开得太快了，但我在西宁见过他开车，知道这是常态。情况最好的时候，他也比一般司机疯狂得多。“积雪把公路都堵住了。”
“真抱歉。”付先生说完就笑了，他的道歉显得谦恭而卑微。那笑声仿佛是在对我说：原谅我吧！
我问他为什么。
* * *
我问他怎么了，他并没有直接回答。他说：“我们明天不能去拉萨了。可能后天才能出发，也可能大后天，或者……”
显而易见，拉萨并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它只是个面目友好的高原城镇，四周由更高的群山所环绕。城里的人和车辆都很少，路上也不设人行道。街上的人走起路来都慢悠悠的，没有人跑步，毕竟这些街道的海拔达到了12000英尺（3.6千米）。我可以听见孩子们叫喊，听见狗吠，听见铃铛响，却反而因此觉得这是一处静谧之地。这里卫生情况很差，而且日光很烈。城中大部分建筑都是用泥砖砌的，而有些很精美的神殿也是如此——泥砖虽然易碎，但更换起来成本低廉。因为有的佛像每隔几年就要重塑一次，而酥油花也可能腐臭或融化，需要塑造新的来替代。由于通晓佛教教义，藏族人民对于毁灭与重生的循环往复早就习以为常，“生死轮回”正是佛教大力宣扬的教义所在。
我们仍逗留在格尔木火车站。付先生一路从西宁开过来，我们已经会合。然而，车里的他看起来非常闷闷不乐。
拉萨是一处圣地，所以有许多朝圣者，这个地方也因此而变得多姿多彩。而且，由于这些人本身也来自外地，所以他们并不反感外国游客——事实上他们很欢迎外国人，并且总试图向他们兜售串珠和饰品。但拉萨的人口不多，而且因为地势平坦，所以大家都骑车出行。于我而言，这完全在意料之外。我原本以为这会是一座灰暗的山区城市，它会有陡峭的坡道和防御工事，内地人会在这里泛滥成灾，标语会挂得到处都是。然而出现在我眼前的却是一个明快的小镇，随处可见快乐的僧侣和友善的朝圣者。布达拉宫是这里最重要的建筑，它的外观设计精巧，看得人心旷神怡。
我没想到会下雪，而从他沮丧的语气来看，显然他也没有料到。城里的积雪很薄，但它后面的山脉附近却积得很深，洁白的雪在大山的阴影中熠熠生辉，仿佛戏剧中的场景。
拉萨有一半人口都来自内地，但除了士兵之外的人都不喜欢出门，即便是人民解放军的士兵也都保持低调。
“雪。”付先生张口便说道。
我的内地朋友们觉得很困惑，因为藏民们仍保留着过去的习俗，穿着传统的服装，藏传佛教是那么令人费解，比如神秘的宗教仪式，还有被西藏人视为保护神的长着獠牙、怒目圆瞪的大金刚。即便有内地人颁布法令，修建学校，实施公共建设，拉萨仍保持着旧时的风貌，就像中世纪的欧洲，到处是笑盈盈的僧人和脏兮兮的农民，户外经常有节庆活动，街头也总可以遇上变戏法的或是翻筋斗的。它虽是座圣城，却也是一处贸易集散地，手推车随处可见，车上满载着成堆的蔬菜和脏脏的牦牛肉，牦牛肉都经过了风干处理，可以保存一年（西藏气候干燥，谷物可以存放五十年）。而和中世纪最像的一点是，在西藏几乎见不到水管装置。
格尔木几乎算不上一座城镇。这里只是零星地分布着十来栋低矮的楼房，还有一些无线电天线和一座水塔。付先生的“戈蓝”是城中为数不多的汽车之一。街上有几辆公交车，但它们是我在中国见过最遭罪的车辆——这也不足为奇，毕竟它们常年颠簸在青藏高原上。
拉萨到处是盘腿而坐或叩首跪拜的朝圣者，他们按顺时针方向绕行祭拜着每一座佛殿。在大昭寺外以及布达拉宫四处的楼梯平台上，都有他们五体投地的身影。他们在路上磕长头，在河边磕长头，在山坡上磕长头。由于笃信藏传佛教，他们的心态都很平和。来自西藏各地的他们让拉萨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市场也跟着热闹起来。他们祷告，伏在地上磕头，在佛殿里散发一毛钱纸币和麦粒，往供灯里倒进一团团酥油。他们到布达拉宫瞻仰各种宝座。朝圣者们也会敬拜黄教始祖宗喀巴和如来佛画像。这些朝圣者让拉萨成为了一个充满外来者的小镇，但他们又并非完完全全的陌生人，所以即便是货真价实的老外在这里也会找到归属感。这里的环境又脏又乱，铃铛声不绝于耳，却反倒让人觉得它热情友好。
仿佛是为了欢迎我们，列车前方出现了八只灰色的鹤，这些鹤先是聚在一起，然后又倏地散开了，它们越冲越高，但翅膀始终没有张开，就像被狂风吹得展不开的大型自动伞。
拉萨就是我迫不及待想要走进的中国城市，它让我流连忘返。我几乎爱上了这里的一切：它地方不大，却热情而友好，它没有拥堵的交通，道路平坦而顺畅——而且在每条街上都能远望到巍峨的西藏山脉。这里空气清新，阳光充足，市场繁荣，稀缺古董交易非常活跃。西藏是公费旅游者的天堂：这里有两家相当不错的酒店，还有形形色色的仪式活动，内地人喜欢拿公费旅游和出公差当作奖励——这些通常可以代替奖金——而西藏就是他们能到达最远的地方。但他们来这里也就是观光而已。西藏自身无法创收，全靠内地的经济援助。这些内地人来到拉萨以后，总是表现出身体不适的样子——因为适应不了这里的海拔、饮食和气候。
“最近才下过雪，”金国说，“这倒不是新鲜事。三月份时这里常下大雪，山口一年到头都有雪。外国朋友喜欢雪！”
拉萨乃至整个西藏的另一面在于，它跟云南一样，已经成为了嬉皮士们的庇护所。他们并不像我多年前在阿富汗和印度见到的那些辍学者，大部分都是富有的中产阶级，来中国的机票都是由父母负担的。其中有的人是从尼泊尔坐汽车来的。在我看来，他们似乎不会制造麻烦，比那些来拉萨旅游的有钱人要好多了。为了满足那些有钱人的需求，拉萨不停地修建奢华的酒店，从外地运来让人匪夷所思的珍馐佳肴——而且还会提供崭新的日本大巴，供旅行团一大早出发去拍摄天葬之类的仪式（西藏人一般会将死者的尸体置于野外让秃鹫吞食）。西藏地处偏远、幅员辽阔，又有诸多奇风异俗，对谁来说都充满魅力。这地方对我来说精彩极了，仿佛人间最后一片净土；它就像一块极地冰盖，却更加空旷。
下午快结束时，更加多岩的地貌代替了满地碎石的沙漠，有山峦出现在了西南方向。那两座山的轮廓清晰而美丽，山上的积雪呈现出明亮的蓝色。由于山坡面朝北方，没有阳光照射，所以完全被积雪覆盖了。从地图上看，这两座山分别是雅拉达泽山和喀拉沙音山，二者的海拔都接近两万英尺（6千米）。它们在一片平坦而广阔的雪域中拔地而起，前景则是粗糙的沙漠和咔嚓咔嚓行驶着的火车。
* * *
他要负责全车的大小事务，但他似乎不大能胜任这样一份重要工作。不过，他挺讨人喜欢。他说自己没有接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实际上，他的英语是通过VOA（“美国之音”电台）自学的。
我花了一阵子才从驾驶的疲劳中恢复。在车祸中撞到的头还在痛，脖子已经扭伤了。我的左眼下方还有一道引人注目的伤口。过高的海拔让我夜不能寐，我躺在酒店冰冷的房间里，心脏怦怦直跳，脉搏也更快了。在外面时，我偶尔会忘了身处何地，然后便开始奔跑，把自己弄得上气不接下气。
“是的，我父亲给我取这个名字，是因为他希望中国富裕繁荣。”
我遇见了一位藏族小伙，对于当地的寺院，他可以说是无所不知。此人名叫拉尔帕，他不懂汉语。如果有人对他说汉语，他的反应会很好笑。他会用英文笑着对那人说：“No, no, no, no.”他甚至都不会用汉语告诉人家：“我听见你说话了，但是听不懂。”由于中国内地人不说藏语，也极少说英文，所以回到西藏的这一年，拉尔帕从来没跟内地人说过话。我问他是否会因此感到困扰，他说不会。
“金国？”我问。
我们一起去了哲蚌寺。以前哲蚌寺居住着12000名僧人，据说是全世界最大的寺院。它建于拉萨郊外的一片山坡上，占地面积很大，建筑都刷得雪白，高高地耸立在峡谷之中。它还有个别称叫“堆米寺”。如今寺中人口已经大幅减少，只剩下500名僧侣，但他们也是最近才来修行的。
“我的名字叫Gold Country。”他说的是英文。
拉尔帕指向了山坡上一群白色建筑：“那是乃琼寺。”
他说自己22岁，我问他叫什么名字。
他带我去看了神像，是一个放在架子上的小娃娃，双目圆瞪、双臂伸展，嘴巴长得很大，像是在尖叫。我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而且我想知道，是不是只有我才觉得这种娃娃大都令人看了心生痛苦。
“外国朋友”是中国人对于我这种“火星人”的礼貌称呼。
哲蚌寺的朝圣者们从几百英里之外过来——有的人甚至要走一千多英里——坐在破旧的卡车后面颠簸三四天才能到。他们拖家带口，把仅有的一点钱带了过来，被子和粮食也都带来了，此外还拿了肉和蔬菜来拉萨的市场卖。让我感动的是，这些人虽然贫困不堪，却仍然会相互分享食物，会在佛殿中慷慨解囊，还会施舍钱财给乞者。寺院里总是游荡着成群的野狗，浑身脏兮兮的，乱叫个不停，而他们甚至也会给这些狗喂食。
“因为您是外国朋友。”他说。
我们四处走了走，拉尔帕能通过帽子、长袍、耳饰或者编辫子的方式来分辨不同的朝圣者。
“我不理解。”
在一间佛殿，他对我说道：“你看到墙上的多罗菩萨像了吗？它是自己出现的，不是人工刻出来的。一天早上，僧侣们往石墙上一看，就发现了它。”
“您就在抱怨啊，”他好声好气地说道，“别人也抱怨。但我向大家承认这的确是个问题，他们也都理解了。”
我凝视着那幅画像。
“有人抱怨没水吗？”
“你不相信吧。”拉尔帕说。
“锅炉里的水是给发动机用的。”
“我不知道。”我答道。这看起来并没有摩门教关于金页片和莫罗尼天使的传说荒谬，也比法蒂玛圣母或者那些一到耶稣受难日就开始流血的意大利牧师的故事要真实得多。
“可是你们有锅炉。”我说。
在西藏最神圣的地方——大昭寺，还有更多被视为神迹的壁画以及一些自然出现的雕像：文殊菩萨从墙上伸出头来，多罗菩萨的轮廓自己显现在了架子上，佛殿的一角出现了水牛形状的小石雕。
他的英文稍稍带点美音。
藏历新年以虔诚和热闹著称，总共要庆祝十五天，我到达的时候正值它的尾声。这就是为什么拉萨现在有这么多朝拜者。至少有一千名僧侣聚集在大昭寺念诵祷文。领头的是一位被称作“甘丹赤巴”的光头老人，他是西藏最神圣的僧人，是所有寺院的精神领袖。他身穿金色僧袍，盘腿而坐，背朝一众僧侣。僧侣们或坐或立，有说有笑。有的人在念经，有的人却只是在糊弄和傻笑。这些人中什么年纪的都有——有的不过十来岁，有的还是女性，但她们都把头发剃光了，又穿着和男人一样的长袍，所以几乎无法辨别。我在一个较高的露台上观看了全程，而我身边的西藏人则纷纷向下面的僧侣投掷写有祷文的纸条，而僧侣们则会将这些纸条收集起来。
“Because this is the desert.（因为这里是沙漠。）”
在拉尔帕的帮助下，我向一位僧人询问，藏传佛教的信徒是不是真的喜欢就神学中的细微之处进行辩论。
我问列车长——他看起来很年轻——为什么没有水供应。
僧人用力地点了点头，说道：“是的，是的！”
“我就是希望能有口水喝。”我说。
“可以给我举个例子吗？”
他突然爆发出了一阵短促的笑声，唾沫星子溅得到处都是。在中国，这就仿佛是在对你说：你一定是发疯了。
“可以。比如上师发问：‘兔子有角吗？’一名僧人就会站起来说：‘没有，兔子不长角。’然后上师就用手杖敲他，其他的僧人则会哄然大笑。另一名僧人也许会回答：‘是的，兔子有角。它要在地上打洞，用的是什么呢？不是爪子，而是爪子上的指甲。那就是它的角。’”
“我喜欢这里。”我说。
“问题就那样解决了吗？”
“这不是个好地方。”小赵说道。显然，他很想念充满现代气息的辽宁，想念那里的车水马龙和绵绵细雨。
“关于那到底算不算角的问题，可能还要再辩论一会儿。”
沿途每隔二十英里就有一座车站，但是它们都小到只有三栋方方正正的小房子，房子的外观也是褐色的，就跟沙漠一个颜色。它们就那样矗立在风中，周围空荡荡的，云朵像疯了似的在它们上方飘过。
这段时间，拉萨所有地方的转经筒都开动了。大部分朝圣者都拿着手摇转经筒，有点像竖起来的削铅笔器。朝圣者们一边转动经筒，一边拖着沉重的步伐按顺时针方向行走——他们常常转得很快，因为通过转经筒（里面放有一张潦草的经文）念诵的经文并不如用口念诵的有效力。这些转经筒通常是用青铜或黄铜制成，有时上面会有镀金或镀银浮雕。转经筒固定在寺院的围墙之内，有的和油桶一样大，转动起来很困难，有的还不如装钉子的小木桶大。它们转动的时候，能听见里面有经文摇晃的声音。转经筒都有手柄，筒身被沾满酥油的手摸得滑溜溜的，表面还刻有藏文和梵文刻的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唵”是这句真言中最有力也最神秘的一个字，包含了三个梵文发音，表明了宇宙的三一属性。这些咒语非常庄严神圣，就算是只把它们写在或者刻在石头上（经常有人把神圣的“唵”字刻在悬崖壁上），也会被视作比修建雕像的行为虔诚得多。
火车开到最后，大大小小的山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浅褐色沙漠。我凑近车窗一看，发现地上全是覆盖着细沙的低矮雪堆。当天再晚些时候，雪堆换成了砾石。又过了一阵子，地上的颜色变深了，眼前碎石遍布——但那仍然是沙漠。
西藏的朝圣者们涌入大昭寺，他们喃喃念经，行跪拜大礼，凝视着寺中的僧侣。这些远道而来的人，被这个藏传佛教的梵蒂冈弄得目眩神迷，身处形态各异的金身塑像、华丽的壁画（描绘的是天堂和地狱中的生活）、绵绵不尽的香火（烧的是檀香木和柏树叶）以及咚咚作响的沉闷鼓声中，那份属于朝圣者的虔诚似乎都要消失殆尽。他们的眼睛在昏暗的回廊上闪闪发亮，或斜视，或凝视，显露出一种游客般的好奇，仿佛嗡嗡诵经的僧侣、寺院中的香气和垂落的唐卡都让他们惊叹不已，于是便忘记了祷告。
小赵是和父亲一起来的，他父亲住别的车厢，这会儿看他来了。老人家坐在那里，直勾勾地盯着我。我试图跟他说话，但他耳朵听不见。他有着失聪者特有的灿烂微笑。每次只要我写点什么，他就会放下茶杯，把鼻子凑到我的本子上来，好奇地盯着我写的字看。
由于人口太少，内地的“独生子女政策”在西藏有所放宽——实际上，在这样偏远的地区，这项政策也不大可能强制执行。这个地方如此空旷，只要有人聚在一起就是件新鲜事。这就是拉萨的市场如此热闹的原因：很多人都只是在一旁围观而已，他们为了新年朝圣而来到拉萨，忍不住要去看看新鲜的橘子和香蕉，或是去围观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康巴汉子交易珠串和项链。
然而，我却很高兴能置身于这样一片原野之中。我坐在安全的列车里，望着窗外荒芜的大地，感到越来越兴奋。在新疆的罗布泊沙漠、哈密和吐鲁番，人们都会告诉我“马可·波罗来过此地”或者“丝绸之路经过这里”，但青海根本没有值得一提的地方。谁也不曾到过这里。要试图穿越这里，只有死路一条，从来没有人成功过。它永远是一副空空如也的模样。
拉萨市场是我在中国见过最有意思的市场，因为内地人根本无法对它进行管制。因此，只要是能弄到的东西，商贩们都会拿来这里卖，价格也是随便要。这里的古董交易非常活跃——银器、锡具、半宝石、刀、剑、马鞍、黄铜马饰、鞭子、地毯、毛毯，还有多得数不清的佛教用品。其中有的是复制品，很多都是假货，但也有一些真品。有人给了我一个银制珠宝盒——上面缀满了珠子，可以佩戴在腰间，和苏格兰人系在身上的毛皮袋有点像。西藏人的珠宝首饰都很重，而且往往都很漂亮。由于来西藏的游客足够多，所以即便是这些乡下人也可以管他们的珊瑚串和绿松石串要上几百美元的价钱。我从一个年轻人那里买了个银碗，他觉得我是个正经买家，于是掀开自己的长袍，给我看了一尊年代久远的多罗菩萨金像。这里每个人的斗篷和袖子里都塞满了稀世古董。
“我宁愿到别的地方去。”他说。
我从拉萨城的一端走到了另一端，距离并不是很远——只有几英里——但因为海拔太高，走起来还是有些慢。我去了地毯厂、皮革厂和鞋靴厂。自由市场里充满了巴扎的氛围，看起来要比工厂忙碌得多。当地工厂基本都是在不紧不慢地运行，工人们有充分的时间喝茶吃点心，个个都笑容满面，干一会儿就歇一会儿——与广州和上海的工厂截然不同。
睡在我上铺的年轻人姓赵。他说自己来自辽宁，并表示从来没见过环境这么恶劣的地方。他在一家工厂当监督员，从事的是与镁有关的行业，要去格尔木出差几周。
拉萨没有郊区，只要走上十五分钟，你就能看见大山或者河流。一艘牦牛皮艇——外形有点像那种不太牢的小圆舟——可以载人过河。河对岸有沙洲，有碎石遍地的平原，还有更多的山。
窗外的风景变得更加原始了，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天气越来越冷，风越来越大，地上的碎石越来越多，山也越来越黑。相比之下，连荒凉惨淡的新疆都可以称得上葱郁繁茂了。一阵冷风咆哮着穿过岩石遍布的大地，让人既惊悚又难忘。我心想，中国的这些角角落落是如此奇怪、荒凉和神秘，难怪中国人自己都相信它们就是所谓一马平川的“中央王国”的尽头。
很久以前，有一名欧洲探险家来到西藏，他在看见一座美丽的雪山时流下了激动的热泪。而当我亲眼目睹西藏的风景时，我便明白了他当时的反应并不奇怪。这样的景致用“触动人心”还不足以形容——那光，那空气，那四下无人的旷野，那平原和山峰，仿佛都充满了魔力。拉萨周围尽是灰扑扑的峭壁和陡坡，有几天早晨我出去看时，上面都积满了前夜落下的小雪。西藏没有阿尔卑斯山脉那样崎岖的山路和黑漆漆的峭壁，也不像落基山脉那样危险和难以穿越。这里虽然偏远，却让人感到安心自在，它有着最美丽的草地和群山环抱的旷野。可以说这是一片山间风景，但却没什么山谷——蓝白相间的高原上，有牦牛身上的铃铛响，有明亮的冰川，有星星点点的小野花。此情此景，有谁不会流泪呢？
他的表情似乎在告诉我：算你赢。随后他取来一瓶热水，我拿回去同隔间里的人分享了，大家都很高兴。
我已经习惯了酥油的味道，也不再因为西藏人不洗澡而感到困扰。
“厨房里明明有水，我都看到了。”
“这里的水太冷了。”拉尔帕说道。
“没有水。”
“当然。”我说。
“起码给我点水泡茶吧。”
对我来说，难以理解得多的是哈尔滨那些在松花江冰面上打洞往下跳的人，不知他们为什么对户外活动如此痴狂。
“对啊，条件很差。”那小伙说道，此时他已经发现我生气了。
“要是洗澡的话，他们会生病的。”拉尔帕说。
售票小伙仍然满脸堆笑。我很好奇，如果我打他一顿的话会怎样。他们也许会把这当作非常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然后把我送到一个偏远的地方去接受再教育吧。事实上，他们可能就会把我留在青海。所以我没什么好怕的，因为我已经身处放逐区了。
“当然。”他们身上很脏，但寒冷的天气抑制了气味的散发，并且因为多风，所以不存在气味难闻的情况。而且西藏人身上都穿戴着华丽的珠宝、皮草和头饰，所以不会让人觉得邋遢。到头来，唯一让我反感的就是那些凶猛狂躁的恶狗，尤其是那些在藏语中被称作“dhoki（看门狗）”的藏獒。我脑海中不停地浮现出这样的画面：我正骑行在这些美丽的道路上，享受着在西藏的漫漫旅程，但一条藏獒从岩石后面窜出来扑向我，恶狠狠地将我大卸八块。
我没好气地说道：“你们很不友好。这趟车上没有吃的，没有暖气，连水都没有。条件太差了。”
藏民们总是笑容可掬，他们穿着自己做的羊毛外套，袖子有四英尺长，帽子和靴子的形状都很古怪，辫子里常编着红绸，随身携带银首饰包和匕首，耳朵上垂着宝石耳环，衣服上别着象牙色纽扣，他们会朝自己的狗喊叫，会大口地撕扯骨头上的肉，会用丝带捆绑他们的牦牛。全亚洲的妇女都不如藏族妇女强悍和自由。西藏仍在实行“一妻多夫”制——有的妇女有三四个丈夫（他们一般都是兄弟）。
这个地方简直跟监狱、军营或者旧时的疯人院没什么两样。
西藏人生来就不会任人摆布。作为游牧民和游牧民的后裔，他们居无定所地生活在世上最空旷的地区，他们不依靠任何人。他们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微笑，或许是因为要去某个地方拜佛，又或许是刚刚拜佛归来——拜佛总能让西藏人心情愉悦。他们极少有无精打采的样子。他们轻快而不匆忙，从不在路上奔跑。他们不像其他省份的人，从来不会骂骂咧咧。因为他们，拉萨城里满是快乐的行人。他们漫步在冬季清爽的空气中，穿过一棵棵掉光了叶子的细柳，路上经常会停下来欣赏山景。拉萨周围的山上积满了新下的雪，在我看来就好像一片片上过浆后又被压破了的床单，整座山脉中仿佛铺满了这种结冰的织物。更远一些的地方，由于积雪更厚，山显得更高、更蓝而且更柔美了。雪在西藏人眼中代表神圣与纯洁，在精神日渐枯竭的情况下，他们需要这样一个无瑕的象征来证明自己内心依旧自由：这些雪山便是神灵存在的证据。
“晚点再来。”
* * *
“我要吃面，不然就退钱。”
西藏近年来发展最快的是旅游业，因为内地人发现了这里可以成为一处旅游胜地。游客们想参观各种寺院，想到庙里去听锣鼓声，他们还喜欢看僧侣。所以，内地人让西藏回归了精神上的宁静，至少表面如此。他们把西藏的物价抬高了一倍。他们欢迎假日酒店集团来当地经营最好的宾馆，并且承诺重建曾经被毁的甘丹寺。如今这里已经有了一些客流，但中国官方称希望每年的游客量达到十万人。如果那样的话，拉萨城必然会被毁掉。
“过一小时再来。”
不过，要到这里来却很困难。从西安走陆路要六天，如果从成都坐飞机的话，要经过一段漫长而恐怖的旅程才能到达。拉萨机场又小又危险，而且离市区很远，如果要在那里赶早班飞机，必须提前一晚上过去。路途艰难正是西藏得以保留原始风光的部分原因。而且由于这里海拔很高，即便是身强体壮的人也可能感到不适——大部分时候你都处在海拔两三英里的高地之上。西藏开放程度很低，它是如此古旧，又是如此令人愉悦，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铁路尚未到达这个好地方。昆仑山脉的存在，确保了铁路不会修到拉萨来3。这也许是件好事。我心想，在来西藏之前我是热爱铁路的，但后来我才意识到，原始风光要让我青睐得多。
我抱怨道：“我付了钱的……”
相当偶然地，我在离开拉萨前遇到了付先生。他迫不及待地向我表示，他已经克服了对雪的恐惧，也摆脱了高原反应。他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活雷锋。
“没有了！”售票小伙说。他正冲着我笑，但那笑容叫人捉摸不透。
“有什么想看的吗？”
一名穿工作服的小伙正在餐车里出售票券。我问他那是用来做什么的，他说是面条券。于是我买了几张，在一个通向厨房的窗口前排起了队。我等了十分钟，但是身边毫无动静，于是我问他们：“面条呢？”
“我们开车去兜兜风吧。”我说。
车上还是没有来水。让我惊讶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抱怨。我明明看见厨房有个男人在往茶壶里倒水。他一声不吭地走来对我笑了笑，然后在我面前砰地关上了门。
他匆匆戴上驾驶手套后，我俩一起出发了。孙小姐留在了自己的房间听音乐，跟着“I am a disco dancer”的节奏摇头晃脑。
这害我做起了噩梦，而梦中的我之所以感到恐怖，就是因为分不清积雪和石灰——它们看上去的确没什么差别——我滑倒在一片白色之中，变得面目全非。然而，我睡得并不安稳。车里越来越冷，我被冻醒了好几次。早晨的时候，山脉出现在了北方，我们进入了一片荒漠。这是我在中国见过最粗砺的土地，不仅荒凉而且多石，今日的天空阴云密布，临近中午时，沙漠覆上了一层薄雪——那雪看起来凹凸不平，像是被倒上去的一样——而远方的山脊中，也同样覆盖着片片白雪。狂风猛烈地吹向大地，尽管此处地势平坦，但黄沙之下的岩石却仍然全都露了出来。这里没有植被，也没人生活，就连火车站的存在也显得毫无意义，因为没有人会在这里上车下车。只有站长一人拿着他的绿旗子专心致志地站着——除他之外，没有一个旁人。
“天气不错。”我说。窗外天朗气清，就是有点冷。
我躺在床上，一面因为在如此寒冷的列车上喝不到热茶而忿忿不平，一面读着阿瑟·莫里森1的《墙上的洞》。这是一本年代久远的小说，写的是曾经盗贼猖獗的伦敦东区的事。火车离开西宁时，我问隔间里那个小伙子路边的采石场里都有什么。他回答说：“石灰。”而在这本小说里，石灰则扮演了可怕的角色。瞎眼乔治在受到媚眼丹攻击后，偷偷溜到丹的房间进行报复，他用石灰塞进丹的眼睛，把他给弄瞎了（“他的拇指还在丹的眼睛上乱揉，乱糟糟的石灰冒起了烟，顺着丹的脸一滴滴地往下流……瞎眼乔治气喘吁吁地说道：‘现在你跟我一样瞎了，来打我啊！’”）。
不过，我心里有一个想去的地方——是一条据说已经被摧毁的关口。我读到过关于它的非常清楚的描述，但在任何地图上都找不到这个地方。付先生在开车。我们经过了地毯厂，往东走时还路过了一所荒废的寺院，后来又经过了几处营房，经过了一些难看的中国式房屋，经过了带刺的铁丝围栏。路上有被压扁的死狗——军用卡车的轮胎已经将它们的尸体碾压成一片血迹模糊的毛发。我们见到的红旗也不再是随风飘扬的经幡，而是军队的三角旗。
附近的山峰明亮而锐利，山坡给人感觉暖洋洋的，但在山峦之下，阴影覆盖的山谷都已结冰，布满方方正正泥墙小屋的村庄看起来就像新石器时代遗留下来的居所。这些房子都是拓荒者在1950年代修建的，那些汉族人离开了自己世代而居的故乡来到西部，为的是建设西藏。夜幕很快降临，天空中布满了黑色和蓝色的云，天空之下，结了冰的河面在闪闪发光。
付先生迷路了。陷入混乱状态的他又开始鲁莽行事，他开得太快了。前方出现了一些残破的寺院，上面还留有各种标语。付先生开始急躁地喘气。
车上的乘客还包括身穿绣花外套、头顶小碗状硬毡帽、棕色皮肤的小个子撒拉族人，脚蹬长靴、身披山羊皮外衣的哈萨克人，戴着无边便帽的回族人，以及背着破旧布包、胡须刮得干干净净、身穿长袍的大个子藏族人。这些人大部分都来自乡下——他们以牧羊和养牦牛为生，以帐篷为家——要么刚刚结束在塔尔寺的朝拜，要么刚在西宁的市场上“扫荡”一番，正打算回家。此外，车上还有很多军人。乘客中有人吵闹，有人吐痰，有人上厕所，还有穿着秋衣秋裤的怪人在车厢过道扬起头，把鼻涕擤在窗帘上。
“我觉得，我们走得太远了。”他说。
他觉得没人会在格尔木停留，当然他的判断没有错。这就是为什么这章的标题要叫做“开往西藏的列车”。
“You sure have.（肯定是这样。）”我用英文说道。
“要去西藏吗？”老头儿问我。
听见我说英语，他表现得很惊讶，向我投来恶狠狠的目光，好像我的声音很讨厌一样。他已经忘了自己之前说过什么了。看见我皱眉时，他惶恐地笑了。
沿途的风景很美。火车已经爬上山坡，曲曲折折地穿行在西宁西部的大小山口间，但随后又往下进入了寒冷的山谷。河水已经结冰，呈现出令人惊叹的白垩色，即便在暮光之中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像一条覆盖着积雪的路蜿蜒在棕色的山谷间。
这趟中国之旅是如此漫长，我为此耗费了许多精力。于我而言，它不再是一场旅行。它已经融入我的生命。旅行结束时，我感到自己即将踏上的不是归途，而是一条离别之路，真舍不得离开。
我的隔间住了一名年轻小伙和一个老头子，小伙爱抽烟，老头爱吐痰。但除此之外，他们还是很有礼貌的。这两个人也要去格尔木。我们一起随着列车摇摇晃晃地前行，途中我突然想到，我们与多数人眼中那个丰饶多产的中国已经相距甚远。我们来到了这个国家的边缘地带，要从这里去文明世界以及那些讨厌的大城市，至少需要四天的车程。
几天之后离开西藏时，我抬头望山，双手合十，我发明了一句笨拙的咒语：请让我再回来。
除了没水，车上也没有食物。我用最后几口热水在杯子里泡了面。餐车里聚了很多人，但没有任何食物供应。有人在大喊大叫，甚至有许多人都已破口大骂，但蒸汽机不停地发出咔哒咔哒和叮叮当当的响声，湮没了他们的声音。此外，车里也没有灯。我起先觉得很愤怒，后来感到浑身不自在，最后简直百无聊赖。我不能吃东西，也不能看书。车上的乘客虽然友好，但他们说起话来像鹅叫一样，加上不时传出的叫喊声，还有吵吵嚷嚷个不停的小孩子，都让我觉得讨厌。我掏出了一些食物来吃，心想应该多带点来的。地板上全是大家吐的葵花籽壳。
1阿瑟·莫里森（Arthur Morrison，1863—1945），英国作家、记者。
车上的条件非常恶劣，但这并不是坏事。最差的火车往往会带你穿越最神奇的地方，这几乎是一条不言自明的真理。我有种强烈的感觉——途中我将穿越一片中国最美丽的风景，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感觉没错。这趟车不但又脏又破，而且特别拥挤。开车前有乘客起了冲突，因为五名身负重物的藏民进错了车厢。他们并没有拳脚相向，只是相互推搡，不时咆哮几句。那几个藏民还手时脸上还带着微笑。说车上条件差，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我们才出发一小时就断水了。在中国，断水的情况要比一般的困难严重得多，那简直是一场灾难——别说洗漱，连泡茶的水都没有。但并没有人生气，甚至都没人抱怨。他们只是咕咕哝哝地打听了一番便接受了事实，再也没有继续叨叨。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同时我也很恼火。漫长的旅途没有热水供应——我们大概要走30个小时——实在叫人难以忍受。我们正驶向青海沙漠深处的格尔木，列车到站后，我将和付先生自行驾车前往拉萨。
2巴斯克维尔猎犬（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柯南·道尔的一篇侦探小说标题，故事围绕一只恶犬所制造的恐怖命案而展开。
发车前十分钟，随着铁路警卫的一声哨响，这些人便抓起大包小包的行李开始奔跑。他们先踉踉跄跄地狂奔200码（180米）穿过广场，又气喘吁吁地绕着车站走了100码（90米），最后呼哧呼哧地上了月台，冲向那冒着蒸汽的列车。虽然已经通过赛跑分出先后，但为了抢到座位，他们仍是毫不懈怠，妇女和儿童被甩在了最后。
3编者注：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建成。
在中国较偏远的地区，人们一般都不大遵守秩序，因此有关部门特地针对上火车制定了具体的做法。西宁的做法则是我见过最严苛的之一。硬座车厢的乘客必须排队进站——大概有一千人在站外排成一列，冒着严寒焦躁地缓缓向前挪动。然而这列队伍却没有方向，不知会将大家带向何处。队伍最先形成于火车站前一片大风呼啸的广场，前方有一尊难看的雕塑，展示的是各少数民族你追我赶的画面。这相当应景，因为排队坐车的人也都来自这些少数民族，他们即将为了车上的座位而展开争夺。